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日本侵略者于1937年7月7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后，大举侵华。翌年占领青岛，接着把侵略魔爪伸向莱西，于1940年进占水沟头（今水集），并建据点、修碉堡，企图长期统治。当年国民党的莱阳县政府和教育局等单位也仓皇逃亡万第、大奋一带。山河破碎,国难日深，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当时的教育界除少数甘当亡国奴的民族败类外，凡是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和民族自尊心的同仁都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同仇敌义无反顾地把自己的思想与行动倾注于抗日救国的事业上去。他们白天在校对学生灌输抗日救国教育；中午和晚间在校外运用各种形式对群众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教育，以期达到唤起“工农兵学商，一齐来救亡”的目的。
  笔者是1938年青岛沦陷后到莱西落户的。是年秋,即在本村（任家疃）任教后，曾到古城庄任教。与广大教育界同仁一道坚持抗日救国教育，今凭追忆所得，回忆几个片断，以作雪泥鸿爪。
  1940年春，日军占领水沟头，周围十余里都沦入敌手。爱国的知识分子，面对日本帝国主义阴谋灭亡中国的严酷现实，忧心如焚，寝食不安，思索着救国救民的真谛。正在这时，我的姑夫周子伟先生（当时任青岛市台东区邮政二分局局,托一位叫李秉宽的邮递员从青岛秘密寄来儿份地下党办的《火炬报》和进步刊物给我看。进一步激发了我的爱国热忱，深切地感到我辈青年教师，对学生、群众进行抗日救亡教育是应尽的天职。在抗日战争时期，小学设置的课程主要有《国语》、《算术》、《常识》、《音乐》等。
  国语课以《战时国语课本》为主要教材，根据抗日战争的形势，选讲一些爱国故事、抗日诗歌及胜利消息等。对战甫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复兴课本》中具有爱国主义思想内容的教材也适当采用。另外还根据世界名著选编了补充教材。如法国都德的《最后一课》、《柏林之围》，意大利亚米契斯《爱的教育》中的《少年爱国渚》等文章。在国语教学中注意做到四个结合：即国语教学与形势教育相结合；国语课与音乐课相结合；国语课本与补充教材相结合；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相结合。如讲“卢沟桥事变”中，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及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在南苑战役壮烈殉国的英雄事迹和二十九军大刀队浴血歼敌、大振国戚的动人事迹时，结合教唱《义勇军进行曲》和《大刀进行曲》。在讲空军烈士彭仁汴在吴淞口外舍身炸沉敌人“出云号”旗舰时，教唱了《空军进行曲》及《我们是青年航空员》。讲谢晋元团长率八百孤军坚守上海最后的阵地闸北四行仓库时，则结合音乐课教唱了《八百壮士歌》。
  当讲到姚子青营长率全营将士与宝山城共存亡时，结合讲了十八军军长罗卓英《悼宝山姚营全体殉难将士》诗：
  "鲸涛鳄浪憾危城，
  全仗吾曹抵死争。
  五百健儿齐殉国，
  中华何止一田横！”
  通过教学使学生知道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无数抗日英雄，为了维护祖国的独立和尊严，抱着赤诚之心，用血肉之躯筑成了一道道抗击敌人的“长城”，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诗篇。用这些气壮山河的英雄事迹，启迪学生的杭日觉悟，激励学生为抗日救国而勤奋学习。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我们千方百计地搜集到陈霞先生著的《血战台儿庄》和陈公达先生著的《鲁南会战记》两书，给学生讲述了在全国抗战高潮的推动下，李宗仁将军指挥的第五战区中国军队，血战鲁南台儿庄，英勇顽强地抗击了日军的进攻，歼灭日军板垣和矶谷两个精锐师团一万多人的重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阴谋。
  为了让学生及时地知道全国正面战场上进行的重大会战及伟大胜利，我抓住每星期一做纪念周举行完仪式后的一段时间，对学生讲一周来的抗战胜利消息。1945年，中国军队在整个战场已转入反攻阶段。我军在湘西雪峰山战役中又重创日军，取得了歼敌近三万的辉煌战果。我们师生在算术课上编应用题，让学生累计在历次战役中日军被歼人数的总和。通过这样联系实际，增强了学生对抗日必胜的信心。
  我还根据偶发事件，抓住有利时机，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教育。如1942年秋，葛子明所部十七团的一个班，在我村村东双堤处伏击敌军车，毙敌军官一名。我方牺牲战士一人，名宋振田。该战士牺牲后，其胸部口袋里露出的《军人守则》已被鲜血染红，唯有一行字尚能辩认。我们只有一个国策抗战到底！针对这一动人事迹，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还记得有一次，日军小野队长等到我村骚扰，命令一个学生给他添茶，因添的太满溢了出来,小野便大骂一声“八嘎呀路”。并用筷子在他头上狠狠地抽打。该生气愤地跑回教室唔唔啜泣。我了解这一情况后，便教大家唱《我们不流泪》：
  “我们不流泪，
  流泪是懦弱的行为，
  泪水洗不去我们的耻辱，
  也不能把敌人打退！
  …………。“
  接着对学生讲，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教育学生努力学好本领，誓雪国耻家仇。
  1943年春，日军又开展所谓“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在占领区纷纷建立“新民会”，从政治、思想、文化领域加紧进行奴化教育。日伪教育机关经常送来伪课本和一些反动宣传品，并不时闯进学校进行检查。为此，我们的对策是：百倍警惕，采取伪装、隐蔽多种方式进行抗日教育。有一次，我正在给学生讲《战时课本》教材，一个学生突然惊呼：“鬼子来了！”这时我和学生立即采取紧急行动，把有关抗战教材和宣传品转移到草园里。但办公室里的一些抗日书籍却被敌人搜岀。这时日军用枪逼着我们把藏的书统统交出来。一个带头搜查的伪翻译官得知我是教员时，便咆哮着用匣子枪指着我，搜遍了我的周身，逼着到校门外听鬼子军官训话，强迫我在村民面前交代抗日 “罪行”，当众把搜出的抗日书籍全部烧掉。
  就这样，我的一些有价值的参考书都在敌人疯狂地焚烧中灰飞烟灭。敌人临走时，又把我叫去训斥了一番。
  通过这次事件，给我教学上造成很大困难,我便借邻校的书抄写、油印。夜深人静时，爱人帮我仔细地装订成册，以备次日发给学生。但一些重要参考书，从此却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了。面对日伪的重重威胁、压迫，师生们反奴化教育的意志更坚强了，采取了更加严密、周详的防范措施。一是选拔精干学生轮流站岗，发现敌情，按预定信号报警。二是用“藏书袋”、“藏书夹”及“伪装书套”等。三是经常组织学生做应敌演习。这样.敌人在教室里再也未发现任何“蛛丝马迹”。日复一日，我们就是这样在日伪的眼皮底下机动灵活地坚持抗日救国教盲。
  1945年8月150,日寇投降。九月上旬的一天，我出席了中共莱西县委召开的“知识分子座谈会”。会上，刘汉清、王西钊等中共领导同志做了形势报告并传达了党的教育政策。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揭开了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服务的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