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日军在德县的部分罪行纪实
  郭新中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发生，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全面爆发。9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犯，锋指德县（今德州市）威逼山东。国民党军第八十一师师长展书堂在冯玉祥将军指挥下，率部由禹城等地急驰德县城北阻击日军，战至桑园，使日军前锋受挫。但是，正当展书堂部计划进攻马厂日军之时，却接到国民党山东省主席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要求其迅速南撤的命令，展书堂被迫率部退回德县城，配合第七十四师等部在德县调用民工，征集物资，修补和增构城防工事。9月底，韩复榘又令驻德县的国民党守军大部弃城南退，仅留第八十一师运其昌旅之一部在德县城北的北厂、长庄一带设防断后。国民党德县县长李树德及其眷属、随从等携细软随溃退大军南逃。
  一、杀人放火 惨案迭起
  铁蹄踏入德县城
  9月30日，日军出动飞机8架次在德县城上空盘旋，并轮番轰炸县城北门、小西门和火车站。随之，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师团（矶谷师团）先头部队兵临德县城北。运其昌部凭借工事在北厂、长庄一带迎头痛击日军，双方激战3昼夜。日军改变战术，正面佯攻，两翼夹击，中国守军感到实力不支，退至城内防守。日军乘机发起强大的攻城战斗，装甲车对准城墙西北段发射炮弹数百发，炮兵在长庄、前后园等地集中火力猛烈轰击县城。运其昌指挥守军以城墙为防线，将火炮架在城楼上进行反击，打退日军数次进攻。在日军即将攻入小西门的危急关头，李营长率敢死队同日军展开肉搏战。一连连长赤膊上阵，挥舞大刀带头冲杀，负伤后仍不下火线，最后壮烈殉国。10月3日凌晨2时许，日军用炮火将城墙西北段炸出一个缺口，拂晓，日军兵分两路，由城墙缺口和小西门冲入城内。运其昌部孤军无援，伤亡较大，余部忍痛撤离德县城。
  日军攻打德县城期间，不少居民被炸死炸伤。如：
  大营街谢鑫的母亲、伯父和邻居晁二奶奶等被炸死在家中。南门里街民房被炸起火，大部焚毁。日军入城后，对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开始了大屠杀，仅在小西门里的一个防空洞中，就用机枪扫射杀死居民30余人。在运河西小庄的一个防空洞内，日军用手榴弹炸死百姓40余人。一位姓张的妇女下肢被炸成重伤，苏醒后发现自己的两个孩子均被炸死，便爬到水井旁投井自杀。一位姓金的男青年身穿旧军装，日军硬说他是“中国士兵”，被捉住后捆在木桩上用刺刀刺死。桥口街居民谢文汉被日军捉住后扔到地窖中用火烧死。吕家街居民赵东升，顺城街郭跃东的母亲，小西门里高升的伯父、母亲和姐姐，青年居民李宝升……均被日军枪杀。徐剑明的祖父年近七旬，卧于病榻，亦被日军枪杀于家中。10月6日，日军又在北门里街王振海家南院的地窖中，用手榴弹炸死躲藏在里面的老人、孩童20余人，炸伤12人。城西代官屯许三毛的母亲被日军强奸，因许三毛反抗，被枪杀。日军大肆屠杀后，又将捉到的青壮年捆绑在一起，押送到集中营。
  10月3日，汉奸李凤巢、李子和等人纠集城内一小撮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手持太阳旗，在喧哗角列队“欢迎”日军司令官西尾等人入城。10月4日，在日军宣抚班班长法畸又藏主持下，在县商会院内（南门西街东首路南），成立了以李子和任会长、赵坤任副会长、李凤巢任辅佐员的“德县维持会”，下设财务班和劳动班，分别负责供给日军物资、款项和组织苦力为日军所用。在日军宪兵队长原山正主持下，组建了以李凤巢为团长的“德县自警团”。日军在旧监狱（今市府街路北）设立了司令部，在德县兵工厂旧址等地集结了重兵。从此，侵华日军开始了对德县人民长达8年的法西斯统治。
  赵庄桥惨案
  1937年9月30日上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师团（矶谷师团）先头部队，沿津浦铁路由北向南侵入德县境内。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一部南退至德县城北于庄、后赵庄（今属二屯镇）一带。部分爱国官兵忍无可忍，奋起反抗，打死日军10余人，爱国官兵伤亡十五六人，终因寡不敌众，继续南退。中午，日军侵占于庄、后赵庄，开始搜捕中国官兵，进行报复性屠杀。
