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安丘县的城墙是就地取土筑成的，始建于元末至正二十一年（1361）。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用砖修筑了东门甕城及门楼五间。崇祯十四年（1641），朝廷命全国各地改建砖石城墙。当时知县刘今尹因本县土脊民穷，除修筑了四个敌台和三个城门外，仅于四个角楼下用砖砌了数丈即复命竣工，其余城墙仍是土筑。那时安丘县群众都感激刘公体恤人民的疾苦。清光绪十五年（1889），竭尽县存库银用砖石重修了南北两城门，同时新建了南北门楼各三间。工程落成后，居住县城的几家绅士嫌土城墙不够气派，他们操纵官府企图搜刮全县人民的钱财用砖石改筑全部城墙，并加宽加高，以保护他们的利益，装潢他们的门面。此事引起全县人民的反对，酿成轰动一时的“城工案”。
  清光绪十六年（1890），以马渐九（号称马三少）、张景南、曹世卿等绅士为首，伙同其他几家绅士密谋策划，以修城防匪为名，通过官府随粮（农业税）带征修城费，每亩地征银一两，外加劳务费一吊。马渐九自任主事，承揽修城工程大权。
  当时，全县土匪骚乱，疫病流行，虫灾蔓延，庄稼歉收，黎民生活苦不堪言。官府与绅士沆瀣一气，不顾生灵涂炭，一面派胥吏四处催缴粮款和修城费，一面募集劳力在城郊筑窑烧砖。
  在城里张宅教书的苏家庄七旬老人王师傅（外号七师傅）深知绅士们操纵官府发起修城的内幕。他因劝说东家停止修城事不成，遂愤然弃职回家，四处游说，鼓动乡民抗议绅士们的举动。慈埠乡圈子村王天爵见到随粮带征修城费的布告后，直接到县公堂提出抗议。被知县刘登云斥以：“无知乡民，干涉修城大事”，轰出县衙。七师傅闻讯后告诉王天爵：修城墙事，确系县城张、马、曹等几个大家族同议共谋的，知县不敢得罪当地绅士，只能顺从行事。要想阻止修城事，只有去对马三少讲，让他根据我县实际情况回心转意，说服其他绅士，免遭周折。于是王天爵去面见马渐九，代表众乡民意见劝他停止修城事。马渐九听了不但不接受忠告，反而勃然大怒，斥责王天爵“竟敢带领乡民造反。”还说，“安丘城是全县的中心，全县乡民出钱出力修城是理所当然的事。你能违背县太爷的命令吗？告诉你，要想改变修城事比登天还难。”王大爵顿时怒气冲天，对马说：“我代表全县乡民要到县衙、州府、直至京城去状告你，告不倒你，我就不姓王了。”马渐九说：“任凭你王天爵告到哪里，能把我马三爷告的下这大门台子，就算你姓王的有种！”王天爵听了气得把脚一跺，说声“好，走着瞧！”便离开了马宅。他回到家里，一面变卖仅有的20亩地的家产，一面同年迈体弱的王师傅四处奔波，发动乡民抗缴修城费。没过半年王师傅因劳累过度而病故，县城绅士们听到消息后大为欢喜。张伯仁的父亲“张十一”站在城墙上，看着筑窑的民工们洋洋得意。
  事实并不像县城绅士们想象的那样，全县百姓并没有就此罢休。以王天爵为首，反抗斗争的烈火烧得越来越旺。辛庄子秦庆元、秦庆禄，大路村外号“龙爪子”等人都纷纷响应。他们推举王天爵为首，联名陈述百姓疾苦，状告马渐九，反对征银重修城墙。知县刘登云接到联名状子后，只好立案审理，但几次升堂都是原告单诉，从不提讯被告。在王天爵义正辞严的申诉下，知县不得不传谕被告人到堂，可马渐九就派担水的长工去替代。于是，下次过堂，王天爵安排伙伴去替他。知县一看，大发雷霆地质问王天爵为何不来。来人说：“马三爷可以找人代替，难道我就不可以代替王天爵吗？”知县被反问得张口结舌，无言答对，只好将马渐九和王天爵都传去公堂。王天爵一见马渐九就讽刺他说：“马三爷，你走下大门台子到这里来做什么？”马渐九听了，面红耳赤，一言不发。
  大堂上原告、被告不是等同对待，王是跪着被质问，而马却坐着答辩。经过这样的堂讯，虽然王天爵讲得句句在理，把马渐九驳得无言答对，但因知县偏袒被告，最后还是以“无理取闹，干涉县政大事”的罪名把王天爵重责二十大板，推出公堂，就此结案。
  众乡民得知王天爵在县衙败诉受杖笞的消息后，都愤愤不平，纷纷到圈子村去慰问他，并捐资鼓励他斗争到底。秦庆元、秦庆禄等人分头到安丘各乡游说。此后，抗缴修城费而捐资支持王天爵继续打官司的群众越来越多，圈子村便安上了“城工案”的乡民帐房。留山下大沟崖村刘八和宋家水西村宋大僚等人也前来为王天爵出点子，帮写到州府上告的状子。王天爵创伤刚愈便持状纸步行到青州府去上诉。谁料青州知府早已接受了安丘城绅士们的贿赂和安丘县知事的报告，对状子没加理采，也不容分辩就把王天爵押了起来，扬言维持原判，解回安丘，交地方官处理。
  消息传回安丘，群众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联名上诉省衙，派闫家围子村外号叫“好腿”的星夜赶赴济南府去送状纸。山东巡抚在安丘众多乡民呼吁、抗议的舆论压力下，遂传谕马渐九、王天爵同去济南府对案。一进济南府大堂，马渐九便战战兢兢地首先跪倒在地，王天爵如往常上公堂那样平静，却故意趴在地上。巡抚见此情景大为惊奇，忙问王天爵为何这样。王答：“在县衙过堂时，马三爷不是缺席就是叫人替他，仅有一次亲自到公堂而是他坐着，我跪着，这次他跪下了，我不得趴下吗？”当场把马渐九挖苦得低着头一声不吭。巡抚问及修城墙事为何成讼？马渐九抢先争辩说：“将安丘土城墙改建为砖城墙，一为壮观城池，二为防匪侵扰。工程所需费用本来打算从县存仓谷里出，因近几年歉收，仓内粮食准备赈济贫民度荒，事出无奈，修城费就只得从地丁银项里摊派加征了。”王天爵紧接马的话茬理直气壮地驳辩说：“抚台大人，马三爷已经把县民境况说明白了。既然年景不好，粮食歉收，将要开仓放粮赈贫了，那吃糠咽菜的百姓完成国课后怎么有能力再负担这繁重的修城附加费呢？再说，修城墙也不需要每亩地一两银和外加一吊劳务费这偌大的一笔附加费啊！他们这样做岂不是假借修城墙之公事从而搜刮民财自肥吗？”马渐九被驳得像个蜗牛，恨不得把脖子缩到胸膛里去，红着脸一声不响。山东巡抚听了他俩的供词，又看了安丘众多乡民联名控告马渐九等绅士借修城事意欲搜刮民财的状纸。他深知众怒难犯，遂命省布政司传谕安丘知县停修砖城，免征修城附加银两，已缴纳的要如数退还。历经两年的安丘“城工案”就此结束。
  王天爵为了全县人民的利益，劳累奔波，倾家荡产，甚至挨打坐牢，但在广大群众的支持下终于打赢了地方官绅勾结挑起的官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