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行当即行业。这里介绍的老行当，有些是德州特有的，有些是广泛存在的；有些已经成为历史，不复存在，有些至今还活跃在我们的生活中。无论今天是有是无，这些老行当从某些侧面反映了德州的历史文化和群众的生活状况，对我们开发人文资源和扩展就业门路，无疑是有益的。
  铁匠
  老年间，许多生活用品都是铁制的，如刀、剪、锅、鏊、锄、镰、锨、镢、犁耙、烙铁等等，因此铁匠这个行业很流行，也很吃香，生计当然也很辛苦。
  铁匠的作坊，简单的用独轮车推着，每到一村，找块树阴或空地，架起洪炉，支起铁砧，就可开张营业。大一点的作坊，被称为打铁铺或铁匠炉，在城镇或集市上有固定店铺，铺面都不大，一座铁叶棚子或两间破土房，中间盘个洪炉，架只大风箱，炉前就是铁砧。徒弟拉风箱，师傅看火候，锻打的铁件烧红之后，师傅一手钳住放到铁砧上，一手握小锤轻轻一点，指示着锤打的方位，徒弟则抡起大锤，当的重重地一击，火星四溅。师傅根据锻打的情况，不断翻动着钳着的铁器，叮当叮当之声便很有节奏地响着。在师徒二人的锤下，坚硬的铁块变得面团儿似的，要方即方，要圆即圆，要长即长，要扁即扁，或刀或叉，或锥或斧，定型之后，抛到旁边的水槽里，哧的一声烟雾蒸腾，淬过火一件产品就完成了。过去，小小的铁匠铺也打出过知名品牌，如北京的王麻子刀剪，上海的张小泉剪刀，名贯中华，多年产销两旺。可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许多先进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代替了粗糙笨重的铁器制品，像王麻子刀剪这样知名的品牌，由于工艺落后和管理不善，企业也走向亏损和倒闭之路。
  不过，有些铁器制品还是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如扒钉、铁铲、耙齿、铁筷等等。时下饭庄酒楼满街都是，而找个铁匠铺却是极难。正因为少者为贵，铁匠如今也成了香饽饽，是一门发家致富的好技术。我有一位亲戚，至今以祖传铁匠手艺支撑门面，生意兴隆发达，在镇上一口气盖起两座二层小楼，一个儿子一座，也都打铁，又添置了鼓风机、电锤等机械设备，生意更加红火，是当地富户之一。
  吹糖人
  吹糖人虽然是小本生意，却是一门技艺高超的行当，或祖传，或学徒，没有无师自通的。
  吹糖人的多是一担挑。挑子前面是一个圆笼，笼内放一小煤炉，炉上蹲一只加盖的小铁锅，锅内有熬好的麦芽糖，炉火微微，甜气飘飘，金黄的糖稀只有保持一定的温度才能吹得成糖人。圆笼上钉一H形木架，既可挂扁担，又可把吹好的糖人插在上面，向众人展示。挑子后面是分层的木箱，放着煤球、竹签、勾铲、破蒲扇之类的杂物，摆摊时移过来当凳子坐。一担挑的家当必须少而精，一物多用，否则一路压得喘不过气来，哪里还有力气干活儿。
  吹糖人首先要熬好糖稀，熬欠了没劲儿，吹不成，熬过了不鲜亮，发脆，也吹不成。糖稀里掺什么、怎么熬，没有师傅指点是摸不着门的。吹糖人的时候，揪一块糖稀在手里，反复团揉，抻拉，待到糖稀作弄熟了，牵出一根细细的糖线儿，一边轻轻吹，一边在鼓起来的糖团上用手捏着各种形状，于是便有小猫、小狗、葫芦什么的呈现在眼前，还可以吹出孙悟空大闹天宫、胖娃娃骑金鲤和小老鼠偷油吃的故事来。如果要颜色，就把糖稀调和成红、绿、粉、蓝……吹出来的糖人或瓜果梨桃更是鲜艳无比，栩栩如生。这手上的活儿，看着容易做着难，绝非一日之功。
