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平原地处黄河下游，是鲁西北冲积平原上的古县郡之一，也是直鲁交界的咽喉，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蜀汉昭烈帝刘备”最初就在平原做过县令。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既有浓厚的齐鲁之邦的文化传统基础，又兼有“崇武尚义”、“结社精诚”燕赵文化的悲壮之风。在清末社会那种矛盾尖锐而敏感、广大人民反抗外侮情绪炽烈的情况下，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以朱红灯、李长水为首领的义和团群体，由平原城南前杠子李庄为基地、设场聚众的反教会斗争开始，迅速发展到“森罗殿”抗官兵的大规模战斗，不但在这里奠定了早期义和团运动的核心基础，在整个“反洋教”斗争中，也成长起了一支义和团的骨干力量。
  一、基础与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山东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开始是在德国天主教势力范围的曹县、单县由大刀会掀动起来的，很快便蔓延到河南、安徽、江苏、河北五省的20多个州县，其爱国反帝的惊觉先声，昭然可见。因此说，义和团运动是经历着“巨野教案”、“冠县教案”、“平原教案”的斗争很快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回顾历史，研究历史，不能否定当时的历史真相，更不能用现实生活中的意识观念看待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本质，绝不能否认当时民教矛盾的尖锐和激化，给义和团的兴起酿成的内因动力。当时，义和团攻击的目标是洋人的教堂，打击的对象是民愤较大的富户教首。从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来看，在义和团的行动中还没有发现挫伤了那一家无教会背景的乡绅大户，更没有损伤任何一家豪商巨贾的经济财产。斗争的目标明确，打击的对象有据，这种宗旨赫然的正义行动，正体现了义和团“反帝爱国”和“民族自尊意识”的珍贵。平原义和团的骨干力量，是以广大贫苦百姓中的神拳、义和拳、梅花拳、大红拳等为基础而形成的。
  神拳最早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5年）出现于浙江的鄞县及山东的菏泽，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又出现于河南商丘。77年后的清咸丰五年（1855年）又偶现于河北大兴县及浙江鄞县两地。在清高宗实录中记为“神拳会”“符咒作法”。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后再现于山东茌平的神拳，又都是用“降神附体”“画符念咒”，向东南叩头，拜“桃花山、桃花洞”的形迹活动着，通称“东方震宫王老爷之弟子”。王老爷者，乃菏泽人王中，山东神拳的创始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57年）被清王朝以“异端”杀害。神拳在长期的传习中虽有自己的形迹特征，但探其源头又与“八卦教”中“震卦”主里的“文卦”有着宗脉相袭的演化关系。到清光绪年间，朱红灯（原名朱逢明，号天龙）成为山东神拳首领之后，他虽然严格遵守着“画符念咒”“降神附体”传规，因他又在“云禅寺”拜“离卦拳师”孙佩良习拳，倡“保卫身家”“不受欺侮”的口号，便使神拳成了一支“八卦教”的羽翼。在这个时期的“反洋教”斗争中，朱红灯虽然发展迅速，气派赫然，坐着蓝帷子轿车，率领着神拳队伍中的“左哨”、“右哨”、“娃娃队”300余人，在平原起义之后，特别是威服教会的张官镇贺神拳之举，使他名声大震，但直到光绪二十五年初秋（1899年）朱红灯来到平原前杠子李庄与拳首李长水汇合会，才聚众五百，多达千人，有了“设场安坛”的大本营，竖起了“扶清灭洋”为宗旨的大旗，使神拳的发展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全盛时期。
