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张公制名介礼，1876年12月18日（清光绪二年丙子十一月初三日）生于山东省安丘县城里。1966年10月29日在青岛逝世，终年90岁。一、无意科场，兴办学校
公制生于书香门第，两位兄长都是进士，先生2岁时其父去世，在母亲和兄长的抚养下长大成人。他天资聪慧，过目不忘，读书勤奋，好学敏求，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参加山东乡试中了举人。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逐渐把中国沦为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公制鉴别于内忧外患交迫，国势阽危，中举之后，无意再进科场，曾想出国留学，未能成行。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公制先生首任安丘县劝学所总董事，主持全县的教育事宜。他办学热情认真，经常与当地知名人士商讨兴办学堂，培养人才，治国救民的方法。1906至1909年，在全县开办了许多学堂，并按时到这些学堂进行督导、讲学，为安丘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民初，济南省立各专门学校、中学、师范的学生，以安丘县学生考取的最多，这与先生热心教育救国，大力提倡办学是分不开的。
二、刚直不阿，主持正义
公制先生在安丘县办学时，经常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往来，济南高等学堂学生李热狂、原私塾同学王漱芳等，经常寄给他一些革命排满、复兴中华的书籍，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封建王朝的官僚们卖国求荣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同盟会山东省负责人徐萃庵在济南办白话报，托王漱芳捎给公制一信，动员他参加革命，先生认为同盟会是正义的，愿意参加。
1909年（宣统元年），公制被选为山东省议局议员。他到省谘议局任职后，便与同盟会山东省负责人徐萃庵相会，后因青州发生大抢劫案①（注：即魏锡九案。魏锡九，寿光人，在日本学习过警政。回国不久，他联络一部分人在益都城北瓮城抢了一座银号，白银二万余两，备作同盟会经费之用。不幸被北城旗营得悉，把款截下，魏也被捕。此案引起张公制的思想波动，表示不愿参加同盟会。），牵连一些参加革命的学生。为此，他当时没有加入同盟会。
1910年春，莱阳县遭受连年干旱，农民闹粮荒。县吏不但不恤民命，还强征暴敛，欺压百姓。农民求生不得，在曲士文的领导下纷起抗捐抗税，向地主豪绅清算积谷。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镇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毁坏农家1800余户，烧毁房屋1.3万多间，杀害农民2000余人，逼迫妇女投井溺河者3000人以上，造成了震惊全国的莱阳大惨案。孙宝琦为了开脱罪责，便将该案交给谘议局调查。以议长杨毓泗为首的一派支持官府，诬蔑农民曲士文为“莠民造反”、“反清抗捐”，应该镇压。张公制、丁佛言等人主持正义，指责县吏不恤民命，大旱三年，农民饥寒交迫，卖儿卖女，饿死沟壑，被迫抗捐抗税，是官逼民反。双方各执一词，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张公制刚直不阿，据理力争，伸张正义。但是谘议局为官府所把持，公制不愿与“官府派”同流合污，便与丁佛言、王景尧、周建龙、尚屏臣、曲荔斋一起愤而辞职退出谘议局。当时社会舆论，赞扬公制等主持正义，誉之为谘议局“鲁东六君子”。
三、反对军阀，支持辛亥革命
公制先生回到家乡安丘城后，担任了安丘县团练的团总，仍然与同盟会人不断往来，支持同盟会的革命行动。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各省纷起响应，山东也宣布“独立”。可是在袁世凯的授意及其走狗张庭、吴炳湘的阴谋破坏下，不久又取消了独立。但山东的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起义浪潮的鼓舞下，继烟台、登州、黄县起义胜利之后，青州、高密、诸城、即墨等处都相继暴发了起义。山东革命党人在王长庆带领下计划去诸城发动起义，路过安丘，找公制研究独立和筹款事宜。议定举王长庆为司令，周蜀江为副司令，马卓章为参谋长，知县程长庆为民政长，张公制为副民政长，刘梅皋为秘书。此时王长庆说：“明天安丘独立悬挂白旗，我们即赴诸城举事，然后进攻青州，为赵象阙报仇。”关于安丘马上独立挂白旗一事，公制向王长庆建议：“根据青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如果安丘马上独立挂白旗，邻近潍县的清兵防营随时可到，起义力量单薄，城防难守，必遭失败，使革命力量受损失，不妥。因此，安丘只宜作诸城外围，遥相呼应。”经过公制与王长庆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安丘暂不挂白旗，俟诸城独立，再行响应，并由诸城派人来安丘帮助独立。订盟之后，王长庆等便把县所存现银2600余两及由团练拿来点验的20多支枪和弹药，一并带去诸城发动起义。
诸城独立后，由于势单力薄，很快就被驻潍的清兵攻陷，诸城民众遭受清兵大屠杀。可见公制对安丘独立一事，深谋远虑，是正确的。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民国元年）3月，公制应夏溥斋之邀前往济南。当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丁佛言等在济南成立共和党支部（后改为进步党）。由于先生与丁佛言等在谘议局任议员时，共同反对清廷的残暴统治，两人感情较深，遂加入了共和党。
1913年（民国2年）春，山东省议会成立，公制当选为议长。在议会里，共和、国民两党的议员势均力敌。由于先生品学兼忧，德高望重，使共和党在第一届议会议长竞选中占了上风。当时的议会，外则军阀统治，内则两党敌对，当议长实在困难，公制刚直不阿，主持正义，使议会工作正常进行。
山东都督兼民政长周自齐与会办山东军务的靳云鹏，因分肥不均，矛盾较深。1913年8月，周自齐调京任交通总长，迳自下条子给财政司，提走现银12万元。公制先生闻讯，查问济南道尹夏溥斋、山东军务靳云鹏，靳当即调出卷来给先生看，只见盖有周自齐私人图章的一纸提款条，别无其他手续。公制回到省议会与副议长王贡忱商定，给北京政府打电报揭发此事，请求处理。
