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树元于1918年11月继张怀芝为山东督军兼省长，1919年12月被省议会弹劾去职，为时一年左右。这段时间很短，但是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来说，却极不寻常。国外，巴黎和会正在进行，英法美日等国正在那里阴谋分赃，中国代表力争山东问题失败，最后拒绝签署对德和约。国内，由于山东问题而引起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五四”爱国运动，正在全国范围内波澜壮阔地展开。山东人民，尤其是青年学生，对山东问题的失败，更感切肤之痛，觉得省亡无日，因而激昂悲愤，莫可名状。运动消息一经传来，立即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界人民，由学生带头，纷纷投入运动。这一运动就如火如茶地迅速扩展起来，其局面之巨大，影响之深远，空前未有。回忆这样的一个大时代，我觉得张树元似乎突然渺少了许多，有点微不足道了。因此谈张树元时期，并不以张氏为主，而叫他让位给“五四”运动，只把他交代几句就算了。
  关于“五四”运动，邹次明、杜星北和我曾应征共同写过一篇《关于“五四”时期山东学生运动的回忆》，登载在山东历史研究所和山东大学历史系编的《‘五四’运动在山东》一书里。为了节省口述时间和担任记录的同志的劳力，我不打算，而且也没有必要另写一篇。因此，就把原来那篇删去标题，又整理补充了一下，放在这一时期的回忆里，作为首要组成部分。
  这里先交代一下张树元。
  张树元字少卿，山东无棣人。他是段系人物，安福分子，但非嫡系，所以根子不硬。张怀芝率部“南征”成行之前，他以陆军第五师师长会办山东军务；张怀芝走后，由他护理山东督军兼带护理省长。后来实授督军，省长改由沈铭昌担任。张为人色厉而内荏，颇为懦弱，且有鸦片嗜好。他是督军，但是济南镇守使马良，依恃段祺瑞是他的老师，自己又是安福嫡系，却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张树元时期，是山东省议会第二届时期。国民、进步两党议员在一届议会期间，曾各自成立了一个组织：进步党的议员公寓（地址在金菊巷）和国民党的议员俱乐部（地址忘却）。这是两党议员分别接洽协商本团体的事情的场所，也是他们活动的中心。张怀芝时期，两派曾合组过地方政治讨论会，但在二届议会改选的时候，两派议员各自分头到各县活动，讨论会亦随之解散散。二届议会成立（1918年9月）之后，原来的两个组织还继续存在，两派议员，仍是势均力敌，不相上下。这种均衡的情况，就给张树元造成了操纵议会的机会。
  张树元对省议会虽然想操纵，但是没办法，就设法把武定府各属的十二个议员接出来，以便在两党议席相当的情势之下，起举足轻重的作用，来为张效劳。于是他们组成了“武定团”，推郑钦为议长，原有的两党各出一个副议长，由王鸿一和我担任。“武定团”的每个议员都挂上了一个督军署谘议的名义，按月支领津贴。这个“武定团”，他们自称为议员同志社，是省议会方面纯以地域给合起的第一个“政府派”。从此议员的组织，由两个变成了三个。同时又出现了一个衷社，它与“武定团”沆瀣一气，标榜中立，所谓中立，当然指对国民、进步两党议员说的，但对政府却就一边倒了。衷社是一个人数不多，也未挂牌子的非正式团体。它的分子是杂凑的，其中有进步党游离分子马官敬，有国民党成员，如万光炜，还有武定团的李梦皋等人。他们有时扶乩，请“老祖”降坛，未免流而为“左道”了。