  义和拳的创始人是“八卦教”中“文卦”震系直传首领王伦（阳谷人），当时的名字叫“清水教”，所以义和拳不载拳经。据考，他们练的是“六趟拳”，原属于少林拳术中的“六合门”。表面上借武术团社为名，实际上还秘密传授咒语，设坛拜香，发展组织，奉行“反清复明”的宗旨。王伦亲自传授的拳场有两个，一个是堂邑的张四狐庄人王如圣，一个是恩县东李古寺人李焠，按照“八卦教”的传规，义和拳场也分“文卦”、“武卦”，李焠是“文卦”主，发展的拳徒很多，其势力范围南起兖州，北至京畿的数十个县，引起了清王朝的极大不安，派御林军在恩县将李焠缉捕，解往北京，于乾隆三十九年（1775年）以“义合拳匪首”之名将其杀害。至今，在东李古寺、曹屯一带乡村还流传有“南京到北京，都是李焠的兵，杀了乾隆爷，李焠坐朝廷”的歌谣。
  李焠被害后，王伦又于翌年起义失败，但义和拳的传习在鲁西北广大乡村以秘密结社的形式仍在广泛流传，前后又历尽120年的艰辛，已发展到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山西五个省的区域中。到清光绪二十五年秋（1899年），朱红灯、李长水在平原前杠子李庄设场聚众，竖起“反洋教”的大旗，恩县的拳首就有孙治秦、宋兰亭、于存德、闵兆义、马登山等19人率二三百名拳众“拜坛来投”，加入了这一团体，因此，朱红灯“大倡天下义和拳”“扶清灭洋”是有基础的。在本世纪70年代末的采访中所获“无义难同群、不团不成拳”之说，虽然值得研究推敲，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义和团内部的实际情况。
  西方教会最早是清顺治七年（1650年）英国《圣芳会》委派意大利藉人安东尼厄斯，巴巴里欧神甫（AntoniusB……llero）来中国山东传布天主教，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山东被列入《圣芳会》教区。道光十九年（1839年）罗马教皇额俄略十六委派罗类思主教管理山东教务。清同治五年秋（1865年）天津紫竹林基督教的《圣道会》（又叫循道公会）派英藉牧师歌德森来乐陵、朱寨子设立了教堂。1875年（清光绪元年）在德国近境不远的荷兰城市斯泰尔设立的《圣言会》（srd）的首次传教使命，就是于1878年（清光绪四年）派遣神学院毕业生德籍人安治泰和奥籍牧师傅约瑟二人来中国的山东传教。1882年（清光绪八年）他二人便在已有千名教民的阳谷县坡里村定居。1878年2月12日（光绪四年正月）天津紫竹林《圣芳会》的美籍教士斯坦利（Stanlej），中国名字叫明恩溥，与牧师亨利·波特（HenjDDOrter），中国名字叫博恒理，应恩县小屯人李大肚子之请来庞庄，一面对农民进行赈济，一面传教并建教堂。1881年（清光绪七年）法国传教士马天恩在武城十二里庄设立了天主教堂。德籍传教士傅天德（耶酥）于1890年也来此住堂，后在恩县西刘王庄建教堂落居。1888年11月3日（清光绪七年十月）传教士若翰，中国名字叫肖金铭，在平原城南肖家洼村设立教堂开始传教。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意大利籍神甫高凤仪在禹城御桥韩设立了教堂，开始传教。
  到甲午战后时期，先后有德、英、美、俄、法、比、荷、瑞、奥、匈西方十个国家的传教士，31个不同教派在山东传教。整个山东的教史，都集中在清王朝执政的250年的时限之内，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就已经形成了以烟台为中心的东境，以兖州为中心的南境，以济南为中心的北境三大教区。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56名，华籍教士28名，大小教堂304座，拥有教民82600余人。只北境教区就有大教堂9处（济南市内2处），公堂216处，会所417处，外籍传教士13名，华籍教士15名，大修女院1处，修女15名，小修女院1处，修女24名，专门培养司教士的中学1处，学生9名，教会小学37处，男女学生1000余名，育婴堂4处，男女儿童360名，各教堂收养9—15岁的少女727名，教经女教师38名，年轻贞女58名，教民18，000余人。教民中为首者，大多数是地方上有恶迹的豪绅、富户，教民中更有赌徒犯律者等，少数是因贫困借贷又无力偿还而奉入教中，只平原县境内的公堂会所就有北堤张安业家（富户）、黄庄李玉珂家（富首兼商）、前杠子李庄李金榜家（富首兼油坊）、赵庄常兴孟家（富户）、董路口董吉公家（官宦首户）、大辛庄张洪家（富户）、老庄唐皆家（富户）、大魏庄魏凤鸣家（富户），其次有马庄、小屯、李芦庄、卜庄、陈楼、卢庄等堂所32处。“入了教、不纳粮”，这些教首教民的漕粮赋税，都附加在本村百姓们身上负担，南刘庄有7户教民的粮税都摊在百姓们身上，因此而引发的民教矛盾十分尖锐。
