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七十年艺术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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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出处: 《安丘文史资料》 图书
唯一号: 150020020220008580
颗粒名称: 我的七十年艺术生涯
分类号: K825.78
页数: 12
页码: 128-139
摘要: 我叫马春扬,1919年生于北京西直门内前桃园一号,满族,城市贫民。祖父做小生意,父亲拉人力车。1928年我9岁时,在北京从奶师杨筱亭学戏,至1936年。12岁登台演出娃娃生,以后主演了《黄金台》、《马鞍山》等戏。后从师雷喜福、蔡荣贵、尚小云、沈富贵等老艺术家,并随师到各地巡回演出。若是受不了,逃跑了,要由保人赔偿衣食住的全部费用。在老师家学戏合同是5年,还要帮师3年,共8年时间。1954年在坊子演出时,正处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工商业公私合营时期。有时遇到困难,就报告地区工会帮助解决。一出《三姐下凡》演了三四个月。坊子的领导又来耐心地进行教育,指出了剧团的前途,说今天剧团
关键词: 艺术生涯 学戏 安丘市

内容

我叫马春扬,1919年生于北京西直门内前桃园一号(即现在一号楼),满族,城市贫民。祖父做小生意,父亲拉人力车。
  1928年我9岁时,在北京从奶师杨筱亭学戏,至1936年。12岁登台演出娃娃生,以后主演了《黄金台》、《马鞍山》等戏。后从师雷喜福、蔡荣贵、尚小云、沈富贵等老艺术家,并随师到各地巡回演出。
  学戏苦
  在旧社会学戏非常苦。首先立下生死合同,投河、觅井、打死无论,还要有三家连环保。若是受不了,逃跑了,要由保人赔偿衣食住的全部费用。当时我是手把徒弟,住师父家,师父家管吃管住。吃饭,师父、母等全家人吃完了,我们再吃剩下的饭菜。平常日是粗粮,个别时候给点细粮吃。我从小没上学,学戏全凭老师口传心授。一开始,学起来总是记不住,记不住就挨打。俗说:“打戏打戏”,老师说:“不打,你们就记不住。”那时,我们情愿多给师父、师娘干点劳动活,也不愿学戏。学戏就挨打,不学戏又不成,真受尽了苦头。学戏的规矩要求是:1.学戏词;2.背戏词;3.学音韵;4.学唱词,念白,十三道大辙,练嘴功、尖团字;5.上胡琴;6.排身段;7.吊嗓排练;8.排戏;9.登台演出;10.练功:早晨起来,喊嗓子、压腿、踢腿、背词、下腰、抄跟头、劈叉、跑圆场、跑虎跳、打把子、起霸、吊嗓子、学戏、转眼珠、两手哆嗦、自背台词戏词、小声背唱腔等等;下午,走台步、整冠、捋髯口、练老生各种动作。平时还要给老师买东西,干家务活。教我们武戏、练武功、吊嗓子的胡琴师等人,全是师父从外边请来的。每月都要给外请老师买白面(日伪时,百姓吃橡子面,白面很难买)。在老师家学戏合同是5年,还要帮师3年,共8年时间。这时期我所演出的报酬,全作培训费,归老师所有。当我学徒期满离开老师时,老师只给了我一双靴子,一双福子履,一副护领,一个胖袄,一双薄底,和彩裤、绸子条等,别什么也没有。
  演出难
  我离开老师家之后,因年龄增长,嗓子倒呛,不能演戏了。就在家里呆着,喊嗓子,练功。嗓子喊出来才能搭班演戏。因为家庭贫穷,不能糊口,经人介绍到北平和平门外新华楼饭馆,跑堂当小伙计。有吃饭的地方了,我便每天晚睡早起,到城墙根喊嗓子。经过一冬天的锻炼,嗓子有些好转,便在中午抽空到琴师家去调嗓子。琴师雷振春是我的师叔(老师的结拜兄弟),有时我用挣的小费买点茶叶、点心等送给琴师。苍天不负苦心人,经过一年的苦练,嗓子练出来了,我又去向老师作了吊嗓、念白回报,老师很高兴,说:“有了嗓子,就有戏饭吃!”以后多亏老师给我介绍,到各戏班干些零碎活,挣几毛钱维持生活。再后,在天桥“小小茶园”唱主演。没有行头就去找保人租赁,每天用一半的收入去租赁行头。有时茶园不上座,就无钱租赁,也就不能演出。以后奶师组班,坤伶林笑萍叫我随班到大戏院演出。10天的合同时间内,帮戏院1天,只挣9天的钱。这期间都是奶师给我租赁行头。林笑萍很走红,合同期满又续5天,但只给我加4天的钱。期满,林笑萍等回北平。奶师把我留下,叫我自己闯闯。我没熟人,不好办,最后还是经奶师介绍,先后到夫子庙、茶园等剧场当班底。以后又随同天津坤伶王惠玲去无为县、徐州市等地演出。回北平后,在天桥戏院不定日的演出。
