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县(现陵县境)隶属渤海行署。当时这个县东南两部与本省德平、陵县、平原、恩县衔接,西北两部与河北省故城、景县、宁津、吴桥毗邻,地处冀、鲁交界。
芦沟桥事变后,日寇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1939年冬,日寇占据铁路沿线大中城市后,即率同汉奸伪警备队侵入我德县农村。筑炮楼、修据点,到处奸淫烧杀,德县人民和沦陷区人民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0年4月,德县抗日民主政府,德县县大队相继建立。在我党领导下,抗日民主政府发表了抗日宣言,颁布了我党的政策法令,坚持了统一战线,建立和逐步发展了人民武装,开展了游击战争,德县人民群众开始拨云见日。当时,德县划为九个区,均设区政府。一区即德县县城,为敌人占领。我区政府和区中队,游击于县城内外。自边临镇以东至德平为八九区,地处几县交界,为我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划区建政、发展武装的同时,根据我党指示,抗日政府提出了“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坚持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抗战八年,德县抗日军民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指引下,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根本改革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使教育为政治服务。德县教育成了动员群众支持抗战的有力武器,对德县抗日斗争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八年抗战时期,德县教育工作是随着党政力量、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当时县境内的学校,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抗日学校。1942年曾建立“德县抗高”。学生多是县、区青年干部和部分有炽热爱国热情的农村青年。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常随抗日县大队转移。实行“敌来停课,敌走上课”的游击式教学。学校条件是“大地为睡铺,树林作课堂;门板当黑板,膝盖代课桌”。今天在这里上课,明天到那里上课,使敌人捉摸不定,无法破坏。但是,当时正处于敌强我弱的时期,在敌人“铁壁合围”大扫荡中,这所学校被迫停办,化整为零,分散到各村小学进行“隐避教学”。于一九四四年,德县又固定在八九区的邓集和东堂两村恢复了抗日高小。
抗日初级小学,多设在抗日根据地,完全按照我们的教学计划,进行抗日民主教育。这样的学校是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在德县境内逐步拔除敌伪据点后,由东向西不断发展的。
(二)抗日两面小学。这种学校多设在游击区。表面上是“自己办学自己管,自聘教员自拿钱”的各种形式的群众办学,对敌是公开“合法”的,实际上由抗日政府领导,执行我们的政策法令,积极进行抗日活动,用伪装方式讲授抗日课本,进行抗日教育,这样的学校为数较多。于1943年之后都建立了中心校区和抗日通讯网。所以,敌人“扫荡”刚出据点,通过我们的校村传递,很快都有了反“扫荡”的准备。
(三)中间两面小学。这种学校是两面派的,对敌对我是两面应付。教学内容多用封建的和抗战前的课本。教师有的是地富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有的是为生活所迫而被雇佣当教员。由于他们的民族意识并未丧失,因而有仇恨敌人和惧怕敌人的一面,但又对我们有疑虑和不愿接近的一面。这样的学校和教师,在我们不断团结教育争取下,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多数转变为抗日两面小学。
(四)敌伪小学。均设在敌伪据点内,在德县农村为数不多,这种学校为敌伪控制,间有特务教师与反共特务结合,刺探我方军情,对我进行破坏,他们以法西斯的训导方法管理学生,讲授日语及伪课本,对我民族后代实施奴化教育。但是,其中有的教员也和我们建立某种联系,也有的学校有我们地下工作者。
以上几种性质的学校,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939年到1942年,中间两面小学居多,间有部分敌伪小学。自1943年后,中间两面小学逐步变为抗日两面小学。敌伪炮楼据点不断被我拔除,敌伪小学在德县农村境内已寥寥无几。到1944年,整个德县除县城外均被我控制。我们的解放区和游击根据地的教育工作蓬蓬勃勃。全县较大村庄都有了小学,都建立起农民夜校,妇女午学、识字班,读报组等学习组织。这时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虽然还相当艰苦,但政治上、文化上翻身喜悦的情绪却十分高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此起彼伏,特别每到傍晚和夜间,各村抗日歌声响彻四野,龟缩在炮楼据点中的敌人,只能愁肠百转,仰天长叹了。
抗战时期的德县教育工作,在培养革命干部、提高人民文化、发展地方生产、支援革命战争、保证革命胜利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一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执行了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教育为抗战政治服务。
抗日战争需要大批懂军事、有文化的干部,德县抗日政府就举办了很多期干部训练班,开设抗战需要的课程。把学政治、学文化结合起来,培养训练了很多抗日干部。
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需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和支持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政府就通过学校教育这个阵地及各种渠道和形式,对群众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积极推广普及教育,广泛开办民众学校、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使之积极参加抗战为分化瓦解敌伪力量,我们还不断加强对敌伪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少年儿童和有关人员把对敌伪的宣传品带入据点村或敌伪内部组织教师书写敌伪人员“黑红榜”到处张贴学校师生在敌伪炮楼附近夜间“喊话”,对敌伪军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悔过反正,争取立功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内容,是随着敌我斗争的形势与需要而灵活变更的在残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中,我们对群众、对学生就进行“反扫荡”教育和应敌教育,教育群众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教育学生在什么情况,应该怎样对付敌人。