袁世凯罢免了国民党在皖、赣、粤三省的都督，激起了“二次革命”，袁派兵镇压，攻占了南昌和南京，“二次革命”遭到失败。袁世凯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各省县的议会及各级自治机关。山东的国民党、进步党（原共和党）都停止了活动。
1915年（民国4年）8月，袁世凯想做皇帝，组成了“筹安会”等组织，拥护袁世凯称帝，石金声、艾庆镛回山东来鼓动“劝进”①（“劝进”即劝说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想做皇帝，组织“筹安会”，利用一批反动文人，摇旗呐喊，装做拥护。时称这些人为“劝进派”。），说：“周自齐在北京已给公制和王采廷列名加入‘劝进’了。”公制非常气忿，第二天就和王采廷在《大东日报》上登出启事，否认他两人加入“劝进”，坚决反对袁氏称帝。《大东日报》是公制和王志勋等人共同创办的，是山东早期重要报纸之一，每日发行额1万份左右，济南报界联合会就设在该报所在地，成为当时山东新闻界的中心。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年号改为洪宪。25日，云南都督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南方各省相继响应。1916年5月，国民党人由青岛沿胶济铁路向西推进，先后占领了高密、诸城、潍县、周村等地，济南也出现了反袁军。各地军民兴起讨袁，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不久袁死去，由黎元洪代理总统，任命张怀芝为山东督军，孙发绪为山东省长。9月，山东省议会复会，议长复职。在议会中进步党、国民党两派仍然势均力敌，这时国民党由王鸿一统辖，两党互不矛盾，协商办事。公制与王鸿一组织了山东地方政治讨论会，将两派所有人员组织起来，共同为建设山东，办好教育和实业努力。
山东督军张怀芝，专制独裁，对省议会采取拉拢的态度，他的参谋长洪某对公制说：“直隶的边守靖议长总是和曹省长打成一片，你看他多么得意。”意在拉扰先生接近张怀芝，可以名利双收。当时公制一笑置之，对此曾经写有两首竹枝词抒怀：
“有美人兮来姗姗，本在这边却那边；
如问美人有何好？这边高楼多金钱。”
“笑而不答心自闲，太白诗句得我先；
桃花开落能几日，去随流水永不还。”
这充分表现了公制先生的高风亮节。
1918年（民国7年）春，张怀芝因率鲁军南征惨败，溃逃离鲁。张树元接任山东督军，沈铭昌任山东省长。同年9月，第二届议会成立，山东督军张树元为了控制议会为他服务，便拉出了武定府的12名议员，组成了“武定团”，自称为议员同志社，成为议会中第一个“政府派”。在议会选举议长时，他们利用国民党、进步党两派议席均势的特点，只能按“武定团”的主张，同意郑钦为议长，公制和王鸿一为副议长。张树元为了进一步控制议会，给“武定团”议员都挂上了督军署谘议衔，并按月发给他们津贴。
张树元以督军职权，大量克扣军饷，达300多万元。公制义愤填膺，暗中酝酿提出弹劾，由财政厅朱仲廉科长提供张树元克扣军饷的证据。材料准备齐全后，由王乐平在议会临时动议提出弹劾，由于情节恶劣，材料确凿，议案很快通过，并立拟电稿向北京政府揭发。北京政府据电免去了张树元督军之职，任命田中玉为山东督军，并令彻查此案。
1919年（民国8年）4月中旬，巴黎和会再次讨论山东问题，帝国主义作出损害中国主权的无理决定。4月20日济南召开了各界群众10万余人的国民请愿大会，提出了“收回青岛”、“收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严惩国贼”等口号，并致电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勿惑奸计、据理力争。”4月30日，英、美、法三国擅自决定把德国过去在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消息传来，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个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济南学生带头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斗争，于5月7日举行了游行示威，成立了山东学生联合会，并于24日实行总罢课，6月3日济南实行罢市斗争。运动初期，公制和王鸿一适在北京，他们拜访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向其求教。蔡元培将救国十人团章程送给先生，让其带回济南推行。“十人团”是学生联系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基层组织，是学联的有力助手。公制回济后，将十人团章程交给了山东学生联合会，于是爱国十人团发展到全省各学校。济南各商店职工也大部分成了团员。连近郊的村庄也组织了十人团。他们张贴标语，印发传单，抵制日货，罢课罢市，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在济南学生举行反帝示威游行被军阀部队围困在西门大街（今泉城路）时，十人团挺身前往，络绎不绝地给学生送水送饭送点心，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当时，公制除担任省议会副议长外，还兼任济南私立育英中学校长。当学生被军警围困在西门大街僵持不下时，他与省立一中校长赵星海、议员吴镜荪同访张树元。张树元提出不准学生罢课和游行请愿，不准商业罢市。赵星海校长严词拒绝。张树元又问公制有何办法，先生回答说：“学生请愿问题，最好躬请北京政府处理，商号开市问题，由商号自动解决，军警学生都不干涉。”张树元无法，同意了公制的意见，立即派员送先生等到西门大街，与学生、军警一起进行谈判。公制阐明学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收回青岛和山东权益而罢课请愿是爱国行动，应转请北京政府处理。商号罢市，抵制日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也是爱国行动，商号开市问题，请商号自己研究解决，希望军警和学生都不要干涉。谈判至深夜，双方同意，军警撤走，学生们整队返校。