  1945年日本投降后,唱戏没人看,北平唱戏的全做了小买卖。这时国民党军队进了北平,到处征兵、抓兵,兄弟两个必须去一个。我兄弟两个(弟弟拉人力车),也得去一个。在这紧要关头,不得己,经宗子衡老演员介绍,于1946年秋,我参加了国民党新一军五十师的毅刚京剧团,该剧团的演员全来自北平,我任上尉演员,实际上是当了一个编外兵。每月挣8元法币、200斤大米,剧团挣不出来时,只发大米(折钱)。尔后,由北平到秦皇岛、山海关演出过,最后到达长春。
  走上解放路
  1947春,到长春没多久,解放军围困长春,我就携妻带子跑出长春。在卡子外边,前不归村,后不归店,呆了六七天。后来解放军开放卡子,我和妻、子等首次踏上解放区大地,走上了解放的道路。开始,我被送到佳木斯一所学校去学习,妻子和孩子被送去沈阳,我在佳木斯学习了4个多月。不久国民党将领曾泽生、郑洞国先后在吉林、长春起义,范汉杰在锦州做了俘虏,沈阳、锦州相继解放。国民党军队中包括话剧、杂技、京剧、评剧等所有艺术团体中的成员,全安排在哈尔滨道外俘虏营学习。我由佳木斯调到哈尔滨俘虏营,领着他们学习党的各项政策。在这里我参加了解放军四野总政治部胜利京剧团。1948年解放军四野进关解放山海关、秦皇岛、天津、北平时,将总政和东北的各种剧团,都转为民间职业剧团,只留总政的基本剧团,并调到了沈阳。1948年冬,我要求到大连去(去北平火车不通),剧团同意后,我便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当时苏军驻大连,穿军装不能进),到了大连。当时总政给我开了参加过总政胜利京剧团的证明,还介绍我是胜利京剧团的积极分子。我到大连后,经师兄沙世鑫找领导,做介绍,参加了大连西岗大众京剧团。团长是我的师兄、老乡李和春。这时还有师友存永宽、存平泉、刘金昌、刘盛汉、王玉湖、洪维良、朱鸿声等,和我一起进入大连西岗大众京剧团。剧团每天开饭份,挣多多分,挣少少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军将旅顺、大连交还我国,旅大市成立,大众京剧团改为国营旅大市京剧一团、二团。二团党委书记是哈洪滨,我在二团任业务股副股长。1953年春天,我想离开剧团回北京,但手中没有余钱。这时适逢烟台大众京剧团副团长王营策到旅大市接收演员,每月包银600元。我便与王副团长签了一个月的合同,到了烟台大众京剧团,期满又续了半个月。这期间,从烟台到牟平、威海、蓬莱、黄县、莱阳、龙口、即墨等地巡回演出。我与剧团一成八分账(卖100元我分18元)。尔后又到青岛、高密、城阳、昌乐、博山、张店、潍县、坊子、安丘等地演出。
  党的培养
  1954年在坊子演出时,正处在农业合作化高潮和工商业公私合营时期。所有流动、接角演出的剧团,都要改为地方剧团,并要求必须有主演才能保留。坊子工委王顺堂书记、办事处胡寿昆主任和我个别谈话,耐心说服教育,纠正了我想回老家北京的思想,指出了剧团的发展前途,动员我参加了坊子光明京剧团。那时还是维持分账传统制度,演员每天两角钱,卖了票后另外按劳取酬劈份子。1955年3月,我在党的培养教育下有了进步,经领导提名,群众选举,我担任了光明京剧团团长。每日饭份改为三角,我放弃原1成8分账的待遇,和演员一样每日三角的饭份。这时随我参加剧团的演员有筱玉昆、孔宪珍、王少言、刘林童、曹凤荣、刘小兰、徐金玲,还有筱玉昆的师父、师母等,全团男女老少共58人。坊子文化馆陈景藩同志经常到剧团帮助我们工作,指导我们学习。有时遇到困难,就报告地区工会帮助解决。不久又从潍坊接来陈玉琴、陈秀琴、陈振武等到剧团演出。他们是月工资,每月240元,我和其他演员是劈份子,我分28分,筱玉昆分22分。这时我们排戏较多,如《三姐下凡》、《拜月亭》、《猎妇歼仇记》、《画皮》等,营业大为好转。坊子有煤矿、医院、火车站等大单位,流动人口多,每次演出,上座率都很高,收入很可观。一出《三姐下凡》演了三四个月。剧团添置了戏装,还了剧场股东的股金,购进了靠背椅子、电器等等,同时还建立了伙房。集体用钱多了点,演员就少劈份子,部分人就七嘴八舌提意见,思想比较混乱,我也不想干了。坊子的领导又来耐心地进行教育,指出了剧团的前途,说今天剧团是过渡时期,慢慢工作,加强领导,会一天天好起来的。事后潍坊市文化科副科长周满克、科员田明玺来剧团抓思想政治工作。田明玺靠上抓学习,坊子工委、办事处领导也经常过问剧团的事,及时解决困难。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演员思想慢慢稳定下来。1955年,排出了《新美人计》、《鱼腹山》和评剧《小女婿》等。后来,我向工委领导提出巡回演出的意见。经领导同意,我们抓紧学习,又把出演剧目重排重演,向领导作了汇报演出。经过整顿的剧团委员会,下设艺术委员会,领导、指导全团工作。我任团长,徐少甫、陈岐周任副团长,委员有孙仲武、曹凤荣、筱玉昆、刘令童、李炳光、陈凤翔(兼团支部工作)。随后我们出发,先到潍坊、博山、张店、周村、章丘、索镇、广饶、益都等地演出,而后又到寿光、羊角沟、昌邑等地演出。演出一段,即回坊子休息整顿。到外地演出时,潍坊市文化科周科长、田明玺经常前去听汇报检查工作,对全团人员进行教育。这期间,1956年和1957年,在昌潍地区两次京剧汇演中,我均获演员一等奖;盛连奎老师说我演戏扎实,唱腔不俗,做戏细腻。这是党给我的荣誉,老艺术家对我的鼓励。
