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笔者童年旅居青岛时，常闻先辈于公余之暇，怀乡叙旧之际，说过这样一句话：“问我祖先来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此话至今记忆犹新。青年时定居莱西任家瞳村。有一次，我的爱人庄桂香从娘家带回一部《庄氏族谱》给我看。序中有这样一句话赫然入目："余庄氏始祖于明洪武年间，由云南迁山左莒州，后又移莱阳县。”这引起我的极大关注，遂陆续借阅了几十家亲友的族谱，披览对照，发现其中约三分之一谓迁自山西，余皆谓明洪武或永乐年间迁自云南。众说纷纭，大惑不解，深感明代移民我县确属一个扑朔迷离的“历史之谜"。直至晚年退休之后，应邀参加地名工作，历时达七年之久，在实际工作中，经查阅大量有关资料，深入探究明代移民原委。至此，对莱西于明代移民的原因、时间、地点以及和“山西洪洞大槐树”的关系等“历史之谜”，才窥其端倪，找到了比较有证可信的 “谜底”。为了探索莱西移民史的“庐山真面”，免贻“数典忘祖”之讥，现据考证所得，略陈管见如下：
  (一)
  通过地名普查，从莱西县八百几十个自然村的地名沿革考证中，发现有少数是明代以前建村的土著。例如院上是隋朝大业年间丁氏建村，谭家院西是唐代开元年间谭氏建村，史家瞳是南宋淳熙年间史氏申河南滝池县迁来建村，桃花寨子是元代中统年间崔氏自栖霞迁来建村等。至于清代及民国时期建村者则为数不多。但约有70%左右的村庄却皆谓于明洪武或永乐年间自云南迁来建村。其中有些姓氏还说迁自云南“大槐树村”、“大槐树底”或“老雀窝”等处。
  在地名普查中发现有两个特殊的例子值得注意。一是据埠后村《王氏族谱》记载：“王氏于明洪武年间由山西’小云南’雀头村迁莱阳亭儿山，至万历年间复迁埠后村。”二是据后柳家屯《柳氏族谱》记载：“柳氏祖居之地在河之东……此则’河东氏’之谱系也……至于洪武年间有徙民移丁之例，吾柳氏寓于辽东者有之，流入塞北者有之，迁入东莱二郡者亦有之。”从上述两例来看，前者谓由“小云南”迁来，后者谓由“河东”迁入“登莱”，而皆于明洪武年间,这是符合历史史实的，但“小云南”与“河东”系指何地，须弄清楚。这个问题在《莱阳县志•云南移民考辨》一文中即可找到比较圆满的答案。该文中说：“居民传说其先世率于明洪武二年迁自云南。征诸历史，度以理势，滇洱蛮荒，久寄化外，元置行省，不及百年，而洪武二年，梁王犹为元首，大理仍属段氏，明兵力未及，安得有迁民之举，此其说不攻自破者也。”又说“或谓’小云南’为山西地……盖阴山之南，恒山之北，曰郡、曰州、曰府、曰路，自昔即以云称，则云中、云州之南，或云岗、云阳、云泉之南，其土人必有以’云南’称者……而迁者不忘旧居，故传称’云南’，又以非云南省，故又别之为’小云南’……”人民“历明及清，迭遭惨杀，死亡流离,宗谱损毁。或谓避徭役，迁自他处，原无谱牒，历年既久，传闻失实，遂胥附于’云南’之说矣。”从上述记载来看，可知明代云南移民之说是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所谓“云南”或“小云南”都是指今山西省。至于所谓“河东”是古地区名，战国、秦、汉指今山西西南部，唐以后则泛指今山西全省。《日知录》一书中有云：“河东、山西，一地也。唐之京师在关中，其东则河，故谓之’河东’;元之京师在蓟门，其西则山，故谓之’山西’”。《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则说得更明确：“黄河流经山西西境成南北线，故山西境内在黄河以东者，统称’河东’”。秦汉时曾于此置河东郡，唐时改为河东府，宋时又改为河东路。其治所虽迭经变更，但皆位于今山西省境内。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也因系河东人氏，故世称“柳河东”。《柳氏族谱》中所谓“在河之东”，明显地是指在黄河以东，而非指今莱西境内的沽河以东或潴河以东。该谱中所谓“有迁入登莱二郡者”即指明洪武年间迁山西民于莱阳，因当年莱阳（包括今莱西地区）曾隶属登州府。除上述历史佐证外，笔者为了彻底弄清明代移民问题，力求去伪存真，以免谬种流传，曾于1984年夏，专程赴浙江省宁波市访问了被誉为“南国书城”的天一阁。查阅了现存的几部明代云南方志，其中有明正德年间周季凤纂修的《云南志》及明万历年间邹应龙等纂修的 《云南通志》。该二志在明修云南志书中均为上乘之作，且皆详尽地记载了明代云南的人口、土地和经济史料，保存了许多有关少数民族历史和政策以及民俗学的重要材料。但综观全书，穷源究委，亦未见有片言只字提及明洪永间云南移民山东之事。据此，笔者认为这样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明廷主持纂修的云南方志中，是断然不会遗漏的！可以说这又是一个反驳“明初云南移民莱西”论的有力佐证。
  （二）
