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八年抗战之后，接着就是三年解放战争。这两场战争，规模之巨大，历史之长久，地区之广阔，战况之激烈，影响之深远，在中国史上堪称空前，在世界史上亦属仅有。但就我自己来说，却只受到了战争的影响，并未遭到战争的风险，不能不算幸运。这原是个千变万化的多事之秋，但自己却过着一种比较安定的幽栖生活。关于这一时期，由于为时较近，各方面提供的材料很多，继续搜集也不怎么困难，事之荦荦大者也无庸我来重述。这里我只想把自己当时见闻所及的一些事情，想到什么就谈什么，“一叶知秋”，亦或还有可供参考之处。
  抗战以前，居青多年。战事既起，青岛市长沈鸿烈主张焦土政策，并已作好轰炸破坏准备，胶济铁路也快要停车，沈也示意叫人们从速离开。我略事收拾，将什物交存一个德商洋行，匆匆回了安丘，想在离铁路较远的地区，暂避当头的国难。1937年冬，敌人渡过黄河，一部分沿胶济线东下。山东第八区行政督察专员厉文礼率部由潍县退到安丘境内，地方上风声鹤唳，紧张异常。安丘县城，地近潍县，两下交通又很方便，如果潍县失守，安丘也必然沦陷。我于是离开了城里的故居，到西乡马朗沟村友人家住过几天，后来又到西南乡马家寨庄和水帘沟两村亲戚家借居一段时间。这是1937年冬到1938年春末夏初的事。当时县城敌伪时出肆扰，地方上游击部队，派别复杂，时常自相磨擦，而且对我乱拉关系，县里找不到一个可以安居养病的地方。因此我又回到了青岛，从1938年秋一直住到现在，中间包括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时期。
  我住在水帘沟村的时候，一个国民党cc系特务孙秀峰，曾去见我谈过话。他那时在安丘组织了一部分游击队，他的部下都干忱（安丘人），带着几十个人，就住在该村附近。都干忱是保定军需学校毕业的，我早就认识他。那时候厉文礼也驻在安丘西南山区，要我当他的高等顾问。都干忱劝我不要答应，免得被厉邀去，失却自由。我本来不想到厉那里去，而都干忱所说的倒也是实情。不久，莒县莫正民部到了安莒边境，在莒县北境各村有扰民情事。水帘沟离莒县边境很近，又无防守力量，不免人心惶惶，我也就离开了那个村子。后来我听说朱家骅曾电孙，询问我的下落，要我担任山东省参议会议长。我离安丘去青岛之前，曾说要到上海去。孙找不到我，只有复电说我已去沪，事遂搁起。我到青岛以后，杨光忱（见前张宗昌时期一段）从重庆回鲁看家，曾对我说，他在重庆时，一次到胡家凤（沈鸿烈任青岛市长时市府秘书长）那里，见到山东省参议会名单里有我的名字，是副议长。他又说，蒋介石拟定的山东省参议会议长、议员名单，先给丁维汾看过，丁说我不是本党（国民党），不宜担任议长，乃改由孔繁霨担任，由我任副议长。抗战胜利，何思源以山东省主席到青见访，说他不同意裴鸣宇作省参议会议长，希望我来担任。我说身体衰弱，不能乘飞机（当时铁路交通断绝），谢绝了。一段省议会生活，后来竟引起如许麻烦，岂为始料所及。
  我由水帘沟走后，先到了安丘县城附近的石庙子亲戚家，那时我的家属也住在该村。我到那里就听说晋子寿（那时他是日伪财政厅厅长）函约我当鲁东宣慰使，厉文礼也要逼我当顾问。我只好写信给厉文礼部下的丁叔言（潍县士绅）和安丘士绅李芗洲，说我有病，打算赴沪就医，并嘱家中，等我走后再去送信。我接着便到青岛去了。如果稍事逗留，恐怕会被他们拉住，孙秀峰也还会找我。
  到了青岛，我借居在张店路舍亲郭旭初家里，不久我的家属也到了青岛。当时报户口用的内人的名义。我住在楼上，楼下是大汉奸谢祖元住着。他是江苏无锡人，曾留学日本，是个日本通。沈鸿烈当市长时，谢是市府外交科科长。沈退出青岛，本想带他走，但是他躲了。日本占据青岛后，他当了汉奸。那时我的住处，四周有日本宣传机关，有汉奸商人，楼下是谢祖元。六合之内，除天空一面，无在不是汉奸敌人。枯处其中，吟诗消遣，曾有七律一首，以《独居遣怀》为题，此处举出，以见当时心情。
  端居闭户讵良谋，
  郁郁羁怀丛百忧。