  于庄村民安国成在院内未及躲藏，被日军枪杀。40多岁的赵文斌因埋藏物品未来得及跑掉，见日军冲进院内，慌忙藏到屋内床下，畏缩一团，被日军发现后就地用刺刀捅死。青年农民赵方年被堵在院内，中弹后又被刺数刀。40多岁的安国贤逃出院子后被日军追杀在村南田野中。村东首年逾七旬的小脚老妇鲍氏，跌跌撞撞地逃往村外的大豆田，日军也未放过，开枪将她打死。安树元、安玉山、安庆增、安吉臣、安国华、安连成、王振山、荆长岭、长工代××等，被日军捉住后，将他们分别捆在几条绳子上，拳打脚踢，鞭抽枪托砸，个个被打得皮开肉绽，头破血流。安国华等怒斥日军：“我们都是老百姓，你们为什么杀人、打人？”手持军刀的日军头目大怒，吼了几声，令日军士兵撕开他们的衣服，残忍地用铁丝穿进他们的锁骨，连成一串，前拉后推，逼至赵庄桥头。
  在后赵庄，日军疯狂地逐户搜捕。赵德玉、赵德山兄弟两家共10口人，除2人逃出外，其余8口被日军从地窖中搜出。日军哇哇狂叫，用刺刀对准他们的胸膛，“死了死了的”吼着，对其中的妇女、儿童侮辱、毒打。赵德玉等怒斥日军，上前阻拦，日军更加凶残，将赵德玉、赵凤井、赵凤楼、赵玉生、赵××5人毒打后，连同本村的韩国柱、韩青田一起，用铁丝捆住双手，逼至赵庄桥头。
  是日下午4时许，日军头目双手举着指挥刀狂叫一阵后，一群日军士兵将于庄、后赵庄的17名无辜百姓拉至赵庄桥上，灭绝人性地用刺刀逐一猛刺滥挑，有的竟被连刺13刀，然后又将尸体抛至桥下河水中，清澈的河水顿时变成血水。日本侵略军制造了灭绝人性的赵庄桥惨案。
  翌日，日军继续南侵。外逃返回的村民袁松林、赵文学等人来到赵庄桥头，见木桥已被染成血桥，被杀者血肉模糊，惨不忍睹。10月2日，外逃的村民陆续返回。长者赵玉和等人组织乡亲们，将被杀害的村民从河中打捞上来，草草掩埋，并将战死的国民党军爱国官兵埋葬在于庄村北。
  日本侵略军占领德县后，因其施以屠杀暴行，真是无村不戴孝，家家闻哭声。
  许庄惨案
  1937年10月3日，日本侵略军南侵部队抵达德县城南许庄、纪庄、二十里铺（今属黄河涯镇）一带宿营。在许庄，日军砸毁村民们的门窗，扒通户与户之间的院墙，在墙上挖射击孔，构筑简易防御工事。将本村未及逃难的60名青壮年捉住后，集中关押于翟风新家的院内；将捉到的老弱妇孺关押于另一院内，以防村民们反抗和走漏消息。
  10月4日夜，退却至黄河涯以南苦水铺一带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某部的爱国官兵，偷袭在许庄、纪庄宿营的日军，双方发生激战，国民党官兵于拂晓前撤退。偷袭许庄的部队撤退后，2名掉队的士兵手提步枪跑到翟风新家院中。当2名士兵进院时，被站在北侧房顶上的日军岗哨发现。5日晨，一群日军冲入院中，很快搜查出混在村民中的一名中国士兵，将其捆绑后押走。为追查另一名中国士兵的下落，日军将关押在院内的青壮年们的衣服剥掉，三五个人捆绑在一起，押至梁德胜家的院中。日军用铁锨猛砍他们的背部，令其面东而跪，尽快招供。因无人答话，气急败坏的日军遂将梁福山等10人拉至村西道沟枪杀。宋国庆、王老实和张××3位老人冒险前来求情，日军竟将他们拖至被捆绑的50名青壮年中，一起逼至张金城家的猪圈旁。穷凶极恶的日军有的用军刀砍，有的用刺刀捅，将53名无辜百姓集体屠杀后，连同10余名中国士兵的尸体全部抛入猪圈，又点燃干柴往尸体上扔，最后推倒猪圈围墙，将60多具尸体压在里面。
  10月5日惨案发生后，日军继续南侵。逃难在外的乡亲们陆续返回家乡后，当看到村内的惨案，男女老幼哭声震天。他们从猪圈内扒出遇难者，只见个个血肉模糊，面目全非，亲属们仅凭没烧着的衣物鞋袜辩认尸体。宋国庆老人的女婿家住德县城内，本来是到许庄避难的，亦被残杀。宋国庆的妻子、女儿承受不了如此大的打击，投水自杀。张文山的母亲得知丈夫遇害，带着3儿1女跳入水塘，等乡亲们把母子5人打捞上来，仅张文山1人被救活。
  许庄惨案，被日本侵略军残杀和逼死者计72人，其中，有5户全家遇难，未及逃出的村民中仅有几人幸免于难。他们回忆当时的惨景，无不悲愤交加，切齿痛恨日本侵略军。
  西魏庄惨案
  日本侵略军侵占德县后，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城郊百姓纷纷逃难，流离失所。1937年10月4日上午，城西郊三里庄（今德州市陈庄乡三里庄）村民唐明华、唐章岁、唐小五、唐顺荣、彭义才、陈老五6人，潜回家中准备逃难所需衣物。未及离去，一股日军窜入村中逐户搜捕，唐明华等6人被包围，日军将他们捉住后押至西魏庄（今德州市陈庄乡魏庄）村民王凤林家的院内。
  当日夜间，日军对该6名村民威胁利诱，严刑拷打，逼迫他们供出三里庄其他村民逃难躲藏的地点。唐明华等6名村民为保护全村父老乡亲的安全，始终不讲。日军恼羞成怒，于10月5日凌晨极其残忍地用刀在彭义才身上零割，将其杀死，将陈老五用军刀砍死，将唐章岁、唐小五、唐顺荣分别枪杀。日军暂留唐明华1人为其担水劈柴，并声言等中午令唐明华“大大地睡觉”（意即杀死）。
