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集《王羲之书茂范刘公及孺人赵氏墓表》为明代艺苑奇葩，系孟津王铎撰文，并广搜海内王羲之精帖名碑集腋而成。《刘氏墓表》（简称）建成于崇祯十二年（公元1639年），毁于1958年秋，历时仅320年。此碑约高2.2米（包括碑额），宽1.2米，一面刻字，三面由砖砌“碑楼”并距碑前尺余建有木制栅栏做保护。这是继唐怀仁集《王羲之大唐三藏圣教序》、大雅集《兴福寺半截碑》、元度集《金刚经》等之后的又一座集王碑，实乃举世罕见之珍品。
  王铎，字觉斯，号痴阉、嵩（松）樵、嵩淙、高樵雪山道人、云岩漫士、二室山人，斋号灵芝轩、拟山园等，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年），卒于清顺治九年（1652年），终年60岁。由于他是河南孟津人，又称“王孟津”。王铎自幼爱好书画，明天启辛酉（1621年）举于乡，壬戌（1622年）成进士，授职翰林院庶吉士，后官至礼部尚书。
  王铎所处的年代，正是明帝国国祚益衰、宦官当道、危机四伏的时代。然而，正是这样的时代，使他有了极高的文化造诣。在思想空前自由、艺术较为发达的当时，王铎以数十年的辛勤探索，追逐着“二王”（王羲之、王献之）法书。在晚明的艺苑中，最后成为一流书法艺术大师。
  王铎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他除精书法、工诗文，长于绘画外，还善于撰写碑文、墓志和集王字成文。集《王羲之书茂范刘公及孺人赵氏墓表》就是他在任东宫侍班时，应安丘籍翰林院侍讲刘正宗拜请撰文并主持集成的。
  刘茂范先生系清初大学士刘正宗之父。据碑文记载，先生有子三人，长子正衡，崇祯辛未进士，次子正鉴为廪生，三子即刘正宗（其父病故四个月后出生）。刘正宗，字可宗，号宪石，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23岁补廪生，31岁县岁试第一，33岁恩选拔贡，同年8月乡试中举人，崇祯元年登进士第，授职真定府司理，崇祯三年任陕西省乡试主考官，崇祯五年被召入翰林院任编修、侍讲学士。仕清后连续封官进爵，直至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晋升为太子太傅。据《青州府志》、《续安丘县志》、《安丘县乡土志》、安丘《刘氏家纪》等书记载，刘正宗博学多识，能诗善书，论诗以唐代格调为准，尤精于五言古诗，著有《逋斋诗集》、《御墨楼诗选》、《木天草》、《雪鸿斋草》等诗集若干卷。他的书法古雅雄健，行草得钟繇、二王遗韵，尤喜爱王右军法帖。所书不论大楷、小楷，无不佳妙精美。为人们喜爱珍藏。
  刘正宗在明翰林院任职时多结交文人墨客，王铎即其密友之一。王铎在《刘氏墓表》中提及与刘正宗的交往，曰：“余曾过真定，闻宪石刘公理官之为，犹欲行己之道也，誉也欤，其勉也欤？数年未相见，又数年以馆职迁，从行坞薛公与周旋，壹似愿中者因定交，乃知其勉也，盖勿之有怠焉耳矣。又一年宪石始来拜余，稽首请表其先君子之墓。且曰：‘先君殁四十有余年，不肖兄正衡、正鉴方弱，先君子之殁之四月之后也生宗，宗不及见先君子以为戚’。而宪石诚于余，愿阐幽光，即无请不思章之哉。”上言可以说明两点：一是王铎与刘正宗的交往时间已久，“定交”二字足见两人关系非同一般。二是刘正宗为其父树碑立传的构想和拜请王铎撰文的急切心情。虽未提及集“王”字成碑，但请王铎撰文的目的是不猜便知的。据刘氏后裔传：“明崇祯十年丁丑王铎授东宫侍班，初度日（生日）在北都（北京），为琉球丞相蔡坚书赠诗时多与正宗接触。崇祯十一年戊寅，刘正宗奉使孟津时，再次顺拜王铎，一度成为兴趣相投的文墨挚友。”
  王羲之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备精诸体，自成一家之法，不仅震动着当时的书苑，并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我国书法史上，向以“书圣”称之。王羲之的书迹，在南北朝时已被世人搜罗宝藏。到了唐代，太宗李世民更喜爱他的书法，致使集“王”字刻石之风颇为流行，因之，当时在撰文、集字、刻工及选碑诸方面都出现了若干高手。王铎一生恪守二王书法，曾曰：“书不宗晋，终入野道，余书独宗羲献。”他身体力行，自定书课，一日临池，一日应请索，以此相间，终身不易。可见羲献父子书法在王铎心目中的地位是何等的重要。加之王铎身居高位多年，有机会积存王帖，故刘正宗拜请王铎主持集“王”字成碑文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了。
  在这特定而成熟的条件下，刘正宗拜托本族吴郡刘锡科代集并勒石，王铎为后盾，提供右军碑帖。自崇祯十年丁丑至崇祯十二年己卯，历时三年方集成此碑文。该碑正文后落款是：“东宫太子讲习侍班经筵讲官孟津王铎撰，赐进士文林郎翰林院检讨河阳薛所蕴篆额。”以上各字亦皆集之于羲之法帖。可惜此篆额未传拓下来，十分遗憾。紧接落款后是三方印章，上下并排，分别是：“王铎之印”、“字觉斯”（此两印大小相同，皆为4.3×4.3厘米）和“太史之章”（此章为6×6厘米），字体均清晰劲健。最后是成碑时间和集刻者姓名，记有：“大明崇祯岁次己卯孟夏谷旦。吴郡年家晚学刘锡科拜集晋右军将军王羲之书并勒。”据刘氏后裔介绍：不仅碑文系王铎所撰，连这座碑的文字组合、选择、安排等，概由王铎主持，刘锡科具体集刻。