“五四”时期，“安福系”①（安福系：北洋皖系军阀的政客集团。1916年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控制了北洋政府。1918年，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伪造选举，成立国会，推徐世昌为总统。时称该集团为“安福系”，称这个国会为“安福国会”。1920年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安福国会”随之解散，但“安福系”仍进行政治活动，1924年又拥立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执政。1926年段垮台，安福系瓦解。）派陈干、艾庆镛来山东组织路矿维持会，拉拢王鸿一和王派某些成员加入。由于督军张树元、济南镇守使马良、省长屈映光都是安福系，山东大权为安福系所控制，“劝进派”艾庆镛成了安福系的忠实“走狗”。他们借官府的势力，办起了《昌言报》，作为安福系在山东省的喉舌。《昌言报》为官府镇压学生运动摇旗呐喊，疯狂地攻击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学生们对此痛恨之极，砸毁了《昌言报》馆，将那些舞笔弄墨在报纸上谩骂攻击学生运动的人拖出游街示众，送交省政府问罪。
1919年（民国8年）末，张树元去职，田中玉督鲁，企图拉拢收买议会成为他的御用工具，借口裁军，增加田赋。他向议会提出裁军一半，增加一年田赋。当时田赋一两，折合银币四元，共计八百万元之多。公制认为这对全省人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裁军经费不足，议会必须详细调查。经过调查军队空额不少，过去军阀利用空额贪污自肥，现去掉空额，裁军经费足够，根本不用增加田赋。后来尽管田中玉多次与先生商量，一再疏通议会，但是增加田赋一案，始终未能通过。田中玉怀恨在心，企图组织御用议会为他效劳，因而组织第三届议会时，他插手操纵议会选举。
公制先生对田中玉操纵第三届议会选举无比忿慨，决心与王派携手办理选举，共同进行反田斗争。在进行议会复选时，田中玉虽以权势、金钱、地位的引诱贿赂，对议会进行分化瓦解，收买了一部分议员，但获票仍寥寥无几。张、王两派仍然取得绝对优势，复选结果，选票仍占大多数。到阻挠破坏。田中玉派军警捣毁会场，每次议长、副议长的选举都遭到田氏御用议员的捣乱破坏，以致选不出议长，成立不了议会。这种状况延续了一年之久，直至1923年3月1日，在省长熊炳琦亲到议会监督之下，才选出张派宋传典为议长，王派陈鸾书及杜尚为副议长，成立了第三届山东省议会。
第三届议会选举后，张、王两派改组，公制先生组织了诚社，王鸿一成立了民智社，共同与地方少数派王采廷协起手来，进行反田斗争。
“五四”运动使公制进一步认清了军阀的黑暗统治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组织诚社的同时，又改组了《大东日报》社。公制联合王精一、王翔千、张伯秋等在该报中出一副刊，名曰《劳动周刊》，介绍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版的革命文献。当时德国驻济南总领事陶德曼当面对张翘起大姆指说：“张议长，马克思。”日本人编的《支那名人录》载：“张公制，性情激烈，是反日分子。……。”这说明了先生的爱国热忱和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认识。
先生86岁生日追忆前事赋诗一首呈诚社诸老友，照录如下：
分道扬镳忽合流，索涂陷淖不能休。分明鸟作笼中斗，仿佛鱼缘木上求。云雾拨开葵向日，风霜阅尽菊凌秋。伪民党与假文化，赢得区区一报头。
序曰：民国十年前后，军阀田中玉包办山东三届省议会。余与王鸿一、王贡忱等联合同田作斗争，相持二年之久。于此时间，余悟只争地方、议会，殊非解决政治问题之道，但已插手，不能放下。曾在《大东日报》出一副刊，名曰《劳动周刊》，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实践和理论粗浅片段知识。出版未及一年，即因故停刊。中经“七七”事变及国民党统治时代，前后计隔四十余年。山东省史学会欲求一全张，竟不可得，仅于某派报员处得一报头，犹记当时上海国民党某报著论，谓王鸿一为伪民党，张公制为假文化。又军阀张怀芝谓省议会为鸟笼子，即第三句及末句所云。
1922年（民国11年）1至3月，山东各界曾两次列举田氏罪状，请求北京政府撤换他。直至1923年5月5日，在鲁南临城（今薛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劫车大案，架走了26个外国人，北京政府怕引起国际争端，总统曹锟只得劝田自动辞职。田中玉离开山东，皖系军阀郑士琦督理山东军务。1925年5月，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公制以患糖尿病为由，辞职回家疗养，方脱离政治舞台。
四、威武不屈，隐居青岛
1928年（民国17年）秋，公制从安丘到青岛养病，直至“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才回安丘。1935年，先生与在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认识，曾先后三次赴邹平县参观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介绍安丘学生入研究院学习，想在安丘创办乡农学校，进行乡村建设。1937年春，先生请乡村建设研究院派人至安丘指导，在全县6个区内成立了6所乡农学校。“七七”事变爆发，安丘县第一区乡校学生不愿回家，由教练韩寿臣带领成立了游击队，后改为山东八区保安第十团，后来起义投奔解放军。
抗日战争开始，公制爱国爱民，不愿留居青岛为日军所驱使，迁回安丘城内家中居住。后国民党第八区专员厉文礼，也率部由潍县撤到安丘西南山区，曾一再邀请公制到他的部队担任顾问，被先生托病拒绝。1938年，安丘城为日军侵占后，先生为脱身扬言去沪治病，暗中又绕道回了青岛。为了隐居，报户口时用了夫人的名义。谁知不久又为青岛伪市长赵琪发现，派人请先生出山任职，先生不从。赵琪又亲访商谈，仍被先生以旧病复发，想去外地医治为由，婉言拒绝。当时青岛日伪军警宪特密布全市，横行霸道，先生对自身安危也不放心，后来通过旧友黄公渚等人，认识了女诗人吕美荪，并结为诗友。吕曾在东北某大学任教，到过日本，被邀参加过皇宫举行的菊花会，她带着日本天皇的请帖回了国，居住青岛。日军查户口时，她便将天皇的请贴摆于桌上，日本官兵对帖行礼，不查而去。日本陆海空军官皆到吕家拜访，与吕诗人会友的公制因而得以安居。
