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渤海军区二分区宣传队建于1944年，曾用名“渤海军区第二军分区政治处宣传队”、“恒泉剧团”、“二分区文艺工作队”、“洛北分区文艺工作队”。1950年与洛北地委文工队、德州市文工组合并为德州地委文工队，至1952年撤销。
  1944年，正处于战争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的侵华战争，逐步升级，强化了对抗日军民的残酷镇压，挖封锁沟，增设据点，收编匪、顽武装，设置敌伪政权，实行联保联坐的保甲制度，用铁壁合围、拉网战术摧残抗日军民，气焰非常嚣张。为狠狠打击日、伪军的反动气焰，消灭匪、顽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团结各界人民，共同抗日，扩大巩固解放区，渤海二分区首长决定：在进行武装和政权建设的同时，于1944年“八一”建军节在匡五县（今陵县）滋博店（今滋镇）建立宣传队。
  宣传队是由二分区政治处创办的两期“抗日建国学校”的学员组成。
  1944年春，渤海二分区政治处开始建立抗日建国学校，由赵光煜任支部书记，郝汇川任副书记，阎宗威任学员队长，由政治处宣传股负责授课和进行政治时事教育。主要授课人是宣传股长孟哲生（孟系抗大毕业）赵、郝、阎具体负责招收学员和组织行政领导。第一期招收学员40余人，随分区司政机关过游击生活，晚上行军，白天在树林中上课，伙食和政治处一个伙房吃饭。春、秋、冬季，多住民房、家庙、寺院等，夏季住在庭院、门洞、车棚或场院以及民间屋顶，生活极为艰苦。由于长期穿着衣服睡觉，多数同志身上有虱子，加之露宿地铺，潮气袭人，不少同志身上染有疥疮。
  1944年仲夏，在临邑县夏口镇驻扎，适逢党的24周年生日和抗战七周年纪念，为纪念两大节日和宣传抗日政策，在夏口镇西头一个寺院里召开了庆祝“七·一”、“七·七”大会。会上分区司令员龙书金、政委曾旭清，政治处主任辛国治先后讲话，阐述了国际国内的大好形势和抗日政策。会后由“抗建”学校以阎宗威为主演了京剧《空城计》，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通过这次演出的成功，政治处酝酿建立一支文艺宣传队。当时为配合减租减息运动的深入开展，队长阎宗威凭记忆写出《打渔杀家》剧本，进行了排练。7月下旬，二分区司政机关进驻滋博店，“抗建”学校驻大辛庄北的皈一殿，在这里进行了彩排。7月29日移驻滋博店，准备建军节演出。8月1日晚，举行“八·一”建军节庆祝大会，只因汽灯出了故障，当时只有一盏汽灯吊在前台中央，两边用铁盆倒上棉油点燃照明。分区首长讲话后，宣传股长孟哲生郑重地宣布“二分区宣传队今天正式成立了！”接着演出了京剧《打渔杀家》。
  宣传队隶属分区政治处宣传股，连级建制，队长阎宗威，政治指导员郝汇川，教员刘梅村、刘恩义、王玉昆。下设三个分队：一分队长张梦森，分队副孙印三；二分队长宋秀斋，分队副王学忠；三分队长唐竹亭，分队副石东志。抗建学校的第一批学员，30多人成为宣传队员，队员政治上享受排级待遇，没有女同志，女角是男扮女装。
  《打渔杀家》在滋博店首场演出获得成功。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看到在战争环境中自己的军队能演戏，而且是官兵同台，军民联欢，因而倍受欢迎。人民军队大大地提高了在群众中的威望。
  1944年9月中旬，二分区主力部队首次攻打临邑县城，宣传队派唐竹亭、任振华、王国栋等同志组成118战地宣传小组，随军参加了临邑战斗。临邑县城虽被攻克，但狡猾的汉奸头子——何狗子率部弃城逃窜。我军虽然取胜，但缴获甚微。在这次战斗中，二分区副政委李恒泉同志壮烈牺牲，付出了宝贵生命。战斗结束后，二分区司政机关和宣传队转移到济阳县垛石桥，宣传队在这里排演了京剧《法门寺》，演出结束后，上级决定为纪念李恒泉同志，宣传队改名“恒泉剧团”。演出所用的大帷幕上缝制了“恒泉剧团”四个大宇，同时还编唱了《悼念李副政委恒泉同志》的歌曲。在1944年9月，宣传队从政治部划分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工作单位。