  “五四”运动期间，沈铭昌辞省长职，屈映光借安福系力量继沈主持鲁政，时在1919年8月。王、张两派均有人在督军署及财政厅，对于张树元克扣军饷的贪污行为早有所闻，酝酿提出弹劾，由财政厅科长朱仲廉供给材料，进行得很秘密，在12月间，由王乐平临时动议，提出弹劾，就大多数通过。议案通过，接着拟具电稿由副议长王鸿一签字，向北京政府揭发，但以议长没有签字，电报局认为手续不合，拒绝拍发。当时我患痔瘘住在医院里，并未参与其事。王乐平散会后就带电稿到医院找我签字。我本来可以不答，但是想到张树元的贪污和他拉拢议员组织“武定团”，操纵议会的行为，也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字。最后王将电稿送给议会秘书处转交郑钦。郑见两位副议长都已签字，也颟颟顸顸地跟着签了字，结果电报就发出去了。张树元以事出不意，曾对安茂寅大骂郑钦说：“人家养狗看家，我们养了些猪，光知道吃食”！可见给军阀当帮凶，并不能使军阀把他们当人待；好，或许赏个“狗”，不好，也只能是个“猪”而已矣。那时候靳云鹏是内阁总理，居然迎合议会的意见，据电免了张树元的职，改命田中玉继任，并命田彻查张的贪污一案，计有据可查的就有三百万元之多。可是靳之免张，并非为了山东人民的利益，而是借此布下田中玉一着棋，想自己控制住山东这个地盘。
  再谈谈“五四”运动在山东的情形。“五四”运动消息由京传来，济南学生立即响应，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归还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各校学生纷纷成立爱国组织，接着，齐鲁大学、法商工农医矿六专校、第一师范、第一中学、女子师范、女子蚕桑、女子职业、私立正谊、育英两中学，各推代表，组成了学生联合会。济南各界，支援爱国运动，同声奋起，由省议会、商会、律师公会、报界联合会与学生联合会共同成立各界联合会，一起参加了这次爱国运动。
  各界联合会在省议会召开成立大会，情况极为热烈。各界代表，到者数千，会场内外，毫无隙地。学生代表，最受欢迎，登台讲话时，掌声雷动，经久不息。
  为了表达山东人民的要求，济南学生与各界代表同组赴京请愿团，分两批出发。省议会代表有王乐平、聂湘溪等（王名者塾，诸城人；聂名澄泽，聊城人）；学生代表有张辑五（农专）、王香荪（名建兴，一中）、石愚山（名志昆，一师）、王敬之（名汝宾，商专）等八十余人。
  首批代表于六月二十日到京，立即去总统府请愿。总统徐世昌拒不接见，并将总统府大门（新华门）关闭，代表们坐在门前，痛哭不去。后由军警督察长马龙标，以山东同乡身份，出来劝他们先回去，改日再见。
  隔了一两天，才由马引见徐世昌。代表们提出了三项要求：（1）巴黎和约关于山东的条款必须拒绝签字；（2）决定废除高徐、顺济两条约；（3）卖国奸人必须严惩。徐对各项，只说尽力去办。代表吴镜荪说，这是政府不负责任的话，要求总统作明确的答复。第一批代表请愿，没有结果。接着第二批到京，再度向政府请愿，并且宣称：政府如不明确答复，代表等即电请各省代表来京，、一同请愿。六月二十七日，京津各团体代表和山东代表一同请愿，对山东问题作了相同的要求。政府在全国民意压迫下，才明确表示态度，谓已电令巴黎和会我国代表，“不保留山东问题则和约决不签字。”
  在这期间，济南学生和人民，因赴京代表未得圆满答复，而巴黎和会又将于二十八日签字，情况紧迫，乃决议于二十三日罢课、罢市（或云罢市在十日前后，待查）。
  决定罢市之前，各界联合会先在省议会召开了一次各界大会，大会一致拥护罢市，商界到会者一致拥护。但是，由于商界大权长期握在资本家、商会会长、山东银行经理张子衡和中国银行经理常勉斋二人手里，而且商会组织又处于瘫痪状态、因此领导罢市这一紧迫任务就不能依靠商会及其会长来负担。结果，推动罢市的主要责任落到了学联的肩上。