  通过对《明史》、《明实录》、《续文献通考》、《续通鉴》及《洪洞古大槐树志》等大量史志的钩沉稽实，结合本县村庄考证，从中探索出明代移民始于何时，迁入何地，原因何在和与山西洪洞大槐树的关系等问题的来龙去脉，这是历史研究和民俗学中的一大课题。据上述历史文献所载明代移民，从洪武初年到永乐十五年，约有近五十年的移民史。其迁民主要原因是元末至明建文年间之四次大兵灾所造成。（一）刘福通起义抗击元军，长达十三年之久，鲁、豫、苏、皖百姓，亡之七八。
  （二）元朝诸王内订，先后于鲁、豫一带恶战。（三）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兵山东，收复河南，北定北京，战败扩廓帖木儿，灭李思齐于关中。以上三次兵灾历时十六年，鲁、豫等省赤地千里，不见人烟，加之黄河多次决口，水、旱、蝗、疫灾害频仍，百姓死者难以计数"（四）“靖难之役”〔注（1）〕是第四次大兵灾。洪武年间，为了维护明王朝的封建统治，采纳了户部郎中刘九皋、国子监宋纳及郑州知州苏琦等人的建议，遂决定了移民屯田的战略决策。明朝洪武年间，开始大量移民，农业生产刚刚有所恢复，又发生了 “靖难之役”，历经四年的战争，又加剧了中原地区的荒凉局面，为此乃有永乐移民之举。
  明太祖洪武年间至明成祖永乐年间，明政府为了均匀人口分布，发展农业生产，恢复中原经济，遂屡迁山西民于鲁、苏、豫、皖等省。这几次移民活动，以山西省洪洞县及其附近地区为最多。其原因是当年元末中原地区荒疫兵乱之时，中原地区的兵乱及各种灾疫很少波及山西，晋省大部分地区未发生大的自然灾害，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同邻省相比，社会安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当元末明初，山东地区的人口虽与山西不相上下，但可耕土地比山西大多了。由于黄河泛滥，灾疫盛行，再加上“靖难之役”，南北构兵，造成人烟稀少，因此，山东被明廷定为移民的重点省之一。现自山西移民于山东有稽可查者达五十五县之多，其中有莱阳、莱西、莒县、莒南等县。例如莱西之后高家横岭迁自山西洪洞县。全家屯迁自山西洪洞大槐树底下。河头店、松旺庄迁自山西云州（今山西大同）。前朴木、后朴木迁自山西云中府（今山西大同）。腊树庄迁自晋北（山西北部）。东水道迁自晋南（山西南部）。武备、岚埠、杨柳屯等村迁自“小云南”（今山西省大同以南）.仅南岚乡的31个村庄中就有13个是明代洪武、永乐年间迁自山西的。
  明代洪武、永乐年间，山西人烟稠密、首推晋南，而洪洞汉是晋南人口密度最高之县，且洪洞地处交通要道，北达幽燕，东接齐鲁，南通豫鄂，西临秦陇。明代移民，虽不是专迁洪洞之民，但根据洪洞的人口密度及其在地理上所处的重要位置，将该县定为移民重点,则是势所必然。为此，明廷当局便在洪洞城北二里许的广济寺设局驻员，集中移民，编排队伍，发给凭照和路费、农具、种子等。四方被迁之民于出发前，皆汇集于广济寺前的大槐树下〔注（2）〕倾诉离情，相对唏嘘。登程后，回首古刹，唯见巨槐参天，群鸦回翔而已。为此，大槐树和老鹊（即乌鸦）窝就成为惜别家乡的标志。坡百年来，传来传去，有的就把大槐树和老鹊窝传为村名了。
  明代洪武、永乐年间迁民是我国历史上规模较大，时间较长，范围较广、意义深远的一项重大国策。这次移民，对巩固明朝统治，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振兴中原，开发边疆，民族融合，交流文化，以及尔后我国社会发展都
  具有重要意义。古大槐树迁民后裔现已遍及神州大地，特别是以北方诸省几百个县为最多。数百年来，人们怀乡思土,寻根访祖，古大槐树处已成为人们向往的怀祖胜地。清代洪洞人郭兆禧为了 “发思古之幽情”用东玻《赤壁怀古》韵写了一首《念奴娇•题大槐树迁民古迹》，词云："彼分南去，浪淘尽，前代繁华风物。杨氏城边，无处觅，广济寺丛林旧壁。夹道灵槐，乔迁胜迹，历久经霜雪。山川如昨，此邦时有人杰。遥想洪永当年，盈虚消息，徙民从此发。燕豫滁和，连海岱、一体荆榛夷灭。异国安居，前踪尽话自，渔樵白发，参天高树，群鸦还集明月。”我国著名戏剧家马少波同志也曾于访古大槐树后题诗云："幼时祖训常记怀，前代晋人入蓬莱，有幸今朝访尧地，大槐树下寻根来。”（三）
  硏究我国历史上的迁民问题，对激发千百万人民爱国爱家、振兴中华、实现四化都具有积极的意义。笔者对明代迁民研究尚系初探，舛误疏漏在所难免。本文仅是“引玉之砖”，还望对迁民研究、民间谱谍研究的方家，不吝赐教，以匡不逮。
  注；（1）“靖南之役”：明朝建文帝用齐泰、黄子澄之谋，削减诸蕃。燕王（朱棣）起兵，指齐、黄为奸臣，起兵入清君侧，号称 “靖难之役”。
  （2）大槐树：指山西洪洞"古大槐树处”，位于山西洪洞县城北一公里汾河东岸的贾村西侧。明代的广济寺早已为汾水所圮，古大槐树处已辟为“大槐树公园”，1959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现幸存的古槐已是第三代古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