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23年10月田中玉去职，郑士琦以陆军第五师师长受命督理山东军务，1925年5月去职，为时一年半左右。郑在职期间，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他受命之前，二次直奉战已经开始（事在9月），不久直军败绩，孙传芳声言将以大军三十万援吴，实则裹足不前，坐以观变；郑宣布山东中立，保境安民，并分别在德州、临城附近掘断津浦铁路，企图阻止外军入境。这只是一种表示，因为并未发生战事。后来张宗昌率部入鲁，郑也只得放他进来，并未作到保境安民，他自己也下了台。
  张宗昌来山东以前，奉系本想先叫韩麟春督鲁作为过渡，然后再派张来。继以杜尚、宋传典等赴沈阳欢迎张宗昌来鲁，韩事遂寝。前已谈到，杜尚和张宗昌都是掖县人，张任冯国璋部师长期间，为父庆寿，杜曾亲往祝贺，极得张氏欢心。吴佩孚失败，奉军入关。张曾邀杜赴奉，借以装璜门面，杜乃决定前往见张作霖，作拥张（宗昌）活动。
  杜尚、宋传典、张季骧等赴奉天迎张的经过，这里顺便谈谈。
  屈映光任省长时，济南道尹兼交涉署长唐柯三去职。张宗昌来鲁之前，唐在济赋闲。每逢星期日，邵锡忱、张季骧、杜尚等人经常去唐寓打牌、吃饭。我和于春圃、安鹏东也时常去吃饭，谈谈或者听听各方的消息。那时民智社已拉宋传典去京作拥郑（士琦）活动。该社与代理省长龚积柄关系很深，想拥郑维持山东政局现状，这对该社有利，大家饭后闲谈，有鉴于民智社的活动，提出去奉天欢迎张宗昌督鲁的问题，主张我去。我当时严词拒绝。散了以后，于春圃赶到我的寓所，对我说：“你不应该拒绝。民智社拥郑成功，龚积柄留任，这会断送诚社的《大东日报》社的前途。你可以声言要去，宋传典一听你要去，不用拉就会由京回山东来。”我觉得也有道理，就说要去奉天。宋传典在京处处给民智社当尾巴，王鸿一旧部凡事把持，不让外人插手，宋觉得跟着他们跑无利可图，即由京回省。他听到我要去奉天的消息，唯恐我抢到他头前，便自告奋勇赴奉迎张，于是就和杜尚、张季骧一同赴奉。
  他们到沈阳见了张作霖，表示欢迎张宗昌；张作霖觉得山东人来欢迎他的部下，于他有光，他很高兴。张宗昌来鲁之局便确定了。张作霖以杜尚有功，示意将以杜为山东省长。杜怕张宗昌的秘书长林宪祖给自己小鞋穿，乃于张督鲁之后，干了财政厅厅长。张宗昌督鲁一事，他们不去欢迎，也会成为事实；一去欢迎却更加速其实现。迎张经过，大致如此。
  张宗昌来山东后，张季骧当了实业厅厅长。该厅所属三个矿政局，由诚社成员杜星北、杨光忱、王文瑞三人分任局长，借以维持《大东日报》社。因为宋传典已经另立门户，不再出资支持该报了。
  张督鲁期间，我正患糖尿症，曾与于春圃、安鹏东相约不和张宗昌往来。张督鲁三年，我未一见。张来山东以后，曾一度询问张季骧，他和孔繁霨来山东联络省议会时，见过的那个发胖的张议长在什么地方。那指的是我。季骧对张宗昌说我也在济南，于是张就聘我为顾问，月给车马费三百元。聘书送来，我不想接，于春圃等说不可璧还，这样怕出问题。接了以后，我不愿去见张，探得奉天有人来见他的机会，到了他的承启处，登了簿子，接着走了。以后张宗昌也未再提到我。过了两年，积存车马费七千多元，有人劝我去拿，我始终未去。这就是我和张宗昌发生的关系。
  张宗昌在山东横征暴敛，纵兵殃民，无所不为，这是人所共知的，不用多说。这里我谈谈张易吾（名志）无辜惨死的事，作为张宗昌祸鲁，无法无天的事例之一。
  张易吾，四川人，孙宝琦巡抚山东，聘为幕宾，后来张当了山东高等审判厅厅长。张宗昌的警察厅厅长袁致和素与张易吾不睦。豫军由八里洼袭济，被发觉击退。袁致和利用这个机会，在张宗昌面前，蜚语谰言，对张易吾极为媒孽，说他勾结豫军袭济，要驱逐张宗昌。他在张宗昌盛怒之下，请张下条子法办张易吾。张易吾被逮之次日，张子衡等去见张宗昌，为张易吾缓颊。张嘱转知张易吾家属领尸，已经打得血肉模糊，难以辨认。张氏之死，太冤枉、太悲惨了。