  各界联合会决定罢市后，商界和学联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讨论罢市的具体事项。这次会议，由商界的泰记钟表行经理郭醒亚和学生方面的朱孟武（朱是一师学生，名鸿升）主持。对于罢市，中小商家都一致赞成，但大商店表示有所顾虑，因此会开了很久。最后决定，次日照常开门，等得罢市信号，再全体罢市。
  当晚学联在一师召开了一个执行任务的会议，讨论怎样应付军警干涉和如何传达信号。最后决定各校分区负责进行，当时划分区域如次：（1）齐大、工专、女师等校——南关西门一带；（2）一师、商专、一中、正谊等校——城内；（3）法政、育英等校——商埠一带；（4）医专、农专、矿专等校——东关一带；（5）一师——西门大街、院东一带。
  罢市以白旗为信号，学生预先布好岗位，沿街作好准备。
  次日黎明，学生三三两两预先布置在街道。军警
  事先已有所知，各处警卫很严。
  约定时间一到，学生从腰里掣出白旗，大喊：“罢市啊！罢市啊！”一刹那间，各商店都闭了门，军警无所措手，全城一致罢市。
  那时只有西门大街山东银行一家尚未闭门。学生以强迫罢市不符运动精神，就列队在银行门前下跪，该行亦终于闭门罢市。下跪的学生里，有个一师学生孙、法珠，激于爱国热情，带病参加游行，又在马路上跪得太久，难于支持，加上受了很大的刺激，回校不久，就为祖国献出了生命。
  罢市实行之后，学生便举行大游行示威，然后到省府请愿。自从运动开始，学生每天到街道、市集人多的地方作宣传，罢市后更形热烈，除讲演外，还对军警展开反对干涉罢市的斗争。
  当时学生联合会设在富官街。而集会活动则多在一师，因为该校地点较为适中。男生每天在趵突泉、北园、商埠或附近乡村集市人多的地方宣传；女生则三五一组深入住户，以家庭妇女为宣传对象。学生激于爱国热情，讲演时慷慨陈词，声泪俱下，听众亦多感动落泪。群众反映：“不是学界先生讲给俺听，当了亡国奴还在梦中。”晚间有时学生在一师集会，有十人团在该校门内甬道上听学生讲话。学生运动受到群众极大的拥护，据说当时一师庶务室收到十人团送的茶叶足足占了半间屋。
  运动中值得特别一提的是救国十人团的组织。这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组织方法出自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开始的时候，我和王鸿一适在北京，约同访问北大校长蔡元培。他拿出一份油印的十人团章程给我们看，对我们说“可以试试看”。我们把章程带回济南交给学生。他们修订了一下，分头从事组织，于是十人团就在济南风行起来，它的组织方法是，先由宣传爱国运动的一个人发展团员十人，十人各再发展团员十人，由少而多，分头并进，组织便迅速发展壮大起来。十人团是学生联系群众的基层组织，是学联的有力助手。当时各商店店伙差不多都成了团员，这个组织对罢市和抵制日货都起了很大的作用。
  在这运动期间，军阀们想把学生关闭在学校里，就派出军警把守各校大门。但是学生们巧妙地突破了这一关，把军警当作宣传对象，并以茶烟招待，对他们讲解了山东问题和必须拒绝签字的理由。军警受了感动，也就不阻拦学生外出活动，有的士兵甚至说：“你们出去的时候，我们转过头去，给你们脊梁看。”
  但是到了罢市最后的一一天（大约是第六天）督军张树元采取了最强硬的手段，下令通知各校，禁止学生游行示威，否则军法从事，意在关起学生，强迫开市。但是这一命令也没把学生吓住。