  刘氏系当地望族。该碑是私家墓表，立于山东省安丘县城北二里许。刘氏祖茔向来有专人看守，不许外人传拓。因此，一方面使字迹保持完好，另一方面由于外界见者甚少，故知者亦不多，直至清朝末叶，拓禁稍开，才被社会所注意。在清末民初之际，青岛、济南及其他各地，即有人出重金购求，还有直接来安丘托人传拓者。许多学者、书法家认为，《刘氏墓表》实乃难得之碑刻（从拓片序跋中也可看出）。惜好景不长，自抗战军兴，直至此碑被毁，在这段时间里，人们是不暇及此的。仅有的拓本，又在“文化大革命”中多遭摧残，所剩无几。80年代以来，虽然整个社会上的书法热潮日益高涨，古今碑帖复印翻刻者多已充斥于书肆市廛，但却仍未见到此碑拓之踪迹。直至1987年夏天，笔者有幸从安丘县刘家王封村本族刘广勤家中发现该碑拓本，且保存完好。我如获至宝，经征得藏主同意，进行了复印。为了让这朵久隐未显的书苑奇葩流芳于世，特作以上叙述。以下谨从书法角度对此碑进行初步探讨，并与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进行了比较，现将管见赘述如下，以与广大书法同仁共同研究。
  一、行楷兼施，瘦硬俱得。历来称王羲之的书法瘦硬，此碑字体的瘦硬程度则更加突出。不少点画瘦劲，有如高峰坠石，态势惊险，横竖坚硬如铁，撇捺末端出锋后又急收，方劲犀利，如扫千军。《圣教序》在运笔方面方圆参半，而《刘氏墓表》则方多于圆，在以行书为主导的右军集字中，时出楷法，从严谨茂密中显露出自然爽朗之气。例如：“今、人”等字的撇捺两笔完全采用楷书的写法，并拉开距离，形成空间，给人以开阔舒朗的感觉。再如“墓表”两字，纯系从羲之楷书拣来，置于行书之中，将行、楷巧妙地融合起来，上下左右遥相呼应，加之“表”字下空阔，使较大的空间里透发出博大的气势，真可谓浑然成趣，左右逢源。
  二、通篇神全气贯，一任自然。就章法来看，采取纵有横，行无列的形式，使行与行大致相等，字与字大小参差，长短配合错落有致，而点画皆映带而生，更显得气脉贯通。通观全篇902个字，其中25个“之”字，18个“也”字皆俊美而变化不同。《圣教序》一般都认为在章法上某些地方有缺乏笔意连贯之感，而《刘氏墓表》已明显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例如《圣教序》中“庭、而、胶、梦、照、东”等字处，上述情况时有出现，而《刘氏墓表》中就出现较少。再者，《刘氏墓表》中凡有“也”、“之”等字的地方，与下边相衔接、呼应照顾得非常明显。如“也”字的下一个字，凡是自左起笔的横，则所选用的“也”字的末笔不是无勾嘎然而止，就是结尾处回锋左出带出下反勾，以照应下一字。凡有“之”字的地方亦多如此。如上述的许多地方集者安排得是相当巧妙的。
  三、《圣教序》中圆笔较多，而且过肥字也时有出现（如“力、拙”等字），集成气味明显。至于《刘氏墓表》转折处楷法明显（故多称右军行书为行楷），几乎看不到几个肥字，展卷后使人不感到是集成之作，这与集者书法精湛、章法娴熟有直接关系。
  四、雕刻精工。我国的刻石技艺到了明清两代又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曾经出现过不少刻石名手。如清初大书法家郑簠，非吴方来刻不书碑文，吴则非郑书不刻，二人为张杞园（即《聊斋志异》所记的张贡士）先生书刻的墓表，加上高手篆额被称为“三绝碑”。又如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及所书《潍县城隍庙碑记》，因为雕刻的好，便将刻者司徒文膏的名字也刻入碑中，印及书内。《刘氏墓表》因系集作，刻工虽非知名高手，但从拓片中可以看到其雕琢之精。对游丝映带之处一丝不苟，刀锋之下依稀显现出笔锋，看上去与《圣教序》有一定区别。当然《圣教序》年深日久，传拓过多，也是显得刻工逊色的原因之一。
  五、一般“王”书碑帖，因年久剥蚀，字迹多数漫漶失真，而此碑建竖历史较近，存在时间又短，风化残损较差。此拓片因拓的时间较早，字迹清晰，又系刘氏后裔收藏，所以较完整地保存了王书原貌。
  从以上几点不难看出，集者对怀仁集《圣教序》等必然熟读深思，并扬其长，避其短，又利用其当时优越的社会地位，广搜博采，使该碑宛如羲之亲手所书。《刘氏墓表》在保留王书真迹的某些方面甚或有过于前述各集王碑，但它毕竟还不能和《圣教序》等量齐观。因为《刘氏墓表》集成的时间比《圣教序》晚957年，墓表内的许多字又是从《圣教序》等处集来，几经勾摹镌刻，致使行笔的细微之处时有走失，且其韵味也不及《圣教序》。尽管如此，这座集《王羲之书茂范刘公及孺人赵氏墓表》仍不失为成功之作，确系新颖可贵。对有志学王行草（楷）书的书法爱好者及书法家来说，实属稀有的墨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