  唐明华在几个日军哨兵的监视下，一边担水，一边寻机逃离魔掌。在一次担水途中，日军哨兵发现远处有一位逃难过路的妇女，便兽欲大发，不顾一切地追去。唐明华虽对日军的兽行气愤至极，但又无可奈何，只有借日军哨兵跑开之机，抛掉水桶向村西南奔命。由于悲愤交加和惊吓过度，逃至坟台村后便昏死过去，直至深夜方苏醒。
  南赵庄惨案
  1937年10月4日深夜，一股日军窜至德县城南南赵庄（今德州市黄河涯镇赵庄），逐户砸门找人。未及逃难和留下看家的村民紧闭门户，不敢应答和出门。日军便施诡计，将许多村民院内的柴草垛放火点燃，设下埋伏，引捕村民。倾刻间火势大作，借风蔓延，危及房舍。村民赵万和、赵昆与赵宾叔侄出门扑火时，被埋伏的日军促住，遭毒打捆绑；村民许树堂、阎庚辰被日军用同样的方法骗出后，遭毒打时起身反抗，当即被日军用刺刀刺死。赵万和、赵昆、赵宾等人被押至前庄（今德州市黄河涯镇前庄），严刑拷打后，用烈火活活烧死。南赵庄5名无辜村民就这样惨死于日本侵略军的屠刀下。南赵庄百姓将日本侵略军制造的这一惨案称为“无妄之灾”，经常教育子孙后代勿忘国仇家恨。
  日军由德县东侵，占领德县后，不断在德县城乡集结重兵，兵分两路，分别沿津浦铁路和济（南）德（县）公路进犯济南等地。
  1937年10月23日，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集团军第十师团（矶谷师团）九松部队的步兵、骑兵共400余人，在飞机和装甲车队的掩护下，由德县城出发，沿济（南）德（县）公路东侵。日军在陵县城区狂轰滥炸、烧杀抢掠后，攻入陵县城东凤凰店，杀死百姓和途经此地的流亡学生300余人，烧毁民房1200余间，制造了“凤凰店惨案”。
  1938年10月，日军驻德县腾井部队300余人，由德县城出发进攻陵县，受到陵县民团于志良部的顽强抵抗，激战1天，于志良民团伤亡较大，被迫撤退。日军遂留其1个中队占据了陵县县城，并在刺刀下相继设立了各级伪政权。此后，驻德县城的日军指挥机关不断往陵县增派日伪军，在陵县城乡逐步建立了据点，修筑炮楼，挖掘封锁沟，把陵县置于了日伪军的铁蹄之下。
  日军炮击宋奇屯
  德县城南宋奇屯（今属黄河涯镇），与许庄毗邻。1937年10月5日，日军制造了许庄惨案后，为防范百姓的反抗，在宋奇屯设立了据点，对周围村庄的百姓严加控制，并经常寻衅滋事，四处窜扰，无故毒打、杀害百姓，制造恐怖气氛。1939年冬的一日清晨，据点中的日军趁百姓吃早饭之机，向宋奇屯村内发射炮弹数枚，当即炸死村民贾发云的母亲和刘云汉的母亲。炮止，一股日军窜入村中，抢掠村民的财物若干，宰杀耕牛10多头，捉走12名青壮年充当劳工，其中，多数至今下落不明。
  二、日伪宪特横行 镇压抗日军民
  日伪宪特是日军法西斯统治的主要力量之一。在德县，他们紧密配合日伪军部队和伪警察，刺探抗日军政情报，袭击抗日根据地和抗日爱国组织，逮捕、刑讯和屠杀抗日军民及无辜群众，破坏抗日救亡运动，对德县及其周围地区军民犯下了弥天大罪。
  1938年1月23日，日军宣抚班建立“青年同志会”，4月20日，将宣抚班改为“德县新民会”，并搜罗落后青年，强制其接受奴化教育和特务训练，胁迫他们进行反动宣传和从事特务活动，为其侵华战争效劳。
  1938年5月10日，侵华日军驻德县少将旅团长秋山充三郎，亲自率领日伪军警宪特要员500余人，借纪念释迦牟尼诞辰之机，在永庆寺举行“慰灵祭”，祭奠在侵华战争中被抗日武装打死的日军。同时，秋山充三郎还亲自主持建立了以日军随军僧桑久保义海和汉奸李凤巢、李荫轩为首的特务组织——“鲁北道佛教总会”，在伪鲁北道各县建立了“佛教分会”，在德县城乡和伪鲁北道各县密布了特务网络，为其法西斯统治豢养了大批膺犬。这个披着宗教外衣的特务组织，在德县及其伪鲁北道各县大肆进行特务活动，为日本侵略者充当帮凶。如：1939年底，该特务组织刺探到八路军300余人活动于武城、禹城、高唐一带的情报，提供给了日军，使日军迅速纠集兵力前往“讨伐”。1940年5月，该特务系统又给日军提供了八路军王克寇部活动于禹城、高唐县交界地区的情报，日伪军遂纠集兵力800余人前往“围剿”，使八路军部队受到了较大的损失。
  1941年5月，德县宪兵工作队的特务在德县城西逮捕了河北省景南抗日游击队队员佟金堂，关押在德县日本宪兵队监狱。日军对其施以木棍毒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等酷刑，刑讯逼供达4个月之久。佟金堂坚贞不屈，表现了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民族气节。德县日本宪兵队无可奈何，便把佟金堂押送到北京日本宪兵司令部。同月，德县宪兵队吴松涛工作队抓捕到河北省景南县某抗日武装组织的侦察员孙才清、八路军冀南军区东进挺进纵队七旅二十一团卫生所指导员岳福恒。在宪兵队监狱中，对他们威胁利诱，严刑拷打，二人未能经受住非人的折磨而叛变，对抗日军民造成很大的威胁。八路军河北冀南军区第五军分区采购员刘书谭，秘密来德县城采购抗日根据地急需的无线电器材，险些被德县宪兵队吴松涛工作队查获，历经坎坷，才得以过关。当刘书谭第二次秘密来德县城采购日伪“禁运物资”时，被吴松涛工作队逮捕，受尽酷刑后被押送北京杀害。
