山东省图书馆

荀子以其“制天命而用之”的光辉立论，在中国古代哲学和科学的研究上独树一帜，为人们对地理环境及其变化规律的研究减少了思想上的障碍，鼓舞人们更好地去认识和改造自然。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世界社会生产力已高度发达，地球表面已经没有纯自然的地理环境，人口增长日益加剧，各种资源消耗倍增、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基础正在逐渐衰竭和贫化，人类对更为美好的物质和文化生活的追求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当此时也，我们重新认识并评价一下荀子的人地观很有必要。
  一、荀子人地观产生的时代背景及其核心思想
  荀子人定胜天的自然观，从理论上讲，是针对流传久远的天命论而发的。
  商周之际，正当天命论盛行的时候，也出现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人们在相信上帝主宰一切的思想笼罩下，也探讨万物生长和变化的原因。如《周易》的作者是尊天的，但他认为自然界也与人一样，是由两性（阴、阳）产生的，而自然界也是在阴阳这两种对立的力量的作用之下发展变化的。《管子•形势解》也强调不能“上逆天道，下绝地理。”意思是说不能违反天时，破坏地利，不然，天不予时，地不生财，生产就搞不好了。诸子百家的争鸣更是对人们认识的深化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荀子时代，社会生产力已有很大发展，人们在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方面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变着自然的面貌，为他的唯物主义思想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比如铁器的广泛使用，增强了开荒的能力，使耕种面积不断扩大。而且铁器的种类不仅有犁、镰、锄之类的农具，也有斧、锛、凿、刀、锤等手工工具，它们取代了过去的木、石和青铜器，大大提高了劳动效率。农业上的施肥和人工灌溉也有了发展，《荀子》中就讲到“多粪肥田，是农夫众庶之事”。
  “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臧，以时决塞，发虽凶败水早，使民有所耘艾……”。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是地学、数学、力学等学科发展的体现。秦昭王时的都江堰、战国末年的郑国渠就是两个著名的例.子。冶铁、青铜器、纺织品以及盐和漆器的生产也己相当发达——大量事实说明，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向大自然索取更多的物质生活资料。这就是荀子人定胜天思想产生的现实基础。
  荀子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和《管子》学派的精华部分，即自然天道观的唯物主义思想，扬弃和批判孔、墨思想中的糟粕部分，即关于“天命”、“天志”的唯心主义观点。荀子认为“天”就是自然界，就是“列星”、“日月”、“四时“阴阳”、“风雨”和万物等运动着的自然现象。而自然界的运动和变化是有自己的客观规律的，既不以人类社会统治者的好坏为转移，也决不受人的主观愿望所决定。他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又说：“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 （《天论》）有人问他“云而雨”是怎么一回事？他回答得很好：“犹不云而雨也。”（《天论》）儿他的唯物主义人地观，是与天文学、地学方面的观察研究取得的成就紧密相连的。
  更为重要的是，荀子针对西周以来对“天帝”主宰一切的宗教迷信思想的危害，特别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他认为那种无视人的作用，只考虑到天，自然了解不到万物的真实情况。他说：“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天论》），反对听天由命的天命观，提出人类对于自然不是无能为力的，只有能够“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天论》），他进一步提出了 “制天而用之”的伟大思想——“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共之也！愿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天论》）一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为了社会的繁荣与进步，不能消极地等待自然的恩赐，而要主动地向自然索取。这反映了封建社会初期，生产关系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在改造自然、发展生产方面表现出来的朝气蓬勃的进取精神。如同杜国庠先生所说，这样，荀子便断然和西周以来上帝神的天道观分手，同时也和宋尹学派之类的形而上学的天道观分手，真正地充实了儒家“与天地参”的思想。这种崭新的人地观贯穿在荀子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尤其在其性论和认识论中表现得格外显明。
  二、荀子人地观的进步意义及时代局限
  人类改造自然、利用自然的深度和广度，是随着知识的增长而扩大的。因为当我们不知道自然规律的时候，自然是独立于我们之外存在着和作用着，把我们变成盲目的必然性的奴隶。但是当我们知道了不依赖于我们的意志和意识而独立地作用着的这个规律的时候，我们就成了自然界的主人。前已述及，战国末期，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进步，自然科学，尤其是天文学也随之有了很快的发展，一些自然规律逐步被人们所认识，荀子也借此丰富了自己的理论：“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尽管他是借用来说明“君子不为小人之匈匈也，辍行。”的）。“川渊深而鱼鳖藏之，山林茂而禽兽归之”（尽管他是借用来比喻“刑政平而百姓归之的）。“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尽管他是用以譬喻“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自备焉”的）。说明他已认识了自然界中的某些规律。象“积土成山，风雨兴焉”这种认识，以今天科学的观点来解释，并非说有山即可兴风致雨，而是说明在有山体阻隔的地方,风比平坦处显得要大一些，而山的迎风坡，往往能形成较多的地形雨。