  吹糖人的不用吆喝，手敲小铜锣，当当当一响，许多孩子便围拢过来。这种景象，小时候在街头巷尾常见，现在几乎看不到了。大约在五六年前，街头突然来了一个吹糖人的，围上来的不仅有孩子们，还有大人们，拥拥挤挤地占了半个街口。吹糖人的是一位老者，一身土气，满脸沧桑，两只粗糙的大手竟然摆弄出那么多生动的形象，大人孩子们稀罕得不得了，纷纷争购，老人简直吹不上卖，一锅糖稀不多时告罄。老人点着花花绿绿的票子，喜上眉梢。吹糖人是一项优秀的民间艺术，也是一个本小利大的经营项目，如今眼看着要失传了，实在可惜。
  独轮车夫
  千百年来，独轮车一直是大众交通的重要工具之一，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才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独轮车又称羊角车、小红车。车身为“凸”字形木架结构，中间装有一个木轮子，卡在两个木耳子之间。以前乡间道路狭窄，凹凸不平，泥泞难行，有的甚至是沟上崖下，弯弯曲曲，如羊肠小道，双轮大车根本无法通行，惟有独轮车才可穿行，这大概是独轮车兴起的原因吧。
  独轮车必须保持两边平衡，才好驾驭。坐人要一边一个，载货需两边均等，如果只坐一人，另一边就要放上行李包裹或土坯石块什么的，偏沉了推起车来吃力还不稳。推车人两手握把，肩搭襻带，走起来肩、腰、臀、腿要灵活协调地扭动，才能在吱呀吱呀的欢叫声中平稳前进。那扭动的身躯是力与美的结合，被民间舞蹈吸取进秧歌中的老汉推车，是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
  独轮车具有光荣的历史。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根据地的人民推着独轮车支前，立下了不朽的功劳。当年，德州人民用独轮车装着小米和弹药，推过淮海，推过长江，一直推倒蒋家王朝，推出一个新中国。
  解放后，在生产建设中，独轮车也发挥了巨大作用。防旱抗涝，开河挖渠，千千万万民工推着独轮车上阵，上上下下，穿梭来往，为大兴水利立下汗马功劳。在车站、码头，搬运工人运煤送货，也是推着独轮车，汗流浃背，一字儿排开蔚蔚壮观的长龙阵。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独轮车的木轮换成了钢圈胶轮，安上轴承，推起来没了叫声，十分轻快，人们就管这种独轮车叫“推不够”，那种摆脱劳动的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现在，“推不够”也不多见了。随着村村通工程的实施，在平坦笔直的柏油路上，奔驰着拖拉机、农用汽车和机动三轮车，而私人大货和小轿车也日渐多了起来。要想见独轮车，只有去博物馆了。
  布贩子德州盛产棉花，棉花多，纺纱织布的就多，织的布自己穿不了，需要赶集上店去卖，布贩子便应运而生了。
  过去布贩子也叫卖大布的，盛行于现代纺织工业未发达之前。那时的布都是手工织的，叫土布。后来机织的布叫洋布。布贩子走村串户，收购土布，集中起来，运往城里，转手卖给染坊或布店。也有沿街叫卖的，虽然吃苦受累一些，可是能多赚到几个钱，这对于那些小布贩子来说也是值得的。
  卖大布的主要指的是那些长途贩运的布贩子。他们车拉船载，把大量的布匹运往江南，或批发或留给自己的经销人。南方虽然盛产丝绸，可是价格昂贵，普通劳动人民穿戴不起，他们还是喜欢经济实惠的土布。更有胆大的经营者，竟把土布贩到南洋去卖。我读过一本有关缅泰的历史书，记得上面有段文字，详细记载了几个卖大布的富商，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这里的夏津人，他是雇用马帮，翻山越岭把布匹驮到那里去的，如果途中不遇打家劫舍的强盗，不发生意外，一次就能赚回几年也享用不尽的金银财宝。