  在1941年3月至1942年底日伪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中，日伪军、警、宪、特经常联合行动。他们或公开、或秘密地频繁出入车站、码头、客栈、商店、邮局、戏院、烟馆、妓院等处所，查验证件，查禁“禁运物资”，拆检来往信件、包裹等。有“抗日嫌疑”者，大多遭逮捕、关押、拷打甚至杀害；有“其他嫌疑”者，也多遭逮捕，轻者罚款保释，重者定罪判刑。特别是许多无辜百姓被罗织各种莫须有的罪名，遭逮捕后因家中无钱保释，被送往“劳工协会”，遣送日本国或中国东北等地充当劳工。
  在“治安强化运动”中，日军甲第1415部队及其特务系统，纠集300余人，密切配合德县日伪军警和伪政权，威逼老百姓在津浦铁路以西的县界、区界等地挖掘封锁沟、遮断壕，修建碉堡、炮楼，修筑公路，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封锁围困，使抗日活动遇到很大困难。甲第1415部队特务工作队驻地苇子场街的妓院“莲荷书寓”，成为刑讯、残害抗日军民和抗日爱国进步人士的魔窟，每每用卡车拉进被逮捕者，经常可听到院内传出的打骂和惨叫声。
  1942年，德县日伪军警宪特积极参与了日军对冀鲁边地区的“大扫荡”。所到之处，大肆屠杀抗日军民，破坏抗日政权，实行“三光政策”。冀鲁边抗日军民奋起反“扫荡”，经大小30余次战斗，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但是，抗日军民蒙受了很大损失，使冀鲁边地区的抗日斗争的形势恶化，抗日根据地的各种活动进入抗日战争中最艰难的时期。
  1943年6月，日伪为控制黄金、银元、五金、电工电讯器材、粮食、油料、棉花、棉织品、药品、药材、医疗器械等主要“禁运物资”，在华北地区各沦陷区进行“暴利囤集大检查”，继续强化了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在德县，日军头目大桥指挥日伪军、警、宪、特，一次就逮捕“经济犯”25人，其中，“要犯”被押送至北京日军宪兵司令部军事法庭审理。
  1943年秋，德县日军、伪军配合，赴城东叶家堤口一带“扫荡”，将抓到的一名八路军战士残忍地杀害，并将其尸体抛入水塘。同年11月，日军甲第1415部队星野小队张振海工作队，在于架庄抓捕到陵县县大队侦察员王清河，押交日军刑讯逼供后杀害。同年12月，日军奥山派遣班在王集村将抗日村长王福等3人逮捕，后王福惨遭杀害。
  1943年2月，伪德县保安大队陈少发、孙盛元两中队，赴德县东乡“清乡”，抓捕到只身回家养病的德县二区抗日区队副队长刘吉祥，并将其枪杀。同年9月，伪德县保安大队第八中队在留智庙抓捕到中共地下工作者李国堂，对其严刑拷打后活埋。同年冬，特务头目李芳率特务队，抓捕到中共地下工作者魏长清，严刑拷打，审讯未果，将其活埋于黄河涯。
  1945年3月，日军竹何派遣班在运河西一带，以“八路嫌疑罪”，一次就逮捕群众30余人。伪德县保安大队副大队长谷裕然，率伪军3次窜至白草洼等村庄，以“私通八路”、“八路嫌疑”等罪名威胁百姓，抢劫粮食21大车、棉被30床和其它财物一大宗。
  日军豢养的特务、汉奸，更是依仗日军的势力，敲诈商民，勒索百姓，动辄给扣上“私通八路”、“反抗皇军”、“扰乱治安”等帽子，进行栽赃陷害，借以贪赃受贿，巧取豪夺，大发国难之财，甚至草菅人命。如德县日本宪兵队翻译官陈永惠，用敲诈勒索的巨款，在城内开办了公盛客栈、德庆大烟馆等，并强行霸占清莲池浴塘归己有，还霸占了来德县演戏的女演员金桂茹为小老婆。由于他作恶多端，双手沾满人民的鲜血，成为德县显赫一时、臭名昭著的汉奸恶霸。1944年8月，陈永惠暴病而死，当其灵柩由德县城运往原藉河北省枣强县的途中，刚出沦陷区，就被老百姓破棺碎尸，可见人民对汉奸、特务是何等痛恨！
  三、利用娼妓毒品 麻醉毒害人民
  日军怂恿自由经营毒品
  在日本侵略者对德县长达8年的法西斯统治时期，日军除对德县人民施以军事镇压、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思想奴化外，还有恶毒的一手，就是怂恿和促使自由经营与吸食毒品。毒品的进口、种植、贩卖、制做和吸食等均达到德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程度。