  外国传教士虽然在山东各地屡受挫折，但霸气仍很严重。他们“勾结官府”“包揽词讼”，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政府中的政府”，“诬告良民”，“袒护教民中的歹徒”。当时主持山东教务的安治泰，利用德国的外交势力，在中国获得了“皇封二品”大员的资格，出入各级衙门都通行无阻。德皇威廉二世曾说过：“在华的天主教无不受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他以中国各项事情报告我”。1897年“巨野教案”发生后，安治泰就向德国政府建议：“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夺取胶州，这对我们从各方面看，都是最有发展的根据地”。德皇便采纳了安治泰这一建议，用武装力量占领了我沿海的胶州湾。
  由于社会和经济状况恶化，民教矛盾日趋尖锐，民族义愤更为激烈，“义和团就成了山东人民群众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自发组织形式”。他们的主要成员“皆农民者流”，还有小手工业者、搬运工、船工、纤夫，但武术社团是不可否认的核心骨干。应平原拳首李长水之请，朱红灯（原籍长清郑官屯人，后定居泗水拓沟镇宋家村，30岁后回长清大李庄舅父刘亭水的家中，粗通医道，有传统文化的基础观念，对社会现状颇有见地）、本明和尚（原名杨俊典，又名杨顺天，高唐县杨庄人，自幼在乌龙寺出家，曾在北京受戒，文武兼备，主持禹城丁家寺）、关东岭（齐河梁官屯人）、朱启明（齐河朱楼人）、王子龙（即王青山，长清人）、孙治泰（恩县人）等二十七名拳首率众300余人来到平原，将义和团的“坛场”安设在前杠子李庄李长水的家中。上房供“香坛”，院中挂“高旗”，门外竖“大刀”，聚众四五百人，多时达千人。分渠、分哨，扬起了义和团的神威，并订有“不贪财、不恋花、尊老爱幼、和睦乡里、公买公卖、财物归公”的团规。其中的女性成员谓之“红灯照”。当时很有凝聚力的口号是：“先学义和拳，后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红灯照、那时才算苦”。还有遍传的“孔府揭贴”作为信仰的精神力量。义和团的大旗竖起之后，首先对前杠子李庄富户教首李金榜进行了打击。随后，又对北堤的张安业、尚庙的王福有、董路口的董吉公等大户教首进行了打击。黄庄大户教首李玉珂花钱雇了30名猎手，用火枪对付义和团。义和团首领杨传文（前杠子李庄人）、张泽（北堤人）、曹玉琢（郭北口人）、魏永太（大魏庄人）共率义和团的队伍去攻打黄庄，双方都用上了火枪。结果，教民死伤五六十人，义和团也伤亡二三十人。打开了黄庄李家大院，“用四五辆大车拉粮食”。事态的发展迅猛而激烈，引起了官衙的严重不安。知县蒋楷（湖北荆门人，拔贡出身，光绪二十五年二月由莒县调署平原）亲带县衙中的马、步捕快去前杠子李庄剿捕义和团，结果被李长水率众打了回来。因此，在续修《平原县志》中无法避免的留下了“蒋楷亲赴杠子李庄弹压，几被戕”的简单记载。蒋楷受挫后，召集全县46里的里长训戒说：“欺教民者论罪，抢教民者倍罚，侮神甫者罪加一等。拳会者，白莲教之因，邪教匪类也！入拳会者当禁，缉拳匪者当赏”。他直言不讳的站在袒护洋教的立场上，表明了与义和团的对立态度。趁此，蒋楷便乱发捕签，命县衙的捕快班头陈德和（平原人、武科出身，清军后补游击，曾充任曹州镇署中军官，右路巡防部队第十一营营管带）任意去各乡村缉捕义和团的人员。陈藉此权机，大量索贿，民怨更大，使民、教、官之间的矛盾趋向白热化的程度。
  二、杠子李庄之战
  为了适应“反洋教”、“抗官兵”斗争的需要，朱红灯、李长水及各渠、哨拳首，都轮流“排刀练拳”，大刀、长矛、土炮、火枪都一齐运用起来，并备以锣、鼓为令，杨传文为大总管，严令打教堂得来的东西一律归公，使这些来自四面八方平日散沙一般的义和团众，受到初步约束，凭着“义”和“愤”的朴素感情，在自己信仰的旗帜下凝聚起来，用传统文化思想演习的歌谣体口号和育化出来的英雄神话，“符箓作法”，“降神附体”，来鼓舞斗志。