  自从19世纪末纺织工业进入中国之后，土布渐渐被洋布所代替，不仅城市里布店多起来，乡村集市上也有了小布摊，布贩子的生意就日渐萧条了，可是总没有绝迹，在偏远的山区还能见到他们的身影。直到新中国诞生，供销社遍地兴起，布贩子才在生活中消逝了。可是，好日子没过几年，天灾人祸又把我们逼到困难时期，粮布紧缺，实行计划供应。此时，布贩子又死灰复燃，不过，他们贩运的不再是布匹，而是布票。后来，改革开放，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又丰富起来，不用你去管，市场自然就把他们淘汰了。
  货郎
  老年间，乡村没有商店，到有集市的地方去，也要十里八里，人们购物极不方便。特别是缠足的妇女，走不得远路，而生活中又离不开那些针头线脑之类的物品，因此，走村串巷的货郎便受到人们——特别是妇女——的欢迎。只要听到货郎鼓一响，她们就纷纷走出家门，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
  货郎有挑担的、手提的、肩背的、推车的，不论用什么工具送货下乡，他们手中都摇着一只货郎鼓。那货郎鼓做工精细，小巧玲珑，至今还是孩子们的玩具或收藏家的珍品。鼓与鼓也不同，有单鼓的，有一鼓一锣的。鼓和锣都不比一只烧饼大，上面系一条皮绳锤子，推动起来，锣鼓齐鸣，双音清脆，煞是悦耳动听。
  货郎一般不卖大件商品，多半是妇女喜欢的针头线脑、毛巾袜子、鞋面布料、木梳镜子、提鞋巴子等等。然而，就是这样的小东西，穷乡僻壤的百姓买起来也是惦量了又掂量，挑拣得格外细心。有的拿不出现钱，就用鸡蛋，粮食换，好心的货郎往往能将就也就将就了。都是普通老百姓，谁不知那年月兵荒马乱的，日子过得艰难。
  新中国成立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乡镇有了供销社，村里有了代销点，日用百货，一应俱全，老全姓购物十分方便了，货郎也就自生自灭，不过，货郎送货下乡，那种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的精神，却不能丢失，我们要继承下来，发扬光大，成为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推动医疗卫生、科技、文化三下乡活动的强大动力。
  磨刀匠
  现代京剧《红灯记》中有个磨刀人的角色，他那句似喊似唱的“磨剪子来——戗菜刀”，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过去，磨刀匠都是这样沿街吆喝，现在却轻易听不到这声音悠扬、节奏响亮的吆喝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把破军号吹出来的刺耳的响声。
  剪子、菜刀是人们生活中须臾也离不开的用具。因为经常使用，便容易刃卷锋钝，需要磨一磨，戗一戗，而自己缺这少那，往往费了力气还磨不锋利，就不如花几个小钱请磨刀师傅了。看来，磨刀匠这一行还是很需要的。
  磨刀匠扛一条板凳，背一只褡子，板凳上固有粗细两块磨刀石，褡子里装着戗子、小锤子、钳子等几样工具。来了生意，放下板凳，坐下就干活，简单方便，不用找什么场地，也不用花本钱、学技术，只要吃得了奔波之苦，谁都可以干，而且不须营业执照，不纳税，收入虽然不多，平时混饱肚子不成问题，赶上年节，还能发点小财。农闲期间，出来转悠一阵子，既能贴补家庭，又权当徒步旅游，何必闲在家里打牌搓麻学不正经。
  磨剪子戗菜刀技术故然简单，但做起来也需用心尽意。一般的刀剪先在粗石上磨，后在细石上磨，才能磨得又亮又锋利，人们常以吹毛即断来形容。刀与剪的种类很多，如菜刀、砍刀、剁刀、水果刀、牛耳刀、剃头刀……绣花剪、裁衣剪、羊毛剪、理发剪、空口剪……最大的料剪几斤重，最小的花色剪一寸长。磨刀匠要了解各种刀剪的性能，有的戗一戗就行，有的要在粗石上狠狠地磨，有的只能在细石上轻轻地磨，该重的不重，该轻的不轻，不仅磨不好活儿，还容易葬弄家什，臭了自己的名声，生意就不好混了。
