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1955年，毛泽东车停德州
张书民
1955年10月4日，以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为主要议题之一的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开幕，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会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这是继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村又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面对农业合作化这一毛泽东视为拔千年封建之根的伟大运动，《决议》虽已通过，但合作化如何大力兴办、基层领导干部将如何领导这场空前的运动等诸多问题，毛泽东思虑甚远。伟人毛泽东于同年11月南下视察，进行调查研究。其中，11月2日途径德州，听取了中共德州地委的工作汇报。这是毛主席唯一一次在德州停留，并听取中共德州地委的工作汇报。
11月1日，中共德州地委办公室接到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要地委书记次日清晨6点以前到德州火车站，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电话里没有说明是中央哪一位领导，也没有告诉汇报工作的内容。清晨5点，中共德州地委第一副书记朱永顺赶到德州火车站站长室等候。
6时30分，一辆深绿色的列车自北向南徐徐进站。车停稳后，从车上下来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同志（后得知是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问清楚后，叶子龙把朱永顺领上了列车。当得知是毛主席要听工作汇报时，朱永顺心里升腾起庄严尊重的激情，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来，能够面对面地给领袖汇报工作，亲耳聆听教诲，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心情万分激动，既兴奋，又紧张。叶子龙把他领进一节车厢，这节车厢是按照会客室布置的，车厢中间方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着一打16开的白纸和一束削好的铅笔，还有一筒中华牌香烟和火柴。桌子南北两面各放一把软椅。叶子龙让朱永顺在南面的椅子上坐下，并告诉稍候一下，主席就来。
大约四五分钟以后，毛主席在车厢会客室北门口出现了。毛主席身材魁梧，红光满面，乌黑的头发整齐发亮，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面带微笑，缓步走来。朱永顺急忙上前与主席握手问好，激动的目光长时间停留在主席的身上，握着主席温暖的大手，一股暖流顿时传遍全身，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连向主席问好都忘了。
毛主席看朱永顺穿着棉大衣，就操着浓重的湖南话说：“车里热，把大衣脱下来，走时再穿上。”并示意朱永顺在对面椅子上坐下，自己也在北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主席拿起一支香烟递给朱永顺，朱永顺说不会抽烟，主席便自己点燃了一支烟。
主席慈祥的目光望着朱永顺，问：“你叫什么名字？”，“朱永顺”主席又问：“是永远的永，顺利的顺吗？”
朱永顺说：“是的。”
主席拿起铅笔说：“名字不错，永远顺利。”并记了下来。他边记边问：“你担任什么工作？”
朱永顺说：“担任地委第一副书记。”
主席放下铅笔又问：“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
“4年了，担任副书记3年了。”
主席又问道：“你是哪里人啊？”
“山东寿光人。”
主席问：“寿光在哪里？是不是靠近潍县？”
“是的，在潍县的西北边。”
主席问：“为什么叫寿光？”
“不知道。”朱永顺坦诚地回答。
主席说：“找一份县志看看，上面或许有记载。我喜欢看县志，过去打仗的时候，也常找来县志看看，县志里面有许多东西。”主席接着说：“山东有一个老同志叫王芸生，是不是寿光人？”
朱永顺说：“是的，寿光县王高村人。他说过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你的讲课。”
主席又问：“你今年多大了？”
“34岁了。”
主席风趣地说“青年团！青年团！娃娃，娃娃！”
朱永顺笑了，毛主席也笑了。此时此刻，朱永顺的情绪已基本平静下来，似乎忘记了坐在面前的是一代伟人和领袖，而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已经没有什么拘束的感觉了。
主席问：“你们这里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怎么样？”
朱永顺的手中没有什么打印的汇报材料，甚至没有一个汇报提纲，面对着最高领袖，只有尊重亲切，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他的汇报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分整社和建社两部分。汇报过程中，主席时而提问，时而插话，有时还拿起铅笔作记录，龙飞凤舞地记了一张又一张。当谈到整顿现有合作社和建立新的合作社的关系时，主席说：“要把现有的合作社办好，这样就有吸引力了。”；当汇报到绝大多数农业合作社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产时，主席说：“合作社一定要增产，不增产办合作社干什么。”；当讲到加强对整社工作的领导时，主席问：“省委有没有人到这里来？”朱永顺说省委常委、秘书长王路宾曾来指导工作。主席问：“王路宾是哪几个字？”朱永顺回答是三横一竖的王，道路的路，宾客的宾，毛主席记下了王路宾的名字和职务。毛主席这次调研的另一个重点是考察基层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水平。主席问：“你们的县委书记是不是都亲自动手抓合作社？”朱永顺说都亲自抓了。主席说：“要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主席还询问了其他许多情况，朱永顺都一一做了汇报。特别是当朱永顺谈到农业生产合作化因缺少会计人员，而实行“会计互助网”的办法时，毛主席非常感兴趣，边听边记，询问得也比较详细。当时，农业生产合作化遇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困难就是缺少会计人员，已经配备的会计人员也十分缺乏会计业务知识，许多会计都是采用记“流水账”的办法。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德州地委在全区总结推广了禹城、平原等县“会计互助网”这一办法。具体做法是：由县委、区委从供销社、银行或县府财政科等部门抽调若干会计人员，到县、区基点村的农业合作社帮助工作，对该农业社会计人员进行业务辅导，并吸收周围村庄的农业社会计自愿参加，定期在基点村开会，边辅导学习，边交流经验。这一办法就叫“会计互助网”。毛主席问：“这个办法效果怎么样？”朱永顺说，这个办法不但深受会计人员欢迎，而且得到各村党支部书记的积极支持，效果十分明显。主席放下铅笔又问：“这个办法，你看可以不可以普遍推广？”接着又说：“我看可以。”朱永顺说，普遍推广，只有好处，没有风险。主席点了点头。后来，中央发给全国各地一份关于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若干具体情况的通报。通报中谈到解决农业合作化会计的问题时，对德州“会计互助网”的办法作了肯定和介绍。
当汇报进行到8点半的时候，叶子龙走进会客室，请示主席是否按时开车。主席点点头，并向朱永顺说：“今天是不是谈到这里？”朱永顺站起来，同主席握手告别，心中充满了幸福感，他多么地想尽量多看看主席，尽量多握一会主席的手。毛主席似乎看透了朱永顺的心思，站在桌子对面，满面微笑，同朱永顺紧紧握手，并说：“谢谢！”，然后目送朱永顺离开会客室。同日，泰安地委书记刘众前、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分别在泰安、兖州火车站向毛主席汇报了工作。
近五十年过去了，伟人已长逝。然而，那些珍贵的历史片断，却依然记忆犹新，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忆易良品同志在冀南地区
李武祥
易良品（1910年3月—1943年9月），湖北省麻城人，1910年9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沙市第三师范，经老师王树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加入了鄂东特委组织的工人打黄安城战斗。1928年被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同年7月，在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任排长。1931年初任红军红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营连长、副营长。1932年任红四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一营营长、团长，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副师长、师长。1934年10月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委。七·七事变后，赴陕西三原地区集合待命，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8月2日，经三原改编，易良品到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任团长不久，和军长王树声等同志一起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了第三期学习。在学习期间，易良品亲自听了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报告，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他盼着早日毕业，到敌后抗日前线去大干一场。
1938年6月，易良品在“抗大”毕业后回到一二九师师部，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师首长的热情接见，分配他到师随营学校任校长。
1940年5月，冀南军区将冀南地区部队主力，统一编成四个野战旅，由易良品任新七旅旅长，文建武任政治委员，邹国厚任副旅长，雷绍康任参谋长，钟汉华任政治部主任。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团。易良品所领导的新七旅三个主力团，在华北敌后主战场上，转战各地，顽强搏斗，威震敌胆，屡立战功，成为冀南平原抗战的主力之一。
一
1940年6月，日军开始修筑德石铁路。德石路东起津浦线之德州、西至平汉线之石家庄，途经河北省的景县、武邑、衡水、深县、束鹿等县，像一道铁墙似的将我冀南五分区分割为两半，将我冀南和冀中两块根据地拦腰截断。敌人妄图以此机动兵力，消灭我军并攫取我冀南、冀中平原丰富的粮食、棉花等物质，以达其“以战养战”之目的。
敌人为加速德石铁路的修建，从德州、故城、枣强等处抽调700余人，配合新调来的铁道守备队掩护修路。7月20日，路基由德州修至景县之青兰，铁轨由德州铺至小羊附近。为了打破敌人的修路计划，保持冀南与冀中的联系畅通，冀南军民从7月22日至7月31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破击德石路战斗。
参加破路的部队有新七旅、新九旅和五分区基干部队及各县县大队等。其中，十九团、二十五团、二十七团重点破击德石路；二十一团、二十六团重点破枣强、故城、德州地区的重要公路；五分区部队和县大队袭击与牵制有关各县敌人。
易良品一面组织部队与群众一块破路，一面抽调部队围困、袭击敌人，掩护破路。十九团以三个连袭击龙华据点，以一个连及五分区青年营袭击青兰据点，牵制、消耗敌人，配合二十五团破路。二十一团破坏了郑家口至白佛寺的铁路及公路20余华里，北獐鹿至董故庄的10余华里。同时袭击了白佛寺据点之敌。
连续十天的破击战，共破坏公路180华里，铁路25华里，其间进行大、小战斗19次，有几次仗打得很漂亮。有一次，二十团主力将青兰至五七庄一段路基大部彻底破坏后，估计敌人会紧跟着前来修复，团长李林便率一、二营和五分区青年营埋伏在苏正地区。7月26日早晨，衡水日军一部向我军进犯，当其进到我伏击地段后，李林指挥部队像猛虎下山一样向敌人发起攻击，给敌人以突然打击，十几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歼敌数十人，缴获机枪1挺，炮1门，长短枪10支，炮弹300多发，战马9匹。一二九师首长高度评价这次战斗“是创造了平原地区迅速、干脆消灭敌人的伏击战的先例”。
9月21日，敌人为阻止我军破路，由青兰出动日军百余人，伪军300余人，带有八八式野炮一门，机枪五挺，经董故庄、北岭踪向杨福屯地区“扫荡”。驻北岭踪的十九团三营得知敌人向北岭踪开来后，迅速构筑工事，准备给敌人迎头痛击。不多时，敌人先头部队进入我阵地，三营营长张玉佩命令等敌人靠近一些再打。这时敌人打着“膏药旗”继续大摇大摆地前走，距离越来越近。只听“打”一声令下，我机枪、步枪向敌人猛烈开火，顿时敌人死伤一大片。等敌人摆好阵势，向我三营还击时，三营已机动转移到西高才村。
这股出来“扫荡”之敌，对我完成破路任务是个严重威胁。因此，首长下决心彻底歼灭这股敌人。部队重新作了布置。二十五团一、三营进驻东高才村，二营驻南岭踪，正面阻击进犯敌人。十九团由团长李定灼率领进驻西高才村。二十六团驻崔庄作预备队，对敌形成合围之势。战斗由新七旅旅长易良品、新九旅旅长桂子生统一指挥，指挥所一声令下，我各路部队向敌发起猛烈冲击。经激战，敌人乱成一团，伤亡惨重，大炮也顾不得要了，纷纷溃逃。这次战斗共歼日伪军200多人，缴获八八式野炮一门，还有许多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二
1941年2月，冀南军区新组建了第六军分区，辖清河、武城、德州、恩县、平原、高唐、夏津等七个县。新七旅旅长易良品兼分区司令员、钟汉华兼分区政委、邹国厚兼副司令员、赵一民任地委书记。
1941年3月间，敌人对冀南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从平汉、津浦两线出动日伪军4000余人，企图摧毁我冀南抗日根据地。我七旅部队和地方武装，积极开展了反“扫荡”斗争，敌连日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伤亡惨重，被迫撤走。在此次反“扫荡”中，我七旅部队在易良品旅长领导下，进行大小战斗27次，毙伤日伪军250余人，俘伪军34人，缴获长短枪34支。
同年5月，为了摧毁敌人伸至我抗战区的公路和封锁沟、墙，打破敌人的“蚕食”和封锁，粉碎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新七旅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向敌人实施反击战。
5月5日，易良品亲自指挥十九团、二十团先后攻下里祥、西岳庄、前后边庄等据点，歼敌大部，只有少数窜入娄子镇和大营。我军掩护两万多群众，彻底破坏了这一带的封锁沟、墙。7日至9日，南宫、大营、枣强、德州等地敌人多次出犯骚扰，均被我打退。5昼夜共进行大小战斗55次，我军攻克敌据点8处，毙伤日伪军249人，缴获长短枪79支，掷弹筒3个，破坏敌人设置的封锁沟、墙120余里，参战群众达近6万人。
1941年5月23日，易良品指挥十九团奇袭娄子镇。娄子镇是枣南的一个大镇，驻有日军一个小分队18人，伪军70多人，配有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弹药充足，工事坚固，不宜硬攻。为此，团长李定灼决定乔装智取。他从全团连、排干部中挑选了15名同志，组成奋勇队，全部配备手枪，由团参谋靳升云任队长。早晨6时许，维持会长魏子阳按照惯例以给“太君”请安为名，进了敌人据点大门，这时，据点内的敌人还正在睡觉，只有一个伙夫在准备做饭。魏招手让奋勇队进院，一小组长杨永昌扮做挑水的挑了一担水走在最前面，敌哨兵见是民夫送水，就让他们进去了。接着装扮扫院子的第二小组也混进了里院。按预定方案，马俊杰率第二小组首先发起战斗，马一枪打死了正在北屋门口睡熟的一名日军，把他身边一挺九二式重机枪抱起送到大门外，接着，一、二小组的同志们迅速冲进室内，向蒙头大睡的日军猛烈射击，十分钟战斗，18名日军全被击毙。住在另一院内的伪军被我突然打击吓呆了，只好乖乖投降。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18人，俘伪军6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掷弹筒一个，三八式步枪15支，子弹万余发。
在我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带，有一条南起清河县的王官庄、北到南宫县的大高村、全长70多华里的公路，叫做王高路。这条公路将我根据地分成东西两片，敌人在公路旁修建了大量的炮楼工事，它严重限制了我抗日军民的活动。1941年8月27日军区决定，由七旅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担任主攻，地方武装协同作战，将王高路彻底破击。易良品亲率二十团，围攻东西马固据点。这个据点位于王高路中段，是这条公路的中心据点。我军首先从中间斩断，使其首尾不能相接。其他各段则便于得手。
临别前，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对易良品说：“这次破击，就看你们七旅的了”。易良品说：“战士们早就磨刀霍霍准备斩蛇，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陈司令员说：“这次破袭，要破得干脆，破得彻底。敌人要修复，也得叫他多花点时间。”
易良品说：“只要你说话，他什么时候修，我就什么时候破，敌修我破，随修随破，咱们来一个你修你的，我破我的。”
群众听说要大破王高路，非常高兴，他们对王高路沿线的日伪军恨之入骨，早就盼望部队消灭他们。群众纷纷要求参加破路和战勤工作。南宫、垂阳、清河、威县、武城、故城等县抗日政府，组织村民、青年参加破路队、担架队，配合部队打击敌人，有上万群众上阵破路。
8月30日晚上10时，我七旅向王高路全线发起了攻击。进攻马固据点的二十团，在团长徐绍恩率领下向敌人发起猛攻。经一夜战斗，扫清了据点周围的掩体工事。敌人集中在据点和炮楼内负隅顽抗。天亮后，二十团指战员向敌人发起政治攻势，劝他们赶快投降，不要再给日本人卖命了，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敌人不听劝告，仍在炮楼内固守，拒不投降。
易良品找到陈司令员，问他怎么办，陈司令员说用炮轰！
我军将在东高才缴获的“八八式”野炮组装好，拉到前沿阵地，隐蔽在玉米地里。易良品一声令下，“轰”的一声巨响，将敌人据点围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顿时，敌人乱成一团。徐绍恩团长率部队猛扑过去，冲进据点。冲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机枪的怒吼声响成一片。在我军强大火力攻击下，敌人死伤大半，残敌向我军投降，马固据点被我军彻底摧毁，俘敌百余人，缴获步枪150余支、机枪3挺及大批弹药物资。接着，我军拉着大炮，带着被俘的治安军副团长张锡钧，到王高路沿线的其他据点、碉堡喊话，继续开展政治攻势。每到一处，他对治安军喊：“伪军兄弟们，我是一〇二团副团长张锡钧，我们马固据点，被八路军大炮轰平了，现在正对准你们，快放下武器投降吧。八路军优待俘虏，不信你们出来看看。”走一处喊一处，许多伪治安军都认识他，看到真的受到八路军的优待，于是放下武器纷纷投降。这次大破王高路之战，经过三昼夜激战，我军共攻克据点、碉堡16个，歼伪治安军两个团，毙敌500余人，俘敌450余人。缴获步枪500余枝，轻机枪27挺、掷弹筒6个和大批军用物资。当时，北平伪《新民晚报》上曾惊呼：“南宫城东南25公里处，发现八路军之重炮活动”云云。破击王高路后，由我十九团派人将炮秘密藏在垂阳六方村。在对日大反攻时，我团又将这门炮取出来，在临清战役、土山战斗中发挥了威力；邯郸战役攻南城墙时，也是用这门炮轰开的。
三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华北平原斗争的环境更加残酷恶劣。就在这一年里，敌人反复进行“扫荡”，使我根据地遭受严重的摧残。特别是冀南区第六军分区，对敌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易良品率领新七旅三个团和直属大队以及骑兵团部队，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又经受了严酷的考验。
1942年4月28日，日军出动了3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个师团的兵力，共计13万余人，统由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从傍晚开始，以轻装急行军奔袭的方法，分别从临清、武城、故城等地向我军冀南军区机关和六区机关的所在地的武城运河以西地区扑来。29日凌晨，敌人在其飞机、坦克、骑兵的配合下以网式队形向驻在武城县何柳屯一带的冀南地委、行署、部队发起大规模的“扫荡”进攻。当时被包围的机关有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和军区骑兵团，行署财政干校、新七旅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七旅文工团、军区警卫营等单位共有2800多人。到中午12时，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外围部队和敌人发生激战。下午两点敌人的包围圈缩小到以霍庄为中心的十余华里内，战斗部队已有很大伤亡。这时西北风突起，大风刮得满天昏黄，难辨方向。趁大风之际，在军区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指挥下，由易良品率领部队掩护机关干部实施突围。经一小时激战，在3时许部队冲破了两华里的缺口，军区机关、部队等从西南方向突围出去，到下午5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汇集于霍庄村。当时没来得及转移的七旅文工团、行署财政干校和部队伤病员及后勤人员共400多人被敌人逮捕。下午6时，凶残的日寇像一群恶狼一样对被俘的我军政人员进行了集体大屠杀。霍庄不足500人的村，就有130多无辜群众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同年6月，新七旅与六军分区合并，易良品任六分区司令员。
9月12日，日军第四十军一师团和独立第七、第八、第九混成旅团各一部和部分伪军共万余人，出动汽车400辆，骑兵600余人，飞机3架，企图包围我活动在枣南地区的军区机关和六分区部队。
易良品详细查明了敌人动向，从敌人正在向枣强、恩察、大屯、大营、南白塔、乔村、燕家庄、孔周村、卷镇等据点增加大批军队，而判断出敌人这次行动的意图，是要合围驻里祥一带的我军领导机关和部队。当即决定从里祥瓦窑一带向南转移20余里。
几路合围之敌，妄想一举将我军领导机关和部队围歼。我军在易良品的正确指挥下，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敌人大合围扑空后，气急败坏，他们将王均附近村的千余名群众，赶到王均村，逼问八路军的去向。在场的群众一言不发，敌人便开始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