  当时，在德县城内外，经日伪支持和伪德县县公署“批准注册”、发给“营业执照”，可“正大光明”经营毒品的鸦片烟馆就有20多家。但因此类黑社会性质的鬼蜮勾当本不是光彩之事，所以秘密经营和偷偷吸食者更多。在城内，规模较大、经营时间较长的鸦片烟馆，有同德成、德庆成、德兴成、德聚成、大成、第一楼、竹岚楼、居无楼、万里香、耕兴……等字号，其中，“生意兴隆”、名噪德县内外的是同德成土膏店、大成土膏店、耕兴土膏店等，名声较大的是竹岚楼烟馆、第一楼烟馆等。
  同德成土膏店，是王占林在日军德县宪兵队翻译官陈永惠的支持和参与下，于1939年在三联街开设的，有南、北、西房共7间。大成土膏店，是恩县白占梅之子白金贵，于1941年在太平街路北开设的，有豪华房舍6间。1939年，河北省枣强县的陈汝庚，在日军德县宪兵队翻译官陈永惠的支持下，在九道弯胡同修建了有2层楼房的集贤旅馆，其楼上为客房，楼下为耕兴土膏店。竹岚楼烟馆，为富商郭士斌在南门里开设的。第一楼烟馆，为白岩生在新生街开设的。
  鸦片烟馆的开设和经营者，除认贼作父、为非作歹的汉奸，就是唯利是图、投机钻营的奸商。他们均有日军的直接、间接支持和伪政府机构的庇护，与德县日伪军、警、宪、特的头面人物有密切联系和交往。烟馆中的雅座，专接待日伪要员、富商大贾、地主豪绅、下野官僚、破落士绅等烟客。其普通客座，接待社会下层中的“瘾君子”。
  更有甚者，日商洋行、高丽洋行中的日本、朝鲜侨民，在日军的支持和庇护下，肆无忌惮地公开销售“白面儿”（海洛因、吗啡等毒品）。因吸食“白面儿”和扎吗啡针价格较便宜，使用较方便，所以受害者更众，而“白面儿”和吗啡的毒性较之鸦片更为剧烈。吸食“白面儿”和扎吗啡针者，多为被解职的官僚、破产富户、没落士绅、兵匪、精神空虚的颓废者和许多平民百姓。
  在吸毒者中，有钱的人吸得倾家荡产，无钱的人吸得典妻卖子、家破人亡，甚至偷盗、抢劫、杀人越货的不计其数。当时在德县流传的一首《七了歌》，就是对吸毒者的真实写照：“面黄肌瘦精神少——有瘾了；身上穿着破棉袄——没钱了；父母无病去世早——气死了；妻子儿女哭嚎啕——肚饿了；不管干湿就卧倒——瘾来了；赤身露体到处跑——穷极了；死在外面找不到——狗吃了。”可以说，日伪统治时期，德县吸毒者的数量和毒品的泛滥，以及给人民带来的危害，是我国近代史以来最严重的时期。日本侵略者对中华民族的法西斯统治和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伪操纵娼妓泛滥
  日伪对德县进行法西斯统治期间，还支持和保护娼妓，怂恿卖淫嫖娼和紊乱的性生活，一方面供日伪各部门要员和官兵寻欢作乐，另一方面诱使人们去追求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方式，消磨人们的斗志，从而使之成为日本侵略者的驯服奴隶。
  当时，德县城内外不同规格的大小妓院有数十家，其中，有称为“书寓”的一等妓院，有称为“班”的二等妓院，还有称为“堂”的三等妓院。如“芸芳书寓”、“莲荷书寓”、“莲珠书寓”、“玉春书寓”、“同乐书寓”、“玉琴书寓”、“燕美书寓”、“金芳书寓”，“蝴蝶班”、“翠云班”、“红伶班”、“祥云班”、“红霞班”，“四喜堂”、“如意堂”等就是在德县城内规模较大的各类妓院。据有关资料记载和老人们的回忆，名噪德县内外的当属“云芳书寓”、“莲荷书寓”和“莲珠书寓，，等。
  “云芳书寓”，为天津名妓张云芳的母亲张氏，在日军侵占德县后，由德县日本宪兵队支持开设的。其“书寓”位于大有栈街，为一较大的四合院，有房舍20多间，建筑、装璜、设施豪华，有名妓10余人。德县日本宪兵队队长渡边兼德，被张云芳认做“干老”，与该妓院关系甚为密切。后任宪兵队长松浦正秀，与该妓院的关系不亚于渡边兼德。宪兵队翻译官陈永惠、张彦云（绰号张二破头）、伪保安大队的中队长董书斋、史存善等铁杆汉奸，为讨好其日本主子，更是该妓院的支持与庇护者，使得“云芳书寓”灯红酒绿，嫖客盈门。1942年，张云芳病死，德县日本宪兵队、日军特务机关、伪保安大队、伪警察局、伪官僚政客、富商大贾、豪门阔少等如丧考妣，大操大办丧葬。日伪军、警、宪、特和伪政权机构的要人，均为其送纸钱并参加葬礼；日伪当局命令各家妓院的妓女们胸佩白花为其致哀送葬；和尚、道士、尼姑、吹鼓手被雇去吹打诵经，超度亡灵。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送葬队伍中，由伪德县县公署秘书和伪德县保安大队队长分别充当“文引”、“武引”；送葬队伍两侧，是全副武装的日本宪兵、伪军、伪警组成的警卫队伍，由宪兵队长福井正吉指挥日伪军、警、宪、特沿途护灵，成为今古奇观。可见，“芸芳书寓”同德县日伪当局的关系非同一般。
  “莲荷书寓”，为伪德县警察局特务系系长时惠忱的姘妇朱红四开设的。朱红四的弟弟朱长太，与德县日本宪兵队特务工作队的特务头目李芳关系甚为密切。“莲荷书寓”有砖石结构、装饰摆设豪华的房舍15间，妓女10余人。
  “莲珠书寓”，为天津人田致祥在伪陵县县长李凤巢（未到任）、德县日本宪兵队、伪警察局的扶持下开设的，有豪华房舍14间，妓女10余人。田致祥还是日伪时期从各妓院老板中选出的“德县书寓公会”的会长。