  烽火绵延三万里，
  旱荒迭接二年秋。
  愁来无地难为遣，
  事大如天会有休。
  陨箨岁寒知已近，
  黄花晚节得淹留。所谓“会有休，得淹留”，当时不过是聊以自慰的一种想头，谁敢料想还有今天，还能亲眼看到祖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强盛的伟大国家呢！想到这里，思潮起伏，不能自己。
  住青期间，曾有安丘人李惠文（抗战以前他当过山东省教育厅的职员）到寓见我，意在拉我回到安丘山区担任什么山东宣慰使一类的名义，从事所谓“抗战活动”。这件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卢沟桥事变”之后，宋哲元未奉蒋命即从北平撤退，北平政务委员会因之转为地下组织，有委员七人，其中之一为饶某。这个人曾当过安丘县政府秘书，知道我在本县和邻县声望不错。这时他由北平来到山东，竟异想天开，要在安丘山区成立机构，由我出任山东宣慰使。李惠文曾和他一同到过安丘山区水帘沟一带找我，但因我已到青，未曾见面。他们在安丘山区的时候，便已决定在水帘沟附近之书院（相传其地为公冶长读书处，有公冶祠及佛寺，俗称书院），为日后设置机构的地址。接着李惠文又到青相访，我因细问他们搞的这一套，是蒋介石下面什么人主持的，他说是康泽。我早已知道康泽是蒋手下的大特务，这事我决不能参加。我对他说，一来我有病，二来我在青岛日本人也知道，想走也出不去，即便出得去，家属也没有走开的办法，当即力拒。不想李去之后，竟约饶某同来，重提旧话。饶说事已呈准，未便中止，只要先到安丘山区，再去趟重庆即可由“中央”任命；宣慰使职权大，管的范围广，有权发行纸币，有权指挥游击部队，老先生在那里只管看书就行，用不着干什么。我还是严拒，饶始悻悻然而去。去后仍不死心，又拉张子纲（安丘人，曾充律师有年）为之任某职，张又奉命劝我，我终未答应。如果我当时迟延两三个月离开水帘沟，就一定被他们缠住走不开了。
  抗战期间，住在青岛的老熟人有于春圃、安鹏东、张季骧等，我们有时见面。
  伪市长赵琪有四层楼房一所，上两层被毁于火，赵想重修一下。四周的邻居都怕赵琪这样办，因为修起之后对他们的房子就会遮日挡风。他们向赵提出要求，希望只把下面两层修补一下。信是安鹏东给他们写的。赵琪与安有隙，这次对安更为不满，便借抓鸦片为名，把安鹏东带走。张季骧为此去见赵琪，赵接见之前，先由两个日本人接见。他们两人和张笔谈，提到我和季骧，说我们是前清“遣臣”，这里“遗臣”之误。事后季骧向我提到这件事，说我们可能因此“不大要紧了”，这就是说，可能比较安全地住在青岛了。由于季骧关说，安鹏东的事也就过去了。
  讲到于春圃，我想谈谈吕美荪的事。她是皖南旌德人，吕阁学（忘其名）的女儿。她诗追汉魏，颇负盛名，著有《葂丽园诗集》，出到四续。她曾到过日本，日本元老对她很敬重，并为之介见天皇。她献诗一首、刀钱一枚。天皇每年举行菊花会，应召参加的都是日本有地位的，而且只限四五百人。吕美荪在特邀之列，这总算是意外的“宠光”。请帖印得极为华贵，上有皇家菊花徽，这是代表天皇的徽章。吕回国后，曾著《瀛洲访诗记》一书，在青出版。日军在青登陆后，她把请帖用镜框装起，放在客厅里。登陆未久，日军即开始逐户检查。查到她家，他们看到请帖，立即敬礼，接着报告了他们的陆海空军长官和宪兵队。他们的首脑分别前往拜访吕氏。后来每次换防、新旧交替之时，总把这事交代一下，因而每次都有军官前去访拜。他们对她非常敬重。她对日本宪兵队说话也有力量。汪精卫到青岛与日本订立卖国条约的时候，住在青岛迎宾馆（即德占时期德国提督的驻处，俗称提督楼），那时她已病重。梁鼎芬的妻室和儿子那时住在青岛，生活很困难。梁的妻室便以广东同乡关系，去找汪精卫给她儿子想想办法。她走到迎宾馆的第一道岗，岗兵是中国人，她拿信给岗兵看，岗兵就放她过去了。第二道岗是日本人，不准通过，反把她送给了日本宪兵队。解往宪兵队的时候，幸亏有人在路上看见，给她家送了个信。她家便去求吕美荪想法。吕亲自到宪兵队去，队长说他还没问过这一案，便叫吕把梁的妻室当时领出。即此一事，可见日本人对吕很看得起。吕和溥仪的老师陈宝琛相识，陈曾见过于春圃的文章，推许备至，吕因此与于订交。我认识吕美荪就是于春圃介绍的。