  在中国古代，天文学的萌芽较早，发展也不慢，但它一直为国家所垄断，因而一般百姓对大量的天文现象及与之有关的宗教仪式、占卜求吉缺乏正确的理解。“日月食而救之，天旱而云，卜筮然后决大事。” （《天论》）这些情况，百姓并不明了其中的原委，他们只能“以为神”。荀子却洞察到了其中的奥妙，看出人们搞这些事情是“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故君子以为文，而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天论》）。另一方面，当时的天文学对一些自然现象还不能给予科学的解释，所以“星队、木鸣，国人皆恐。”尽管“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这话解释得还很模糊，但荀子毕竟打破了人们对天的惧怕感。这对解放思想，让人们放开手脚去向大自然索取，有着理论上的积极意义。
  在自然万物中，君子认为人是最可贵的。因为“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王制》）因为“天能生物，不能辩物也；地能载人，不能治人也。”（《礼论》）所以人类能够“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所以“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所以“虎豹为猛也，然君子剥而用之。”（《王制》）从这种思想出发，荀子进而提出了人类控制自然的一种理想境界：“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载，莫不尽其美，致其用，上以饰贤良，下以养百姓而安乐之。夫是之谓大神。”（《王制》）尽管这种思想在当时乃至以后相当长的岁月中只能是一种美妙的空想,但由此我们却也窥见了荀子对理想的人地观的热切追求，明了了他对人地关系中人的主导地位的肯定。
  荀子认识到，人之所以能最为天下贵，主要因为人类能够认识自然、利用自然。“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劝学》）人类能够“登高而招”、“顺风而呼”，所以能够“见者远”、“闻者彰”,人类能够“假舆马”、“假舟楫”,所以能够“致千里”、“绝江河”。（《劝学》）荀子充分肯定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肯定了对自然“有为”的人生态度：“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儒效》）“故跬步不休，跛鳖千里；累土而不辍,丘山崇崇成”（《修身》）“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修身》）“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失之己，反之人，岂不迂哉！”（《荣辱》）彻底摒弃了那种在自然面前怨天尤人的懒汉懦夫世界观。
  荀子的人地观是很全面的，比如他就已认识到，人类能利用、改造环境，地理环境也给人的行为打上自己的烙印。“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之然也。”（《劝学》）“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说的是自然事物的相互影响；而“君子居必择乡，游必就士”，则谈到了人际环境的关系问题。荀子不仅讲到了人与地理环境的相互影响，而且同时探讨了自然事物之间，人与人之间行为的互相影响，可见他的人地观是相当全面的。
  有人认为，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和后来西方的“戡天主义”思想是一致的，我认为不然。因为荀子并没有把人类完全放在自然的敌对面上，他业已认识到了自然规律的客观存在，认为自然规律堪能够为人所掌握和利用的。其“制天命而用之”的响亮口号，旨在激励人们自觉地去认识自然规律，去控制、改造自然，向自然索取财富，而极少包含有“戡天”的思想。例如他说：“不为而成，不求而得，夫是之谓天职。如是者，虽深，其人不加虑焉；虽大，不加能焉，虽精，不加察焉；夫是之谓不与天争职。”意思是自然界有其自己的功能，作为“至人”，即使你思虑再深远，才能再广大，识见再精明，也不能超越自然替天考虑，替天别有所为、别柞体察。这就是不同自然的功能相竞争。为什么呢？因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类能够制驭天时、地财而用他们。所以我认为，荀子的“人定胜天”思想并象十年动乱中极左思潮所理解的那样，是人类一定能够战胜自然，而应是“人定既能胜天，天定亦能胜人”的意思。
  我们知道，任何古代科学理论，都是和哲学观点紧密联系着的。但这种联系，在世界的东西方之间却有着不小的差别。有人指出，西方古代科学是混合在古代哲学中的，科学问题仍是科学问题；然而中国不同，中国古代科学是化合在古代哲学中的，既是科学问题，同时也是哲学问题，科学内容是以哲学形式提出来的，是为了论证哲学观点的。对照荀子的人地观，证明确实如此。究其原因，在于希腊哲学发端于自然科学，以对自然普遍原理的求索而肇始；先秦哲学则发端于巫史学术，以对社会致治之术的探求为且的。所以，几乎所有的希腊大哲学家中，除个别人外，则鲜有真正的自然学术研究者。这一点，基本处于同时代的作为希腊哲学转折点的柏拉图和作为先秦学术转折点的荀子恰可作为这一说法的注解。
  由于这种缘故；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古希腊哲人所提出的问题首先是：“什么是自然的本质？”然后是“因而怎样才能达到理想的人生境界?”那么中国哲人所首先提出的问题却是：“什么是理想的社会状态?”然后方是“应当怎样认识'天道'、'自然'和'阴阳'?”对照荀子的人地观，我认为这种看法是十分切合实际的。
  基于这种认识，我认为，在荀子的人地观中，还存在着如下几方面的历史局限：
