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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的两个“阁老”
祁见春
大约还是在学龄前的时候，扛了二十一年长活的爹爹曾经向我灌输过财主们的一个特殊信息：德州城南有一条风水脉，那里先后出了两个“阁老”——谢家坟的谢阁老，纪庄的卢阁老。并且告诫我，长大了好好念书，当个大官，给爹出口恶气。
我一直记住爹爹的话，却没有深究阁老的涵意。我有时想，阁老就是有德行的老师吧，或者就是资深的顾问或政协委员，反正有个“老”字，是有名望无实权的人物了。一查《官制大辞典》，才知阁老甚是了得，专指明代的宰辅及掌诰翰林，清代的大学士，是相当于现含中央常委级的大官。原来，明代肇始，朱元璋强化皇权，把皇帝搞成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一级极权者，废掉了宰相之职，宰辅的位置低了半格，只相当于政府首脑的付手，尽管明代也出过象张居正、严嵩那样的权臣。清承明制，炮制如法，仍然没有明确的政府首脑。不过，这样宰辅、大学士们，也就是阁老，仍然是一个之下的一级人物，大体是可以炙手可热的。
谢阁老名谢升，字伊晋，明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有关他的资料不多，《清史稿》只有四行多一点，《德县志》无传，仅在他父亲谢延策的传中附有数语他的一生中除在入清为官不到半年的时间外，都是在明朝度过的，从中进士的1608年，到崇祯七年（1635年）出任户部尚书，中间二十七年，大约五六十岁左右了。此后曾任太子少保，改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至十五年四月，（1642年）罢官家居，先后为官八年之久。这八年中，除一度免官之外，官职皆在宰辅、士卿之列，应该说是顺利的。
谢升之所以荣升，大约与他父亲有关。其父谢廷策，万历十七年进士，馆选时有人企图拉拢他，他不买账，这就避开了阉党的关系，于魏忠贤等阉党人物专权作乱为害多年之后，崇祯选用官员时，与魏阉有无关连自然是重要的政治标准。
谢升为什么又于崇祯十五年被罢官了呢？《清史稿》说，“崇祯之季，明帝欲与我议和，升洩其语，罢归里。”这话很不可信。崇祯皇帝一直自视颇高，直欲宵衣旰食，重振河山，顺、清两方均没有动摇他的信念，李自成自西安兴师之后，他还拒绝了迁都南京的动议。与清“议和”不是清军的一厢情愿，就是谢升的一已之议，断不会是崇祯的意图。退一步说，明帝果有此意的话，正需有人代为“洩语”，何至以“罢归”相酬呢？
谢升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既然已“罢归里”，甲申之变他适在乡间。甲申夏秋德州发生的“诛伪”，献城的闹剧，谢升至少是个幕后指挥者，赵继鼎、程先贞等计谋，谢升的胞弟谢陛，嗣子谢重辉“率众”出击，一出戏就这么成功了。应该说，谢升是“诛伪”、献城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以建极殿大学士共理机务”，摇身一变，由明阁老变成清阁老了。可惜天不假年，八月荣升，第二年正月就病死了，好梦不到半年时间。
就谢洩把宝押在降清这一点上说，他是夙有此心，在德州“诛伪”、献城事件中的表现可以说明，当年罢官时的“洩语”之说也许可以印证：谢升的降清可以得以解释了。
卢阁老的名讳是卢荫溥，字南石。就口碑讲，此人名气似乎不如乃祖卢见曾（人称雅雨先生）大，其实，他是个政绩显赫、寿禄双全的高官。
卢见曾担任两淮盐运使，驻地扬州，乾隆南巡时的驻跸之所，有点象《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的江宁织造。这个差事既荣耀，又实惠。卢家揩了不少油，原是司空见贯的事。可你招待皇帝规格高了点，也会引起猜忌：“到三十三年，事发。”卢见曾“逮问论绞，死于狱中。籍没家产，子孙连坐，”卢荫溥的父亲卢谦“谪军台”，这又有点象曹家的被抄家。卢荫溥时年九岁，“随母归依妇翁”，获得读书的机会。若问卢家盛族聚族而庄的村子何以名之纪庄？可以问问卢荫溥的外祖。据说，这位外祖原是鼎鼎大名的纪昀，卢家被抄时纪昀曾妙计“通风”，又以纪庄名义为卢家保留了一些家产。有这么一个外祖，卢荫溥这个黑五类的后人自可再起于东山了。果然，卢荫溥中进士时只有二十二岁。
卢荫溥仕途畅顺。为官之初，授翰林院编修，与修“三通”，掌院阿桂激赏其才。乾隆五十六年，为礼部主事，累司文柄。嘉庆五年，充军机章京。十六年，加四品卿衔，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八年，擢兵部侍郎，调户部。二十二年，擢礼部尚书，调兵部。二十三年，核改《明鉴》，二十五年，典会试。道光七年，为协办大学士。十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十三年，以疾乞休，加右子太保，食其俸。十九年，晋太子太傅。卒年八十岁。其为官历三朝，时间之长，罕有其匹；奉使出入，按事决狱，办事之力，堪称股肱。应该说，卢荫溥对清帝，对士民，都称得上良吏。
卢荫溥的腾达，仰仗祖上的恩荫。一是有个学富五车的外祖，不说别的，单说“辅导”，对科场也是大有裨益的；一是卢氏豪门，自然死而不僵，刘罗锅的父亲为卢见曾“剖雪”，说是关系网也好，说是伸正义（或者“落实政策”）也好，卢荫薄“至是始得应科学”，仕途之路也算有人铺通了。何况，卢家以官势揩了皇家的油，皇家则用高压榨了卢家的油。乾隆皇帝也是心中有数，卢荫溥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发生在乾隆末年，说不定就是“十全老人”的一种平衡手段。卢见曾的孙辈并出三名进士，卢荫溥更贵为客老，《德县志》解析道：“自丁酉以至己丙，诸孙联翩取高弟，人以为食其先德，岂非笃论哉？”说开来，祖辈的鲜血染红了孙辈的顶子，确属笃论。
四女寺到黄河涯，中间有一条减河，古称鬲津河的便是。谢阁老、卢阁老，方圆十余里，以下百余年，后先赓续，南北争辉，风水地脉自当别论，却不能不说是德州历史的耐人寻思的人文风景线。
扬州八怪诗画家高风翰访德
孙寿昌
明清之际，德州著名园林——见可园，座落于州城东郊，它是明代“德州乡贤”李诚明东村别墅内一处园林。主人李诚明，字思伯，号泰云，明万历甲午年（1594）举人。他博极群书，有奇才。天启间，阁辅朱延禧荐为中书舍人，不就；魏忠贤遣人以厚币聘之，托疾固辞不赴，独居别墅，朝夕种树、艺花、觞咏其中，以读书终其身，学者称之为“泰云先生”。先生善其身，只作学问不愿作官，是也。
园内苍松古柏，老槐翠柳，林木繁茂，绿荫蔽日。园内有读书老屋，方亭一座，建亭时所选材料，如椽、楹、瓦、甓（砖）俱方，故取名曰“矩亭”。该园虽然建筑稀疏，但环境空旷，景色自然，古朴幽雅，入园仿佛坠入绿色的海洋，那茂密的林木，阵风吹来，绿浪翻滚。万绿丛中最惹人注目的是那千姿百态、生命力顽强的苍松古柏，莽莽苍苍，松涛作响，倍觉奇伟壮观。
入清后，泰云先生嗣子李源，字星来，一字江余，顺治三年（1649）丙戎科中进士，官山西河津知县。后罢归，隐居院内，又重修矩亭。有《重修矩亭感题》诗记之：
东郊别墅旧林垌，还向空园起矩亭。
堂构重开循故址，图书长在守遗经。
贾逵父业千秋重，郑众需门再世馨。
取道室成轮奂美，松筠未改曩时青。
同时他又增建“四清馆”一处，作为招待友好来访游园休憩之所。匾额“青未了”三字，由同年友好顺治三年（1649）丙戎科头名状元、聊城人付以渐所题。
康熙年间，著名扬州八怪之一的书画家高风翰慕名来德访游见可园，曾为主人作画题诗。即兴作《见可园六十六松歌》
六十六松如群龙，见可园内云汹汹。
我来看松费摩挲，一一形状恣搜穷。
一松当门老龙钟，一松秃尾穿晴空。
前者两松夹石峙，挂笏痴立双南宫。
屋后一松尤怪绝，偏袒两臂撑拳雄。
在庭者四隅者一，意气各欲相凭陵。
或如冠剑列朝仗，或如孤鹤骞苍穹。
其余大小五十六，儿孙累累罗屏风。
我观此松叹不已，百年阅尽一弹指。
松间老屋读书堂，旧业久传陇西氏。
从前几辈看松人，都驾松风成鹊起。
只今作客卧园中，入夜书声犹彻耳。
葱葱寒绿无改颜，君家家兴此真理。
为君作图复作歌，此图此歌有时磨。
不如君家对松树，年年岁岁龙鳞多。
读完这首诗，一幅绝妙的“松林图”展现在面前，莽苍葱郁，千姿百态，颂扬了主人之书香世家。这是多么难得而珍贵的一幅画卷。
高风翰（1683～1748），清代著名书画家。字西园，号南村，晚号尚左生、归云老人、南阜老人、石顽老人、孽琴老人、松懒道人等。山东胶州人，雍正间，以诸生举贤良，历歙县丞。工诗，为诗坛泰斗王士祯所赞赏。篆刻印章苍古朴茂、全法泰汉，爱慕山水花卉，有天趣。晚年患风痹，右臂不仁，以左手为画，亦苍劲。性爱砚，藏砚千余，大半手琢。著有《砚史》、《击林集》、《湖海集》、《鸿爪集》、《归云集》、《青莲集》等。高氏画与扬州八怪画家齐名，也有人说高氏其名就被后人列入八怪画家之中，他是山水画的能手，构图新颖，景色宜人，其真迹为名家所珍藏，价值连城不易得。晚年高风翰在右手残废之后，身残心不残，仍然用左手作画题诗，为艺术付出艰辛的劳动，与病魔拼搏到死的精神和毅力令人敬佩。
高风翰来德游园为友题诗作画，是清代扬州八怪诗画家中首次第一人。后雍正年间比高风翰小十岁的郑板桥又曾两次来德，看望大他三十七岁的长辈孙勷老人，亦作画赠诗。高郑两名家来德访友作画，令人津津乐道。
康乾二帝在德州遗闻两则
刘长居
康熙和乾隆是我国清代乃至历史上颇有作为的皇帝，历史上故有“康乾盛世”之称。康乾二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南巡或曰下江南，每次无论是择水路由京杭大运河乘船，还是选陆路乘轿，大多数都在史称“神京门户”、“九达天衢”的德州下榻。由于康乾二帝常常驻跸德州，因此在德州留下了很多关于他们的遗闻轶事，现暂辑两则。
康熙帝巧颁“戒烟令”康熙皇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创业之君，他继承顺治皇位之后，面对当时百废待兴的局面，实施了一系列富国强民的政策。由于他的励精图治，使大清王朝出现了昌盛局面。在康熙皇帝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中，上到治国大略，下至规范国民不良嗜好。就连国民吸烟也在他的治理之列。康熙不但对规范国民行为很重视，而且对自己行为要求也很严格，他从不饮酒，更不吸烟，并一再要求宫中大臣乃至全国国民都要戒烟。凡吸烟的人们都知道如果染上了吸烟这种不良嗜好，要戒掉也是比较困难的。康熙皇帝身边就有两位吸烟的大臣，一位是史贻直，另一位是陈元龙，他们两位嗜烟如命，成天烟袋不离手。康熙曾多次劝他们戒烟，为全国各级官员和百姓起一个表率作用。他们二位大臣总是答应戒烟，可是总是戒不了。康熙知道吸烟是他们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对此不能操之过急，便想方设法让他们知道吸烟的害处，使他们自觉戒烟。有一次，康熙南巡，史陈二位大臣随行。康熙想趁此机会，设法让他们二位戒烟，于是康熙命工匠设计了一种特殊烟袋。烟袋杆是用水晶做的，晶莹透亮，一尘不染。当康熙一行的车队在德州行宫住跸时，康熙特意把史、陈二臣召来，随即赠给他们每人一支水晶杆烟袋，并让他们俩当场试一试好用不好用。史、陈二臣不知皇帝用意，还有些受宠若惊，连连谢恩。然后，两位大臣就急忙装烟点火吸了起来，谁知用力一吸，便从水晶杆里清楚的看到浓烟加着火星顺烟杆直往嘴里冒，而且噼啪作响，只怕燎着嘴唇。他们吸几口后，就见烟袋杆内被污染的浑浊焦黄。然后再吸几口，烟袋杆逐渐由黄变黑。这时，二位大臣脑子里产生了不敢再吸的念头，同时，也明白了皇帝赠此豪华烟袋的真正用意，还没等康熙说出吸烟的害处，二人立即表示今后这烟不敢再吸了。从此，史、陈二位大臣真的戒了烟，同时也为宫中上下及沿途官员及至全国百姓带了好头，康熙见时机已基本成熟，便颁旨全国，号召全军全民和各级官员戒烟，而且颇为奏效。康熙在德州巧妙戒烟的办法一直被世人所称颂，现在德州还留传着佚名诗人当时颂扬康熙帝不饮酒、不吸烟和德州巧戒烟的一首诗：“碧碗琼浆潋滟开，肆筵早己戒深怀。瑶池宴罢云屏蔽，不许人间烟火来。”
乾隆帝醉打皇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封建王朝实行高压统治，皇帝金口玉言，一人说了算，就是皇帝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也是从不轻易认错悔过的。但乾隆皇帝则与众不同，他知错必改，不怕丢面子，所以才成了颇有建树的一代明君。
乾隆十三年（1748年）初，乾隆出巡，皇后富察氏陪伴同行。三月十一日这天，当乾隆帝的船队沿大运河返京途中到达德州时天色已晚。因计划次日早行，乾隆帝怕夜间惊动地方官员和众百姓，便决定在船上过夜。皇后富察氏因长途颠簸有些劳累，便早早回寝舱休息去了。当皇后稍睡片刻后被一片噪杂声所惊醒，她便去出舱查看，只见皇帝所在的龙船上灯火辉煌，而且歌声笑声不绝于耳，她便问侍从宫女何故，宫女回奏说：“皇上还在设宴娱乐。富察皇后是镶黄旗出身的皇族千金，从小受过严格的皇家礼制教育，所以她为人很严谨，她认为皇帝在船上深夜行乐不合体统，有失皇上尊严，而且这也会扰民，她便过去劝阻。这时的乾隆皇帝年仅38岁，血气方刚，再加几分醉意，一时怒气难遏，他不但听不进劝谏，反而打了皇后两个嘴巴。富察皇后是乾隆帝的结发妻，从16岁与乾隆举行婚礼大典，20多年来皇帝一直对她很好，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她。皇后回到自己船上，越想越生气，心想，自己当着众人挨了皇上两巴掌，以后怎样见人，怎样服众，真是奇耻大辱，忍无可忍。皇后越想越难过，一气之下跳入了大运河自尽了。当时，由于天黑水深、天气寒冷，加之河水滚滚流淌，增加了打捞难度，当皇后被捞上船时，随行御医也无能为力。乾隆帝见此，十分后悔和悲痛，当着众随从的面一再认错。为悔过，乾隆命庄亲王、和亲王先侍奉太后回京，自己留在德州亲自为皇后料理丧事，后又亲自扶柩回京，并追封富察皇后为孝贤纯皇后。由于乾隆帝对富察皇后怀有深厚感情，加之对皇后的受辱自尽深感内疚，他对皇后一直念念不忘。到乾隆二十八年，皇后已逝去15个年头了，乾隆帝在清明祭扫孝贤纯皇后陵墓时，还专门写了一首《酹酒孝贤纯皇后陵五律》，以寄托哀思、悔过之情。
雍正皇帝的老师——郭金城
齐河县仁里集镇郭庄，郭氏家庭的五世祖郭金城授课于皇太子胤镇（雍正）的故事，流传至今已282年（自1722年）。据郭氏家谱记载，郭金城之妻乃肥城县孙家干之次女。
郭金城生于顺治12年（1656年），读书读到24岁（1680年），历经乡试、县试、省试取得了京试的资格。这一年赴京应试，主考官就是孙家干。第一次京试，文章不但字迹清秀，而且文辞精采，写作超群，竟未过御笔亲点这一关。但孙家干对郭金城的才华确倍加赞赏，在孙家干看来，郭金城实乃一代人才，后必会发达，便把郭金城收为门下弟子。郭金城一看没有得中，便拜别了老师孙家干回了家乡，后又苦读三年（1683年），年轮已长到27岁再赴京会试，主考官仍然是孙家干。当时孙家干认定这次京试郭金城准会考中，便打定主意把次女许配给郭金城。俗话说：天有不测风雨、人有不料之祸福。当郭金城刚好把文章写完收笔时，猛然感到一阵头昏眼花笔触卷面。传说封建社会考生的文章写作再好，只要弄脏了卷面，卷子便成一张废纸，因此郭金城二次京试又名落孙山。郭金城虽然又未考中，但没有削弱孙家干对郭金城的好感，许女之意没有变。从此郭金城便留于京城，住在了孙府。不久，孙家干便择吉日与女儿完婚。婚后郭金城一面继续攻读，一面协助孙家干处理点公务。
孙家干（外号孙老钱）朝中一品，左丞相之职，与刘同训同朝为官，具有一定的权势，对于郭金城一是爱他的文才，二是爱他人品，不免想在朝中给郭金城谋个一官半职的。招婿两年（1686年），恰好逢上康熙为四子（胤禛）选教师，当时，翰林院选中一张翰林，授读胤禛（雍正）不到一个月，突然身染重病，告病回乡，胤禛不能一日无师，孙家干借此机会向康熙奏本保举郭金城代替张翰林，在康熙面前说郭金城的才学如何如何，拿出了郭金城所写的文章，说什么让郭金城教四太子再好不过。康熙看了郭金城的文章也很满意，没有多问便准了孙家干的奏折，即传旨宣郭金城上殿面君，康熙一见郭金城确实仪表非凡，年庚正处而立之年，康熙简单地问了几方面的学识，郭金城神色坦然对答如流，说话口齿清晰，康熙对郭金城产生了好感。退朝后在后宫院举行了拜文昌星的仪式。（就从这桩事上，清朝落下了个“清家不清”的话柄，因为清朝当时规定，教太子必须是翰林，可郭金城不是翰林，只凭孙家干的保举也教上了太子）。郭金城授教于胤禛那年，年龄才29岁（1685年）。虽然教了太子胤禛，郭金城的心境却不平静，他知道这项工作分量的轻重，为不辜负老岳父的苦心，可说把全身的精力都用在了胤禛的身上，教读百遍不厌，生活体贴如微，把胤禛奉为自己生命中的主宰，由于郭金城对胤禛的衷心，逐渐的培养起了师生之间应有的情感，胤禛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老师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当胤禛年长二十二岁时（1700年），郭金城已授教14年矣。十四年胤禛没有在康熙面前提到过更换老师。这个时候由于胤禛时常参与一些朝政。或练点武功，便时常的不在老师身边。胤禛一旦离开郭金城十天或几十天后师生再见面时，总感到老师的精神上有点异样，礼节上也比过去慎重，感情似乎有些疏远。胤禛有一天请老师会谈，说：“我常常不能陪伴您，一月或数月才见一次面，见面的时间又仓促，老师对我有什么要求或需要什么，尽管提出来，学生一定会答应您。”郭金城想：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没有一官半职，还能在京城待多久呢？岳父年老不轻易上朝，一旦辞驾还乡，有点大事小事的怎么办呢？倒如要点能够显示身势的东西遇事也好有点拿手。郭金城想到这里便对胤禛说：“为师没有别的请求，请殿下与我合画一张画像，见像如见殿下，为师也就满足了。”胤禛立刻叫来总管，找来一画像高手，按照郭金城的布局画了一张胤禛为师赶驴的画像：即郭金城身穿朝服骑在驴背上，胤禛殿上着装，一手拿鞭一手牵驴，像画好后，郭金城非常满意，当时胤禛为满足老师也没有多想这张画的用意。没料想这张画，多年后真的起了一次大的作用，戏弄了一位钦差大臣。
1722年胤禛即位，定年号为雍正，胤禛已过而立之年，郭金城年过花甲，虽然教了胤禛20多年，始终没弄到一官半职，胤禛登基后只顾忙于朝中之事，也就很少去郭府看望郭金城了。又过了两个年头，68岁（1724年）那年郭金城起心回乡，于是上表于雍正，雍正也念其老师年老无职，就准了郭金城回乡的奏折。郭金城动身之前与雍正见了一面，当面雍正赐给老师执式半卦、钦点御卫军20人，大桥一乘，御马两匹领头，一路护送到家。一路上所路过的州、府、县衙都要高接远送，声势不压于钦差。尤其到了本府本县、四面八方的一些头面人物，都来为郭金城接风，以后的郭金城的名声威振了这一方。雍正四年（1726年）为恩师70岁寿辰下了一道圣旨：为师建一座牌坊，表示对老师的思念。这一来郭金城的名望就更高了。
牌坊座落在郭宅的南边，坐北向南，牌坊全部是石料，牌坊的四根立柱约高4米，面宽约有0.6米，是四根完整的石条，四面动凿，正面凿有花草、飞禽，牌坊的上层中间镶有“圣旨”二字，下层中间镶有“师坊”二字，据传说是雍正的手书。坊顶双龙戏珠，四檐雕刻着张嘴奇兽，工艺精细，四个角沿各卦一个钢铃，钢叫风磨钢，一有风四铃都响，此坊建成后引来不少文人墨客前来瞻仰。此坊历经220多年纹缝未变，1946年为治理黄河急需石头，郭氏家庭推倒石坊，将石头全部运往黄河，一代文物从此销声匿迹。
雍正皇帝赐给郭金城的三件东西，其中有两件起到过效应：一、半卦执式：当郭金城之妻孙氏夫人八十岁寿辰时排列过一次，凡是前来拜寿的，上至雍正皇帝的钦差大臣（带有雍正、刘镛等八大朝臣的八幅寿屏）；下至州、省、县的官员，都要一一行大礼参拜。二、雍正皇帝与郭金城的画像：郭金城在1726年（70岁）带着孙氏夫人去了长清城西南角的窑头村定居下来，因他有两个弟弟从郭庄搬迁到窑头，儿孙们没有去，仍在郭庄。两年后在长清周围置地千余亩，成为当时长清县的三大户之一（卢姓一户，卢化乐，南方平乱有功，官封平南王；石姓一户，郭姓一户）。郭金城死于孙夫人之后，合葬于窑头，坟墓现存。郭金城虽然亡于长清，可儿孙们还要在郭庄办理丧仪，传说丧期一个月，钱花无数，发了财的要数几家卖馍馍的，传说，卖馍馍的推着一车馍馍，到柜上过过称，按斤付了钱，再推到街上去卖，一车馍馍卖两车的钱，就是这样的花法，丧事办完钱余若干，内柜总理为了要面子，半夜偷偷溜走，意思是把钱没有花完，说明自己没本事，不会办理丧务。再说郭金城去世后，1743年是郭金城去世的第二年，是乾隆登基的第八年，一钦差官员南巡，钦差明知郭金城已去世，非要前来郭庄看看不可，人未到早有州、府、县、地方官员一站一站地把信送到郭庄，要郭氏家族作好接官的准备，一时间郭氏家族慌慌不安，人们都知道，接官要花很多的银两，自郭金城去世以后，日子过得挺紧，郭氏家族的名望也不如以前，接官这件事到底如何办呢？族长把院中的几位老人召集到一起商量，商量两天谁也拿不出个好办法，可接官的日期越来越近，尤其族长，整日茶不思饭不想，倒是有位少言寡语的老人提出去请教一位最高辈分的六世祖郭洪烈，看看能有什么好办、法？郭洪烈是位穷秀才，年老多病，整日不出大门，郭洪烈虽身为秀才，对于族中有些大事小情的他很少过问，既然提到了他老人家，去问一问又有何妨，或需在他那里得到良策。郭洪烈听完族长所说的事情后，他叫族长带人去窑头一趟，因为窑头还有二位长辈，看看他们能不能会有更好的办法。族长从窑头回来后，把去的情况告诉给了郭洪烈，紧接族长召集老人凑物凑钱，搭制接官大棚，钦差最近几天就到。接官大棚搭好以后，棚内正中迎门排好桌椅，只等钦差大臣的到来。当得知钦差大臣准时来到的前一天，族长按照预定的办法，叫来十来个年轻人，往接官棚担水泼地，一天的功夫把个接官棚里泼得满地是水，第二天在钦差未到之前，族长又叫人把准备好的新苇席铺到棚内的泥面上，从郭洪烈家中的红木箱内取出一个木匣，打开木匣请出了郭金城与雍正的画像，端端正正的悬挂在了接官棚的正中，两边又排出了那残存的半卦执式，至于接官用的钱粮，喂马用的草料一概没有准备，在街道两边站满了老老少少看热闹的族人。