日本统治青岛时期，国民党政府也想请先生出山，曾三次派人赴青请他去国民党统治区任职。第一次是重庆派人到青岛对公制说，国民政府已发表先生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第二次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派人到青岛邀请公制赴鲁南山区成立山东省参议会；第三次是鲁苏战区总司令兼战区党政分会主任委员于学忠，派人到青岛请公制到山区组织力量倒沈。对这三次邀请，先生皆借病谢绝。抗战时期，先生一直洁然一身，隐居青岛，终日以诗书抒发内心之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管了青岛，公制看到国民党接收大员，劫收敌产，大发横财，蒋美勾结在青岛实行大吞并、大掠夺，驻青美军酗酒滋事，汽车横冲直撞，残杀中国人民，十分气愤。先生对日本投降，中国有了希望的幻想破灭了。自律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
五、向往民主进步，为解放青岛尽力
安丘同乡郑宓园由青岛去临沂，先生让他带去只落下款的两幅亲笔字作为证明，面见昔年诚社老友刘民生、张伯秋两同志，借便取得联系。其后梁竹航同志等由解放区来青，带有张伯秋给先生的私函一件，希望先生与梁面谈。但梁等来青后，美蒋以保护为名，出入由美军伴随，特务盯哨，梁无法面见先生。梁走后，才由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毕圃仙将信交给先生。公制阅信后，深感遗憾，曾问救济总署鲁青分署主任延国符：“当时梁不能到我处，何不召我前往一谈？”延不置当否，笑而不答。
这时公制先生对中国的前途深感不安，青岛成立参议会，李先良和国民党市党部主任葛覃邀请先生出任议长，重庆来人请先生去重庆，说一俟山东省议会改组，即可就任议长。济南当局亦请先生前往任议会副议长。先生均以年老多病，一一谢绝。
1948年山东省教育厅企图停发“流亡”学生的口粮，迫使学生去充当炮灰。公制先生坚决反对政府当局不给学生饭吃，不让学生读书，从中斡旋，予以援助，使山东省教育厅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丁治磐去职，刘安祺继任绥靖区司令。刘是山东临沂人，素仰公制先生德高望重，到青之后曾拜访先生，以前辈礼待。1949年春，共产党胶东军区希望和平解放青岛，需要说服刘安祺，保全青岛，免遭破坏。军区通过刘仲让（安丘城关人，早与先生相识）与公制先生取得联系，说明我党我军和平解放青岛的目的和要求，请先生为祖国、为人民、为和平解放青岛贡献力量。公制先生精神焕发，当面慨允，说：“此举甚合我意，我要说服刘安祺起义投诚，或不战善退，和平解放青岛。”当时青岛警备司令部秘书任林圃来寓说国民党已运来炸药，准备炸毁水厂、电厂、码头、纺织工厂等。闻讯后，公制先生即去警备司令部找刘安祺，晓以大义，动以乡情，恳切劝说：国民党败局已定，识时务者为俊杰，傅作义将军起义，北平已和平解放，青岛是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早晚要解放。为使青岛40万人民免遭涂炭，名城青岛不被毁于一旦，应该起义或不战善退，使青岛和平解放，才能流芳千古。刘安祺深思良久，说：“我是山东人，怎么不想在本地留个好名声呀！我接受张老先生的善意。”从而达成“不战善退”的协议。公制先生进而劝说刘安祺留消防队人员，维持地方治安，刘也同意。事后，刘国宪将消防队长马元敬叫到办公室作了安排。事实证明，消防队在人民解放军解放青岛时，在保护市政机关、水厂、电厂，维持地方治安诸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六、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公制先生看到中国有了希望，精神无比振奋地说：“解放前我已气息奄奄，解放后我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同年10月召开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公制被推选为会议副主席。是年他已73岁，引退有25年，在党的领导下心情舒畅，不顾多年的糖尿病与高血压，毅然再度出任公职，1949年10月先生任青岛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青岛市社会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1950年2月被邀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同年9月，任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在工作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民情，搞好所分工的文教卫生、社会救济工作。同时先生组织了政协老人学习组，参加的有杜星北、于春圃等人，对扩大巩固统一战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2年3月，美帝国主义对中朝发动细菌战，人民政府迅即组成青岛市防疫委员会，公制先生兼任主任委员。在市内六区和有关单位均设防疫分会，按路段设防疫站、基层卫生小组。还组织了中心检验室、防疫大队（下属五个中队）。先后召集全市医药科学工作者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广播大会，并举行全市示威大游行，宣传“抗美援朝”，反对细菌战。同时运用报纸、广播电台、宣传手册等形式，组织学校师生，科普工作者4万余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1952年12月，公制副市长任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他尊重党的领导，发挥卫生部门及各界人民的作用，亲自动员布置工作，经常深入基层，检查督促。先生时年已76岁，身体较弱，但仍尽力而为，始终站在爱国卫生运动的前线，使青岛市90％以上的人民动员起来，大大改变了青岛市的卫生面貌，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先生具体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日常工作，听取汇报，检查督促。市领导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约定他一天不能参加两个会，但他有会必到，不请自来。举行卫生广播大会和全市群众代表大会，他都亲自出席作报告。经过4月的清洁卫生突击周，6月的环境卫生突击月，7月的“八净”、“五灭”运动，12月的新年大扫除等多次的突击性活动，以及经常的地段保清洁，使青岛市的卫生状况有了根本改善，市容焕然一新。先生把爱国卫生运动做为移风易俗的大事来抓，并亲自到大杂院、里巷、棚户等地去检查卫生情况，再三检查垃圾堆、大粪场等。到基层单位去，查出好的单位，就鼓励表扬，查出不好的，就通知防疫委员会责成该单位领导限期改进。同时将清理的粪便支援了郊区的农业生产。
