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德县（今德州市）地处大平原。在广阔的田野上，历代农民辛勤劳作。可是，由于地主的残酷剥削，官府的苛捐杂税，土匪的搔扰抢劫，劳动人民过着衣不蔽体、食不饱腹的艰难生活。尤其使人民痛恨的是多如牛毛的土匪，他们暗通官府，勾结地主，到处抢掠、绑票、杀人。他们书写恐吓信：限几天内在某地交出几百几千元钱来，否则烧你一个片瓦无存，杀你一个鸡犬不留。
  广大农民不甘其苦，为了保家自卫，各村农民便武装起来，村与村、乡与乡联成一片，一庄有事，庄庄相助，抵御土匪的骚扰和抢掠。后来，在封建迷信的欺骗诱惑下，人们相信“吞符念咒，刀枪不入”，所以，一个带有迷信色彩的、农民自发组织的“红枪会”在德县东乡（德县城东称东乡，城西称西乡）几十个村庄很快发展起来，会员达到四五万人。他们肩扛红缨枪，有的戴着红兜肚，有的光着膀子，雄纠纠气昂昂，显得格外威风。那些作恶多端的土匪顿时便消声匿迹了。
  红枪会本是农民为保村护院自发组织起来的，但官府深感忧虑，于1926年9月，德临道尹兼德县县长林介钰亲率德县警备队300余人，以“剿匪”为名开赴袁桥一带村庄进行恫吓，敲诈勒索，鱼肉百姓，并逮捕了红枪会二师兄范金玉，杀死了王索张屯农民王长。红枪会会员被激怒了，聚众数千人，包围了警备队并迫使其部缴了械，林介钰亦被俘，后林介钰接受了红枪会提出的条件，获释回城。
  林介钰回城后，对红枪会更加恨之入骨，给红枪会扣上“反对官府，图谋不轨”的罪名，密谋杀害了红枪会大师兄张学武，将其首级悬挂在德县城南门外高墙上示众。10月中句，又向山东省督办、直鲁联军总司令张宗昌谎报“德县东乡红枪会造反”，张宗昌遂令奉军第六军徐源泉和第七混成旅贺文章率数千人赶赴东乡镇压。
  我的家在城东郊杏园堤口村，村前有一条宽阔的大道，是通往边临镇、土桥的必经之路。1926年10月下旬，从德县城出来一支军队，黑压压的一大片，如饿狼扑食一样地向东乡开去。每到一村，不是抓人带路，就是砸门抢东西。我们都紧关大门，谁也不敢出来。拂晓，听到东乡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看到火光冲天，受害最重的有簸箕刘、席辛庄、宋官屯、苗庄、段庄、袁桥等36个村庄，杀害红枪会会员及村民三四千人。那些毫无人性的军官下令，匪军们在被洗劫的村庄内“随便三天”。所谓“随便三天”，就是准许这些披着人皮的豺狼无法无天，他们抢东西、烧房子、奸淫妇女、杀人等随心所欲，无所不为。三天之后，这群野兽有的骑着毛驴、有的牵着牛羊，有的挑着五颜六色的包袱，由东乡回城去了。随后，匪军就在杏园堤口村东头摆地摊卖赃物，真是“货真价廉”，一头牛卖三块大洋，一头驴卖二块大洋，一床被子卖二角钱……。可是，乡里乡亲谁也不愿买这些赃物。
  大屠杀使东乡人民蒙受了巨大灾难与损伤。匪军撤走后，官府又以慰问灾区、救济灾民蛊惑人心，实际上是暗中另有阴谋。他们组成了所谓“赈灾委员会”，在考虑人选问题时大费了一番脑筋，委员们开了十几次会，开始选我父亲于巍岑为“赈灾委员会”主任，说他是本乡本地人，在本乡有亲戚朋友，还有一些学生，他是恰当的人选。但我父亲既怕得罪人，又怕戴上通匪的帽子，千推万辞无效，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了。赈灾委员会有四五十个委员，实际去东乡时仅有十多人。
  关于委员会的名称问题，委员们争论不休，吵了半天，还是将红十字会搬出来，叫“红十字会救济会”，实际上是用不伦不类的名字去欺骗人民。“红十字会救济会”制作了近似椭园形证章，大得出奇，字很明显，老远就能看得出来，这可能是怕发生误会，怕农民报复吧。
  委员们坐着舒适的骡拉轿车去东乡。据我父亲说，“真是到了一个悲惨世界”，尸体虽然掩埋了，但地上血迹斑斑，树上挂着破烂衣物、红兜肚、红枪杆子，还有鸡毛、猪皮满地皆是。有的农民悲伤地修理断梁残柱的房子，有的坐在新坟前呼唤亲人，有的横眉怒目地仇视着这些城里来的“老爷”。我父亲到熟人亲朋家去看望，他们眼里只流泪，一言不发。他们清楚地知道所谓的“慰问”、“救济”，都不过是刽子手的骗人之谈。
  委员们在东乡住了两三天就回来了，我父亲精神上受刺激很大，回到家一病不起。后来，怎么“救济”，怎么收场的，就不得而知了。可是，东乡农民遭受屠杀的残酷事件和对反动官府的深仇大恨，世世代代地深深刻在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