天快中午时分，郭庄村北响了三声大炮，一队人马直奔郭庄而来。听到炮声，族长带着族中一些人出村迎官，郭洪烈身着秀才衣冠有一青年人搀着站在棚前迎接差官。钦差大臣一见到接官大棚，脸上还算露出了点微笑，因为官棚搭得还算不错，棚的前脸一律黄绸遮面，前檐红丝穗子，檐上边彩旗飘飘，钦差下马，没等郭洪烈参拜就撩衣进棚，几步走到桌前，本想落坐后受礼，但一抬头看到了先皇雍正的画像，两边的半卦，赶紧后退两步，双膝跪倒磕头，三头磕过站起身，接下来的是后退一步磕一个头，一直磕到大棚之外，再看身上弄了一袍黄泥，钦差大臣二话没说，吩咐随从赶紧离开郭庄，一队人马出庄西行，转南上了长（长清）茌（茌平）官路奔茌平而去，郭氏家族的人们倒也平静下心来。（画像、执式都毁于土地革命时）。
郭金城十七代孙郭相艾讲述
郭延生 整理
德州诗人田雯与谢重辉的友谊
孙寿昌
清初诗坛泰斗王渔洋（士祯）于康熙十五、十六年间，在文学精英云集的京师，发起评选《十子诗》刊行活动。目的是繁荣诗歌创作和标举渔洋所提倡推崇的“神韵说”诗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活动结果，有十名大诗人芳名入选，“而山左居其四，四之中德州居其二”，是说入选十子中，山东人占四名、四人中而德州人又占二名，德州人成绩斐然，轰动诗坛。当时在京为官的德州籍诗人田雯和谢重辉，俩人同入“十子”美名，在我国清代诗歌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田雯（1635—1704）字纶霞，号山姜，晚号蒙斋。德州（今德城区吕家街）人，至户部侍郎，公余工诗，有《山姜诗选》收诗一千三百八十八首巨著传世。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古欢堂集》一条说：“雯则天姿高迈，记诵亦博，负其纵横之气，欲以奇丽驾士祯上，故诗文皆组织繁富，锻炼刻苦，不肯规规作常语”等赞评。田雯一生著述丰富：《山姜诗选》十五卷，《古欢堂集》十二卷，《黔书》二卷，《长河志籍考》十卷等。
谢重辉（约1639—1711）字千纫，号方山，又号匏斋，德州（今德城区南郊谢公村）人，官至刑部郎中。方山天赋聪颖，雅爱诗歌，擅长五古，自成一家，有《杏村集》七卷，收入《四库全书》。王士祯在“杏村诗评”里说：“杏村诗，去肤存骨，去枝叶存老干，真赏甚稀，存之篋中，以待元次山、杜清碧其人，定相赏于弦指之外，倾倒至矣。”高度评价杏村诗的巨大成就。
田、谢俩诗人，德州同乡，年龄相近，而又同朝为官，结为挚友，其友谊又建立在共同对诗歌创作爱好、见解一致基础之上，与日俱增，牢不可破。为巩固两家所珍视之友谊，长久延续后人，田雯将掌上明珠爱女，嫁于谢重辉的公子为妻，结为秦晋之好、鸾凤和鸣，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当时满朝士林传为佳话，赞美不绝。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人生在世几十年，生老病死是常规，任人难以巧避，随着时光流逝，田雯谢重辉两位诗人都已年迈，只好辞官归里，告老还乡。田雯住在德州城东南马颊河畔阳谷店村附近别墅——“瓜隐园”。谢重辉住在德州城南三十里谢公村的“杏村别墅”。
清代志仕官员及士大夫，年老厌倦都市生活，为远避尘嚣，而去城郊乡野修建别墅园林，羡慕模仿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古风情趣。效法体验古人“遁世无闷，闲适自乐”的生活。他们选择“孤村老舍，竹篱茅亭，古貌朴野，平淡好古”的自然情调。
田雯、谢重辉老人辞官后，除以诗酒自娱外，倘佯在优美的大自然里，过着平淡闲适、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两位老人以免惦念，时有互访，见面询问倾诉一番，亦是暮年一大乐事，有田诗记文：
秋夜同方山
西风寒叶动凉思，久坐开襟对酒后。
小鸟窥灯穿竹去，流萤分夜入帘时。
书来乡国迷鸿影，月转关山照鬓丝。
莫使伤秋减吟兴，尽删《九辩》楚臣辞。
搔首经年厌鼓鼙，只拼一饮醉如泥。
捣衣秋水千砧远，种菊东篱百本齐。
病鹘怯风投树立，凉蛩依壁向人啼。
药栏秉烛还相约，明日看山共杖藜。
两位诗人进入垂老之年，即不悲天悯人，也不狂放不拘，视晚年“既来之，则安之。”想得开，看得明。南宋文山先生说的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至理名言也。田雯年七十与世长辞，谢重辉七十有二驾鹤西游，两位清代诗坛有影响的诗人，相继去世，他们一生勤奋创作的丰硕成果，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字财富（两人著作均收入四库全书）不但是田、谢两家的荣耀，亦是家乡德州的骄傲与光彩。
义和团平原起义
焦力军
平原地处黄河下游，是鲁西北冲积平原上的古县郡之一，也是直鲁交界的咽喉，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蜀汉昭烈帝刘备”最初就在平原做过县令。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既有浓厚的齐鲁之邦的文化传统基础，又兼有“崇武尚义”、“结社精诚”燕赵文化的悲壮之风。在清末社会那种矛盾尖锐而敏感、广大人民反抗外侮情绪炽烈的情况下，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以朱红灯、李长水为首领的义和团群体，由平原城南前杠子李庄为基地、设场聚众的反教会斗争开始，迅速发展到“森罗殿”抗官兵的大规模战斗，不但在这里奠定了早期义和团运动的核心基础，在整个“反洋教”斗争中，也成长起了一支义和团的骨干力量。
一、基础与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山东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开始是在德国天主教势力范围的曹县、单县由大刀会掀动起来的，很快便蔓延到河南、安徽、江苏、河北五省的20多个州县，其爱国反帝的惊觉先声，昭然可见。因此说，义和团运动是经历着“巨野教案”、“冠县教案”、“平原教案”的斗争很快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回顾历史，研究历史，不能否定当时的历史真相，更不能用现实生活中的意识观念看待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本质，绝不能否认当时民教矛盾的尖锐和激化，给义和团的兴起酿成的内因动力。当时，义和团攻击的目标是洋人的教堂，打击的对象是民愤较大的富户教首。从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来看，在义和团的行动中还没有发现挫伤了那一家无教会背景的乡绅大户，更没有损伤任何一家豪商巨贾的经济财产。斗争的目标明确，打击的对象有据，这种宗旨赫然的正义行动，正体现了义和团“反帝爱国”和“民族自尊意识”的珍贵。平原义和团的骨干力量，是以广大贫苦百姓中的神拳、义和拳、梅花拳、大红拳等为基础而形成的。
神拳最早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5年）出现于浙江的鄞县及山东的菏泽，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又出现于河南商丘。77年后的清咸丰五年（1855年）又偶现于河北大兴县及浙江鄞县两地。在清高宗实录中记为“神拳会”“符咒作法”。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后再现于山东茌平的神拳，又都是用“降神附体”“画符念咒”，向东南叩头，拜“桃花山、桃花洞”的形迹活动着，通称“东方震宫王老爷之弟子”。王老爷者，乃菏泽人王中，山东神拳的创始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57年）被清王朝以“异端”杀害。神拳在长期的传习中虽有自己的形迹特征，但探其源头又与“八卦教”中“震卦”主里的“文卦”有着宗脉相袭的演化关系。到清光绪年间，朱红灯（原名朱逢明，号天龙）成为山东神拳首领之后，他虽然严格遵守着“画符念咒”“降神附体”传规，因他又在“云禅寺”拜“离卦拳师”孙佩良习拳，倡“保卫身家”“不受欺侮”的口号，便使神拳成了一支“八卦教”的羽翼。在这个时期的“反洋教”斗争中，朱红灯虽然发展迅速，气派赫然，坐着蓝帷子轿车，率领着神拳队伍中的“左哨”、“右哨”、“娃娃队”300余人，在平原起义之后，特别是威服教会的张官镇贺神拳之举，使他名声大震，但直到光绪二十五年初秋（1899年）朱红灯来到平原前杠子李庄与拳首李长水汇合会，才聚众五百，多达千人，有了“设场安坛”的大本营，竖起了“扶清灭洋”为宗旨的大旗，使神拳的发展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全盛时期。
义和拳的创始人是“八卦教”中“文卦”震系直传首领王伦（阳谷人），当时的名字叫“清水教”，所以义和拳不载拳经。据考，他们练的是“六趟拳”，原属于少林拳术中的“六合门”。表面上借武术团社为名，实际上还秘密传授咒语，设坛拜香，发展组织，奉行“反清复明”的宗旨。王伦亲自传授的拳场有两个，一个是堂邑的张四狐庄人王如圣，一个是恩县东李古寺人李焠，按照“八卦教”的传规，义和拳场也分“文卦”、“武卦”，李焠是“文卦”主，发展的拳徒很多，其势力范围南起兖州，北至京畿的数十个县，引起了清王朝的极大不安，派御林军在恩县将李焠缉捕，解往北京，于乾隆三十九年（1775年）以“义合拳匪首”之名将其杀害。至今，在东李古寺、曹屯一带乡村还流传有“南京到北京，都是李焠的兵，杀了乾隆爷，李焠坐朝廷”的歌谣。
李焠被害后，王伦又于翌年起义失败，但义和拳的传习在鲁西北广大乡村以秘密结社的形式仍在广泛流传，前后又历尽120年的艰辛，已发展到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山西五个省的区域中。到清光绪二十五年秋（1899年），朱红灯、李长水在平原前杠子李庄设场聚众，竖起“反洋教”的大旗，恩县的拳首就有孙治秦、宋兰亭、于存德、闵兆义、马登山等19人率二三百名拳众“拜坛来投”，加入了这一团体，因此，朱红灯“大倡天下义和拳”“扶清灭洋”是有基础的。在本世纪70年代末的采访中所获“无义难同群、不团不成拳”之说，虽然值得研究推敲，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义和团内部的实际情况。
西方教会最早是清顺治七年（1650年）英国《圣芳会》委派意大利藉人安东尼厄斯，巴巴里欧神甫（AntoniusB……llero）来中国山东传布天主教，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山东被列入《圣芳会》教区。道光十九年（1839年）罗马教皇额俄略十六委派罗类思主教管理山东教务。清同治五年秋（1865年）天津紫竹林基督教的《圣道会》（又叫循道公会）派英藉牧师歌德森来乐陵、朱寨子设立了教堂。1875年（清光绪元年）在德国近境不远的荷兰城市斯泰尔设立的《圣言会》（srd）的首次传教使命，就是于1878年（清光绪四年）派遣神学院毕业生德籍人安治泰和奥籍牧师傅约瑟二人来中国的山东传教。1882年（清光绪八年）他二人便在已有千名教民的阳谷县坡里村定居。1878年2月12日（光绪四年正月）天津紫竹林《圣芳会》的美籍教士斯坦利（Stanlej），中国名字叫明恩溥，与牧师亨利·波特（HenjDDOrter），中国名字叫博恒理，应恩县小屯人李大肚子之请来庞庄，一面对农民进行赈济，一面传教并建教堂。1881年（清光绪七年）法国传教士马天恩在武城十二里庄设立了天主教堂。德籍传教士傅天德（耶酥）于1890年也来此住堂，后在恩县西刘王庄建教堂落居。1888年11月3日（清光绪七年十月）传教士若翰，中国名字叫肖金铭，在平原城南肖家洼村设立教堂开始传教。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意大利籍神甫高凤仪在禹城御桥韩设立了教堂，开始传教。
到甲午战后时期，先后有德、英、美、俄、法、比、荷、瑞、奥、匈西方十个国家的传教士，31个不同教派在山东传教。整个山东的教史，都集中在清王朝执政的250年的时限之内，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就已经形成了以烟台为中心的东境，以兖州为中心的南境，以济南为中心的北境三大教区。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56名，华籍教士28名，大小教堂304座，拥有教民82600余人。只北境教区就有大教堂9处（济南市内2处），公堂216处，会所417处，外籍传教士13名，华籍教士15名，大修女院1处，修女15名，小修女院1处，修女24名，专门培养司教士的中学1处，学生9名，教会小学37处，男女学生1000余名，育婴堂4处，男女儿童360名，各教堂收养9—15岁的少女727名，教经女教师38名，年轻贞女58名，教民18，000余人。教民中为首者，大多数是地方上有恶迹的豪绅、富户，教民中更有赌徒犯律者等，少数是因贫困借贷又无力偿还而奉入教中，只平原县境内的公堂会所就有北堤张安业家（富户）、黄庄李玉珂家（富首兼商）、前杠子李庄李金榜家（富首兼油坊）、赵庄常兴孟家（富户）、董路口董吉公家（官宦首户）、大辛庄张洪家（富户）、老庄唐皆家（富户）、大魏庄魏凤鸣家（富户），其次有马庄、小屯、李芦庄、卜庄、陈楼、卢庄等堂所32处。“入了教、不纳粮”，这些教首教民的漕粮赋税，都附加在本村百姓们身上负担，南刘庄有7户教民的粮税都摊在百姓们身上，因此而引发的民教矛盾十分尖锐。
外国传教士虽然在山东各地屡受挫折，但霸气仍很严重。他们“勾结官府”“包揽词讼”，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政府中的政府”，“诬告良民”，“袒护教民中的歹徒”。当时主持山东教务的安治泰，利用德国的外交势力，在中国获得了“皇封二品”大员的资格，出入各级衙门都通行无阻。德皇威廉二世曾说过：“在华的天主教无不受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他以中国各项事情报告我”。1897年“巨野教案”发生后，安治泰就向德国政府建议：“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夺取胶州，这对我们从各方面看，都是最有发展的根据地”。德皇便采纳了安治泰这一建议，用武装力量占领了我沿海的胶州湾。
由于社会和经济状况恶化，民教矛盾日趋尖锐，民族义愤更为激烈，“义和团就成了山东人民群众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自发组织形式”。他们的主要成员“皆农民者流”，还有小手工业者、搬运工、船工、纤夫，但武术社团是不可否认的核心骨干。应平原拳首李长水之请，朱红灯（原籍长清郑官屯人，后定居泗水拓沟镇宋家村，30岁后回长清大李庄舅父刘亭水的家中，粗通医道，有传统文化的基础观念，对社会现状颇有见地）、本明和尚（原名杨俊典，又名杨顺天，高唐县杨庄人，自幼在乌龙寺出家，曾在北京受戒，文武兼备，主持禹城丁家寺）、关东岭（齐河梁官屯人）、朱启明（齐河朱楼人）、王子龙（即王青山，长清人）、孙治泰（恩县人）等二十七名拳首率众300余人来到平原，将义和团的“坛场”安设在前杠子李庄李长水的家中。上房供“香坛”，院中挂“高旗”，门外竖“大刀”，聚众四五百人，多时达千人。分渠、分哨，扬起了义和团的神威，并订有“不贪财、不恋花、尊老爱幼、和睦乡里、公买公卖、财物归公”的团规。其中的女性成员谓之“红灯照”。当时很有凝聚力的口号是：“先学义和拳，后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红灯照、那时才算苦”。还有遍传的“孔府揭贴”作为信仰的精神力量。义和团的大旗竖起之后，首先对前杠子李庄富户教首李金榜进行了打击。随后，又对北堤的张安业、尚庙的王福有、董路口的董吉公等大户教首进行了打击。黄庄大户教首李玉珂花钱雇了30名猎手，用火枪对付义和团。义和团首领杨传文（前杠子李庄人）、张泽（北堤人）、曹玉琢（郭北口人）、魏永太（大魏庄人）共率义和团的队伍去攻打黄庄，双方都用上了火枪。结果，教民死伤五六十人，义和团也伤亡二三十人。打开了黄庄李家大院，“用四五辆大车拉粮食”。事态的发展迅猛而激烈，引起了官衙的严重不安。知县蒋楷（湖北荆门人，拔贡出身，光绪二十五年二月由莒县调署平原）亲带县衙中的马、步捕快去前杠子李庄剿捕义和团，结果被李长水率众打了回来。因此，在续修《平原县志》中无法避免的留下了“蒋楷亲赴杠子李庄弹压，几被戕”的简单记载。蒋楷受挫后，召集全县46里的里长训戒说：“欺教民者论罪，抢教民者倍罚，侮神甫者罪加一等。拳会者，白莲教之因，邪教匪类也！入拳会者当禁，缉拳匪者当赏”。他直言不讳的站在袒护洋教的立场上，表明了与义和团的对立态度。趁此，蒋楷便乱发捕签，命县衙的捕快班头陈德和（平原人、武科出身，清军后补游击，曾充任曹州镇署中军官，右路巡防部队第十一营营管带）任意去各乡村缉捕义和团的人员。陈藉此权机，大量索贿，民怨更大，使民、教、官之间的矛盾趋向白热化的程度。
二、杠子李庄之战
为了适应“反洋教”、“抗官兵”斗争的需要，朱红灯、李长水及各渠、哨拳首，都轮流“排刀练拳”，大刀、长矛、土炮、火枪都一齐运用起来，并备以锣、鼓为令，杨传文为大总管，严令打教堂得来的东西一律归公，使这些来自四面八方平日散沙一般的义和团众，受到初步约束，凭着“义”和“愤”的朴素感情，在自己信仰的旗帜下凝聚起来，用传统文化思想演习的歌谣体口号和育化出来的英雄神话，“符箓作法”，“降神附体”，来鼓舞斗志。
七月十五日（8月19日）西刘王庄教堂的传教士傅天德，由恩县来到平原县衙会见知县蒋楷说：“朱红灯、李长水等300余人，在洞子头村逼令教民反教”。蒋楷就偏信洋教士之言，不敢违背他的旨意，便一面命陈德和出击缉捕朱红灯，一而发签传讯李长水、王治邦（字化成，平原小徐庄人，正科武生出身，原清军后补千总，当时退役居家，有民族正义感，为义和团首领之一）到县衙听审，李、王二人拒不到案。蒋楷便将王治邦之子王甲三（字鼎臣，曾任山东曹州抚标左营右哨千总，役满居家）传到县衙，对其严训说：“邪教无有不肇事者，也无有成大事者。巨野教案后增教堂十三处，去年沂州教案起，日照、莒县、郯城皆建教堂…”对王甲三施加劝诱和威胁后放回，而朱红灯、李长水矢志无悔，“反洋教”的态度却更加坚决。八月初八日（9月13日）李长水、杨传文率义和团对李金榜进行了第二次打击。同一天，张泽、魏凤宣、曹玉琢、王朋玉分别对商庙大户教首王福有等三家进行了打击。十四五日两天（9月19、20日）义和团首领之一祖五升率众袭掠了董路口、辛庄、代家口、宋家口等教民五家。陈芒仔（陈楼人）、马训（马腰务人）、焦克明（焦庄人）等村义和团首领也都相应行动。这就是蒋楷在《平原拳匪纪事》一书中提到的“抢案四起”。八月十八日（9月22日）蒋楷应各村大户教首的要求，亲自带领陈德和及马步捕快、勇役百余人直去前杠子李庄剿捕义和团。朱红灯、李长水不但不惧，而且有准备的“擂鼓鸣金”“操刀持枪”“画符焚香”“降神附体”“念咒作法”率领着义和团300余人，迎出村外与官兵拚杀。一场混战，伤了官兵20余人，但官兵也捕去了义和团人员中的邱被子，杜曰魁、李玉岭、李世宝、朱德顺、李兴业六人，押回县衙，关进狱中。从此，义和团在“反洋教”的同时，与县衙官兵的对抗也明朗化、尖锐化了。八月二十一日（9月25日）山东巡衙根据蒋楷的禀报，派省衙亲兵营骑兵哨官朱景荣（天津讲武堂毕业生）带骑兵30余人来平原帮助县衙剿捕义和团；捕快班头陈德和乘机去四乡捕人，大量讹诈钱财。九月初五日（10月9日）教首李金榜到县衙向知县蒋楷密告说：“朱红灯又从高唐、茌平调来了300余人，聚集在前杠子李庄，声言为报仇而来，教民将临奇祸”，恳求知县为教民作主。蒋楷据此密报，于初七日（10月11日）乘坐着轿子，陈德和骑马，率领戎装整齐的县衙马、步武装150余人直扑前杠子李庄。聚集在该村的义和团人员，早有思想准备，将500余人分成了若干“团伙”，刀枪并举，大旗抖风，喝符壮胆，奋勇迎战。官兵刚走到村后小北门外，就有一伙义和团的人冲出寨门，首先砍倒了官兵的大旗，“擂鼓鸣金”、声威俱厉地与官兵交战。朱红灯骑着红马，穿着红棉袄，头戴大红风帽，握枪迎出，李长水骑白马持大刀同朱红灯指挥着义和团与官兵交战。李玉斗（前杠子李庄人）和尚玉岱（南刘庄人），这两个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光着身子，只戴着“红兜兜”，手握单刀，猛冲出来，将走在前面的两名官兵劈头砍死，官兵大乱，纷纷败退。义和团乘胜追击，蒋楷吓得魂不附体，问官兵“骑马快？坐轿快？”官兵只顾逃命，无人抬他逃跑，陈德和从轿里把他拉出来，抗在马上就往北跑，义和团的人一直追出了七八里地才收兵。当地百姓编出了歌谣唱道：“李长水，狮子精，骑着大白马，带着他的兵，杠子李庄打一仗，打死官兵整两名。县太爷吓得不得了，从轿里爬出来，趴在马上往北跑。”对这次事件，清王朝文献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汇报》载：九月初七，匪首又散帖邀请拳匪千余人，盘据平原之杠子李庄，大书特书曰：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公然署名曰：王子容，平原人、孙治泰，恩县人、朱逢明或云朱红灯，为则欲为，王法无有，况官长乎！“（标点系笔者加）。