公制先生近八旬的高龄，带病的身体，在爱国卫生运动中，以身作则，亲自动手，不遗余力，使全市卫生工作，获得了显著成绩。1952年10月5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在省府委员与省政协委员会议上除宣布对先生表扬外，并通令嘉奖。同年11月，华东区防疫委员会通报表扬了张公制副市长的模范事迹。1952年和1958年青岛两次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城市”，荣获中央爱卫会和国务院的奖励。张公制副市长被评为全国卫生模范，出席了1952年的全国卫生会议。
1954年7月起，公制先生连续当选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于同年9月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10月29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0岁。
张公制副市长在工作中谦虚谨慎，任劳任怨，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谨将先生《咏怀》三首之二照录如下，以对照先生的一生。
精卫期填海，愚公欲移山。
衔石自往返，畚土穷岁年。
洒血化毛羽，沧波不可湔。
感帝遣夸娥，风霆为之先。
彼自行其意，果孰驱使然。
造次与颠沛，历久弥贞坚。
宁复计成功，亦不赖苟全。
山海有崩竭，此意无变迁。
公制生于书香门第，两位兄长都是进士，先生2岁时其父去世，在母亲和兄长的抚养下长大成人。他天资聪慧，过目不忘，读书勤奋，好学敏求，于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参加山东乡试中了举人。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和帝国主义侵略者签订了许多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开辟通商口岸，逐渐把中国沦为帝国主义任意宰割下的半殖民地。公制鉴别于内忧外患交迫，国势阽危，中举之后，无意再进科场，曾想出国留学，未能成行。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廷废除科举，兴办新学。公制先生首任安丘县劝学所总董事，主持全县的教育事宜。他办学热情认真，经常与当地知名人士商讨兴办学堂，培养人才，治国救民的方法。1906至1909年，在全县开办了许多学堂，并按时到这些学堂进行督导、讲学，为安丘县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民初，济南省立各专门学校、中学、师范的学生，以安丘县学生考取的最多，这与先生热心教育救国，大力提倡办学是分不开的。
二、刚直不阿，主持正义
公制先生在安丘县办学时，经常与同盟会革命党人往来，济南高等学堂学生李热狂、原私塾同学王漱芳等，经常寄给他一些革命排满、复兴中华的书籍，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封建王朝的官僚们卖国求荣和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同盟会山东省负责人徐萃庵在济南办白话报，托王漱芳捎给公制一信，动员他参加革命，先生认为同盟会是正义的，愿意参加。
1909年（宣统元年），公制被选为山东省议局议员。他到省谘议局任职后，便与同盟会山东省负责人徐萃庵相会，后因青州发生大抢劫案①（注：即魏锡九案。魏锡九，寿光人，在日本学习过警政。回国不久，他联络一部分人在益都城北瓮城抢了一座银号，白银二万余两，备作同盟会经费之用。不幸被北城旗营得悉，把款截下，魏也被捕。此案引起张公制的思想波动，表示不愿参加同盟会。），牵连一些参加革命的学生。为此，他当时没有加入同盟会。
1910年春，莱阳县遭受连年干旱，农民闹粮荒。县吏不但不恤民命，还强征暴敛，欺压百姓。农民求生不得，在曲士文的领导下纷起抗捐抗税，向地主豪绅清算积谷。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镇压，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毁坏农家1800余户，烧毁房屋1.3万多间，杀害农民2000余人，逼迫妇女投井溺河者3000人以上，造成了震惊全国的莱阳大惨案。孙宝琦为了开脱罪责，便将该案交给谘议局调查。以议长杨毓泗为首的一派支持官府，诬蔑农民曲士文为“莠民造反”、“反清抗捐”，应该镇压。张公制、丁佛言等人主持正义，指责县吏不恤民命，大旱三年，农民饥寒交迫，卖儿卖女，饿死沟壑，被迫抗捐抗税，是官逼民反。双方各执一词，展开了激烈的争辩。张公制刚直不阿，据理力争，伸张正义。但是谘议局为官府所把持，公制不愿与“官府派”同流合污，便与丁佛言、王景尧、周建龙、尚屏臣、曲荔斋一起愤而辞职退出谘议局。当时社会舆论，赞扬公制等主持正义，誉之为谘议局“鲁东六君子”。
三、反对军阀，支持辛亥革命
公制先生回到家乡安丘城后，担任了安丘县团练的团总，仍然与同盟会人不断往来，支持同盟会的革命行动。1911年辛亥武昌起义，各省纷起响应，山东也宣布“独立”。可是在袁世凯的授意及其走狗张庭、吴炳湘的阴谋破坏下，不久又取消了独立。但山东的革命党人在全国各地起义浪潮的鼓舞下，继烟台、登州、黄县起义胜利之后，青州、高密、诸城、即墨等处都相继暴发了起义。山东革命党人在王长庆带领下计划去诸城发动起义，路过安丘，找公制研究独立和筹款事宜。议定举王长庆为司令，周蜀江为副司令，马卓章为参谋长，知县程长庆为民政长，张公制为副民政长，刘梅皋为秘书。此时王长庆说：“明天安丘独立悬挂白旗，我们即赴诸城举事，然后进攻青州，为赵象阙报仇。”关于安丘马上独立挂白旗一事，公制向王长庆建议：“根据青州起义失败的教训，如果安丘马上独立挂白旗，邻近潍县的清兵防营随时可到，起义力量单薄，城防难守，必遭失败，使革命力量受损失，不妥。因此，安丘只宜作诸城外围，遥相呼应。”经过公制与王长庆反复研究，最后决定安丘暂不挂白旗，俟诸城独立，再行响应，并由诸城派人来安丘帮助独立。订盟之后，王长庆等便把县所存现银2600余两及由团练拿来点验的20多支枪和弹药，一并带去诸城发动起义。
诸城独立后，由于势单力薄，很快就被驻潍的清兵攻陷，诸城民众遭受清兵大屠杀。可见公制对安丘独立一事，深谋远虑，是正确的。
辛亥革命推翻满清帝制，中华民国成立。1912年（民国元年）3月，公制应夏溥斋之邀前往济南。当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丁佛言等在济南成立共和党支部（后改为进步党）。由于先生与丁佛言等在谘议局任议员时，共同反对清廷的残暴统治，两人感情较深，遂加入了共和党。
