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于1924年7月15日，出生在日本京都市中区的一个大家庭里。父亲武中政太郎从事染织业，母亲当家，加祖母和9个姊妹兄弟，全家共12口人。另外雇着3个工人，跟父亲在染房工作。
  父亲宽厚待人，对孩子更加慈爱，从来没打过孩子，就连大声喝斥也听不到。母亲的祖辈是武士道出身，所以性格严厉，特别对我们年幼的女孩子，吃、穿、礼貌等方面要求更严，每日里规定应该做的事，一定要各人自己完成，东西是自己的或是别人的，分得清清楚楚，借的东西用完了立刻归还，过着有条理有纪律的生活。
  我8岁入京都市普通高等小学读书，在四年级时，视力不好，课堂里黑板上的字看不清，老师主动找我父母建议：让孩子戴眼镜。母亲首先不答应：“女孩子戴眼镜，像个什么体统。”这使我躺在床上一宿没睡着觉，尝到了用语言难以表达的苦恼滋味。没有多长时间就要毕业了，姐姐托老师对父母说，让眼科医生给我检查一下，好容易父母答应了。检查的结果是右眼0.3，左眼0.4，父母才确实相信了。高小毕业前，自己想上中学，老师说上中学要经过考试合格方能入校。因为姊妹兄弟多，我的愿望成了泡影。
  1937年上高小一年级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侵华战争，就从中国东北打入了关内，男人天天忙着做出征准备。京都市进入了混乱状态、父亲的买卖也一天天萧条起来，三个雇工有两个已经穿上军装入伍，父亲只得拿我们姊妹当臂膀，要我们直接参加劳动。大姐在校成绩最优秀，老师惋惜地和母亲商量：“女孩子不需要很多知识，把她们的学费用在她弟弟身上吧！”母亲同意了。国家一进入战争状态，人们的灾难就开始了，白日整天干活，晚上我和姐姐坚持到最后，把店内的会计帐目结算好。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对日宣战，日本国内警报频繁，整天无休止的通告，大家都侧着耳朵听警报。从那以后，禁止学习英语，同时，满15岁的女青年必须参加夜间的军事训练。战事越激烈，夜间的防空演习越频繁。妇女和男人一样，必须参加劳动，像以前和平的生活，连想也不用想了，恰似掉进苦难的海洋。
  战争无限期延长，粮食也就更缺乏，每天男人1斤，妇女7两，小孩半斤，就仅仅配给这点口粮。以后连糖、油、肉、菜等也实行配给。村中男人稀少，妇女一早就得服役上班。1943年6月，78岁的祖母病故。同年9月间，市办公厅在青年会上动员：妇女们志愿去中国满洲大陆做新娘子。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应募。那时，最大的姐姐病倒在床上，患结核性腹膜炎，经过医生诊断，送进医院治疗。家中弟妹多，我义不容辞地挑起父亲职业的重担。可怜的姐姐呀，你到人间来怎么遭遇这样的不幸！我不由得满怀伤感地痛哭起来。当我把志愿告诉姐姐时，她为我祝福，加劲地鼓励我。是年9月15日，姐姐与世长辞了，那年才22岁。
  1943年11月间，在区办公厅的介绍下，从中国东北移民开拓团回来的一位朋友叫奥山一树的来到我家，据说他童年就失去父母，是跟姐姐生活在一起长大成人的，比我大7岁。他是开拓团的成员，他们200多人都是待业者，以前多是店员，由于国内商业萧条，才飘洋过海去满洲开荒种地，已经干了3年了。当时经警卫科科长介绍，由政府出钱主办，在京都有名的平安神宫，于同年12月23日，为我们正式举行结婚典礼。我从此开始了新婚生活。
  1944年1月，我们从日本敦贺港坐船去朝鲜，到达清津港，又坐火车到中国吉林，转车到盘石，从桦甸开始步行，1月25日到达庙岭的开拓团驻地。这一段的徒步跋涉，起早睡晚，风尘仆仆是够辛苦的，幸亏有奥山一树做伴，并不寂寞。我们在一个小村庄里准备住3年，颇受当地群众欢迎。因为是新婚，生活条件虽不优越，倒像旅游似的。