  锢漏匠
  锢漏匠，是锔盆子锔碗锔大缸的工匠。过去，无论在乡村或城市，大多数劳苦群众都很贫穷，使唤的盆子、碗破了，舍不得扔掉，等锢漏匠来了锔上再用。
  锢漏匠挑着担子，每天穿行在大街小巷，走许多路，扁担必须轻巧、灵便，一步一颤，不死沉死沉地压在肩上。挑子的前后，各吊着一面巴掌大的小铜锣，随着扁担的颤动，不停地摇摆着，一路发出叮铃当啷的响声，告诉人们锢漏匠来了。
  锔盆子锔碗没有固定的价格，要根据瓷器的粗细好坏，用锔子的大小多少和破裂的情况而定。讲好价钱才能做活。锔碗一般都用金刚钻。先取出一条细长的绳子，把绳头的钩子钩住碗边，再将破碗拼接好，用绳子紧紧地反复捆扎起来，然后夹在双膝之间，开始用钻打孔。钻弓的弦是一条细皮条，绕着一个下端镶有金刚钻的钻头，匠人来回拉动弓弦，钻头随之不停地转动，就在碗的破缝两边均匀地打出两排小孔。这时，再从担子的小抽屉里取出铜制的小扒锔儿，手操钉锤，轻轻地打入孔中，一个个都钉瓷实了，在裂缝处抹上白瓷膏，大拇指一察，这碗就算锔好了。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敢揽你这瓷器活。”讲的就是只有米粒般小的金刚钻，却是锢漏匠最贵重的家什，用起来格外当心。锔盆子锔大缸，粗瓷或瓦的就要把金刚钻换下来，用三棱针一样的钻头，打出的孔又深又大，才能把水缸或面盆锔牢。不管是金刚钻还是针头钻，转动起来钻孔时都会磨擦出“咕噜咕噜”的响声，所以有人说锢漏匠是因为这声音而得名。
  小时候看过锔大缸的戏和舞蹈，至今还有深刻印象。舞蹈是通过小锢漏匠的热情服务而赢得村姑的一片芳心，表现出劳动人民纯朴美好的爱情。戏剧则以小丑演锢漏匠，男旦反串老大娘，虽然没有什么重要内容，但相互调情逗乐，却也幽默风趣，令人捧腹。现在，这种节目还在演出，而锢漏匠却不见了。如今别说碗打破了，就是有个豁口裂道璺，人们也毫不怜惜地会把它扔掉。即使有保存价值的古瓷器，坏了也不用锢漏匠来锔，随处可以买到化学粘合剂，粘起来丝毫看不出破绽，如同原物一样。我想，锢漏匠的技术无论多么精，也会自愧弗如，心甘情愿地退出历史舞台。
  弹棉花
  弹棉花这一行，虽然很土很古老，可是至今昌盛不衰。你走在彩灯闪烁，繁忙喧嚣的街市中，时而会听到嗡嗡的响声，循声而去，一座简陋的弹棉花作坊就会出现在面前。
  弹棉花用的主要工具是一张弹性极强的大木弓，约五六尺长。木弓下端绑着一根长竹竿，竹竿的一头插在腰背后的皮带中，另一头通过头顶，吊在竹筷般粗的大木弓的牛筋长弦上。弹棉花时，右手拿木棰敲击牛筋长弦，发出嗡嗡的响声，长弦不断震动，就把原来压得板结的棉套弹得篷松暄腾了。
  棉衣、棉被用过多年，里面絮的棉花藏污纳垢，死死板板，弹起来尘埃弥漫，游丝飞舞，是个很脏很累的活儿。即使戴上口罩，系紧领口袖口，眉毛胡子上还是沾满飞絮，乍一看就像老寿星似的。过去，干这种活儿的，多数是忙完秋赶到城里来的乡下人，趁着换季的时候，忙上一个多月，挣几个钱回去准备过年。现在弹棉花转向职业化，不分春夏秋冬，常年累月有忙不完的活儿。人们富裕了，开始追求生活质量，为了睡得舒服一点，穿得暖和一些，不惜弹棉花花那几个钱。
  按说，北方寒冷，棉衣棉被用得多，从事弹棉花这一行的人也该多，可是，近年来出现在德州街头的弹棉花的，十之八九却来自南方，有的甚至来自经济发达的温州地区。他们不恋故土，远走他乡，能吃苦，善经营，而且知道自己的长短，采取比较务实的态度，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大钱能赚，小钱也不放过，勤劳致富，积少成多，而且没有什么风险。这种精明而又灵活的经商理念，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纺棉花
