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9年6月2日进城后，我被调入青岛市人民政府秘书处（后改为办公厅）任助理秘书。当时青岛刚刚解放，从敌人手中接下了个破烂摊子，市委军管会领导各部门为改造旧城市，建设新城市而积极工作。我当时的具体工作是做一些文教方面的调查研究和资料整理，处理日常的公文和行政事务。11月份青岛市召开了首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推选张公制先生为副市长。遵照中共青岛市委的意见，张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工作。我除了原有的工作外，办公厅主任和秘书长还交代我具体照顾张副市长，即兼职私人秘书。直至1954年，我因工作调动，才离开张副市长。这将近5年里，在和张副市长的接触中，他老人家的所作作为，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许多事例至今仍历历在目。
  解放初期，市委十分重视干部的政治、政策教育。市级机关千部有组织有领导地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如政治经济学、辩证唯物主义、联共党史等。张副市长那时年事已高，不在必学之列，但他严格要求自己，毫不例外。他除了按规定领导人代会文教组的学习外，还在家积极自学，并团结了许多上层人物到他家座谈讨论，如著名诗人王统照，民族资本家邹升三、张克俊、黄元吉、陈孟元、胡子昂等。学习中，他经常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剖析旧社会的反动实质，并论证唯一能拯救中国的是中国共产党。由于他的“现身说法”，对以后社会上开展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和对私人资本改造工作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某些人心里存在的糊涂认识，能坦诚如实地向他提出。有些情况他向市长做了汇报，编入了内部参考，对当时市委制定政策和策略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0年，中央和省有关部门决定在青岛建立疗养区。当时上级来人考查认为，对建立疗养区最大的问题是周围的环境卫生太差。特别是和八大关疗养区为邻的近郊区，如湛山、浮山一带七八个村庄，那里的菜农传统习惯将鲜粪浇在地里做肥料，不仅使这一地区成为蚊蝇孳生地，直接影响疗养区的卫生，而且所种蔬菜也难以供应疗养区食用。市长办公会上曾多次研究，难以解决。因为单纯禁止用鲜粪当肥料则危害菜农的利益，改用化肥，当时又无货源。张副市长主动要求承担这项工作，以市府牵头，组织了卫生、公安、园林、民政等有关部门，成立了专业工作组，进驻近郊菜农区，和当地的村委会、派出所组成统一的领导班子，由他亲自领导。在结合建立基层政权的同时，本着维护菜农的切身利益着眼，走街串巷，请教老菜农，专访技术人员。用了近一年的时间，通过发动群众，团结积极分子，推广用堆肥发酵做底肥，代替传统的施肥方法。同时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支持，运进了部分化肥用做追肥，彻底革除了用鲜粪种菜方法。菜农的经济收入增加了，环境卫生问题解决了，并能及时将新鲜蔬菜供应疗养区。此事得到中央卫生部门的好评，为在青岛建立疗养区，树立了良好的形象。
  1952年，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使用了细菌武器。中央布置沿海城市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以消灭蚊蝇等细菌传播媒介。张副市长被任命为青岛市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那时，公共卫生工作成为保证生产的中心任务。全市党政军民一齐动手，消灭蚊蝇，治理污染环境。张副市长在抓疗养区环境卫生工作取得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又从市政建设方面抓了几个重点。