  长时间的冬天好容易熬过去，天气暖和了，没有农业生产经验的我们，开始了艰苦的劳动生活。当家的在田地附近开垦一些小园地，种上蔬菜，生活还算可以。由于国家一天比一天更紧张，做梦也没想到，惊人的命令给了当家的：一家有两个人的必须一个出去当兵，哪一天接到命令，哪一天必须立即到部队去报到。我们刚结婚5个月，我在4个月上怀孕了，真是后悔莫及。我为自己可悲的命运而流泪。身在异国，一个亲人也没有，今后的生活该怎么办？眼前一片漆黑。
  我想返回日本去，但舍不得丢失自己开垦的土地，经和当家的商议，决定还是住在那里。他要应征去打仗，就托坂本照料我的一切，坂本家有妻子、女儿共3口人，他们答应了。我没精打彩地到村外送别，万没想到这竟成了和奥先生的最后离别。从此，我在家里看门，坂本夫妇每天在田地里劳动。一天天的过去，我的身体日渐笨重，只好孤独寂寞地混着日子。这年11月5日，我生了一个男孩。邻居们都鼓励我坚强起来，好好地干下去。他们又怎能知道我满腹的苦水呢！我默默地哭泣着。
  开拓团的情况，一天天在变，本部命令，要集体一块儿劳动。退伍归来的人对我们说：“万一战争打败了，妇女是最可怜的！”开始担心的事情浮现眼前。1945年1月，突然坂本给了我一封信，并说：“奥先生因患肺病返回日本疗养去了。”我紧紧地抱住孩子，不觉大哭起来，悲惨的命运啊，今后生活怎么办呀！信中还说：“我因有肺病，住进了高尾陆军诊疗所，想见一见孩子。”可怜的茂树，连父亲的脸面也不认识。坂本夫妇为我们流出了同情的眼泪。
  我想一个人怎么会落到这步天地呢？我后悔不该出来。从那以后，战局一天紧起一天，本部的命令：在各处住着的人们，完全集中到本部。日子越来越不安，8月6日夜间，突然被飞机惊醒，开始，大家站在院子里了望，第二天早晨村长说：“是苏联的飞机，在桦甸县丢下了炸弹。永远难忘的一天到了，听到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时，我们互相拥抱着大哭起来，怕回不了日本，悲痛地自己打起自己来。最可怜的是连句妈妈都不会叫，一点罪恶也没有的孩子，来到这个烽火连天的乱世，跟着遭受折磨。我真是个糊涂女人，用笔墨难以描的愚蠢呀！有一天的半夜里，被人们的吵闹声惊醒了，我急忙给孩子穿上衣服，向外面看时，窗子的木板已被砸破，窜到家里五六个人，我母子立即钻进床底藏起来，一夜间，东西全被抢光了，剩下了个赤手空拳。
  混乱的日子越来越严重，本部在学校的操场里，把人们集合起来，由团长村田孝太郎训话：“妇女拿着剪子或小刀，在万不得已的时候就自杀。”就这样以必死的决心，一天一天的熬日子。最后大家都聚在一起，决心一同坚持着活下去。夜间在操场中间点上火燃烧着，人们围在周围坐着，底下铺着稻草，就这样一天天地苦熬。一天团长动员我们尽快离开村庄，向吉林方向靠拢，200多人都赞成，并立即整理行装，准备出发。次日早晨4时半左右，大家排着队离开了村庄。我背着孩子跟大家一道前进，6时到达桦甸县，与县内的200多人，汇成了500多人的队伍继续前进。途中，生病或负伤的大人、孩子们，死了的连埋也顾不得埋，就那样赤条条地丢在山林里。活着的人，路遭强人的袭击，什么金银首饰、手表、眼镜等等，全部洗劫一空，人人眼里充满了泪水。这才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中国人民造下的罪孽，又还在了日本人民身上，我认为这是应得的报应。
  到达吉林，大伙对活下去有了信心。在吉林市，红十字会对老人和小孩都配给了饼干和水果。那一晚上就在一个学校的操场上，露宿了一夜。因走路疲劳，都累得精疲力尽地睡倒了，我抱着孩子也闭上了眼睛。次日，我们住进了日本人经营的电影院，等待着回国的日子。