  日本人在青岛想组织文化协会，章程已经草好，要吕出来担任会长，而以谢祖元为副会长。于春圃和我劝她不要干，她便辞却。谢祖元想干干不了，文化协会事便引搁浅。吕美荪虽然拒绝当文化协会会长，但日本人对她仍甚敬重。我和于春圃、张季骧等住在青岛，由于认识吕美荪，又被日本人看作前清“遣臣”，得以未出事故。
  张季骧为安鹏东事见赵琪之后，安得以无事，张亦认为我们比以前似较安全些。不久青岛商品检验局局长曹善揆（安丘人）告诉我说，赵自己认为他已经报答了我。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曹提到以前我推荐赵琪当龙口商埠局局长的事，我才记起来。从前赵曾包修龙口海港码头一座，建成之后，船不能靠岸，码头不能用，因此亏折很大。为了弥补亏空，他到济南运动龙口商埠局局长。那时田中玉来鲁不久，赵先从田氏亲信黄璞、周衡峰两人打通内线。两人对他说，只要有人向田推荐，就可发表，但嘱赵不要找王鸿一，说找王该成也不成，最好找张议长。赵当即找我为力，任命旋亦发表。赵所说报答，即指此事，补记于此。
  大约在1939年，沈鸿烈担任山东省主席的时候，他曾派李书忱（牟平人，曾充律师，接近进步党）到青见我，希望我居间调停沈与于学忠的分歧。我说，平时坐而论道，对军政不和，尚无法调解，遑论战时。况我对双方素无渊源，在这种复杂的军政关系中，也不会起什么作用，而且老病如我，更难负起这样的责任，也就辞谢了。后来于的部下一个师长，也曾派周揆文（安丘人）对我提及此事，希望我和他们共同倒沈。情形如此，即便出而调停，也绝不会有效。
  日寇投降，国民党反动派凭借“盟邦”海空军协助，到了青岛。丁治磐担任青岛绥靖公署主任，是当时军事首脑；李先良当市长，是政治首脑。此外，还有伪中央派来的敌产管理处之类的东西，这是“劫收的机关”；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鲁青分署也随之成立，这是联合国“救济”物资，亦即“美援”的处理机构。当时到处都是这种那种机关，名目繁多，不胜列举。再加上美国海军、海军陆战队、宪兵等队分布市内各地，把几乎所有较大的建筑物都占据起来。沿街可以看见美国兵，他们酗酒、携妓、打人、闹事，弄得乌烟瘴气，不可开交。加上吉普、卡车横冲直撞，碰伤事故经常发生，中国人因车祸牺牲的也时有所闻。胜利带来的不是和平，不是幸福，而是灾难！
  这里谈谈安鹏东幼子被美军打死的事，来看一看“盟邦”是怎样对待中国人，和中国当局是怎样对待“盟邦”的。
  安鹏东的幼子仲达，南京警官学校毕业。胜利后到青省亲，本拟即返。亲友们劝他青在谋事，就近侍奉老父。适有卸职的济南伪市长军统特务王崇五（日照人，变节分子）与丁治磐相稔，向丁推荐，丁委安仲达为某团第六营营长。就职之前，他父亲怕他年轻缺乏经验，还谆谆告以处世接物之道，哪知从此竟成永诀！次日仲达到职，带随从兵数人赴浮山所防地巡视。他路过美军兵营附近，见一值岗美兵方拥一外女猥亵无状。外女忽指安向美兵略作数语，美兵即举枪向安作射击状。安向之摇手示意，美兵枪发，弹贯安胸，安立即死去。安之随从事后言之甚详。听说之后，我特约张季骧、于春圃、丁揆野等往唁鹏东。又约与丁治磐相识的臧文珊访丁交涉，要求惩凶，交出外女法办，并按营长薪级累计至六十岁退役的金额赔偿损失。丁与其外交科科长梁某，推称中国无治外法权，不能惩办。我当即表示，我们要据实登报，公诸舆论。丁再三劝阻，允为尽力交涉。结果，只说行凶美兵已解回本国，外女迄未交出，安仲达由丁的司令部出资营葬了事。事后丁拟以伪法币数万元作为恤金，安鹏东表示，如系出自美军，可以接受，否则任何馈赠概行拒绝。美军视中国人命如草芥，而中国当局认贼作父，不但不敢问闻，反而无耻献媚，还有什么可说！