  七月十五日（8月19日）西刘王庄教堂的传教士傅天德，由恩县来到平原县衙会见知县蒋楷说：“朱红灯、李长水等300余人，在洞子头村逼令教民反教”。蒋楷就偏信洋教士之言，不敢违背他的旨意，便一面命陈德和出击缉捕朱红灯，一而发签传讯李长水、王治邦（字化成，平原小徐庄人，正科武生出身，原清军后补千总，当时退役居家，有民族正义感，为义和团首领之一）到县衙听审，李、王二人拒不到案。蒋楷便将王治邦之子王甲三（字鼎臣，曾任山东曹州抚标左营右哨千总，役满居家）传到县衙，对其严训说：“邪教无有不肇事者，也无有成大事者。巨野教案后增教堂十三处，去年沂州教案起，日照、莒县、郯城皆建教堂…”对王甲三施加劝诱和威胁后放回，而朱红灯、李长水矢志无悔，“反洋教”的态度却更加坚决。八月初八日（9月13日）李长水、杨传文率义和团对李金榜进行了第二次打击。同一天，张泽、魏凤宣、曹玉琢、王朋玉分别对商庙大户教首王福有等三家进行了打击。十四五日两天（9月19、20日）义和团首领之一祖五升率众袭掠了董路口、辛庄、代家口、宋家口等教民五家。陈芒仔（陈楼人）、马训（马腰务人）、焦克明（焦庄人）等村义和团首领也都相应行动。这就是蒋楷在《平原拳匪纪事》一书中提到的“抢案四起”。八月十八日（9月22日）蒋楷应各村大户教首的要求，亲自带领陈德和及马步捕快、勇役百余人直去前杠子李庄剿捕义和团。朱红灯、李长水不但不惧，而且有准备的“擂鼓鸣金”“操刀持枪”“画符焚香”“降神附体”“念咒作法”率领着义和团300余人，迎出村外与官兵拚杀。一场混战，伤了官兵20余人，但官兵也捕去了义和团人员中的邱被子，杜曰魁、李玉岭、李世宝、朱德顺、李兴业六人，押回县衙，关进狱中。从此，义和团在“反洋教”的同时，与县衙官兵的对抗也明朗化、尖锐化了。八月二十一日（9月25日）山东巡衙根据蒋楷的禀报，派省衙亲兵营骑兵哨官朱景荣（天津讲武堂毕业生）带骑兵30余人来平原帮助县衙剿捕义和团；捕快班头陈德和乘机去四乡捕人，大量讹诈钱财。九月初五日（10月9日）教首李金榜到县衙向知县蒋楷密告说：“朱红灯又从高唐、茌平调来了300余人，聚集在前杠子李庄，声言为报仇而来，教民将临奇祸”，恳求知县为教民作主。蒋楷据此密报，于初七日（10月11日）乘坐着轿子，陈德和骑马，率领戎装整齐的县衙马、步武装150余人直扑前杠子李庄。聚集在该村的义和团人员，早有思想准备，将500余人分成了若干“团伙”，刀枪并举，大旗抖风，喝符壮胆，奋勇迎战。官兵刚走到村后小北门外，就有一伙义和团的人冲出寨门，首先砍倒了官兵的大旗，“擂鼓鸣金”、声威俱厉地与官兵交战。朱红灯骑着红马，穿着红棉袄，头戴大红风帽，握枪迎出，李长水骑白马持大刀同朱红灯指挥着义和团与官兵交战。李玉斗（前杠子李庄人）和尚玉岱（南刘庄人），这两个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光着身子，只戴着“红兜兜”，手握单刀，猛冲出来，将走在前面的两名官兵劈头砍死，官兵大乱，纷纷败退。义和团乘胜追击，蒋楷吓得魂不附体，问官兵“骑马快？坐轿快？”官兵只顾逃命，无人抬他逃跑，陈德和从轿里把他拉出来，抗在马上就往北跑，义和团的人一直追出了七八里地才收兵。当地百姓编出了歌谣唱道：“李长水，狮子精，骑着大白马，带着他的兵，杠子李庄打一仗，打死官兵整两名。县太爷吓得不得了，从轿里爬出来，趴在马上往北跑。”对这次事件，清王朝文献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汇报》载：九月初七，匪首又散帖邀请拳匪千余人，盘据平原之杠子李庄，大书特书曰：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公然署名曰：王子容，平原人、孙治泰，恩县人、朱逢明或云朱红灯，为则欲为，王法无有，况官长乎！“（标点系笔者加）。
  蒋楷在前杠子李庄受了义和团的挫辱，不但没能给教民撑了腰，而且自己还几乎丧了命，回到县衙，羞愤不堪，决心向山东省衙请调重兵对义和团进行报复。在义和团方面，也想利用这次大败官兵的机会，尽量使官府不再袒护“洋教”的人，避免义和团扩大与官府的冲突，以有利于“反洋教”斗争的开展，力争将被押在狱中的邱被子等六人拯救出来。当天，朱红灯、李长水便直接派出了以祀砚田（花园村人，文武秀才，里长）为首的四个有里长、庄长身份的义和团代表，赴县衙与蒋楷对话。这段情节，在《平原拳匪纪事》中写得比较清楚，现摘录于下：“…甫入城，南乡庄长祀砚田、商永和与黄某，段某偕入。楷见之曰：尔来何也？曰：求无请兵。曰：为义和团乎？曰：否。然以何则不请兵？曰：请兵则朱红灯必反。朱红灯之来，谓恩县是其死案，平原是其活案，但求放前获六人则去矣。何为死案？曰：以笞毙义和团人故。然则抢何也？曰：无所得食。掳人何也？曰：为赎六人故耳。楷正告之曰：朝廷之法，官民所共守也，六人不抢人，无拿理，六人抢人，无放理。虽然六人从犯也，若辈解散，民教相安，可放也。若以此要挟，岂有朝廷命官而受要挟者乎！”
