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吴佩孚是山东籍军阀中最大的一个，但对山东却没有直接关系，他比靳云鹏、张怀芝、张树元等山东籍军阀对本省的直接影响都小一些。直皖战后，段系垮台，吴氏席战胜余威，攫取山东地盘，本来不难。一次直奉战后，吴氏更烜赫一时，取山东易如反掌，尤其在临城劫车案发生的时候。但是他始终没有这样干。准备下了一个潘鸿钧，还没拿到督军，就出了家庭丑事，因而搁起。安置下了一位郭谅忱，济南道尹之命早已发表，但直到他病故，也未到山东来，不必说当山东省长了。这在军阀互相攻伐、抢夺地盘时代，不能不说是罕见的事。大家对这一点，一般的看法是，吴的头脑很旧，“酸秀才”气不轻，尽管性情倔强，却是迂阔而且自大，他又主张武力统一，拿出全副精神练兵，不很重视地盘，故欲得而终未取。吴与山东既无甚直接关系，我想仅就见闻点滴，拉杂一谈。
  吴是蓬莱的一个秀才，下过乡试场，自命必然中式。还未正式发榜，便和陶力急急忙忙到电报局去打听。科举时代有专报中式喜信的报子，借报喜讨赏钱，因此电报局一见电就通知他们，好让他们各处报喜信，领赏不误时机。吴、陶二人到电报局就问，“报过去了没有？”又问，“有吴佩孚吗？”电局职员回答不知道，又反问了一句，“为什必须有吴佩孚？”吴本来认为中举不成问题，竟尔遭到电局小小职员的奚落，一时性发，打了他两耳光。事情闹大，吴被发送到学官那里，责打了二十戒尺。他从此弃文就武，跑到北京，在聂士成部下当了兵。部队里有一个伙夫张福来，也是蓬莱人，与吴感情很好。吴曾给张福来写过一篇什么文稿，他的“文名”便在部队中传开了。事被该部文案（即秘书）、胶县郭谅忱得悉，他叫吴充当护兵，并让吴试办稿件，认为办得不错。1900年八国联军之役后，郭保吴进了随营学堂；毕业的时候，适有某军向郭要人，郭又保吴前往。那个部队的营长就是曹锟，吴给曹当了连长。曹升旅长，吴当团长，这样步步随曹晋级，成为曹氏第一员大将。追本溯源，吴氏发迹是郭谅忱的力量，因此郭就成了吴的“恩师”。
  直皖一战，吴氏成名，把郭谅忱邀去当了他的秘书长。他对郭礼遇倍至，言听计从，甚至吴不主张办的事，郭硬主一下也就办了。吴为人知恩必报，他对郭谅忱就是这样。郭的为人，我很知道。他很守旧，讲封建“道德”，不荒唐，是个老实人，但无政治头脑，态度也不积极。吴氏性格与郭相近，关系又深，两人互相影响，极为可能。但是他们也有很不同的地方，郭性宽缓，对事慎重，吴却禀性坦率倔强，好为大言。
  吴参加乡试场时，蓬莱同乡陈命官（字纪云，见前《充任山东省咨议局议员时期》及《田中玉时期》两段回忆）也一同赴试。吴未考取，陈却中式。吴驻洛了日时，迟程九（吴部的一个师长）曾嘱陈见吴，陈怕吴不理他。迟为之介，见了吴氏。吴劈头一句就是：“你还觉着你的文章好吗？”陈辞出之后，第二天就离开了洛阳。吴的坦率，可见一斑。
  安茂寅很会作官，曾通过郭谅忱在洛阳见过吴佩孚。他在那里住了几天，觉得伺候不了，迳自回鲁。这和陈命官的例子是一类的。
  吴对事情，想到就办，事过便忘。王葵若曾说过一件事，足为证明。郭谅忱病故，孙丹林继任秘书长，约王去掌管财政（在秘书长下工作）。有人上书向吴建议用铅炼银子，并请发给工厂开办费三十万元，吴批照办。王问孙如何处理，孙说吴批了也就忘了，不用管。一次吴和他们一同吃饭，忽然问起，孙说：“能炼还找我们，不会自己发财？这是骗局。吴也就不再过问。
  吴佩孚迷信武力，说古人云万人可横行全国，我三万人可以横行天下，因而主张武力统一，练兵第一。他对政治不积极，不急于抓地盘。这和他注重练兵统一全国的主张不能无关。他既不很关心政治，也就提不出多少政治主张。直皖战后，他曾提出恢复旧国会。据说这是一次在宴会上蒋雁行提及此事，他才照办的。