  抗战胜利，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时期，我的寓所在青岛安东路。该路北低南高，上通齐东路，下边是中纺公司宿舍，我的住处则在该路中段。中纺宿舍住户，多系富有，现款、首饰之类的东西，据说各户都有。该宿舍守卫六十人，分作三班，昼夜值岗，轮流不息。一夜忽闻枪声，寓所楼上张克俊家的厨师，在晾台上看见中纺宿舍守卫人员，向四下打枪，接着就向齐东路方向赶去，但没有追上；回来的时候，在宿舍院内搜出了六个人。这六个人据说是“下底”的，但以人少没敢举动，结果俯首就擒。宿舍外边，撂下了一部吉普车，次日发现车上还有血迹。后来听说连人加车都被军队上要去。据了解，这是驻军干的。并非外间游击队。当时青岛各报均未敢登载。这是丁治磐当绥署主任时期发生的事。
  丁去职后，刘安祺继任。他一来就找我，不能不见。他说，他在东北就听说我为人公正，又有声望，特来领教。他提出组织青岛工商界和市民，配备枪支，守卫市里的办法，认为这样可以腾出兵力，到边境上去加强防御力量。我告诉他说，市民不敢有枪，就把安东路中纺公司宿舍发生的事对他说了。后来绥署秘书任林圃到寓闲谈，说刘安祺曾召集部下训话，讲军风纪问题，提到过安东路一案。组织市民、配备枪支的事，却从此未再提及。
  青岛四方路上头有一个空场，那里摊贩不少，经常有人聚集在那里，买卖各种物品，形同乡村市集。第八军军长李弥驻青岛的时候，曾派部队把那里的人们赶押上船，连警察和公务人员都被架走。当时有保的释出，无保的就运走了。后来才知道，他新成立了两个团，招不起人来，乃用绑架方式抓人，因为已造报了名册，无法应付，遂出此下计。
  商河路有个军用仓库，李弥临行，把它炸毁。当时声响极大，震动极猛。该路附近民房震倒不少，死伤甚多。稍远的地方，门窗玻璃震破的也到处都是。这一无妄之灾的起因，是仓库里的物资盗卖己空，无法交代，就炸毁灭迹。
  与李异曲同工的还有丁治磐。敌占时期，青岛烟毒盛行，丁来接收，利用职权，抓得大宗烟土。曾在前海岸上当众焚烧，实则其中烟土很少，而用以冒充烟土的东西却很多。烟土何去，自不待言。绥靖公署后边有一仓库忽然失火，烧的精光，目的何在，亦不言而喻。
  总起来说，胜利后之国民党反动派的所作所为，简直令人觉得这不是胜利，而是亡国。加上美国兵无法无天，随便杀人，随便辱人，更觉得国家名存而实亡。如果再不解放，不知伊于胡底。
  从1905年在安丘办教育起，到1928年山东省议会结束，这二十多年中间，自己总想给地方作点好事，从来没有升官发财的念头。就是在韩复榘时期，养疴海上，也还想联络鲁东旧识办理鲁东三府乡村建设；其事未成，乃退而倡办安丘乡农学校，想对地方多少尽点力量。抗战军兴，乡校也跟着解散了。三十多年，抱着这种思想，也尽上了不少的力量，但是到处碰壁，弄得焦头烂额，结果却是一场空。每忆往事，便觉不堪回首。我也时常自问，这到底因为什么？写完这个《回忆录》后，重新回顾了一下，也多少看出错误出在什么地方，愿意在这里作一综合分析，进行一次自我检讨，借以加强自我改造，并且作为这个小册子的结束。
  首先是对于自己的愿望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的问题，认识得不清楚。所谓地方或者本县、本省、大家之类的说法，是空洞的，不代表具体的人；如果还能说是有代表性的话，那也只是代表有产阶级，包括地主、富农、资本家在内，决不代表人民大众。我曾反对田中玉加赋裁军的议案，领导议会把它否决了，最少给山东省下了一千五六百万元。这里问题来了，钱给谁省下了？既然加的是田赋，那么省下就是给地富分子省下，无地或少地的贫雇农沾不到光，占到也极有限。省下地富分子的钱，不等于减轻贫雇农的负担，更谈不到减轻工人的负担。他们被剥削、被压迫，决不会由于该案之被否决而有所减轻、缓和。因而否决这一案，得到利益的只是极少数的人，与广大人民群众无大关系。又如为了反田，把宋传典选为议长，结果却给了他一个发财的机会，肥了他自己，也没能使田倒下台去。这是为了反对军阀这一正当目的而得到的不良后果。除了少数人外，大家谁也没得便宜，且不问“大家”到底是谁。倡办乡校，亦复如是。这种事与愿违，动机效果不能统一的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归总一句，是脱离群众，目的落空。