突破日军合围后，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很快转移到四分区丘县以北地区。10月上旬，宋任穷政委主持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发出了《关于度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指出：一切工作要从最困难、最艰苦的局面着想。作长期打算，积蓄力量，渡过难关。宋任穷坚定地宣布：我们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争是不变的；党领导的八路军始终和冀南区人民在一起，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咬紧牙关，度过今冬明春，就是胜利。
1942年10月15日，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和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到枣强以南六分区驻地传送区党委决议。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和地委书记文建武同志，立即通知各县负责同志到恩察以东大市村开会。17日，天刚亮，就被敌人包围了。刘志坚骑着马突围，不幸腿被打断，被敌人抓去，关在大营据点。
易良品接到上级一定要把刘志坚解救出来的指示，立即布置组织营救刘主任的工作。恰在这时，得到大营据点的可靠情报：刘主任身份没有暴露，明天敌人要将他押送到枣强去，押送的敌人不太多，有日军30多人，伪军40多人。根据这一情况，为了不失时机，易良品令楚大明率领四、六两个连，迅速埋伏在大营、恩察之间的南宫庄附近的公路两侧，准备打伏击进行解救。楚大明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指战员斗志昂扬，表
示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一定把刘主任解救回来。
10月20日8时前后，敌人从大营向枣强出发了。待敌进入我军伏击圈后，楚大明让司号员吹起冲锋号，一阵猛打，将日军压制到公路边的沟里，接着，六连在连长稽振江、指导员赵贵海率领下，向日军展开猛烈攻击，把日、伪军分割开来。同时，四连冲向关押刘志坚的大车，同志们不敢开枪射击，怕误伤刘主任。伪军因和我们有关系，只是向天空放枪，不和我们交手，放枪是让日本人听的。纪志明率全班冲到大车旁边，几个战士将刘主任从车上抬下来，背起就向指挥部跑。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毙伤敌19人，抢救任务圆满完成。
1943年3月25日，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在枣强县西高庄突围中不幸中弹，英勇牺牲，享年33岁。
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对于失去易良品倍感痛惜。他曾经回忆说：“每当想起牺牲的同志，我心里就特别难过，尤其是一些英勇善战的指挥员。易良品同志是我们湖北麻城县人，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参加红军，当过红军团长，正、副师长，师政委，在冀南任新七旅旅长和六军分区司令员，其间，率领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他领导下的十九团，由于屡建战功，被十八集团军总部誉为‘冀南战斗模范团’，易良品同志深受部队广大指战员们爱戴，他指挥打仗的事迹，被编成故事，到处演唱。”
回忆我在山东聊城师范的一段革命活动
贾敦芳
一九三六年我和共产党员王学信一起考入聊城师范十二级。王学信是我在齐河乡师认识的，他是共产党员，他告诉我他的组织关系在济南，因领导人被捕，暂时接不上关系，对于我的入党要求，他说等他找到组织时再说。到聊城师范后，因我常在墙报上写点进步性质的短文，引起了十一级的共产党员任汝舟的注意，他主动和我接近，因而我和他发生了关系，王学信知道后，对我说，你和任汝舟接触好，今后你就听他的，我知道他，因我的关系在济南，所以和这里没有联系，你和任汝舟建立了关系，可以早日解决入党问题。任汝舟同志不断对我进行教育和分配一些任务，在斗争中锻炼我。并介绍我和学校党的负责人宋宝印（现名宋秋潭）同志见了面，宋宝印同志和我谈话给了我不少教诲，谈话是在校园操场边上以散步的形式进行的。这时，我和王学信仍然保持着接触，任汝舟同志对我说，他知道王学信，王的关系属于济南地区。现在是秘密环境，不能发生横的关系，所以他和王学信不能直接联系，并要我也注意，这是党的纪律。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特别是在任汝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聊城师范这一段时间里，我参加和进行了以下几个活动
一、支援绥远抗战募捐活动
国民党蒋介石当局，对内镇压人民，大打内战，对外则屈辱退让，因而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何梅协定”签定后，华北更加危急，日寇直接出兵进攻缓远省（今内蒙）百灵庙，缓远军民奋起抗战，在全国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浪潮。聊师的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支援绥远抗战的募捐活动。党组织要求我们带头推动这个运动，积极在同学中进行宣传，和学校反动当局压制爱国运动的行为作斗争，争取多数，孤立学生中的“兰大挂子”（这是我们对由军训教官控制的复兴社分子的称呼）。当全校都动起来时，校长孙芳时大发雷霆，用威胁的口气说：“国家大事有政府管，你们这些学生不好好读书，却瞎胡闹。好，你们爱国，有勇气，就来报名，我送你们到绥远前线去打日本！”并说：“有胆量的来签名！”这一下，有的人被吓住了，打了退堂鼓，任汝舟同志指示我，团结进步同学，带头签名，不要被他们吓住，假若真的同学们都离了校，他校长也当不成了。我就和同年级的李如炎、吴立本等同学首先签名，接着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同学都签了名，这样迫使学校当局作了让步，顺利的进行了支援绥远抗战的宣传、募捐活动。
二、“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斗争
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抗日浪潮推动下，爆发了历史转折的“西安事变”，在我党正确的领导和推动下，得到和平解决，以蒋介石答应“八项主张”为条件解决了这次事变。但反动当局却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大肆宣传什么是“蒋介石伟大人格感动了张、杨”等等谎言。在聊城并组织以聊师和
省立二中为主的群众游行。我们参加不参加？请示党组织后，任汝舟同志说：要参加，利用这次游行反击反动派的谎言。并布置由没有引起怀疑的积极分子在里头起作用，已经暴露“红色”的党的骨干不出头。在游行中，军训教官领头喊什么“拥护领袖”，“惩罚张、杨”等反动口号，我们则高喊“实行八项主张”、“要求蒋委员长执行诺言”，“停止内战”“坚决抗日”等口号。他们的反动目的落了空，事后就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在聊城组织游行，企图暴动”。
三、利用演讲比赛，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欺骗宣传
年底，学校中组织新年演讲比赛，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在学生中进行宣传的好机会。我做为班上的代表，任汝舟同志指示我专门讲“西安事件”的真相。我就把任汝舟同志告诉的材料做为演讲内容，我说，蒋委员长在答应接受张、杨二将军的条件后，离开西安时说：“我若不执行诺言，不单不配做你们的统帅，也不配做全国的领袖。”我们但愿他记住他的诺言，不要辜负了对他的期望。早日实现国内和平，共同抗日的目标，挽救祖国的危亡。这次演讲会，效果很好，据说事后军训教官曾埋怨学校不该搞这次演讲比赛。
经过这些斗争的考验，终于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间党组织批准了我入党的要求。任汝舟同志告诉我，由于我表现坚强，又经王学信的长期培养，就不要后补期了。在学校中我也由此“红”了。当时学校的一个教员，是我父亲的老师，就写信对我父亲说：“这孩子思想过激了，要多管束”。也正因为在教员中有这点关系，对我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四、在学生军训时的活动
一九三七年，我们这一年级同学，全部到济南参加高中学生军事集训。去之前，我请示任汝舟同志怎么办？他说组织关系不能带，我仍然由他领导。王学信也去了，叫我不要和他发生横的关系，但可和他多接触，取得他的帮助。我就按这一布置进行，逢到假日就去王学信家中（他家在济南西关开小客店），听他讲些革命的形势，并阅读一些材料，如彭德怀同志“论游击战争”等文章。这样，我经常和经过了解认为可靠的同学，宣传党的政策，谈论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去向问题，向他们介绍我所知道的很少一点游击战争常识等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吴立本回到他家乡单县，经我介绍入了党，组织乡亲们打游击，不幸“湖西事件”中被冤杀了，现已平反，追认为烈士。李如炎，参加了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在陕我曾遇到他，当时他在一个团里当技术书记。
“七七事变”后，我就和任汝舟同志到了鲁西南，做发展党和组织武装的工作，以后我到西北参加了八路军。一九三八年任汝舟同志就和我分开了，战争中曾听说他已牺牲，“文革”中才知道他没牺牲，在东北工作，我很怀念他对我的培养、教育之情，不幸他于“文革”后因煤气中毒去世了。幸运的是经过了十年浩劫，我参加革命的另一个领路人宋秋潭同志还健在，而且一九七九年我去北京旁听审判“四人帮”时和他见了面，我很高兴的看到这位兄长般的老前辈，精神仍不减当年。
“何狗”伏法卧牛城
张光前
一、何狗其人
何凤岐，化名郭仁义，乳名叫狗子，人称何狗子，1916年生于临邑县城关镇西关。“七·七”事变后干黑团，1939年与尚金贵等人袭击了临邑城东门的日伪军一个班，夺取长短枪10多支，组成了“环城抗日大队”，任副大队长，后调八路军龙书金团长下属当参谋。同年他胁迫5名战士携枪在临邑南关投降日寇，日军头目滕井委任他为自卫团团长，以后扩充到三个营和一个警卫大队，共计1000余人。
日寇投降后，他带领700余人伪军窜至济南被编入国民党96军14师任营长、第二绥靖区谍教组组长，后又编入吴化文部队任营长。1948年济南解放时随军起义，投诚解放军。
二、罪恶昭彰
何狗子投敌后，疯狂推行日寇“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认贼作父，为敌效犬马之劳，是铁杆的汉奸头子，在临邑一带和周边县乡犯下了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他杀人放火，强暴妇女，无恶不做。他杀人用土匪黑话指示下属。什么：削茄子、倒栽葱、坐飞机、铡秫秸、狗嘴馋、吃土粒丸等十多种残无人道的手段杀害共产党人、地下工作者和无辜群
众。据不完成统计，几年时间，共杀害179人，焚烧、毁坏民房1642间，侵占土地300余亩，强暴妇女不计其数，1943年抢去商会会长的19岁的已婚女儿做二房太太。当年春节三十晚上，在张庄村活埋我地下联络员8名，其中有张密家村张氏二兄弟。何狗子到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抢劫财物。豢养着他1000余人。
自1942年开始，他利用在本地搜刮的民脂民膏运往外地，先后在济南、天津、青岛、上海等大城市开设了“稻香村”、“北海楼”、“河北磨房”、“大呈祥”和“呈大”等字号的商铺买卖6处，仅天津的“稻香村”一家商铺价值旧币两个亿。
三、捉拿何狗
济南战役，是1948年9月16日开始至9月24日结束的，吴化文率部起义投诚，解放军令他全军撤出济南，开往黄河以北，驻扎在济阳县〓石桥一带，等待整编。何狗子在吴化文部队当营长，也随军起义。1948年10月间，他带领全副武装的20余人（都是临邑人），夜间潜回临邑，在南关“娘娘庙”集合开会，目的是到各村向群众示威，倒算斗争胜利果实。经过密谋策划，分头行动。何狗子身穿解放军的服装，佩带一支旁开门驳壳枪，带领4名卫士耀武扬威地窜到了他的家乡——临邑城西关，住在解景山家中。他买了西关的名吃熟驴肉等菜肴和好酒，设宴招待街道干部和好友。席间并说：“我过去当伪团长，在临邑干了不少对不起人民的坏事，那是被日军逼的没办法，可我现在随国民党军队起义了，投诚八路军了（笔者注：1946年9月，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联军，已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咱们是一家人，要求农会对我家的人按军属待遇，斗出去的财产、房屋和土地都退还给我，完璧归赵。”这时，何狗子凶相毕露，把驳壳枪往桌上一拍，贼眼一瞪说：“明天你们敲锣打鼓，通知各家各户……”。街道干部一听，腔调不对，这不是反攻倒算吗？！这不是镇压群众运动吗？便立即报告了洛北军分区司令部。司令部得知后，随即调动警卫连1000余人，将何狗子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很快将他抓获，并缴了他的枪。
首长问何狗子：谁批准你回临邑的？来干什么？
何答：师部王师长批准的，有介绍信，回家看看就回部队。证明我何风岐起义投诚，改邪归正了，成为八路军了。
首长：你起义投诚我们欢迎，这是立功赎罪的表现。你回临邑应当事先与当地领导机关取得联系，得到对你的保护和人身安全。
何答：时间仓促，刚到西关几个小时，还未来得及去司令部报告，请首长谅解。
首长：你今天的言语行动是错误的，是破坏土改运动，是反革命行为，老帐未算，新罪又添。你这是飞蛾扑火，自取焚身。为了你的安全和群众的要求，今天先委曲你到公安局监狱暂住。首长又说，这4位卫士可回部队，还给他们枪支，发给他们路费。
何说：听从首长安排。何又对那4位卫士说，你们回部队后，向王师长报告，迅速来人解救我，并告诉我妻肖燕，看好孩子，让她放心，不久我就回部队。
该捉就得捉，该捉不捉是大错。捉住何狗子的消息，如同闪电，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全县。受到何狗子残害的苦主、烈士家属、翻身农民，纷纷赶到卧牛城，要求政府对他千刀万剐。检举信、控诉书如同雪片一般飞往分区司令部和当地政府，要求就地正法。
四、释放何狗
何狗子被捉后，在卧牛城监狱关押了三天，原部队派参谋长带领10多人，乘坐三辆吉普车来到卧牛城，与洛北军分区司令部协商，要求把何狗子放回去。理由是，中央军委有政策：凡是起义投诚的，不论过去罪恶有多大，民愤有多深，一律既往不咎，以观后效，这是争取瓦解敌人的法宝，否则违背政策。
该放就得放，该放不放是悖逆。为了顾全大局，欲擒故纵，释放了何狗子，并将驳壳枪还给他。临行前，他向分区首长打了个立正，行了个军礼，并说，谢谢各位首长的关怀，回去后我一定好好带兵，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立功赎罪。
该部队整编后，1948年冬奉命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4月何狗子带领3名全副武装的排长脱离部队，携枪畏罪潜逃，继续作恶。
五、何狗伏法
何狗子携妻潜逃后，流亡到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煤矿匿藏。他隐姓埋名，化装整容，装腔变调，隐瞒历史，假告原址，从而混入工人阶级队伍，当了工会副主席。此间，他将侵占的女人肖燕关在房内，限制她自由，不准她与外界接触。肖燕趁机秘密给临邑公安局写了检举信，揭发了何狗子隐藏的地址和化名。1953年3月，临邑公安局派副局长张华率两名战上赴鸡西市城子煤矿，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将何狗子逮捕归案，关进了卧牛城监狱，这是何狗子五年后的“二进宫”。该杀就得杀，该杀不杀不平民愤。
5月4日，在临邑城内署前街广场召开公审大会，把何狗子押上审判台。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人山人海，说理的，控诉的不计其数。当时，预审科长张士法和笔者在主席台上书记员席就坐，记录着苦主控诉何狗子的罪恶。（当时，笔者在临邑县公安局预审科任科员，枪决何狗子的布告是笔者用毛笔誊写的，张贴在四街四关）
法院院长宣判：根据何凤岐的罪恶，经上级核准，今天执行枪决。并问，何凤岐还有什么话可说？何凤岐目光一瞅，见到公安局的科长夏锦才了（也是西关人），何说：夏锦才爷爷，咱是街坊邻居，我死后你叫人用草席卷起来埋在何家的坟地里，也算落叶归根了。再就是告诉肖燕不要回山东。县公安局局长马兴山宣布：将何凤岐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以儆傚尤。一颗正义的子弹，射向何凤岐的心脏，结束了罪恶的一生，时年37岁。
武城幻灯演红北京城
乡土 韩风声
人们对电影片、电视片都很了解，说到幻灯片，青少年对它也许是陌生的，因为这种影视艺术有别于电影、电视作品，已是远去的流行。幻灯片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影视艺术形式，当年深受观众喜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幻灯片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在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武城县电影队的幻灯片当时在全省、全国是绝对的亮点，曾有代表山东省电影放映公司演红北京城的一段辉煌历史。
上世纪50年代，电影还是新生事物。1950年河北省衡水地区中苏友好电影队来武城流动放映。1952年底武城县区划归德州地区，从此，德州地区电影队经常来武城巡回放映，有许多是无声电影。1956年武城县建立电影队。电影放映人员用马车、驴车或自拉地排车深入广大农村巡回放映。电影队建立不久，为宣传党的政策，配合中心工作，就在放映影片之前加映自制的幻灯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文化生活贫乏，电影片少，幻灯宣传趋于单调。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武城县电影人放开手脚，大胆创新。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制作了大量的幻灯片加映。
幻灯是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等形象化的综合艺术，是美术工作人员把宣传内容以水彩画或漫画形式画在赛璐珞片（透明胶片）上。如人物、风景、山水、文字等，如彩色连环画；用幻灯机投影到宽大的银幕上，再配上解说词、音乐，并及时更换片子，便完成了幻灯片放映，这种形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又能迅速反映现实生活，颇受观众欢迎。
那时，武城电影队的幻灯制作组有四人，美工刘保东、韩秀福，解说演唱梁新春（女），编词赵洪军。四人互相协助密切配合，在制作演出上作出了显著成绩。他们在制作幻灯片中运用的17种特技，能使人物在画面上动起来，汽车跑起来，孙悟空的金箍棒上下挥动起来，水流动起来……演出效果接近动画片效果，幻灯演活了，使人耳目一新，有些群众称赞它为“土电影”。
1977年5月山东省电影宣传工作会议在德州市召开，进行全省各县幻灯调演。武城的幻灯片脱颖而出，名列前茅。后来，山东省委领导指示，全省组织两个优秀的幻灯组在全省巡回演出，并强调各县市第一把手一定要看。武城幻灯在山东西部巡回演出一个多月之久。在全省巡回演出中，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发现这一宣传形式很好，并指示进京演出。
1977年底，山东省文化厅、省电影放映公司组织优秀幻灯节目进京调演，全省仅挑选了武城、黄县、掖县三县的节目，每县只去2人。武城电影队是刘宝东、梁新春（女）二人，一个操作放映，一个演唱解说，代表山东幻灯晋京调演。
武城等三县幻灯片进京调演是1978年元月10日至2月5日，共26天，演出30多场。他们在农历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武城。在京演出十分紧张，有时一天演二三场，为国家领导人、国家各部委机关、文化教育、科研等部门表演。他们曾到过国务院、钓鱼台、第一机械部、中国美术馆、天文馆、中央组织部、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农业部、国家计委、农技研究所、中央电视台、教育部、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社、北京电影制片厂、科学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公司、北京农展馆、二炮司令部等单位演出，二炮的李水清司令员观看了幻灯节目并热情接见了他们。他们还在前门饭店礼堂为全国第三次农业机械化会议进行了演出。
元月14日晚，刘保东他们应邀到国务院放映幻灯片，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纪登奎、陈永贵等观看幻灯节目。在京的每场演出总是把武城的节目作为压轴戏放在最后，武城的幻灯节目最精彩，有《剥画皮》、《绣金匾》等节目。《剥画皮》是紧跟国家当时的政治形势，揭露四人帮的快板书，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有声有色，引人入胜，博得掌声不断。《绣金匾》是歌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歌曲，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幻灯画面上的伟人形象清晰逼真，艺术性很高。刘宝东操作娴熟，及时切换镜头。梁新春带着对领袖的无限崇敬和深厚的情感演唱，声情并茂，音色圆润，婉转动人，颇有大歌唱家郭兰英唱的《绣金匾》的韵味，使观众产生共鸣，把幻灯晚会推向了高潮。在北影制片厂演完后观众仍然不离开现场，强烈要求再演一遍《绣金匾》，梁新春又认真唱了一遍，国家领导人看后很满意，高兴地接见了他们，并亲切地一一握手。一位领导人称赞说：“我是河南人，这段河南邦子唱的很有味道。”余副总理说：“给你们宣传，把你们的节目推荐到电视台……”元月17日晚，在北京电影公司演出，文化部长黄镇、副部长王兰西，电影局副局长谢铁骊，北影制片厂厂长汪洋，新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等看完幻灯节目后，又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并召开座谈会。领导们赞扬他们在幻灯制作方面取得的成绩，说幻灯片比电影快捷方便，跟形势快，号召全国的6万多电影放映队都要学习这种做法。文化部部长黄镇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复杂的幻灯，国外的很简单，是放一张来一张，你们的是综合艺术（指模拟动画效果）。群众喜闻乐见，值得表扬。你们是艺术家、歌唱家，是画家、戏剧家。”并建议在《人民日报》、《大众电影》、《红旗杂志》和电视台上进行报道。王兰西副部长讲：“你们在简陋的条件下搞了这么生动的节目真不简单，了不起。”
后来，进京调演的武城等三县电影队的幻灯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录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放映之前》，《人民日报》进行了报道，赞扬农村电影队的幻灯节目。山东省电视台1979年又来武城录制了武城的两套幻灯片。1981年武城电影队绘制演出了《将士出征歌》，荣获山东省优秀节目奖。
武城幻灯节目晋京调演后，曾在京城引起轰动，人们交口称赞这种文化艺术。后来新疆电影公司派人员专程来武城学习幻灯片制作，武城电影队热心地传授了经验。1978年8月武城幻灯应邀到河南省各地巡回演出，并在河南省电影宣传工作会议上进行了演出。后河南省文化厅赠送武城电影队一面锦旗，上写：千里传经送宝，幻灯花开中原。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随着电影片、电视片的增多及各种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幻灯片这一往日的流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销声匿迹了。