  1944年9月23日，宣传队在行军途中，指导员郝汇川召集了有关人员开会，他庄严宣布：唐竹亭、周云鹤、石东志、王光明、宋秀斋、康玉洁、胡跃亭等同志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宣传队建队后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1944年9月底，宣传队驻扎临邑城西大仇庄西南的洼李村，经受了一次与日伪军遭遇的严酷考验。
  那是一个星期天的黎明，天下着小雨，一伙日伪军，鬼头鬼脑地钻进了洼李村，发现站在门口的我军岗哨后，立即开枪。由于洼李村小，只能住下政治处和宣传队，司令部和部队住在大仇家。有岗哨的院内只住着政治处主任辛国治，警卫员赵树林同志机智勇敢，发现敌情后奋不顾身地用二十响匣枪击退正欲进门的日军，随即掩护首长撤退。机关人员和宣传队员们，有的撤出村外向司令部靠拢，有的隐避在院内，待机伏击敌人。当司令部听到枪声后，立即调动部队向洼李村运动接应，向混乱中的日伪军开枪射击。此次战斗系无意中的遭遇，情况不明，敌军听到周围枪声四起，乱作一团，慌忙抱头鼠窜，我军也没有追击。在这次战斗中，日伪军伤亡惨重，敌指挥官被击毙，死伤多人；我军也付出了代价，辛主任负伤，宣传队刘恩义、陶某等三同志牺牲，孙印三等数人负伤，30多人的宣传队，经过战斗洗礼只余下18人。
  为给宣传队补充力量和向连队输送政工文化干部，1945年春节过后第二期抗建学校招生开学。130余名学员编成13个班，班长由宣传队分队干部和宣传队队员担任。授课人仍是孟哲生，主课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根据需要讲解抗日形势和时事政策等。学习期间随同政治部机关参加了解放陵县、德平等战斗和动员参军工作，并进行了多场宣传演出。这批学员到1945年8月日军投降时结业。学员多数分配到连队充任政工干部和文化教员，少部分具有宣传专长的留在宣传队，宣传队员又增加到30多人。
  多年来，宣传队跟随分区机关先后参加了解放临邑、商河、平原、禹城战斗和济南战役；参加了济阳、章邱、禹城、齐河等地追歼残匪刘景良、翟有为、李连祥、聂胡子战斗；后来还参加了胶济西线战役和临邑南、禹城北广大地区的剿匪反特和土地改革运动。
  在参战过程中，宣传队员分别编入连队，既是战斗员，又是宣传员，除全副武装和指战员一起战斗杀敌外，还携带麻刷、粉筒、竹板、二胡等宣传工具，战前向部队进行宣传鼓动表演，战后进行祝捷庆功演出，小型的是快板歌曲，大型的是鼓书戏剧。宣传队所到之处，用麻刷和粉筒在临街墙壁和高大建筑物上书写：“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到南京去！活捉蒋介石！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大字标语。有时写在门板上，竖在前沿阵地，甚至写在日伪、顽军的工事炮楼上，有力地震慑了敌人，鼓舞了军民斗志。部队行进或暂时休息时说快板、唱歌曲，在前沿阵地对敌喊话，以上活动，当时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平时，宣传队除抓紧学习、排戏外，还有计划地分赴连队、农村教唱歌曲、排戏，搞壁报、宣传栏、黑板报、土广播（喊话筒喊话）等。辅导连队和农村开展文娱宣传活动。
  分区领导和人民群众非常关心宣传队，把部队缴获的能演戏用的服装调给宣传队使用，还从济阳县辛集乡范家村借来戏箱和道具，把在禹城追歼残匪李连祥部缴获的戏箱和解放德州缴获的钢琴全部拨给了宣传队。
  分区对宣传队除在物力上给予大力支援外，在人员配备上也给了很大支持。1945年底，给宣传队调来了刘志远、杨建华两位女同志，使宣传队有了女演员，结束了男扮女装的历史。1946年春天，将投诚的曹五旅宣传队20多人调给宣传队，还从地方上调来魏秀英、鲁秀珍、任秀英等女同志，从驻地禹城招收了孟庆芝（女）、孟庆睦、韩仲文等同志，不仅使宣传队充实了力量，加强了阵容，提高了演出水平，还增加了一个妇女分队，由刘志远任分队长，至此3个分队增至4个分队，扩大到50余人。1946年4月，批准艾移山、孙修廉等同志入党。此时，郝汇川已调出，马连奎接任指导员职务，刘梅村任宣传队副队长，铁矛任戏剧教员，范俊卿任音乐教员，张子光任舞美教员。1946年春，是二分区宣传队发展壮大的新起点。
