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战时期的德县教育工作概况
  华应民
  德县（现陵县境）隶属渤海行署。当时这个县东南两部与本省德平、陵县、平原、恩县衔接，西北两部与河北省故城、景县、宁津、吴桥毗邻，地处冀、鲁交界。
  芦沟桥事变后，日寇沿津浦铁路长驱南下1939年冬，日寇占据铁路沿线大中城市后，即率同汉奸伪警备队侵入我德县农村。筑炮楼、修据点，到处奸淫烧杀，德县人民和沦陷区人民一样，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1940年4月，德县抗日民主政府，德县县大队相继建立。在我党领导下，抗日民主政府发表了抗日宣言，颁布了我党的政策法令，坚持了统一战线，建立和逐步发展了人民武装，开展了游击战争，德县人民群众开始拨云见日。当时，德县划为九个区，均设区政府。一区即德县县城，为敌人占领。我区政府和区中队，游击于县城内外。自边临镇以东至德平为八九区，地处几县交界，为我抗日游击根据地。
  在划区建政、发展武装的同时，根据我党指示，抗日政府提出了“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坚持抗战教育政策，使教育为长期战争服务”。抗战八年，德县抗日军民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指引下，实行抗战教育政策，根本改革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奴化的封建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使教育为政治服务。德县教育成了动员群众支持抗战的有力武器，对德县抗日斗争起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八年抗战时期，德县教育工作是随着党政力量、军事力量的不断壮大而不断变化发展的。当时县境内的学校，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抗日学校。1942年曾建立“德县抗高”。学生多是县、区青年干部和部分有炽热爱国热情的农村青年。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常随抗日县大队转移。实行“敌来停课，敌走上课”的游击式教学。学校条件是“大地为睡铺，树林作课堂；门板当黑板，膝盖代课桌”。今天在这里上课，明天到那里上课，使敌人捉摸不定，无法破坏。但是，当时正处于敌强我弱的时期，在敌人“铁壁合围”大扫荡中，这所学校被迫停办，化整为零，分散到各村小学进行“隐避教学”。于一九四四年，德县又固定在八九区的邓集和东堂两村恢复了抗日高小。
  抗日初级小学，多设在抗日根据地，完全按照我们的教学计划，进行抗日民主教育。这样的学校是随着军事上的胜利，在德县境内逐步拔除敌伪据点后，由东向西不断发展的。
  （二）抗日两面小学。这种学校多设在游击区。表面上是“自己办学自己管，自聘教员自拿钱”的各种形式的群众办学，对敌是公开“合法”的，实际上由抗日政府领导，执行我们的政策法令，积极进行抗日活动，用伪装方式讲授抗日课本，进行抗日教育，这样的学校为数较多。于1943年之后都建立了中心校区和抗日通讯网。所以，敌人“扫荡”刚出据点，通过我们的校村传递，很快都有了反“扫荡”的准备。
  （三）中间两面小学。这种学校是两面派的，对敌对我是两面应付。教学内容多用封建的和抗战前的课本。教师有的是地富出身的农村知识分子，有的是为生活所迫而被雇佣当教员。由于他们的民族意识并未丧失，因而有仇恨敌人和惧怕敌人的一面，但又对我们有疑虑和不愿接近的一面。这样的学校和教师，在我们不断团结教育争取下，随着解放区的不断扩大，多数转变为抗日两面小学。
  （四）敌伪小学。均设在敌伪据点内，在德县农村为数不多，这种学校为敌伪控制，间有特务教师与反共特务结合，刺探我方军情，对我进行破坏，他们以法西斯的训导方法管理学生，讲授日语及伪课本，对我民族后代实施奴化教育。但是，其中有的教员也和我们建立某种联系，也有的学校有我们地下工作者。
  以上几种性质的学校，随着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化。1939年到1942年，中间两面小学居多，间有部分敌伪小学。自1943年后，中间两面小学逐步变为抗日两面小学。敌伪炮楼据点不断被我拔除，敌伪小学在德县农村境内已寥寥无几。到1944年，整个德县除县城外均被我控制。我们的解放区和游击根据地的教育工作蓬蓬勃勃。全县较大村庄都有了小学，都建立起农民夜校，妇女午学、识字班，读报组等学习组织。这时人民群众的经济生活虽然还相当艰苦，但政治上、文化上翻身喜悦的情绪却十分高涨。“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的歌声此起彼伏，特别每到傍晚和夜间，各村抗日歌声响彻四野，龟缩在炮楼据点中的敌人，只能愁肠百转，仰天长叹了。
  抗战时期的德县教育工作，在培养革命干部、提高人民文化、发展地方生产、支援革命战争、保证革命胜利等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绩，主要是一贯坚持党的一元化领导，执行了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坚持了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
  教育为抗战政治服务。