  一盏油灯，一架纺车，寒冬深夜，嗡嗡的纺车声送我入梦。妈妈纺棉花的影子，至今常常在我记忆的荧屏上闪现。
  纺棉花也叫纺线。木制的纺车，由一只大纺轮带动一支小锭杆儿。纺线时先要把棉花搓成油条似的布剂，捏在左手里，然后右手摇转纺车，把布剂从飞转的锭杆上引出线来，大约纺出多半尺长，绕在锭杆上，再纺。如此反复，锭杆上就绕出一个鸭蛋似的线棰儿，卸下来，放在瓦罐儿里。瓦罐儿里一般还放着鸡蛋，要轻拿轻放，不仅线棰儿抖搂不了，还能保护鸡蛋不被磕破，真是一举两得。纺线多是为了织布，但一般人家没有织布机，等线棰儿攒够一定数量，就和鸡蛋一起拿到集市上去卖，换点儿零钱，打个油盐酱醋什么的也不作难了。过去，这是农村一项重要的家庭收入。
  千百年来，我国一直沿袭着传统的男耕女织的小农经济，纺线织布也就成了农村妇女的主要劳动项目。正像古装黄梅戏里七仙女与董永唱的“你耕田来我织布”和现代评剧《刘巧儿》中唱的“他劳动，我生产，又织布，纺棉花”那样，男女分工合作，夫妻恩恩爱爱，生活虽苦心里也觉得甜。在德州地方戏中，乐陵哈哈腔有一出《摔纺车》的传统剧目，讲的是不务正业的刘二嘎，在外赌输了钱回家拿老婆出气，挨打挨骂老婆都忍了，可是摔坏了纺车，等同断绝了一家人的生路，老婆便忍无可忍地与刘二嘎大吵大闹起来。她发自肺腑的哭诉，终于使刘二嘎回心转意，认识了自己的错误。这出戏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纺棉花在小农经济中所占的重要位置，难怪那时会有“家家纺车转，户户纺车声”了。
  纺棉花不仅在小农经济中举足轻重，而且在革命战争年代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时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几百架纺车在窑洞前一字儿摆开，男女八路军战士一齐动手，自己纺纱织布做军衣，挫败了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当年，敬爱的周恩来总理，也坐在纺车前纺过棉花。如今，这一架架简单的土纺车，成了革命文物，放在博物馆里，吸引着无数后人景仰的目光。
  旋锭杆
  纺车上最重要的部件就是锭杆，这部件又很爱坏，一架纺车往往要备用两三支，所以锭杆的需求量非常大，旋锭杆也就成了一个热门行业。
  旋锭杆也叫铣锭杆。铣，这个现代工业的技术用语，大概就是从落后的手工业中学来的吧。锭杆是一尺来长，两头尖细，中间略粗并旋有凹槽儿的一个木轴儿，纺轮带动它转起来，才能纺出纱线。由于长期不断地旋转，尖细的两端很容易磨损，失去光滑而跳动不稳，必须换支新的。
  旋锭杆的木料很讲究，质地松软的杨、柳、杉等不能用，最好是檀木、枣木、梨木也行，顶不济也得是槐木、榆木，只有木质坚实细腻，旋出的锭杆才光滑好使，经磨耐用。一支锭杆的价码，完全根据木料的好坏而定。如果谁家有一支檀木锭杆，简直成了宝贝，不用时摘下来包在棉花里，生怕碰坏了。有人来借纺车，这支锭杆一般是不会外借的。
  旋锭杆的并非只旋锭杆，也旋擀面杖或捣蒜棰子，反正用一套工具，旋的都是木制品，技术操作也差不多，为了养家糊口，为什么能挣的钱不挣呢？
  每到年节，他们还旋一些陀螺或冰尜，拿到集市上去卖。冰尜大的如蔓菁，小的如鸡蛋，有一头尖的，也有两头尖反倒都能转的，上面刻着图案或涂着颜色，在洁白的冰雪上旋转起来，美似一团绽放的花朵，很受孩子们的喜爱。抽冰尜要不断扬起手臂，跟着飞转的冰尜跑来跑去，是冬季进行户外活动，加强体育锻炼的好方法。如今旋锭杆当然没了市场，可是旋冰尜作为少年或老年人的健身器材，还是可以开发利用的。