  宣传队到哪里演出，受到哪里部队和人民群众的欢迎，他们敲锣打鼓欢迎宣传队，把好房子倒给宣传队住，给宣传队改善生活。一些老大娘把红枣，煮熟的鸡蛋和土特产品送给宣传队员。部队为保证宣传队演出安全，有的连队提出：“遇到敌情或意外，就是牺牲一班一排，也不能伤亡一个宣传队员”。
  领导的关怀，群众的支持，极大地鼓舞激励了宣传队员的斗志，决心排好戏、演好戏、作好宣传和各项工作。1945、1946两年，在战争频繁、环境恶劣的情况下，除和分区机关一起战斗克服困难，参加战地工作外，排演了《童女斩蛇》、《法门寺》、《二堂舍子》、《击鼓骂曹》、《打棍出箱》、《秦琼卖马》、《捉放曹》、《木兰从军》、《打严嵩》、《失空斩》、《八大锤》、《下河东》、《逼上梁山》、《拳打镇关西》等京剧剧目，还有《平鹰坟》、《蒋日伪合流》、《小二黑结婚》、《无敌三勇士》、《周子山》、《丁铁修》等话剧、活报剧，进行了多场次宣传演出。
  1947年，和三分区宣传队同调渤海军区政治部在阳信县何家坊村举办的文艺训练班学习。二分区宣传队驻蔡庄。文艺训练班的组织领导由军区宣传部洪韵科长负责，全部业务课由东江纵队文工团担任。乔毅讲戏剧理论和导演；方斯讲音乐作曲、指挥和乐理；高扬讲舞台装置和灯光；王某讲化妆和化妆色配制。学习期间，除系统的学习业务理论外，还认真学习了有关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提高了对文艺工作的认识。观看了东江纵队文工团、跃南剧团等文艺团体的演出。跃南剧团演出的歌剧《白毛女》、《刘胡兰》，东江纵队文工团演出的秧歌剧《血泪仇》，对宣传队启发颇大。这种革命化、大众化、民族化的文艺形式，非常适合战争年代的需要，而且是群众喜闻乐见，易于接受。此外还具有演出方便，服装道具简单，广场、舞台、街头都可以演出的优点。集训结束后改名为“渤海二分区文艺工作队”。回分区后，先后排演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买卖公平》、《宝山参军》、《张德宝归队》、《抓壮丁》、《白毛女》、《血泪仇》、《解放》、《刘胡兰》、《金不换》、《钢骨铁筋》等现代剧目。这些剧目的演出，都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演出《白毛女》、《血泪仇》时，台上哭，台下哭，哭成一片，血泪斑斑的场景勾起了群众经受的苦难和奇耻大辱，国难家仇，满腔仇恨归结到统治剥削者身上，情不自禁地往戏台上抛砖投石，甚至上台揪打反面角色。在动员参军、土地改革、部队升级、战前动员工作中，通过宣传队的演出，结合人们自身经受的苦难，开展诉苦运动，设灵棚祭奠惨死亲人，苦引苦，苦连苦，泣不成声，激发起广大群众的阶级仇，
  民族恨，引导群众参军参战，拿起武器，奔赴战场，英勇杀敌，报仇雪恨，消灭反动派，解放受苦人，使子孙后代永远不受苦遭难。仅在临邑兴隆寺区季家寨、田口、阎家、牛砣寺一带，通过宣传演出，很快给部队输送了数百名苦大仇深，自愿参加革命的人民战士。
  当时宣传队为群众演出，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拥军支前；为新兵演出，新兵觉悟提高，要求升级主力部队，奋勇杀敌；战前演出，激励部队斗志，增强歼敌决心；为伤员演出鼓舞伤病员早日康复，提前出院，重返前线；为被俘的敌伪军演出促使其弃暗投明，反戈一击。
  分区还把培养人才，为部队造就骨干的重任交给了宣传队，给部队输送了大批骨干如：有的充当文化教员、政治指导员，也有的晋升为高干，周云鹤、郝汇川、马连奎等当时的宣传队员，现在都身任要职。1949年春夏之间，在临邑城郊陈家庙举办了文化干部训练班，一次培训了100余人，结业后分配到分区机关、连队、各县大队充任政工干部或文化教员。