  1928年4月间，国民党军队逐渐逼近济南，张宗昌不支，准备率部北逃。杜尚、张季骧等也打算随军北走。他们临行时给了我个信，那时日本兵已经有到济南来的了。我知道，如果国民党军队开进来，就有可能与日本兵接触，引起问题。因此，听说张宗昌将要逃走，我便到胶济铁路工程师秦秀亭（安丘人）处暂避。他的宿舍在纬二路道东，对面是日本人的庚申俱乐部。当日晚上，听到炮声，那是张部临走放的。张宗昌曾要求日本出兵，日本说出四万，张说不够，得来十万八万。事后得悉，当时日本派来山东的共有两个师团：一个是熊本第六师团福田彦助的部下，一个是名古屋第三师团安满钦一的部下。这两个师团长都是当时日本首相大军阀田中义一的亲信。主张出兵山东的就是田中。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兵开进济南，其目的不在保侨，而在挑衅引起战争。这就是“五·三”惨案发生的原因。我在秦秀亭处，看见日本人扶老携幼，集合在对面的俱乐部内，觉得有点山雨欲来，但是第二天他们又都走开了，城里也显得很安静。这原来是日本的诡计，因为日本兵大部分还没开进来，想先来个缓兵计，并乘机制造借口，以便引起冲突。国民党北伐军战地外交委员会的交涉员蔡公时，就在那天被日兵杀死了。次日我随胶济路员的家属车东行，上午开车，抵张店站已落太阳，但见沿途日军兵车拥挤，继续西开。在张店住了一宿，次日抵潍，适安丘县知事唐豫桐派人接我，我便转回安丘故乡。事后听说，张宗昌部北逃之后，日本飞机曾在济南投弹。
  回到安丘，地方情形亦随省局紧张起来。张宗昌派去的警察局长王文阁已经走了，局长暂由老巡官尹显甫代理，并率领警备队守卫县城。尹年老且病，无力应付这种动荡的局面，地方公议特约前警备队长潘来宾（安丘人）到县协助尹显甫。那时国民党已派郑卓民（安丘人）为指导员到县活动。他从县立中学着手，联络了部分教师和学生，又联络了刘鸣岐、秦国桢（均安丘人）两部分武装，预备挂旗欢迎国民党军。县局因此颇形紧张。
  就在这个时候，赵华叔忽然到了县城，并于事前送信给我，说什么他奉北伐军第一军军长刘峙之命，前来收拾胶东局面，安丘事便由他安排，夸大、威胁的话很多。我莫名其妙他给我这封信到底为了什么。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听说他曾回到县里拍桌子，硬要大家举他当国大代表，其恫吓行径，前后如出一辙。
  挂旗尚未及办，驻潍县的张宗昌部谢文炳、刘志陆两部分队伍已开抵县城。谢想在安丘就国民党四十八军军长职，因为蒋介石已经和他们有联系。他们为了避免日军干涉，所以离开潍县开到安丘来，谢部到了城外，和城内秦、刘两部起了误会，打了一天。秦被擒、刘投降，才归无事。但潘来宾已被秦部土匪所杀，警备队枪支也被缴去一部分。
  秩序恢复之后，我因有病，到青岛去了，在那里一直住到“七七”抗战，其间我曾去过邹平，也回县待过一段时间。
  从周自齐到张宗昌这段期间，是北洋军阀、奉系军阀统治山东的时期，也是山东省议会从成立到结束的时期。这十六年多的时间，我始终未脱离省议会。对于本省的事，我本来希望能以搞好，但实际上并没法搞好。我对靳云鹏和他以后的军阀，都有线索可以拉拢，他们也未尝不想拉我。但是我有我的主张，只有他们做好事，我才和他们联系，否则我既不想升官，也不想发财，又何必与之同流合污呢。三届议会成立以后，我怕田中玉再用非常手段对付议会，才跟吴佩孚联系。吴的秘书长郭谅忱是进步党员，和我很熟，我本来可以直接同他联系，但是却不愿意这样作。我托杜星北到郭那里去走动，因为他跟郭也很熟。后来田中玉对议会未再用强迫手段，我对吴那一方面的联系也就中止了。这就是我在议会十数年间所抱的目的和对待军阀的态度。国民党来，所谓“训政”开始了，省议会也结束了，我的政治生活也随着中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