雷集公社推行农业改革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纪实
张文田
我从1971年至1983年在雷集公社任党委书记，当时我国的广大农村正酝酿着一场伟大的变革。我和原公社党委“一班人”根据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密结合当地实际，一面继续开展了以治水为重点的农业水利基本建设，大力改善生产条件，一面着手调查研究，积极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贫穷落后的雷集乡得到了迅速发展。
总结经验教训 大力改善生产条件
雷集公社地处夏津县东北边沿的马颊河西畔。全社有33个自然村，31个生产大队，99个生产小队，42000亩耕地，4350户人家，17570口人。改革前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很差。东部沿河12个村的14000多亩耕地虽然土质稍好，但因历史多年形成的19条自然排水沟，冲积的耕地水土流失严重，土地高凹不平，加之引河灌溉工程很少，旱年河里有水，也很少提水灌溉。当地的农民最怕干旱年。社内中、西部21个村的28000多亩耕地，绝大部分都是不同程度的沙薄地，群众称之谓“买卖田”。其中有10000多亩沙、碱低凹地，被40多个中小沙丘分片包围在中间。这里旱了没水浇，涝了排不出水。由于全社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因而生产水平很低。1978年以前，一般年景亩产粮食只有250斤左右，棉花亩产在25斤左右。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包括实物分配在内只有30元左右。当时，我和原公社党委反复分析造成这种落后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自然条件太差，生产条件低下。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发挥地处马颊河畔的地理优势，“水”字当头，根治旱涝。为此，我们在1975年—1977年间，先后搞了排灌结合的小型水利工程，但因全社统一规划不够，协同作战不足，分片搞的排灌工程小，配套差，结果在1977年雨季30次降水不足600毫米的情况下，大部分村庄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涝灾，特别是中、西部的10000多亩低凹田，基本上绝产无收。这更使我们深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如不根治旱涝，改造自然，没有条件发展农业生产，难以改变农民的贫困状况。为了根治旱涝，大力改善生产条件，1977年我们迫切要求参加了地、县委组织的马西水利大会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决心，自上而下地把强化农业基础，改善生产条件，作为推行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因地制宜地修订了全社统一规划治水的方案，并从1978年冬至1980年秋冬，全社统一指导，统一指挥，村改之间，实行工换工，三年清。三个年头的每个秋冬，我和原党委“一班人”都亲临前线，组织3000多名劳力，500多头牲口（拉滑车），深入展开了全社范围内的根治旱涝，改善生产条件的大会战。经过3个冬季累计7个月的艰苦奋斗，共干了60多万个工日，兴修70多条干、支、斗、沟、路，搬动土方160万平方米。在国家扶持和公社投资相结合的条件下，改建和新建小型扬水点站11处，兴修小型桥、涵、闸99个，建成了全社旱能村村送到水，涝能及时排水入河中，沟、渠、田、林、路几结合的水利化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顺应形势发展 积极推行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我们继续大力改善生产条件的强大动力，也是我们顺应改革形势发展，推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思想基础。现回顾1978年以前，我们对于“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公社经济体制一直视为农村社会主义的基础，没有想像过它是限制农民积极性，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因素。1978年冬全县三干会议期间，风传外地有的地方分田到户。因为当时的会议没有对此提出可否，我也觉得包产到户有违农村社会主义方向。因此，未敢赞同、提倡。但在1978年夏季，发现本社雷集、郑庄、齐营、倪庄四个村有4个生产队搞了小队包产到组。我听后思想为之一震。加之外地风传包产到户的信息日益增多，我开始怀疑原来的想法。为了妥善解决这个很敏感的问题，我亲自到那4个包产到组的小队去调查访问。开始他们都不敢承认包产到组。我说咱们作为个课题来研究，不追究谁的什么责任。这样，他们才如实承认，并说小队包产到组后，农民干活都比小队集体时干得好。我说此事待秋后以实际生产成果来评论。秋后我又去调查时，他们的实际生产成果比小队集体干时分别增产15％—25％，当地参加座谈的干部群众一致要求推行包产到组。当时，我又联想到农民的自留地总是比集体产量高1—10倍，开始意识到“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模式，不适合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怎么改法？包产到组与农民切身利益相近了，农民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增收了。因此，1979年秋后，我利用自己患病，在机关输液治疗之机，冷静地进行几天的思考，并一手输液，一手拿笔，仔细起草总结了那4个小队包产到组的情况和作法，大胆地草拟了在全社推广小队包产到组的建议。交公社党委讨论时，有的认为只要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就不是分田单干。小队包产到组只是经营管理体制改变的一种形式，它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应该大胆地推广。但也有的同志说：基层党委集体确定这么大的事，应向县委请示。我想由于种种原因，县委暂难明确肯定答复。现在三中全会精神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改革开放，群众要求改变“大锅饭”的管理体制，我们应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大胆地支持群众去改革。错了仅是咱们一社，我负全部责任。党委统一思想后，于1979年冬召开了社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专题讲座推行小队包产到组问题。结果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很快在全社推行了小队包产到组。在1980年全社推广小队包产到组的过程中，有1/4左右的生产队一步到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此基础上，我们于1981年春，在全社普遍推行了这一制度。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除对集体耕地分等定级，合理搭配到户之外，对集体的牲口农具，一是分组够管够用；二是多数折价到户，价格随地到户；三是农业上的排灌由社队分工服务到地头；四是条件稍好的村队均实行机耕服务。从定产到组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到户，虽然是两步走，时间稍慢了一点，但很稳定，没出什么乱子。
推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1年—1982年，我们对农民家庭负担专门研讨过五至六次。当时综合起来的规定是：一、农民应交的农税，随地亩的数、质量核定到户；二、县、社、村的引河灌溉水费和有机耕服务的单位，核实按地亩均摊；三、对干部报酬，优抚对象和民办教师补助，按人均负担，也有的用多承包点耕地解决。1981—1982两年，农民的负担，除应交的农税和应摊的排灌、机耕服务费外，属于提留部份的每年人均只有20元左右，最多的没有超过30元的。当时农民认为负担合理，如数交纳，没有拒交的。
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在短短2—3年的时间内，就显示了打破“大锅饭”的生命力。广大农民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鼓舞下，积极利用新的生产条件大力发展水浇丰产田，并且以水促肥，选换良种，科学种田，使农业连年增产。1981年，全社粮食混合单产超过500斤，棉花单产达到105斤，分别比1978年增长70％和305％。为了把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扩大再生产上来，我们针对水利化后原有提水能力不足的薄弱环节，在1981年—1982年，全社统一组织生产条件较好的22个村，发动群众利用初步丰收后的物质条件上了农电，改变了雷集公社过去无电的历史，并把全社的排灌机械，由1978年的190台2700马力发展到631台7000多个马力，基本实现了全社排灌机电化，牲口、农具也成倍地增加，大大发展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2年—1983年两年，在全县天气干旱的情况下，雷集公社充分发挥农业改革政策的威力和改善了的生产条件，天旱人不旱，地旱用水灌，旱年大增产。1983年，15000亩粮田混合单产超千斤，其中小麦增产高达60公斤，20000亩棉田平均亩产皮棉144斤，分别比1978年增产200％到500％多，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27元上升到400多元，增长14倍。使这个多年落后的公社跃为全县的先进单位。并为以后的发展，创建了良好的基础1984年机构改革，撤销公社，重建乡制之后，粮食亩产一直维持在1500—1600斤之间，棉花单产皮棉最高年份达180斤。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些喜人的变化总结了三句话：一是党的农业改革政策落实得好；二是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得好；三是原公社党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广大干群实干得好！
德州地区42个困难社改貌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回顾
左兴奎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左”的影响，素有粮仓棉乡的德州，却成为多年来“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全国十个贫困地区之一。1978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委、行署在全面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并以实行家庭联产计酬责任制为突破口，重点抓了42个困难公社的转化，有力地促进了德州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这段时间，我在行署办公室调研科工作，根据地委、行署的部署，在行署办公室几位主任的直接领导下，同调研科的其他同志一起，共同做了一些困难社改貌的调查研究和材料工作。时至现在，已过去廿多年，但它作为我区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联想往事，拙笔而生。
一
对加强困难社队的工作，地委、行署曾酝酿研究过多次。1978年8月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社领导同志提出，上面对先进单位比较重视，而对困难单位则重视不够。到先进单位去得多，看得也多，到困难单位去得少，看得也少，因此不少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他们说：“开会往后坐，领导那里挂不上号。”会议期间，根据大家的意见，卢洪书记责成行署办公室和农业局，分别召开了25个困难公社和73个小麦产量比较高的公社的座谈会，并亲自听取汇报提出要求。对73个小麦产量比较高的社，要求1979年小麦亩产上《纲要》，或每人占有400斤；对25个困难社，要求1979年迈出新步伐，小麦亩产达到200斤。并初步酝酿了抓困难社的工作问题。此后，把抓73个小麦高产单位的工作放到了农业局，把抓25个困难社的工作放到行署办公室。办公室领导确定，又把具体工作放到调研科，由陈志谦主任挂帅，许焕新副主任分管，侯友堂、张子德副主任过问。这样，我们调研科的几位同志，在办公室的领导下，开始了做困难社的一些具体工作。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王殿臣专员让大家议一下，抓困难单位如何提法好？我们七嘴八舌地有提穷社改貌的，有提后进单位转化的，也有说抓落后社队的，考虑到有利于调动县、社领导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采用了抓困难社这个提法。其次，县、社的领导同志，听说地区要抓困难社，各县都想多报几个，戴上个困难的帽子，以便能得到一些照顾。为了做到县与县之间基本上平衡。同时，又能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在刀刃上，不至于撒芝麻盐，我们便大体上划了一个界限，把1978年低于全区社员人均分配水平（40元），在37元以下，温饱问题基本尚未解决的42个社，作为困难社工作的重点。行署办公室领导将这两个问题，向殿臣专员汇报以后定了下来。这样，原来说的25个困难社就变成了42个（除德州市以外每县3至4个）。同时，研究确定了抓好困难社的几项日常工作。一是搞好调查调研，给地委、行署领导当好参谋。二是总结各县和有关部门抓困难社的典型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三是做好财政、银行、水利、社队企业等有关部门支援穷社的协调工作。四是搞好资料统计。在做好准备，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地委、行署于1979年4月专门召开了全区42个困难社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王殿臣专员作了报告，卢洪书记讲了话。明确部署了抓困难社工作的问题。提出了肃清“左”的影响，平反冤假错案；推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狠抓肥料，培肥地力；减轻队、户负担；调整农作物种植比例；走农林牧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路子；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和给予必要的物资支援等七条措施。经过三年的工作，地委、行署于1981年11月召开了第二次困难社工作会议，对三年来抓困难社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总结，表彰了一批改貌进展快，成绩突出的单位。卢洪书记和其他地委、行署领导以及退下来的老领导，同出席会议的各县分管领导和42个社的主要负责人合影留念，鼓励大家继续努力，更好地抓好困难社的改貌工作。在此基础上，地委于1982年2月召开的县市委书记会议上，又提出了要把抓困难单位的改貌，从地区延伸到县、社，并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县、社党委主要负责人，都要深入到一、两个最困难的队，搞好调查研究，帮助改变面貌。
地委、行署对42个困难社的改貌工作，到1981年时，连续抓了3年，经过1979年1年的努力，按当时的统计口径和办法，粮、棉、油三项主要经济指标，同1978年相比，有粮食、花生两项高于全区平均增长水平；有14％以上的社粮棉油统算人均占有赶上全区平均水平；有近10％的社赶上全区社员人均分配水平。又经过两年奋战，1980年在大旱的情况下，夺得大丰收。1981年有33个社社员人均分配达到160元，赶上全区平均水平，占全区42个困难社的近80％，这些困难单位的面貌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取得明显成效。
二
全区42个困难社的改貌工作，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得益于卢洪书记、殿臣专员和地委、行署的领导。卢洪书记作为地委领导的一把手，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给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联系的点是平原县王村店公社，曾多次和县委书记马荣珂同志一起到这个社，同公社书记董昭和同志研究解决问题。还记得有一次，行署办公室领导，临时安排我跟随殿臣专员、陈志谦主任，到临邑县了解情况时，据县里的同志讲，卢洪书记听到该县的孟寺公社是困难单位以后，和县委书记冯宝童同志一起深入到这个社的张尧大队，亲自帮助健全了领导班子，完善了生产责任制形式，搞了“几统一”下的大包干。与此同时，地委、行署还把搞好困难社转化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经常听取汇报，研究措施，狠抓落实。从而，推动了这一工作的健康发展。其次，是全区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对地委的决策，一以贯之，认真执行。截止1981年4月，除地委常委和行署正副专员及地直部门联系的困难社、队以外，县、社和县直部门党政领导干部，共有1520多人参加了调查研究，共调查760多个大队，1890多个生产队。从而，在全区地、县、社三级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深入调查研究的新局面，形成了一个后浪推前浪，前浪带后浪，狠抓困难单位改貌的热潮，促进了全区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三，是行署办公室领导的重视和调研科同志扎扎实实的工作。为了给地委、行署当好参谋，从了解困难社的现状，造成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到研究采取的措施，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资料统计工作。每次调查都要拟出调查提纲和基本的数字统计表。为取得第一手资料，一般都采取普遍调查和重点解剖相结合的方法，分好、中、差三种不同类型，到社、到队、到户、到人，分别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干部群众座谈会和个别走访。然后，经过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提出具体的建议和意见，为地委、行署抓困难社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调查中，不少的专题调查是由陈志谦主任和许焕新副主任亲自带队，直接参加。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商河县的沙河公社搞调查，陈志谦主任虽身患重病，当时生活条件又比较差，但硬是坚持和我们一起在公社住了十几天。有些调查报告、情况简报、会议材料，陈志谦、侯友堂、许焕新、张子德几位主任还要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亲自修改。张子德主任分管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每次召开科长会议，都要听取困难社工作情况的汇报。记得有一次他召集各科室汇报工作，趁各科长还未到齐时，信手拿去我的笔记本，写了一首诗赠给我：“满头银发心更红，忠心耿耿干革命，调研战线创奇迹，困难公社留美名。”我随即在后面加了一个小注：“奇迹、美名不敢担，白发是真的。”当然，这无疑是他对我及调研科同志们的热情鼓励，现在读来，仍很亲切。我记得，当时先后在调研科参与这项工作的有马恩岭、王德春、牟洪泉、刘洪斌、刘炳臣、李以顺、郑若林、魏守谨等同志，为搞好这项工作，他们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奋发进取，全身心地投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搞调查研究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既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又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还要有一定的文字水平。过去曾有同志讲：这行差事，是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了的活。在我们这几个同志中，除个别同志做过基层领导，具有较好的文字水平，工作比较全面外，我们其他几个同志，都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但大家不会就学，不懂就问，都能克服困难，认真负责地完成任务。搞调查研究还要脑勤、嘴勤、手勤、腿勤，也比较辛苦。有一次，我们和夏津县府的同志到郭寨公社搞农民负担问题的调查，原计划下午搞完回县城，但看到社员能有这样机会和渠道讲讲问题非常高兴，为使问题反映得更全面，一直谈到晚九点才结束，眼看黑云滚滚要下大雨了，仍未收场。当我们乘吉普车往县城返时，在十里庙下起了倾盆大雨，车陷到泥里几次，实在无法走了。这时在路边看到一间亮灯的屋，敲开门以后，是一个大队的办公室，由一位单身老大爷看门，他想让我们住下，可一看一张小床上还放着两个脸盆，雨水不停地往下滴，显然在这里休息是不可能的，大家又比较饿，便到附近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了瓶酒和几包花生米、糕点等，我们三、四个人和看门的老大爷喝了起来。这样一来，老大爷可高兴了。到下一点时，雨稍小了，我们步行赶回县城。临走时，老大爷说：“车你们不用管了，由我看着保没问题。”第二天由县里的同志把车拖了回去。在搞这项工作时，统计工作也比较繁重，我和计委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的资料只统计13个县市的，我们要统计42个社，相当你们的3倍，但这样大的工作量，大家都完成得很好。以后，原在调研科工作的这些同志都陆续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工作岗位，应当说这都是他们一贯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的结果。第四，是必要的物资支援。据1979、1980两年统计，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共计发放社队企业专项贷款、支援穷队投资、小型农田水利和抗旱经费、商品生产贷款等664万元，其中1979年418.1万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单位的燃眉之急。
德州地委、行署抓困难社的情况和做法。引起了中央和省委的关注。1980年1月《大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报导了“德州地区一批困难社队增产增收”的消息，《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关心后进地区，扶助困难社队》的社论，充分肯定了这是一件“合时宜”“顺民心”的事。并引用了唐朝诗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方官韦应物“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话，激励我们的各级领导，把群众的疾苦真正放在心上，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力争使贫困的地方尽快富起来。从而，更加激发了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进一步搞好困难社改貌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三