  “夜半，许广文秉德（许秉德、清举人、县督学）与林丞，张尉来申四庄长之说，且微露索捕快陈德和意。问：索陈德和何意？曰：以获六人故。曰：六人不当获乎？则有抢案在，陈德和何罪？…客乃退”。（标点系笔者加）另据《拳祸记》一书援引清王朝官方文献中记载：“九月初五、六日，平原冈子李庄等处刀匪聚一千余人，行将起事，蒋邑尊（楷）带兵前往弹压，匪开枪击之，毙官兵数名，伤多名。因此，事有碍大局，毓中丞委济南府卢太守（昌治）带兵前往弹压，匪知为虚张恐吓，愈肆猖狂。十三日，又抢四家。十四日，朱红灯、王治邦递书营官，请订日交战。后，倾巢而出，轰杀官兵二十余，伤三十余”。
  对于义和团“平原起义”这一历史环节的研究，以上引证的这两段资料口径一致，非常重要。“请兵则朱红灯必反”和“行将起事”，都充分说明朱红灯在前杠子李庄，虽然公开抗击了官兵，也是出于“无奈自卫”，尚未“反”。“反”才是起义的标志。十四日森罗殿大战前，朱红灯、王治邦递书营官请“订日交战”，这才是“反”的真正宣言。故此说，1899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十四日）才是“义和团平原起义”的准确日期。
  蒋楷凭自身知县的职权，于九月初八日（10月12日）向山东省衙呈文请求援兵的禀报中说：“兹于初七日，卑职驰往滋事之杠子李庄，该匪等纠集多人，即在村口持械相拒，致伤差役二名，唯有仰乞仁宪，鉴察下情，再赐分拨马、步兵各一营，迅速下县令督。”朱红灯、李长水原本不想再与官兵扩大冲突，但进衙的代表祀砚田等，不但被蒋楷斥回，并悉知蒋楷已决心调兵剿捕义和团，只好做好迎战的准备。九月初十日（10月14日）清军绿营历城统领秦应逵奉省宪毓贤之命，带步兵一营出发。九月十一日（10月15日）早晨省亲兵营骑兵哨官朱景荣奉命率60余骑马队出发连夜赶到了平原县城。中午，济南太守卢昌诒亲带骑兵随从20余人，来到平原县城。下午五点许省亲兵营管带、后补太守袁世敦，带两哨骑兵来到了平原城。夕暮时刻，秦应逵率领的步兵营也来到了平原县城。官兵的马步兵役俱驻扎在东岳庙内。据当时的目睹者听官兵说：“这次急行赶来平原，每人赏给半斤大烟土”。步兵营的丁副统领问县衙捕快班头陈德和说：“你平原到底有多少义和团哪？”陈回答说：“平原八百八十庄，村村有义和团了。”一时间，平原城中兵马云集，人心慌乱，形势紧张。九月十二日（10月16日）卢昌诒先派县衙案牍方师爷去前杠子李庄会晤朱红灯、李长水，进行“劝降”工作，并对对方说：“汝先行，吾翌日必往，当于捉狐屯相待。”当天下午，卢昌诒又派县衙卒役去前杠子李庄张贴“安抚”榜文，结果被义和团的人给轰了回来。方到了前杠子李庄会见了朱红灯、李长水等拳首时说：“省衙马、步兵两营俱到平原，祸大矣，宜速避。”朱红灯却回答说：“为洋人利，大人何用重兵欺我？避何益？不如战。”方无奈，当晚不敢向卢回话。
  十三日上午（10月17日）卢昌诒、袁世敦、秦应逵、蒋楷等带马、步官兵150余人，试探性地前往前杠子李庄。中途，碰上一个姓张的教民告状说：“拳匪听说官兵到城，日前连抢十三家，气焰愈横，无悛意。”但卢会见了方后，方却说了假话，说义和团已散。卢信以为真，于傍晚赶到前杠子李庄李长水家中“坛场”一看，却“设防甚严”，门内掘有丈深的陷坑，虽无人，院内还摆着大鼓，还有一尊大铁炮，“重百几十斤”。室内所焚烧的符箓及义和团人员的花名册，纸灰尚热。秦应逵忙说：“视此情况，非解散，移巢耳，应速归”。卢昌诒率官兵急忙出村赶回县城。进衙后，是夜又有庞庄教堂神甫明恩溥派人来平原告急说：“朱红灯带300人攻打教堂”。（朱红灯所在之前杠子李庄距庞庄90华里，此日攻打庞庄教堂的义和团是恩县拳首赵鱼所率一笔者）袁世敦命朱景荣带骑兵30名去保卫庞庄教堂。其实，这天夜里，朱红灯带着义和团的队伍500余人，正一面分派人去四下传帖，一边向40华里之外的选定地点森罗殿转移集结。据参加朱红灯这次行动的平原南侯庄拳首侯玉全回忆说：“这天晚上，朱红灯穿着红棉袄、红棉裤、蒙着花头巾，外面披着件青大褂子，骑着匹马，义和团的人都打着旗，有几辆大车拉着火药、土铁炮，从杠子李庄把队伍拉到了森罗殿。