  在光明京剧团四年多,于1958年3月合并到安丘开明京剧团,改名为安丘县京剧团。合并工作具体由安丘县文化科任玉东科长及张宝田、邵精一负责。合并后,70多人的剧团,人员思想较乱,不大团结。当时的工资待遇也没变:陈玉琴一家月工资280元,盛连奎60元,高培潮、陈晓云夫妇80元,侯宝珠48元。我与全体演员不按月工资算,每天4角钱饭份。合并后第三天,县里领导接见了我们,讲了剧团合并的意义:为更好地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省里指示我们这样做。并讲了大好形势和剧团的发展前途。然后由县文化科领导做了如下几项工作:(一)选出我为团长,聂洪奎、陈岐周为副团长;(二)选出艺术委员会委员8人:除团长外还有李炳光、陈凤翔、刘宗辉、筱玉昆、孙仲武等;(三)组织学习《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及当时的大好形势;(四)每天坚持排戏演出。县政府领导特别是张竹坡副县长,经常找我个别谈话,对我耐心教育帮助,使我的思想认识有很大转变,决心把剧团领导好。通过对演职员的教育,同时又把坊子来的演职员户口,都转到安丘来,这大大调动了全团人员的积极性。我们新排练了《翡翠园》、《评雪辨踪》、《秋江》,重排了《三姐下凡》、《猎妇歼仇记》等。合并三个月后,我们第一次巡回张店、博山、巴图煤矿、洪山煤矿等地演出,营业很好,收入较高。在巴图煤矿演出时,任玉东科长领导整顿剧团,动员陈玉琴等转为剧团的基本演员,对所有演职员重新定了工资。我月薪130元,陈玉琴120元,筱玉昆90元,其他人员也都定出了月工资数额。每月发基本工资加奖励。当时规定,剧团经营挣出来每月工资全发,挣不出来就发百分之几。这样演职员的积极性全部调动起来了,剧团工作越来越红火。
  1958年始,县委先后派刘光华、郎丰固、徐江彬、马保义、臧连成等来剧团任辅导员、党支部书记,大大加强了剧团的领导。1961年又从县内外招收了一批新演员,更加充实了剧团力量。在这期间,于1959年,我把个人的价值7000多元的戏装衣服,全部献给了剧团,(1962年剧团作价付给我人民币800元)。1960年,我响应上级号召,自动将月工资130元降为103元。同年我在昌潍地区群英会上,被评为先进工作者,给了我极大的鼓舞。
  从1958年起,剧团主要是到外地演出。1962年后,我们在本县上山下乡为群众演出,踏遍了全县各乡镇,千余个自然村。具体做法:(一)行李肩挑人背小车推;(二)使用活动布景,先用竹制流动舞台,后用拖拉机斗活动舞台。在上山下乡过程中,不论怎样苦怎样累,不论经历多大艰险,全体演职员没有一个叫苦喊累的,“为工农兵服务,其乐无穷”,这就是我们的心里话。我们从实践中走出了一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道路,深受各级党委、政府的赞誉。1971年10月,中共昌潍地委作出了向安丘县京剧团学习的决定。同年11月至次年4月,山东省文化局有关同志,率剧团在全省各地、市进行了舞台表演。1972年2月,《光明日报》以“一个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庄户剧团”为题,发表了调查报告。5月,山东电视台以“庄户剧团”为题,制作了新闻片。1975年9月,中共山东省委印发文件,定剧团为省文艺红旗单位,号召各行各业向安丘县京剧团学习。1978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了,介绍剧团用拖斗舞台下乡演出的纪录片。全国24个省、市自治区千余人次来剧团参观考察。1981年12月,剧团派代表出席了文化部召开的全国农村文化艺术先进集体、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荣获先进集体称号。这一些荣誉使我们终生难忘。在这期间,省戏校、潍坊戏校给我们分配来了部分骨干演员,剧团从青岛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收了部分新演员,增添了新生力量。同时,我们向全省12个地、市作了汇报演出,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好评。