蒋楷在前杠子李庄受了义和团的挫辱，不但没能给教民撑了腰，而且自己还几乎丧了命，回到县衙，羞愤不堪，决心向山东省衙请调重兵对义和团进行报复。在义和团方面，也想利用这次大败官兵的机会，尽量使官府不再袒护“洋教”的人，避免义和团扩大与官府的冲突，以有利于“反洋教”斗争的开展，力争将被押在狱中的邱被子等六人拯救出来。当天，朱红灯、李长水便直接派出了以祀砚田（花园村人，文武秀才，里长）为首的四个有里长、庄长身份的义和团代表，赴县衙与蒋楷对话。这段情节，在《平原拳匪纪事》中写得比较清楚，现摘录于下：“…甫入城，南乡庄长祀砚田、商永和与黄某，段某偕入。楷见之曰：尔来何也？曰：求无请兵。曰：为义和团乎？曰：否。然以何则不请兵？曰：请兵则朱红灯必反。朱红灯之来，谓恩县是其死案，平原是其活案，但求放前获六人则去矣。何为死案？曰：以笞毙义和团人故。然则抢何也？曰：无所得食。掳人何也？曰：为赎六人故耳。楷正告之曰：朝廷之法，官民所共守也，六人不抢人，无拿理，六人抢人，无放理。虽然六人从犯也，若辈解散，民教相安，可放也。若以此要挟，岂有朝廷命官而受要挟者乎！”
“夜半，许广文秉德（许秉德、清举人、县督学）与林丞，张尉来申四庄长之说，且微露索捕快陈德和意。问：索陈德和何意？曰：以获六人故。曰：六人不当获乎？则有抢案在，陈德和何罪？…客乃退”。（标点系笔者加）另据《拳祸记》一书援引清王朝官方文献中记载：“九月初五、六日，平原冈子李庄等处刀匪聚一千余人，行将起事，蒋邑尊（楷）带兵前往弹压，匪开枪击之，毙官兵数名，伤多名。因此，事有碍大局，毓中丞委济南府卢太守（昌治）带兵前往弹压，匪知为虚张恐吓，愈肆猖狂。十三日，又抢四家。十四日，朱红灯、王治邦递书营官，请订日交战。后，倾巢而出，轰杀官兵二十余，伤三十余”。
对于义和团“平原起义”这一历史环节的研究，以上引证的这两段资料口径一致，非常重要。“请兵则朱红灯必反”和“行将起事”，都充分说明朱红灯在前杠子李庄，虽然公开抗击了官兵，也是出于“无奈自卫”，尚未“反”。“反”才是起义的标志。十四日森罗殿大战前，朱红灯、王治邦递书营官请“订日交战”，这才是“反”的真正宣言。故此说，1899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十四日）才是“义和团平原起义”的准确日期。
蒋楷凭自身知县的职权，于九月初八日（10月12日）向山东省衙呈文请求援兵的禀报中说：“兹于初七日，卑职驰往滋事之杠子李庄，该匪等纠集多人，即在村口持械相拒，致伤差役二名，唯有仰乞仁宪，鉴察下情，再赐分拨马、步兵各一营，迅速下县令督。”朱红灯、李长水原本不想再与官兵扩大冲突，但进衙的代表祀砚田等，不但被蒋楷斥回，并悉知蒋楷已决心调兵剿捕义和团，只好做好迎战的准备。九月初十日（10月14日）清军绿营历城统领秦应逵奉省宪毓贤之命，带步兵一营出发。九月十一日（10月15日）早晨省亲兵营骑兵哨官朱景荣奉命率60余骑马队出发连夜赶到了平原县城。中午，济南太守卢昌诒亲带骑兵随从20余人，来到平原县城。下午五点许省亲兵营管带、后补太守袁世敦，带两哨骑兵来到了平原城。夕暮时刻，秦应逵率领的步兵营也来到了平原县城。官兵的马步兵役俱驻扎在东岳庙内。据当时的目睹者听官兵说：“这次急行赶来平原，每人赏给半斤大烟土”。步兵营的丁副统领问县衙捕快班头陈德和说：“你平原到底有多少义和团哪？”陈回答说：“平原八百八十庄，村村有义和团了。”一时间，平原城中兵马云集，人心慌乱，形势紧张。九月十二日（10月16日）卢昌诒先派县衙案牍方师爷去前杠子李庄会晤朱红灯、李长水，进行“劝降”工作，并对对方说：“汝先行，吾翌日必往，当于捉狐屯相待。”当天下午，卢昌诒又派县衙卒役去前杠子李庄张贴“安抚”榜文，结果被义和团的人给轰了回来。方到了前杠子李庄会见了朱红灯、李长水等拳首时说：“省衙马、步兵两营俱到平原，祸大矣，宜速避。”朱红灯却回答说：“为洋人利，大人何用重兵欺我？避何益？不如战。”方无奈，当晚不敢向卢回话。
十三日上午（10月17日）卢昌诒、袁世敦、秦应逵、蒋楷等带马、步官兵150余人，试探性地前往前杠子李庄。中途，碰上一个姓张的教民告状说：“拳匪听说官兵到城，日前连抢十三家，气焰愈横，无悛意。”但卢会见了方后，方却说了假话，说义和团已散。卢信以为真，于傍晚赶到前杠子李庄李长水家中“坛场”一看，却“设防甚严”，门内掘有丈深的陷坑，虽无人，院内还摆着大鼓，还有一尊大铁炮，“重百几十斤”。室内所焚烧的符箓及义和团人员的花名册，纸灰尚热。秦应逵忙说：“视此情况，非解散，移巢耳，应速归”。卢昌诒率官兵急忙出村赶回县城。进衙后，是夜又有庞庄教堂神甫明恩溥派人来平原告急说：“朱红灯带300人攻打教堂”。（朱红灯所在之前杠子李庄距庞庄90华里，此日攻打庞庄教堂的义和团是恩县拳首赵鱼所率一笔者）袁世敦命朱景荣带骑兵30名去保卫庞庄教堂。其实，这天夜里，朱红灯带着义和团的队伍500余人，正一面分派人去四下传帖，一边向40华里之外的选定地点森罗殿转移集结。据参加朱红灯这次行动的平原南侯庄拳首侯玉全回忆说：“这天晚上，朱红灯穿着红棉袄、红棉裤、蒙着花头巾，外面披着件青大褂子，骑着匹马，义和团的人都打着旗，有几辆大车拉着火药、土铁炮，从杠子李庄把队伍拉到了森罗殿。
森罗殿是一座建筑宏伟的古寺，位于平原城西18华里马颊河东岸高堤之上，大芝坊（原名芝隍）村东头，居于林郁葱茫的环境之内。除巍峨壮观的穿堂殿门外，内有前后两座大殿，僧舍廊房数十间，内有大量的壁画和“阴曹地府”设置的立体釉彩塑像。后大殿后有菜地、水井、磨房、仓库等设施，占地面积30余亩，加之古柏参天，寺内可容纳千人之众。明、清年间，香火最盛，代代都有高僧住持。义和团中的首领大贵和尚（故城人）、悟修和尚，原都是森罗殿中的寺僧，在义和团蜂起时蹈入红尘的。每年正月十八日，有盛大的春醮庙会，是个四乡闻名、仕女争春、百姓云集、商贾交易、武侠荟萃的地方。朱红灯从前杠子李庄转移到森罗殿，并传帖惊动了平原、恩县、夏津三县数百个拳场的义和团在这里相聚。这里的地理形势奇特而复杂，非常有利于义和团对官兵的抗拒，这不但体现了义和团的行动是按照“八卦图”的方位走的，而也更表现出了朱红灯在面对重兵相逼，相智应战的军事才能。
在朱红灯、李长水从各方面调动义和团人马的当天夜间，坐在县衙中听候消息的卢昌诒于半夜时分又接到恩县知县李维缄派人来告急说：“朱红灯带领几百人攻打恩县城，急求支援”。袁世敦又命一哨骑兵去援救恩县。此时，卢昌诒派出去侦察义和团行踪的探马，被朱红灯捕获又放了回来，向卢昌治传朱红灯的话说：“我去杠子李庄，为两大人地耳，若再相逼，自失而颜，勿怨我。”（标点笔者加）卢昌诒深切感到义和团“烽火四起”的形势，已经十分严重，自己身陷重围，危在眉睫，便立刻命蒋楷把押在狱中的六名义和团人员邱被子、杜曰魁等放出，并说：“勿为若辈藉口也”。又同时下令将县衙捕快班头陈德和抓起来押入狱中，并差人把这一消息传送给义和团方面，企图缓和一时剧变的紧张局面。其实，他这一举措，并末起到预想的效果。
三、森罗殿大战
义和团与官兵之间，双方都处于“箭在弦上”大战难免的紧张情势之下。应朱红灯，李长水传帖相邀的各村义和团人员1500余人，都分别在九月十四日早晨（10月18日）相继集结到森罗殿来，刀枪林立，旌旗猎猎，而且都知道是与保护洋人传教而来剿捕义和团的官兵而战，没有畏惧情绪，人人意气激昂。四乡百姓都自动去送干粮支持义和团奋抗官兵的行动。黎明时分，驻在县衙的卢昌诒又接到恩县“求移全师”的告急，一时使卢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他便一面向省衙发了急电，报告了义和团“烽火剧燃”的“不剿难平”之势，一面独自决定了对义和团的用兵之策。他对袁、秦、蒋说：“当以兵临之，匪即不散，量不敢薄我。否则，逼我则更甚矣！各处告急，株守一城，非策也。”同时，又命将楷派人去请祀砚田、商永和来找朱红灯、李长水谈判。结果，祀、商二人均未奉命到衙，这就使事态的发展，到了一个必然“爆炸”的时刻。神甫、教首对义和团行为的夸大诬陷，官方无一不信的偏激观念而导致的动用大量兵权的剿捕举动，给义和团造成了强烈的民族义愤，使暴动的成熟条件，也使这场大战的性质再不能用“意外”、“误会”的概念去评断。
九月十四日（10月18日）上午，卢昌诒指挥马、步官兵800余人，分为左、中、右三路出平原县城，向森罗殿进发，他与袁世敦、秦应逵、蒋楷四人督军在后。然出城西去七八里时，就听前面传来了交战的枪声。随之，便见一个受了伤的官兵跑回来跪在卢的面前说：“战矣！战矣！”卢问：“怎么打得这般厉害？”伤兵回答说：“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我就受伤了。”卢、袁、秦、蒋四人继续前行，走到小马庄村西，站在一个窑顶上相望（距森罗殿三华里多）。忽见一个骑着快马的青年义和团，突至他们四人面前，投下战书便驳马驰去。这一情节在《平原拳匪纪事》中写道：“俄，一骑以黄纸来投，朱书如符，问之曰，战书也！”（标点笔者加）瞬间，潮水般的义和团人马便向官兵冲来，“勇猛异常”，官兵抵挡不住，立见死伤十七八人，官兵败退下来。秦应逵见此情状便拔刀出鞘，对官兵威吓道：“汝退，先斩汝！”逼令官兵再战，并大呼曰：“今日不活矣！捕一土匪，而挫辱至此，何复面目见人？”（标点笔者加）此时，义和团中有一道士，手持单刀，气势凶猛地向秦应逵冲来，被秦应逵用洋枪打死（此人姓韩，人称韩道士）。
义和团方面，虽然都是由四面八方应传帖连夜赶来相聚的人员，但已在朱红灯的指挥下分别编入各渠中去。“朱红灯著红裤，穿红袄，戴大红风帽，骑着红马”，李长水骑着白马，指挥着各渠首领关东岭、朱启明、王子龙、孙治泰、张泽、杨传文等。义和团的人，分为四人一个圆轮迎战官兵。义和团首领李金斗（打渔李庄人，乳名小秃子）见官兵袭来，首先冲入官兵左路队中，砍倒官兵的大旗，夺过旗杆打毙了两名官兵。义和团的人多系武术拳师，刀枪熟练，在与官兵拚杀中更是气势激昂，很快便将官兵击溃。随见官兵在长官督促下二次冲来，便都“掐诀念咒”，“附体作法”，生死不顾地与官兵作战。官兵使用了洋枪，义和团方面也火枪、土铁炮一齐运用，战斗打得十分惨烈。据参战者候玉全回忆说：“炮在头上咚咚响”，“双方混战五小时”，官兵退至平原城外。此时朱景荣率官军骑兵由恩县回来援战，祖五升率义和团二百余人迎截，朱红灯、李长水率义和团大队人马，由许桥过马颊河转入恩县、夏津境去。这次战斗中，官兵、义和团双方各死伤六七十人。义和团著名首领王子龙、肖长普（平原后杠子李庄人）战死；朱启明受重伤（拳匪纪事中蒋楷称毙朱红灯弟，即误指此人），回到齐河朱楼村家中，被本村教首杀害。
朱红灯、李长水率义和团撤离林罗殿后，官兵复回。大芝坊村的百姓惧怕官兵杀、抢，由乡绅裴锦才、村民任玉杭、刘文华三人为首领着20余人跪在村口迎接官兵。官兵不辨清楚，开枪将裴锦才打死，并进入寺中将姓夏的住持僧人杀害，继而抢了村中百姓的东西，搜了些短刀残矛，连店铺里的菜刀、铁火棍等物一齐搜去，装了两大车，矫称“战利品”，拉着回去请功。裴锦才枉自被杀，民愤难平。裴锦才之子，凭着自身是个秀才的胆识，身穿重孝去省衙告状，弄得巡抚毓贤十分难堪。他在既畏于那拉氏谕旨又屈于外国洋人压力的思想指导下，尽力洗脱自己的责任，于十月十八日（11月20日）签署发文（二十一日到平原），“署平原县蒋楷，办事谬妄，几酿大祸，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营官袁世敦……著一并革职”。（标点笔者加）森罗殿战斗“是拳民和清军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它对这场运动的推动力远远超过了战斗的直接后果。”这次战斗，使义和团名扬于世，人心震动，烽火更炽，有力地震惊了清王朝的专制集团和外国势力。以美、德等驻华公使也公开出面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进行镇压。山东巡抚毓贤命济东道吉灿升、省衙游击副将马金叙率骑兵两营（省衙直辖的黑马队和红马队）于十月十九日（11月21日）在茌平华岩寺附近，之五里庄将朱红灯缉捕。二十一日（11月23日）黎明，在高唐杨庄将本明和尚缉捕，一并解往济南。因对朱红灯“久审不供”，毓贤于离任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24日）将朱红灯、本明和尚、于清水三人在济南杀害。二十七日（12月29日）将朱红灯的首级“解往平原”悬杆示众。相继便有关东岭、李会宪等百余名义和团首领遭到官府及教会势力的杀害。李长水逃往关外继续发展义和团的力量，杨传文、陈芒仔南往茌平、平阴一带率领义和团队伍攻打教堂。平原后杠子李庄义和团首领李维就北上到天津南的杨柳青独流镇，安设了“反洋教”的义和拳拳场，这便是天津义和拳的第一个拳场。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军功拔贡出身）奉清王朝谕旨，带领中国第一支由外国武装、外国人训练的“清朝新军”七千余人，于1899年12月底进驻山东济南后，第二天就在发布的《查禁义和拳“匪”告示》中说：“本署抚部院钦承恩命建军以来，统帅重兵，弹压镇抚…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焚”。他还发布军令说：“如匪至即开炮，必不咎汝；若匪至不痛击，则将领以下概正法”。1900年3月14日，袁世凯被清王朝正式封任山东巡抚之职，他调动了全部兵力，对以“反洋教”为宗旨的义和团民众力量进行残酷的剿杀，并与青岛的德军分划剿捕义和团的区域，以尽其保护洋教势力的义务。在清王朝文献《西巡回銮始末记》中，存有袁世凯在山东发布的《新定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共八条，严厉至极。其中第三条：“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其子弟正法外，其父兄…监禁三年。”第四条中：“拳匪聚众设场教练之处，经官查出，即将该厂（场）毁平。如在人家聚设，除将该厂（场）毁平外，无论何人家产，仍将其家产充公具报。”第五条中：“如有人告发拳匪设厂（场）之家…即将该犯家产提出一半赏给告发之人，一半充公。其有拿获设厂（场）匪首即送案者，将该犯家产全部赏给。”据此，袁又奏准筹银90余万两，合开山东原有清军“编定新军二十营，新募马、步八营，东昌等五府，济宁等三十四县，顾募马勇三百五十九名，步勇二千五百七十三名”，加“教会团练”，一齐投入剿杀义和团的军事行动。
清光绪二十六年一月（1900年2月）接任平原县知县的姚诗志（字叔言，广东番禺县人，正科举人出身）奉袁士凯命上任后便对义和团进行剿捕。据二月二日（3月2日）平原禀报：“清新军武卫右军马队一营右队左哨哨官吕长顺将祖五升捕获，四日（3月4日）又缉捕了曹玉琢，解往济南”。清新军武卫右军王开福部下哨长闫凤鸣与东字正军哨长许占标骑兵60余人，汇合省亲兵营游击副将蔡元海及东字左哨李文成官兵百余人，在武城杨庄围剿夏津、武城的义和团，激战大半日，义和团首领王玉振、朱西公、邢殿武、朱士明、孙加章及团众28人战死，陈卷、范小等十一人被捕。二月十五日（3月15日）平原县禀中载：“庞庄教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致书平原县衙的信中说：祖五升被捕后，拳匪声言，散帖召集多人，要杀绝教民，一概不留…总头领祀砚田，曹玉琢。”庞庄教堂另一美国传教士博恒理给平原知县写信说：“花园祀砚田聚众定于十三日起事。”据教士平信之谎报，知县姚诗志便诱捕了祀砚田在县城西门外杀害，祀砚田在刑场大骂姚诗志“为官不仁”，被砍头而尸体不倒。在此后的一月之间，姚诗志又相继捕杀了义和团首领曹玉山，魏永泰、田怀德、石来法、明延生、于福堂、张洛仓、张泽（死在狱中）。在极其艰苦的岁月中，一直坚持反洋教斗争的杨传文，在参加攻打了罗山套教堂后，率义和团30余人回到平原，七月十一日（8月5日）宿在城南蔺庄蔺兰亭家，当晚被蔺兰亭出卖，勾来了乡聚（乡团）袭击义和团，在格斗中杨传文身受重伤而死，卢希文、刘金荣、张振录三人被捕解往平原被姚诗志下令杀害。据资料已查知姓名的平原有28名义和团首领被杀害，百姓死伤亦较惨重。据清王朝内部文献中记载：新军武卫右军“在平原一带，卤莽开炮，纵兵乱杀拳会中人，无辜被戮者至百人之多，其中妇稚三十余名，冤惨之状，行路唏嘘。”（标点笔者加）在袁世凯实施严酷剿杀义和团的高压政策时期，部分平原义和团民转移直隶，进入京津地区，参与同八国联军的殊死斗争。例如，驻在“荣王府”的山东老团，在“平原人、肖大师兄”的率领下，始终未受“招安”而成了一支义和团的中坚力量。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既激昂又悲壮的“爱国反帝”斗争的一幕，给推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奠定了基础。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义和团平原起义”的历史价值及对社会进展的推动作用，昭然可鉴，使我们当代和后代人，以此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火花，经世不灭。注释：
①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廖一中、李德征、张璇如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⑤李文海等：《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
⑥廉之立、王寄中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⑦陈贵永主编：《教案教务档》，精华印书馆（台湾）1974年版。
⑧陈宝琛等修：《清德宗实录》1939年版。
⑨蒋楷：《平原拳匪纪事》（校勘本）。
〓李杖：《拳祸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5年版。
〓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齐鲁书社1981年版。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
〓平原续修县志》。
〓《万国公报》（上海）。
〓《人民日报》1990年12月5日。
〓《大众日报》1984年9月2日。
〓《天津日报》（资料文摘）1982年7期。
〓作者调查资料。
武城义和团炮轰洋教堂
韩风声 王志永
原武城县城（今老城镇）北，卫运河西有一村名十二里庄，庄北端有座天主教堂，据地方志记载：清康熙18年（1679年）3月25日，由北京入教的胡氏三兄弟来武城十二里庄定居，后发展教民转入武城南部。由教民集资修建欧式教堂，后又住进洋神甫。后天主教又渐向武城北部漫延。1886年，美国传教士在武城庞庄建立教堂。
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会纷纷派传教士来到中国，19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达3300多人，发展教徒80多万。利用宗教麻醉中国人民。传教士还搜集情报，组织武装，霸占田产，私设公堂，胡作非为，欺压当地群众。致使中国民间反洋教事件不断，一旦冲突，清政府总是站在洋人一边不分青红皂白处罚百姓，百姓们有冤无处伸，只能自发地打击洋教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全国反洋教斗争中，武城人民也积极开展反教斗争。男人们参加义和团，青年妇女也拿起刀枪参加妇女组织红灯照，红灯照的首领是武城的任氏寡妇，红灯照的青年妇女穿扎红黄绸子，夜间手提红灯。她们同义和团一起举着“扶清灭洋”的大旗，专事对抗洋人洋教，武城的何刘屯、十二里庄、梁院、大十八户、吕洼、南屯、李官屯、蔡庄、程村、于姑屯等都有义和团红灯照组织。