  森罗殿是一座建筑宏伟的古寺，位于平原城西18华里马颊河东岸高堤之上，大芝坊（原名芝隍）村东头，居于林郁葱茫的环境之内。除巍峨壮观的穿堂殿门外，内有前后两座大殿，僧舍廊房数十间，内有大量的壁画和“阴曹地府”设置的立体釉彩塑像。后大殿后有菜地、水井、磨房、仓库等设施，占地面积30余亩，加之古柏参天，寺内可容纳千人之众。明、清年间，香火最盛，代代都有高僧住持。义和团中的首领大贵和尚（故城人）、悟修和尚，原都是森罗殿中的寺僧，在义和团蜂起时蹈入红尘的。每年正月十八日，有盛大的春醮庙会，是个四乡闻名、仕女争春、百姓云集、商贾交易、武侠荟萃的地方。朱红灯从前杠子李庄转移到森罗殿，并传帖惊动了平原、恩县、夏津三县数百个拳场的义和团在这里相聚。这里的地理形势奇特而复杂，非常有利于义和团对官兵的抗拒，这不但体现了义和团的行动是按照“八卦图”的方位走的，而也更表现出了朱红灯在面对重兵相逼，相智应战的军事才能。
  在朱红灯、李长水从各方面调动义和团人马的当天夜间，坐在县衙中听候消息的卢昌诒于半夜时分又接到恩县知县李维缄派人来告急说：“朱红灯带领几百人攻打恩县城，急求支援”。袁世敦又命一哨骑兵去援救恩县。此时，卢昌诒派出去侦察义和团行踪的探马，被朱红灯捕获又放了回来，向卢昌治传朱红灯的话说：“我去杠子李庄，为两大人地耳，若再相逼，自失而颜，勿怨我。”（标点笔者加）卢昌诒深切感到义和团“烽火四起”的形势，已经十分严重，自己身陷重围，危在眉睫，便立刻命蒋楷把押在狱中的六名义和团人员邱被子、杜曰魁等放出，并说：“勿为若辈藉口也”。又同时下令将县衙捕快班头陈德和抓起来押入狱中，并差人把这一消息传送给义和团方面，企图缓和一时剧变的紧张局面。其实，他这一举措，并末起到预想的效果。
  三、森罗殿大战
  义和团与官兵之间，双方都处于“箭在弦上”大战难免的紧张情势之下。应朱红灯，李长水传帖相邀的各村义和团人员1500余人，都分别在九月十四日早晨（10月18日）相继集结到森罗殿来，刀枪林立，旌旗猎猎，而且都知道是与保护洋人传教而来剿捕义和团的官兵而战，没有畏惧情绪，人人意气激昂。四乡百姓都自动去送干粮支持义和团奋抗官兵的行动。黎明时分，驻在县衙的卢昌诒又接到恩县“求移全师”的告急，一时使卢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他便一面向省衙发了急电，报告了义和团“烽火剧燃”的“不剿难平”之势，一面独自决定了对义和团的用兵之策。他对袁、秦、蒋说：“当以兵临之，匪即不散，量不敢薄我。否则，逼我则更甚矣！各处告急，株守一城，非策也。”同时，又命将楷派人去请祀砚田、商永和来找朱红灯、李长水谈判。结果，祀、商二人均未奉命到衙，这就使事态的发展，到了一个必然“爆炸”的时刻。神甫、教首对义和团行为的夸大诬陷，官方无一不信的偏激观念而导致的动用大量兵权的剿捕举动，给义和团造成了强烈的民族义愤，使暴动的成熟条件，也使这场大战的性质再不能用“意外”、“误会”的概念去评断。
  九月十四日（10月18日）上午，卢昌诒指挥马、步官兵800余人，分为左、中、右三路出平原县城，向森罗殿进发，他与袁世敦、秦应逵、蒋楷四人督军在后。然出城西去七八里时，就听前面传来了交战的枪声。随之，便见一个受了伤的官兵跑回来跪在卢的面前说：“战矣！战矣！”卢问：“怎么打得这般厉害？”伤兵回答说：“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我就受伤了。”卢、袁、秦、蒋四人继续前行，走到小马庄村西，站在一个窑顶上相望（距森罗殿三华里多）。忽见一个骑着快马的青年义和团，突至他们四人面前，投下战书便驳马驰去。这一情节在《平原拳匪纪事》中写道：“俄，一骑以黄纸来投，朱书如符，问之曰，战书也！”（标点笔者加）瞬间，潮水般的义和团人马便向官兵冲来，“勇猛异常”，官兵抵挡不住，立见死伤十七八人，官兵败退下来。秦应逵见此情状便拔刀出鞘，对官兵威吓道：“汝退，先斩汝！”逼令官兵再战，并大呼曰：“今日不活矣！捕一土匪，而挫辱至此，何复面目见人？”（标点笔者加）此时，义和团中有一道士，手持单刀，气势凶猛地向秦应逵冲来，被秦应逵用洋枪打死（此人姓韩，人称韩道士）。
  义和团方面，虽然都是由四面八方应传帖连夜赶来相聚的人员，但已在朱红灯的指挥下分别编入各渠中去。“朱红灯著红裤，穿红袄，戴大红风帽，骑着红马”，李长水骑着白马，指挥着各渠首领关东岭、朱启明、王子龙、孙治泰、张泽、杨传文等。义和团的人，分为四人一个圆轮迎战官兵。义和团首领李金斗（打渔李庄人，乳名小秃子）见官兵袭来，首先冲入官兵左路队中，砍倒官兵的大旗，夺过旗杆打毙了两名官兵。义和团的人多系武术拳师，刀枪熟练，在与官兵拚杀中更是气势激昂，很快便将官兵击溃。随见官兵在长官督促下二次冲来，便都“掐诀念咒”，“附体作法”，生死不顾地与官兵作战。官兵使用了洋枪，义和团方面也火枪、土铁炮一齐运用，战斗打得十分惨烈。据参战者候玉全回忆说：“炮在头上咚咚响”，“双方混战五小时”，官兵退至平原城外。此时朱景荣率官军骑兵由恩县回来援战，祖五升率义和团二百余人迎截，朱红灯、李长水率义和团大队人马，由许桥过马颊河转入恩县、夏津境去。这次战斗中，官兵、义和团双方各死伤六七十人。义和团著名首领王子龙、肖长普（平原后杠子李庄人）战死；朱启明受重伤（拳匪纪事中蒋楷称毙朱红灯弟，即误指此人），回到齐河朱楼村家中，被本村教首杀害。
