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辛亥革命，清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国元年（1912年）三月袁世凯继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那时候，袁氏的爪牙——清政府在山东的最后一个巡抚张广建，还未离省。他本来有充任山东都督的可能，但是由于他和吴炳湘镇压革命党人，深为鲁人所痛恨，袁世凯才改派周自齐为山东都督。武昌起义之后，当时各地推举出来的所谓都督是军政、民政兼管的。不过周自齐这个袁氏派来的都督，虽则名义上军事政治全管，实际上却不问军事。靳云鹏以泰武将军会办山东军务，是当时的军事首脑。
  周自齐，字子廙，原籍山东单县，寄籍广东，曾留学美国，并一度供职清政府的外务部，跟袁世凯早有关系。德帝国主义自从1897年占据青岛以后，接着修筑了胶济铁路，山东便成了它的势力范围。袁派周为山东都督，主要因为周通外浯，办过外交，可以应付山东外交问题，必要时还可以跟德国勾结。另外由于他是山东人，容易受到山东人的欢迎。
  周自齐于1912年春来鲁，1913年秋调京任交通总长，在山东约一年有半。这段时间虽然不长，但时值共和之初，乍由实际的专制过渡到表面的民主，不少的“新事”也随之出现。政党的组成，省议会的产生，官制的改变，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都发生在这一时期，与清朝末年相比，情形复杂得多了。
  就政党而言，清末山东只有同盟会。山东省咨议局里所谓“六二党”，只不过地方上的一个小集团，不论从什么角度看，都不成其为政党，而民国一经成立，这个“党”也跟着咨议局的取消化为乌有。因此，民国改元之初，山东就只剩下了同盟会这个组织，其他党派都是民元以后成立的。1912年秋，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在山东设立了支部，当时的负责人是丁惟汾。
  同年五、六月间共和党也在山东建立了支部，以王丕煦（字葵若，莱阳人）为部长，主要成员有丁佛言、侯延爽（字雪舫，东平人）、安鹏东、周建龙、王景尧、张季骧等，我加入得稍晚一些。那时加入的还有陈汉轩，后来又被曹州同乡拉去参加了国民党，成了该党在鲁要人之一。
  1913年3月，统一党在鲁支部成立，部长是夏溥斋，副部长是潘复、庄陔兰（字心如，莒县人），名誉部长有周自齐、靳云鹏、张鸣岐、龚积炳等，该党中央负责人为王揖唐。
  是年四月，民主党也在山东组设了支部，支部主持人是莱阳的于鸣阁。该党中央负责人为汤化龙，在山东的党员人数很少。
  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本部在北京合并为进步党以后，山东三党支部也于1913年7月合并为进步党支部，李莪卿为部长，夏溥斋和我，还有别人，分任副部长。从此在山东形成了国民、进步两党对立的局面，这种局面延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关于共和、统一、民主三党，马官敬所写的《北洋军阀时期山东党政简史》（下简称“简史”）里有些故意歪曲事实和错误的地方，这里提出来一说。
  关于共和党的成立，“简史”是这样说的：“袁世凯暗命其部下组织共和党作为御用，与国民党对抗，山东也成立了当然政府党——共和党”。共和党和国民党对立，这倒无庸讳言，但说它是袁世凯“暗命其部下组织”起来“作为御用”，却是无中生有，恶毒诬蔑。共和党不是袁家的御用党，更不是奉袁命组成的。该党发起人和本部主要成员有章太炎、梁启超、蔡锷等，都是反帝制、反袁的，事实俱在，不容歪曲。而在山东，共和党也不是“当然的政府党”，国民党也不是在野党；尽管两党对峙，却无当权与在野之别，未知作者何所据而云然。