  吹鼓手
  吹鼓手，现在也称吹奏班子或音乐队，受雇于红白喜事，在我区各县市普遍流行。一个班底有四至八人，主要乐器是唢呐，配以笙、笛、二胡、小锣小鼓等。一个好班子，不仅会演奏各种曲牌，还会唢呐卡戏或演唱。大户人家为了摆阔寻热闹，有时雇来两三套班子，相互竞技赛艺，引得围观者喝彩声不绝，煞是喜庆火爆。
  按行规，吹鼓手和唱戏的是一家人，不论相识或不相识的，见面即称兄弟。剧团演职员在行军赶路时，如果听到村里有鼓乐声，赶了过去就被让到上座，会吹的吹，会唱的唱，即使是管服装道具的，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照样吃吃喝喝、混个酒足饭饱。
  “文革”期间破四旧，吹鼓手被视为封建文化而遭禁，老百姓办红白喜事不能没动静，就支起大喇叭放录音。然而，吹鼓手的作用有些是大喇叭很难代替的。那时乡村用电尚不普及，没有电大喇叭不响，死气沉沉，喜事办得不喜庆。而办丧事，陪棂的人不能老跪在那里哭，吊唁的人来了要及时通知陪棂的人，吹鼓手在门外一吹号就行了，没有吹鼓手得安排专人通风报信，那人一不留神误了通报，没有人陪棂你说尴尬不尴
  尬！
  过去吹鼓手被视为下九流，新社会被称为民间艺人，社会地位提高了。乐陵市刘凤祥，从小随父当吹鼓手，练就一身本领，30岁应聘为沈阳音乐学院教师，“文革”中被赶回家，仍在民间从事演奏活动。他吹的唢呐优美动听，技艺超群，被群众誉为“吹破天”，成为县政协委员。他曾多次参加省市文艺会演，1980年代表德州晋京出席农民文艺会演，他的唢呐独奏《百凤朝阳》和卡戏河北梆子选段，获优秀节目奖，被拍摄成艺术片，他受到中央领导同志的接见。刘凤祥从此名声大振，周围县市许多人都慕名前来邀请，出价比一般吹鼓手要高几倍。
  我市过去有一位县文化局长，曾当过剧团团长，能唱几口河北梆子。县剧团解散后，几个艺人组成演奏队，邀请退休的老局长参加，老局长耐不得寂寞，应邀当了吹鼓手。许多老百姓认识他，见老局长来了，觉得很长脸，格外光彩，不仅开价特别高，而且老局长唱上两段之后，就赶紧把他请到上席，待为贵宾。你看，名人效应就是非同一般，不服不行。
  杂耍
  德州是杂技之乡。据宁津县有关史料记载，黄家镇杂技古会，每年八月十五至九月十五举行，省内外许多杂技班都来这里汇集，各种杂技道具也在这里出售，还可拜师学艺，选人组班，散会后各奔东西，走江湖，卖艺为生。仅这个县张鳌乡野竹李一村，就有近百个大小杂技班子，400多名杂耍艺人，所以当地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上至九十九，下至才会走，拿起家伙来，人人有一手。”
  杂耍是杂技艺术中的基础项目，主要是手技、蹬技、顶技、口技、车技、踩技等，一个人即可撂地，几个人也能摆场，大小随意，行动便捷，演出机动灵活，这是德州最具传统特色的老行当。
  杂耍艺人以一家一户为主，杂有亲朋或学徒。每到一地演出，条件好的围一圈布账，卖票，条件差的就地打个场子，演俩节目敛几个小钱。杂耍艺人一般都是多面手，能文能武，浑身功夫，几个人轮番上阵，大半天演出不会重样儿。当然，为了等待观众，拖延时间，演出前每每要说一阵闲话，什么“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玩艺儿是假的，功夫儿是真的”等等，嚼来嚼去，磨得人耳朵眼里生茧子。为了迎合观众的好奇心和换得人们的同情，多赚几个钱，有些艺人不惜铤而走险，演出吞剑、大卸八块等残酷恐怖节目，有人不慎丧了性命。人们都说演出这种节目的孩子，不是父母亲生的，是偷来或拐骗来的，否则，哪有这样狠心的父母？其实，人们的猜测是没有道理的，旧社会杂耍艺人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饱受欺压凌辱，为了生计不得不赌上身家性命。