抓困难社改貌的过程，是一个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同德州农村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
地委、行署酝酿提出抓困难社改貌的时候，正值1978年5月全区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2月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成为伟大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讨论公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拨乱反正、重心转移，为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注入新的活力，给我区的困难社改貌送来强劲东风，它一旦被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必将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我区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急需冲破“左”的束缚，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在一些最困难的地方，尤为迫切。我们调查的一些地方正是这样，“上坡敲烂钟，干活一窝蜂，地里坐个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有的生产队成了矛盾窝，干部群众说：“派活评工，分粮分草，不是你争，就是我吵。大吵大闹三六九，小吵小闹天天有”，干部轮遍了，致富没法了。我们到陵县官道孙公社的一个队调查，他们说这个队凡是能当干部的都轮了一遍，甚至有的当了两、三遍。对领导群众治穷致富，都束手无策了。有的干部说：“穷傻了，难怕了，心散了，干怵了”。因此，在一些地方已经暗暗实行了包产到户，只是因为“左”的束缚，怕这怕那，还不敢公开，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他们说：在没有好办法以前，只能这么干了。因此，这些地方的广大干部群众迫切需要实行、完善、提高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尽快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另一方面，在一些生产搞得比较好的单位，特别是从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走过来的老干部中，一听说有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联产计酬或大包干，从感情上想不通，他们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这些情况表明，不论在困难单位还是比较好的单位，都需要清除“左”的影响，解放思想，放开手脚调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地委、行署一班人，正是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矢，放德州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后进面较大之的，把抓困难社改貌，当作发展德州农村经济的一项工作来抓，并敢于冲破各方面的阻力，率先在这些困难社队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说服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吹遍了德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喜庆丰收的景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改革的深化，农村的繁荣，从而，使过去在干部群众中存在的那种对改革犹豫、观望甚至责难的情绪一扫而光。他们说，家庭联产计酬责任制是“鞋合脚，政策好，人出力，地献宝”。究竟好不好也不那么争论了，由事实作出回答，“形式好不好，肚皮是记号，形式高与低，增产为依据，到底好不好，还得看群众积极性高不高。”“干部省心，社员放心，越干越有劲”。这正是当时干部群众自己，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短短二、三年间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真实写照。
说明：
（一）“社”，指人民公社。是我国1958年成立的政、社合一（即政权和生产单位合一）的基层组织。公社的规模大体相当乡。社下面设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设生产队。当时称做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乡、村的基层建置。
（二）原“德州地区”已改为“德州市”，原“德州市”已改为“德城区”，考虑到反映的是地改市以前的情况，故仍沿用了“德州地区”、“德州市”，“我区”的称谓。
（写于1998年11月，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而作）
难忘的引黄济津
乡土
水是地球上人类和一切生物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在生活和生产中，都不能缺少水。但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工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因降雨量少、河流的径流量小、地下水位下降等原因，造成该地区大面积连年干旱。为解决天津市工、农业用水和居民饮水问题，国务院决定从河南、山东两省引黄济津。当时由于我在水利部门工作，有幸亲临和参与了这场跨流域的两次引黄送水工程，亲眼目睹了全区30万人民群众和广大水利工作者，昼夜奋战，不辞劳苦，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的全过程。
1981年，向北京、天津两市供水的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蓄水仅有2000万平方米，只能勉强保证向北京市送水，要为天津供水则十分困难。天津市是我国的重要城市，人口400余万人。尽快解决天津市的用水问题，已是刻不容缓。为此，国务院于1981年8月11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了京津用水紧急会议，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五省市和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农委、水利部等单位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从黄河引水接济天津市，要求河南省通过人民胜利渠向天津送水3.5亿立方米，山东省通过位山和潘庄两条输水路线送水3亿立方米。
1981年8月27日至2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引黄济津紧急会议，传达贯彻国务院会议精神，落实任务和措施，要求位山、潘庄两灌渠从1981年12月1日至1982年2月20日向天津送水2亿立方米，争取3亿立方米。并决定，潘庄引黄济津工作由德州地区行政公署负责组织实施，要求向天津送水1.5亿立方米。
中共德州地委、行署根据省委、省政府“一定要按照国务院的指示精神，认真作好引黄济津工作，并把它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指示，于9月初成立了德州地区引黄济津指挥部。行署专员王殿臣任指挥，副专员姜德宏、顾问赵胜武、军分区副司令员姜文广及其有关部门负责人任副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政工、工程、规模设计、后勤、迁占等办事机构。除济阳县未参加外，参加施工的12个县市都相应建立了指挥部。地区指挥部成立后，顿时，地县水利系统热闹非凡，广大水利职工，不论男女，不论老幼，都以积极的态度、饱满的热情，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勘察设计，筹备物料，迁占赔偿，组织施工等各项准备工作中去，尤其是勘察设计和迁占工作，必须走到各项工作的前头，需要我们去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此时，我被组织抽调到勘察设计组。
潘庄输水线路纵穿德州地区的齐河、禹城、平原、德州、武城5个县市，全长128.5公里。从齐河县潘庄闸引水，经一级沉沙池初步沉沙后入总干渠，再经二、三级沉沙池进入干渠，在尚庙函洞处进入马颊河，然后控制李家桥闸壅水进沙杨河再入减河，在减河、岔河上筑土堤截止倒漾，在四女寺入卫运河。出境后，顺南运河送水至天津团泊洼和北大港水库。
为了保证及时送水，德州地区水利局在输水线路上安排了新建沉沙池三处；原一级沉沙池清淤和70.5公里的总干渠的清淤，8.5公里的沙杨河疏浚及加宽；减河、岔河大堤扒口，并在河道内筑坝两条和完成送水任务后的堵口、拆除土坝等工程。在9月上旬至10月下旬40多天的时间里，我和我们组的水利工程师们，不分昼夜地奔波在九个工地上，并对总干渠上几百个桥、涵、闸、出口、虹吸等建筑物进行了现场勘探和测量，由于分工明确，我们按时完成了九个工程的设计任务。由于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精心安排，使得全线工程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时开工。12个县市共调集18万劳动力，于10月23日开工，历时25天，提前7天完成了施工任务。共完成土方1860万立方米，增建桥涵204座，占压土地2.5万亩，搬村拆迁房屋777间，用工1047万个，完成投资5600万元。
工程竣工后，经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现场验收，认为工程全部符合标准。为避免冬季送水冰凌卡塞渠道，尽力争取时间早送水，省引黄济津指挥部将原定的输水流量20秒立方米扩大为40秒立方米。11月27日，山东省委副书记李振在潘庄剪彩与位山灌区同时放水，截至1982年1月11日止，全省共送水3.02亿立方米，提前35天胜利完成了第一次引黄济津。
此外，为了支援河北省抗旱用水，又继续送水8天，全省共计送水3.32亿立方米，其中潘庄闸送水1.64亿立方米。
由于第一次引黄济津为保障天津市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生活用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82年入夏后，又由于密云、官厅水库仍然蓄水较少，天津市实际蓄存可利用水量仅有4000万立方米，整个天津市区用水再度出现危急。为此，国务院决定第二次引黄济津，再次从位山、潘庄两条引黄路线向天津送水。
1982年9月22日至24日，水电部在天津召开引黄引岳济津会议，要求山东省于1982年11月15日至1983年1月15日通过位山、潘庄引黄路线，保证向天津送水4.5亿立方米。
1982年9月26日，山东省政府在禹城召开引黄济津领导小组会议，要求聊城、德州两地和省直有关部门，要象第一次引黄济津那样，发扬风格，顾全大局，认真执行各项规定，胜利完成第二次送水任务，决定德州向天津送水2.25亿立方米。10月4日，德州地委、行署召开由齐河、乐陵、商河、禹城、陵县、夏津、武城、平原、德州市9个县市长参加的会议，布置施工任务，决定调集12万劳动力，进行潘庄一、二、三级沉沙池清淤，总干渠下游、尚仇沟扩大，漳卫新河、岔河扒口、打坝。工程于10月20日开工。这次引黄济津组织上让我去了指挥部的政治宣传部，主任由行署办公室主任许焕新担任，我的任务是同抽调来的另外几位同志编印《引黄济津》简报，我的工作是写稿和刻钢板。截止11月12日，工程共完成土方465万立方米，工日295万个，经省引黄济津领导小组验收，全部合格。12月15日，潘庄开闸放水。比原计划提前35天。据牛角岭水文站测定，自1982年11月15日至1983年1月6日，共向天津送水2.34亿立方米，提前9天超额完成任务，届时，胜利完成了第二次引黄济津的光荣任务。
两次引黄济津，共送水3.98亿立方米，截止1982年底，完成投资9386万元，占国家投资总额2.2亿元的42.7％，大部分投资是为临时送水急需的上方工程投资。还有干渠衬砌工程和其它建设项目，需要以后兴建。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往事追怀，每每想起引黄济津，心情总是不能平静，尤其是第一次引黄济津。那十几万人轰轰烈烈的劳动场面，水利系统职工那忙忙碌碌的身影和工程技术人员那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沿送水线路干部群众不引水、不截留，保证将黄河水顺利送进南运河，流向天津市的那种顾全大局、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高尚风格，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终身难忘。
我的求索之路
潘中亮
我出身并非翰墨艺文之家，更不是什么书香门弟。我是1929年出生在山东省齐河柳官屯一个几代没有文化的农民家庭，也是潘姓家族在我这一辈里唯一读了两年小学的人。因父亲在我四岁时因病辞世，十岁时就辍学在家里帮助母亲干一些轻微的农活，打高粱叶和拔野菜等。但画画对我来讲却有几分天赋，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这在当时的柳官屯街坊四邻都知道，当我五五年从部队第一次回乡探亲时，许多人简单的理解为既然穿上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就是带兵打仗的。许多老人对我开玩笑的说：金东（我的小名）你还记得小时在村里到处乱画的事吗？我马上回答记得。其实，我虽身着军装但从未扛过枪也未打过仗。一直从事部队美术工作，正是我从小喜欢画画才从容的走进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人总是这样，在童年时期生活越是艰难困苦，在自己脑海里刻下的烙印越深，越到老年越难以忘却过去的人生之路。我记得当时画画一没有老师指点，二没有钱买纸墨，是故乡的黄土地哺育我成长，每逢雨过天晴、沙土地被雨水冲得平展如镜，这正是我画画的最好时机，我用瓦片或树枝当笔，在行人道边，在打谷场上，画日本鬼子打机枪，画关公耍大刀，画狗撵兔子等所见所闻的故事形象，有时在我画画时召引许多过路人驻足观赏，有的夸奖说：画的像，也有的默默边看边笑，也有的看后嗤之以鼻，认为一个庄稼人不在锄头把子上下功夫，画的再好管啥用。但是人们谁也不忍心在我刚画好的画上踩过去，就算是画在道边上，他们绕着弯子转过去。一般在两三天内，画在地上的画才被慢慢踩平，这说明当时的人们还是喜欢我画的画。
记得我11岁那年，村北头刘希三的女儿生了一个男孩，婆家带的很娇，当孩子一周岁时，听说我画的不错，竟舍得花四分钱买了一张粉连纸，叫我画一张彩色画贴在墙上哄孩子玩。今天看来四分钱不屑一顾，在当时几分钱可以买一盒火柴的情况下这也是对我极大的信任。我很认真的画，鸡猫狗画了一大堆，五颜六色看上去怪热闹，当晚她把画取走时，还满意的向我母亲道谢。
有一天，我在湾边玩泥巴时，受当地群众祈雨时供奉的关公像的影响，我用泥巴模仿关公捏了一个关公像，然后用颜色涂上了红脸绿袍，正在满意自得的涂时，同村姜长城大爷走来，他一本正经地严厉训斥我，他说：不要乱塑神像，如果你塑的太像了神会附体、显灵，他还说凡是显灵的泥像扔到水里也不会下沉。我听了害怕起来，我母亲也生气的说真是没事惹事，我只好悄悄放到里间屋里。第二天清早我就把关公像扔到了湾里，泥像并没有浮起来，噗通一声沉下水去，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自我安慰道：这一下我们家不会有什么灾难了。
我13岁时，因家庭进一步贫困，经二舅于麟声的介绍，到了东北抚顺市一个肉食杂货店学徒。老板王培元是我二舅的患难朋友，他听说我能画两笔，这年过春节时，叫人买了颜色和纸，叫我画一块招牌招揽生意。迄今我仍然记得用重墨写了八个日本字，然后嵌上红边，四个字叫卡哇刀力、中国叫鸡肉。另外四个字叫布达尼勾、中国话叫猪肉。由于广告的作用，生意做的很红火，虽然当时学徒工是没有报酬的，老板一高兴给我买了件衣服，第二年因日本侵略战争，生意步入困境，我只好回家继续务农。
我快满15岁的时候，在农村就算一个整劳力，地里的活我大都能干，母亲送饭在地头吃。由于在城市混了一年多，见了世面，因此心也就野了，一直心想着城市，不安心在农村种地。次年，经表兄介绍，到了北京前门外鲜鱼口北孝顺胡同同泉永酒店学徒，其实就是打杂卖劳力混饭吃，就算学期满了仍是卖酒打杂，前途渺茫，正在徘徊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河北香河县运酒的朋友，他哥在河南开封开了个修表铺，经他介绍我辗转来到开封瑞士表行学徒，在旧社会学修钟表是一门很吃香的手艺，学满后可以自立门面修表挣钱。这一天，我为想露一手，自己花钱买了一张纸，画了一个修表师傅戴着修表专用放大镜在修表的姿势，上面写了修表专家四个字，放在厨窗里作广告宣传，不料引起同行们的注意。不久，同行们听说我会画广告，就份份前来请我也为他们画广告，完成之后有的还送份糕点表示谢意。时间久了，我想学徒三年挣不到一分钱，画广告可以立马挣到钱，于是我决心已定，辞退了学徒工，自己租了一个门面，开了一个明明广告社。专门干起画广告的行当来了。
1948年，经过两年画广告的摸索，练就了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同时也学会了画人物造型的基础。在开封工商界也有点小小名气。这一年，开封解放了。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到部队工作，满街张贴招生广告，以中原大学和建国学院的名称，来招考有一定文化基础人员参加新解放地区工作。此时，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思忖着：画广告也只能混碗饭吃，没有多大出息，想报考中原大学艺术系，将来
毕业后可当个美术教员，在社会上能干一番上层事业。这天我试探性的拿着我画的广告画来到开封书店街报考处，找到招生办负责人。他一看我画的广告画，高兴的拍了我一下肩膀说：同志，我们共产党是不埋没人才的，欢迎你到我们文工团来当美术教员。我一听有点迷惑不解！怎么大学都是军人？怎么我还没有考试就可当美术教员？这件事等我到了部队才弄明白：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急需从城市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到部队工作，如果直接让知识分子参军是很困难的，利用知识分子爱名誉的心理状态，用建国学院和中原大学的名称，比较容易把他们争取到革命队伍里来。当时这一招真灵，光文工团就吸收了四十名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五名河南大学的大学生参加了部队。光开封有几百名知识分子报考的中原大学和建国学院，随后都成了随军学校，后来陆续被分配了工作。
第三天我又到了报考处，一纵队宣传部沙克部长（五六十年代任中央二轻工部长）招待我吃了一饨饺子，并请我到了河南大学礼堂看文工团演出，这一系列的争取工作使我义无反顾的决心参加革命，回到店铺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空，提着一个小木箱到了报名处，脱去长衫换上军装，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之后，经过几天的步行，军队到了禹州附近一个村庄住下来。当时的禹州是冀鲁豫军区的总部所在地，刘邓首长就住在这里。这一天我被临时抽调去参加突击画一套战斗连环画，因当时没有铅印设备，用药墨画在药纸上，然后再用石板印刷，当时何超和谷文达两位老美术工作者，都是抗日军政大学美术系毕业生，在美术技巧上都比我强，但他们对我这位刚由城市来的新画友非常客气，只是要求我动作要快一点，用描云绣花式的作画适应不了当前的战争需要。这条意见非常忠恳，不久，我在开赴淮海前线的路上负责写标语鼓励宣传工作，途中我见到一个墙面很白，我用美术体写了一条标语，内容是：消灭国民党王牌军黄维兵团，刚写到一半，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七十年代空军政委）骑马冲我走过来，笑着对我说：小同志（当时我19岁），不能写美术字，这样太慢，写完一条标语掉队太远，要用行书字写，边走边写，不求好看，只要群众能看懂就行。后来我听别人告诉我，王主任是老红军宣传员，长征时他写了不少标语。从此我改用行书字写，每天除了行军还可轻轻松松地写七八条标语。
不久，淮海战役的序幕揭开了。文工团进军到了安徽的亳州县，为了提高文工团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在毫州召开了诉苦大会。我画了两幅宣传画悬挂在会场两边，左边画的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右边是：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根据白毛女的唱词和意境画的，当文工团戏剧分队左犁同志控诉到他母亲被国民党兵轮奸时，痛哭流涕。全体团员怒不可遏，有人指着我画的宣传画愤怒地说道：同志们，旧社会就像这张画上画的，拿穷人不当人，我们一定要把吃人的旧社会彻底砸烂，为左犁的母亲报仇伸冤！这时全团男女都失声大哭起来，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又激动又鼓舞，没有料到一幅宣传画有这么大的感召力。从此，更进一步调动了我绘画的积极性。
1949年3月，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们文工团在河南沈丘县做了整顿学习，然后我们进军到了长江北岸靠近安庆市西面一个临近江边的村庄驻下来，为渡江战役做宣传准备工作。这一天，我提着标语桶在一个很显眼的民房墙上写了十个醒目的大字：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刚写完不久，国民党的飞机来了，正巧在我写标语不远处投下一颗炸弹，一声巨响，有几块弹片把标语穿了几个洞，这时，房东老人很害怕，误认为飞
机是专门炸标语的，他一股劲的苦苦央求着我把标语刮掉，我忙向他解释说飞机是炸解放军的，不是炸标语，但他仍心有余悸，因为第三天我们就胜利渡江，我猜想这条标语等部队走后他会刮掉。
同年五月，我们到达江西玉山县作休整，并且已经明确了下一个进军目标是大西南的贵州。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整顿，开始沿浙赣铁路向西南进军，十月一日我们在江西萍乡参加了庆祝开国大庆典游行，接着横穿湖南到达了贵州境内。从河南参加革命始，辗转步行六千多华里，用两条腿一步一步地终于走到了贵州省会贵阳。拂晓登上贵阳南郊图云关山顶。瞰视全城，万家灯火，此时此刻无比激动，大家高兴地喊着：我们到家了！顿时个个喜笑颜开，兴奋不已，满身疲劳一扫而光。
为了配合成都战役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股武装力量，大部队马不停蹄继续西进。我们文工团留在贵阳作新解放区的宣传教育工作，搞演出、办展览、画宣传画，日夜赶画鼓励后续部队继续西进。我画了很大的一幅叫：“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为内容的宣传画，画好后准备悬挂在贵阳最繁华的大十字一个两层楼上。事有凑巧，正当我找梯子和人力时，在亨达利表行门前碰到了童家绪（1947年他在开封亨达利表行当学徒工，我在瑞士表行当学徒工，他因亨达利在全国各省城都有分行，四八年初由开封调到贵阳），不到半小时，在人群中又遇上范里（他原是国民党十三演剧队，1947年我和他在郑州海印广告社合画过广告，他画的不错，是因生活所迫，跟着剧社盲目流亡到了贵阳），两位旧友在贵阳重逢格外亲切，他们主动为我找梯子，一起帮我把宣传画挂起来。周围群众见到两位穿便衣的人帮助解放军办事，误认为他俩是地下共产党。他俩也在众人面前帮助一个解放军老朋友的忙，颇有一点自豪感。