  旧国会恢复为时已近两年，但仍未能制定宪法。丁佛言那时是国会议员，素主制宪，对这个问题很下过功夫。他曾托杜星北带信通过郭谅忱转给吴氏。信中提出制宪问题，丁主张军队应归国家，不能归之私人，各省可留少数队伍维持秩序；兵须由国家征，不能由各省自募；铁路干线、主要矿山、大片森林，均应收归国有，地方只许修建短的支线，开采小的矿井，采伐小的树林；这些都应明文规定在宪法里。他建议吴氏制定标准。交国会限期制出宪法，如不能如期完成，则由吴明令公布这些标准，以利施行。这是因为丁氏觉得，靠旧国会决不能制成宪法的缘故。他同时又劝吴不要只练第三师，以吴氏威望，可以出任陆长兼训练总监练全国的兵。丁在信里指出，吴氏“能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也就是说，能武力统一，但不能武力治国。吴氏手批丁信云：“有是的，有不是的，是的多。”“对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的批语是：“我们并未得”，言外是尚待武力统一，还谈不到治国。吴批过之后，把信交给郭谅忱，郭要求吴准他全权处理丁的建议。郭对杜星北说，各处给吴去信上条陈的，以丁函为最好。他叫杜给丁信，说吴要聘丁为高等顾问，请丁到洛阳起草宪法草案。丁复函拒绝，说他不能因此入吴大将军之门，制宪问题便行搁起。郭曾对杜说，“别把我们看得太重了，我们没有政治，只知打仗。”可见吴氏迷信武力，忽视政治。就是练兵，吴也没有出任陆长或训练总监的念头。他曾不只一次跟南方军队较量过，因而瞧不起南方军队。他认为奉军是对手，大力练兵也是为了消灭奉军。有人曾叫吴注意冯玉祥，他说：“孔明在魏延不敢反！”他好为大言，没把冯看在眼里，结果被冯搞垮。
  旧国会恢复以后，于春圃曾去洛阳见吴，托郭谅忱为之先容。因于刚下车，郭说第二天再跟吴说。那一晚上，吴到郭的屋里去，郭为于面介，说于是国会议员。吴立即回答说，“国会议员，神圣不可侵犯，不敢惹，不敢惹”。第二天于想走开，郭说他就是这样，劝于一见。于见吴略谈辞出，吴送至檐下。据说吴送客一向只到房门口，这次远了点，为了补偿头一晚上的失礼。这是他说话没准的一例。后来于春圃出任山东教育厅厅长，还是吴的力量。
  1922年，山东问题解决，接收青岛事宜由王正廷主持。安福余孽陈干曾去洛阳向吴大吹大擂一阵，吴竟为所劝，认为有理，就叫陈当了第一辅助委员，协助王氏，话由王说，陈有意见可以条陈。这个位置原定丁佛言担任，但丁以竞争者多，表示不干，结果落到了陈干头上。吴氏作事没准，于此可见。
  吴失败后，由豫入川；先依杨森，后依刘存厚，居川四年有余。“九·一八”事变后，他由甘肃辗转到了北京。抗战期间在北京为日人所害。
  我听徐阶平说过吴在北京时候的一段事。徐是诸城人，住天津，担任过天津山东同乡会总干事。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天津一个小报的主编。他说，那时候齐燮元和张英华想拥吴当傀儡，在华北组织伪建国军。他们背着吴搞。有一天张英华同日本人在京招待中外记者，要代吴宣读建国军宣言。徐是新闻界，得以亲自参加，见过当时情形。张对记者说，大帅有病不能出席，由他来代为宣读。各记者表示愿一睹大帅丰采，如不能出见，则公推代表到吴氏病榻之前相见。张只得入内面报，吴遂即出见，但坐在那里，没有说话。张拿出宣言，代吴宣读，读了不到一半，吴氏就说，“这不是我的意思，”便把宣言撕毁。他对记者们说，他的主张是日本和蒋介石都退兵，中间地带由他来主持，并说他已经给日本天皇去信。说罢，张劝吴回去休息。全场顿时情形混乱。散会的时候，日本宪兵把住大门，收没记者笔记本，并禁止发表有关此事的消息。英国记者回到天津租界后，把当时情形揭露了，秘密因之传开。吴氏正患牙疼，由张、齐等介绍日本医生拔牙，被日本医生打针毒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