  妓院老板、鸨母多为巧嘴簧后、心狠手毒、见钱眼开、诡计多端的老色鬼或沦落风尘、年老色衰、别无它技的老妓女。他（她）们均有日伪军、警、宪、特的各级势力人物做后台，有的本身就是汉奸、特务或日伪谍报网络中的骨干分子，不但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还出卖民族的利益。妓女除沦落风尘、自甘堕落、靠出卖肉体为生的风流女子外，多系被拐、被骗、被迫卖身或被烟鬼、酒鬼、赌棍等典押、卖掉的良家妇女。一等妓院多接待日伪军、政、警、宪、特的头面人物和富商大贾、豪门阔少等，二等妓院多接待日伪军、政、警、宪、特的中层人物和下野官僚、没落士绅等，三等妓院接待的则为烟鬼、酒鬼、赌棍、兵匪、地痞流氓和寻求刺激、腐化堕落的中、青年。
  日伪做后台娼妓泛滥，使性病蔓延成灾。很多人特别是娼妓沾染了梅毒、淋病、软性下疳等性病，造成终身残废甚至死亡，更给社会造成恶劣的影响。在日伪时期的德县城乡，街头、巷尾、戏院、书场、车站、码头、客栈、厕所等，“专治鱼口便毒、杨梅大疮”的广告比比皆是。日伪当局为维护其法西斯统治，曾在各阶层人士关注下成立了“德县妓女卫生检验所”，“规定”妓女每半月须到“检验所”检查，发现患有性病者即令其“禁止接客”。但“检验所”与妓院互相勾结，加之日伪军、政、警、宪、特势力人物的干涉，“检验所”和“规定”名存实亡。日伪统治时期，娼妓和性病的泛滥、危害，同经营与吸食毒品一样，达到德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峰。
  “二战”究竟死亡多少人
  联合国宣布今年为“各国人民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死难者国际年”；并决定于10月18日召开大会，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
  “二战”是由当时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发动的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世界战争。大战持续了8年，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17亿以上的人口（占当时世界总人口的80％）卷入了这场战争。
  现在要纪念二战死难者，那么死难者究竟是多少？
  有的资料说五千多万，有的说5500万左右，没个准确数字。现根据各有关国家公布的数字（东南亚及非洲国家已包括在当时的宗主国内），分述如下：
  中国2180万，前苏联2060万（其中居民700万），美国25.9万，英国38.6万，法国81万（其中居民47万），波兰452万（其中居民420万），罗马尼亚37.8万，南斯拉夫169万（其中居民128万），芬兰8.4万，希腊16万（其中居民14万），荷兰21万（其中居民19.8万）；德国525万（其中居民50万），意大利33万，日本180万（其中居民60万）。以上合计死亡人数是5827.7万。
  铁蹄下的柴市街 人民的苦难生涯
  孙寿昌
  一九三七年十月五日，日本帝国主义铁蹄踏入德县城，认贼作父的汉奸赵坤，李子和，李风巢从阴沟里爬出，公开出面组织“伪德县维持会”威胁市民手持太阳旗，欢迎大日本皇军，并组织劳工为日军效劳。一九三八年春“伪德县公署”出笼、张寰桥为第一任伪县长，李风巢为第一任伪警务局局长。随之城区伪镇公所，伪街公所，一整套城镇日伪统治机构相继组成。并在城外各通衢要道设立日伪检查岗哨，盘查过往行人，柴市街是进出县城的主要通道之一，街东首有座清代古建筑骑道门楼，青砖墩台，中间是一城门洞，过往行人车辆都从门洞穿过。上面是城楼，内供魁星和关羽，故名曰“文武阁”。该阁系康熙三十年（1692）陈洪谏建，陈为德州人，顺治十六年进士，官至陕西神木道（台）。
  日伪在阁门洞口设立哨卡，由日军一人，伪保安队二人，伪警察二人把守。凡过往行人，必须向日军鞠躬，否则便用枪托子打，皮鞋踢，辱骂“八格亚路”（混蛋），伪军则借机敲诈勒索，强取财物。有一次，郊区一老农民，挑一担秫秸进城来卖，到哨卡没向日军鞠躬，这个日本人便叫老农民放下挑子，他抽出一根秫秸，让那老人双手举着，没有命令，双手不准落下。不久那老人豆粒般的汗珠便从脸上滚落下来。两只胳膀颤颤抖抖，最后晕倒在地，直把那老人折磨的死去活来。日本人才哈哈大笑地放他过去。后来，这个哨卡，日军就不来了，单留下伪保安队把守。又过一段时间伪保安队也不来了，只剩下两名伪警察。这两人又从该街找了两个好吃懒做的无赖作帮手，在此欺压敲诈自己的同胞，见啥拿啥，没东西可拿，就向人要钱。一九四四年五月，由渤海二区队几名侦察员，在郝某的带领下，夜间摸进了哨卡，将两名伪警察捉去，交获大枪两支、拔除了“雁过拔翎”的这颗钉子，人们闻之拍手称快，奔走相告，从此日伪再也不敢在这里设立哨卡了。