  屈指计算,我在1953年至1996年,43年中,培养了不少学生和徒弟。亲手培养的徒弟有骆冠武、骆冠英、李相英、田永涛、贾立忠等,有时手把手口对口的教习。其中徐庆兴、张金波两人到北京戏校进修深造二年,刘宣到省戏校进修深造二年。他们现正分别活跃在青州、潍坊、山东省京剧舞台上。
  1966年5月26日,我当选为安丘县第六届人大代表、常委;下半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受冲击,靠边站,到1971年通过落实政策,补发了工资,恢复了团长职务。(1982年始,先后由李炳光、陈立兴、刘作平任团长。)1973年10月,在为亚非作家协会代表团演出京剧《龙江颂》中,我扮演了阿坚伯,受到了总书记查霍多的高度赞扬。
  服务到老报党恩
  解放几十年来,由于我主观上的积极努力,政府和人民也给予了我极大的信任。1978年3月28日,被选为安丘县第八届人大代表、常委;1980年5月25日,被选为安丘县第九届人大代表;1980年5月30日,又被推任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丘县第一届委员会副主席,连任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至1993年才退下来。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被抄家的物品,落实政策后折合人民币780多元,我全部献给了县幼儿园,受到上级表扬。
  1982年6月我加入中国戏剧家协会,为山东分会会员。
  自1987年始,我连续被选为潍坊市第十届人大代表、常委,第十一届人大代表。
  1988年3月28日,在安丘县工商业联合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主委。同年12月23日,我被省评审委员会评为一级演员。1991年,山东省音乐协会名人录中,刊载了我个人演出的事迹。
  回忆改革开放18年来,安丘市京剧团全体演职员,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了改革开放大潮流,都在动脑筋,想办法,贡献力量。在京剧不景气的困难条件下,制定了“一业为主,多种经营”的办团方针,在搞好演出的同时,积极开展“以副养文,以副补文”的多种经营活动。目前剧团有8个经营项目,年收入近30万元,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保证了剧团的稳定、发展。
  由于个人的积极争取和党长期对我的考验考查,我几十年梦寐以求的渴望终于实现了,于1993年7月8日,在我75岁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是党对我的关怀和信任,也是我一生最大的光荣!我顿感“老而不老”,决心“退而不休”,我一定做到老有所为,为党的事业贡献毕生。
  为振兴京剧培养新生力量,1996年经安丘市政府批准,京剧团在市内招收30名学员。经潍坊戏校与北京中国戏剧学院附属二中联系,商定该30名学员,先在安丘京剧团学习一年后,到1997年再进北京中国戏院学习、深造4年,毕业后全部回安丘京剧团。他们在安丘学习期间,除中国戏院派来3名教师外,由我担任中国戏剧学院附中安丘班的副主任兼文戏教师。我一定把这一工作做好,做到老,做出更大的成绩,向党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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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丘文史资料

《安丘文史资料》

本书为山东省安丘市的史料,包括“历史悠久的生姜”、“两河大蒜”、“三鲜水果之冠——樱桃”、“安丘蜜桃”、“打入国际市场的南流芦笋”、建国初期银行工作回忆片断、名儒向往的朱子村等三十余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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