1900年6月八国联军进驻中国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更激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仇恨和爱国热情。传教士与地主恶霸相勾结，为非作歹。一些教民恃恶欺压百姓。武城义和国红灯照早就发现十二里庄教堂有内秘密储运军火、训练武装教徒等违禁活动。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月十三日，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文记载：“据代理武城知县龚敦仁禀称：该县十二里庄等处教堂内，闻有快枪百余杆，并有大炮多樽等情……查明洋人在内地私储军火多种，向为约章所不许。”十二里庄等处教堂内侵略势力嚣张，教民持有枪炮以杀害良民为快，更激怒武城义和团红灯照，他们决定杀洋人，炮轰洋教堂。
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午后（1900年7月10日至14日），义和团焚烧了大盐村、吕华庄、吕洼、杨庄等村教民70余家，杀死教民20余人。
7月16日武城县何刘屯村武秀才、栾老超（义和团首领）率众与闫书芹、宋怀、戴大木、任寡妇的三路人马、其中红灯照千余名，开始攻打武城十二里庄天主教堂，7月21日义和团首领刘旺率团在小史庄杀死教民2人，烧毁5家教民房屋。至24日义和团红灯照连续鏖战，接连4次猛攻十二里庄教堂，教堂内几个外国神甫集中大批教民，持有快枪（步枪）百余杆，大炮多门，并依仗教堂四周围墙负隅顽抗。是日义和团由郝家营（今南宫县）郝老吹家借来几门大炮，连打三昼夜，用火炮轰击。至7月26日，七天攻打6次，不分胜负。武城知县调来一连清兵，与教民前后夹击义和团。义和团红灯照奋力拼搏，后为避免伤亡，是夜撤离到运河以东武城西关外山西会馆。傍晚200余团员进入大盐村杀死5名教民。7月26日刘旺率数百名团民到武城县城索要被捕的团民，与清军防营兵中发生激战。团民头裹黄巾背负黄榜香袋放抬枪抬炮，砍死帮带守备张玉山等先锋官3人，副哨官2人，兵勇30余人。7月28日，宋怀等戴大木组织再次攻打教堂与清兵相遇被捕。攻打七天虽未攻下十二里庄教堂，却予以洋教沉重打击。同时义和团400余人还焚毁恩县毛王庄、管庄的福音堂，杀死四女寺的教徒。活动在恩县、夏津、武城一带。山东巡抚袁世凯派重兵镇压。11月20日清军先后在吕洼、梁院、仓上、南屯等村大肆搜捕义和团，又逮捕了义和团首领于凌增等11人，并收缴了刀枪弹药马匹等，后武城义和团红灯照的斗争被迫转入地下，他们把大炮掩藏了起来。是年教会的美国传教士按照山东巡抚袁世凯的电示逃往烟台避难。地方志记载：十二里庄教堂毁于炮击，后重新翻修，规模大，为砖木石结构。附设孤儿院，内设育婴堂圣母无览原罪堂。民国19年至21年（1930至1932年）重修楼房三座及圣母无览原罪堂。1967年折除教堂顶盖及前门两侧30余米高的亭子，改建为一般会堂。
1986年11月19日，何刘屯村出土大、中、小式6门（每式2门）火炮。各长度依次为1.5米、1.3米、1米。口经依次为9厘米、7.5厘米、6厘米。百姓们说是义团所埋藏。经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军械处有关人员鉴定，6门炮均为清代道光年间（1821至1851年）制造，现陈放于衡水地区文管所（1964年武城县运河西三乡镇划归故城县）。武城义和团红灯照的英雄事迹永载史册。
槐荫殿起义
席文天
民国四年（1915）农历三月十五日，是临邑县南门外娘娘庙赶香火会的日子，要在往年，这里早已热闹非常了，可是这年那一天，却冷冷清清，飕飕地刮着西北风，死一般的静寂，似乎蕴藏着一种不安，这在当时的官府就更为敏感地察觉到了。清晨，太阳还没升起，忽然听到远远的响起了螺角声，刹时，数以万计的农民，手持红缨枪、大砍刀、叉把、扫帚，还有十余枝土枪和一门抬枪，扯布为旗，迎风呼呼，蜂拥而至，把个临邑县城团团围住。在娘娘庙高高的台阶上站出一个黑脸大汉，手持一把大铡刀稳在一条尺把长的木叉上，往台阶上一竖，右手一挥说：“叫开南门！”一队人便拥向南门高喊：“吃马肉，喝邓汤，打开南门捉老方！”“叫老方出来答话！”这就是民国初年，临邑地方官逼民反，酿成农民群众反抗——槐荫殿起义的开始。（当地叫王三困城）没落的清王朝末期，广大民众已长期遭受皇迁昏聩、官僚舞弊的灾难。辛亥革命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但不久就被军阀篡权，又形成了各地军阀混战的封建割据局面，人民又饱受了战争蹂躏。除兵役外，沉重的赋税，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县官，在清朝叫知县，在民国叫县长了。名称虽不同，贪婪本质却仍是一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临邑第一任县长是金荣贵，他已饱囊而归，跑到德州作道尹去了。继任的是方永甲，上任伊始，就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勾结起来。
临邑城西南角刘江家村大地主马志久，是个勒榨农民的吸血鬼，历来掌握全县财政大权。他在西关开了个当铺，衙门前关帝庙旁设“议事会”筹划盘肃，城南齐家土豪邓继堂的权势，可以说与马志久平分秋色，不分上下，八大钱庄，全在他的控制之下。方永甲在任，他二人狐假虎威，与方县长狼狈为奸，勒索乡里。他们假造村名和地亩，如六合镇，就造六个村名，最多的一村十八名，以此来多征赋税。他们除按实数上交外，剩余之数均纳入私囊，供他们过着花天酒地无耻生活。另外，他们还出谋划策，巧立名目，加重税收，什么“房田捐”、“牛驴捐”、“鸡鸭捐”、“小租钱”等，还提高盐价，榨取农民血汗。
当民国三、四年间，临邑连年遭逢旱灾，粮价飞涨，农民衣食无着，生活更加痛苦。但政府不顾民众死活，又加征“小粮”每亩八十钱。顿时逼得农民怨声载道，叫苦连天。于是一些不甘受苛政之士，开始酝酿起义。
临邑城东北七里王库子村农民王三为人朴实忠厚，家庭贫困，务农之余，编织草囤子卖，结识了各地刚正之士。在官府的严重苛捐杂税重压之下，气愤不已。一天，他去村东三里妹妹的婆家——李仙台村，找到一向仗义好侠的陈挺子（俭）、田钉子（保夫）、许水子（传兴）等，商议抗交捐税。议定以“治安防贼”为名，组织人民武装“治安团”，众人推选王三为团长。他们找来本村识些字的王方正，起草揭示（传单），内容大致为：控指土豪官府勾结之罪行，号召起义，于三月十五日（古历）前来李仙台村前“槐荫殿”（韩信庙）集合口号为：“吃马肉，喝邓汤，打开城门捉老方”（马、邓、方分别指马志久、邓继堂和县长方永甲）。县城西辛庄张耀孔作护兵，派十二里庄崔天保到各地送揭示。一共联络了王库子家（今临邑镇）、李仙台村（今临邑镇）、十二里庄（今临盘镇）、三王家（今临盘镇）等村的大批乡勇；连与临邑接壤的商河、禹城等县边缘的一些农民，也都纷纷赶来参加起事。
三月十四日夜，各地乡勇到齐，各地操带武器，就在“槐荫殿”旁的古狼烟墩上誓师，队伍森严，斗志昂扬。天快亮了，吹起螺号，王三握刀在手，帅万人起义大军，飞奔县城。
起义农民当即把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指挥部安在娘娘庙，土枪队占据了南演武场的高地，另派一支队伍去刘江村烧马志久的房子。当时贫苦群众怕烧了自家的房子，都指给起义军哪是马家的房子，马家的主管连忙嗑头求饶；不可一势的马志久闻风丧胆，携带姨太太逃往济南。人们报告王三，王三看看风大，怕连累群众，下令撤回前去烧房的队伍。王三一马当先，手持大刀，带领起义军在城门外示威，高喊口号，要求“取消一切苛捐杂税，降低盐价”，并命土枪队向城内开枪。方永甲一伙早已吓得坐卧不安，似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但是，方永甲却是一个阴谋家，他物色了东街刘英渠和刘桂生二人代表县长出城向起义军求和，自己只在城墙答话，作揖鞠躬，口称答应起义军一切要求，取消多征之捐税，降低盐价。起义军退了兵。这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当地贪官、劣绅的气焰，免去了巧立的苛捐杂税，人民生活暂时得以安定。
起义军退兵之后，方县长还是坐卧不安，他不能就这样让农民白白的占了“便宜”，就派人往济南府送了一封鸡毛文书，故弄玄虚报说起义军烧了南城门，请速派救兵。济南府随派来五百人的骑兵巡防营，进驻临邑县城娘娘庙。民国五年（1916）春，又派晋升德州道尹的金荣贵来查询此事，把李仙台村陈俭和传信人崔天保抓起来，非刑吊打。陈俭拒不招认，放回后三天，气愤而死。崔天保先被打入木笼，又遭枪杀。官府又四处搜寻王三，王三时已离家出走，流亡东北。官府的疯狂报复，激起了群众的愤愤不平，金荣贵也自觉心怯，麦收前匆匆乘轿出西门而去。这时西门上站着一人，他叫马道清，是刘江村人，清末做过泰安武官，头戴蓝顶子（都叫他“蓝顶子，退闲回家。但见他手使两块青砖，向轿子砸下砸破了轿顶，金吓得都不敢出轿，仓惶逃往德州去了。县长方永甲也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随意加征任何杂税了。
后来，本地和章丘等地好事人都以《王三困城》故事编成剧本演出；一九六三年大演现代戏时，临邑县河北梆子剧团，又重写了剧本，多次演出博得观众好评。当时王三的儿子还在世，请他来看了戏。至今“王三困城”的故事，仍在农村广为流传。这说明了这次起义在当地的影响是很大的。
旧德县的妓院
柴世仁
一、旧德县妓院的产生及其变迁
鲁北重镇德州，在旧社会官衙甚多，如：山东督粮道署、德州州署、德州卫守备署、德州营参将署等，俗称“七十二衙门”。州城中的统治阶级好逸恶劳、养尊处优，终日把“吃、喝、嫖、赌”的奢侈糜烂生活，视为人生“快事”。因此，州城娼寮妓院，就应运而生了。
清朝末年州城妓院多设在长乐门（即东门）里。民国初期，津浦铁路建成。妓院为适应南北过往客商及新兴之官绅商贾、富豪阔少所好，则纷纷从长乐门里迁到城外杨家坟南上崖一带（马家溜口街与南营街之间）。日伪统治时期，德县城（民初州改县）处于德石与津浦铁路的交会点，又是棉、粮、油农产品的集散地，故各地的客商云集于此。旧社会有句“无娼不养商”的俗话，就是说经商老客们洽谈业务，多半是在妓院借玩乐之机，进行洽商。故此，妓院得到相应发展。它们纷纷又从杨家坟迁至火车站附近之车站后街，俗称“大有街”（因早年该街曾有一处名叫“大有”的货栈而得名）。那时妓院达48家之多，妓女人数多达300人左右，直到1946年县城解放，妓院才被彻底清除。
二、旧德县妓院概况
当时妓院分三个等级。一等妓院名叫“书寓”。院门首挑灯挂红，大门上方横书“某某书寓”。院内高搭天棚，摆设鱼缸和盆花。房间宽敞，布置豪华。妓女年轻、貌美，弹唱歌舞，琴棋书画，各样技艺，略知一二，个个妆扮得油头粉面，花枝招展，娇柔妩媚，以艳丽动人之态，招徕嫖客。这类妓院，索资甚巨。所接待对象，多系旧社会的有钱有势的“上层”人物。如：党、政、军、警、宪、特的头目，地主、豪绅、富商、巨贾、豪门阔少、帮会会首之流。
那时一等妓院有“芸芳书寓”、“玉春书寓”、“金芳书寓”、“莲荷书寓”、“同乐书寓”、“燕美书寓”、“玉琴书寓”、“莲珠书寓”等。
二等妓院名叫“班子”。院门首挑灯，大门上方横书“某某班”。院内亦高搭天棚，房间陈设整齐。妓女容貌技艺虽较一等稍差，但也打扮得轻盈俏丽，娇艳动人，处处流露出“秦楼楚馆”特有的风姿。这类妓院陪酒侍夜，收费比一等妓院较低。所接待的对象，旧社会之所谓“中层”人物。如：下野政客、破落士绅，一般商人，公私职员、中级军官、浪荡公子等。
那时二等妓院有：“蝴蝶班”、“翠云班”、“红伶班”、“祥云班”、“红霞班”、“联合班”等。
三等妓院名叫“堂子”或“下处”：院门口挑灯、挂牌。如：“四喜堂”、“如意堂”等。院内房间陈旧，妓女多为年龄较大、容貌一般。多患有“花柳”等传染病，或被一、二等妓院所淘汰者。这类妓院接客，多是连拉带拽，放荡不羁，往往以“拉夫”式的行为使嫖客入门。调情斗俏，动手动脚，不堪入目。嫖客进门，现钱交易。其收费比二等还要低。所接待对象是旧社会下层的人物。如：下级军士、烟鬼、赌棍和初入歧途的中、青年，以及丧妻无眷的光棍汉等。
为了应付各类机关的刁难和勒索，成立了“德县书寓公会”，从各妓院的老板中推选出一人充当会长。日伪时期的会长名叫田致祥，他是“莲珠书寓”的老板。旧社会妓院是传播花柳病的大本营，特别是三等妓院更为突出。沾染此病者，轻者残疾，重者丧生。在日伪统治时期，街头、巷尾、戏院书场，男、女便所，到处张贴着“专治鱼口便毒，杨梅大疮”的广告。由于花柳病的流行，曾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关注。敌伪当局假惺惺地成立了一个所谓“德县妓女卫生检验所”，规定妓女每半月必须到检验所检验一次，每人每次检验费二元。发现患梅毒病者，即令“禁止”接客就医。后来检验所与妓院互相勾结，加之伪军政官员横加干涉，致使检验所名存实亡，花柳病仍然在妓院蔓延。
三、妓院内幕及人物种种
1.干妓院这行当的老板或掌柜，多系年老色衰、沦落风尘，别无他技的老妓女（俗称老鸨子）。她们须向政府当局注册登记，交纳“花捐”，方能开业这种人凶狠毒辣、贪得无厌，诡计多端，巧舌如簧，善于巴结官场势力人物，借势支撑门面，以便大发其财。在日伪日期，一等妓院鸨母多巴结日本宪兵队队长、翻译官、日伪特务长、伪警察局长、伪保安队大队长等反动头子。二等妓院鸨母多巴结日伪下级特务人员、伪警察局警长、巡官、所长、伪警备队长、伪保安队小队长、地方恶霸，流氓头子等反动小头目。干妓院寻找后台，一方面是为了震慑嫖客之取闹捣乱，另一方面为了使妓女甘受压迫剥削，不敢反抗。例如：“莲荷书寓”的老板红四与伪警察局的特务科长姘居，她的弟弟朱长泰奸污、虐待某妓女，致使这一妓女含恨自杀。解放后于1953年经专政机关将朱长泰逮捕归案，判处死刑。三等妓院鸨母巴结不上势力人物，自己养着“茶壶”、“茶杆”（打手）。如遇到窑皮油子、地痞无赖、色鬼流氓来院寻衅闹事，便由“茶壶”、“茶杆”出面揎拳捋袖，痛骂臭损，踢打推搡，轰出了事。
2.鸨母的男人或姘头，俗称“王八”。这种人阴险毒辣、虚伪狡诈，两面三刀，厚颜无耻，是鸨母的得力助手和耳目。对妓女作威作福，任意欺凌。
3.妓院伙计（俗称茶壶）：这种人传唤妓女，导引嫖客，开关院门，接送客人，通风报信，上街跑腿，监视妓女。
4．妓女。旧社会娼寮妓院鸨母多与人贩子相勾结，人面兽心，丧尽天良的人贩子，千方百计把贫家女孩拐骗出来，卖与妓院。如女孩年龄小，鸨母买后，佯认闺女养大变成她的“摇钱树”。如女孩年龄大，鸨母买后，甜言蜜语，软硬兼施，梳洗打扮，教她卖淫，逼良为娼，终生难以自拔，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由于天灾人祸（如：旱、涝、火灾，父母久病或死亡），负债累累，走投无路，为求生还债所迫，误投罗网。用出卖肉体，换不的代价与鸨母三七或四六劈帐。当然前者得少，后者得多。一旦附入娼门，越陷越深，最终不得不毁灭自己一生。第三种是被典押入妓院的妇女。旧社会之酒鬼、赌棍、懒汉、吸毒者，混到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便狠心把自己的老婆骗进妓院，典押与鸨母，约定三或五年有钱再赎。一般到期不但不赎，反而与鸨母讨价还价，卖死算完。
5.逛一等或二等妓院，有嫖客一人独去的，也有两人三人同去的。入院挑选好满意的姑娘，摆桌上盘。一般是：黑白瓜子、什锦花糖、各种鲜果、纸烟香茶。由一名、两名或三名姑娘相伴，向嫖客点烟倒茶，扒糖纸，嗑瓜子、削果皮，嬉戏弹唱，可撤盘打牌，或陪酒侍宴，搂抱接吻一番，兴败即散，不能留宿交欢，俗称“打茶围”。那时一等妓院“茶围”每客三至五元，二等妓院须二至三元，三等妓院不卖茶围。一等妓院去一次、两次就想留宿是不行的。那时要留宿一等妓院须十元。这种地方是富者扔大钱，寻欢作乐的销金窟。二等妓院留宿须六至七元，三等妓院只须三至四元即可。
6.“应条子”。应条子就是旧社会有钱有势者，自己不愿去妓院，便写一纸条让下人送往指定的妓院鸨母。条子上写明：要哪个姑娘，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来。鸨母接到条子后，让姑娘梳洗打扮，乘座“洋车”，“茶壶”尾随（监视）按时到达。应条子又有“留宿”或“不留宿”之分。不留宿者，妓女陪押客吃喝嬉戏，弹唱歌舞或打牌，兴败即散。妓女与“茶壶”同回妓院。留宿者押客留下妓女过夜交欢，这种应条子，必须加倍收费。应条子是旧社会官府、豪门、富商等上层人物才能办到，否则妓院不应。
7.女孩子落入妓院年龄在十五六岁时，即到接客年龄。这是鸨母敲竹杠、捞大钱的良机。在小姑娘还没有接客之前，鸨母就早已用心物色“肥头”嫖客（有钱色鬼），经过讨价还价，讲妥条件与日期后，一般是妓院粉刷房间、室内陈设、缝制新被、褥，姑娘的新衣服、新鞋袜、首饰等，一切开销均由肥头嫖客出资。另外，再交鸨母二百至三百元后，肥头嫖客便可与小姑娘同床交欢（一般留宿七至十天）。旧社会好色之徒，虽然有妻有妾，仍喜新厌旧，荒淫无度，不惜扔大钱，出高码，也要满足性欲要求。一个纯洁的少女，从此沦为娼妓。
妓院妓女是过夜间生活的，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开始活跃起来，一直闹个通宵达旦，东方露白，她们才疲倦地睡去。女孩凡被推入火坑者，若想获得新生，实为困难。偶尔也有极个别幸运儿，得到从良的机会。所谓从良是妓女被嫖客赎身纳为妻妾者。其条件是：妓女年轻貌美，通情达理，并怀有强烈从良要求，还得侥幸遇到富有之情人，两人多次“交欢”，产生同情心，而不惜重金把她从妓院买出，从此脱离火坑，这样情况好似凤毛鳞角，千不挑一。
8.凡落入娼门的妇女，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变成老鸨手里的私有财物，不择手段地为她挣大钱。如妓女接客少，挣钱少，鸨母不满意，轻者罚跪，讽刺挖苦，不让吃饭。重者操起苕帚把子，毛掸杆子发狠地抽打，辱骂之声，不堪入耳。遇到年龄相差悬殊的嫖客也要强做笑脸地陪宿。稍有不随嫖客心意之处，老板得知后便受到打骂。最可怜的是一旦染上花柳病，老板不但不给抓紧医治，还不顾妓女的病痛，硬要逼迫接客陪客，有的妓女直到溃烂而死。
以上所述，系旧德县妓院概况，当然那些卑鄙龌龊，不见天日的事还很多，这里不便详述。
四、旧德县红妓——张芸芳
旧德县红妓——张芸芳，原籍天津人。她同母亲，兄长张天宝，姐妹小金子、小银子及田玉芹一伙六人，于民国十七年（1928）来德县，最初住在县城长乐门（即东门）里大街于家胡同内一个独院里。张芸芳身材苗条，容貌俏丽出众。这年正好德县城隍庙辟这“中山市场”，张芸芳便在城隍庙东垮院说唱“天津大鼓”、“乐亭大鼓”和“京韵大鼓”。她多才多艺，嗓音圆润，口齿清楚，倩影秀媚，又逢二八妙龄，非常逗人喜爱。不久一炮打响，轰动全城，书场座无虚席，场场暴满，书迷盈门，风雨无阻，声名远播，钞票滚滚而来。这样就奠定了张芸芳一家落脚县城，长期定居的基础。张芸芳之母，本是天津青楼卖笑的老手，来德时虽已三十多岁，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斗俏调情，仍不减当年。她们一家明里说书卖艺、暗里给那些挥金如土的阔公子哥陪酒侍寝，重操卖淫生涯。这样明艺暗娼干了几年，钞票盈囊。1937年“七·七”事变，日伪统治县城后，张芸芳干脆丢弃了说书卖艺，迁往大有栈街公开持牌为娼，摇身一变成为县城妓女中的佼佼者。张芸芳母女使出拿手的招数，使德县日本宪兵队队长渡边、佐腾，翻译官陈永惠、张彦云（外号张二破头），伪保安队大队长董树斋、史存善……这些杀人的魔王都乖乖地拜倒在她母女俩的石榴裙下。这样“芸芳公寓”好象公馆一样成为县城魑魅魍魉的“安乐窝”。
然而光阴荏苒，岁月如流，张芸芳已二十六七岁了。干妓女这行当，青春易逝，花容早衰，她不能不怀后顾之忧，便买了个女孩，唤作“闺女”，取名“小花”。年龄约十四五岁，作为自己将来的替身——摇钱树。为了在县城妓院业中立于不败之地，张芸芳让小花又拜认了她的老相好——日宪队长渡边为干爹。那时是日伪横行，暗无天日的罪恶世界，张芸芳手中有渡边这张“王牌”，谁还敢动她一根毫毛？例如：194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济南警务段押车来德的乘警张××一伙人，来芸芳书寓无偿的玩乐，因为招待不周，他们便把屋中家俱摆设砸坏，一哄而去跳上火车。张芸芳找到日本宪兵队，队部便电话通知了火车站派遣所。这时将待发车之际，不顾列车的正常运行，饬令日本站长暂不发车。日本宪兵跳上列车，从前到后逐节车厢查找，终于将张××等人，抓回车站派遣所，一顿毒打，并把日本人乘警长训斥一顿。最后令他们下次押车来德时，一定要到“芸芳书寓”赔礼道歉，然后命令发车。