在老台西区海边原有几个大粪罐，是接污水道入海的粪便污物沉淀池，有人从池中挖出粪便来运往近郊双山村附近的山坡上晒成粪干，再运往农村去卖。这又是治理环境卫生的一大难题，既牵扯到基本建设投资，又牵扯到部分流散晒粪工人的生计安排。张副市长经过多方召开座谈会，采取了两全其美的处理办法：派专人管理人粪罐，计时轮流发酵，取缔了近郊的晒粪场。经过与有关县联系后，动员全部流散农民回乡安排工作，又在沧口垃圾场海边建立了统一的颗粒肥料场，让部分以晒粪干为生的当地贫苦市民将发酵过的粪便运往该场，由该场工人拌入有机垃圾，以机械操作成型、烤干、装袋，出售给农村经济作物区。当时，京、津、沪、杭等地来青岛参观的卫生领导同志都认为是一项创举，全国爱委会将此办法向全国介绍推广。在解决公共卫生重点问题的同时，张副市长又抓了三个居民卫生试点。
  依靠行政手段，大搞爱国卫生工作，在当时搞突击性活动，能解决重点问题，如清扫街道、消灭蚊蝇孳生地等。但是如何使卫生工作持之以恒就要另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张副市长认真调查研究，抓点带面，具体分析了市北区茌平路居民组人员情况。据统计资料表明：搞好街道卫生的主要依靠力量是家庭妇女和闲散待业青年，他当即决定，在建立基层政权居委会和居民小组时，规定把卫生组织和人员均纳入基层组织，基层组织的卫生负责人必须由家庭妇女担任，并领导订立了卫生检查制度，从而使茌平路居民组的卫生工作达到标准化，家家户户经常窗明几净。当时，中央爱卫会来青检查时，派人不离此居民组，突击检查了三天，结果对此居民组的卫生工作，在持续经常化方面赞叹不已。
  如何搞好居民杂居处零散饮食摊点的饮食卫生，也是当时青岛市公共卫生工作的一大难题。张副市长在青岛居住多年，对基层居民状况比较熟悉，他选择了在市中心商业区——中山路中段的一个历来就是饮食摊点和居民杂居的“劈柴院”（此处是外地来青岛旅客餐饮的地方）为试点，经过深入调查，了解这些摊点当时都是“游击队”，市区卫生检查人员一到，就纷纷关门停业。张副市长亲自率领一班人员较长时间地住在该院的居委会，做了大量的群众工作。首先由各摊点集资把各种公共卫生设施建设好，如公共厕所、污水池等都建造得符合卫生要求。同时使各摊点和散居在该大院的居民建立统一的卫生组织，订立、健全卫生制度，使饮食摊点和居民互相监督，发现问题由区防疫站统一解决。从而使之成为卫生工作经常持久的大杂院。国家爱委会深入该院蹲点检查后，认为这是青岛市搞好公共卫生的又一个创举。
  张副市长还组织一帮技术人员到崂山县山区乌衣巷村蹲点，既宣传卫生，又发动群众，把该村的大粪坑改为粪尿分流的密闭小厕所，推广应用堆肥肥田的耕作方法，创造了农村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典型。
  张副市长培养了以上几个典型，经常深入到青岛市各区、县宣传、推广，从而推动各区、县领导，把全市大面积的爱国卫生工作搞得轰轰烈烈。
  1952年，全国爱委会评选青岛市为全国卫生模范城市，并授予张副市长为全国爱国卫生模范称号。我陪他到北京参加全国表彰大会时，见记者采访他，问他如此大的年纪，干劲来自何处。他脱口而出：“正是因为我年纪如此大，经历的时间长，才更加深切的知道，‘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我才坚决跟共产党走。”是的，他坚决跟党走，才迸发出那样大的工作热情。
  在全国爱国卫生授奖大会上，国务院奖给青岛市8亿元（旧币）奖金，做为继续改进青岛市卫生设施的专项资金。在返回途中，他一夜未合眼，我问他是否吃点安眠药，他说不要，他正在考虑回青岛后如何正确使用此项奖金。回青后，他仅休息了一天，便赶忙向市长办公会作了汇报。在会上他建议用奖金在市内6个区和崂山县，各建一个低价收费的大众澡塘，以利市民讲好个人卫生，推动全市的卫生工作更加深入开展。会后，从选择澡塘地址，请人设计，直到建筑施工，他都亲自抓，不到半年时间，大众澡塘全部落成。
  张副市长已经辞世近30年了，但是他那种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奋斗不息，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的高尚精神，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激发着人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