  朱红灯、李长水率义和团撤离林罗殿后，官兵复回。大芝坊村的百姓惧怕官兵杀、抢，由乡绅裴锦才、村民任玉杭、刘文华三人为首领着20余人跪在村口迎接官兵。官兵不辨清楚，开枪将裴锦才打死，并进入寺中将姓夏的住持僧人杀害，继而抢了村中百姓的东西，搜了些短刀残矛，连店铺里的菜刀、铁火棍等物一齐搜去，装了两大车，矫称“战利品”，拉着回去请功。裴锦才枉自被杀，民愤难平。裴锦才之子，凭着自身是个秀才的胆识，身穿重孝去省衙告状，弄得巡抚毓贤十分难堪。他在既畏于那拉氏谕旨又屈于外国洋人压力的思想指导下，尽力洗脱自己的责任，于十月十八日（11月20日）签署发文（二十一日到平原），“署平原县蒋楷，办事谬妄，几酿大祸，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营官袁世敦……著一并革职”。（标点笔者加）
  森罗殿战斗“是拳民和清军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它对这场运动的推动力远远超过了战斗的直接后果。”这次战斗，使义和团名扬于世，人心震动，烽火更炽，有力地震惊了清王朝的专制集团和外国势力。以美、德等驻华公使也公开出面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进行镇压。山东巡抚毓贤命济东道吉灿升、省衙游击副将马金叙率骑兵两营（省衙直辖的黑马队和红马队）于十月十九日（11月21日）在茌平华岩寺附近，之五里庄将朱红灯缉捕。二十一日（11月23日）黎明，在高唐杨庄将本明和尚缉捕，一并解往济南。因对朱红灯“久审不供”，毓贤于离任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24日）将朱红灯、本明和尚、于清水三人在济南杀害。二十七日（12月29日）将朱红灯的首级“解往平原”悬杆示众。相继便有关东岭、李会宪等百余名义和团首领遭到官府及教会势力的杀害。李长水逃往关外继续发展义和团的力量，杨传文、陈芒仔南往茌平、平阴一带率领义和团队伍攻打教堂。平原后杠子李庄义和团首领李维就北上到天津南的杨柳青独流镇，安设了“反洋教”的义和拳拳场，这便是天津义和拳的第一个拳场。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军功拔贡出身）奉清王朝谕旨，带领中国第一支由外国武装、外国人训练的“清朝新军”七千余人，于1899年12月底进驻山东济南后，第二天就在发布的《查禁义和拳“匪”告示》中说：“本署抚部院钦承恩命建军以来，统帅重兵，弹压镇抚…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焚”。他还发布军令说：“如匪至即开炮，必不咎汝；若匪至不痛击，则将领以下概正法”。1900年3月14日，袁世凯被清王朝正式封任山东巡抚之职，他调动了全部兵力，对以“反洋教”为宗旨的义和团民众力量进行残酷的剿杀，并与青岛的德军分划剿捕义和团的区域，以尽其保护洋教势力的义务。在清王朝文献《西巡回銮始末记》中，存有袁世凯在山东发布的《新定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共八条，严厉至极。其中第三条：“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其子弟正法外，其父兄…监禁三年。”第四条中：“拳匪聚众设场教练之处，经官查出，即将该厂（场）毁平。如在人家聚设，除将该厂（场）毁平外，无论何人家产，仍将其家产充公具报。”第五条中：“如有人告发拳匪设厂（场）之家…即将该犯家产提出一半赏给告发之人，一半充公。其有拿获设厂（场）匪首即送案者，将该犯家产全部赏给。”据此，袁又奏准筹银90余万两，合开山东原有清军“编定新军二十营，新募马、步八营，东昌等五府，济宁等三十四县，顾募马勇三百五十九名，步勇二千五百七十三名”，加“教会团练”，一齐投入剿杀义和团的军事行动。