芸芳书寓灯红酒绿，嫖客盈门，酒色争逐，纸醉金迷，日进斗金，平安无恙。谁知好景不长，1942年名噪全城，一代红妓张芸芳因患肠癌经手术无效而亡，时年仅三十有余。芸芳之死，这一爆炸性新闻，骚动了整个县城。德县日本宪兵队、伪警察局、日本特务机关、伪警备队、伪保安队、县城的官僚政客、土豪劣绅、富商巨贾、宦门阔少……纷纷麇集芸芳灵前，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如丧亲人，并慷慨解囊，大办丧葬：他们把死者用红漆柏木棺材装殓，头带金玉首饰，身穿大红绣花绸质薄棉衣裤，外罩大红丝绒斗蓬，可谓阔绰。出殡那天，由杠夫24人抬着棺木，外罩大红缎子绣有“龙凤呈祥”图案的帏子，雪花雪柳，童男童女等。还雇了道士、和尚、尼姑、吹鼓手四帮子人吹打诵经，超度亡灵。最有意思的是张芸芳出殡，反动当局饬令德县所有大大小小妓院，关门一天，所有妓女整容给芸芳送殡。其中有烫发、披发、挽发、垂大辫子的；有穿旗袍、披鹤氅、穿大褂、罩斗蓬的；有穿丝袜高跟鞋、缎面绣花鞋、登小皮靴的等等。她们若说是默哀送葬的宾客，倒不如说是招引嫖客的模特儿，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妖艳绝伦。送葬队伍，由伪县政府的秘书当“文引”，由伪保安队长当“武引”。文引身穿长袍马褂、武引身着全副武装，他俩人骑马在灵前开道。凡是参加送殡的来宾胸前都带白纸花。送殡行列两侧，由宪兵、伪保安队、伪警察组成的警卫队伍，荷枪实弹。最前列是军乐队，敲着洋鼓，吹着洋号，由日本宪兵队长督率军警、特务、汉奸、随灵护送，路经火车站、马家溜口街、太平街、米市角向南拐经枣市街，税务街，葬于城东南小赵庄附近。
古老的县城，破天荒出现这种官妓混杂的送葬队伍，中西结合的古今乐队，且又专为妓女送葬的场面，弄得满城风雨，无不令人啼笑皆非，滑稽尴尬，难以描述。这一丑闻已过去四十多年了，至今在德县老年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
祁见春
大约还是在学龄前的时候，扛了二十一年长活的爹爹曾经向我灌输过财主们的一个特殊信息：德州城南有一条风水脉，那里先后出了两个“阁老”——谢家坟的谢阁老，纪庄的卢阁老。并且告诫我，长大了好好念书，当个大官，给爹出口恶气。
我一直记住爹爹的话，却没有深究阁老的涵意。我有时想，阁老就是有德行的老师吧，或者就是资深的顾问或政协委员，反正有个“老”字，是有名望无实权的人物了。一查《官制大辞典》，才知阁老甚是了得，专指明代的宰辅及掌诰翰林，清代的大学士，是相当于现含中央常委级的大官。原来，明代肇始，朱元璋强化皇权，把皇帝搞成国家元首兼政府首脑的一级极权者，废掉了宰相之职，宰辅的位置低了半格，只相当于政府首脑的付手，尽管明代也出过象张居正、严嵩那样的权臣。清承明制，炮制如法，仍然没有明确的政府首脑。不过，这样宰辅、大学士们，也就是阁老，仍然是一个之下的一级人物，大体是可以炙手可热的。
谢阁老名谢升，字伊晋，明万历三十五年进士。有关他的资料不多，《清史稿》只有四行多一点，《德县志》无传，仅在他父亲谢延策的传中附有数语他的一生中除在入清为官不到半年的时间外，都是在明朝度过的，从中进士的1608年，到崇祯七年（1635年）出任户部尚书，中间二十七年，大约五六十岁左右了。此后曾任太子少保，改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太子太保，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至十五年四月，（1642年）罢官家居，先后为官八年之久。这八年中，除一度免官之外，官职皆在宰辅、士卿之列，应该说是顺利的。
谢升之所以荣升，大约与他父亲有关。其父谢廷策，万历十七年进士，馆选时有人企图拉拢他，他不买账，这就避开了阉党的关系，于魏忠贤等阉党人物专权作乱为害多年之后，崇祯选用官员时，与魏阉有无关连自然是重要的政治标准。
谢升为什么又于崇祯十五年被罢官了呢？《清史稿》说，“崇祯之季，明帝欲与我议和，升洩其语，罢归里。”这话很不可信。崇祯皇帝一直自视颇高，直欲宵衣旰食，重振河山，顺、清两方均没有动摇他的信念，李自成自西安兴师之后，他还拒绝了迁都南京的动议。与清“议和”不是清军的一厢情愿，就是谢升的一已之议，断不会是崇祯的意图。退一步说，明帝果有此意的话，正需有人代为“洩语”，何至以“罢归”相酬呢？
谢升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既然已“罢归里”，甲申之变他适在乡间。甲申夏秋德州发生的“诛伪”，献城的闹剧，谢升至少是个幕后指挥者，赵继鼎、程先贞等计谋，谢升的胞弟谢陛，嗣子谢重辉“率众”出击，一出戏就这么成功了。应该说，谢升是“诛伪”、献城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以建极殿大学士共理机务”，摇身一变，由明阁老变成清阁老了。可惜天不假年，八月荣升，第二年正月就病死了，好梦不到半年时间。
就谢洩把宝押在降清这一点上说，他是夙有此心，在德州“诛伪”、献城事件中的表现可以说明，当年罢官时的“洩语”之说也许可以印证：谢升的降清可以得以解释了。
卢阁老的名讳是卢荫溥，字南石。就口碑讲，此人名气似乎不如乃祖卢见曾（人称雅雨先生）大，其实，他是个政绩显赫、寿禄双全的高官。
卢见曾担任两淮盐运使，驻地扬州，乾隆南巡时的驻跸之所，有点象《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的江宁织造。这个差事既荣耀，又实惠。卢家揩了不少油，原是司空见贯的事。可你招待皇帝规格高了点，也会引起猜忌：“到三十三年，事发。”卢见曾“逮问论绞，死于狱中。籍没家产，子孙连坐，”卢荫溥的父亲卢谦“谪军台”，这又有点象曹家的被抄家。卢荫溥时年九岁，“随母归依妇翁”，获得读书的机会。若问卢家盛族聚族而庄的村子何以名之纪庄？可以问问卢荫溥的外祖。据说，这位外祖原是鼎鼎大名的纪昀，卢家被抄时纪昀曾妙计“通风”，又以纪庄名义为卢家保留了一些家产。有这么一个外祖，卢荫溥这个黑五类的后人自可再起于东山了。果然，卢荫溥中进士时只有二十二岁。
卢荫溥仕途畅顺。为官之初，授翰林院编修，与修“三通”，掌院阿桂激赏其才。乾隆五十六年，为礼部主事，累司文柄。嘉庆五年，充军机章京。十六年，加四品卿衔，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十八年，擢兵部侍郎，调户部。二十二年，擢礼部尚书，调兵部。二十三年，核改《明鉴》，二十五年，典会试。道光七年，为协办大学士。十年，拜体仁阁大学士，管理刑部。十三年，以疾乞休，加右子太保，食其俸。十九年，晋太子太傅。卒年八十岁。其为官历三朝，时间之长，罕有其匹；奉使出入，按事决狱，办事之力，堪称股肱。应该说，卢荫溥对清帝，对士民，都称得上良吏。
卢荫溥的腾达，仰仗祖上的恩荫。一是有个学富五车的外祖，不说别的，单说“辅导”，对科场也是大有裨益的；一是卢氏豪门，自然死而不僵，刘罗锅的父亲为卢见曾“剖雪”，说是关系网也好，说是伸正义（或者“落实政策”）也好，卢荫薄“至是始得应科学”，仕途之路也算有人铺通了。何况，卢家以官势揩了皇家的油，皇家则用高压榨了卢家的油。乾隆皇帝也是心中有数，卢荫溥少年得志，平步青云发生在乾隆末年，说不定就是“十全老人”的一种平衡手段。卢见曾的孙辈并出三名进士，卢荫溥更贵为客老，《德县志》解析道：“自丁酉以至己丙，诸孙联翩取高弟，人以为食其先德，岂非笃论哉？”说开来，祖辈的鲜血染红了孙辈的顶子，确属笃论。
四女寺到黄河涯，中间有一条减河，古称鬲津河的便是。谢阁老、卢阁老，方圆十余里，以下百余年，后先赓续，南北争辉，风水地脉自当别论，却不能不说是德州历史的耐人寻思的人文风景线。
扬州八怪诗画家高风翰访德
孙寿昌
明清之际，德州著名园林——见可园，座落于州城东郊，它是明代“德州乡贤”李诚明东村别墅内一处园林。主人李诚明，字思伯，号泰云，明万历甲午年（1594）举人。他博极群书，有奇才。天启间，阁辅朱延禧荐为中书舍人，不就；魏忠贤遣人以厚币聘之，托疾固辞不赴，独居别墅，朝夕种树、艺花、觞咏其中，以读书终其身，学者称之为“泰云先生”。先生善其身，只作学问不愿作官，是也。
园内苍松古柏，老槐翠柳，林木繁茂，绿荫蔽日。园内有读书老屋，方亭一座，建亭时所选材料，如椽、楹、瓦、甓（砖）俱方，故取名曰“矩亭”。该园虽然建筑稀疏，但环境空旷，景色自然，古朴幽雅，入园仿佛坠入绿色的海洋，那茂密的林木，阵风吹来，绿浪翻滚。万绿丛中最惹人注目的是那千姿百态、生命力顽强的苍松古柏，莽莽苍苍，松涛作响，倍觉奇伟壮观。
入清后，泰云先生嗣子李源，字星来，一字江余，顺治三年（1649）丙戎科中进士，官山西河津知县。后罢归，隐居院内，又重修矩亭。有《重修矩亭感题》诗记之：
东郊别墅旧林垌，还向空园起矩亭。
堂构重开循故址，图书长在守遗经。
贾逵父业千秋重，郑众需门再世馨。
取道室成轮奂美，松筠未改曩时青。
同时他又增建“四清馆”一处，作为招待友好来访游园休憩之所。匾额“青未了”三字，由同年友好顺治三年（1649）丙戎科头名状元、聊城人付以渐所题。
康熙年间，著名扬州八怪之一的书画家高风翰慕名来德访游见可园，曾为主人作画题诗。即兴作《见可园六十六松歌》
六十六松如群龙，见可园内云汹汹。
我来看松费摩挲，一一形状恣搜穷。
一松当门老龙钟，一松秃尾穿晴空。
前者两松夹石峙，挂笏痴立双南宫。
屋后一松尤怪绝，偏袒两臂撑拳雄。
在庭者四隅者一，意气各欲相凭陵。
或如冠剑列朝仗，或如孤鹤骞苍穹。
其余大小五十六，儿孙累累罗屏风。
我观此松叹不已，百年阅尽一弹指。
松间老屋读书堂，旧业久传陇西氏。
从前几辈看松人，都驾松风成鹊起。
只今作客卧园中，入夜书声犹彻耳。
葱葱寒绿无改颜，君家家兴此真理。
为君作图复作歌，此图此歌有时磨。
不如君家对松树，年年岁岁龙鳞多。
读完这首诗，一幅绝妙的“松林图”展现在面前，莽苍葱郁，千姿百态，颂扬了主人之书香世家。这是多么难得而珍贵的一幅画卷。
高风翰（1683～1748），清代著名书画家。字西园，号南村，晚号尚左生、归云老人、南阜老人、石顽老人、孽琴老人、松懒道人等。山东胶州人，雍正间，以诸生举贤良，历歙县丞。工诗，为诗坛泰斗王士祯所赞赏。篆刻印章苍古朴茂、全法泰汉，爱慕山水花卉，有天趣。晚年患风痹，右臂不仁，以左手为画，亦苍劲。性爱砚，藏砚千余，大半手琢。著有《砚史》、《击林集》、《湖海集》、《鸿爪集》、《归云集》、《青莲集》等。高氏画与扬州八怪画家齐名，也有人说高氏其名就被后人列入八怪画家之中，他是山水画的能手，构图新颖，景色宜人，其真迹为名家所珍藏，价值连城不易得。晚年高风翰在右手残废之后，身残心不残，仍然用左手作画题诗，为艺术付出艰辛的劳动，与病魔拼搏到死的精神和毅力令人敬佩。
高风翰来德游园为友题诗作画，是清代扬州八怪诗画家中首次第一人。后雍正年间比高风翰小十岁的郑板桥又曾两次来德，看望大他三十七岁的长辈孙勷老人，亦作画赠诗。高郑两名家来德访友作画，令人津津乐道。
康乾二帝在德州遗闻两则
刘长居
康熙和乾隆是我国清代乃至历史上颇有作为的皇帝，历史上故有“康乾盛世”之称。康乾二帝在位期间，曾多次南巡或曰下江南，每次无论是择水路由京杭大运河乘船，还是选陆路乘轿，大多数都在史称“神京门户”、“九达天衢”的德州下榻。由于康乾二帝常常驻跸德州，因此在德州留下了很多关于他们的遗闻轶事，现暂辑两则。
康熙帝巧颁“戒烟令”康熙皇帝是一位具有雄才大略的创业之君，他继承顺治皇位之后，面对当时百废待兴的局面，实施了一系列富国强民的政策。由于他的励精图治，使大清王朝出现了昌盛局面。在康熙皇帝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中，上到治国大略，下至规范国民不良嗜好。就连国民吸烟也在他的治理之列。康熙不但对规范国民行为很重视，而且对自己行为要求也很严格，他从不饮酒，更不吸烟，并一再要求宫中大臣乃至全国国民都要戒烟。凡吸烟的人们都知道如果染上了吸烟这种不良嗜好，要戒掉也是比较困难的。康熙皇帝身边就有两位吸烟的大臣，一位是史贻直，另一位是陈元龙，他们两位嗜烟如命，成天烟袋不离手。康熙曾多次劝他们戒烟，为全国各级官员和百姓起一个表率作用。他们二位大臣总是答应戒烟，可是总是戒不了。康熙知道吸烟是他们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对此不能操之过急，便想方设法让他们知道吸烟的害处，使他们自觉戒烟。有一次，康熙南巡，史陈二位大臣随行。康熙想趁此机会，设法让他们二位戒烟，于是康熙命工匠设计了一种特殊烟袋。烟袋杆是用水晶做的，晶莹透亮，一尘不染。当康熙一行的车队在德州行宫住跸时，康熙特意把史、陈二臣召来，随即赠给他们每人一支水晶杆烟袋，并让他们俩当场试一试好用不好用。史、陈二臣不知皇帝用意，还有些受宠若惊，连连谢恩。然后，两位大臣就急忙装烟点火吸了起来，谁知用力一吸，便从水晶杆里清楚的看到浓烟加着火星顺烟杆直往嘴里冒，而且噼啪作响，只怕燎着嘴唇。他们吸几口后，就见烟袋杆内被污染的浑浊焦黄。然后再吸几口，烟袋杆逐渐由黄变黑。这时，二位大臣脑子里产生了不敢再吸的念头，同时，也明白了皇帝赠此豪华烟袋的真正用意，还没等康熙说出吸烟的害处，二人立即表示今后这烟不敢再吸了。从此，史、陈二位大臣真的戒了烟，同时也为宫中上下及沿途官员及至全国百姓带了好头，康熙见时机已基本成熟，便颁旨全国，号召全军全民和各级官员戒烟，而且颇为奏效。康熙在德州巧妙戒烟的办法一直被世人所称颂，现在德州还留传着佚名诗人当时颂扬康熙帝不饮酒、不吸烟和德州巧戒烟的一首诗：“碧碗琼浆潋滟开，肆筵早己戒深怀。瑶池宴罢云屏蔽，不许人间烟火来。”
乾隆帝醉打皇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封建王朝实行高压统治，皇帝金口玉言，一人说了算，就是皇帝说错了话、做错了事也是从不轻易认错悔过的。但乾隆皇帝则与众不同，他知错必改，不怕丢面子，所以才成了颇有建树的一代明君。
乾隆十三年（1748年）初，乾隆出巡，皇后富察氏陪伴同行。三月十一日这天，当乾隆帝的船队沿大运河返京途中到达德州时天色已晚。因计划次日早行，乾隆帝怕夜间惊动地方官员和众百姓，便决定在船上过夜。皇后富察氏因长途颠簸有些劳累，便早早回寝舱休息去了。当皇后稍睡片刻后被一片噪杂声所惊醒，她便去出舱查看，只见皇帝所在的龙船上灯火辉煌，而且歌声笑声不绝于耳，她便问侍从宫女何故，宫女回奏说：“皇上还在设宴娱乐。富察皇后是镶黄旗出身的皇族千金，从小受过严格的皇家礼制教育，所以她为人很严谨，她认为皇帝在船上深夜行乐不合体统，有失皇上尊严，而且这也会扰民，她便过去劝阻。这时的乾隆皇帝年仅38岁，血气方刚，再加几分醉意，一时怒气难遏，他不但听不进劝谏，反而打了皇后两个嘴巴。富察皇后是乾隆帝的结发妻，从16岁与乾隆举行婚礼大典，20多年来皇帝一直对她很好，从来没有动手打过她。皇后回到自己船上，越想越生气，心想，自己当着众人挨了皇上两巴掌，以后怎样见人，怎样服众，真是奇耻大辱，忍无可忍。皇后越想越难过，一气之下跳入了大运河自尽了。当时，由于天黑水深、天气寒冷，加之河水滚滚流淌，增加了打捞难度，当皇后被捞上船时，随行御医也无能为力。乾隆帝见此，十分后悔和悲痛，当着众随从的面一再认错。为悔过，乾隆命庄亲王、和亲王先侍奉太后回京，自己留在德州亲自为皇后料理丧事，后又亲自扶柩回京，并追封富察皇后为孝贤纯皇后。由于乾隆帝对富察皇后怀有深厚感情，加之对皇后的受辱自尽深感内疚，他对皇后一直念念不忘。到乾隆二十八年，皇后已逝去15个年头了，乾隆帝在清明祭扫孝贤纯皇后陵墓时，还专门写了一首《酹酒孝贤纯皇后陵五律》，以寄托哀思、悔过之情。
雍正皇帝的老师——郭金城
齐河县仁里集镇郭庄，郭氏家庭的五世祖郭金城授课于皇太子胤镇（雍正）的故事，流传至今已282年（自1722年）。据郭氏家谱记载，郭金城之妻乃肥城县孙家干之次女。
郭金城生于顺治12年（1656年），读书读到24岁（1680年），历经乡试、县试、省试取得了京试的资格。这一年赴京应试，主考官就是孙家干。第一次京试，文章不但字迹清秀，而且文辞精采，写作超群，竟未过御笔亲点这一关。但孙家干对郭金城的才华确倍加赞赏，在孙家干看来，郭金城实乃一代人才，后必会发达，便把郭金城收为门下弟子。郭金城一看没有得中，便拜别了老师孙家干回了家乡，后又苦读三年（1683年），年轮已长到27岁再赴京会试，主考官仍然是孙家干。当时孙家干认定这次京试郭金城准会考中，便打定主意把次女许配给郭金城。俗话说：天有不测风雨、人有不料之祸福。当郭金城刚好把文章写完收笔时，猛然感到一阵头昏眼花笔触卷面。传说封建社会考生的文章写作再好，只要弄脏了卷面，卷子便成一张废纸，因此郭金城二次京试又名落孙山。郭金城虽然又未考中，但没有削弱孙家干对郭金城的好感，许女之意没有变。从此郭金城便留于京城，住在了孙府。不久，孙家干便择吉日与女儿完婚。婚后郭金城一面继续攻读，一面协助孙家干处理点公务。
孙家干（外号孙老钱）朝中一品，左丞相之职，与刘同训同朝为官，具有一定的权势，对于郭金城一是爱他的文才，二是爱他人品，不免想在朝中给郭金城谋个一官半职的。招婿两年（1686年），恰好逢上康熙为四子（胤禛）选教师，当时，翰林院选中一张翰林，授读胤禛（雍正）不到一个月，突然身染重病，告病回乡，胤禛不能一日无师，孙家干借此机会向康熙奏本保举郭金城代替张翰林，在康熙面前说郭金城的才学如何如何，拿出了郭金城所写的文章，说什么让郭金城教四太子再好不过。康熙看了郭金城的文章也很满意，没有多问便准了孙家干的奏折，即传旨宣郭金城上殿面君，康熙一见郭金城确实仪表非凡，年庚正处而立之年，康熙简单地问了几方面的学识，郭金城神色坦然对答如流，说话口齿清晰，康熙对郭金城产生了好感。退朝后在后宫院举行了拜文昌星的仪式。（就从这桩事上，清朝落下了个“清家不清”的话柄，因为清朝当时规定，教太子必须是翰林，可郭金城不是翰林，只凭孙家干的保举也教上了太子）。郭金城授教于胤禛那年，年龄才29岁（1685年）。虽然教了太子胤禛，郭金城的心境却不平静，他知道这项工作分量的轻重，为不辜负老岳父的苦心，可说把全身的精力都用在了胤禛的身上，教读百遍不厌，生活体贴如微，把胤禛奉为自己生命中的主宰，由于郭金城对胤禛的衷心，逐渐的培养起了师生之间应有的情感，胤禛也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老师的感情也越来越深厚。当胤禛年长二十二岁时（1700年），郭金城已授教14年矣。十四年胤禛没有在康熙面前提到过更换老师。这个时候由于胤禛时常参与一些朝政。或练点武功，便时常的不在老师身边。胤禛一旦离开郭金城十天或几十天后师生再见面时，总感到老师的精神上有点异样，礼节上也比过去慎重，感情似乎有些疏远。胤禛有一天请老师会谈，说：“我常常不能陪伴您，一月或数月才见一次面，见面的时间又仓促，老师对我有什么要求或需要什么，尽管提出来，学生一定会答应您。”郭金城想：我也是50多岁的人了，没有一官半职，还能在京城待多久呢？岳父年老不轻易上朝，一旦辞驾还乡，有点大事小事的怎么办呢？倒如要点能够显示身势的东西遇事也好有点拿手。郭金城想到这里便对胤禛说：“为师没有别的请求，请殿下与我合画一张画像，见像如见殿下，为师也就满足了。”胤禛立刻叫来总管，找来一画像高手，按照郭金城的布局画了一张胤禛为师赶驴的画像：即郭金城身穿朝服骑在驴背上，胤禛殿上着装，一手拿鞭一手牵驴，像画好后，郭金城非常满意，当时胤禛为满足老师也没有多想这张画的用意。没料想这张画，多年后真的起了一次大的作用，戏弄了一位钦差大臣。
1722年胤禛即位，定年号为雍正，胤禛已过而立之年，郭金城年过花甲，虽然教了胤禛20多年，始终没弄到一官半职，胤禛登基后只顾忙于朝中之事，也就很少去郭府看望郭金城了。又过了两个年头，68岁（1724年）那年郭金城起心回乡，于是上表于雍正，雍正也念其老师年老无职，就准了郭金城回乡的奏折。郭金城动身之前与雍正见了一面，当面雍正赐给老师执式半卦、钦点御卫军20人，大桥一乘，御马两匹领头，一路护送到家。一路上所路过的州、府、县衙都要高接远送，声势不压于钦差。尤其到了本府本县、四面八方的一些头面人物，都来为郭金城接风，以后的郭金城的名声威振了这一方。雍正四年（1726年）为恩师70岁寿辰下了一道圣旨：为师建一座牌坊，表示对老师的思念。这一来郭金城的名望就更高了。
牌坊座落在郭宅的南边，坐北向南，牌坊全部是石料，牌坊的四根立柱约高4米，面宽约有0.6米，是四根完整的石条，四面动凿，正面凿有花草、飞禽，牌坊的上层中间镶有“圣旨”二字，下层中间镶有“师坊”二字，据传说是雍正的手书。坊顶双龙戏珠，四檐雕刻着张嘴奇兽，工艺精细，四个角沿各卦一个钢铃，钢叫风磨钢，一有风四铃都响，此坊建成后引来不少文人墨客前来瞻仰。此坊历经220多年纹缝未变，1946年为治理黄河急需石头，郭氏家庭推倒石坊，将石头全部运往黄河，一代文物从此销声匿迹。