  整整一周过去了，盼着“今日出发”的时刻终于到了。妇女像男人那样剪短了头发，整理好。不大工夫，列车进站了，团长让我们有纪律地排好队，按顺序上车，可朝鲜人不顾一切，不守秩序，蜂拥而上，幸有中国列车员安排我们上了车。两三天后到达抚顺，上午11点出了车站，到了日本人经营的百货商店广场住下。原住市内的日本人，带着食品来供给我们。就在那天夜里，多灾多难的我的孩子离开了人间，时在1945年10月。我一天从早到晚沉浸在失子的悲痛中，恨不得跟他一块走了才好。朋友们劝我不要想得那么简单，必须坚持一块活下去。突然接到通知，住宿地要改换，全体人员又搬到了抚顺矿务局宿舍。这个宿舍的房子没有门窗，室内室外气温一样低，晚上冻得睡不着觉。后来又转移到日本矿务局工业学校里住，准备在这里过冬。两人配给一条被子，男人干矿工，女人干零活，每天劳动着，等待返回日本。
  东北地方冷得厉害，中国人穿着几件棉衣，我们还像刚从乡村里来时一样，连件毛衣都没有，早晨晚上严寒刺骨，又加伤寒传染病流行，发高烧、死亡者一天天增多起来，团长也感染了这种病，夺去了年轻的生命，那时他才刚刚40岁。在这避难所里，病人一天天增多，眼看着伙伴们一个个倒下去，这确实是令人恐怖的悲剧。有一个嫁给中国人的妇女，要离开这里，对我说：“这样下去不得了，都感染了伤寒怎么办！不如出去寻条活路。”我的心也动摇了，是呀，坐着等死不是办法，就跟这位妇女一同到她家去住，等着这个机会的来临，但是又为个人找不到职业而心焦。
  那时正遇严寒天气，我突然病倒了，而且病情一天天加重，直到昏迷过去。当自己发觉倒在一户门前时，不由自主地大声呼叫起来。就在这时，一个中国男子汉站在我面前，说话我不懂，通过写字才晓得他可以帮我治病。他原籍是山东省栖霞县，是比我大12岁的残疾人，小时候跟父亲学会针灸，他治好了很多人的病，特别是愿意给穷人针灸，因而受到群众的尊敬。他离开故乡来东北是靠刻字维持生活的，是投靠抚顺的亲人姨母来到这里的，独身住着一所房子。听说我三天三夜昏迷不醒，他给我全身针灸遍了，我才清醒过来。这人说日本人太薄情，困难时候没人管，我后悔也来不及了。当时从我病弱的身体和实际情况来说，除了跟这青年人在一起共同生活外，别无道路可走，谁也比不了救我命的恩人。我深深地理解这一点，决心和他携手在一起生活。结婚后我又两次染上伤寒病躺在床上，他细心地照顾我，给我治病。经过大病的袭击，我的身体越来越衰弱了。此时物价不断上涨，玉米面一斤80万元，让人听了咋舌，人们恐慌不安地生活着。
  1948年11月抚顺解放了，幸福的日子来临了，掌柜的刻字店正式开业，往常担心的日子一去不复返，生活又安定下来。群众欢迎解放军，我和当家的也感激得热泪横流。解放军开进市里，秋毫无犯，纪律很好，我们恭恭敬敬地双手奉茶，他们接过茶说：“谢谢乡亲们！”比比国民党的军队，真有天渊之别，实在令人钦佩。我小时候听说日本军队纪律严明，可是看看前几年对无辜的中国人民蹂躏的残酷罪行，实在使我感到可耻，没有任何可以辩解的理由。日本军人对那些孤苦伶仃的老人和小孩们也施以暴力，那更是残酷绝伦。我诚恳地向中国人民赔礼道歉！
  解放后，我们夫妇共同生活了两年多，不料掌柜的也感染了伤寒病，治疗无效而病故。我暂时跟亡夫的姨母同住，但总不是长久之计。后来由姨母的介绍，与开杂货铺的李文芳的老乡李英杰相识，他是店里的会计，时年28岁，据说山东的家乡有母亲和已出嫁的三个姊妹，母亲独身生活。因为他是独生子，当然应该回家侍奉老母，我也愿意以后随他回山东老家。1951年12月，经抚顺公安局批准后登记结婚，我俩年龄相同。第二年搞公私合营，杂货铺关门，我们参加联营，成了合作社的社员，到工会工作。不久，在工会的介绍下，英杰到税务所当办事员，每月工资38元，计划从生活费里节约出5元孝敬母亲。另外我再找点活，好好干，日子还能过得去。
