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海庄村位于胶州湾西岸，胶州市海岸线的中段,是个渔业村。如今全村粉墙红瓦,街道纵横交错，又宽又直，整齐清洁。家家户户都有半导体、收录机和电视机。歌声笑语处处是，一派兴旺气象。
  可是，五十年前海庄村找不到一间瓦房，都是又矮又小的草屋、黄土墙、弯弯曲曲的小街窄巷。人们一年到头随着海水的潮落，捕鱼捞虾，抠蟹子、摸蛤蜊，换点瓜干充肠填肚，破衣褴衫遮身。青壮年租条小木船出海捕鱼。鱼捕多了，渔霸卡、渔贩勒，价钱低得可怜。1947年,在乳山县“毛里讲”，就是100条刀鱼（70-100斤）只给八九分钱。一潮捕1000斤能卖个好价，捕3000斤反而要受累挨卡，多捕捞不能多收入，这就是旧社会的怪现象。
  那年头，辛辛苦苦忙一年还赔本，养活不了老和少。更甚者，卖房子卖儿女，纳租还“驴打滚”的债。十多岁的女孩穿不上条裤子，只好拿块破布围在腰上。寒冬腊月，寒风刺骨，用破渔网当被子盖，提起来真叫人心酸。所以说“湾里打鱼湾里搅”，穷渔民没有一个富裕的。
  海上捕捞和在田地劳动不同，最怕突然变天，狂风恶浪，落水丧生的事常有。宋锡昌祖孙一同丧生；杨殿山、杨殿正兄弟俩不仅丢了命，连尸首也不见。那时候,对天气预测全靠各人的实际经验。
  如观星和云的形象，“星儿稀晒死鸡，星儿密待不了三二日（指下雨）”。看海水起黑沫，夜间听到哗哗的响声,那是来了“鬼潮”。平时注意做好突然的大雾、大冰凌等现象的记录，隔60日必定变天，最多不差10个钟头。70年前的一个4月12日，我们村根据记录推算,就是好天也不可出海。崂山区潮海村的18条船，认为风和日丽出了海，午后狂风骤起，结果18条船全毁,70多人没有一个得以生还。
  天灾虽无法抗拒，避之可以得免。而人为的灾难却没法躲。那时候要出海，必须先到官府“揭关”,又叫办“路簿（出海证明）”，没有“路簿”是不准岀海的。衙门常常是压着不给办，非贿赂一下不行。捕鱼的季节性很强，错过了时间上哪里去捕？为办“路簿”只好给衙门送礼,这真是明着暗着双棍夹啊！还有无数苛捐杂税，压得贫苦渔民实在喘不过气来。1947年，营房乡乡长徐福义抓了4个村民,硬叫我们村渔民每条船给他30元大头钱和30斤小米，交不上甭想出海。更可怕的是在海上遇到海贼抢鱼杀人。本村渔民宋锡发就是被海贼枪杀的，宋锡忠则惊岀重病而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海庄村旧貌变新颜。1954年冬，党和政府支持前后海庄两村31户渔民，组织成立了宜顺渔业合作社，共有两条大木船（2吨）和两条小木船（1吨）。人多力量大干劲足，生产一天比一天好。我们的政治地位变了，昔日的“渔化子”今天成了国家的主人，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本村宋锡业的弟弟成为山东省的捕捞模范，曾到北京参加国庆观礼。1955年冬，成立了由7个村310多户组成的渔业社，力量更大了。年产量达350万斤，人均收益300多元。从此一年上一个台阶。发展到现在的营房镇渔业公司，近几年产量都在400万斤左右,人均收入万元，最高者达2万元。还建造了700吨的冷库和水产罐头厂，自己制冰、速冻、储存、加工，水产品运销各地。
  为了科学准确地预测天气，人民政府投资创建了渔业陆地电台、水产科技站、东营码头，为渔民提供了科技指导和方便。渔船上安装了对讲机、收音机,不管出海多远，也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随时随地可以听到电台发出的天气预报。有什么紧急情况且可以立即和公司或兄弟船取得联系，互相协助。
  政府还支持我们大力发展滩涂养殖。现已建成虾池2900亩。1989年产虾17万斤，满足了城乡市场供应。居民的菜肴丰盛了，又增加了渔民的收入，真是皆大欢喜。
  1970年，海庄村自力更生建起了造船厂（现归市管），自造、自修渔船。如今用的185马力的铁壳船都是自己建造的。千米长的滩网、6000米长的流网，也是自己编织的。一网能捕万把斤，最多捕到10万斤。
  我们胶州市海域水产资源很丰富,大对虾、小白虾、黄古鱼、梭鱼、白鳞鱼、蛤蜊、蟹类等有好几十种。在赶海的旺季里，八印锅盖大的海蜇
  在村前就有。潮退时海蜇在滩上支起了锅，只要不怕出力只管往家抬。再说挖蛤蜊，一位渔民在两米深的水里，扎一个猛子挖一筐，一连挖十三筐，合计400多斤。现在呢，一潮一人挖百斤是最多的，不到从前的三分之一。有些鱼种也濒临绝迹了。原因之一是工业废水一天比一天多，水域被污染，毒杀了水生物。我们希望政府加速治理污水的步伐,保持水域清洁，为后代子孙造福。
  （本文根据营房镇海庄村几位渔民的口述整理）
  （夼集乡文史组供稿）1991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