雍正皇帝赐给郭金城的三件东西，其中有两件起到过效应：一、半卦执式：当郭金城之妻孙氏夫人八十岁寿辰时排列过一次，凡是前来拜寿的，上至雍正皇帝的钦差大臣（带有雍正、刘镛等八大朝臣的八幅寿屏）；下至州、省、县的官员，都要一一行大礼参拜。二、雍正皇帝与郭金城的画像：郭金城在1726年（70岁）带着孙氏夫人去了长清城西南角的窑头村定居下来，因他有两个弟弟从郭庄搬迁到窑头，儿孙们没有去，仍在郭庄。两年后在长清周围置地千余亩，成为当时长清县的三大户之一（卢姓一户，卢化乐，南方平乱有功，官封平南王；石姓一户，郭姓一户）。郭金城死于孙夫人之后，合葬于窑头，坟墓现存。郭金城虽然亡于长清，可儿孙们还要在郭庄办理丧仪，传说丧期一个月，钱花无数，发了财的要数几家卖馍馍的，传说，卖馍馍的推着一车馍馍，到柜上过过称，按斤付了钱，再推到街上去卖，一车馍馍卖两车的钱，就是这样的花法，丧事办完钱余若干，内柜总理为了要面子，半夜偷偷溜走，意思是把钱没有花完，说明自己没本事，不会办理丧务。再说郭金城去世后，1743年是郭金城去世的第二年，是乾隆登基的第八年，一钦差官员南巡，钦差明知郭金城已去世，非要前来郭庄看看不可，人未到早有州、府、县、地方官员一站一站地把信送到郭庄，要郭氏家族作好接官的准备，一时间郭氏家族慌慌不安，人们都知道，接官要花很多的银两，自郭金城去世以后，日子过得挺紧，郭氏家族的名望也不如以前，接官这件事到底如何办呢？族长把院中的几位老人召集到一起商量，商量两天谁也拿不出个好办法，可接官的日期越来越近，尤其族长，整日茶不思饭不想，倒是有位少言寡语的老人提出去请教一位最高辈分的六世祖郭洪烈，看看能有什么好办、法？郭洪烈是位穷秀才，年老多病，整日不出大门，郭洪烈虽身为秀才，对于族中有些大事小情的他很少过问，既然提到了他老人家，去问一问又有何妨，或需在他那里得到良策。郭洪烈听完族长所说的事情后，他叫族长带人去窑头一趟，因为窑头还有二位长辈，看看他们能不能会有更好的办法。族长从窑头回来后，把去的情况告诉给了郭洪烈，紧接族长召集老人凑物凑钱，搭制接官大棚，钦差最近几天就到。接官大棚搭好以后，棚内正中迎门排好桌椅，只等钦差大臣的到来。当得知钦差大臣准时来到的前一天，族长按照预定的办法，叫来十来个年轻人，往接官棚担水泼地，一天的功夫把个接官棚里泼得满地是水，第二天在钦差未到之前，族长又叫人把准备好的新苇席铺到棚内的泥面上，从郭洪烈家中的红木箱内取出一个木匣，打开木匣请出了郭金城与雍正的画像，端端正正的悬挂在了接官棚的正中，两边又排出了那残存的半卦执式，至于接官用的钱粮，喂马用的草料一概没有准备，在街道两边站满了老老少少看热闹的族人。
天快中午时分，郭庄村北响了三声大炮，一队人马直奔郭庄而来。听到炮声，族长带着族中一些人出村迎官，郭洪烈身着秀才衣冠有一青年人搀着站在棚前迎接差官。钦差大臣一见到接官大棚，脸上还算露出了点微笑，因为官棚搭得还算不错，棚的前脸一律黄绸遮面，前檐红丝穗子，檐上边彩旗飘飘，钦差下马，没等郭洪烈参拜就撩衣进棚，几步走到桌前，本想落坐后受礼，但一抬头看到了先皇雍正的画像，两边的半卦，赶紧后退两步，双膝跪倒磕头，三头磕过站起身，接下来的是后退一步磕一个头，一直磕到大棚之外，再看身上弄了一袍黄泥，钦差大臣二话没说，吩咐随从赶紧离开郭庄，一队人马出庄西行，转南上了长（长清）茌（茌平）官路奔茌平而去，郭氏家族的人们倒也平静下心来。（画像、执式都毁于土地革命时）。
郭金城十七代孙郭相艾讲述
郭延生 整理
德州诗人田雯与谢重辉的友谊
孙寿昌
清初诗坛泰斗王渔洋（士祯）于康熙十五、十六年间，在文学精英云集的京师，发起评选《十子诗》刊行活动。目的是繁荣诗歌创作和标举渔洋所提倡推崇的“神韵说”诗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活动结果，有十名大诗人芳名入选，“而山左居其四，四之中德州居其二”，是说入选十子中，山东人占四名、四人中而德州人又占二名，德州人成绩斐然，轰动诗坛。当时在京为官的德州籍诗人田雯和谢重辉，俩人同入“十子”美名，在我国清代诗歌史上占有光辉的一页。
田雯（1635—1704）字纶霞，号山姜，晚号蒙斋。德州（今德城区吕家街）人，至户部侍郎，公余工诗，有《山姜诗选》收诗一千三百八十八首巨著传世。据《四库全书总目》中《古欢堂集》一条说：“雯则天姿高迈，记诵亦博，负其纵横之气，欲以奇丽驾士祯上，故诗文皆组织繁富，锻炼刻苦，不肯规规作常语”等赞评。田雯一生著述丰富：《山姜诗选》十五卷，《古欢堂集》十二卷，《黔书》二卷，《长河志籍考》十卷等。
谢重辉（约1639—1711）字千纫，号方山，又号匏斋，德州（今德城区南郊谢公村）人，官至刑部郎中。方山天赋聪颖，雅爱诗歌，擅长五古，自成一家，有《杏村集》七卷，收入《四库全书》。王士祯在“杏村诗评”里说：“杏村诗，去肤存骨，去枝叶存老干，真赏甚稀，存之篋中，以待元次山、杜清碧其人，定相赏于弦指之外，倾倒至矣。”高度评价杏村诗的巨大成就。
田、谢俩诗人，德州同乡，年龄相近，而又同朝为官，结为挚友，其友谊又建立在共同对诗歌创作爱好、见解一致基础之上，与日俱增，牢不可破。为巩固两家所珍视之友谊，长久延续后人，田雯将掌上明珠爱女，嫁于谢重辉的公子为妻，结为秦晋之好、鸾凤和鸣，门当户对，珠联璧合，当时满朝士林传为佳话，赞美不绝。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人生在世几十年，生老病死是常规，任人难以巧避，随着时光流逝，田雯谢重辉两位诗人都已年迈，只好辞官归里，告老还乡。田雯住在德州城东南马颊河畔阳谷店村附近别墅——“瓜隐园”。谢重辉住在德州城南三十里谢公村的“杏村别墅”。
清代志仕官员及士大夫，年老厌倦都市生活，为远避尘嚣，而去城郊乡野修建别墅园林，羡慕模仿陶潜“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的古风情趣。效法体验古人“遁世无闷，闲适自乐”的生活。他们选择“孤村老舍，竹篱茅亭，古貌朴野，平淡好古”的自然情调。
田雯、谢重辉老人辞官后，除以诗酒自娱外，倘佯在优美的大自然里，过着平淡闲适、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两位老人以免惦念，时有互访，见面询问倾诉一番，亦是暮年一大乐事，有田诗记文：
秋夜同方山
西风寒叶动凉思，久坐开襟对酒后。
小鸟窥灯穿竹去，流萤分夜入帘时。
书来乡国迷鸿影，月转关山照鬓丝。
莫使伤秋减吟兴，尽删《九辩》楚臣辞。
搔首经年厌鼓鼙，只拼一饮醉如泥。
捣衣秋水千砧远，种菊东篱百本齐。
病鹘怯风投树立，凉蛩依壁向人啼。
药栏秉烛还相约，明日看山共杖藜。
两位诗人进入垂老之年，即不悲天悯人，也不狂放不拘，视晚年“既来之，则安之。”想得开，看得明。南宋文山先生说的好：“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至理名言也。田雯年七十与世长辞，谢重辉七十有二驾鹤西游，两位清代诗坛有影响的诗人，相继去世，他们一生勤奋创作的丰硕成果，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字财富（两人著作均收入四库全书）不但是田、谢两家的荣耀，亦是家乡德州的骄傲与光彩。
义和团平原起义
焦力军
平原地处黄河下游，是鲁西北冲积平原上的古县郡之一，也是直鲁交界的咽喉，历代兵家必争之地。“蜀汉昭烈帝刘备”最初就在平原做过县令。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既有浓厚的齐鲁之邦的文化传统基础，又兼有“崇武尚义”、“结社精诚”燕赵文化的悲壮之风。在清末社会那种矛盾尖锐而敏感、广大人民反抗外侮情绪炽烈的情况下，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以朱红灯、李长水为首领的义和团群体，由平原城南前杠子李庄为基地、设场聚众的反教会斗争开始，迅速发展到“森罗殿”抗官兵的大规模战斗，不但在这里奠定了早期义和团运动的核心基础，在整个“反洋教”斗争中，也成长起了一支义和团的骨干力量。
一、基础与背景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山东人民的“反洋教”斗争，开始是在德国天主教势力范围的曹县、单县由大刀会掀动起来的，很快便蔓延到河南、安徽、江苏、河北五省的20多个州县，其爱国反帝的惊觉先声，昭然可见。因此说，义和团运动是经历着“巨野教案”、“冠县教案”、“平原教案”的斗争很快发展起来的。我们现在回顾历史，研究历史，不能否定当时的历史真相，更不能用现实生活中的意识观念看待那个历史时期的社会本质，绝不能否认当时民教矛盾的尖锐和激化，给义和团的兴起酿成的内因动力。当时，义和团攻击的目标是洋人的教堂，打击的对象是民愤较大的富户教首。从文献资料和调查资料来看，在义和团的行动中还没有发现挫伤了那一家无教会背景的乡绅大户，更没有损伤任何一家豪商巨贾的经济财产。斗争的目标明确，打击的对象有据，这种宗旨赫然的正义行动，正体现了义和团“反帝爱国”和“民族自尊意识”的珍贵。平原义和团的骨干力量，是以广大贫苦百姓中的神拳、义和拳、梅花拳、大红拳等为基础而形成的。
神拳最早于清乾隆三十一年（1765年）出现于浙江的鄞县及山东的菏泽，到了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又出现于河南商丘。77年后的清咸丰五年（1855年）又偶现于河北大兴县及浙江鄞县两地。在清高宗实录中记为“神拳会”“符咒作法”。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后再现于山东茌平的神拳，又都是用“降神附体”“画符念咒”，向东南叩头，拜“桃花山、桃花洞”的形迹活动着，通称“东方震宫王老爷之弟子”。王老爷者，乃菏泽人王中，山东神拳的创始人，于清乾隆三十七年（1757年）被清王朝以“异端”杀害。神拳在长期的传习中虽有自己的形迹特征，但探其源头又与“八卦教”中“震卦”主里的“文卦”有着宗脉相袭的演化关系。到清光绪年间，朱红灯（原名朱逢明，号天龙）成为山东神拳首领之后，他虽然严格遵守着“画符念咒”“降神附体”传规，因他又在“云禅寺”拜“离卦拳师”孙佩良习拳，倡“保卫身家”“不受欺侮”的口号，便使神拳成了一支“八卦教”的羽翼。在这个时期的“反洋教”斗争中，朱红灯虽然发展迅速，气派赫然，坐着蓝帷子轿车，率领着神拳队伍中的“左哨”、“右哨”、“娃娃队”300余人，在平原起义之后，特别是威服教会的张官镇贺神拳之举，使他名声大震，但直到光绪二十五年初秋（1899年）朱红灯来到平原前杠子李庄与拳首李长水汇合会，才聚众五百，多达千人，有了“设场安坛”的大本营，竖起了“扶清灭洋”为宗旨的大旗，使神拳的发展达到了一个辉煌的全盛时期。
义和拳的创始人是“八卦教”中“文卦”震系直传首领王伦（阳谷人），当时的名字叫“清水教”，所以义和拳不载拳经。据考，他们练的是“六趟拳”，原属于少林拳术中的“六合门”。表面上借武术团社为名，实际上还秘密传授咒语，设坛拜香，发展组织，奉行“反清复明”的宗旨。王伦亲自传授的拳场有两个，一个是堂邑的张四狐庄人王如圣，一个是恩县东李古寺人李焠，按照“八卦教”的传规，义和拳场也分“文卦”、“武卦”，李焠是“文卦”主，发展的拳徒很多，其势力范围南起兖州，北至京畿的数十个县，引起了清王朝的极大不安，派御林军在恩县将李焠缉捕，解往北京，于乾隆三十九年（1775年）以“义合拳匪首”之名将其杀害。至今，在东李古寺、曹屯一带乡村还流传有“南京到北京，都是李焠的兵，杀了乾隆爷，李焠坐朝廷”的歌谣。
李焠被害后，王伦又于翌年起义失败，但义和拳的传习在鲁西北广大乡村以秘密结社的形式仍在广泛流传，前后又历尽120年的艰辛，已发展到山东、河南、江苏、河北、山西五个省的区域中。到清光绪二十五年秋（1899年），朱红灯、李长水在平原前杠子李庄设场聚众，竖起“反洋教”的大旗，恩县的拳首就有孙治秦、宋兰亭、于存德、闵兆义、马登山等19人率二三百名拳众“拜坛来投”，加入了这一团体，因此，朱红灯“大倡天下义和拳”“扶清灭洋”是有基础的。在本世纪70年代末的采访中所获“无义难同群、不团不成拳”之说，虽然值得研究推敲，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了义和团内部的实际情况。
西方教会最早是清顺治七年（1650年）英国《圣芳会》委派意大利藉人安东尼厄斯，巴巴里欧神甫（AntoniusB……llero）来中国山东传布天主教，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山东被列入《圣芳会》教区。道光十九年（1839年）罗马教皇额俄略十六委派罗类思主教管理山东教务。清同治五年秋（1865年）天津紫竹林基督教的《圣道会》（又叫循道公会）派英藉牧师歌德森来乐陵、朱寨子设立了教堂。1875年（清光绪元年）在德国近境不远的荷兰城市斯泰尔设立的《圣言会》（srd）的首次传教使命，就是于1878年（清光绪四年）派遣神学院毕业生德籍人安治泰和奥籍牧师傅约瑟二人来中国的山东传教。1882年（清光绪八年）他二人便在已有千名教民的阳谷县坡里村定居。1878年2月12日（光绪四年正月）天津紫竹林《圣芳会》的美籍教士斯坦利（Stanlej），中国名字叫明恩溥，与牧师亨利·波特（HenjDDOrter），中国名字叫博恒理，应恩县小屯人李大肚子之请来庞庄，一面对农民进行赈济，一面传教并建教堂。1881年（清光绪七年）法国传教士马天恩在武城十二里庄设立了天主教堂。德籍传教士傅天德（耶酥）于1890年也来此住堂，后在恩县西刘王庄建教堂落居。1888年11月3日（清光绪七年十月）传教士若翰，中国名字叫肖金铭，在平原城南肖家洼村设立教堂开始传教。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意大利籍神甫高凤仪在禹城御桥韩设立了教堂，开始传教。
到甲午战后时期，先后有德、英、美、俄、法、比、荷、瑞、奥、匈西方十个国家的传教士，31个不同教派在山东传教。整个山东的教史，都集中在清王朝执政的250年的时限之内，到1894年（光绪二十年）就已经形成了以烟台为中心的东境，以兖州为中心的南境，以济南为中心的北境三大教区。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56名，华籍教士28名，大小教堂304座，拥有教民82600余人。只北境教区就有大教堂9处（济南市内2处），公堂216处，会所417处，外籍传教士13名，华籍教士15名，大修女院1处，修女15名，小修女院1处，修女24名，专门培养司教士的中学1处，学生9名，教会小学37处，男女学生1000余名，育婴堂4处，男女儿童360名，各教堂收养9—15岁的少女727名，教经女教师38名，年轻贞女58名，教民18，000余人。教民中为首者，大多数是地方上有恶迹的豪绅、富户，教民中更有赌徒犯律者等，少数是因贫困借贷又无力偿还而奉入教中，只平原县境内的公堂会所就有北堤张安业家（富户）、黄庄李玉珂家（富首兼商）、前杠子李庄李金榜家（富首兼油坊）、赵庄常兴孟家（富户）、董路口董吉公家（官宦首户）、大辛庄张洪家（富户）、老庄唐皆家（富户）、大魏庄魏凤鸣家（富户），其次有马庄、小屯、李芦庄、卜庄、陈楼、卢庄等堂所32处。“入了教、不纳粮”，这些教首教民的漕粮赋税，都附加在本村百姓们身上负担，南刘庄有7户教民的粮税都摊在百姓们身上，因此而引发的民教矛盾十分尖锐。
外国传教士虽然在山东各地屡受挫折，但霸气仍很严重。他们“勾结官府”“包揽词讼”，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政府中的政府”，“诬告良民”，“袒护教民中的歹徒”。当时主持山东教务的安治泰，利用德国的外交势力，在中国获得了“皇封二品”大员的资格，出入各级衙门都通行无阻。德皇威廉二世曾说过：“在华的天主教无不受我的支持。安治泰主教回到柏林，他以中国各项事情报告我”。1897年“巨野教案”发生后，安治泰就向德国政府建议：“我们要利用这个机会夺取胶州，这对我们从各方面看，都是最有发展的根据地”。德皇便采纳了安治泰这一建议，用武装力量占领了我沿海的胶州湾。
由于社会和经济状况恶化，民教矛盾日趋尖锐，民族义愤更为激烈，“义和团就成了山东人民群众进行反帝爱国斗争的自发组织形式”。他们的主要成员“皆农民者流”，还有小手工业者、搬运工、船工、纤夫，但武术社团是不可否认的核心骨干。应平原拳首李长水之请，朱红灯（原籍长清郑官屯人，后定居泗水拓沟镇宋家村，30岁后回长清大李庄舅父刘亭水的家中，粗通医道，有传统文化的基础观念，对社会现状颇有见地）、本明和尚（原名杨俊典，又名杨顺天，高唐县杨庄人，自幼在乌龙寺出家，曾在北京受戒，文武兼备，主持禹城丁家寺）、关东岭（齐河梁官屯人）、朱启明（齐河朱楼人）、王子龙（即王青山，长清人）、孙治泰（恩县人）等二十七名拳首率众300余人来到平原，将义和团的“坛场”安设在前杠子李庄李长水的家中。上房供“香坛”，院中挂“高旗”，门外竖“大刀”，聚众四五百人，多时达千人。分渠、分哨，扬起了义和团的神威，并订有“不贪财、不恋花、尊老爱幼、和睦乡里、公买公卖、财物归公”的团规。其中的女性成员谓之“红灯照”。当时很有凝聚力的口号是：“先学义和拳，后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这苦不算苦、二四加一五、遍地红灯照、那时才算苦”。还有遍传的“孔府揭贴”作为信仰的精神力量。义和团的大旗竖起之后，首先对前杠子李庄富户教首李金榜进行了打击。随后，又对北堤的张安业、尚庙的王福有、董路口的董吉公等大户教首进行了打击。黄庄大户教首李玉珂花钱雇了30名猎手，用火枪对付义和团。义和团首领杨传文（前杠子李庄人）、张泽（北堤人）、曹玉琢（郭北口人）、魏永太（大魏庄人）共率义和团的队伍去攻打黄庄，双方都用上了火枪。结果，教民死伤五六十人，义和团也伤亡二三十人。打开了黄庄李家大院，“用四五辆大车拉粮食”。事态的发展迅猛而激烈，引起了官衙的严重不安。知县蒋楷（湖北荆门人，拔贡出身，光绪二十五年二月由莒县调署平原）亲带县衙中的马、步捕快去前杠子李庄剿捕义和团，结果被李长水率众打了回来。因此，在续修《平原县志》中无法避免的留下了“蒋楷亲赴杠子李庄弹压，几被戕”的简单记载。蒋楷受挫后，召集全县46里的里长训戒说：“欺教民者论罪，抢教民者倍罚，侮神甫者罪加一等。拳会者，白莲教之因，邪教匪类也！入拳会者当禁，缉拳匪者当赏”。他直言不讳的站在袒护洋教的立场上，表明了与义和团的对立态度。趁此，蒋楷便乱发捕签，命县衙的捕快班头陈德和（平原人、武科出身，清军后补游击，曾充任曹州镇署中军官，右路巡防部队第十一营营管带）任意去各乡村缉捕义和团的人员。陈藉此权机，大量索贿，民怨更大，使民、教、官之间的矛盾趋向白热化的程度。
二、杠子李庄之战
为了适应“反洋教”、“抗官兵”斗争的需要，朱红灯、李长水及各渠、哨拳首，都轮流“排刀练拳”，大刀、长矛、土炮、火枪都一齐运用起来，并备以锣、鼓为令，杨传文为大总管，严令打教堂得来的东西一律归公，使这些来自四面八方平日散沙一般的义和团众，受到初步约束，凭着“义”和“愤”的朴素感情，在自己信仰的旗帜下凝聚起来，用传统文化思想演习的歌谣体口号和育化出来的英雄神话，“符箓作法”，“降神附体”，来鼓舞斗志。
七月十五日（8月19日）西刘王庄教堂的传教士傅天德，由恩县来到平原县衙会见知县蒋楷说：“朱红灯、李长水等300余人，在洞子头村逼令教民反教”。蒋楷就偏信洋教士之言，不敢违背他的旨意，便一面命陈德和出击缉捕朱红灯，一而发签传讯李长水、王治邦（字化成，平原小徐庄人，正科武生出身，原清军后补千总，当时退役居家，有民族正义感，为义和团首领之一）到县衙听审，李、王二人拒不到案。蒋楷便将王治邦之子王甲三（字鼎臣，曾任山东曹州抚标左营右哨千总，役满居家）传到县衙，对其严训说：“邪教无有不肇事者，也无有成大事者。巨野教案后增教堂十三处，去年沂州教案起，日照、莒县、郯城皆建教堂…”对王甲三施加劝诱和威胁后放回，而朱红灯、李长水矢志无悔，“反洋教”的态度却更加坚决。八月初八日（9月13日）李长水、杨传文率义和团对李金榜进行了第二次打击。同一天，张泽、魏凤宣、曹玉琢、王朋玉分别对商庙大户教首王福有等三家进行了打击。十四五日两天（9月19、20日）义和团首领之一祖五升率众袭掠了董路口、辛庄、代家口、宋家口等教民五家。陈芒仔（陈楼人）、马训（马腰务人）、焦克明（焦庄人）等村义和团首领也都相应行动。这就是蒋楷在《平原拳匪纪事》一书中提到的“抢案四起”。八月十八日（9月22日）蒋楷应各村大户教首的要求，亲自带领陈德和及马步捕快、勇役百余人直去前杠子李庄剿捕义和团。朱红灯、李长水不但不惧，而且有准备的“擂鼓鸣金”“操刀持枪”“画符焚香”“降神附体”“念咒作法”率领着义和团300余人，迎出村外与官兵拚杀。一场混战，伤了官兵20余人，但官兵也捕去了义和团人员中的邱被子，杜曰魁、李玉岭、李世宝、朱德顺、李兴业六人，押回县衙，关进狱中。从此，义和团在“反洋教”的同时，与县衙官兵的对抗也明朗化、尖锐化了。八月二十一日（9月25日）山东巡衙根据蒋楷的禀报，派省衙亲兵营骑兵哨官朱景荣（天津讲武堂毕业生）带骑兵30余人来平原帮助县衙剿捕义和团；捕快班头陈德和乘机去四乡捕人，大量讹诈钱财。九月初五日（10月9日）教首李金榜到县衙向知县蒋楷密告说：“朱红灯又从高唐、茌平调来了300余人，聚集在前杠子李庄，声言为报仇而来，教民将临奇祸”，恳求知县为教民作主。蒋楷据此密报，于初七日（10月11日）乘坐着轿子，陈德和骑马，率领戎装整齐的县衙马、步武装150余人直扑前杠子李庄。聚集在该村的义和团人员，早有思想准备，将500余人分成了若干“团伙”，刀枪并举，大旗抖风，喝符壮胆，奋勇迎战。官兵刚走到村后小北门外，就有一伙义和团的人冲出寨门，首先砍倒了官兵的大旗，“擂鼓鸣金”、声威俱厉地与官兵交战。朱红灯骑着红马，穿着红棉袄，头戴大红风帽，握枪迎出，李长水骑白马持大刀同朱红灯指挥着义和团与官兵交战。李玉斗（前杠子李庄人）和尚玉岱（南刘庄人），这两个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光着身子，只戴着“红兜兜”，手握单刀，猛冲出来，将走在前面的两名官兵劈头砍死，官兵大乱，纷纷败退。义和团乘胜追击，蒋楷吓得魂不附体，问官兵“骑马快？坐轿快？”官兵只顾逃命，无人抬他逃跑，陈德和从轿里把他拉出来，抗在马上就往北跑，义和团的人一直追出了七八里地才收兵。当地百姓编出了歌谣唱道：“李长水，狮子精，骑着大白马，带着他的兵，杠子李庄打一仗，打死官兵整两名。县太爷吓得不得了，从轿里爬出来，趴在马上往北跑。”对这次事件，清王朝文献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七日《汇报》载：九月初七，匪首又散帖邀请拳匪千余人，盘据平原之杠子李庄，大书特书曰：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公然署名曰：王子容，平原人、孙治泰，恩县人、朱逢明或云朱红灯，为则欲为，王法无有，况官长乎！“（标点系笔者加）。