  “简史”对统一党的成立，也歪曲了一下。它说：“袁世凯大权在握，梦想作专制皇帝，厌恶共和，遂命部下王揖唐等组织统一党，于是山东也跟着筹备统一党。”这种说法，如果不从时间先后上着眼，似乎无懈可击，但是拿事实来看，却就不能成立了。不论王揖唐和袁世凯的关系如何，也不论他是否奉袁命组党，统一党的成立却不是为了帝制。前面谈过，统一党山东支部成立于1913年（民国二年）3月，那么该党本部在北京成立的时间当然更早一些。那时候袁世凯是临时大总统。若照“简史”所说，则须把组织筹安会一事倒提半月放在1913年3月以前，才不至发生时间上的矛盾。否则袁氏还没有当正式大总统便先想当皇帝了。凡事总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历程，而“简史”所说，却是不可思议的“突变”。何况“简史”后面所附的“北洋军阀时期元首代谢表”里还明明写着“1913年10月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的一条呢。此外“简史”里还有如下的一段：“袁世凯自就任正式大总统，日夜梦想作皇帝，先组织筹安会，召集一班老名士如严复等，养以金钱，叫他们作文章，慢慢地变着法，转着弯，反对共和，赞成帝制。”这倒是事实。筹安会成立于1915年8月，在袁世凯作正式大总统后约二年，原是鼓吹帝制兼带试探舆论向背的一个组织。如果照“简史”所说，则统一党成为一个比筹安会还在以前的帝制党了，岂不自相牴牾！
  “简史”又说：“民主党的报纸是《齐民报》，编辑是于春圃（莱阳人，清副贡）。”该报编辑不是于春圃，是临清的吴秋晖。那时候于春辅还在北京，没到山东来。
  民国初年，山东党派成立情况大致如此。当时国民、进步两党在山东活动的主要场所是省议会。
  周自齐于1912年春来鲁，省议会于1913年春成立，时间比周来鲁晚着一年。从省议会成立，到1928年议会结束，为时十五年左右，共有三届。第一届1913年3月成立，二届、1918年、9月成立，三届1923年春季成立。一省议会，因在袁世世凯逼迫之下政党解散，曾一度结束，直到袁死以后，才又恢复。第三届则于议员选出之后，由于田中玉企图包办议会，有将近二年的时光没能选出议长，因而无法举行会议；后来，国民党北伐，张宗昌逃走，三届议会结束，从此国民党训政时期开始，连地方党派加省议会都烟消雾散了。
  第一届议会的议长由我担任，副议长王采廷（字贡忱，桓台人）、孔祥柯（字则君，曲阜人）分任。第二届议会议长为郑钦（字幼亭，无棣人），副议长为我与王朝俊（字鸿一，郓城人）。
  第一届议会的议员大部分是国民、共和两党的成员，也有一小部分是无党派的。1913年7月共和党并入进步党以后，该党党员自然也就改变党籍成为进步党党员。当时国民、共和两党议席相埒，旗鼓相当，遇事一有争执，往往不能解决。例如议长人选最初双方未能商定，后因国民党议员阁开鲁暗中倾向了共和党，他又拉出了一人，才打破了两党的均衡，选出了议长，否则成为僵局。
  我和王贡忱、孔则君在共和党内被提名为议长候选人的经过是这样的：该党原定的议长候选人是安鹏东，副议长候选人是我和孔则君。当时王贡忱坚决反对安鹏东当议长，并率领济南区议员数人以退出相要挟，党内乃改议由我担任议长，由王贡忱、孔则君分任副议长，安鹏东则出任国会议员，问题始告解决。
  周自齐初来的时候，山东的官制仍沿清旧。例如布政使、提法使、提学使、巡警道、劝业道等都仍因袭旧称。周保举的布政使是王葵若，提法使是张映竹（曹州府人），提学使是王鸿一，巡警道是丁汝彪（日照人），劝业道是石金声，秘书长是夏溥斋。到了1913年春问，官制和行政区域，按照北京政府的新规定，改弦更张的地方不少。原来的布政司和提学司扩充为内务、财政、实业、教育四司，取消了布政使和提学使，以龚积炳、王丕熙、潘复、王朝俊分任四司司长。提学使废除之后，司法机构，包括高等审判厅和高等检查厅，无甚变动。至于行政区域，则原有的府和直隶州均行废除，全省分为岱北、岱南、济西、胶东四道，道置观察使一人为行政长官。不久，除胶东道仍由旧称外，其余三道分别易名为济南道、济宁道、东临道，观察使也都改称道尹。岱北道首任观察使是夏溥斋，旋而改为济南道道尹。其他三道的首长是石金声、丁惟鲁（字揆野，日照人）和吴永（江苏人）。刚才提出的这些人当中，对于当时以及后来的山东政局关系较大、影响较大、影响较深的是王朝俊、夏溥斋、龚积炳和潘复。