  我不是不知道工农和其他劳动者，在社会里占着压倒的多数，问题在于不认识他们是世界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公。我只觉得他们无知可怜，不能承当“大事”，因而是治于人的。要办大事，成大事，还须开明士绅和公正的知识分子来千，不能由无知“愚民”伸手，因为他们对大事是无所措手足的。这种错误想法，使我只知联络少数的社会“上层”人士，找些志同道合的人，共谋地方公益，为地方办好事。结果还不是少数人汲汲终日却无所获吗？劳心、劳力之别，总是存在心里，对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却未想到。
  为了地方公益，联络社会“上层”，共同努力，未始不可。如在谘议局时代，我们五个议员对“六二党”的斗争，是正义的，我们的联合也是正义的。但是人们的联合，却并非始终以正义为准则。从地域、科名或亲朋关系出发，从事联合，因而形成地域之争、门户之见的事，却也常有。从谘议局时代就有了东西府之争，成了两大宗派。民国改元，从省议会成立直到结束，这一争端并未终止。议会中国民、进步两党的矛盾，起因亦非纯粹对事。王鸿一辞副议长引起了很大纠纷，原因在于对人。两党对立，互不相下，一事无成，在一届议会中表现得特别显明，说来不过是宗派主义作怪。自己固然没有完全陷于宗派之争的泥坑，然而并没能摆脱这种错误。诚然，在派系之间，有时人们也能打破宗派关系，达成合理的妥协，但这究竟是少数，不足以概其余。历届议会里的斗争，除少数事例，如共同弹劾张树元、屈映光，共同反对田中玉而外，其余大部分是宗派之争。即使争端起于对事，也时常转为对人。联合起来一致为地方而奋斗，力量已经很有限，何况分裂成为派系，互相攻讦，那还有什么力量呢。宗派误事、误人，言之痛心。
  我对宗派主义的错误，也未尝没有点认识，但是时常宽慰自己，说是问心无他，非为升官发财，而升官发财的事也确实没有。张宗昌聘我为顾问，两年之中积存车马费七千余元，我没去拿。宋传典曾给我七千元的支票，有人劝我到德昌洋行提取，我也没去。而对宋组织中社，免被诚社分肥一事，还曾讥之为“饿鸱吓鼠”，自鸣清高，不屑同流合污。对某些素以廉洁自命，后来却贪鄙近利的人，也说他们晚节不终。凡此种种，都导源于“士大夫”的清高思想。总认为“士大夫”是读书人，有超越的知识，深明事理，能分辨清浊，区别高下，因而也只有他们才能作到真正的清高。一般人是难为义利之辨的。然而这也不过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个人主义思想，只可以独善其身。“出污泥而不染”的“君子”，对“滔滔者天下皆是”的众人，到底能起多少作用呢？这一条“清高”的棍棒，能以打倒败法乱纪、横征暴敛的军阀吗？能使贪得无厌、鱼肉人民的官吏敛手吗？就是对宋传典之流的议长，又何曾发生过什么影响呢？固然廉洁是作人的起码条件之一，可是这只是一种消极的东西。纵观二十四史，所谓“清流”，对于国家、民族，对于饥寒交迫的大众，到底有多少持危扶颠和登之衽席的事例？清流诚然未可厚非，然而作用也究竟有限。何况一人之清，也未必成流，力量更是微不足道了。
  所谓清高思想，就其本质来说，是退让的，不是狂者进取，乃狷者有所不为。独善其身，便纵容了坏人，助长了坏事。“自扫门前雪”，是一种败北主义，不肯或不敢对坏人、坏事斗争。三届议会时期，对田中玉曾坚持斗争，并未“洁身”引退，我曾自称为“带性负气”之人，不肯对军阀低头让步。这原是朱晦翁论陶靖节的话，意在表示陶之隐逸出于偏激，而我自己反田不肯后退，又何尝不是来自一时的偏激呢？我的斗争性向来不强，如怕僧道上诉被老母知道，就想脱离劝学所；想去日本留学，老母一说不愿自己远离，也就罢休。同情同盟会，同情革命，却有鉴于魏案，认为为目的不择手段，既不能保持一己的会名，也不能保证一家的安全，因而在可以办理入会手续的时候，临阵退却。看到共产党有出路，却始终不敢顺这条道走。护惜翎毛，明哲保身，不为已甚，这倒是我的本来面目。夏溥斋曾当面说我是“打掉门牙往后吞”，我也确是如此。