1913年（民国2年）春，山东省议会成立，公制当选为议长。在议会里，共和、国民两党的议员势均力敌。由于先生品学兼忧，德高望重，使共和党在第一届议会议长竞选中占了上风。当时的议会，外则军阀统治，内则两党敌对，当议长实在困难，公制刚直不阿，主持正义，使议会工作正常进行。
山东都督兼民政长周自齐与会办山东军务的靳云鹏，因分肥不均，矛盾较深。1913年8月，周自齐调京任交通总长，迳自下条子给财政司，提走现银12万元。公制先生闻讯，查问济南道尹夏溥斋、山东军务靳云鹏，靳当即调出卷来给先生看，只见盖有周自齐私人图章的一纸提款条，别无其他手续。公制回到省议会与副议长王贡忱商定，给北京政府打电报揭发此事，请求处理。
袁世凯罢免了国民党在皖、赣、粤三省的都督，激起了“二次革命”，袁派兵镇压，攻占了南昌和南京，“二次革命”遭到失败。袁世凯下令解散了国民党和国会、各省县的议会及各级自治机关。山东的国民党、进步党（原共和党）都停止了活动。
1915年（民国4年）8月，袁世凯想做皇帝，组成了“筹安会”等组织，拥护袁世凯称帝，石金声、艾庆镛回山东来鼓动“劝进”①（“劝进”即劝说袁世凯做皇帝。袁世凯想做皇帝，组织“筹安会”，利用一批反动文人，摇旗呐喊，装做拥护。时称这些人为“劝进派”。），说：“周自齐在北京已给公制和王采廷列名加入‘劝进’了。”公制非常气忿，第二天就和王采廷在《大东日报》上登出启事，否认他两人加入“劝进”，坚决反对袁氏称帝。《大东日报》是公制和王志勋等人共同创办的，是山东早期重要报纸之一，每日发行额1万份左右，济南报界联合会就设在该报所在地，成为当时山东新闻界的中心。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称帝，年号改为洪宪。25日，云南都督蔡锷组织护国军讨袁，南方各省相继响应。1916年5月，国民党人由青岛沿胶济铁路向西推进，先后占领了高密、诸城、潍县、周村等地，济南也出现了反袁军。各地军民兴起讨袁，迫使袁世凯取消帝制。不久袁死去，由黎元洪代理总统，任命张怀芝为山东督军，孙发绪为山东省长。9月，山东省议会复会，议长复职。在议会中进步党、国民党两派仍然势均力敌，这时国民党由王鸿一统辖，两党互不矛盾，协商办事。公制与王鸿一组织了山东地方政治讨论会，将两派所有人员组织起来，共同为建设山东，办好教育和实业努力。
山东督军张怀芝，专制独裁，对省议会采取拉拢的态度，他的参谋长洪某对公制说：“直隶的边守靖议长总是和曹省长打成一片，你看他多么得意。”意在拉扰先生接近张怀芝，可以名利双收。当时公制一笑置之，对此曾经写有两首竹枝词抒怀：
“有美人兮来姗姗，本在这边却那边；
如问美人有何好？这边高楼多金钱。”
“笑而不答心自闲，太白诗句得我先；
桃花开落能几日，去随流水永不还。”
这充分表现了公制先生的高风亮节。
1918年（民国7年）春，张怀芝因率鲁军南征惨败，溃逃离鲁。张树元接任山东督军，沈铭昌任山东省长。同年9月，第二届议会成立，山东督军张树元为了控制议会为他服务，便拉出了武定府的12名议员，组成了“武定团”，自称为议员同志社，成为议会中第一个“政府派”。在议会选举议长时，他们利用国民党、进步党两派议席均势的特点，只能按“武定团”的主张，同意郑钦为议长，公制和王鸿一为副议长。张树元为了进一步控制议会，给“武定团”议员都挂上了督军署谘议衔，并按月发给他们津贴。
张树元以督军职权，大量克扣军饷，达300多万元。公制义愤填膺，暗中酝酿提出弹劾，由财政厅朱仲廉科长提供张树元克扣军饷的证据。材料准备齐全后，由王乐平在议会临时动议提出弹劾，由于情节恶劣，材料确凿，议案很快通过，并立拟电稿向北京政府揭发。北京政府据电免去了张树元督军之职，任命田中玉为山东督军，并令彻查此案。
1919年（民国8年）4月中旬，巴黎和会再次讨论山东问题，帝国主义作出损害中国主权的无理决定。4月20日济南召开了各界群众10万余人的国民请愿大会，提出了“收回青岛”、“收回山东”、“废除二十一条”、“严惩国贼”等口号，并致电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勿惑奸计、据理力争。”4月30日，英、美、法三国擅自决定把德国过去在青岛和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消息传来，立即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5月4日，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集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一个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济南学生带头积极响应北京学生的斗争，于5月7日举行了游行示威，成立了山东学生联合会，并于24日实行总罢课，6月3日济南实行罢市斗争。运动初期，公制和王鸿一适在北京，他们拜访当时北大校长蔡元培，向其求教。蔡元培将救国十人团章程送给先生，让其带回济南推行。“十人团”是学生联系群众开展反帝爱国运动的基层组织，是学联的有力助手。公制回济后，将十人团章程交给了山东学生联合会，于是爱国十人团发展到全省各学校。济南各商店职工也大部分成了团员。连近郊的村庄也组织了十人团。他们张贴标语，印发传单，抵制日货，罢课罢市，积极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在济南学生举行反帝示威游行被军阀部队围困在西门大街（今泉城路）时，十人团挺身前往，络绎不绝地给学生送水送饭送点心，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当时，公制除担任省议会副议长外，还兼任济南私立育英中学校长。当学生被军警围困在西门大街僵持不下时，他与省立一中校长赵星海、议员吴镜荪同访张树元。张树元提出不准学生罢课和游行请愿，不准商业罢市。赵星海校长严词拒绝。张树元又问公制有何办法，先生回答说：“学生请愿问题，最好躬请北京政府处理，商号开市问题，由商号自动解决，军警学生都不干涉。”张树元无法，同意了公制的意见，立即派员送先生等到西门大街，与学生、军警一起进行谈判。公制阐明学生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要求收回青岛和山东权益而罢课请愿是爱国行动，应转请北京政府处理。商号罢市，抵制日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也是爱国行动，商号开市问题，请商号自己研究解决，希望军警和学生都不要干涉。谈判至深夜，双方同意，军警撤走，学生们整队返校。