  1953年农历十一月十五日，我生了个男孩。当时我年龄大了，内心的喜悦是难以用笔墨表达的，当家的迅速写信给了母亲。以前干店员的时候，当家的朋友多，这个10元那个30元的，常常互相帮助。这次不大工夫，当家的手中就收到了百多元钱，他们并且说：“这钱借给您，不用急着还，放心用好了！”我们夫妇对这诚恳的友谊资助感激不尽。有了这个好机会，当家的买上车子，干了搬运工，每天干到很晚才回家。我的身体也一天天好起来，一家的吃穿和生活零用都解决了。小孩也健康地成长起来，3周岁时，穿着海军服，照了个4寸像片，和钱一起寄给他祖母，让她老人家也高兴高兴。母亲见信非常喜欢，姐妹们的信也一封封寄来。
  1857年春天，突然接到老家来信：母亲卖了家里的房子，要来这里住，要我们准备迎接。想到孩子很快就有人照管了，我满腹高兴，当了母亲才知道母亲的心。母亲来抚顺后，手里稍微宽裕点，想买的东西就能买来。母亲领着孙子到村里公路附近处游玩，全家人生活得很愉快。看到三周岁的小孩子，“奶奶，奶奶”，欢乐地叫着，我心里感到十分踏实。正准备过年时，突然关内的姐姐来信：“想母亲想得每天掉泪。”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一天走也晚了，当家的劝慰，一句话也听不进去，没办法只好商议着，等过了年到清明节以前，全家一起回山东。邻居们劝告我：“关内生活苦，回去不得，应慎重。”我也想，当家的来这里七八年，我来这里15年，好容易习惯了都市生活，现在回到陌生的农村，担心会遇到一些想不到的困难，所以也不乐意走。母亲说：“现在农村可以加工粮食，如玉米、小米、高粱等都不成问题，一定要回去！”胳膊扭不过大腿，我二人都34岁了，就服从了这次命运的安排。
  1958年春，正好母亲来抚顺一周年，便结束了都市生活，把用积蓄买来的家具卖了，带上配给的一个月的口粮，大米、面粉50斤，带上行李，我们4口人开始了旅途生活。走前我特地到公安局办了户口转移，外事科的王同志掌握国家政策说：“由都市返农村的受保护。”我放心了，抱着死心踏地的态度上了火车。在列车上依窗看到景物万千，心潮澎湃，看到畦梗里的麦苗，我吃惊地说：“关里的韭菜这么多！”惹得大伙捧腹大笑。上午10时到达坊子站，离安丘城只有20多公里，当天就可到家，雇上一辆人力车就走。在途中遇到三妹妹来接，她先抱着孩子头里走，我们随后也到了家。院子里挤满了人，都在等待着我们，母亲心里欢喜，满脸笑容地回答着人们的问话。回忆当时，一支笔是难以描绘出那热闹景象的。这时啥也不懂的孩子，早已和邻居的孩子玩在一起了！看到他们的天真友好，我放心了，没有半点后悔。夜晚，“妈妈，妈妈，怎么还不来电灯呀！咱们回家吧！”听到孩子的叫声，当爸爸的立刻去买来了蜡烛。那时安丘城还没有电灯，住户依旧点煤油灯。
  今后的生活怎么办？当家的从东北买了照像机，我买了缝纫机，打算自食其力地过日子。当时我们对农业生产经验一点也没有，颇感困难，从早到晚的劳动，累得精疲力尽。全家住着两间小北屋，十分拥挤。吃水得从井里提，和都市不一样，深感不便。不久，秋收大忙季节到来，“大跃进”开始了，根据大队的指示，俺3人搞副业，开了个裁缝铺。不料上级又指示，带着机子加入上级办的被服厂。厂里有食堂，从那里买饭吃。有时我把中午配给的两个玉米饼，拿回家给婆婆和小孩吃，我只好喝凉水吃萝卜咸菜。第二年春天，下达了从农村来厂的要返回农村这一命令，我们3人是农业户口，又返回街道开店。粮食紧张起来，劳动力一天三餐，老人、小孩一天只吃两餐。我们夫妇俩只好到街道食堂排号买饭，自己吃点菜，把米饭带回给婆母和小孩吃。连副食也吃不到的我，又加一天天的疲劳和饥俄，已是皮包骨头了。