蒋楷在前杠子李庄受了义和团的挫辱，不但没能给教民撑了腰，而且自己还几乎丧了命，回到县衙，羞愤不堪，决心向山东省衙请调重兵对义和团进行报复。在义和团方面，也想利用这次大败官兵的机会，尽量使官府不再袒护“洋教”的人，避免义和团扩大与官府的冲突，以有利于“反洋教”斗争的开展，力争将被押在狱中的邱被子等六人拯救出来。当天，朱红灯、李长水便直接派出了以祀砚田（花园村人，文武秀才，里长）为首的四个有里长、庄长身份的义和团代表，赴县衙与蒋楷对话。这段情节，在《平原拳匪纪事》中写得比较清楚，现摘录于下：“…甫入城，南乡庄长祀砚田、商永和与黄某，段某偕入。楷见之曰：尔来何也？曰：求无请兵。曰：为义和团乎？曰：否。然以何则不请兵？曰：请兵则朱红灯必反。朱红灯之来，谓恩县是其死案，平原是其活案，但求放前获六人则去矣。何为死案？曰：以笞毙义和团人故。然则抢何也？曰：无所得食。掳人何也？曰：为赎六人故耳。楷正告之曰：朝廷之法，官民所共守也，六人不抢人，无拿理，六人抢人，无放理。虽然六人从犯也，若辈解散，民教相安，可放也。若以此要挟，岂有朝廷命官而受要挟者乎！”
“夜半，许广文秉德（许秉德、清举人、县督学）与林丞，张尉来申四庄长之说，且微露索捕快陈德和意。问：索陈德和何意？曰：以获六人故。曰：六人不当获乎？则有抢案在，陈德和何罪？…客乃退”。（标点系笔者加）另据《拳祸记》一书援引清王朝官方文献中记载：“九月初五、六日，平原冈子李庄等处刀匪聚一千余人，行将起事，蒋邑尊（楷）带兵前往弹压，匪开枪击之，毙官兵数名，伤多名。因此，事有碍大局，毓中丞委济南府卢太守（昌治）带兵前往弹压，匪知为虚张恐吓，愈肆猖狂。十三日，又抢四家。十四日，朱红灯、王治邦递书营官，请订日交战。后，倾巢而出，轰杀官兵二十余，伤三十余”。
对于义和团“平原起义”这一历史环节的研究，以上引证的这两段资料口径一致，非常重要。“请兵则朱红灯必反”和“行将起事”，都充分说明朱红灯在前杠子李庄，虽然公开抗击了官兵，也是出于“无奈自卫”，尚未“反”。“反”才是起义的标志。十四日森罗殿大战前，朱红灯、王治邦递书营官请“订日交战”，这才是“反”的真正宣言。故此说，1899年10月18日（农历九月十四日）才是“义和团平原起义”的准确日期。
蒋楷凭自身知县的职权，于九月初八日（10月12日）向山东省衙呈文请求援兵的禀报中说：“兹于初七日，卑职驰往滋事之杠子李庄，该匪等纠集多人，即在村口持械相拒，致伤差役二名，唯有仰乞仁宪，鉴察下情，再赐分拨马、步兵各一营，迅速下县令督。”朱红灯、李长水原本不想再与官兵扩大冲突，但进衙的代表祀砚田等，不但被蒋楷斥回，并悉知蒋楷已决心调兵剿捕义和团，只好做好迎战的准备。九月初十日（10月14日）清军绿营历城统领秦应逵奉省宪毓贤之命，带步兵一营出发。九月十一日（10月15日）早晨省亲兵营骑兵哨官朱景荣奉命率60余骑马队出发连夜赶到了平原县城。中午，济南太守卢昌诒亲带骑兵随从20余人，来到平原县城。下午五点许省亲兵营管带、后补太守袁世敦，带两哨骑兵来到了平原城。夕暮时刻，秦应逵率领的步兵营也来到了平原县城。官兵的马步兵役俱驻扎在东岳庙内。据当时的目睹者听官兵说：“这次急行赶来平原，每人赏给半斤大烟土”。步兵营的丁副统领问县衙捕快班头陈德和说：“你平原到底有多少义和团哪？”陈回答说：“平原八百八十庄，村村有义和团了。”一时间，平原城中兵马云集，人心慌乱，形势紧张。九月十二日（10月16日）卢昌诒先派县衙案牍方师爷去前杠子李庄会晤朱红灯、李长水，进行“劝降”工作，并对对方说：“汝先行，吾翌日必往，当于捉狐屯相待。”当天下午，卢昌诒又派县衙卒役去前杠子李庄张贴“安抚”榜文，结果被义和团的人给轰了回来。方到了前杠子李庄会见了朱红灯、李长水等拳首时说：“省衙马、步兵两营俱到平原，祸大矣，宜速避。”朱红灯却回答说：“为洋人利，大人何用重兵欺我？避何益？不如战。”方无奈，当晚不敢向卢回话。
十三日上午（10月17日）卢昌诒、袁世敦、秦应逵、蒋楷等带马、步官兵150余人，试探性地前往前杠子李庄。中途，碰上一个姓张的教民告状说：“拳匪听说官兵到城，日前连抢十三家，气焰愈横，无悛意。”但卢会见了方后，方却说了假话，说义和团已散。卢信以为真，于傍晚赶到前杠子李庄李长水家中“坛场”一看，却“设防甚严”，门内掘有丈深的陷坑，虽无人，院内还摆着大鼓，还有一尊大铁炮，“重百几十斤”。室内所焚烧的符箓及义和团人员的花名册，纸灰尚热。秦应逵忙说：“视此情况，非解散，移巢耳，应速归”。卢昌诒率官兵急忙出村赶回县城。进衙后，是夜又有庞庄教堂神甫明恩溥派人来平原告急说：“朱红灯带300人攻打教堂”。（朱红灯所在之前杠子李庄距庞庄90华里，此日攻打庞庄教堂的义和团是恩县拳首赵鱼所率一笔者）袁世敦命朱景荣带骑兵30名去保卫庞庄教堂。其实，这天夜里，朱红灯带着义和团的队伍500余人，正一面分派人去四下传帖，一边向40华里之外的选定地点森罗殿转移集结。据参加朱红灯这次行动的平原南侯庄拳首侯玉全回忆说：“这天晚上，朱红灯穿着红棉袄、红棉裤、蒙着花头巾，外面披着件青大褂子，骑着匹马，义和团的人都打着旗，有几辆大车拉着火药、土铁炮，从杠子李庄把队伍拉到了森罗殿。
森罗殿是一座建筑宏伟的古寺，位于平原城西18华里马颊河东岸高堤之上，大芝坊（原名芝隍）村东头，居于林郁葱茫的环境之内。除巍峨壮观的穿堂殿门外，内有前后两座大殿，僧舍廊房数十间，内有大量的壁画和“阴曹地府”设置的立体釉彩塑像。后大殿后有菜地、水井、磨房、仓库等设施，占地面积30余亩，加之古柏参天，寺内可容纳千人之众。明、清年间，香火最盛，代代都有高僧住持。义和团中的首领大贵和尚（故城人）、悟修和尚，原都是森罗殿中的寺僧，在义和团蜂起时蹈入红尘的。每年正月十八日，有盛大的春醮庙会，是个四乡闻名、仕女争春、百姓云集、商贾交易、武侠荟萃的地方。朱红灯从前杠子李庄转移到森罗殿，并传帖惊动了平原、恩县、夏津三县数百个拳场的义和团在这里相聚。这里的地理形势奇特而复杂，非常有利于义和团对官兵的抗拒，这不但体现了义和团的行动是按照“八卦图”的方位走的，而也更表现出了朱红灯在面对重兵相逼，相智应战的军事才能。
在朱红灯、李长水从各方面调动义和团人马的当天夜间，坐在县衙中听候消息的卢昌诒于半夜时分又接到恩县知县李维缄派人来告急说：“朱红灯带领几百人攻打恩县城，急求支援”。袁世敦又命一哨骑兵去援救恩县。此时，卢昌诒派出去侦察义和团行踪的探马，被朱红灯捕获又放了回来，向卢昌治传朱红灯的话说：“我去杠子李庄，为两大人地耳，若再相逼，自失而颜，勿怨我。”（标点笔者加）卢昌诒深切感到义和团“烽火四起”的形势，已经十分严重，自己身陷重围，危在眉睫，便立刻命蒋楷把押在狱中的六名义和团人员邱被子、杜曰魁等放出，并说：“勿为若辈藉口也”。又同时下令将县衙捕快班头陈德和抓起来押入狱中，并差人把这一消息传送给义和团方面，企图缓和一时剧变的紧张局面。其实，他这一举措，并末起到预想的效果。
三、森罗殿大战
义和团与官兵之间，双方都处于“箭在弦上”大战难免的紧张情势之下。应朱红灯，李长水传帖相邀的各村义和团人员1500余人，都分别在九月十四日早晨（10月18日）相继集结到森罗殿来，刀枪林立，旌旗猎猎，而且都知道是与保护洋人传教而来剿捕义和团的官兵而战，没有畏惧情绪，人人意气激昂。四乡百姓都自动去送干粮支持义和团奋抗官兵的行动。黎明时分，驻在县衙的卢昌诒又接到恩县“求移全师”的告急，一时使卢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他便一面向省衙发了急电，报告了义和团“烽火剧燃”的“不剿难平”之势，一面独自决定了对义和团的用兵之策。他对袁、秦、蒋说：“当以兵临之，匪即不散，量不敢薄我。否则，逼我则更甚矣！各处告急，株守一城，非策也。”同时，又命将楷派人去请祀砚田、商永和来找朱红灯、李长水谈判。结果，祀、商二人均未奉命到衙，这就使事态的发展，到了一个必然“爆炸”的时刻。神甫、教首对义和团行为的夸大诬陷，官方无一不信的偏激观念而导致的动用大量兵权的剿捕举动，给义和团造成了强烈的民族义愤，使暴动的成熟条件，也使这场大战的性质再不能用“意外”、“误会”的概念去评断。
九月十四日（10月18日）上午，卢昌诒指挥马、步官兵800余人，分为左、中、右三路出平原县城，向森罗殿进发，他与袁世敦、秦应逵、蒋楷四人督军在后。然出城西去七八里时，就听前面传来了交战的枪声。随之，便见一个受了伤的官兵跑回来跪在卢的面前说：“战矣！战矣！”卢问：“怎么打得这般厉害？”伤兵回答说：“还没弄清怎么回事，我就受伤了。”卢、袁、秦、蒋四人继续前行，走到小马庄村西，站在一个窑顶上相望（距森罗殿三华里多）。忽见一个骑着快马的青年义和团，突至他们四人面前，投下战书便驳马驰去。这一情节在《平原拳匪纪事》中写道：“俄，一骑以黄纸来投，朱书如符，问之曰，战书也！”（标点笔者加）瞬间，潮水般的义和团人马便向官兵冲来，“勇猛异常”，官兵抵挡不住，立见死伤十七八人，官兵败退下来。秦应逵见此情状便拔刀出鞘，对官兵威吓道：“汝退，先斩汝！”逼令官兵再战，并大呼曰：“今日不活矣！捕一土匪，而挫辱至此，何复面目见人？”（标点笔者加）此时，义和团中有一道士，手持单刀，气势凶猛地向秦应逵冲来，被秦应逵用洋枪打死（此人姓韩，人称韩道士）。
义和团方面，虽然都是由四面八方应传帖连夜赶来相聚的人员，但已在朱红灯的指挥下分别编入各渠中去。“朱红灯著红裤，穿红袄，戴大红风帽，骑着红马”，李长水骑着白马，指挥着各渠首领关东岭、朱启明、王子龙、孙治泰、张泽、杨传文等。义和团的人，分为四人一个圆轮迎战官兵。义和团首领李金斗（打渔李庄人，乳名小秃子）见官兵袭来，首先冲入官兵左路队中，砍倒官兵的大旗，夺过旗杆打毙了两名官兵。义和团的人多系武术拳师，刀枪熟练，在与官兵拚杀中更是气势激昂，很快便将官兵击溃。随见官兵在长官督促下二次冲来，便都“掐诀念咒”，“附体作法”，生死不顾地与官兵作战。官兵使用了洋枪，义和团方面也火枪、土铁炮一齐运用，战斗打得十分惨烈。据参战者候玉全回忆说：“炮在头上咚咚响”，“双方混战五小时”，官兵退至平原城外。此时朱景荣率官军骑兵由恩县回来援战，祖五升率义和团二百余人迎截，朱红灯、李长水率义和团大队人马，由许桥过马颊河转入恩县、夏津境去。这次战斗中，官兵、义和团双方各死伤六七十人。义和团著名首领王子龙、肖长普（平原后杠子李庄人）战死；朱启明受重伤（拳匪纪事中蒋楷称毙朱红灯弟，即误指此人），回到齐河朱楼村家中，被本村教首杀害。
朱红灯、李长水率义和团撤离林罗殿后，官兵复回。大芝坊村的百姓惧怕官兵杀、抢，由乡绅裴锦才、村民任玉杭、刘文华三人为首领着20余人跪在村口迎接官兵。官兵不辨清楚，开枪将裴锦才打死，并进入寺中将姓夏的住持僧人杀害，继而抢了村中百姓的东西，搜了些短刀残矛，连店铺里的菜刀、铁火棍等物一齐搜去，装了两大车，矫称“战利品”，拉着回去请功。裴锦才枉自被杀，民愤难平。裴锦才之子，凭着自身是个秀才的胆识，身穿重孝去省衙告状，弄得巡抚毓贤十分难堪。他在既畏于那拉氏谕旨又屈于外国洋人压力的思想指导下，尽力洗脱自己的责任，于十月十八日（11月20日）签署发文（二十一日到平原），“署平原县蒋楷，办事谬妄，几酿大祸，著即行革职，永不叙用。营官袁世敦……著一并革职”。（标点笔者加）森罗殿战斗“是拳民和清军之间的第一次大规模战斗……它对这场运动的推动力远远超过了战斗的直接后果。”这次战斗，使义和团名扬于世，人心震动，烽火更炽，有力地震惊了清王朝的专制集团和外国势力。以美、德等驻华公使也公开出面要求清政府对义和团进行镇压。山东巡抚毓贤命济东道吉灿升、省衙游击副将马金叙率骑兵两营（省衙直辖的黑马队和红马队）于十月十九日（11月21日）在茌平华岩寺附近，之五里庄将朱红灯缉捕。二十一日（11月23日）黎明，在高唐杨庄将本明和尚缉捕，一并解往济南。因对朱红灯“久审不供”，毓贤于离任前的十一月二十二日（12月24日）将朱红灯、本明和尚、于清水三人在济南杀害。二十七日（12月29日）将朱红灯的首级“解往平原”悬杆示众。相继便有关东岭、李会宪等百余名义和团首领遭到官府及教会势力的杀害。李长水逃往关外继续发展义和团的力量，杨传文、陈芒仔南往茌平、平阴一带率领义和团队伍攻打教堂。平原后杠子李庄义和团首领李维就北上到天津南的杨柳青独流镇，安设了“反洋教”的义和拳拳场，这便是天津义和拳的第一个拳场。
袁世凯（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军功拔贡出身）奉清王朝谕旨，带领中国第一支由外国武装、外国人训练的“清朝新军”七千余人，于1899年12月底进驻山东济南后，第二天就在发布的《查禁义和拳“匪”告示》中说：“本署抚部院钦承恩命建军以来，统帅重兵，弹压镇抚…倘再目无法纪，恃众抗官，大军一临，玉石俱焚”。他还发布军令说：“如匪至即开炮，必不咎汝；若匪至不痛击，则将领以下概正法”。1900年3月14日，袁世凯被清王朝正式封任山东巡抚之职，他调动了全部兵力，对以“反洋教”为宗旨的义和团民众力量进行残酷的剿杀，并与青岛的德军分划剿捕义和团的区域，以尽其保护洋教势力的义务。在清王朝文献《西巡回銮始末记》中，存有袁世凯在山东发布的《新定严禁拳匪暂行章程》共八条，严厉至极。其中第三条：“父兄纵听子弟学习邪拳，除将其子弟正法外，其父兄…监禁三年。”第四条中：“拳匪聚众设场教练之处，经官查出，即将该厂（场）毁平。如在人家聚设，除将该厂（场）毁平外，无论何人家产，仍将其家产充公具报。”第五条中：“如有人告发拳匪设厂（场）之家…即将该犯家产提出一半赏给告发之人，一半充公。其有拿获设厂（场）匪首即送案者，将该犯家产全部赏给。”据此，袁又奏准筹银90余万两，合开山东原有清军“编定新军二十营，新募马、步八营，东昌等五府，济宁等三十四县，顾募马勇三百五十九名，步勇二千五百七十三名”，加“教会团练”，一齐投入剿杀义和团的军事行动。
清光绪二十六年一月（1900年2月）接任平原县知县的姚诗志（字叔言，广东番禺县人，正科举人出身）奉袁士凯命上任后便对义和团进行剿捕。据二月二日（3月2日）平原禀报：“清新军武卫右军马队一营右队左哨哨官吕长顺将祖五升捕获，四日（3月4日）又缉捕了曹玉琢，解往济南”。清新军武卫右军王开福部下哨长闫凤鸣与东字正军哨长许占标骑兵60余人，汇合省亲兵营游击副将蔡元海及东字左哨李文成官兵百余人，在武城杨庄围剿夏津、武城的义和团，激战大半日，义和团首领王玉振、朱西公、邢殿武、朱士明、孙加章及团众28人战死，陈卷、范小等十一人被捕。二月十五日（3月15日）平原县禀中载：“庞庄教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致书平原县衙的信中说：祖五升被捕后，拳匪声言，散帖召集多人，要杀绝教民，一概不留…总头领祀砚田，曹玉琢。”庞庄教堂另一美国传教士博恒理给平原知县写信说：“花园祀砚田聚众定于十三日起事。”据教士平信之谎报，知县姚诗志便诱捕了祀砚田在县城西门外杀害，祀砚田在刑场大骂姚诗志“为官不仁”，被砍头而尸体不倒。在此后的一月之间，姚诗志又相继捕杀了义和团首领曹玉山，魏永泰、田怀德、石来法、明延生、于福堂、张洛仓、张泽（死在狱中）。在极其艰苦的岁月中，一直坚持反洋教斗争的杨传文，在参加攻打了罗山套教堂后，率义和团30余人回到平原，七月十一日（8月5日）宿在城南蔺庄蔺兰亭家，当晚被蔺兰亭出卖，勾来了乡聚（乡团）袭击义和团，在格斗中杨传文身受重伤而死，卢希文、刘金荣、张振录三人被捕解往平原被姚诗志下令杀害。据资料已查知姓名的平原有28名义和团首领被杀害，百姓死伤亦较惨重。据清王朝内部文献中记载：新军武卫右军“在平原一带，卤莽开炮，纵兵乱杀拳会中人，无辜被戮者至百人之多，其中妇稚三十余名，冤惨之状，行路唏嘘。”（标点笔者加）在袁世凯实施严酷剿杀义和团的高压政策时期，部分平原义和团民转移直隶，进入京津地区，参与同八国联军的殊死斗争。例如，驻在“荣王府”的山东老团，在“平原人、肖大师兄”的率领下，始终未受“招安”而成了一支义和团的中坚力量。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既激昂又悲壮的“爱国反帝”斗争的一幕，给推翻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奠定了基础。用生命和鲜血写下的“义和团平原起义”的历史价值及对社会进展的推动作用，昭然可鉴，使我们当代和后代人，以此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思想火花，经世不灭。注释：
①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②廖一中、李德征、张璇如等：《义和团运动史》，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③〔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中文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④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山东义和团调查资料选编》，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⑤李文海等：《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齐鲁书社1986年版。
⑥廉之立、王寄中编：《山东教案史料》，齐鲁书社1980年版。
⑦陈贵永主编：《教案教务档》，精华印书馆（台湾）1974年版。
⑧陈宝琛等修：《清德宗实录》1939年版。
⑨蒋楷：《平原拳匪纪事》（校勘本）。
〓李杖：《拳祸记》，上海土山湾印书馆1905年版。
〓李德征、苏位智、刘天路：《八国联军侵华史》，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编：山东义和团案卷》（上、下），齐鲁书社1981年版。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版。
〓平原续修县志》。
〓《万国公报》（上海）。
〓《人民日报》1990年12月5日。
〓《大众日报》1984年9月2日。
〓《天津日报》（资料文摘）1982年7期。
〓作者调查资料。
武城义和团炮轰洋教堂
韩风声 王志永
原武城县城（今老城镇）北，卫运河西有一村名十二里庄，庄北端有座天主教堂，据地方志记载：清康熙18年（1679年）3月25日，由北京入教的胡氏三兄弟来武城十二里庄定居，后发展教民转入武城南部。由教民集资修建欧式教堂，后又住进洋神甫。后天主教又渐向武城北部漫延。1886年，美国传教士在武城庞庄建立教堂。
自鸦片战争后，西方基督教会纷纷派传教士来到中国，19世纪末来华的传教士达3300多人，发展教徒80多万。利用宗教麻醉中国人民。传教士还搜集情报，组织武装，霸占田产，私设公堂，胡作非为，欺压当地群众。致使中国民间反洋教事件不断，一旦冲突，清政府总是站在洋人一边不分青红皂白处罚百姓，百姓们有冤无处伸，只能自发地打击洋教维护自己的权利。在全国反洋教斗争中，武城人民也积极开展反教斗争。男人们参加义和团，青年妇女也拿起刀枪参加妇女组织红灯照，红灯照的首领是武城的任氏寡妇，红灯照的青年妇女穿扎红黄绸子，夜间手提红灯。她们同义和团一起举着“扶清灭洋”的大旗，专事对抗洋人洋教，武城的何刘屯、十二里庄、梁院、大十八户、吕洼、南屯、李官屯、蔡庄、程村、于姑屯等都有义和团红灯照组织。
1900年6月八国联军进驻中国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更激起他们强烈的民族仇恨和爱国热情。传教士与地主恶霸相勾结，为非作歹。一些教民恃恶欺压百姓。武城义和国红灯照早就发现十二里庄教堂有内秘密储运军火、训练武装教徒等违禁活动。如：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一月十三日，山东巡抚袁世凯奏文记载：“据代理武城知县龚敦仁禀称：该县十二里庄等处教堂内，闻有快枪百余杆，并有大炮多樽等情……查明洋人在内地私储军火多种，向为约章所不许。”十二里庄等处教堂内侵略势力嚣张，教民持有枪炮以杀害良民为快，更激怒武城义和团红灯照，他们决定杀洋人，炮轰洋教堂。