  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文艺工作，提出“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化方针，禁演了一批惑淫惑盗和血腥恐怖的节目，危害杂耍艺人身心健康的吞剑，大卸八块等也很快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创意新颖的优秀节目，如《快乐的炊事员》、《抢椅子》、《机器人》等等，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
  耍猴
  在宁津县黄家镇杂技古会上，有许多买卖驯养小动物的，如猴子、狗熊、山羊、小狗……特别是有灵性的猴子，买上一只牵了去，走江湖，耍把戏，天南海北，漂洋过海，度过风雨人生。
  耍猴的多为单身，也有带着老婆孩子的，在乡村集市或城镇广场打个园场，敲一阵锣，冲着围拢来的人作一圈箩圈揖，说一段“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之类的开场白，便开始耍猴了。有的猴子光身儿，有的猴子穿衣戴帽儿，一副人模狗样的，先给大家敬一圈儿礼，活蹦乱跳的，很是乖巧可爱。猴子表演的节目好坏与多少，全看主人驯化的功夫。有的猴子会钻火圈、骑羊、耍刀舞棍，还有的会扮作孙悟空或醉汉，时而憨态可掬，时而活泼无比，令人欢喜，更令孩子们雀跃。可是，过去贫穷落后，围观的人不少，给钱的人不多，特别是孩子们兜里没有一分钱，只好把吃剩的地瓜、窝头或花生什么的扔过去，给捧着铜锣的主人或猴子。不管收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又饿又馋的猴子也不敢动，必须交给主人，等着赏赐，否则，主人手中的鞭子可不是吃素的。
  耍猴游动性很大，哪里年成好能赚钱就往哪里去，城市乡村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如果你打听一下，十有八九是我们的老乡。在旱、涝、蝗灾连年不绝的旧中国，常常赤地千里，饿殍遍野，鲁北人出去耍猴，却也闯出一条生路。如今，国泰民安，生活富裕，德州人民进入新世纪，正信心百倍地奔向小康之路，谁还为乞讨几个小钱去耍猴呢？
  拉洋片
  上个世纪之初，中国就有了电影，可是解放前，电影事业发展缓慢，只有在上海、天津等大都市里才能看到，广大城镇和乡村的人只是听说过。那时，到处流行着拉洋片的，有人说这和看电影差不多，不少人便信以为真，拉洋片的生意就很快红火起来。
  拉洋片需要一只大木箱，里面装上可以转动的画片，木箱前面开几个园园的小窗孔，通过凸透镜观看里面一幅幅不断变动的画片。拉洋片的人站在木箱的一侧，一手操纵画片的提线或转柄，一手拉动串连着的锣鼓，在叮咚作响的鼓乐声中，唱着画片的内容。唱腔多为当地民歌小调，唱词也通俗易懂，如“往里瞧来往里看，唐僧取经上西天，师徒来到盘丝洞，一个个美女赛天仙……”画片的故事一般都适合孩子们观看，有《孙悟空大闹天宫》、《岳母刺字》等。但为了吸引成年人，也有《尼姑偷和尚》、《大姑娘洗澡》等低级下流的东西。不过，那样的画片只有简单的一两张，摊主也不唱内容，常常有托儿悄悄地看，偷偷地笑，让那些光棍汉子心猿意马，经不住诱惑，不得不把钱掏出来。因为价钱较高，这样的画片孩子们一般是看不起的。
  拉洋片也叫西洋镜，这名称很容易使人想到是从外国传入中国的。其实不然。如果是从国外传入的，拉洋片的人应该是最早出现在大城市里，而恰恰相反，他们多数是来自乡村。据一份文化资料记载，当时活跃在上海滩的拉洋片的人，以山东的农民居首。他们所以给这种把戏加上个“洋”字，无非是以洋代土，掩人耳目，多挣几个钱罢了。人们乍开始看西洋镜，还有点好奇，而一旦看过电影，便觉得大相径庭，受骗上当了，因此创造出“拆穿西洋镜”这个俗语，表示骗局或阴谋被揭露和识破的意思。解放后，各项文化事业蓬勃发展，群众文化生活丰富多彩，谁还去看那被拆穿的西洋镜呢！