“五四”时期，“安福系”①（安福系：北洋皖系军阀的政客集团。1916年袁世凯死后，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任国务总理，控制了北洋政府。1918年，皖系政客徐树铮，王揖唐在北京安福胡同成立俱乐部，伪造选举，成立国会，推徐世昌为总统。时称该集团为“安福系”，称这个国会为“安福国会”。1920年皖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失败，“安福国会”随之解散，但“安福系”仍进行政治活动，1924年又拥立段祺瑞为临时政府执政。1926年段垮台，安福系瓦解。）派陈干、艾庆镛来山东组织路矿维持会，拉拢王鸿一和王派某些成员加入。由于督军张树元、济南镇守使马良、省长屈映光都是安福系，山东大权为安福系所控制，“劝进派”艾庆镛成了安福系的忠实“走狗”。他们借官府的势力，办起了《昌言报》，作为安福系在山东省的喉舌。《昌言报》为官府镇压学生运动摇旗呐喊，疯狂地攻击学生反帝爱国运动。学生们对此痛恨之极，砸毁了《昌言报》馆，将那些舞笔弄墨在报纸上谩骂攻击学生运动的人拖出游街示众，送交省政府问罪。
1919年（民国8年）末，张树元去职，田中玉督鲁，企图拉拢收买议会成为他的御用工具，借口裁军，增加田赋。他向议会提出裁军一半，增加一年田赋。当时田赋一两，折合银币四元，共计八百万元之多。公制认为这对全省人民是一笔沉重的负担，裁军经费不足，议会必须详细调查。经过调查军队空额不少，过去军阀利用空额贪污自肥，现去掉空额，裁军经费足够，根本不用增加田赋。后来尽管田中玉多次与先生商量，一再疏通议会，但是增加田赋一案，始终未能通过。田中玉怀恨在心，企图组织御用议会为他效劳，因而组织第三届议会时，他插手操纵议会选举。
公制先生对田中玉操纵第三届议会选举无比忿慨，决心与王派携手办理选举，共同进行反田斗争。在进行议会复选时，田中玉虽以权势、金钱、地位的引诱贿赂，对议会进行分化瓦解，收买了一部分议员，但获票仍寥寥无几。张、王两派仍然取得绝对优势，复选结果，选票仍占大多数。到阻挠破坏。田中玉派军警捣毁会场，每次议长、副议长的选举都遭到田氏御用议员的捣乱破坏，以致选不出议长，成立不了议会。这种状况延续了一年之久，直至1923年3月1日，在省长熊炳琦亲到议会监督之下，才选出张派宋传典为议长，王派陈鸾书及杜尚为副议长，成立了第三届山东省议会。
第三届议会选举后，张、王两派改组，公制先生组织了诚社，王鸿一成立了民智社，共同与地方少数派王采廷协起手来，进行反田斗争。
“五四”运动使公制进一步认清了军阀的黑暗统治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在组织诚社的同时，又改组了《大东日报》社。公制联合王精一、王翔千、张伯秋等在该报中出一副刊，名曰《劳动周刊》，介绍一些马列主义理论和苏联十月革命后出版的革命文献。当时德国驻济南总领事陶德曼当面对张翘起大姆指说：“张议长，马克思。”日本人编的《支那名人录》载：“张公制，性情激烈，是反日分子。……。”这说明了先生的爱国热忱和对马列主义有了初步认识。
先生86岁生日追忆前事赋诗一首呈诚社诸老友，照录如下：
分道扬镳忽合流，索涂陷淖不能休。分明鸟作笼中斗，仿佛鱼缘木上求。云雾拨开葵向日，风霜阅尽菊凌秋。伪民党与假文化，赢得区区一报头。
序曰：民国十年前后，军阀田中玉包办山东三届省议会。余与王鸿一、王贡忱等联合同田作斗争，相持二年之久。于此时间，余悟只争地方、议会，殊非解决政治问题之道，但已插手，不能放下。曾在《大东日报》出一副刊，名曰《劳动周刊》，介绍苏联十月革命后的实践和理论粗浅片段知识。出版未及一年，即因故停刊。中经“七七”事变及国民党统治时代，前后计隔四十余年。山东省史学会欲求一全张，竟不可得，仅于某派报员处得一报头，犹记当时上海国民党某报著论，谓王鸿一为伪民党，张公制为假文化。又军阀张怀芝谓省议会为鸟笼子，即第三句及末句所云。
1922年（民国11年）1至3月，山东各界曾两次列举田氏罪状，请求北京政府撤换他。直至1923年5月5日，在鲁南临城（今薛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劫车大案，架走了26个外国人，北京政府怕引起国际争端，总统曹锟只得劝田自动辞职。田中玉离开山东，皖系军阀郑士琦督理山东军务。1925年5月，张宗昌任山东督办，公制以患糖尿病为由，辞职回家疗养，方脱离政治舞台。
四、威武不屈，隐居青岛
1928年（民国17年）秋，公制从安丘到青岛养病，直至“七七”事变抗战爆发，才回安丘。1935年，先生与在邹平办乡村建设研究院的梁漱溟认识，曾先后三次赴邹平县参观乡村建设研究院，并介绍安丘学生入研究院学习，想在安丘创办乡农学校，进行乡村建设。1937年春，先生请乡村建设研究院派人至安丘指导，在全县6个区内成立了6所乡农学校。“七七”事变爆发，安丘县第一区乡校学生不愿回家，由教练韩寿臣带领成立了游击队，后改为山东八区保安第十团，后来起义投奔解放军。
抗日战争开始，公制爱国爱民，不愿留居青岛为日军所驱使，迁回安丘城内家中居住。后国民党第八区专员厉文礼，也率部由潍县撤到安丘西南山区，曾一再邀请公制到他的部队担任顾问，被先生托病拒绝。1938年，安丘城为日军侵占后，先生为脱身扬言去沪治病，暗中又绕道回了青岛。为了隐居，报户口时用了夫人的名义。谁知不久又为青岛伪市长赵琪发现，派人请先生出山任职，先生不从。赵琪又亲访商谈，仍被先生以旧病复发，想去外地医治为由，婉言拒绝。当时青岛日伪军警宪特密布全市，横行霸道，先生对自身安危也不放心，后来通过旧友黄公渚等人，认识了女诗人吕美荪，并结为诗友。吕曾在东北某大学任教，到过日本，被邀参加过皇宫举行的菊花会，她带着日本天皇的请帖回了国，居住青岛。日军查户口时，她便将天皇的请贴摆于桌上，日本官兵对帖行礼，不查而去。日本陆海空军官皆到吕家拜访，与吕诗人会友的公制因而得以安居。
日本统治青岛时期，国民党政府也想请先生出山，曾三次派人赴青请他去国民党统治区任职。第一次是重庆派人到青岛对公制说，国民政府已发表先生为山东省临时参议会副议长；第二次是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沈鸿烈派人到青岛邀请公制赴鲁南山区成立山东省参议会；第三次是鲁苏战区总司令兼战区党政分会主任委员于学忠，派人到青岛请公制到山区组织力量倒沈。对这三次邀请，先生皆借病谢绝。抗战时期，先生一直洁然一身，隐居青岛，终日以诗书抒发内心之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接管了青岛，公制看到国民党接收大员，劫收敌产，大发横财，蒋美勾结在青岛实行大吞并、大掠夺，驻青美军酗酒滋事，汽车横冲直撞，残杀中国人民，十分气愤。先生对日本投降，中国有了希望的幻想破灭了。自律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
五、向往民主进步，为解放青岛尽力