  清末同盟会人，为了驱逐镇压革命的山东巡抚张广建，曾由王鸿一等联络曹州一带绿林之豪王金妮和军人吕秀文等，准备大举。旋以民国成立，张广建下台，事遂中止。为了办理结束，曾设有曹州善后局。周自齐出任都督后，决定由省款项下拨给该局经费二十四万两，于是他们便在济南设立了齐鲁银行，由朱桂山担任经理，又设立大东草帽公司，由宋尧臣担任经理。后来因为其他各府反对，次年即停止拨款。这是周氏在都督任上擅自动用公款而为大家所共知的第一次。
  在省议会成立后，国民、进步两党人数均衡，遇事争执，相持不下。周从广东带来的亲信杨晟系国民党员，孙中山的信徒，周委充济南商埠局长，后提升为内务司长。省议会进步党员，因杨在商埠局任内有贪污行为，提出弹劾。国民党袒护杨，每逢开会，即因此事捣乱，往往把会议搅散，不下六、七次之多。副议长孔则君虽系进步党员，而与周自齐比较接近，向我建议：周所带亲信只有杨晟一人，不要过为已甚。我同意他的意见，后来开会不把此案列入议程，而另一个副议长王贡忱，则坚决提出弹劾，每次开会就提出临时动议。进步党员齐起附和，国民党员起而反对，始终未能通过，国民党议员为了报复，就弹劾山东商业专门学校校长叶春墀有贪污行为，以相抵制。结果杨既未去职，叶也未更动，遂不了了之。
  周自齐到山东之初，以夏溥斋为秘书长，因系曹州同乡，故与曹州团很接近。夏素主鲁人治鲁，故所委任的各司道以及各县县长，全系山东人。此事被袁世凯左右发觉，知系夏的主张，向袁建议，如夏久留山东，则山东非袁所有，遂将夏调充河南省河洛道道尹。（事详见夏氏印行的诗文稿）
  1913年秋，田文烈奉命来鲁任民政长，周自齐也接着调京担任交通总长。山东从此开始了所谓军民分治的局面，靳云鹏主军，田文烈主政，都督的名称随着周的调职也取消了。
  周自齐在调京的一两个月前曾邀我和孔则君到都督府便餐。饭后他引我们到了另一间屋里，我们看见箱笼二三十只已经捆好。他对我们说不一定哪天就要走。当时我们莫知所以，事后揣测可能那时他对调京一事已有所知，因而先行作好准备。他离开济南的时候，未经财政司同意，亦未经秘书办理手续，迳自下了条子给财政司提走现款十二万元。那时济南道尹是夏溥斋，他的一位科长朱是（字去非）把周提走现款的事告诉了我。我当时很诧异，就去问夏，他说确有其事，并且表示不同意周自齐这种行为。我随即见靳云鹏，他立即取出卷来给我看，周的条子就在里面。只是一个提款条，盖着周的图章，缺乏应有的手续。靳说：“你看子廙作得真不对！”我回来就跟副议长王贡忱商量，决定打电报给北京政府揭发此事。电去之后，政府并未追查，遂以不了了之。当时孔则君去上海，如果在济南，就会出而阻止，因为他跟周自齐交情很好。后来周曾因此函王葵若有所责难。王曾向我诉冤，说这是小事，何必给周抹灰。我说这并非小事，应当追问。
  周与靳的关系平时不是融洽的，当周临行时，提款一事彼此矛盾就表面化了。其原因是：靳帮办军务，实际掌握兵权。而周任都督，军政兼管。山东军队自清末即不足额，尤其是巡防营，每营尚不足二百人，新式陆军亦多缺额。所吃的空额由周分配，靳虽掌握兵权，空额由他的军队挖出来的，但在分赃时，不如周得的多。这是周、靳交恶的主要原因。周调京早有准备，历年报销的款早已寄出，但尚以为未足，临行又私提十二万，未办手续，更引起靳的不满，有意识的由朱是把消息泄露出来，引起省议会愤慨，而向中央揭发，来给周脸上抹灰。后来袁世凯失败，周以袁氏红人畏罪逃居日本别府。徐世昌任总统时，周回国担任过财政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