随着成都战役的结束，相继海南岛解放，西藏也指日可待，全国解放的形势已成定局，各项社会工作亟待恢复正常的革命新秩序。1950年初，贵阳创刊了由刘伯承题写的《新黔日报》（贵州日报的前身）、由朱德总司令为五兵团题写《连队生活》报、由邓小平题写的十六军《勇士报》相继出版发行。由于当时都不具备制版条件，用木刻画直接排版印刷，给了我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我用小尺寸木板刻制了许多木刻画，在这三家报纸上不断被采用。潘中亮三个字用铅印出现在报纸上，对于我这个初学木刻、由一个农民逐步登上艺壇，无疑受到莫大鼓舞。从此也奠定了我走向版画的道路，这不仅因为当时印刷条件所迫，也是因为广大群众文盲多、喜欢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的文艺作品，也是全国解放不久、对革命形势进行广泛宣传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我后来在艺术创作上的重要转折。
1951年初，北京人民日报刊登了我的木刻《翻身的苗家》，因为这是首次反映少数民族翻身解放的内容，所以倍受欢迎。北京人民周报把这幅水刻作了封面，接着上海解放日报也作了专载，同年被选入中国版画第一辑。这是第一次和我长期崇敬的老版画家李桦、彦涵、古元等在同一个画集并列刊出。兴奋之余，我更如饥似渴的向老板画家们学习，在造型、黑白和突出主题等技巧上，一步一步地打下了版画基本功。
我在部队40年，美术创作一直是一项业余活动。大部时间是参加各种工作组，布置会场，搞英模事迹展览，这也给了我在创作上提供素材的机会。大破天险窗子洞就是在一个英模事迹汇报会上捕捉到的：黔西朗岱县大山里有一个悬空山洞，远看像个窗子，因而得名窗子洞，一股顽匪凭借这个一夫挡关万夫莫敌的奇特险要山洞，屯粮聚众，负隅顽抗。我军用大嗽叭喊其投降，用迫击炮轰炸均无效，最后战士们想出来从山顶用绳索将机枪手吊下来朝洞内射击，洞下用高梯上去扔手榴弹上下夹击的方法，最后终将这股顽匪全部歼灭，创造了我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战斗奇迹。我抓住这个题材很快创作了一幅尺寸不大的木刻。尽管这件作品并不完美，1952年解放军画报首先刊登，接着全国许多报刊杂志纷纷转载。有的还附了文字说明，有的还用了色版。后来在西南文艺大检阅时，由西南军区贺龙、邓小平签发的文艺奖状授予了我。1955年，在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之际，我又重新采用大块板面，重刻了这幅内容相同的版画，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军美展。第二次重刻这幅版画，在表现力技巧上都比五二年第一次刻制时提高了很多。当时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选用了这幅作品，彭德怀元帅也观赏了这幅作品，解放军画报又重新登载，上海给民美术出版社印成了单张，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在月份牌上选用了这幅作品，随后被军事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大破天险窗子洞这幅木刻，后来成了我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我在部队40年的美术创作生涯中，以军事题材为主，共出版了5本连环画册，刻制了140多幅木刻版画，虽然我曾两次获得总政治部颁发的奖状，两次被评为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战士杂志模范通讯员称号，并不等于都是很优秀的美术作品，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军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活，形象的再现了我军这一段的战斗里程。
我在解放军这座大学校里，虽然没有机会进大专院校学习，完全靠自己在实践中苦学苦练，孜孜不倦摸索而由一个农村平民走进了画家行列。当然，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也有它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部队经常召开经验交流会，著名画家吴作人、董希人、蒋兆和、黄胄、古元等，都曾亲自为我们部队美术人员作示范表演，同时也对我们的作品做技巧上的指点，使我们这些军队美术人员飞快的走向成熟，受益匪浅。
回顾我走过的50年艺术创作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艰辛与坎坷。在极左时期，我长期被贬为光专不红的画家。有时一件内容很好的作品，在文革时拿出来进行批判，如60年我创作了一幅反映儿童假日钓鱼的版画，在《山花》文艺杂志上发表，后来被无限上纲的分析，说成这是对60年暂时困难的讽刺，理由是为什么不画儿童努力学习、偏偏画儿童假日钓鱼？今天看来虽然令人啼笑皆非，可是在当时，长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时至今日，我已步入老年，即将走完人生的旅程，虽然我画了千幅美术作品，也没有成为大画家，只能说是美术群体里的普通一员，回顾往昔，经过酸甜苦辣，是非曲直的磨难，使我总结到了一条经验教训，这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业，要想有所成就，不管什么天才天赋，都要加上自己的努力，这是主观上的内部因素，另外再加上形势的需要和大气候的吻合，这两者统一起来，就能取得成功。
张书民
1955年10月4日，以讨论农业合作化问题为主要议题之一的党的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开幕，会议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会后，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大规模开展起来，这是继土地改革以后我国农村又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面对农业合作化这一毛泽东视为拔千年封建之根的伟大运动，《决议》虽已通过，但合作化如何大力兴办、基层领导干部将如何领导这场空前的运动等诸多问题，毛泽东思虑甚远。伟人毛泽东于同年11月南下视察，进行调查研究。其中，11月2日途径德州，听取了中共德州地委的工作汇报。这是毛主席唯一一次在德州停留，并听取中共德州地委的工作汇报。
11月1日，中共德州地委办公室接到从北京打来的长途电话，要地委书记次日清晨6点以前到德州火车站，向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工作。电话里没有说明是中央哪一位领导，也没有告诉汇报工作的内容。清晨5点，中共德州地委第一副书记朱永顺赶到德州火车站站长室等候。
6时30分，一辆深绿色的列车自北向南徐徐进站。车停稳后，从车上下来一位穿中山装的中年男同志（后得知是毛主席的秘书叶子龙）。问清楚后，叶子龙把朱永顺领上了列车。当得知是毛主席要听工作汇报时，朱永顺心里升腾起庄严尊重的激情，参加革命这么多年来，能够面对面地给领袖汇报工作，亲耳聆听教诲，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情，心情万分激动，既兴奋，又紧张。叶子龙把他领进一节车厢，这节车厢是按照会客室布置的，车厢中间方桌上铺着洁白的台布，桌上放着一打16开的白纸和一束削好的铅笔，还有一筒中华牌香烟和火柴。桌子南北两面各放一把软椅。叶子龙让朱永顺在南面的椅子上坐下，并告诉稍候一下，主席就来。
大约四五分钟以后，毛主席在车厢会客室北门口出现了。毛主席身材魁梧，红光满面，乌黑的头发整齐发亮，身着银灰色中山装，脚穿黑色皮鞋，面带微笑，缓步走来。朱永顺急忙上前与主席握手问好，激动的目光长时间停留在主席的身上，握着主席温暖的大手，一股暖流顿时传遍全身，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连向主席问好都忘了。
毛主席看朱永顺穿着棉大衣，就操着浓重的湖南话说：“车里热，把大衣脱下来，走时再穿上。”并示意朱永顺在对面椅子上坐下，自己也在北面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主席拿起一支香烟递给朱永顺，朱永顺说不会抽烟，主席便自己点燃了一支烟。
主席慈祥的目光望着朱永顺，问：“你叫什么名字？”，“朱永顺”主席又问：“是永远的永，顺利的顺吗？”
朱永顺说：“是的。”
主席拿起铅笔说：“名字不错，永远顺利。”并记了下来。他边记边问：“你担任什么工作？”
朱永顺说：“担任地委第一副书记。”
主席放下铅笔又问：“你在这里工作几年了？”
“4年了，担任副书记3年了。”
主席又问道：“你是哪里人啊？”
“山东寿光人。”
主席问：“寿光在哪里？是不是靠近潍县？”
“是的，在潍县的西北边。”
主席问：“为什么叫寿光？”
“不知道。”朱永顺坦诚地回答。
主席说：“找一份县志看看，上面或许有记载。我喜欢看县志，过去打仗的时候，也常找来县志看看，县志里面有许多东西。”主席接着说：“山东有一个老同志叫王芸生，是不是寿光人？”
朱永顺说：“是的，寿光县王高村人。他说过在农民运动讲习所听过你的讲课。”
主席又问：“你今年多大了？”
“34岁了。”
主席风趣地说“青年团！青年团！娃娃，娃娃！”
朱永顺笑了，毛主席也笑了。此时此刻，朱永顺的情绪已基本平静下来，似乎忘记了坐在面前的是一代伟人和领袖，而是一位慈祥的长者，已经没有什么拘束的感觉了。
主席问：“你们这里农业合作化的情况怎么样？”
朱永顺的手中没有什么打印的汇报材料，甚至没有一个汇报提纲，面对着最高领袖，只有尊重亲切，没有那么多的顾虑，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他的汇报进行了近两个小时，分整社和建社两部分。汇报过程中，主席时而提问，时而插话，有时还拿起铅笔作记录，龙飞凤舞地记了一张又一张。当谈到整顿现有合作社和建立新的合作社的关系时，主席说：“要把现有的合作社办好，这样就有吸引力了。”；当汇报到绝大多数农业合作社比单干户和互助组增产时，主席说：“合作社一定要增产，不增产办合作社干什么。”；当讲到加强对整社工作的领导时，主席问：“省委有没有人到这里来？”朱永顺说省委常委、秘书长王路宾曾来指导工作。主席问：“王路宾是哪几个字？”朱永顺回答是三横一竖的王，道路的路，宾客的宾，毛主席记下了王路宾的名字和职务。毛主席这次调研的另一个重点是考察基层领导干部的领导能力和水平。主席问：“你们的县委书记是不是都亲自动手抓合作社？”朱永顺说都亲自抓了。主席说：“要书记动手，全党办社。”
主席还询问了其他许多情况，朱永顺都一一做了汇报。特别是当朱永顺谈到农业生产合作化因缺少会计人员，而实行“会计互助网”的办法时，毛主席非常感兴趣，边听边记，询问得也比较详细。当时，农业生产合作化遇到的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困难就是缺少会计人员，已经配备的会计人员也十分缺乏会计业务知识，许多会计都是采用记“流水账”的办法。为了解决这一困难，德州地委在全区总结推广了禹城、平原等县“会计互助网”这一办法。具体做法是：由县委、区委从供销社、银行或县府财政科等部门抽调若干会计人员，到县、区基点村的农业合作社帮助工作，对该农业社会计人员进行业务辅导，并吸收周围村庄的农业社会计自愿参加，定期在基点村开会，边辅导学习，边交流经验。这一办法就叫“会计互助网”。毛主席问：“这个办法效果怎么样？”朱永顺说，这个办法不但深受会计人员欢迎，而且得到各村党支部书记的积极支持，效果十分明显。主席放下铅笔又问：“这个办法，你看可以不可以普遍推广？”接着又说：“我看可以。”朱永顺说，普遍推广，只有好处，没有风险。主席点了点头。后来，中央发给全国各地一份关于当前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若干具体情况的通报。通报中谈到解决农业合作化会计的问题时，对德州“会计互助网”的办法作了肯定和介绍。
当汇报进行到8点半的时候，叶子龙走进会客室，请示主席是否按时开车。主席点点头，并向朱永顺说：“今天是不是谈到这里？”朱永顺站起来，同主席握手告别，心中充满了幸福感，他多么地想尽量多看看主席，尽量多握一会主席的手。毛主席似乎看透了朱永顺的心思，站在桌子对面，满面微笑，同朱永顺紧紧握手，并说：“谢谢！”，然后目送朱永顺离开会客室。同日，泰安地委书记刘众前、济宁地委书记高逢五分别在泰安、兖州火车站向毛主席汇报了工作。
近五十年过去了，伟人已长逝。然而，那些珍贵的历史片断，却依然记忆犹新，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忆易良品同志在冀南地区
李武祥
易良品（1910年3月—1943年9月），湖北省麻城人，1910年9月出生在一个农民家庭。高小毕业后，考入长沙市第三师范，经老师王树声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11月加入了鄂东特委组织的工人打黄安城战斗。1928年被编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同年7月，在改编后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任排长。1931年初任红军红十一师三十一团一营连长、副营长。1932年任红四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一营营长、团长，三十一军九十三师副师长、师长。1934年10月任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政委。七·七事变后，赴陕西三原地区集合待命，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1937年8月2日，经三原改编，易良品到一二九师三八六旅七七二团任团长不久，和军长王树声等同志一起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参加了第三期学习。在学习期间，易良品亲自听了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重要报告，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他盼着早日毕业，到敌后抗日前线去大干一场。
1938年6月，易良品在“抗大”毕业后回到一二九师师部，受到刘伯承、邓小平等师首长的热情接见，分配他到师随营学校任校长。
1940年5月，冀南军区将冀南地区部队主力，统一编成四个野战旅，由易良品任新七旅旅长，文建武任政治委员，邹国厚任副旅长，雷绍康任参谋长，钟汉华任政治部主任。辖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团。易良品所领导的新七旅三个主力团，在华北敌后主战场上，转战各地，顽强搏斗，威震敌胆，屡立战功，成为冀南平原抗战的主力之一。
一
1940年6月，日军开始修筑德石铁路。德石路东起津浦线之德州、西至平汉线之石家庄，途经河北省的景县、武邑、衡水、深县、束鹿等县，像一道铁墙似的将我冀南五分区分割为两半，将我冀南和冀中两块根据地拦腰截断。敌人妄图以此机动兵力，消灭我军并攫取我冀南、冀中平原丰富的粮食、棉花等物质，以达其“以战养战”之目的。
敌人为加速德石铁路的修建，从德州、故城、枣强等处抽调700余人，配合新调来的铁道守备队掩护修路。7月20日，路基由德州修至景县之青兰，铁轨由德州铺至小羊附近。为了打破敌人的修路计划，保持冀南与冀中的联系畅通，冀南军民从7月22日至7月31日，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破击德石路战斗。
参加破路的部队有新七旅、新九旅和五分区基干部队及各县县大队等。其中，十九团、二十五团、二十七团重点破击德石路；二十一团、二十六团重点破枣强、故城、德州地区的重要公路；五分区部队和县大队袭击与牵制有关各县敌人。
易良品一面组织部队与群众一块破路，一面抽调部队围困、袭击敌人，掩护破路。十九团以三个连袭击龙华据点，以一个连及五分区青年营袭击青兰据点，牵制、消耗敌人，配合二十五团破路。二十一团破坏了郑家口至白佛寺的铁路及公路20余华里，北獐鹿至董故庄的10余华里。同时袭击了白佛寺据点之敌。
连续十天的破击战，共破坏公路180华里，铁路25华里，其间进行大、小战斗19次，有几次仗打得很漂亮。有一次，二十团主力将青兰至五七庄一段路基大部彻底破坏后，估计敌人会紧跟着前来修复，团长李林便率一、二营和五分区青年营埋伏在苏正地区。7月26日早晨，衡水日军一部向我军进犯，当其进到我伏击地段后，李林指挥部队像猛虎下山一样向敌人发起攻击，给敌人以突然打击，十几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歼敌数十人，缴获机枪1挺，炮1门，长短枪10支，炮弹300多发，战马9匹。一二九师首长高度评价这次战斗“是创造了平原地区迅速、干脆消灭敌人的伏击战的先例”。
9月21日，敌人为阻止我军破路，由青兰出动日军百余人，伪军300余人，带有八八式野炮一门，机枪五挺，经董故庄、北岭踪向杨福屯地区“扫荡”。驻北岭踪的十九团三营得知敌人向北岭踪开来后，迅速构筑工事，准备给敌人迎头痛击。不多时，敌人先头部队进入我阵地，三营营长张玉佩命令等敌人靠近一些再打。这时敌人打着“膏药旗”继续大摇大摆地前走，距离越来越近。只听“打”一声令下，我机枪、步枪向敌人猛烈开火，顿时敌人死伤一大片。等敌人摆好阵势，向我三营还击时，三营已机动转移到西高才村。
这股出来“扫荡”之敌，对我完成破路任务是个严重威胁。因此，首长下决心彻底歼灭这股敌人。部队重新作了布置。二十五团一、三营进驻东高才村，二营驻南岭踪，正面阻击进犯敌人。十九团由团长李定灼率领进驻西高才村。二十六团驻崔庄作预备队，对敌形成合围之势。战斗由新七旅旅长易良品、新九旅旅长桂子生统一指挥，指挥所一声令下，我各路部队向敌发起猛烈冲击。经激战，敌人乱成一团，伤亡惨重，大炮也顾不得要了，纷纷溃逃。这次战斗共歼日伪军200多人，缴获八八式野炮一门，还有许多枪支、弹药等军用物资。
二
1941年2月，冀南军区新组建了第六军分区，辖清河、武城、德州、恩县、平原、高唐、夏津等七个县。新七旅旅长易良品兼分区司令员、钟汉华兼分区政委、邹国厚兼副司令员、赵一民任地委书记。
1941年3月间，敌人对冀南区开始了大规模的“扫荡”，从平汉、津浦两线出动日伪军4000余人，企图摧毁我冀南抗日根据地。我七旅部队和地方武装，积极开展了反“扫荡”斗争，敌连日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伤亡惨重，被迫撤走。在此次反“扫荡”中，我七旅部队在易良品旅长领导下，进行大小战斗27次，毙伤日伪军250余人，俘伪军34人，缴获长短枪34支。
同年5月，为了摧毁敌人伸至我抗战区的公路和封锁沟、墙，打破敌人的“蚕食”和封锁，粉碎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新七旅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向敌人实施反击战。
5月5日，易良品亲自指挥十九团、二十团先后攻下里祥、西岳庄、前后边庄等据点，歼敌大部，只有少数窜入娄子镇和大营。我军掩护两万多群众，彻底破坏了这一带的封锁沟、墙。7日至9日，南宫、大营、枣强、德州等地敌人多次出犯骚扰，均被我打退。5昼夜共进行大小战斗55次，我军攻克敌据点8处，毙伤日伪军249人，缴获长短枪79支，掷弹筒3个，破坏敌人设置的封锁沟、墙120余里，参战群众达近6万人。
1941年5月23日，易良品指挥十九团奇袭娄子镇。娄子镇是枣南的一个大镇，驻有日军一个小分队18人，伪军70多人，配有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弹药充足，工事坚固，不宜硬攻。为此，团长李定灼决定乔装智取。他从全团连、排干部中挑选了15名同志，组成奋勇队，全部配备手枪，由团参谋靳升云任队长。早晨6时许，维持会长魏子阳按照惯例以给“太君”请安为名，进了敌人据点大门，这时，据点内的敌人还正在睡觉，只有一个伙夫在准备做饭。魏招手让奋勇队进院，一小组长杨永昌扮做挑水的挑了一担水走在最前面，敌哨兵见是民夫送水，就让他们进去了。接着装扮扫院子的第二小组也混进了里院。按预定方案，马俊杰率第二小组首先发起战斗，马一枪打死了正在北屋门口睡熟的一名日军，把他身边一挺九二式重机枪抱起送到大门外，接着，一、二小组的同志们迅速冲进室内，向蒙头大睡的日军猛烈射击，十分钟战斗，18名日军全被击毙。住在另一院内的伪军被我突然打击吓呆了，只好乖乖投降。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18人，俘伪军6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各一挺，掷弹筒一个，三八式步枪15支，子弹万余发。
在我冀南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带，有一条南起清河县的王官庄、北到南宫县的大高村、全长70多华里的公路，叫做王高路。这条公路将我根据地分成东西两片，敌人在公路旁修建了大量的炮楼工事，它严重限制了我抗日军民的活动。1941年8月27日军区决定，由七旅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担任主攻，地方武装协同作战，将王高路彻底破击。易良品亲率二十团，围攻东西马固据点。这个据点位于王高路中段，是这条公路的中心据点。我军首先从中间斩断，使其首尾不能相接。其他各段则便于得手。
临别前，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对易良品说：“这次破击，就看你们七旅的了”。易良品说：“战士们早就磨刀霍霍准备斩蛇，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陈司令员说：“这次破袭，要破得干脆，破得彻底。敌人要修复，也得叫他多花点时间。”
易良品说：“只要你说话，他什么时候修，我就什么时候破，敌修我破，随修随破，咱们来一个你修你的，我破我的。”
群众听说要大破王高路，非常高兴，他们对王高路沿线的日伪军恨之入骨，早就盼望部队消灭他们。群众纷纷要求参加破路和战勤工作。南宫、垂阳、清河、威县、武城、故城等县抗日政府，组织村民、青年参加破路队、担架队，配合部队打击敌人，有上万群众上阵破路。
8月30日晚上10时，我七旅向王高路全线发起了攻击。进攻马固据点的二十团，在团长徐绍恩率领下向敌人发起猛攻。经一夜战斗，扫清了据点周围的掩体工事。敌人集中在据点和炮楼内负隅顽抗。天亮后，二十团指战员向敌人发起政治攻势，劝他们赶快投降，不要再给日本人卖命了，顽抗到底，死路一条！敌人不听劝告，仍在炮楼内固守，拒不投降。
易良品找到陈司令员，问他怎么办，陈司令员说用炮轰！
我军将在东高才缴获的“八八式”野炮组装好，拉到前沿阵地，隐蔽在玉米地里。易良品一声令下，“轰”的一声巨响，将敌人据点围墙炸开了一个大缺口。顿时，敌人乱成一团。徐绍恩团长率部队猛扑过去，冲进据点。冲杀声、手榴弹的爆炸声、机枪的怒吼声响成一片。在我军强大火力攻击下，敌人死伤大半，残敌向我军投降，马固据点被我军彻底摧毁，俘敌百余人，缴获步枪150余支、机枪3挺及大批弹药物资。接着，我军拉着大炮，带着被俘的治安军副团长张锡钧，到王高路沿线的其他据点、碉堡喊话，继续开展政治攻势。每到一处，他对治安军喊：“伪军兄弟们，我是一〇二团副团长张锡钧，我们马固据点，被八路军大炮轰平了，现在正对准你们，快放下武器投降吧。八路军优待俘虏，不信你们出来看看。”走一处喊一处，许多伪治安军都认识他，看到真的受到八路军的优待，于是放下武器纷纷投降。这次大破王高路之战，经过三昼夜激战，我军共攻克据点、碉堡16个，歼伪治安军两个团，毙敌500余人，俘敌450余人。缴获步枪500余枝，轻机枪27挺、掷弹筒6个和大批军用物资。当时，北平伪《新民晚报》上曾惊呼：“南宫城东南25公里处，发现八路军之重炮活动”云云。破击王高路后，由我十九团派人将炮秘密藏在垂阳六方村。在对日大反攻时，我团又将这门炮取出来，在临清战役、土山战斗中发挥了威力；邯郸战役攻南城墙时，也是用这门炮轰开的。
三
1942年，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六个年头，华北平原斗争的环境更加残酷恶劣。就在这一年里，敌人反复进行“扫荡”，使我根据地遭受严重的摧残。特别是冀南区第六军分区，对敌斗争进入了白热化的程度。易良品率领新七旅三个团和直属大队以及骑兵团部队，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搏斗，又经受了严酷的考验。