  说唱艺人
  我国传统的说唱艺术，现在统称曲艺。表演者一人至三五人不等，有的只说不唱，如评书；有的只唱不说，如河南坠子；有的又说又唱，如大鼓；有的不说也不唱，只有表演，如双簧。形式多种多样，演出简单方便，只要求一桌或一椅，一鼓或一弦，一般不需特意化妆，更无需舞台布景，场边地头、室内露天演出均可，说唱通俗易懂，普及华夏大地，深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说唱艺术在德州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古城德州地处京津门户，运河要道，津浦石德铁路在这里交汇，是一个发达繁荣的水陆码头，也是各路艺人南下北上的必经之路，这里的人民以海纳百川的胸怀，把各种演唱艺术融留下来。据不完全统计，在德州市上演过的曲种有：山东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京东大鼓、木板大鼓、胶东大鼓、乐亭大鼓、山东快书、山东琴书、河南坠子、天津快板、天津时调、快板书、渔鼓坠、数来宝、单弦、相声、评词、皮影、双簧等；而现代曲艺大师也有不少人来德州演出过，如骆玉笙、马三立、侯宝霆、侯宝林、郭启儒、马季、马增芬、马增慧、高思培、高元均、范振玉、孙金枝、刘兰芳、郭文秋、杨立德、孙少臣、孙振业等。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在德州这块群众文化艺术的沃土上，也涌现出许多著名的说唱艺人，武城著名琴师谢其荣，在清同治光绪年间曾为白妞、黑妞弹弦伴奏，看过《老残游记》的人都记得，白妞在济南明湖居演唱梨花大鼓的火爆动人场面。谢其荣熟谙白妞、黑妞清脆婉转、刚柔相济的演唱风格，严格教练女儿谢大玉，使其造诣颇深，成为继白妞、黑妞之后的梨花大鼓的优秀传人、名声远播京津沪宁及东北等地。乐陵鼓书艺人左玉玺，父子叔侄、胞兄胞弟，都演唱西河大鼓，且不断革新，自成一格，被称为鼓书世家。抗战期间，左玉玺因拒绝为汉奸演唱，惨遭毒打而亡。其侄左金魁继承叔父的人生品格和唱演技艺，为避顽匪威逼，潜回家乡，建国后参加省曲艺会演，荣获演唱一等奖，并当选省曲协副主席。此外还有禹城的曲艺作家张军及参加全国第一届曲艺会演，受到周总理接见的夏津山东大鼓演员王长志等。
  解放前，说唱艺人多数是散兵游勇，以演唱糊口谋生，被称为“要饭的买卖”。解放后，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说唱艺人组织起来，我区各县市普遍建立了曲艺队、曲艺厅，曲艺事业得到迅猛发展。上世纪50年代，德州市曲艺队有固定演出场所五处；夏津县曲艺队一度发展到100多人；1982年宁津县举办曲艺训练班，招考学员，应试者多达1500余人。广大的曲艺工作者，被称为文艺轻骑兵，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指引下，不仅说唱优秀的传统曲目，而且积极创作现代曲目，如《林海雪原》《烈火金刚》、《红岩》、《一车高粱米》、《黄继光》、《雷锋》、《焦裕禄》、《南京路上好八连》等。为活跃群众文化生活，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建设精神文明，发挥出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