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日午后（1900年7月10日至14日），义和团焚烧了大盐村、吕华庄、吕洼、杨庄等村教民70余家，杀死教民20余人。
7月16日武城县何刘屯村武秀才、栾老超（义和团首领）率众与闫书芹、宋怀、戴大木、任寡妇的三路人马、其中红灯照千余名，开始攻打武城十二里庄天主教堂，7月21日义和团首领刘旺率团在小史庄杀死教民2人，烧毁5家教民房屋。至24日义和团红灯照连续鏖战，接连4次猛攻十二里庄教堂，教堂内几个外国神甫集中大批教民，持有快枪（步枪）百余杆，大炮多门，并依仗教堂四周围墙负隅顽抗。是日义和团由郝家营（今南宫县）郝老吹家借来几门大炮，连打三昼夜，用火炮轰击。至7月26日，七天攻打6次，不分胜负。武城知县调来一连清兵，与教民前后夹击义和团。义和团红灯照奋力拼搏，后为避免伤亡，是夜撤离到运河以东武城西关外山西会馆。傍晚200余团员进入大盐村杀死5名教民。7月26日刘旺率数百名团民到武城县城索要被捕的团民，与清军防营兵中发生激战。团民头裹黄巾背负黄榜香袋放抬枪抬炮，砍死帮带守备张玉山等先锋官3人，副哨官2人，兵勇30余人。7月28日，宋怀等戴大木组织再次攻打教堂与清兵相遇被捕。攻打七天虽未攻下十二里庄教堂，却予以洋教沉重打击。同时义和团400余人还焚毁恩县毛王庄、管庄的福音堂，杀死四女寺的教徒。活动在恩县、夏津、武城一带。山东巡抚袁世凯派重兵镇压。11月20日清军先后在吕洼、梁院、仓上、南屯等村大肆搜捕义和团，又逮捕了义和团首领于凌增等11人，并收缴了刀枪弹药马匹等，后武城义和团红灯照的斗争被迫转入地下，他们把大炮掩藏了起来。是年教会的美国传教士按照山东巡抚袁世凯的电示逃往烟台避难。地方志记载：十二里庄教堂毁于炮击，后重新翻修，规模大，为砖木石结构。附设孤儿院，内设育婴堂圣母无览原罪堂。民国19年至21年（1930至1932年）重修楼房三座及圣母无览原罪堂。1967年折除教堂顶盖及前门两侧30余米高的亭子，改建为一般会堂。
1986年11月19日，何刘屯村出土大、中、小式6门（每式2门）火炮。各长度依次为1.5米、1.3米、1米。口经依次为9厘米、7.5厘米、6厘米。百姓们说是义团所埋藏。经中国人民军事博物馆军械处有关人员鉴定，6门炮均为清代道光年间（1821至1851年）制造，现陈放于衡水地区文管所（1964年武城县运河西三乡镇划归故城县）。武城义和团红灯照的英雄事迹永载史册。
槐荫殿起义
席文天
民国四年（1915）农历三月十五日，是临邑县南门外娘娘庙赶香火会的日子，要在往年，这里早已热闹非常了，可是这年那一天，却冷冷清清，飕飕地刮着西北风，死一般的静寂，似乎蕴藏着一种不安，这在当时的官府就更为敏感地察觉到了。清晨，太阳还没升起，忽然听到远远的响起了螺角声，刹时，数以万计的农民，手持红缨枪、大砍刀、叉把、扫帚，还有十余枝土枪和一门抬枪，扯布为旗，迎风呼呼，蜂拥而至，把个临邑县城团团围住。在娘娘庙高高的台阶上站出一个黑脸大汉，手持一把大铡刀稳在一条尺把长的木叉上，往台阶上一竖，右手一挥说：“叫开南门！”一队人便拥向南门高喊：“吃马肉，喝邓汤，打开南门捉老方！”“叫老方出来答话！”这就是民国初年，临邑地方官逼民反，酿成农民群众反抗——槐荫殿起义的开始。（当地叫王三困城）没落的清王朝末期，广大民众已长期遭受皇迁昏聩、官僚舞弊的灾难。辛亥革命虽一举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共和，但不久就被军阀篡权，又形成了各地军阀混战的封建割据局面，人民又饱受了战争蹂躏。除兵役外，沉重的赋税，压得民众喘不过气来。县官，在清朝叫知县，在民国叫县长了。名称虽不同，贪婪本质却仍是一样的，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临邑第一任县长是金荣贵，他已饱囊而归，跑到德州作道尹去了。继任的是方永甲，上任伊始，就和当地的土豪劣绅勾结起来。
临邑城西南角刘江家村大地主马志久，是个勒榨农民的吸血鬼，历来掌握全县财政大权。他在西关开了个当铺，衙门前关帝庙旁设“议事会”筹划盘肃，城南齐家土豪邓继堂的权势，可以说与马志久平分秋色，不分上下，八大钱庄，全在他的控制之下。方永甲在任，他二人狐假虎威，与方县长狼狈为奸，勒索乡里。他们假造村名和地亩，如六合镇，就造六个村名，最多的一村十八名，以此来多征赋税。他们除按实数上交外，剩余之数均纳入私囊，供他们过着花天酒地无耻生活。另外，他们还出谋划策，巧立名目，加重税收，什么“房田捐”、“牛驴捐”、“鸡鸭捐”、“小租钱”等，还提高盐价，榨取农民血汗。
当民国三、四年间，临邑连年遭逢旱灾，粮价飞涨，农民衣食无着，生活更加痛苦。但政府不顾民众死活，又加征“小粮”每亩八十钱。顿时逼得农民怨声载道，叫苦连天。于是一些不甘受苛政之士，开始酝酿起义。
临邑城东北七里王库子村农民王三为人朴实忠厚，家庭贫困，务农之余，编织草囤子卖，结识了各地刚正之士。在官府的严重苛捐杂税重压之下，气愤不已。一天，他去村东三里妹妹的婆家——李仙台村，找到一向仗义好侠的陈挺子（俭）、田钉子（保夫）、许水子（传兴）等，商议抗交捐税。议定以“治安防贼”为名，组织人民武装“治安团”，众人推选王三为团长。他们找来本村识些字的王方正，起草揭示（传单），内容大致为：控指土豪官府勾结之罪行，号召起义，于三月十五日（古历）前来李仙台村前“槐荫殿”（韩信庙）集合口号为：“吃马肉，喝邓汤，打开城门捉老方”（马、邓、方分别指马志久、邓继堂和县长方永甲）。县城西辛庄张耀孔作护兵，派十二里庄崔天保到各地送揭示。一共联络了王库子家（今临邑镇）、李仙台村（今临邑镇）、十二里庄（今临盘镇）、三王家（今临盘镇）等村的大批乡勇；连与临邑接壤的商河、禹城等县边缘的一些农民，也都纷纷赶来参加起事。
三月十四日夜，各地乡勇到齐，各地操带武器，就在“槐荫殿”旁的古狼烟墩上誓师，队伍森严，斗志昂扬。天快亮了，吹起螺号，王三握刀在手，帅万人起义大军，飞奔县城。
起义农民当即把县城围了个水泄不通。指挥部安在娘娘庙，土枪队占据了南演武场的高地，另派一支队伍去刘江村烧马志久的房子。当时贫苦群众怕烧了自家的房子，都指给起义军哪是马家的房子，马家的主管连忙嗑头求饶；不可一势的马志久闻风丧胆，携带姨太太逃往济南。人们报告王三，王三看看风大，怕连累群众，下令撤回前去烧房的队伍。王三一马当先，手持大刀，带领起义军在城门外示威，高喊口号，要求“取消一切苛捐杂税，降低盐价”，并命土枪队向城内开枪。方永甲一伙早已吓得坐卧不安，似热锅上的蚂蚁一般。
但是，方永甲却是一个阴谋家，他物色了东街刘英渠和刘桂生二人代表县长出城向起义军求和，自己只在城墙答话，作揖鞠躬，口称答应起义军一切要求，取消多征之捐税，降低盐价。起义军退了兵。这次农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当地贪官、劣绅的气焰，免去了巧立的苛捐杂税，人民生活暂时得以安定。
起义军退兵之后，方县长还是坐卧不安，他不能就这样让农民白白的占了“便宜”，就派人往济南府送了一封鸡毛文书，故弄玄虚报说起义军烧了南城门，请速派救兵。济南府随派来五百人的骑兵巡防营，进驻临邑县城娘娘庙。民国五年（1916）春，又派晋升德州道尹的金荣贵来查询此事，把李仙台村陈俭和传信人崔天保抓起来，非刑吊打。陈俭拒不招认，放回后三天，气愤而死。崔天保先被打入木笼，又遭枪杀。官府又四处搜寻王三，王三时已离家出走，流亡东北。官府的疯狂报复，激起了群众的愤愤不平，金荣贵也自觉心怯，麦收前匆匆乘轿出西门而去。这时西门上站着一人，他叫马道清，是刘江村人，清末做过泰安武官，头戴蓝顶子（都叫他“蓝顶子，退闲回家。但见他手使两块青砖，向轿子砸下砸破了轿顶，金吓得都不敢出轿，仓惶逃往德州去了。县长方永甲也不敢再冒天下之大不韪，随意加征任何杂税了。
后来，本地和章丘等地好事人都以《王三困城》故事编成剧本演出；一九六三年大演现代戏时，临邑县河北梆子剧团，又重写了剧本，多次演出博得观众好评。当时王三的儿子还在世，请他来看了戏。至今“王三困城”的故事，仍在农村广为流传。这说明了这次起义在当地的影响是很大的。
旧德县的妓院
柴世仁
一、旧德县妓院的产生及其变迁
鲁北重镇德州，在旧社会官衙甚多，如：山东督粮道署、德州州署、德州卫守备署、德州营参将署等，俗称“七十二衙门”。州城中的统治阶级好逸恶劳、养尊处优，终日把“吃、喝、嫖、赌”的奢侈糜烂生活，视为人生“快事”。因此，州城娼寮妓院，就应运而生了。
清朝末年州城妓院多设在长乐门（即东门）里。民国初期，津浦铁路建成。妓院为适应南北过往客商及新兴之官绅商贾、富豪阔少所好，则纷纷从长乐门里迁到城外杨家坟南上崖一带（马家溜口街与南营街之间）。日伪统治时期，德县城（民初州改县）处于德石与津浦铁路的交会点，又是棉、粮、油农产品的集散地，故各地的客商云集于此。旧社会有句“无娼不养商”的俗话，就是说经商老客们洽谈业务，多半是在妓院借玩乐之机，进行洽商。故此，妓院得到相应发展。它们纷纷又从杨家坟迁至火车站附近之车站后街，俗称“大有街”（因早年该街曾有一处名叫“大有”的货栈而得名）。那时妓院达48家之多，妓女人数多达300人左右，直到1946年县城解放，妓院才被彻底清除。
二、旧德县妓院概况
当时妓院分三个等级。一等妓院名叫“书寓”。院门首挑灯挂红，大门上方横书“某某书寓”。院内高搭天棚，摆设鱼缸和盆花。房间宽敞，布置豪华。妓女年轻、貌美，弹唱歌舞，琴棋书画，各样技艺，略知一二，个个妆扮得油头粉面，花枝招展，娇柔妩媚，以艳丽动人之态，招徕嫖客。这类妓院，索资甚巨。所接待对象，多系旧社会的有钱有势的“上层”人物。如：党、政、军、警、宪、特的头目，地主、豪绅、富商、巨贾、豪门阔少、帮会会首之流。
那时一等妓院有“芸芳书寓”、“玉春书寓”、“金芳书寓”、“莲荷书寓”、“同乐书寓”、“燕美书寓”、“玉琴书寓”、“莲珠书寓”等。
二等妓院名叫“班子”。院门首挑灯，大门上方横书“某某班”。院内亦高搭天棚，房间陈设整齐。妓女容貌技艺虽较一等稍差，但也打扮得轻盈俏丽，娇艳动人，处处流露出“秦楼楚馆”特有的风姿。这类妓院陪酒侍夜，收费比一等妓院较低。所接待的对象，旧社会之所谓“中层”人物。如：下野政客、破落士绅，一般商人，公私职员、中级军官、浪荡公子等。
那时二等妓院有：“蝴蝶班”、“翠云班”、“红伶班”、“祥云班”、“红霞班”、“联合班”等。
三等妓院名叫“堂子”或“下处”：院门口挑灯、挂牌。如：“四喜堂”、“如意堂”等。院内房间陈旧，妓女多为年龄较大、容貌一般。多患有“花柳”等传染病，或被一、二等妓院所淘汰者。这类妓院接客，多是连拉带拽，放荡不羁，往往以“拉夫”式的行为使嫖客入门。调情斗俏，动手动脚，不堪入目。嫖客进门，现钱交易。其收费比二等还要低。所接待对象是旧社会下层的人物。如：下级军士、烟鬼、赌棍和初入歧途的中、青年，以及丧妻无眷的光棍汉等。
为了应付各类机关的刁难和勒索，成立了“德县书寓公会”，从各妓院的老板中推选出一人充当会长。日伪时期的会长名叫田致祥，他是“莲珠书寓”的老板。旧社会妓院是传播花柳病的大本营，特别是三等妓院更为突出。沾染此病者，轻者残疾，重者丧生。在日伪统治时期，街头、巷尾、戏院书场，男、女便所，到处张贴着“专治鱼口便毒，杨梅大疮”的广告。由于花柳病的流行，曾引起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关注。敌伪当局假惺惺地成立了一个所谓“德县妓女卫生检验所”，规定妓女每半月必须到检验所检验一次，每人每次检验费二元。发现患梅毒病者，即令“禁止”接客就医。后来检验所与妓院互相勾结，加之伪军政官员横加干涉，致使检验所名存实亡，花柳病仍然在妓院蔓延。
三、妓院内幕及人物种种
1.干妓院这行当的老板或掌柜，多系年老色衰、沦落风尘，别无他技的老妓女（俗称老鸨子）。她们须向政府当局注册登记，交纳“花捐”，方能开业这种人凶狠毒辣、贪得无厌，诡计多端，巧舌如簧，善于巴结官场势力人物，借势支撑门面，以便大发其财。在日伪日期，一等妓院鸨母多巴结日本宪兵队队长、翻译官、日伪特务长、伪警察局长、伪保安队大队长等反动头子。二等妓院鸨母多巴结日伪下级特务人员、伪警察局警长、巡官、所长、伪警备队长、伪保安队小队长、地方恶霸，流氓头子等反动小头目。干妓院寻找后台，一方面是为了震慑嫖客之取闹捣乱，另一方面为了使妓女甘受压迫剥削，不敢反抗。例如：“莲荷书寓”的老板红四与伪警察局的特务科长姘居，她的弟弟朱长泰奸污、虐待某妓女，致使这一妓女含恨自杀。解放后于1953年经专政机关将朱长泰逮捕归案，判处死刑。三等妓院鸨母巴结不上势力人物，自己养着“茶壶”、“茶杆”（打手）。如遇到窑皮油子、地痞无赖、色鬼流氓来院寻衅闹事，便由“茶壶”、“茶杆”出面揎拳捋袖，痛骂臭损，踢打推搡，轰出了事。
2.鸨母的男人或姘头，俗称“王八”。这种人阴险毒辣、虚伪狡诈，两面三刀，厚颜无耻，是鸨母的得力助手和耳目。对妓女作威作福，任意欺凌。
3.妓院伙计（俗称茶壶）：这种人传唤妓女，导引嫖客，开关院门，接送客人，通风报信，上街跑腿，监视妓女。
4．妓女。旧社会娼寮妓院鸨母多与人贩子相勾结，人面兽心，丧尽天良的人贩子，千方百计把贫家女孩拐骗出来，卖与妓院。如女孩年龄小，鸨母买后，佯认闺女养大变成她的“摇钱树”。如女孩年龄大，鸨母买后，甜言蜜语，软硬兼施，梳洗打扮，教她卖淫，逼良为娼，终生难以自拔，这是第一种。第二种，由于天灾人祸（如：旱、涝、火灾，父母久病或死亡），负债累累，走投无路，为求生还债所迫，误投罗网。用出卖肉体，换不的代价与鸨母三七或四六劈帐。当然前者得少，后者得多。一旦附入娼门，越陷越深，最终不得不毁灭自己一生。第三种是被典押入妓院的妇女。旧社会之酒鬼、赌棍、懒汉、吸毒者，混到穷途末路，无计可施，便狠心把自己的老婆骗进妓院，典押与鸨母，约定三或五年有钱再赎。一般到期不但不赎，反而与鸨母讨价还价，卖死算完。
5.逛一等或二等妓院，有嫖客一人独去的，也有两人三人同去的。入院挑选好满意的姑娘，摆桌上盘。一般是：黑白瓜子、什锦花糖、各种鲜果、纸烟香茶。由一名、两名或三名姑娘相伴，向嫖客点烟倒茶，扒糖纸，嗑瓜子、削果皮，嬉戏弹唱，可撤盘打牌，或陪酒侍宴，搂抱接吻一番，兴败即散，不能留宿交欢，俗称“打茶围”。那时一等妓院“茶围”每客三至五元，二等妓院须二至三元，三等妓院不卖茶围。一等妓院去一次、两次就想留宿是不行的。那时要留宿一等妓院须十元。这种地方是富者扔大钱，寻欢作乐的销金窟。二等妓院留宿须六至七元，三等妓院只须三至四元即可。
6.“应条子”。应条子就是旧社会有钱有势者，自己不愿去妓院，便写一纸条让下人送往指定的妓院鸨母。条子上写明：要哪个姑娘，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来。鸨母接到条子后，让姑娘梳洗打扮，乘座“洋车”，“茶壶”尾随（监视）按时到达。应条子又有“留宿”或“不留宿”之分。不留宿者，妓女陪押客吃喝嬉戏，弹唱歌舞或打牌，兴败即散。妓女与“茶壶”同回妓院。留宿者押客留下妓女过夜交欢，这种应条子，必须加倍收费。应条子是旧社会官府、豪门、富商等上层人物才能办到，否则妓院不应。
7.女孩子落入妓院年龄在十五六岁时，即到接客年龄。这是鸨母敲竹杠、捞大钱的良机。在小姑娘还没有接客之前，鸨母就早已用心物色“肥头”嫖客（有钱色鬼），经过讨价还价，讲妥条件与日期后，一般是妓院粉刷房间、室内陈设、缝制新被、褥，姑娘的新衣服、新鞋袜、首饰等，一切开销均由肥头嫖客出资。另外，再交鸨母二百至三百元后，肥头嫖客便可与小姑娘同床交欢（一般留宿七至十天）。旧社会好色之徒，虽然有妻有妾，仍喜新厌旧，荒淫无度，不惜扔大钱，出高码，也要满足性欲要求。一个纯洁的少女，从此沦为娼妓。
妓院妓女是过夜间生活的，每当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开始活跃起来，一直闹个通宵达旦，东方露白，她们才疲倦地睡去。女孩凡被推入火坑者，若想获得新生，实为困难。偶尔也有极个别幸运儿，得到从良的机会。所谓从良是妓女被嫖客赎身纳为妻妾者。其条件是：妓女年轻貌美，通情达理，并怀有强烈从良要求，还得侥幸遇到富有之情人，两人多次“交欢”，产生同情心，而不惜重金把她从妓院买出，从此脱离火坑，这样情况好似凤毛鳞角，千不挑一。
8.凡落入娼门的妇女，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变成老鸨手里的私有财物，不择手段地为她挣大钱。如妓女接客少，挣钱少，鸨母不满意，轻者罚跪，讽刺挖苦，不让吃饭。重者操起苕帚把子，毛掸杆子发狠地抽打，辱骂之声，不堪入耳。遇到年龄相差悬殊的嫖客也要强做笑脸地陪宿。稍有不随嫖客心意之处，老板得知后便受到打骂。最可怜的是一旦染上花柳病，老板不但不给抓紧医治，还不顾妓女的病痛，硬要逼迫接客陪客，有的妓女直到溃烂而死。
以上所述，系旧德县妓院概况，当然那些卑鄙龌龊，不见天日的事还很多，这里不便详述。
四、旧德县红妓——张芸芳
旧德县红妓——张芸芳，原籍天津人。她同母亲，兄长张天宝，姐妹小金子、小银子及田玉芹一伙六人，于民国十七年（1928）来德县，最初住在县城长乐门（即东门）里大街于家胡同内一个独院里。张芸芳身材苗条，容貌俏丽出众。这年正好德县城隍庙辟这“中山市场”，张芸芳便在城隍庙东垮院说唱“天津大鼓”、“乐亭大鼓”和“京韵大鼓”。她多才多艺，嗓音圆润，口齿清楚，倩影秀媚，又逢二八妙龄，非常逗人喜爱。不久一炮打响，轰动全城，书场座无虚席，场场暴满，书迷盈门，风雨无阻，声名远播，钞票滚滚而来。这样就奠定了张芸芳一家落脚县城，长期定居的基础。张芸芳之母，本是天津青楼卖笑的老手，来德时虽已三十多岁，但徐娘半老，风韵犹存，斗俏调情，仍不减当年。她们一家明里说书卖艺、暗里给那些挥金如土的阔公子哥陪酒侍寝，重操卖淫生涯。这样明艺暗娼干了几年，钞票盈囊。1937年“七·七”事变，日伪统治县城后，张芸芳干脆丢弃了说书卖艺，迁往大有栈街公开持牌为娼，摇身一变成为县城妓女中的佼佼者。张芸芳母女使出拿手的招数，使德县日本宪兵队队长渡边、佐腾，翻译官陈永惠、张彦云（外号张二破头），伪保安队大队长董树斋、史存善……这些杀人的魔王都乖乖地拜倒在她母女俩的石榴裙下。这样“芸芳公寓”好象公馆一样成为县城魑魅魍魉的“安乐窝”。
然而光阴荏苒，岁月如流，张芸芳已二十六七岁了。干妓女这行当，青春易逝，花容早衰，她不能不怀后顾之忧，便买了个女孩，唤作“闺女”，取名“小花”。年龄约十四五岁，作为自己将来的替身——摇钱树。为了在县城妓院业中立于不败之地，张芸芳让小花又拜认了她的老相好——日宪队长渡边为干爹。那时是日伪横行，暗无天日的罪恶世界，张芸芳手中有渡边这张“王牌”，谁还敢动她一根毫毛？例如：1942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济南警务段押车来德的乘警张××一伙人，来芸芳书寓无偿的玩乐，因为招待不周，他们便把屋中家俱摆设砸坏，一哄而去跳上火车。张芸芳找到日本宪兵队，队部便电话通知了火车站派遣所。这时将待发车之际，不顾列车的正常运行，饬令日本站长暂不发车。日本宪兵跳上列车，从前到后逐节车厢查找，终于将张××等人，抓回车站派遣所，一顿毒打，并把日本人乘警长训斥一顿。最后令他们下次押车来德时，一定要到“芸芳书寓”赔礼道歉，然后命令发车。
芸芳书寓灯红酒绿，嫖客盈门，酒色争逐，纸醉金迷，日进斗金，平安无恙。谁知好景不长，1942年名噪全城，一代红妓张芸芳因患肠癌经手术无效而亡，时年仅三十有余。芸芳之死，这一爆炸性新闻，骚动了整个县城。德县日本宪兵队、伪警察局、日本特务机关、伪警备队、伪保安队、县城的官僚政客、土豪劣绅、富商巨贾、宦门阔少……纷纷麇集芸芳灵前，捶胸顿足，痛哭流涕，如丧亲人，并慷慨解囊，大办丧葬：他们把死者用红漆柏木棺材装殓，头带金玉首饰，身穿大红绣花绸质薄棉衣裤，外罩大红丝绒斗蓬，可谓阔绰。出殡那天，由杠夫24人抬着棺木，外罩大红缎子绣有“龙凤呈祥”图案的帏子，雪花雪柳，童男童女等。还雇了道士、和尚、尼姑、吹鼓手四帮子人吹打诵经，超度亡灵。最有意思的是张芸芳出殡，反动当局饬令德县所有大大小小妓院，关门一天，所有妓女整容给芸芳送殡。其中有烫发、披发、挽发、垂大辫子的；有穿旗袍、披鹤氅、穿大褂、罩斗蓬的；有穿丝袜高跟鞋、缎面绣花鞋、登小皮靴的等等。她们若说是默哀送葬的宾客，倒不如说是招引嫖客的模特儿，个个打扮得花枝招展，妖艳绝伦。送葬队伍，由伪县政府的秘书当“文引”，由伪保安队长当“武引”。文引身穿长袍马褂、武引身着全副武装，他俩人骑马在灵前开道。凡是参加送殡的来宾胸前都带白纸花。送殡行列两侧，由宪兵、伪保安队、伪警察组成的警卫队伍，荷枪实弹。最前列是军乐队，敲着洋鼓，吹着洋号，由日本宪兵队长督率军警、特务、汉奸、随灵护送，路经火车站、马家溜口街、太平街、米市角向南拐经枣市街，税务街，葬于城东南小赵庄附近。
古老的县城，破天荒出现这种官妓混杂的送葬队伍，中西结合的古今乐队，且又专为妓女送葬的场面，弄得满城风雨，无不令人啼笑皆非，滑稽尴尬，难以描述。这一丑闻已过去四十多年了，至今在德县老年人的脑海里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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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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