  一九三九年，日寇为了战略需要，围城修筑了一条水泥马路，西起运河东涯的老发电厂，穿过铁路双涵洞至火车站，再往马家溜口街、太平街、柴市街，美国博济医院，博文中学，向北至德县城东北飞机场，全长约二十华里。其目的是把发电厂，火车站，兵营，飞机场联接起来，快速反应，加强其殖民统治。这条公路的修筑，给柴市街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因为这个街是个居民聚集区，人口稠密，房屋拥挤，生活贫困，居民多为社会低层个体劳动者。伪县府，伪镇公所、街公所一起出动，勒令沿街居民在一星期内各按划定之灰线，自动将房屋拆除，否则皇军将出动汽车，强行拉走。一条古老而平静的街道，顿时祸从天降，扒墙拆屋，残垣断壁，鸡飞狗跳，尘土飞场。妇女孩子呼天喊地，一幅“国破家碎，民不聊生，哭诉无门，惨不忍睹”的画面显现眼前。
  马路修好后，接踵而来的是，日本商人，浪人和高丽人纷纷来该街强占民房。高丽人以“侨民”为由，专售海洛因（白面）吗啡等毒品。有五家日本商人、浪人在此名为经商，实则搜集中国各个方面的情报，成为日本特务机关的眼线。
  日商“江商洋行”（现新华印刷厂宿舍楼址）老板资金雄厚，拥有六轮汽车4辆，用日产的日用品，来换取中国的古币和农副土特产品，如制钱，铜元，银元，棉花，花生米，芝麻，红枣，各种干果之类。1945年4月，由张龙、齐朝阳率领的德州武工队，在德县至吴桥公路上，截获一辆日本汽车，就是柴市街日商“江商洋行”的（见《德州文史》第二辑“德州武工队历史简况”32页）。
  在这里的日商店行还有“山口洋行”、“写真馆”（照像馆）以及一家“点心店”。此外还有一家由日本浪人开设专供日军发泄兽欲的军人妓院，名叫“亲和の寮”。该妓院老板是日本人，妓女是高丽和中国妇女，接待对象是日本军人，中国人高丽人均不准入内。由于妓女们忍受不了日军的蹂躏，自溢，服毒，自杀事件时有发生。
  柴市街东头路北有棵高大的千年古槐，枝繁叶茂，树冠犹如一个巨大的绿色伞盖，非常秀丽，传说为唐代所栽。这棵古槐被日商看中，便把中国五六家居民赶走，围绕古槐修建了东洋式房屋庭院，开设高级宾馆、名叫“偕行の寮”。老板、歌女、女招待，都是日本人，接待对象是日军军官，士兵不准入内。日军官佐大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侵华后，他们长年累月在异国他乡，思念故乡妻儿老小，“偕行の寮”的设立，便是安慰日军军官的。入内后，身穿日本和服的姑娘，首先鞠躬问好，客人坐在“踏踏迷”上，面前放上小桌、酒菜之类，随后由日本姑娘弹唱歌舞、伴之饮宴（但不卖淫）。该宾馆日本老板从本街招雇了几名贫苦中国青年当舶役（伙计），有一次，一个日军官来“偕行の寮”歌舞饮宴，酒后说他的手枪丢了，老板吓慌了，急忙向日本宪兵队打电话。不一会几辆三轮摩托载着全副武装的宪兵，气势凶凶地向柴市街急驶而来，不由分说，将在“偕行の寮”当伙计的张书田、张金田、邱洪林、韩善元、胡万青等几名中国人抓去宪兵队，严刑拷打，上老虎凳、灌凉水、皮鞭抽、狼狗咬，……酷刑威逼，让他们交待手枪下落，把他们五人，打的死去活来。残酷的折磨，一些人经受不住有说藏在家里的，有说交给父母的，有说交给兄弟的，……梦呓般胡言乱语。日宪兵押着他们煞有介事地多次去家里起枪，人心慌慌，纷纷关门闭户，闹的满街风雨。后来那日军官手枪又找到了，这出恶作剧才算收场，如果手枪找不到，不知会搭上几条人命，毁灭几个家庭。敌占区的德县城，仿佛一座吃人的大牢笼。
  一条好端端的，古老而平静的小城街道，就这样变成了日本人的殖民地。这诸如此类的种种事例，不过只是日本帝国主义血腥统治下的中国人八年苦难生涯的一幅小小缩影。
  因为一张糖纸 船民惨遭杀害
  冯宝庆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事变后的八年间，日本侵略者侵占了我国的大片土地，把持着一些重大城镇和水旱码头。当时整个卫运河系控制在日军之手，他们在沿河各大码头设立航运营业所，指令船民只许为日军装运物资，不准船民招揽货源运输。卫运河船民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
  1941年9月间，在卫运河德县码头的20多艘民船被迫将日本军用物资运往武城、临清、北馆陶日伪军驻地。装运的物资有煤炭、汽油、医药、枪支弹药，以及大米、洋面、烟酒等。物资装齐后，马上用苫布覆盖严密，并派日本兵上船站岗监护。待船民办完手续之后，由航运营业所下令，把船全部拉到原水营码头（现石家园河沿处）集中。他们为了航行安全和途中管理方便，把所有船只编成“一”字形船队，大船在前，小船在后，装重要物资船只夹在中间。船队编制完毕，由航运营业所所长岛川（日本人）向船民训话，内容大意是：为了船队的行驶安全，要服从押运人员的指挥，不准船民与陆地人员接触，更不准招揽外人搭船。船与船之间距离要靠近，不能太远，更不能掉队。途中遇事须向押运人员报告……，违者严加惩治。