抗日战争中的学校教育,把形势任务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气节教育等思想政治教育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并贯穿于整个教学工作全过程。学校里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儿童积极参加抗战活动,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坚壁清野,转移保护抗战物资,秘密传送信件,保护抗日干部,募捐支前,运送公粮,优待抗属,护送照顾伤病员。有的直接参加封锁据点,破坏敌人交通,埋设炸药地雷,截击敌人车辆等游击战斗。在一系列抗日战争中,许多青少年儿童表现了聪敏灵活、机智勇敢、舍己救人,热爱祖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大无畏精神。
抗战时期的学校,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成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阵地。
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把教育和生产劳动对立起来,使教育和生产脱节,并把劳心者和劳力者区为贵贱。解放区的教育粉碎了旧的一套,破除了封建主义和旧型“正规”化的教育制度,解放区的环境是农村,教育对象是农民及其子女,他们必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在当时曾产生两种矛盾:一是“学习要求与生产”的矛盾,二是“发展教育与财政困难”的矛盾。因此,抗日政府提出了“加强生产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劳动光荣,以生产养学校”等号召。经过不断实践,在群众教育和小学教育方面获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充实了新的教学内容,解决了大量贫苦儿童入学问题,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解决“学习要求与生产需要”矛盾的办法,就是教育与生产结合,与群众的实际需要结合,“教学组织与生产劳动组织相结合”,“教学时间适应生产需要而灵活变更”。如农民白天忙,晚上闲,就组织他们上夜校。妇女中午闲,就组织她们上午学,冬季农闲,就开展冬学运动。下雨天,农民不能干活就办“雨天学校”。拨工组、变工队等集体生产时,就利用休息时间组织“田间地头”学习。总之,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方面都要和生产结合。有很多地方的群众教育,在组织上和教学内容上把抗战教育、生产劳动,文化学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许多经验。如男子变工组,妇女纺织组,它本身也就是识字组,利用生产的空间读书识字,学习服从生产而不妨碍生产。所读的书、识的字,有些又是抗日教育内容。对农民群众还时常进行有关生产的思想和政策教育,生产的知识技术教育和解放区生产管理教育,也很受群众欢迎。
学校教育也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对象变更教学时间和方式。小学设整日班、半日班、早班、午班,使学生按自己的空闲时间上学。农忙季节放麦假和秋假,整日班改为半日班,半日班改为早午班,以适应农事季节的需要。解放区的少年儿童,由于生活在农村,而且是战争环境,平日经常参加劳动,所以劳动观点、劳动习惯不断增强,还练就了经受风雨,吃苦耐劳的好体质。
解决“发展教育与财政困难”矛盾的办法,就是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方针,具体贯彻到发展教育建设学校方面来,“以生产养学校”。解放区的很多学校大都开辟了“学校生产”这条道路,做出了显著成绩。
教育工作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
抗战时期,由于党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由于敌我斗争紧张的战斗环境,我们的教育工作势必要密切联系群众,学校建立在群众之中,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学校师生和干部、群众都是普通劳动者,完全打成一片,平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亲如一家。特别在对敌斗争中,干部、战士、群众、教员、学生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同甘共苦。当时德县抗日根据地广泛流行一首歌曲“八路军呀,好比一条鱼呀,咳!老百姓好比河中的水呀,咳!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咳!离水的鱼儿呀不能活呀,伊呀咳!……”军民关系确是鱼水关系。没有人民群众,军队不能打胜仗,也无法生存。同样学校师生和广大群众
也是骨肉情深,形影不离的鱼水关系。
“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出发”是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所以,在文化学习上,群众需要学啥就学啥。群众需要记帐、写便条、认钱票、打算盘、丈量土地……就先编这样的教材。村干部要和工作需要结合,就学“全村花名册”,县、区、乡、村名称及减租减息、雇工增资、拥军拥政,反奸除霸等政治词语。青年男女爱唱歌就先从歌曲子教起。冬季有些农民做小生意就结合行业学识字、学文化,这样学习积极性就高,学习效果也好。
学习方法也是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就是“能者为师”,会的教不会的,父教子,子教父,夫教妻,兄弟姐妹互教互学。也通过学校教育开展“小先生活动”,让少年儿童带字回家,送字到门,到“炕头识字组”任教。有许多村庄,村村有黑板报,家家有识字牌。有些人家灶前放一块瓦片,写上字,妇女边烧火,边认字,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环境。
学校教育也是根据“群众需要和自愿”办学,定期召开学校管理委员会议,学生家长代表会议,研究学校教育问题,教师经常走门串户征求群众意见,不断改进工作。
以上所述,只是抗战时期德县教育工作的概况,是全国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的一点缩影。有许多具体工作情况和群众创造的经验,还有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儿童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都有待进一步追忆和叙述。我想,这样做,不仅对生活在幸福时代的青少年有某些启发教育,对自己也能够抚今思昔,是一个很好的鞭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