1942年4月28日，日军出动了3个独立混成旅团和一个师团的兵力，共计13万余人，统由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指挥，从傍晚开始，以轻装急行军奔袭的方法，分别从临清、武城、故城等地向我军冀南军区机关和六区机关的所在地的武城运河以西地区扑来。29日凌晨，敌人在其飞机、坦克、骑兵的配合下以网式队形向驻在武城县何柳屯一带的冀南地委、行署、部队发起大规模的“扫荡”进攻。当时被包围的机关有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和军区骑兵团，行署财政干校、新七旅十九团、二十团、二十一团，七旅文工团、军区警卫营等单位共有2800多人。到中午12时，敌人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外围部队和敌人发生激战。下午两点敌人的包围圈缩小到以霍庄为中心的十余华里内，战斗部队已有很大伤亡。这时西北风突起，大风刮得满天昏黄，难辨方向。趁大风之际，在军区参谋长范朝利、政治部主任刘志坚指挥下，由易良品率领部队掩护机关干部实施突围。经一小时激战，在3时许部队冲破了两华里的缺口，军区机关、部队等从西南方向突围出去，到下午5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包围汇集于霍庄村。当时没来得及转移的七旅文工团、行署财政干校和部队伤病员及后勤人员共400多人被敌人逮捕。下午6时，凶残的日寇像一群恶狼一样对被俘的我军政人员进行了集体大屠杀。霍庄不足500人的村，就有130多无辜群众惨死在日本侵略者的屠刀之下。
同年6月，新七旅与六军分区合并，易良品任六分区司令员。
9月12日，日军第四十军一师团和独立第七、第八、第九混成旅团各一部和部分伪军共万余人，出动汽车400辆，骑兵600余人，飞机3架，企图包围我活动在枣南地区的军区机关和六分区部队。
易良品详细查明了敌人动向，从敌人正在向枣强、恩察、大屯、大营、南白塔、乔村、燕家庄、孔周村、卷镇等据点增加大批军队，而判断出敌人这次行动的意图，是要合围驻里祥一带的我军领导机关和部队。当即决定从里祥瓦窑一带向南转移20余里。
几路合围之敌，妄想一举将我军领导机关和部队围歼。我军在易良品的正确指挥下，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敌人大合围扑空后，气急败坏，他们将王均附近村的千余名群众，赶到王均村，逼问八路军的去向。在场的群众一言不发，敌人便开始大肆屠杀手无寸铁的百姓。
突破日军合围后，冀南区党政军机关很快转移到四分区丘县以北地区。10月上旬，宋任穷政委主持召开了区党委扩大会议，发出了《关于度过今冬明春艰苦局面的决议》。指出：一切工作要从最困难、最艰苦的局面着想。作长期打算，积蓄力量，渡过难关。宋任穷坚定地宣布：我们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战争是不变的；党领导的八路军始终和冀南区人民在一起，大家同生死、共患难，咬紧牙关，度过今冬明春，就是胜利。
1942年10月15日，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和区党委组织部长张策到枣强以南六分区驻地传送区党委决议。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和地委书记文建武同志，立即通知各县负责同志到恩察以东大市村开会。17日，天刚亮，就被敌人包围了。刘志坚骑着马突围，不幸腿被打断，被敌人抓去，关在大营据点。
易良品接到上级一定要把刘志坚解救出来的指示，立即布置组织营救刘主任的工作。恰在这时，得到大营据点的可靠情报：刘主任身份没有暴露，明天敌人要将他押送到枣强去，押送的敌人不太多，有日军30多人，伪军40多人。根据这一情况，为了不失时机，易良品令楚大明率领四、六两个连，迅速埋伏在大营、恩察之间的南宫庄附近的公路两侧，准备打伏击进行解救。楚大明向部队进行战斗动员，指战员斗志昂扬，表
示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一定把刘主任解救回来。
10月20日8时前后，敌人从大营向枣强出发了。待敌进入我军伏击圈后，楚大明让司号员吹起冲锋号，一阵猛打，将日军压制到公路边的沟里，接着，六连在连长稽振江、指导员赵贵海率领下，向日军展开猛烈攻击，把日、伪军分割开来。同时，四连冲向关押刘志坚的大车，同志们不敢开枪射击，怕误伤刘主任。伪军因和我们有关系，只是向天空放枪，不和我们交手，放枪是让日本人听的。纪志明率全班冲到大车旁边，几个战士将刘主任从车上抬下来，背起就向指挥部跑。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毙伤敌19人，抢救任务圆满完成。
1943年3月25日，六分区司令员易良品，在枣强县西高庄突围中不幸中弹，英勇牺牲，享年33岁。
冀南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对于失去易良品倍感痛惜。他曾经回忆说：“每当想起牺牲的同志，我心里就特别难过，尤其是一些英勇善战的指挥员。易良品同志是我们湖北麻城县人，参加过黄麻起义，1928年参加红军，当过红军团长，正、副师长，师政委，在冀南任新七旅旅长和六军分区司令员，其间，率领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他领导下的十九团，由于屡建战功，被十八集团军总部誉为‘冀南战斗模范团’，易良品同志深受部队广大指战员们爱戴，他指挥打仗的事迹，被编成故事，到处演唱。”
回忆我在山东聊城师范的一段革命活动
贾敦芳
一九三六年我和共产党员王学信一起考入聊城师范十二级。王学信是我在齐河乡师认识的，他是共产党员，他告诉我他的组织关系在济南，因领导人被捕，暂时接不上关系，对于我的入党要求，他说等他找到组织时再说。到聊城师范后，因我常在墙报上写点进步性质的短文，引起了十一级的共产党员任汝舟的注意，他主动和我接近，因而我和他发生了关系，王学信知道后，对我说，你和任汝舟接触好，今后你就听他的，我知道他，因我的关系在济南，所以和这里没有联系，你和任汝舟建立了关系，可以早日解决入党问题。任汝舟同志不断对我进行教育和分配一些任务，在斗争中锻炼我。并介绍我和学校党的负责人宋宝印（现名宋秋潭）同志见了面，宋宝印同志和我谈话给了我不少教诲，谈话是在校园操场边上以散步的形式进行的。这时，我和王学信仍然保持着接触，任汝舟同志对我说，他知道王学信，王的关系属于济南地区。现在是秘密环境，不能发生横的关系，所以他和王学信不能直接联系，并要我也注意，这是党的纪律。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特别是在任汝舟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在聊城师范这一段时间里，我参加和进行了以下几个活动
一、支援绥远抗战募捐活动
国民党蒋介石当局，对内镇压人民，大打内战，对外则屈辱退让，因而日本帝国主义得寸进尺，“何梅协定”签定后，华北更加危急，日寇直接出兵进攻缓远省（今内蒙）百灵庙，缓远军民奋起抗战，在全国掀起了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浪潮。聊师的学生也积极行动起来，进行支援绥远抗战的募捐活动。党组织要求我们带头推动这个运动，积极在同学中进行宣传，和学校反动当局压制爱国运动的行为作斗争，争取多数，孤立学生中的“兰大挂子”（这是我们对由军训教官控制的复兴社分子的称呼）。当全校都动起来时，校长孙芳时大发雷霆，用威胁的口气说：“国家大事有政府管，你们这些学生不好好读书，却瞎胡闹。好，你们爱国，有勇气，就来报名，我送你们到绥远前线去打日本！”并说：“有胆量的来签名！”这一下，有的人被吓住了，打了退堂鼓，任汝舟同志指示我，团结进步同学，带头签名，不要被他们吓住，假若真的同学们都离了校，他校长也当不成了。我就和同年级的李如炎、吴立本等同学首先签名，接着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同学都签了名，这样迫使学校当局作了让步，顺利的进行了支援绥远抗战的宣传、募捐活动。
二、“西安事变”发生后的斗争
在全国人民反对内战，要求抗日浪潮推动下，爆发了历史转折的“西安事变”，在我党正确的领导和推动下，得到和平解决，以蒋介石答应“八项主张”为条件解决了这次事变。但反动当局却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大肆宣传什么是“蒋介石伟大人格感动了张、杨”等等谎言。在聊城并组织以聊师和
省立二中为主的群众游行。我们参加不参加？请示党组织后，任汝舟同志说：要参加，利用这次游行反击反动派的谎言。并布置由没有引起怀疑的积极分子在里头起作用，已经暴露“红色”的党的骨干不出头。在游行中，军训教官领头喊什么“拥护领袖”，“惩罚张、杨”等反动口号，我们则高喊“实行八项主张”、“要求蒋委员长执行诺言”，“停止内战”“坚决抗日”等口号。他们的反动目的落了空，事后就散布谣言说“共产党在聊城组织游行，企图暴动”。
三、利用演讲比赛，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欺骗宣传
年底，学校中组织新年演讲比赛，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在学生中进行宣传的好机会。我做为班上的代表，任汝舟同志指示我专门讲“西安事件”的真相。我就把任汝舟同志告诉的材料做为演讲内容，我说，蒋委员长在答应接受张、杨二将军的条件后，离开西安时说：“我若不执行诺言，不单不配做你们的统帅，也不配做全国的领袖。”我们但愿他记住他的诺言，不要辜负了对他的期望。早日实现国内和平，共同抗日的目标，挽救祖国的危亡。这次演讲会，效果很好，据说事后军训教官曾埋怨学校不该搞这次演讲比赛。
经过这些斗争的考验，终于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间党组织批准了我入党的要求。任汝舟同志告诉我，由于我表现坚强，又经王学信的长期培养，就不要后补期了。在学校中我也由此“红”了。当时学校的一个教员，是我父亲的老师，就写信对我父亲说：“这孩子思想过激了，要多管束”。也正因为在教员中有这点关系，对我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
四、在学生军训时的活动
一九三七年，我们这一年级同学，全部到济南参加高中学生军事集训。去之前，我请示任汝舟同志怎么办？他说组织关系不能带，我仍然由他领导。王学信也去了，叫我不要和他发生横的关系，但可和他多接触，取得他的帮助。我就按这一布置进行，逢到假日就去王学信家中（他家在济南西关开小客店），听他讲些革命的形势，并阅读一些材料，如彭德怀同志“论游击战争”等文章。这样，我经常和经过了解认为可靠的同学，宣传党的政策，谈论抗日战争爆发后的去向问题，向他们介绍我所知道的很少一点游击战争常识等等。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们都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如：吴立本回到他家乡单县，经我介绍入了党，组织乡亲们打游击，不幸“湖西事件”中被冤杀了，现已平反，追认为烈士。李如炎，参加了八路军，一九三九年在陕我曾遇到他，当时他在一个团里当技术书记。
“七七事变”后，我就和任汝舟同志到了鲁西南，做发展党和组织武装的工作，以后我到西北参加了八路军。一九三八年任汝舟同志就和我分开了，战争中曾听说他已牺牲，“文革”中才知道他没牺牲，在东北工作，我很怀念他对我的培养、教育之情，不幸他于“文革”后因煤气中毒去世了。幸运的是经过了十年浩劫，我参加革命的另一个领路人宋秋潭同志还健在，而且一九七九年我去北京旁听审判“四人帮”时和他见了面，我很高兴的看到这位兄长般的老前辈，精神仍不减当年。
“何狗”伏法卧牛城
张光前
一、何狗其人
何凤岐，化名郭仁义，乳名叫狗子，人称何狗子，1916年生于临邑县城关镇西关。“七·七”事变后干黑团，1939年与尚金贵等人袭击了临邑城东门的日伪军一个班，夺取长短枪10多支，组成了“环城抗日大队”，任副大队长，后调八路军龙书金团长下属当参谋。同年他胁迫5名战士携枪在临邑南关投降日寇，日军头目滕井委任他为自卫团团长，以后扩充到三个营和一个警卫大队，共计1000余人。
日寇投降后，他带领700余人伪军窜至济南被编入国民党96军14师任营长、第二绥靖区谍教组组长，后又编入吴化文部队任营长。1948年济南解放时随军起义，投诚解放军。
二、罪恶昭彰
何狗子投敌后，疯狂推行日寇“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认贼作父，为敌效犬马之劳，是铁杆的汉奸头子，在临邑一带和周边县乡犯下了滔天罪行，罄竹难书。他杀人放火，强暴妇女，无恶不做。他杀人用土匪黑话指示下属。什么：削茄子、倒栽葱、坐飞机、铡秫秸、狗嘴馋、吃土粒丸等十多种残无人道的手段杀害共产党人、地下工作者和无辜群
众。据不完成统计，几年时间，共杀害179人，焚烧、毁坏民房1642间，侵占土地300余亩，强暴妇女不计其数，1943年抢去商会会长的19岁的已婚女儿做二房太太。当年春节三十晚上，在张庄村活埋我地下联络员8名，其中有张密家村张氏二兄弟。何狗子到处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抢劫财物。豢养着他1000余人。
自1942年开始，他利用在本地搜刮的民脂民膏运往外地，先后在济南、天津、青岛、上海等大城市开设了“稻香村”、“北海楼”、“河北磨房”、“大呈祥”和“呈大”等字号的商铺买卖6处，仅天津的“稻香村”一家商铺价值旧币两个亿。
三、捉拿何狗
济南战役，是1948年9月16日开始至9月24日结束的，吴化文率部起义投诚，解放军令他全军撤出济南，开往黄河以北，驻扎在济阳县〓石桥一带，等待整编。何狗子在吴化文部队当营长，也随军起义。1948年10月间，他带领全副武装的20余人（都是临邑人），夜间潜回临邑，在南关“娘娘庙”集合开会，目的是到各村向群众示威，倒算斗争胜利果实。经过密谋策划，分头行动。何狗子身穿解放军的服装，佩带一支旁开门驳壳枪，带领4名卫士耀武扬威地窜到了他的家乡——临邑城西关，住在解景山家中。他买了西关的名吃熟驴肉等菜肴和好酒，设宴招待街道干部和好友。席间并说：“我过去当伪团长，在临邑干了不少对不起人民的坏事，那是被日军逼的没办法，可我现在随国民党军队起义了，投诚八路军了（笔者注：1946年9月，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联军，已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咱们是一家人，要求农会对我家的人按军属待遇，斗出去的财产、房屋和土地都退还给我，完璧归赵。”这时，何狗子凶相毕露，把驳壳枪往桌上一拍，贼眼一瞪说：“明天你们敲锣打鼓，通知各家各户……”。街道干部一听，腔调不对，这不是反攻倒算吗？！这不是镇压群众运动吗？便立即报告了洛北军分区司令部。司令部得知后，随即调动警卫连1000余人，将何狗子的住处围了个水泄不通，很快将他抓获，并缴了他的枪。
首长问何狗子：谁批准你回临邑的？来干什么？
何答：师部王师长批准的，有介绍信，回家看看就回部队。证明我何风岐起义投诚，改邪归正了，成为八路军了。
首长：你起义投诚我们欢迎，这是立功赎罪的表现。你回临邑应当事先与当地领导机关取得联系，得到对你的保护和人身安全。
何答：时间仓促，刚到西关几个小时，还未来得及去司令部报告，请首长谅解。
首长：你今天的言语行动是错误的，是破坏土改运动，是反革命行为，老帐未算，新罪又添。你这是飞蛾扑火，自取焚身。为了你的安全和群众的要求，今天先委曲你到公安局监狱暂住。首长又说，这4位卫士可回部队，还给他们枪支，发给他们路费。
何说：听从首长安排。何又对那4位卫士说，你们回部队后，向王师长报告，迅速来人解救我，并告诉我妻肖燕，看好孩子，让她放心，不久我就回部队。
该捉就得捉，该捉不捉是大错。捉住何狗子的消息，如同闪电，不胫而走，很快传遍全县。受到何狗子残害的苦主、烈士家属、翻身农民，纷纷赶到卧牛城，要求政府对他千刀万剐。检举信、控诉书如同雪片一般飞往分区司令部和当地政府，要求就地正法。
四、释放何狗
何狗子被捉后，在卧牛城监狱关押了三天，原部队派参谋长带领10多人，乘坐三辆吉普车来到卧牛城，与洛北军分区司令部协商，要求把何狗子放回去。理由是，中央军委有政策：凡是起义投诚的，不论过去罪恶有多大，民愤有多深，一律既往不咎，以观后效，这是争取瓦解敌人的法宝，否则违背政策。
该放就得放，该放不放是悖逆。为了顾全大局，欲擒故纵，释放了何狗子，并将驳壳枪还给他。临行前，他向分区首长打了个立正，行了个军礼，并说，谢谢各位首长的关怀，回去后我一定好好带兵，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立功赎罪。
该部队整编后，1948年冬奉命参加淮海战役。1949年4月何狗子带领3名全副武装的排长脱离部队，携枪畏罪潜逃，继续作恶。
五、何狗伏法
何狗子携妻潜逃后，流亡到黑龙江省鸡西市城子煤矿匿藏。他隐姓埋名，化装整容，装腔变调，隐瞒历史，假告原址，从而混入工人阶级队伍，当了工会副主席。此间，他将侵占的女人肖燕关在房内，限制她自由，不准她与外界接触。肖燕趁机秘密给临邑公安局写了检举信，揭发了何狗子隐藏的地址和化名。1953年3月，临邑公安局派副局长张华率两名战上赴鸡西市城子煤矿，在当地公安机关的协助下将何狗子逮捕归案，关进了卧牛城监狱，这是何狗子五年后的“二进宫”。该杀就得杀，该杀不杀不平民愤。
5月4日，在临邑城内署前街广场召开公审大会，把何狗子押上审判台。围观的群众成千上万，人山人海，说理的，控诉的不计其数。当时，预审科长张士法和笔者在主席台上书记员席就坐，记录着苦主控诉何狗子的罪恶。（当时，笔者在临邑县公安局预审科任科员，枪决何狗子的布告是笔者用毛笔誊写的，张贴在四街四关）
法院院长宣判：根据何凤岐的罪恶，经上级核准，今天执行枪决。并问，何凤岐还有什么话可说？何凤岐目光一瞅，见到公安局的科长夏锦才了（也是西关人），何说：夏锦才爷爷，咱是街坊邻居，我死后你叫人用草席卷起来埋在何家的坟地里，也算落叶归根了。再就是告诉肖燕不要回山东。县公安局局长马兴山宣布：将何凤岐验明正身，绑赴刑场，执行枪决，以儆傚尤。一颗正义的子弹，射向何凤岐的心脏，结束了罪恶的一生，时年37岁。
武城幻灯演红北京城
乡土 韩风声
人们对电影片、电视片都很了解，说到幻灯片，青少年对它也许是陌生的，因为这种影视艺术有别于电影、电视作品，已是远去的流行。幻灯片是一种丰富多彩、生动活泼的影视艺术形式，当年深受观众喜爱。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幻灯片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在宣传党的方针、路线、政策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有不可磨灭的功绩。武城县电影队的幻灯片当时在全省、全国是绝对的亮点，曾有代表山东省电影放映公司演红北京城的一段辉煌历史。
上世纪50年代，电影还是新生事物。1950年河北省衡水地区中苏友好电影队来武城流动放映。1952年底武城县区划归德州地区，从此，德州地区电影队经常来武城巡回放映，有许多是无声电影。1956年武城县建立电影队。电影放映人员用马车、驴车或自拉地排车深入广大农村巡回放映。电影队建立不久，为宣传党的政策，配合中心工作，就在放映影片之前加映自制的幻灯片。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文化生活贫乏，电影片少，幻灯宣传趋于单调。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武城县电影人放开手脚，大胆创新。根据当时政治形势，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制作了大量的幻灯片加映。
幻灯是包括文学、美术、音乐等形象化的综合艺术，是美术工作人员把宣传内容以水彩画或漫画形式画在赛璐珞片（透明胶片）上。如人物、风景、山水、文字等，如彩色连环画；用幻灯机投影到宽大的银幕上，再配上解说词、音乐，并及时更换片子，便完成了幻灯片放映，这种形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又能迅速反映现实生活，颇受观众欢迎。
那时，武城电影队的幻灯制作组有四人，美工刘保东、韩秀福，解说演唱梁新春（女），编词赵洪军。四人互相协助密切配合，在制作演出上作出了显著成绩。他们在制作幻灯片中运用的17种特技，能使人物在画面上动起来，汽车跑起来，孙悟空的金箍棒上下挥动起来，水流动起来……演出效果接近动画片效果，幻灯演活了，使人耳目一新，有些群众称赞它为“土电影”。
1977年5月山东省电影宣传工作会议在德州市召开，进行全省各县幻灯调演。武城的幻灯片脱颖而出，名列前茅。后来，山东省委领导指示，全省组织两个优秀的幻灯组在全省巡回演出，并强调各县市第一把手一定要看。武城幻灯在山东西部巡回演出一个多月之久。在全省巡回演出中，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发现这一宣传形式很好，并指示进京演出。
1977年底，山东省文化厅、省电影放映公司组织优秀幻灯节目进京调演，全省仅挑选了武城、黄县、掖县三县的节目，每县只去2人。武城电影队是刘宝东、梁新春（女）二人，一个操作放映，一个演唱解说，代表山东幻灯晋京调演。
武城等三县幻灯片进京调演是1978年元月10日至2月5日，共26天，演出30多场。他们在农历大年三十晚上才回到武城。在京演出十分紧张，有时一天演二三场，为国家领导人、国家各部委机关、文化教育、科研等部门表演。他们曾到过国务院、钓鱼台、第一机械部、中国美术馆、天文馆、中央组织部、北京市委、中宣部、文化部、农业部、国家计委、农技研究所、中央电视台、教育部、人民日报社、红旗杂志社、新华社、北京电影制片厂、科学电影制片厂、八一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公司、北京农展馆、二炮司令部等单位演出，二炮的李水清司令员观看了幻灯节目并热情接见了他们。他们还在前门饭店礼堂为全国第三次农业机械化会议进行了演出。
元月14日晚，刘保东他们应邀到国务院放映幻灯片，国务院副总理余秋里、纪登奎、陈永贵等观看幻灯节目。在京的每场演出总是把武城的节目作为压轴戏放在最后，武城的幻灯节目最精彩，有《剥画皮》、《绣金匾》等节目。《剥画皮》是紧跟国家当时的政治形势，揭露四人帮的快板书，生动活泼，风趣幽默，有声有色，引人入胜，博得掌声不断。《绣金匾》是歌颂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歌曲，缅怀伟人的丰功伟绩。幻灯画面上的伟人形象清晰逼真，艺术性很高。刘宝东操作娴熟，及时切换镜头。梁新春带着对领袖的无限崇敬和深厚的情感演唱，声情并茂，音色圆润，婉转动人，颇有大歌唱家郭兰英唱的《绣金匾》的韵味，使观众产生共鸣，把幻灯晚会推向了高潮。在北影制片厂演完后观众仍然不离开现场，强烈要求再演一遍《绣金匾》，梁新春又认真唱了一遍，国家领导人看后很满意，高兴地接见了他们，并亲切地一一握手。一位领导人称赞说：“我是河南人，这段河南邦子唱的很有味道。”余副总理说：“给你们宣传，把你们的节目推荐到电视台……”元月17日晚，在北京电影公司演出，文化部长黄镇、副部长王兰西，电影局副局长谢铁骊，北影制片厂厂长汪洋，新影制片厂的负责人等看完幻灯节目后，又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并召开座谈会。领导们赞扬他们在幻灯制作方面取得的成绩，说幻灯片比电影快捷方便，跟形势快，号召全国的6万多电影放映队都要学习这种做法。文化部部长黄镇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复杂的幻灯，国外的很简单，是放一张来一张，你们的是综合艺术（指模拟动画效果）。群众喜闻乐见，值得表扬。你们是艺术家、歌唱家，是画家、戏剧家。”并建议在《人民日报》、《大众电影》、《红旗杂志》和电视台上进行报道。王兰西副部长讲：“你们在简陋的条件下搞了这么生动的节目真不简单，了不起。”
后来，进京调演的武城等三县电影队的幻灯节目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了录像，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了纪录片《放映之前》，《人民日报》进行了报道，赞扬农村电影队的幻灯节目。山东省电视台1979年又来武城录制了武城的两套幻灯片。1981年武城电影队绘制演出了《将士出征歌》，荣获山东省优秀节目奖。