  第二天大批军警把起了各校大门。学生向外猛冲，双方发生夺门的斗争。学生往外硬冲，群众也呐喊助威，结果各校学生都夺门而出，到了街上。第一师范学监范明枢、徐虞忱两位表现得最为勇敢，抢在学生前头，最先冲到该校大门前的东西栅门，带领学生一齐推倒了栅门，一拥而出，立即布满西门大街一带。城外学生要进西城门，军警正要掩门，女师学生鞠文英奋不顾身把腿插到门缝里，军警没能关门，学生队伍便一拥入城。这些英奋事迹，大大鼓舞了学生的斗志。
  封锁计划失败，张树元便调动步马炮队分两路向学生队伍进迫。西路自商埠向东，东路自院东向西，两下一齐推进，可是学生队伍并未被军队冲散，意志反而更加坚定，决不散开。两头是军队，当中是学生，在西门大街相持，从上午直到深夜。
  相持之际，省议员吴镜荪和一中校长赵同源等找我一同去见张树元，说天色已晚，女生在外恐有不便。张树元说：“谁叫她们出来上街的！你们校长把学生领回去！”赵说：“督军没办法，我们更没办法。”谈到学生请愿提出的条件，张树元更认为胡闹，僵持多时，不能解决。后来我要走，张树元说：“你有什么办法，请再谈谈。”我说：“学生请愿问题最好转呈北京政府；开市问题最好商家出于自动，军警学生都不干涉。”张树元同意，遂派副官侯某送我们到西门大街找学生商谈。
  这时已到上灯时分，十人团一起一起打着灯笼给学生送饭，灯笼上写着“恭送学界茶点”字样。学生在大街上分两边坐着，地上铺着苇席，面前放着十人团送的绿豆稀饭、粽子、点心等物。军警则在两头把守。我们到后就请学生推举代表商谈。学生推出了李郁廷（男）、张惠贞（女）等四人，提出对德和约不签字，惩办卖国贼，无条件收回青岛，取消二十一条等要求。我说可请山东当局把要求的各项转电北京政府。关于开市问题，学生同意双方都不干涉，但要求有出版、言论和进出城宣传的自由。警察厅长宋德玉说要向督军请示，我和交涉署长唐柯三都说：“商家开市的办法是督军同意的，至于出版、言论、结社的自由载在约法，有什么不同意的？还是我们主了罢！现在如果有坏人向人丛中抛一块石头，准能打死人！”这时大街两头十人团越聚越多，且遥闻喧嚷声，宋才没有话说。条件起草写好后，张惠贞要求宋德玉盖章，说宋厅长向来对学生说话不算数，此次必须盖章。宋拍了拍军服口袋说，在这种场合他没带图章。张说，没带图章盖指印也可以。宋说那是犯人作的。我调停说，明日誊清补送省议会盖章保证。学生认可。于是官方下令军警后撤，学生代表也向学生传达商谈结果，各自归队，由校长率领回校，时已夜半。
  次日商谈复市。午间有学生进城的谣传，军警又把起了校门，城门也掩闭了一两小时。实则庸人自扰，并无其事。
  七月一日齐大学生王志谦在商埠宣传，为日本宪兵捕去。学生为此齐赴省署请愿，要求向日本提出抗议，立即释放捕去的学生。省长沈铭昌出来安抚学生，并命交涉署长唐柯三与日人交涉，数度往返，才将王志谦领回。学生在省署一直等到那个时候，始分头散去。当时省署的窗子有打破了的，墨盒据说也有丢失了的，警察厅为此曾去查问。沈说学生很规矩，窗子是风吹坏了的，所以未生枝节。事后学生都说沈是好省长，并于沈去职赴京时，送他直到车站。
  在这以前，安福系分子陈干、艾庆镛等已先后来鲁，多方活动，扩张势力。陈干组织了路矿维持会，到处拉拢，并在吉元楼大请客。赴宴的有王鸿一和王派的重要成员，他们即席签名参加了该会。事被学生探知，从此对王失去了信任。学生会长夏德霖（字雨亭）曾亲自见我，说王派已经加入安福系，将对我不利，又说学生们要求保护我。我说这倒用不着。艾庆镛来济后，开办了《昌言报》馆，充当安福系喉舌，为之宣传，并与陈干沆瀣一气，为卖国的安福系摇旗呐喊。青年学生因此便展开了对安福系的斗争，从而引起该系军阀马良对学生运动的血腥镇压。沈铭昌去职，屈映光继任，这个安福干将与马良勾结一起，共同对付学生运动，安福系势力在山东达到了顶点。