  1960年，“大跃进”的后果加自然灾害，给生活带来了更大的困难，当时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吃了上顿没下顿。当家的估计，姨母的家乡朱子大队的粮食可能缓和些，打算借点粮食度过难关，于是去了孙孟公社朱子村。一看，侥幸的是地瓜较宽裕，农民不用担心吃的。就在这时，邻村金线大队党支部书记寇来顺在姨夫家玩，和当家的攀谈，相见恨晚地说：“你搬到我村去吧！那里有房子住，吃穿好解决。”当家的马上返回县城跟母亲商议，母亲说：“我年纪大了，不愿去那么远，你们三人去吧！”于是我们迅速准备，带了缝纫机和照像机，等待着来接的人。清明节的半月前，金线村来车接行李，我们也一起上了车。上午10点就到了，书记和村里人都热情地欢迎和照顾我们，首先拿给了孩子地瓜，我激动得情满胸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人们在我母子周围：“快吃吧！快吃吧！”亲如骨肉地对待我们。孩子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感动得我流下了眼泪。今天，我拿着笔，那时的情景又浮现在我眼前。在路上即是买糕点，没粮票也不能买，孩子像懂得母亲的心似的，实在有苦难言。这村的人们，都非常同情我们，特别是老人和妇女对我的谅解：“侵略中国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罪恶，你们是无罪的。”暖人心扉的话语，使我感激不尽。第二天，书记让人给我们修好一处房子，我们三口人一住就是8年，一位老婆婆对我这个除了米饭，什么也不会做的日本女人，几乎是拿着手教，说真心话，我今生今世是永远忘不了的。
  1967年，“文化大革命”的狂风刮到了农村，连小小村落党支部书记的权都夺掉了，队委会瘫痪，队干部被撤职，跟社员一起下地劳动。我们也跟着每天开会，直到很晚才回家，不安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严重起来。城里比乡里更加激烈，城里大队党支部书记牛绍斌和一部分干部被免职。母亲担心，要我们马上回安丘城，但许可搬迁的手续很难办。在那里日子也不好过，年底外甥把小孩先领回县城家中，我俩依旧等待返回的日子。我去孙孟公社找潘公安员商议，这人很负责任，去公安局请示，让我等待一下，不要着急，他尽快给办理。1968年农历正月初五，我和当家的来到城里询问这件事情。多亏牛绍斌、周增福、赵廷华等同志的帮助，公安局派出所也特别照顾我这个日本侨民，才得尽快返城，合家团聚。
  1973年，看到中日邦交正常化，就给父亲发了封信，万没想到分别29年后的我，又接到了家中的回信。父、姐、妹、弟等一封大札到手，我激动得大哭起来。信中说：认为我已经死了，母亲58岁时已去世，父亲75岁，已进入古稀之年，盼望我回国见见面，姐弟会竭尽全力帮我回国。母亲在的话，那该是怎样的好呢！回国探亲，必须向政府提出申请，办理审批手续，还要两国密切合作。1974年，元旦刚过，从弟弟那儿寄来了日本政府免费归国探亲的许可证，并一块寄来了报纸。不久向日本申请，厚生省寄来了一张归国申请书。接着忙起来，进行归国准备。我想连小孩一块带着，让他外祖父看看，婆母不同意，我只好带着孩子到了上海，他看着我上了船，母子才分了手。船一路顺利，2月2日晚到达日本宇部港。在港口上，从京都来的亲人接我，姐姐、四弟、妹夫等在港口见面时，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流下了激动的眼泪。一宿过后，第二天早晨，到达新干线的京都站，除父、弟、妹三人外，还有很多新闻记者出迎，争先问候。我不容分说，扑到父亲的怀里大哭起来，父亲说：“让你受苦了！你能回来就是上天保估！”，“我一天也没能侍奉你老人家，实在对不起！”说完我就泪如雨下，再也说不出话来。记者要求到站长室内会面，这时正是田中首相访华的第二年，因此大受欢迎。“我在诸位大力协助下，能够返里省亲，实在值得衷心感谢。”我用日语向大家致意，并深深弯腰施礼，大伙吃惊地急忙还礼。