  清光绪二十六年一月（1900年2月）接任平原县知县的姚诗志（字叔言，广东番禺县人，正科举人出身）奉袁士凯命上任后便对义和团进行剿捕。据二月二日（3月2日）平原禀报：“清新军武卫右军马队一营右队左哨哨官吕长顺将祖五升捕获，四日（3月4日）又缉捕了曹玉琢，解往济南”。清新军武卫右军王开福部下哨长闫凤鸣与东字正军哨长许占标骑兵60余人，汇合省亲兵营游击副将蔡元海及东字左哨李文成官兵百余人，在武城杨庄围剿夏津、武城的义和团，激战大半日，义和团首领王玉振、朱西公、邢殿武、朱士明、孙加章及团众28人战死，陈卷、范小等十一人被捕。二月十五日（3月15日）平原县禀中载：“庞庄教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致书平原县衙的信中说：祖五升被捕后，拳匪声言，散帖召集多人，要杀绝教民，一概不留…总头领祀砚田，曹玉琢。”庞庄教堂另一美国传教士博恒理给平原知县写信说：“花园祀砚田聚众定于十三日起事。”据教士平信之谎报，知县姚诗志便诱捕了祀砚田在县城西门外杀害，祀砚田在刑场大骂姚诗志“为官不仁”，被砍头而尸体不倒。在此后的一月之间，姚诗志又相继捕杀了义和团首领曹玉山，魏永泰、田怀德、石来法、明延生、于福堂、张洛仓、张泽（死在狱中）。在极其艰苦的岁月中，一直坚持反洋教斗争的杨传文，在参加攻打了罗山套教堂后，率义和团30余人回到平原，七月十一日（8月5日）宿在城南蔺庄蔺兰亭家，当晚被蔺兰亭出卖，勾来了乡聚（乡团）袭击义和团，在格斗中杨传文身受重伤而死，卢希文、刘金荣、张振录三人被捕解往平原被姚诗志下令杀害。据资料已查知姓名的平原有28名义和团首领被杀害，百姓死伤亦较惨重。据清王朝内部文献中记载：新军武卫右军“在平原一带，卤莽开炮，纵兵乱杀拳会中人，无辜被戮者至百人之多，其中妇稚三十余名，冤惨之状，行路唏嘘。”（标点笔者加）
  在袁世凯实施严酷剿杀义和团的高压政策时期，部分平原义和团民转移直隶，进入京津地区，参与同八国联军的殊死斗争。例如，驻在“荣王府”的山东老团，在“平原人、肖大师兄”的率领下，始终未受“招安”而成了一支义和团的中坚力量。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既激昂又悲壮的“爱国反帝”斗争的一幕，给推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奠定了基础。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义和团平原起义”的历史价值及对社会进展的推动作用，昭然可鉴，使我们当代和后代人，以此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火花，经世不灭。注释：
  ①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廖一中、李德征、张璇如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本），江
  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⑤李文海等：《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
  ⑥廉之立、王寄中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⑦陈贵永主编：《教案教务档》，精华印书馆（台湾）1974年版。
  ⑧陈宝琛等修：《清德宗实录》1939年版。
  ⑨蒋楷：《平原拳匪纪事》（校勘本）。
  〓李杖：《拳祸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5年版。
  〓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齐鲁书社1981年版。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
  〓平原续修县志》。
  〓《万国公报》（上海）。
  〓《人民日报》1990年12月5日。
  〓《大众日报》1984年9月2日。
  〓《天津日报》（资料文摘）1982年7期。
  〓作者调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