  抗战开始，我怕被地方上的杂牌部队和特务分子缠住不放，又回了青岛。这也同样是斗争性不强所促成。固已年过花甲，而且病亦未愈，留居乡村，困难太多，可是不敢斗争，决心不大，也是离去的原因。老友如刘民生、张伯秋不是遭遇相同，却仍然留在山区的吗？如果不肯随杂牌部队殃民，到八路地区并非绝对不可能的。老而病是一回事，有无决心是另一回事。我是认识到这一点的。住在敌区，安全没有保障。幸亏于春圃与女诗人吕美荪相识，才因友而友，得到了她的帡幪。说来可怜，她所恃而无恐的却只是一只请帖上面那朵菊花徽。敌我方在拼死斗争，自己不敢参加在内，却到敌区托庇一弱女子之下，恃敌人的皇家徽章为掩护，以求得安全，这不是敌我不分吗？扪心自问，何以自处？
  这种种错误的根源，总离不开阶级立场。阶级立场、思想意识、时代环境的局限，当时不能使自己冲破它们的范围，犯了错误还不知道，反而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解放以后，在党的教育下，才开始有些认识，懂得是怎么一回事。认识错误，找到根源，这是好的，但这只是头一步，更重要的是正本清源，不要重蹈覆辙。要把认识表现在实践当中，应用到一切言行里去，使自己永远站在人民大众一边，永远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只有如此，才真正能心安理得，心神舒畅。
  解放以来，祖国建设蒸蒸日上，国际地位空前提高，人民群众空前团结，祖国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世界上一支伟大的和平力量。自己参加政治生活几十年来，所绝不敢希望到的事情，现在都实现了。没有党和毛主席的领导，哪会有今天呢！而我自己以八七之年，得以躬逢其盛，又是如何幸运，如何兴奋！看到今天，想起从前。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种种，尤其在胜利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对国家民族的前途感到幻灭，觉得国亡无日，活不下去。精神的极端苦闷，造成了体力的迅速衰退，解放之前的两年，已经到了难支的地步。每届令，辄冬病不能兴，经常卧床不起，已是朝不保夕。解放以后，党命我出任公职，重新恢复了久已脱离的政治生活。最初不敢相信自己，认为不能胜任。但是看到解放后，大家在党的领导下，所表现的那种朝气蓬勃的精神、努力学习的热诚、公而忘私的态度，我大受感动，愿向大家学习，心理上便年轻了许多。又在党的教育下，逐渐懂得了什么是政治，什么是革命，什么是应抱的人生观、世界观之类的问题，而解放后的所见所闻也使我对这类问题得到了有力的启发和印证。思想慢慢开窍，新我渐代故我，心神愉快也增进了健康。这对年衰病久如我的人来说，确是非常的现象。党使我精神解放，党使我死而复生！从生活到思想，党对我的关怀，对我的照顾，真乃无微不至，无以复加。在结束我这五十年来的回忆的时候，请允许我说：我誓尽此余生，尽其在我，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借图报称于万一，完成自己的最大心愿！
  整理人简介：李希章，原籍山东安丘，曾任青岛铁中、二中教师，山东师范学院中文系，英语系教师。1990年病逝于青岛。
  崂山盆景
  袖中有东海，盆中有大崂。
  大崂一片石，百里见秋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