  在父亲和兄弟姐妹热情关照下，愉快地度过了7个月。这年11月起程返回中国。儿子顺华早在北京飞机场等着接我。见了不认识的就上去问，“啊！错了！”见面时他大吃一惊，说：“原来妈比以前年轻了。”我回家不久，儿子就要结婚，女方大两岁，由他祖母主着办的结婚典礼。婚后20多年来，两人没发生过一次口角，互相理解，和谐地生活着。回顾自己过去的遭遇，看看今天孩子们在幸福生活中成长着，心中十分满足。想起我小时候在艰苦生活中拼搏，心想要的东西，口里不敢说，那滋味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
  1991年，从日本到安丘旅游的石崎先生（他在日军侵华时，曾驻过安丘，那时才19岁，日本投降一年后回国），听说在安丘住着一位日本籍的妇人时，由政府介绍，与我见面畅谈，并介绍了日本国内的情况。从此，我们经常通信联系。1993年，他第二次来安丘观光考察时，告诉我说：“日本政府不久就要邀请您再次返里省亲。”我知道后，马上向厚生省申请办理手续。顺利得很，就在这年11月末，到达北京做准备。这次儿子顺华作为护理人员陪同，母子一道去日本，那种喜悦的心情，实在是用笔墨难以刻划出来的。好时光来了，自己也老了，回忆过去，看看现在，思绪万千。只是这次旅游的时间太短，未能回家探望，父亲已于我第一次回国的三年后病故了。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观光东京市，由支援会的人作响导，带着翻译一道去东京参观。虽是日本人，对从来没到过东京的我，同其他游览的人一样，就像没见过新鲜事物似的，总是目不暇接地绕来转去，舍不得离开。浅草寺的小鸽，围绕着我们不走，像是等待喂它们食粮。顺华嘻笑着喂着鸽子，引起我内心的欢乐。
  箱根山和富士山在日本是颇有盛名的，山顶上温泉的水可以煮熟鸡蛋，可是每人只许煮一个品尝。传说吃一个可增寿十年，墨黑的鸡蛋确实好吃。大家精神倍增，欢笑着下了山。我第一次见到温泉，在返回的路上，看到一些小的洞穴，咕嘟咕嘟地冒着沸水。
  美梦似的半个月过去了。12月14日返回北京，转乘火车，一路顺利到家。
  如今我家早已告别了两间破屋，先后在城里新村和芙蓉街盖了两处红砖红瓦高房，东西厢房、卫生间、院落、大门齐备，家中收录机、洗衣机、彩电、冰箱、电扇、摩托车等家用电器俱全，过上了吃穿不愁的小康生活。儿子顺华在潍坊三V诊断技术有限公司开车，早出晚归，干劲十足，每天都是笑嘻嘻地回到家里。儿媳刘秀兰在村花圃工作，按时上下班，认真能干。长孙志刚高中毕业，在3V公司化验室工作，次孙志强在本村旅馆工作。全家年收入万余元，幸福和睦的家庭生活，使我十分满足。在哪里生活都一样，只要大家愿意和我在一起，我总以诚恳的赤心与人相处。国度不同，只要思想一致，同样会有美满幸福的生活。特别是中国的山东，大家都有强烈的同情心，深深地铭刻在我心中。
  以上是我的回忆录。三百六十五里路，一年又一年，在异国的土地上生活过来的我，多少个春夏秋冬，几度酸甜苦辣，一生遭遇坎坎坷坷，迈步在生活的道路上，使我懂得了人生的真谛。有识之士伸出温暖的手，帮我发表文章，让大家从我艰苦的亲身经历中得到些启示。“财是世间养命根，银钱买动黑人心；堆金积玉如山厚，死去不带半分文。”看了中国人写的这首诗，我深受感动。以前我虽然不很富有，但也有些积蓄，对困难的人，总是尽力帮他，因为自己曾有过困苦的经历，那种心情我是很理解的。
  1995年4月，安丘市政协文史委来了张乐圣、张立德两位同志，询问到我的家庭，让我把离国前后的感想，从离国一直到现在的生活经过，详细地写出来。我已是72岁了，在中国住了50多年，她是我的第二祖国。最后还是儿子顺华说：“知道母亲的经历，也好使我进行孝道。”于是我提笔写起来。
  安丘市公安局的负责同志，城里村党支部书记牛绍斌、原治保主任赵廷华、已故的周增福等同志，对我的关怀、谅解，是我永远忘不了的，谨致衷心的感谢！我学识浅薄，难免词不达意，文章缺点多，请谅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