  《昌言报》对学生运动屡次妄加攻击，力诋学生犯了狂热病，说他们孺子无知，不配过问国事，同时大骂支持学生运动的人们。学生对《昌言报》愤恨已极，经过多次密议，决意要砸《昌言报》馆。夏德霖曾将此意告我，我见他们意志坚定，势难劝阻，乃劝其不可伤人，免被该报找到借口，对学生不利。
  砸《昌言报》馆的时候，在学联提议下召开了一次各界联合会议。会议期间唯恐消息外露，会场大门和电话都由学生把守起来。那天我因事前知信，没到省议会去。开会的时候，公推教育会副会长许德一主持，学生提出砸《昌言报》馆的动议。王鸿一登台发言反对，学生便大呼“揍他！揍他！”王未敢多说，走下台来。会议当场通过了学生的建议，并立即整队前往，约有一百多人。他们到了报馆，把馆里的人绑出来，剥去衣服，在背上用白布写上“安福部卖国狗腿子”等字，挟之游街。当时人心大快，街上的人们有些指手画脚地当面骂他们卖国无耻。游街之后，学生们把《昌言报》馆的人送交省署。沈铭昌亲自出来接见学生，立即答应把报馆的人送法院处理。但是法院当天就把那些人释放了。
  次日该报照常出版，毫无悔过之意，竟说学生的义愤行动是暗中有人唆使，唆使人就是我、许德一、李有典（字慎五）等（那时议会王鸿一派了聂湘溪，我派了李有典常驻学联与学生联系）。我们三人的名字，都用同音加“犬”旁的字来替代。后来《昌言报》馆又向法院控告许德一、李有典两人。两人被法院传去，拘留优待室内，十天才放出来。
  砸《昌言报》馆事，触怒了安福系军阀马良，又加上段的授意，于是马开始对学生运动疯狂镇压。
  马良是陆军第四十七旅旅长，济南镇守使，兼济南卫戍司令。他是回教徒。他对学生运动极为仇视，砸报馆事，更给他火上加油，于是他先从回教下手，逮捕了回民爱国积极分子三人。一个是正觉寺街保安堂药铺坐堂先生马云亭（当时的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一个是清真寺北大寺理事朱春祥，另一个是朱的胞弟朱春涛。马良曾说：“我是回教，先从自己开始，杀几个回人给大家看看！”三人被捕，受刑很重，不久都被枪杀。他们被拘之后，有马姓回民去探望，也被拘留，并曾陪决，事后精神失常。马良曾亲率技术队（即武术队，当时用此名）到西关回民区巡查。当他在西关估衣市街看到回民骂他的标语和漫画时，就用刀撕挑，劈伤了张贴用的门板。马的血腥镇压引起回民极大的愤恨。
  马又到校“训话”。据当时学联副会长石愚山来信说，马良曾到第一师范训话，经过情形大致如下：
  马良先派军队包围学校，然后由手持大刀的技术队，带着绳索，分头到该校各楼寝室搜查，强迫学生到大教室听讲。那天在校里的学生不多，只到了几十个人。负责学运的学生坐在前列，大教室周围站满了技术队的军队。马身着半长不短的王村绸大褂，手提枪，腰挂剑，头戴草帽，鼻架墨晶镜，面带杀气，一登讲台，便拍案大骂。他高声说：“段老先生，三造共和，谁反对，我打谁！”说罢四周一看，看见石愚山脸上有愤怒厌恶的表情，指着石说：‘你这样子是吃了迷魂药！”又骂学生运动是受人指使。石愤怒地说：‘学运是爱国运动。”马气极问道：“你是什么名字！”喝令士兵带下去，可是作贼心虚，当手持绳索的技术队站到石的面前时，马又叫他们退下去了。临行时，马警告石说：“如果报上登出来是我，就唯你是问！”旋即带队离去。
  第二天，马又在一师召集各校学生训话，除了学生，还有各界代表。这次是先把在街上分头宣传的学生，用军队和技术队从西门大街两头赶进了第一师范的。讲话地方还是那个大教室（第一教室），里边当时满了人。马良又跳上讲台上的案子，高声大捧段祺瑞，说谁要反段，就是他的对头。马讲话后，由王鸿一讲话，大意是巴黎和会已经过去，学生今后要以学业为主。当时马陈兵一师，空气紧张，学生禁不作声。独有医专学生吴夏蒲发言说：“老师要好好教育学生，学生不好就是老师的不好。”马良喜欢武术，派出他的技术队人员，在各校担任武术。马认为吴是对他的讽刺，顿时大怒，喝令将吴抓起，立责二十戒尺，打得他两手红肿，临行还要把该生带走。我和王鸿一为之解脱，说可由校长带回，由学校好好管教，马才没带他。马良的疯狂，竟到这种程度！