  为了让更多人投入战斗，宣传队人员一般保持在30至40人左右，一人身兼数职，既是演员，还兼伴奏、灯光、布景、音响、效果等。炊事员、卫生员、通讯员都上台演戏。从人数和阵容上看，谁都不相信能上演大型剧目。
  宣传队员在战争年代始终保持着光荣的革命传统和旺盛的革命斗志，既当宣传员，又当战斗员，战场上勇敢杀敌，舞台上认真演出，享受供给制，吃的大灶饭，道具自己制，油彩自己配，舞台自己搭，戏箱自己运。到驻地给群众挑水扫院，帮群众干活；闲暇时，教群众唱歌演戏，开展形象化宣传；群众休息，宣传队排戏；群众过节，宣传队演出。繁忙的工作，精彩的艺术，朴实的作风，赢得了群众的爱戴。1946年，在临邑十二联庄一带，1947年，在临邑兴隆寺一带，宣传队参加歼匪除霸、建立民主政权、土地改革、动员参军、春耕生产等项工作中和人民群众同吃、同住，同战斗、同劳动，达到水乳交融和鱼水难分的程度，因此取得优异成绩，全队被评为功臣单位，荣获锦旗。
  1948年8至9月间，随军参加济南战役，在前沿阵地对敌喊话，抢救运送伤员，带领民工运送弹药，亲手抓获俘虏，缴收枪枝。身上硝烟未散，就随军进城，到大华电影院演出。当时宣传队刚从战场下来，征尘尚存，未及整装，人数又少，对演出大型剧目，院方和观众都难置信。大型歌剧《血泪仇》首场演出后，轰动泉城。《新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演出盛况，并连续刊登了分场简介和演员剧照。日演三场，场场暴满。当时连勤杂人员才只有30余人竟演出了40多个角色的大剧，确属奇迹。
  由于战地服务和慰问演出的成绩突出，参加济南战地服务的石东志被评为战地政工模范。康玉洁等13名同志分别荣记一、二、三等功。刘梅村等10余人受到表彰奖励。孟祥发被吸收入党。铁矛、马格里提前转为正式党员。济南战役是宣传队最后一次参加的战斗生活。
  1949年，随着淮海战役的辉煌胜利，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全国解放胜利在望，部队、地方需要大量干部，宣传队先后调出了铁矛、王学忠去主力部队组建文工团，肖乐雨、马格里、李振生调部队任政工干部，康玉洁调北京电影制片厂，崔文顺调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演员。骨干调出后，宣传队重整队伍，吸收新生力量。1949年8至9月份分别从平原师范、行署教师训练班招收了葛焰明、任月珍、韩琳、艾肇娥4名女同志及刘文海、郭海涛、宫金亭、田杰三、张丕恒等同志，恢复了大型歌剧的演出，保证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50年新年、春节的演出。
  1950年初，宣传队完成了战争年代的工作使命，根据形势需要，集体转到地方，与洛北地委文工队、德州市文工组合并为德州地委文工队，在德州地区范围内，含德州市、平原、夏津、禹城、济阳、齐河、陵县、临邑、商河、乐陵、宁津、武城、庆云、盐山等地进行宣传演出和开展辅导群众性的业余文艺活动。对津浦铁路修复通车后天津至济南段的沿站祝捷，并对德州驻军及伤病员等都进行了慰问演出。
  1952年文工队撤销，人员分配到全国各地：北京、上海、南京、天津、浙江、杭州，以及山东各地，继续从事文艺宣传工作，为文化艺术事业继续贡献力量，并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新生力量，活跃在文艺宣传战线上，有的作出了相当突出的成绩。
  1991.7.31
  “岳父、岳母”称呼的由来
  古代帝王常临名山绝顶设坛祭祀天地山川，晋封公侯百官，史称“封禅”。唐玄宗李隆基一次“封禅”泰山，中书令张说做“封禅”使。张把女婿郑镒由九品一下提成五品。后来，玄宗问郑镒提升的原因，郑镒无言以对。在旁的黄幡绰讥道：“此乃泰山之力也”。玄宗方知张说徇私，很不高兴，马上把郑镒降为原职。后来人们知道此事，就把妻子的父亲称为“泰山”。又因泰山乃五岳之首，又称为“岳父”，同时把母说成“岳母”。
  （耀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