  首先，在对自然现象的观察和认识上，荀子虽也有不少真知灼见，而且这种见解在今天看来也往往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严格地说，由于缺乏科学依据而只能算是朦胧意识，这些由直观的认识得出的结论是含糊的，这些朦胧的意识并不等于近代科学的自然观。《荀子》书中时而出现的对于人地观的真知灼见，可以说是他个人智慧的闪烁，但由于这些议论是以模糊方式表达的，缺乏事实作依据，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验证，当然不可能构成科学思想的体系。原因在于中国古代思辨性思维较为发达，但这些思辨性思维往往缺乏经验或实验事实做基础，空泛的议论较多，而实质性内容较少。并且这些似是而非的理论会使人造成一种虚假的满足，阻止人们深入地探讨问题。如同和荀子差不多同时的楚国大诗人屈原在《天问》中一口气提出一百七十多个问题，那只是来自于诗人磅礴的感情、博大的胸怀和丰富的想象力，而绝不是科学的预见一样，荀子的人地观好象对天地间的一切都能给以解释，而事情往往是：什么都能解释的理论，最终什么都解释不了。因为即使不正确的理论，只要是以明确的科学方法表达的，就有可能对它作验证，而以模糊为前提的涵容性理论，由于具有“左右逢源”的生命力，很难被否定，但这对理论的发展却是有害的。
  荀子还认为，人是由阴阳二气相合而产生的，自然界的变化是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的结果：“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一治（《礼论》）。” “列星随旋，日月递炤，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皆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天论》）“星队、木鸣…“是大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天论》）有人认为，这种阴阳观是对客观事物的产生变化作出的唯物主义解释。我认为，这种解释比迷信当然要好，但若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问题的本质仍然没有被说清。就象荀子之后的一些科学家在解释电的起因时就说是：“阴阳相激而为电”；在解释地震的起因时也说是由于“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一样，这是古人在对研究对象讲不清所以然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省事”的方式。当人们接受了这种迷迷糊糊的解释之后，继续探索的精神便消失了。阴阳说在实际上是阻碍了人们对自然现象进行科学研究，却不是鼓励人们去穷究事理。其次，荀子的“唯圣人为不求知天”的思想是阻碍人们去进一步认识自然的。有人说，荀子的不求知天，意思是“人们对自然界生成万物那种无形迹可循的过程，不作主观臆测。”象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我以为不然。我认为,“不求知天应该理解为：（但修人事以制驭自然）而不去冥想自然的究竟。”在荀子这里，“天”在一定程度上，就象《管子》中的“道”一样，因为它太宏大而不可知，人们也不必强求知道。因此可以说，荀子在人地观上表现出了中国人足够大的思想容量以及消极的现实态度。荀子不是说“大巧在所不为，大智在所不虑”么？这在哲学思想上也许是高明的，但在人类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又是有害的。诚然，人类永远无法到达绝对真理，但也无须放弃对相对真理的逍求。
  “不求知天"这种洒脱务虚的哲学思想使人们乐予保持对大自然一定程度的富有诗意的神秘感，这倒给中华艺术带来了独特的崇高的美的意境，但同时也遏止了人们不断探索大自然奥秘的兴趣。
  再者，人是自然之子，是大自然造就。生养了人类。自然是人类的家园，应当努力保持与自然的和谐一致。荀予没有能够认识到这一层。这和民族性格不无关系，因为中国学术自先秦以后一直具有浓重的为现实服务的色彩，象比荀子稍晩些的古希腊哲学家埃拉托色尼（前273——前192）,其研究特色，就是把地球作为人类的家乡来看待的。再就是由于时代的局限，荀子时代人烟还十分稀少，有些地方甚至是“草菜未辟”、“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大略》）新兴的地主阶级无论从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需要这样一种勇于向自然进取的精神。只是他们没能意识到，人类可以积极作用于自然界，但不能作为外在于自然界的征服者岀现，为所欲为，而应与自然相适应。
  荀子的人地观产生于战国末期这一特定时代，自有其积极的历史意义，为科学的人地观在中国的发育滋长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可惜秦汉以后没有人及时地加以继承和发展，因而长期湮没不明。
  历代统治者只知道治人，不重视向大自然开战，使得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不重视自然科学，认识自然规律不够，因而在向自然索取的努力上远远不足，这可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落后的一大原因。
  时代发展到今天，人与自然间面临着越来越不协调的困境，因而对荀子的人地观，我们应取其精华，认清自然界的发展规律，协调好人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使子孙后世都能生活在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优美环境中。
  祭酒
  《辞源》：①酹酒祭神。《仪礼.乡饮酒礼》，“坐抁手，遂祭酒。”古飨宴酹酒祭神必由尊者或老者一人举酒祭地，遂谓位尊者或年长者为祭酒。《史记.孟荀列传》：
  “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②官名。汉平帝时置六经祭酒，秩上卿，后置博士祭酒，为五经博士之首。晋初改为“国子监祭”。隋唐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之主管官，至清末废。
  祭酒《辞源》：①酹酒祭神。《仪礼.乡饮酒礼》，“坐抁手，遂祭酒。”古飨宴酹酒祭神必由尊者或老者一人举酒祭地，遂谓位尊者或年长者为祭酒。《史记.孟荀列传》：“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②官名。汉平帝时置六经祭酒，秩上卿，后置博士祭酒，为五经博士之首。晋初改为“国子监祭”。隋唐以后称“国子监祭酒”，为国子监之主管官，至清末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