  继马良镇压学生之后，又有齐鲁大学停闭学校一事发生。该校校长英人巴慕德发表声明，学校暂行停闭，并靳令学生在三日内一律离校，半年后再行开课。该校学生因此不得不走，于是回家的回家，投友的投友。学生会长夏德霖是运动中有力人物，但在济南无处寄身，被人约去武汉。山东唯一的一所大学，就这样停闭了。这是学生运动的一大损失。齐大当局这一措施，对学生影响很大。可见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爱国运动的仇视是一致的，至于它们之间的矛盾，那是另一回事了。
  到了1920年初，由于军阀的镇压、帝国主义的干涉、人事的变迁，学生爱国运动陷于停顿状态。这时为了抵制日货，学生会姚志轩、鞠文英等人重新成立学生会，并与各界组成评议会，选出李郁庭、鞠文英、秦素美、谢兰玉、丁仲华、姚志轩、崔唯吾、张文瑛、邹次明、周朗山、王乐平、鲁佛民、聂湘溪、郝云生、李冠九、董雨三、苗星垣、徐云亭、朱徽生等23人为理事，邹次明为评议长，姚志轩为副评议长，继续进行抵制日货运动。理事周朗山、邹次明是《大民主报》的正副经理，对抵制日货宣传甚力。当时山东当局顺从日本的要求，禁止抵制日货，并派军警干涉，遂与检查日货的学生发生冲突。该报在运动高潮到来的时候，曾发表文章、出号外支持学生，这时又写文章抨政府干涉学运，因而触怒马良，他下令逮捕了周朗山和主稿人刘吉安。后来他们转托齐大教授美国人奚恩尔出来说话，马才罢休。这一事实，把军阀仇内惧外的丑态，完全揭露出来了。
  学生运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很大的经济打击。当日的反帝运动，以抵制日货为主要手段。山东人民都以使用日货为可耻，青年学生甚至把已有的日货也予以销毁，女生把日货化妆品也砸得粉碎。学生和公职人员回家，宁肯步行也不坐日本强占下的胶济路火车。日货进口，因之大减。青岛日本厂商所制纱、布、火柴等物多转销大连等地；日本股票，价格大落，经营日货的商家多数歇业。据青岛取引所发表：一年间华商在该所受到的损失就在一千万元以上。
  以上所述是济“五四”运动经过概况。总起来说，山东“五四”学生运动的历史是极其光荣的，它已经在反帝斗争中同时走上了反封建的道路。当时运动所取得的成绩和它对后来所发生的影响，都极重大。事隔数十年，回忆所及，只是个轮廓。许多事情，甚至在当时我也说不清楚，更讲不到全面。幸亏学联副会长石愚山和各界评议会理事鞠文英供给了不少的材料，才综合起来，写成了这一段回忆。
  运动过去之后，据亲身参加的人说，山东当局为了分化学生，破坏爱国运动，曾通过振业火柴公司收买过崔唯吾之流的学生。学生会重新成立，出而组织各界评议会的时候，代表教育界的教育会副会长许德一和省议会以前派驻学生会的联络代表之一的李慎五均未被邀参加，而运动的发展也只单纯的向着抵货一方，对于卖国的安福系政府的斗争反而抵落下来了。这种现象之所以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可是试就省议会参加评议会的代表来观察一下，也会有助于现象的理解的。就整个运动而论，极少数的暗中受贿分子，却未敢公开进行破坏，因而影响也不怎么大。牛鬼蛇神总见不得光天化日。然而这也给了人们一定的教训，使人们懂得在这运动当中必须提高警惕，防止逆流，决不可粗心大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