  为了防备八路军、游击队的袭击和截货，驻德县日军1849部队派日军50余人，河防队100余人，乘三只满铁船（专供日伪军的食宿船）随船队同行。他们的任务是，白天行船全副武装到陆地上行军，在船队的前后左右（时而在河东，时而到河西）巡风了哨，到晚上停船时，四处站岗巡逻时刻提防八路军、游击队的突然袭击。为加强船队管理工作，德县航运营业所派职员一名，随船队负责行驶事务。另外，还从船民中指定班长三名（董立起、李杰、魏福成）执行维持事宜。所谓维持，就是为日伪军头目和航运营业所官员搜刮船民的钱财。船队由德县启航后，营业所随船人员就指令船班长给他们敛维持费，规定大船100元、小船50元（伪币）。如船班长不按指令敛钱，或稍有怠慢，便遭到他们的训斥打骂。此外，船民们在行驶中稍有不慎，日伪军小头目就寻衅找错，随时随地地向船民勒索钱财。
  船队启航后第二天到达故城码头，这个码头虽小，但系县城所在地，街里铺店俱全，特别是饭馆、澡塘、娱乐场所等应有尽有，可算是个像样的城镇。由于船队停船靠岸早，日伪军大小头目，航运营业所职员，三名船班长互相邀集一起，上街游逛吃喝玩乐去了。下午5点钟左右，在王树才船上站岗的日本兵，从该船的甲板上发现了一张水果糖纸，他们马上将王树才从后廒里叫出来，硬说他家偷了皇军的糖吃。日本兵不问青红皂白，也不容王说话，当时把王树才扭到陆地约20米处，将王杀害了。
  当其他船民们，在各自的后廒里休息中听到枪声，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跑了出来。这时，看到死者的一家老小正在哭泣，有的船民说，就因为一张糖纸，王树才送了命，日本人简直不把船民当人看。船班长拿来苇席，把尸体盖了起来，而后和船民一起劝说安慰死者的亲人，并把他们搀扶到船上。
  正在街里游玩的日伪军大小头目听到枪声，无不大吃一惊，像狼似的急忙跑回船队。他们来到船队前，日本兵把刚才枪杀船民的事报告一遍，这才使日伪头目们平静下来。
  这一惨案发生后，船班长们也很痛心，并向死者亲属进行安慰。死者家属向船班长提出要维护船民利益，妥善处理后事的要求。船班长带着死者家属的意见，找到押运船队的日军小队长山春，申诉死者家属的意见与要求。日军山春听完船班长的话，他答复说，你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我无权处理，等我们返回德县后，向我的上级报告，由长官解决。现在由你们出钱买口棺材，先将死者成殓起来，装在我的船上（满铁船），运到死者家乡临清埋葬。
  船只返回德县，三名船班长来到船主公会，面见会长苏子明、副会长何凤山，将日本兵开枪打死船民王树才的经过述说一遍，同时把死者家属提出的条件和要求也作了介绍。二位会长认为日本方面蛮横无理，决定找日军负责人申诉抗议。二位会长来到驻德县日军1849部队（现文革桥东首铁路蓄水池院内），面见日军大队长森森，理直气壮地提出抗议说，你的押船士兵无故开枪打死船民，这是对我们船民的残暴欺压，我们船主公会提出严正抗议。要求妥善处理死难者的后事……。正当申诉话还未尽，日军森森马上把话拦住说，我的部下已向我作了报告，我都知道了，我对部下和士兵已作内部处治。至于你们提出的条件和要求，我的一概不答应。二位会长，听了日军队长森森的话，气得全身颤抖，但再想与其争辩，已感到无济于事，又怕惹恼了森森，引起事端更不好收拾，于是沉思了一会，压住心头怒火，忍气吞声地返回了船主公会。关于日军杀害无辜船民惨案事件，就这样不了了之。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遗址纪念碑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三日，侵华日军占领南京后，即制造了举世震惊、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事件，我34万同胞惨遭杀害。
  日本在南京大屠杀的遗址，遍布城内外。为纪念遇难同胞，教育后人，永远不忘这段屈辱的悲惨历史，南京市人民政府在建纪念馆的同时，还分别在当年日军屠杀人数众多或埋葬集中的遗址，也建立了纪念碑。地点是：江东门、上新河、挹江门、中山码头、煤炭港、鱼雷营、草鞋峡、燕子矶、清凉山、汉中门、北极阁、普德寺、中山陵西洼子村、正觉寺、五台山等遗址，共立碑十五处。均刻有碑文，并注有此处死难人数。
  198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全市各碑与纪念馆同时落成揭幕。
  （编者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