武城幻灯节目晋京调演后，曾在京城引起轰动，人们交口称赞这种文化艺术。后来新疆电影公司派人员专程来武城学习幻灯片制作，武城电影队热心地传授了经验。1978年8月武城幻灯应邀到河南省各地巡回演出，并在河南省电影宣传工作会议上进行了演出。后河南省文化厅赠送武城电影队一面锦旗，上写：千里传经送宝，幻灯花开中原。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随着电影片、电视片的增多及各种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多彩，幻灯片这一往日的流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销声匿迹了。
雷集公社推行农业改革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纪实
张文田
我从1971年至1983年在雷集公社任党委书记，当时我国的广大农村正酝酿着一场伟大的变革。我和原公社党委“一班人”根据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紧密结合当地实际，一面继续开展了以治水为重点的农业水利基本建设，大力改善生产条件，一面着手调查研究，积极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贫穷落后的雷集乡得到了迅速发展。
总结经验教训 大力改善生产条件
雷集公社地处夏津县东北边沿的马颊河西畔。全社有33个自然村，31个生产大队，99个生产小队，42000亩耕地，4350户人家，17570口人。改革前的自然条件和生产条件很差。东部沿河12个村的14000多亩耕地虽然土质稍好，但因历史多年形成的19条自然排水沟，冲积的耕地水土流失严重，土地高凹不平，加之引河灌溉工程很少，旱年河里有水，也很少提水灌溉。当地的农民最怕干旱年。社内中、西部21个村的28000多亩耕地，绝大部分都是不同程度的沙薄地，群众称之谓“买卖田”。其中有10000多亩沙、碱低凹地，被40多个中小沙丘分片包围在中间。这里旱了没水浇，涝了排不出水。由于全社的农业生产基本上是靠天吃饭，因而生产水平很低。1978年以前，一般年景亩产粮食只有250斤左右，棉花亩产在25斤左右。农民的人均年收入，包括实物分配在内只有30元左右。当时，我和原公社党委反复分析造成这种落后局面的根本原因是自然条件太差，生产条件低下。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发挥地处马颊河畔的地理优势，“水”字当头，根治旱涝。为此，我们在1975年—1977年间，先后搞了排灌结合的小型水利工程，但因全社统一规划不够，协同作战不足，分片搞的排灌工程小，配套差，结果在1977年雨季30次降水不足600毫米的情况下，大部分村庄仍受到不同程度的涝灾，特别是中、西部的10000多亩低凹田，基本上绝产无收。这更使我们深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如不根治旱涝，改造自然，没有条件发展农业生产，难以改变农民的贫困状况。为了根治旱涝，大力改善生产条件，1977年我们迫切要求参加了地、县委组织的马西水利大会战。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更加坚定了我们的决心，自上而下地把强化农业基础，改善生产条件，作为推行农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因地制宜地修订了全社统一规划治水的方案，并从1978年冬至1980年秋冬，全社统一指导，统一指挥，村改之间，实行工换工，三年清。三个年头的每个秋冬，我和原党委“一班人”都亲临前线，组织3000多名劳力，500多头牲口（拉滑车），深入展开了全社范围内的根治旱涝，改善生产条件的大会战。经过3个冬季累计7个月的艰苦奋斗，共干了60多万个工日，兴修70多条干、支、斗、沟、路，搬动土方160万平方米。在国家扶持和公社投资相结合的条件下，改建和新建小型扬水点站11处，兴修小型桥、涵、闸99个，建成了全社旱能村村送到水，涝能及时排水入河中，沟、渠、田、林、路几结合的水利化工程，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靠天吃饭的被动局面。
顺应形势发展 积极推行经济体制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我们继续大力改善生产条件的强大动力，也是我们顺应改革形势发展，推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思想基础。现回顾1978年以前，我们对于“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公社经济体制一直视为农村社会主义的基础，没有想像过它是限制农民积极性，束缚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政策因素。1978年冬全县三干会议期间，风传外地有的地方分田到户。因为当时的会议没有对此提出可否，我也觉得包产到户有违农村社会主义方向。因此，未敢赞同、提倡。但在1978年夏季，发现本社雷集、郑庄、齐营、倪庄四个村有4个生产队搞了小队包产到组。我听后思想为之一震。加之外地风传包产到户的信息日益增多，我开始怀疑原来的想法。为了妥善解决这个很敏感的问题，我亲自到那4个包产到组的小队去调查访问。开始他们都不敢承认包产到组。我说咱们作为个课题来研究，不追究谁的什么责任。这样，他们才如实承认，并说小队包产到组后，农民干活都比小队集体时干得好。我说此事待秋后以实际生产成果来评论。秋后我又去调查时，他们的实际生产成果比小队集体干时分别增产15％—25％，当地参加座谈的干部群众一致要求推行包产到组。当时，我又联想到农民的自留地总是比集体产量高1—10倍，开始意识到“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集体模式，不适合农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但怎么改法？包产到组与农民切身利益相近了，农民积极性提高了，生产增收了。因此，1979年秋后，我利用自己患病，在机关输液治疗之机，冷静地进行几天的思考，并一手输液，一手拿笔，仔细起草总结了那4个小队包产到组的情况和作法，大胆地草拟了在全社推广小队包产到组的建议。交公社党委讨论时，有的认为只要不改变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性质，就不是分田单干。小队包产到组只是经营管理体制改变的一种形式，它有利于调动农民积极性，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应该大胆地推广。但也有的同志说：基层党委集体确定这么大的事，应向县委请示。我想由于种种原因，县委暂难明确肯定答复。现在三中全会精神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要求改革开放，群众要求改变“大锅饭”的管理体制，我们应顺应形势发展的要求，大胆地支持群众去改革。错了仅是咱们一社，我负全部责任。党委统一思想后，于1979年冬召开了社队干部和群众代表参加的会议，专题讲座推行小队包产到组问题。结果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很快在全社推行了小队包产到组。在1980年全社推广小队包产到组的过程中，有1/4左右的生产队一步到位，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此基础上，我们于1981年春，在全社普遍推行了这一制度。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除对集体耕地分等定级，合理搭配到户之外，对集体的牲口农具，一是分组够管够用；二是多数折价到户，价格随地到户；三是农业上的排灌由社队分工服务到地头；四是条件稍好的村队均实行机耕服务。从定产到组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到户，虽然是两步走，时间稍慢了一点，但很稳定，没出什么乱子。
推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1981年—1982年，我们对农民家庭负担专门研讨过五至六次。当时综合起来的规定是：一、农民应交的农税，随地亩的数、质量核定到户；二、县、社、村的引河灌溉水费和有机耕服务的单位，核实按地亩均摊；三、对干部报酬，优抚对象和民办教师补助，按人均负担，也有的用多承包点耕地解决。1981—1982两年，农民的负担，除应交的农税和应摊的排灌、机耕服务费外，属于提留部份的每年人均只有20元左右，最多的没有超过30元的。当时农民认为负担合理，如数交纳，没有拒交的。
农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在短短2—3年的时间内，就显示了打破“大锅饭”的生命力。广大农民在农业经济体制改革的鼓舞下，积极利用新的生产条件大力发展水浇丰产田，并且以水促肥，选换良种，科学种田，使农业连年增产。1981年，全社粮食混合单产超过500斤，棉花单产达到105斤，分别比1978年增长70％和305％。为了把农民的积极性引导到扩大再生产上来，我们针对水利化后原有提水能力不足的薄弱环节，在1981年—1982年，全社统一组织生产条件较好的22个村，发动群众利用初步丰收后的物质条件上了农电，改变了雷集公社过去无电的历史，并把全社的排灌机械，由1978年的190台2700马力发展到631台7000多个马力，基本实现了全社排灌机电化，牲口、农具也成倍地增加，大大发展了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1982年—1983年两年，在全县天气干旱的情况下，雷集公社充分发挥农业改革政策的威力和改善了的生产条件，天旱人不旱，地旱用水灌，旱年大增产。1983年，15000亩粮田混合单产超千斤，其中小麦增产高达60公斤，20000亩棉田平均亩产皮棉144斤，分别比1978年增产200％到500％多，农民的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27元上升到400多元，增长14倍。使这个多年落后的公社跃为全县的先进单位。并为以后的发展，创建了良好的基础1984年机构改革，撤销公社，重建乡制之后，粮食亩产一直维持在1500—1600斤之间，棉花单产皮棉最高年份达180斤。广大干部群众对这些喜人的变化总结了三句话：一是党的农业改革政策落实得好；二是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得好；三是原公社党委“一班人”团结带领广大干群实干得好！
德州地区42个困难社改貌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回顾
左兴奎
自20世纪50年代后期，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左”的影响，素有粮仓棉乡的德州，却成为多年来“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的全国十个贫困地区之一。1978年下半年开始，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地委、行署在全面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并以实行家庭联产计酬责任制为突破口，重点抓了42个困难公社的转化，有力地促进了德州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这段时间，我在行署办公室调研科工作，根据地委、行署的部署，在行署办公室几位主任的直接领导下，同调研科的其他同志一起，共同做了一些困难社改貌的调查研究和材料工作。时至现在，已过去廿多年，但它作为我区历史进程中的一段插曲，联想往事，拙笔而生。
一
对加强困难社队的工作，地委、行署曾酝酿研究过多次。1978年8月地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县、社领导同志提出，上面对先进单位比较重视，而对困难单位则重视不够。到先进单位去得多，看得也多，到困难单位去得少，看得也少，因此不少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他们说：“开会往后坐，领导那里挂不上号。”会议期间，根据大家的意见，卢洪书记责成行署办公室和农业局，分别召开了25个困难公社和73个小麦产量比较高的公社的座谈会，并亲自听取汇报提出要求。对73个小麦产量比较高的社，要求1979年小麦亩产上《纲要》，或每人占有400斤；对25个困难社，要求1979年迈出新步伐，小麦亩产达到200斤。并初步酝酿了抓困难社的工作问题。此后，把抓73个小麦高产单位的工作放到了农业局，把抓25个困难社的工作放到行署办公室。办公室领导确定，又把具体工作放到调研科，由陈志谦主任挂帅，许焕新副主任分管，侯友堂、张子德副主任过问。这样，我们调研科的几位同志，在办公室的领导下，开始了做困难社的一些具体工作。首先，遇到的一个问题是王殿臣专员让大家议一下，抓困难单位如何提法好？我们七嘴八舌地有提穷社改貌的，有提后进单位转化的，也有说抓落后社队的，考虑到有利于调动县、社领导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采用了抓困难社这个提法。其次，县、社的领导同志，听说地区要抓困难社，各县都想多报几个，戴上个困难的帽子，以便能得到一些照顾。为了做到县与县之间基本上平衡。同时，又能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在刀刃上，不至于撒芝麻盐，我们便大体上划了一个界限，把1978年低于全区社员人均分配水平（40元），在37元以下，温饱问题基本尚未解决的42个社，作为困难社工作的重点。行署办公室领导将这两个问题，向殿臣专员汇报以后定了下来。这样，原来说的25个困难社就变成了42个（除德州市以外每县3至4个）。同时，研究确定了抓好困难社的几项日常工作。一是搞好调查调研，给地委、行署领导当好参谋。二是总结各县和有关部门抓困难社的典型经验，推动面上的工作。三是做好财政、银行、水利、社队企业等有关部门支援穷社的协调工作。四是搞好资料统计。在做好准备，进行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地委、行署于1979年4月专门召开了全区42个困难社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王殿臣专员作了报告，卢洪书记讲了话。明确部署了抓困难社工作的问题。提出了肃清“左”的影响，平反冤假错案；推行“五定一奖”生产责任制；狠抓肥料，培肥地力；减轻队、户负担；调整农作物种植比例；走农林牧全面发展，农工商综合经营的路子；努力改变生产条件和给予必要的物资支援等七条措施。经过三年的工作，地委、行署于1981年11月召开了第二次困难社工作会议，对三年来抓困难社工作的情况，进行了一次检查总结，表彰了一批改貌进展快，成绩突出的单位。卢洪书记和其他地委、行署领导以及退下来的老领导，同出席会议的各县分管领导和42个社的主要负责人合影留念，鼓励大家继续努力，更好地抓好困难社的改貌工作。在此基础上，地委于1982年2月召开的县市委书记会议上，又提出了要把抓困难单位的改貌，从地区延伸到县、社，并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县、社党委主要负责人，都要深入到一、两个最困难的队，搞好调查研究，帮助改变面貌。
地委、行署对42个困难社的改貌工作，到1981年时，连续抓了3年，经过1979年1年的努力，按当时的统计口径和办法，粮、棉、油三项主要经济指标，同1978年相比，有粮食、花生两项高于全区平均增长水平；有14％以上的社粮棉油统算人均占有赶上全区平均水平；有近10％的社赶上全区社员人均分配水平。又经过两年奋战，1980年在大旱的情况下，夺得大丰收。1981年有33个社社员人均分配达到160元，赶上全区平均水平，占全区42个困难社的近80％，这些困难单位的面貌发生了喜人的变化，取得明显成效。
二
全区42个困难社的改貌工作，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明显的变化，首先得益于卢洪书记、殿臣专员和地委、行署的领导。卢洪书记作为地委领导的一把手，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深入进行调查研究，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认真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给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联系的点是平原县王村店公社，曾多次和县委书记马荣珂同志一起到这个社，同公社书记董昭和同志研究解决问题。还记得有一次，行署办公室领导，临时安排我跟随殿臣专员、陈志谦主任，到临邑县了解情况时，据县里的同志讲，卢洪书记听到该县的孟寺公社是困难单位以后，和县委书记冯宝童同志一起深入到这个社的张尧大队，亲自帮助健全了领导班子，完善了生产责任制形式，搞了“几统一”下的大包干。与此同时，地委、行署还把搞好困难社转化工作列入议事日程，经常听取汇报，研究措施，狠抓落实。从而，推动了这一工作的健康发展。其次，是全区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对地委的决策，一以贯之，认真执行。截止1981年4月，除地委常委和行署正副专员及地直部门联系的困难社、队以外，县、社和县直部门党政领导干部，共有1520多人参加了调查研究，共调查760多个大队，1890多个生产队。从而，在全区地、县、社三级出现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深入调查研究的新局面，形成了一个后浪推前浪，前浪带后浪，狠抓困难单位改貌的热潮，促进了全区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三，是行署办公室领导的重视和调研科同志扎扎实实的工作。为了给地委、行署当好参谋，从了解困难社的现状，造成的原因，存在的问题，到研究采取的措施，做了大量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和资料统计工作。每次调查都要拟出调查提纲和基本的数字统计表。为取得第一手资料，一般都采取普遍调查和重点解剖相结合的方法，分好、中、差三种不同类型，到社、到队、到户、到人，分别召开各种不同类型的干部群众座谈会和个别走访。然后，经过分析研究，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提出具体的建议和意见，为地委、行署抓困难社工作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在调查中，不少的专题调查是由陈志谦主任和许焕新副主任亲自带队，直接参加。记得有一次我们到商河县的沙河公社搞调查，陈志谦主任虽身患重病，当时生活条件又比较差，但硬是坚持和我们一起在公社住了十几天。有些调查报告、情况简报、会议材料，陈志谦、侯友堂、许焕新、张子德几位主任还要和大家一起分析研究，亲自修改。张子德主任分管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每次召开科长会议，都要听取困难社工作情况的汇报。记得有一次他召集各科室汇报工作，趁各科长还未到齐时，信手拿去我的笔记本，写了一首诗赠给我：“满头银发心更红，忠心耿耿干革命，调研战线创奇迹，困难公社留美名。”我随即在后面加了一个小注：“奇迹、美名不敢担，白发是真的。”当然，这无疑是他对我及调研科同志们的热情鼓励，现在读来，仍很亲切。我记得，当时先后在调研科参与这项工作的有马恩岭、王德春、牟洪泉、刘洪斌、刘炳臣、李以顺、郑若林、魏守谨等同志，为搞好这项工作，他们都认真负责，一丝不苟，奋发进取，全身心地投入，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搞调查研究是一项艰苦细致的工作，既要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又要有一定的实际工作经验，还要有一定的文字水平。过去曾有同志讲：这行差事，是好汉子不愿干，赖汉子干不了的活。在我们这几个同志中，除个别同志做过基层领导，具有较好的文字水平，工作比较全面外，我们其他几个同志，都缺乏这方面的工作经验，但大家不会就学，不懂就问，都能克服困难，认真负责地完成任务。搞调查研究还要脑勤、嘴勤、手勤、腿勤，也比较辛苦。有一次，我们和夏津县府的同志到郭寨公社搞农民负担问题的调查，原计划下午搞完回县城，但看到社员能有这样机会和渠道讲讲问题非常高兴，为使问题反映得更全面，一直谈到晚九点才结束，眼看黑云滚滚要下大雨了，仍未收场。当我们乘吉普车往县城返时，在十里庙下起了倾盆大雨，车陷到泥里几次，实在无法走了。这时在路边看到一间亮灯的屋，敲开门以后，是一个大队的办公室，由一位单身老大爷看门，他想让我们住下，可一看一张小床上还放着两个脸盆，雨水不停地往下滴，显然在这里休息是不可能的，大家又比较饿，便到附近敲开供销社的门买了瓶酒和几包花生米、糕点等，我们三、四个人和看门的老大爷喝了起来。这样一来，老大爷可高兴了。到下一点时，雨稍小了，我们步行赶回县城。临走时，老大爷说：“车你们不用管了，由我看着保没问题。”第二天由县里的同志把车拖了回去。在搞这项工作时，统计工作也比较繁重，我和计委的同志开玩笑说，你们的资料只统计13个县市的，我们要统计42个社，相当你们的3倍，但这样大的工作量，大家都完成得很好。以后，原在调研科工作的这些同志都陆续走上了不同的领导工作岗位，应当说这都是他们一贯勤奋学习和努力工作的结果。第四，是必要的物资支援。据1979、1980两年统计，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共计发放社队企业专项贷款、支援穷队投资、小型农田水利和抗旱经费、商品生产贷款等664万元，其中1979年418.1万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单位的燃眉之急。
德州地委、行署抓困难社的情况和做法。引起了中央和省委的关注。1980年1月《大众日报》、《人民日报》相继报导了“德州地区一批困难社队增产增收”的消息，《人民日报》还发表了《关心后进地区，扶助困难社队》的社论，充分肯定了这是一件“合时宜”“顺民心”的事。并引用了唐朝诗人封建统治阶级的地方官韦应物“邑有流亡愧俸钱”的话，激励我们的各级领导，把群众的疾苦真正放在心上，扎扎实实做好工作，力争使贫困的地方尽快富起来。从而，更加激发了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进一步搞好困难社改貌工作的信心和决心。
三
抓困难社改貌的过程，是一个干部群众解放思想的过程，也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同德州农村实际情况相结合的过程。
地委、行署酝酿提出抓困难社改貌的时候，正值1978年5月全区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12月中央召开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成为伟大转折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并讨论公布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拨乱反正、重心转移，为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注入新的活力，给我区的困难社改貌送来强劲东风，它一旦被广大干部群众所掌握，必将变成巨大的物质力量。
我区当时农村的实际情况是，一方面广大干部群众急需冲破“左”的束缚，改变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特别是在一些最困难的地方，尤为迫切。我们调查的一些地方正是这样，“上坡敲烂钟，干活一窝蜂，地里坐个坑”，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有的生产队成了矛盾窝，干部群众说：“派活评工，分粮分草，不是你争，就是我吵。大吵大闹三六九，小吵小闹天天有”，干部轮遍了，致富没法了。我们到陵县官道孙公社的一个队调查，他们说这个队凡是能当干部的都轮了一遍，甚至有的当了两、三遍。对领导群众治穷致富，都束手无策了。有的干部说：“穷傻了，难怕了，心散了，干怵了”。因此，在一些地方已经暗暗实行了包产到户，只是因为“左”的束缚，怕这怕那，还不敢公开，作为一种权宜之计，他们说：在没有好办法以前，只能这么干了。因此，这些地方的广大干部群众迫切需要实行、完善、提高生产责任制的形式，尽快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另一方面，在一些生产搞得比较好的单位，特别是从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走过来的老干部中，一听说有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联产计酬或大包干，从感情上想不通，他们说：“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退到解放前”。这些情况表明，不论在困难单位还是比较好的单位，都需要清除“左”的影响，解放思想，放开手脚调整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