安丘同乡郑宓园由青岛去临沂，先生让他带去只落下款的两幅亲笔字作为证明，面见昔年诚社老友刘民生、张伯秋两同志，借便取得联系。其后梁竹航同志等由解放区来青，带有张伯秋给先生的私函一件，希望先生与梁面谈。但梁等来青后，美蒋以保护为名，出入由美军伴随，特务盯哨，梁无法面见先生。梁走后，才由救济总署鲁青分署毕圃仙将信交给先生。公制阅信后，深感遗憾，曾问救济总署鲁青分署主任延国符：“当时梁不能到我处，何不召我前往一谈？”延不置当否，笑而不答。
这时公制先生对中国的前途深感不安，青岛成立参议会，李先良和国民党市党部主任葛覃邀请先生出任议长，重庆来人请先生去重庆，说一俟山东省议会改组，即可就任议长。济南当局亦请先生前往任议会副议长。先生均以年老多病，一一谢绝。
1948年山东省教育厅企图停发“流亡”学生的口粮，迫使学生去充当炮灰。公制先生坚决反对政府当局不给学生饭吃，不让学生读书，从中斡旋，予以援助，使山东省教育厅这一阴谋未能得逞。丁治磐去职，刘安祺继任绥靖区司令。刘是山东临沂人，素仰公制先生德高望重，到青之后曾拜访先生，以前辈礼待。1949年春，共产党胶东军区希望和平解放青岛，需要说服刘安祺，保全青岛，免遭破坏。军区通过刘仲让（安丘城关人，早与先生相识）与公制先生取得联系，说明我党我军和平解放青岛的目的和要求，请先生为祖国、为人民、为和平解放青岛贡献力量。公制先生精神焕发，当面慨允，说：“此举甚合我意，我要说服刘安祺起义投诚，或不战善退，和平解放青岛。”当时青岛警备司令部秘书任林圃来寓说国民党已运来炸药，准备炸毁水厂、电厂、码头、纺织工厂等。闻讯后，公制先生即去警备司令部找刘安祺，晓以大义，动以乡情，恳切劝说：国民党败局已定，识时务者为俊杰，傅作义将军起义，北平已和平解放，青岛是一座孤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早晚要解放。为使青岛40万人民免遭涂炭，名城青岛不被毁于一旦，应该起义或不战善退，使青岛和平解放，才能流芳千古。刘安祺深思良久，说：“我是山东人，怎么不想在本地留个好名声呀！我接受张老先生的善意。”从而达成“不战善退”的协议。公制先生进而劝说刘安祺留消防队人员，维持地方治安，刘也同意。事后，刘国宪将消防队长马元敬叫到办公室作了安排。事实证明，消防队在人民解放军解放青岛时，在保护市政机关、水厂、电厂，维持地方治安诸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六、为国为民，鞠躬尽瘁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公制先生看到中国有了希望，精神无比振奋地说：“解放前我已气息奄奄，解放后我又获得了新的生命。”同年10月召开青岛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公制被推选为会议副主席。是年他已73岁，引退有25年，在党的领导下心情舒畅，不顾多年的糖尿病与高血压，毅然再度出任公职，1949年10月先生任青岛市政治协商委员会副主席、青岛市社会救济委员会主任委员。1950年2月被邀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同年9月，任青岛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在工作中，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经常深入群众，了解民情，搞好所分工的文教卫生、社会救济工作。同时先生组织了政协老人学习组，参加的有杜星北、于春圃等人，对扩大巩固统一战线起了一定的作用。
1952年3月，美帝国主义对中朝发动细菌战，人民政府迅即组成青岛市防疫委员会，公制先生兼任主任委员。在市内六区和有关单位均设防疫分会，按路段设防疫站、基层卫生小组。还组织了中心检验室、防疫大队（下属五个中队）。先后召集全市医药科学工作者举行紧急动员大会、广播大会，并举行全市示威大游行，宣传“抗美援朝”，反对细菌战。同时运用报纸、广播电台、宣传手册等形式，组织学校师生，科普工作者4万余人，开展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1952年12月，公制副市长任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主任，他尊重党的领导，发挥卫生部门及各界人民的作用，亲自动员布置工作，经常深入基层，检查督促。先生时年已76岁，身体较弱，但仍尽力而为，始终站在爱国卫生运动的前线，使青岛市90％以上的人民动员起来，大大改变了青岛市的卫生面貌，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先生具体领导爱国卫生运动的日常工作，听取汇报，检查督促。市领导为了照顾他的身体，约定他一天不能参加两个会，但他有会必到，不请自来。举行卫生广播大会和全市群众代表大会，他都亲自出席作报告。经过4月的清洁卫生突击周，6月的环境卫生突击月，7月的“八净”、“五灭”运动，12月的新年大扫除等多次的突击性活动，以及经常的地段保清洁，使青岛市的卫生状况有了根本改善，市容焕然一新。先生把爱国卫生运动做为移风易俗的大事来抓，并亲自到大杂院、里巷、棚户等地去检查卫生情况，再三检查垃圾堆、大粪场等。到基层单位去，查出好的单位，就鼓励表扬，查出不好的，就通知防疫委员会责成该单位领导限期改进。同时将清理的粪便支援了郊区的农业生产。
公制先生近八旬的高龄，带病的身体，在爱国卫生运动中，以身作则，亲自动手，不遗余力，使全市卫生工作，获得了显著成绩。1952年10月5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在省府委员与省政协委员会议上除宣布对先生表扬外，并通令嘉奖。同年11月，华东区防疫委员会通报表扬了张公制副市长的模范事迹。1952年和1958年青岛两次被评为“全国卫生先进城市”，荣获中央爱卫会和国务院的奖励。张公制副市长被评为全国卫生模范，出席了1952年的全国卫生会议。
1954年7月起，公制先生连续当选为山东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于同年9月起，连续当选为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66年10月29日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0岁。
张公制副市长在工作中谦虚谨慎，任劳任怨，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谨将先生《咏怀》三首之二照录如下，以对照先生的一生。
精卫期填海，愚公欲移山。
衔石自往返，畚土穷岁年。
洒血化毛羽，沧波不可湔。
感帝遣夸娥，风霆为之先。
彼自行其意，果孰驱使然。
造次与颠沛，历久弥贞坚。
宁复计成功，亦不赖苟全。
山海有崩竭，此意无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