地委、行署一班人，正是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矢，放德州地区农村经济发展缓慢、后进面较大之的，把抓困难社改貌，当作发展德州农村经济的一项工作来抓，并敢于冲破各方面的阻力，率先在这些困难社队实行联产计酬责任制，说服教育广大干部群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东风吹遍了德州大地，到处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喜庆丰收的景气。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改革的深化，农村的繁荣，从而，使过去在干部群众中存在的那种对改革犹豫、观望甚至责难的情绪一扫而光。他们说，家庭联产计酬责任制是“鞋合脚，政策好，人出力，地献宝”。究竟好不好也不那么争论了，由事实作出回答，“形式好不好，肚皮是记号，形式高与低，增产为依据，到底好不好，还得看群众积极性高不高。”“干部省心，社员放心，越干越有劲”。这正是当时干部群众自己，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短短二、三年间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的真实写照。
说明：
（一）“社”，指人民公社。是我国1958年成立的政、社合一（即政权和生产单位合一）的基层组织。公社的规模大体相当乡。社下面设生产大队，生产大队下面设生产队。当时称做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恢复乡、村的基层建置。
（二）原“德州地区”已改为“德州市”，原“德州市”已改为“德城区”，考虑到反映的是地改市以前的情况，故仍沿用了“德州地区”、“德州市”，“我区”的称谓。
（写于1998年11月，为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而作）
难忘的引黄济津
乡土
水是地球上人类和一切生物得以生存的物质基础，人类在生活和生产中，都不能缺少水。但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工农业生产比较发达，人口稠密的华北平原，因降雨量少、河流的径流量小、地下水位下降等原因，造成该地区大面积连年干旱。为解决天津市工、农业用水和居民饮水问题，国务院决定从河南、山东两省引黄济津。当时由于我在水利部门工作，有幸亲临和参与了这场跨流域的两次引黄送水工程，亲眼目睹了全区30万人民群众和广大水利工作者，昼夜奋战，不辞劳苦，圆满完成各项任务的全过程。
1981年，向北京、天津两市供水的密云水库和官厅水库，蓄水仅有2000万平方米，只能勉强保证向北京市送水，要为天津供水则十分困难。天津市是我国的重要城市，人口400余万人。尽快解决天津市的用水问题，已是刻不容缓。为此，国务院于1981年8月11日至15日在北京召开了京津用水紧急会议，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河南省、山东省五省市和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农委、水利部等单位负责同志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从黄河引水接济天津市，要求河南省通过人民胜利渠向天津送水3.5亿立方米，山东省通过位山和潘庄两条输水路线送水3亿立方米。
1981年8月27日至29日，山东省人民政府在济南召开第一次引黄济津紧急会议，传达贯彻国务院会议精神，落实任务和措施，要求位山、潘庄两灌渠从1981年12月1日至1982年2月20日向天津送水2亿立方米，争取3亿立方米。并决定，潘庄引黄济津工作由德州地区行政公署负责组织实施，要求向天津送水1.5亿立方米。
中共德州地委、行署根据省委、省政府“一定要按照国务院的指示精神，认真作好引黄济津工作，并把它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的指示，于9月初成立了德州地区引黄济津指挥部。行署专员王殿臣任指挥，副专员姜德宏、顾问赵胜武、军分区副司令员姜文广及其有关部门负责人任副指挥。指挥部下设办公室、政工、工程、规模设计、后勤、迁占等办事机构。除济阳县未参加外，参加施工的12个县市都相应建立了指挥部。地区指挥部成立后，顿时，地县水利系统热闹非凡，广大水利职工，不论男女，不论老幼，都以积极的态度、饱满的热情，全力以赴地投入到勘察设计，筹备物料，迁占赔偿，组织施工等各项准备工作中去，尤其是勘察设计和迁占工作，必须走到各项工作的前头，需要我们去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此时，我被组织抽调到勘察设计组。
潘庄输水线路纵穿德州地区的齐河、禹城、平原、德州、武城5个县市，全长128.5公里。从齐河县潘庄闸引水，经一级沉沙池初步沉沙后入总干渠，再经二、三级沉沙池进入干渠，在尚庙函洞处进入马颊河，然后控制李家桥闸壅水进沙杨河再入减河，在减河、岔河上筑土堤截止倒漾，在四女寺入卫运河。出境后，顺南运河送水至天津团泊洼和北大港水库。
为了保证及时送水，德州地区水利局在输水线路上安排了新建沉沙池三处；原一级沉沙池清淤和70.5公里的总干渠的清淤，8.5公里的沙杨河疏浚及加宽；减河、岔河大堤扒口，并在河道内筑坝两条和完成送水任务后的堵口、拆除土坝等工程。在9月上旬至10月下旬40多天的时间里，我和我们组的水利工程师们，不分昼夜地奔波在九个工地上，并对总干渠上几百个桥、涵、闸、出口、虹吸等建筑物进行了现场勘探和测量，由于分工明确，我们按时完成了九个工程的设计任务。由于各个部门的共同努力和精心安排，使得全线工程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时开工。12个县市共调集18万劳动力，于10月23日开工，历时25天，提前7天完成了施工任务。共完成土方1860万立方米，增建桥涵204座，占压土地2.5万亩，搬村拆迁房屋777间，用工1047万个，完成投资5600万元。
工程竣工后，经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现场验收，认为工程全部符合标准。为避免冬季送水冰凌卡塞渠道，尽力争取时间早送水，省引黄济津指挥部将原定的输水流量20秒立方米扩大为40秒立方米。11月27日，山东省委副书记李振在潘庄剪彩与位山灌区同时放水，截至1982年1月11日止，全省共送水3.02亿立方米，提前35天胜利完成了第一次引黄济津。
此外，为了支援河北省抗旱用水，又继续送水8天，全省共计送水3.32亿立方米，其中潘庄闸送水1.64亿立方米。
由于第一次引黄济津为保障天津市工业生产和城市人民生活用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1982年入夏后，又由于密云、官厅水库仍然蓄水较少，天津市实际蓄存可利用水量仅有4000万立方米，整个天津市区用水再度出现危急。为此，国务院决定第二次引黄济津，再次从位山、潘庄两条引黄路线向天津送水。
1982年9月22日至24日，水电部在天津召开引黄引岳济津会议，要求山东省于1982年11月15日至1983年1月15日通过位山、潘庄引黄路线，保证向天津送水4.5亿立方米。
1982年9月26日，山东省政府在禹城召开引黄济津领导小组会议，要求聊城、德州两地和省直有关部门，要象第一次引黄济津那样，发扬风格，顾全大局，认真执行各项规定，胜利完成第二次送水任务，决定德州向天津送水2.25亿立方米。10月4日，德州地委、行署召开由齐河、乐陵、商河、禹城、陵县、夏津、武城、平原、德州市9个县市长参加的会议，布置施工任务，决定调集12万劳动力，进行潘庄一、二、三级沉沙池清淤，总干渠下游、尚仇沟扩大，漳卫新河、岔河扒口、打坝。工程于10月20日开工。这次引黄济津组织上让我去了指挥部的政治宣传部，主任由行署办公室主任许焕新担任，我的任务是同抽调来的另外几位同志编印《引黄济津》简报，我的工作是写稿和刻钢板。截止11月12日，工程共完成土方465万立方米，工日295万个，经省引黄济津领导小组验收，全部合格。12月15日，潘庄开闸放水。比原计划提前35天。据牛角岭水文站测定，自1982年11月15日至1983年1月6日，共向天津送水2.34亿立方米，提前9天超额完成任务，届时，胜利完成了第二次引黄济津的光荣任务。
两次引黄济津，共送水3.98亿立方米，截止1982年底，完成投资9386万元，占国家投资总额2.2亿元的42.7％，大部分投资是为临时送水急需的上方工程投资。还有干渠衬砌工程和其它建设项目，需要以后兴建。
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往事追怀，每每想起引黄济津，心情总是不能平静，尤其是第一次引黄济津。那十几万人轰轰烈烈的劳动场面，水利系统职工那忙忙碌碌的身影和工程技术人员那对工作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沿送水线路干部群众不引水、不截留，保证将黄河水顺利送进南运河，流向天津市的那种顾全大局、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高尚风格，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使我终身难忘。
我的求索之路
潘中亮
我出身并非翰墨艺文之家，更不是什么书香门弟。我是1929年出生在山东省齐河柳官屯一个几代没有文化的农民家庭，也是潘姓家族在我这一辈里唯一读了两年小学的人。因父亲在我四岁时因病辞世，十岁时就辍学在家里帮助母亲干一些轻微的农活，打高粱叶和拔野菜等。但画画对我来讲却有几分天赋，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这在当时的柳官屯街坊四邻都知道，当我五五年从部队第一次回乡探亲时，许多人简单的理解为既然穿上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就是带兵打仗的。许多老人对我开玩笑的说：金东（我的小名）你还记得小时在村里到处乱画的事吗？我马上回答记得。其实，我虽身着军装但从未扛过枪也未打过仗。一直从事部队美术工作，正是我从小喜欢画画才从容的走进人民解放军的行列。
人总是这样，在童年时期生活越是艰难困苦，在自己脑海里刻下的烙印越深，越到老年越难以忘却过去的人生之路。我记得当时画画一没有老师指点，二没有钱买纸墨，是故乡的黄土地哺育我成长，每逢雨过天晴、沙土地被雨水冲得平展如镜，这正是我画画的最好时机，我用瓦片或树枝当笔，在行人道边，在打谷场上，画日本鬼子打机枪，画关公耍大刀，画狗撵兔子等所见所闻的故事形象，有时在我画画时召引许多过路人驻足观赏，有的夸奖说：画的像，也有的默默边看边笑，也有的看后嗤之以鼻，认为一个庄稼人不在锄头把子上下功夫，画的再好管啥用。但是人们谁也不忍心在我刚画好的画上踩过去，就算是画在道边上，他们绕着弯子转过去。一般在两三天内，画在地上的画才被慢慢踩平，这说明当时的人们还是喜欢我画的画。
记得我11岁那年，村北头刘希三的女儿生了一个男孩，婆家带的很娇，当孩子一周岁时，听说我画的不错，竟舍得花四分钱买了一张粉连纸，叫我画一张彩色画贴在墙上哄孩子玩。今天看来四分钱不屑一顾，在当时几分钱可以买一盒火柴的情况下这也是对我极大的信任。我很认真的画，鸡猫狗画了一大堆，五颜六色看上去怪热闹，当晚她把画取走时，还满意的向我母亲道谢。
有一天，我在湾边玩泥巴时，受当地群众祈雨时供奉的关公像的影响，我用泥巴模仿关公捏了一个关公像，然后用颜色涂上了红脸绿袍，正在满意自得的涂时，同村姜长城大爷走来，他一本正经地严厉训斥我，他说：不要乱塑神像，如果你塑的太像了神会附体、显灵，他还说凡是显灵的泥像扔到水里也不会下沉。我听了害怕起来，我母亲也生气的说真是没事惹事，我只好悄悄放到里间屋里。第二天清早我就把关公像扔到了湾里，泥像并没有浮起来，噗通一声沉下水去，这时我才松了一口气，自我安慰道：这一下我们家不会有什么灾难了。
我13岁时，因家庭进一步贫困，经二舅于麟声的介绍，到了东北抚顺市一个肉食杂货店学徒。老板王培元是我二舅的患难朋友，他听说我能画两笔，这年过春节时，叫人买了颜色和纸，叫我画一块招牌招揽生意。迄今我仍然记得用重墨写了八个日本字，然后嵌上红边，四个字叫卡哇刀力、中国叫鸡肉。另外四个字叫布达尼勾、中国话叫猪肉。由于广告的作用，生意做的很红火，虽然当时学徒工是没有报酬的，老板一高兴给我买了件衣服，第二年因日本侵略战争，生意步入困境，我只好回家继续务农。
我快满15岁的时候，在农村就算一个整劳力，地里的活我大都能干，母亲送饭在地头吃。由于在城市混了一年多，见了世面，因此心也就野了，一直心想着城市，不安心在农村种地。次年，经表兄介绍，到了北京前门外鲜鱼口北孝顺胡同同泉永酒店学徒，其实就是打杂卖劳力混饭吃，就算学期满了仍是卖酒打杂，前途渺茫，正在徘徊之际，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一个河北香河县运酒的朋友，他哥在河南开封开了个修表铺，经他介绍我辗转来到开封瑞士表行学徒，在旧社会学修钟表是一门很吃香的手艺，学满后可以自立门面修表挣钱。这一天，我为想露一手，自己花钱买了一张纸，画了一个修表师傅戴着修表专用放大镜在修表的姿势，上面写了修表专家四个字，放在厨窗里作广告宣传，不料引起同行们的注意。不久，同行们听说我会画广告，就份份前来请我也为他们画广告，完成之后有的还送份糕点表示谢意。时间久了，我想学徒三年挣不到一分钱，画广告可以立马挣到钱，于是我决心已定，辞退了学徒工，自己租了一个门面，开了一个明明广告社。专门干起画广告的行当来了。
1948年，经过两年画广告的摸索，练就了一手漂亮的美术字，同时也学会了画人物造型的基础。在开封工商界也有点小小名气。这一年，开封解放了。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为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参加到部队工作，满街张贴招生广告，以中原大学和建国学院的名称，来招考有一定文化基础人员参加新解放地区工作。此时，我萌生了一个念头，思忖着：画广告也只能混碗饭吃，没有多大出息，想报考中原大学艺术系，将来
毕业后可当个美术教员，在社会上能干一番上层事业。这天我试探性的拿着我画的广告画来到开封书店街报考处，找到招生办负责人。他一看我画的广告画，高兴的拍了我一下肩膀说：同志，我们共产党是不埋没人才的，欢迎你到我们文工团来当美术教员。我一听有点迷惑不解！怎么大学都是军人？怎么我还没有考试就可当美术教员？这件事等我到了部队才弄明白：当时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急需从城市吸收大量知识分子参加到部队工作，如果直接让知识分子参军是很困难的，利用知识分子爱名誉的心理状态，用建国学院和中原大学的名称，比较容易把他们争取到革命队伍里来。当时这一招真灵，光文工团就吸收了四十名知识分子，其中还有五名河南大学的大学生参加了部队。光开封有几百名知识分子报考的中原大学和建国学院，随后都成了随军学校，后来陆续被分配了工作。
第三天我又到了报考处，一纵队宣传部沙克部长（五六十年代任中央二轻工部长）招待我吃了一饨饺子，并请我到了河南大学礼堂看文工团演出，这一系列的争取工作使我义无反顾的决心参加革命，回到店铺把所有值钱的东西变卖一空，提着一个小木箱到了报名处，脱去长衫换上军装，从此踏上了革命的征程。
之后，经过几天的步行，军队到了禹州附近一个村庄住下来。当时的禹州是冀鲁豫军区的总部所在地，刘邓首长就住在这里。这一天我被临时抽调去参加突击画一套战斗连环画，因当时没有铅印设备，用药墨画在药纸上，然后再用石板印刷，当时何超和谷文达两位老美术工作者，都是抗日军政大学美术系毕业生，在美术技巧上都比我强，但他们对我这位刚由城市来的新画友非常客气，只是要求我动作要快一点，用描云绣花式的作画适应不了当前的战争需要。这条意见非常忠恳，不久，我在开赴淮海前线的路上负责写标语鼓励宣传工作，途中我见到一个墙面很白，我用美术体写了一条标语，内容是：消灭国民党王牌军黄维兵团，刚写到一半，政治部主任王辉球（七十年代空军政委）骑马冲我走过来，笑着对我说：小同志（当时我19岁），不能写美术字，这样太慢，写完一条标语掉队太远，要用行书字写，边走边写，不求好看，只要群众能看懂就行。后来我听别人告诉我，王主任是老红军宣传员，长征时他写了不少标语。从此我改用行书字写，每天除了行军还可轻轻松松地写七八条标语。
不久，淮海战役的序幕揭开了。文工团进军到了安徽的亳州县，为了提高文工团全体人员的政治觉悟，在毫州召开了诉苦大会。我画了两幅宣传画悬挂在会场两边，左边画的是：旧社会把人逼成鬼，右边是：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根据白毛女的唱词和意境画的，当文工团戏剧分队左犁同志控诉到他母亲被国民党兵轮奸时，痛哭流涕。全体团员怒不可遏，有人指着我画的宣传画愤怒地说道：同志们，旧社会就像这张画上画的，拿穷人不当人，我们一定要把吃人的旧社会彻底砸烂，为左犁的母亲报仇伸冤！这时全团男女都失声大哭起来，此时此刻的我，心情又激动又鼓舞，没有料到一幅宣传画有这么大的感召力。从此，更进一步调动了我绘画的积极性。
1949年3月，淮海战役结束后，我们文工团在河南沈丘县做了整顿学习，然后我们进军到了长江北岸靠近安庆市西面一个临近江边的村庄驻下来，为渡江战役做宣传准备工作。这一天，我提着标语桶在一个很显眼的民房墙上写了十个醒目的大字：打过长江去，活捉蒋介石。刚写完不久，国民党的飞机来了，正巧在我写标语不远处投下一颗炸弹，一声巨响，有几块弹片把标语穿了几个洞，这时，房东老人很害怕，误认为飞
机是专门炸标语的，他一股劲的苦苦央求着我把标语刮掉，我忙向他解释说飞机是炸解放军的，不是炸标语，但他仍心有余悸，因为第三天我们就胜利渡江，我猜想这条标语等部队走后他会刮掉。
同年五月，我们到达江西玉山县作休整，并且已经明确了下一个进军目标是大西南的贵州。经过两个月的学习整顿，开始沿浙赣铁路向西南进军，十月一日我们在江西萍乡参加了庆祝开国大庆典游行，接着横穿湖南到达了贵州境内。从河南参加革命始，辗转步行六千多华里，用两条腿一步一步地终于走到了贵州省会贵阳。拂晓登上贵阳南郊图云关山顶。瞰视全城，万家灯火，此时此刻无比激动，大家高兴地喊着：我们到家了！顿时个个喜笑颜开，兴奋不已，满身疲劳一扫而光。
为了配合成都战役彻底消灭国民党在大陆最后一股武装力量，大部队马不停蹄继续西进。我们文工团留在贵阳作新解放区的宣传教育工作，搞演出、办展览、画宣传画，日夜赶画鼓励后续部队继续西进。我画了很大的一幅叫：“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为内容的宣传画，画好后准备悬挂在贵阳最繁华的大十字一个两层楼上。事有凑巧，正当我找梯子和人力时，在亨达利表行门前碰到了童家绪（1947年他在开封亨达利表行当学徒工，我在瑞士表行当学徒工，他因亨达利在全国各省城都有分行，四八年初由开封调到贵阳），不到半小时，在人群中又遇上范里（他原是国民党十三演剧队，1947年我和他在郑州海印广告社合画过广告，他画的不错，是因生活所迫，跟着剧社盲目流亡到了贵阳），两位旧友在贵阳重逢格外亲切，他们主动为我找梯子，一起帮我把宣传画挂起来。周围群众见到两位穿便衣的人帮助解放军办事，误认为他俩是地下共产党。他俩也在众人面前帮助一个解放军老朋友的忙，颇有一点自豪感。
随着成都战役的结束，相继海南岛解放，西藏也指日可待，全国解放的形势已成定局，各项社会工作亟待恢复正常的革命新秩序。1950年初，贵阳创刊了由刘伯承题写的《新黔日报》（贵州日报的前身）、由朱德总司令为五兵团题写《连队生活》报、由邓小平题写的十六军《勇士报》相继出版发行。由于当时都不具备制版条件，用木刻画直接排版印刷，给了我大显身手的广阔天地。我用小尺寸木板刻制了许多木刻画，在这三家报纸上不断被采用。潘中亮三个字用铅印出现在报纸上，对于我这个初学木刻、由一个农民逐步登上艺壇，无疑受到莫大鼓舞。从此也奠定了我走向版画的道路，这不仅因为当时印刷条件所迫，也是因为广大群众文盲多、喜欢雅俗共赏图文并茂的文艺作品，也是全国解放不久、对革命形势进行广泛宣传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我后来在艺术创作上的重要转折。
1951年初，北京人民日报刊登了我的木刻《翻身的苗家》，因为这是首次反映少数民族翻身解放的内容，所以倍受欢迎。北京人民周报把这幅水刻作了封面，接着上海解放日报也作了专载，同年被选入中国版画第一辑。这是第一次和我长期崇敬的老版画家李桦、彦涵、古元等在同一个画集并列刊出。兴奋之余，我更如饥似渴的向老板画家们学习，在造型、黑白和突出主题等技巧上，一步一步地打下了版画基本功。
我在部队40年，美术创作一直是一项业余活动。大部时间是参加各种工作组，布置会场，搞英模事迹展览，这也给了我在创作上提供素材的机会。大破天险窗子洞就是在一个英模事迹汇报会上捕捉到的：黔西朗岱县大山里有一个悬空山洞，远看像个窗子，因而得名窗子洞，一股顽匪凭借这个一夫挡关万夫莫敌的奇特险要山洞，屯粮聚众，负隅顽抗。我军用大嗽叭喊其投降，用迫击炮轰炸均无效，最后战士们想出来从山顶用绳索将机枪手吊下来朝洞内射击，洞下用高梯上去扔手榴弹上下夹击的方法，最后终将这股顽匪全部歼灭，创造了我军战史上从未有过的战斗奇迹。我抓住这个题材很快创作了一幅尺寸不大的木刻。尽管这件作品并不完美，1952年解放军画报首先刊登，接着全国许多报刊杂志纷纷转载。有的还附了文字说明，有的还用了色版。后来在西南文艺大检阅时，由西南军区贺龙、邓小平签发的文艺奖状授予了我。1955年，在庆祝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之际，我又重新采用大块板面，重刻了这幅内容相同的版画，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全军美展。第二次重刻这幅版画，在表现力技巧上都比五二年第一次刻制时提高了很多。当时中央新闻电影纪录制片厂选用了这幅作品，彭德怀元帅也观赏了这幅作品，解放军画报又重新登载，上海给民美术出版社印成了单张，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在月份牌上选用了这幅作品，随后被军事博物馆和美术馆收藏。大破天险窗子洞这幅木刻，后来成了我的成名作和代表作。
我在部队40年的美术创作生涯中，以军事题材为主，共出版了5本连环画册，刻制了140多幅木刻版画，虽然我曾两次获得总政治部颁发的奖状，两次被评为解放军报和解放军战士杂志模范通讯员称号，并不等于都是很优秀的美术作品，但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军半个世纪的军事生活，形象的再现了我军这一段的战斗里程。
我在解放军这座大学校里，虽然没有机会进大专院校学习，完全靠自己在实践中苦学苦练，孜孜不倦摸索而由一个农村平民走进了画家行列。当然，作为部队文艺工作者也有它的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部队经常召开经验交流会，著名画家吴作人、董希人、蒋兆和、黄胄、古元等，都曾亲自为我们部队美术人员作示范表演，同时也对我们的作品做技巧上的指点，使我们这些军队美术人员飞快的走向成熟，受益匪浅。
回顾我走过的50年艺术创作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在不断取得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艰辛与坎坷。在极左时期，我长期被贬为光专不红的画家。有时一件内容很好的作品，在文革时拿出来进行批判，如60年我创作了一幅反映儿童假日钓鱼的版画，在《山花》文艺杂志上发表，后来被无限上纲的分析，说成这是对60年暂时困难的讽刺，理由是为什么不画儿童努力学习、偏偏画儿童假日钓鱼？今天看来虽然令人啼笑皆非，可是在当时，长期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
时至今日，我已步入老年，即将走完人生的旅程，虽然我画了千幅美术作品，也没有成为大画家，只能说是美术群体里的普通一员，回顾往昔，经过酸甜苦辣，是非曲直的磨难，使我总结到了一条经验教训，这就是不管干什么事业，要想有所成就，不管什么天才天赋，都要加上自己的努力，这是主观上的内部因素，另外再加上形势的需要和大气候的吻合，这两者统一起来，就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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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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