  抗日战争需要大批懂军事、有文化的干部，德县抗日政府就举办了很多期干部训练班，开设抗战需要的课程。把学政治、学文化结合起来，培养训练了很多抗日干部。
  抗日战争是人民战争，需要动员广大群众参加和支持这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政府就通过学校教育这个阵地及各种渠道和形式，对群众大力开展宣传教育工作。积极推广普及教育，广泛开办民众学校、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使之积极参加抗战为分化瓦解敌伪力量，我们还不断加强对敌伪的宣传教育工作组织少年儿童和有关人员把对敌伪的宣传品带入据点村或敌伪内部组织教师书写敌伪人员“黑红榜”到处张贴学校师生在敌伪炮楼附近夜间“喊话”，对敌伪军进行宣传教育，使他们悔过反正，争取立功等学校的教育、教学内容，是随着敌我斗争的形势与需要而灵活变更的在残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中，我们对群众、对学生就进行“反扫荡”教育和应敌教育，教育群众如何开展游击战争，教育学生在什么情况，应该怎样对付敌人。
  抗日战争中的学校教育，把形势任务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民族气节教育等思想政治教育提到了应有的高度，并贯穿于整个教学工作全过程。学校里成千上万的青少年、儿童积极参加抗战活动，站岗、放哨、盘查行人，坚壁清野，转移保护抗战物资，秘密传送信件，保护抗日干部，募捐支前，运送公粮，优待抗属，护送照顾伤病员。有的直接参加封锁据点，破坏敌人交通，埋设炸药地雷，截击敌人车辆等游击战斗。在一系列抗日战争中，许多青少年儿童表现了聪敏灵活、机智勇敢、舍己救人，热爱祖国、“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的大无畏精神。
  抗战时期的学校，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而且成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组织群众的阵地。
  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
  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把教育和生产劳动对立起来，使教育和生产脱节，并把劳心者和劳力者区为贵贱。解放区的教育粉碎了旧的一套，破除了封建主义和旧型“正规”化的教育制度，解放区的环境是农村，教育对象是农民及其子女，他们必须参加农业生产劳动。这在当时曾产生两种矛盾：一是“学习要求与生产”的矛盾，二是“发展教育与财政困难”的矛盾。因此，抗日政府提出了“加强生产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劳动光荣，以生产养学校”等号召。经过不断实践，在群众教育和小学教育方面获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充实了新的教学内容，解决了大量贫苦儿童入学问题，深得人民群众的拥护。
  解决“学习要求与生产需要”矛盾的办法，就是教育与生产结合，与群众的实际需要结合，“教学组织与生产劳动组织相结合”，“教学时间适应生产需要而灵活变更”。如农民白天忙，晚上闲，就组织他们上夜校。妇女中午闲，就组织她们上午学，冬季农闲，就开展冬学运动。下雨天，农民不能干活就办“雨天学校”。拨工组、变工队等集体生产时，就利用休息时间组织“田间地头”学习。总之，在教学目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方面都要和生产结合。有很多地方的群众教育，在组织上和教学内容上把抗战教育、生产劳动，文化学习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创造出许多经验。如男子变工组，妇女纺织组，它本身也就是识字组，利用生产的空间读书识字，学习服从生产而不妨碍生产。所读的书、识的字，有些又是抗日教育内容。对农民群众还时常进行有关生产的思想和政策教育，生产的知识技术教育和解放区生产管理教育，也很受群众欢迎。
  学校教育也是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根据不同季节，不同对象变更教学时间和方式。小学设整日班、半日班、早班、午班，使学生按自己的空闲时间上学。农忙季节放麦假和秋假，整日班改为半日班，半日班改为早午班，以适应农事季节的需要。解放区的少年儿童，由于生活在农村，而且是战争环境，平日经常参加劳动，所以劳动观点、劳动习惯不断增强，还练就了经受风雨，吃苦耐劳的好体质。
  解决“发展教育与财政困难”矛盾的办法，就是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生产，保证供给”的方针，具体贯彻到发展教育建设学校方面来，“以生产养学校”。解放区的很多学校大都开辟了“学校生产”这条道路，做出了显著成绩。
  教育工作从实际出发，密切联系群众抗战时期，由于党的群众路线、统一战线，由于敌我斗争紧张的战斗环境，我们的教育工作势必要密切联系群众，学校建立在群众之中，和群众生活在一起。学校师生和干部、群众都是普通劳动者，完全打成一片，平日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亲如一家。特别在对敌斗争中，干部、战士、群众、教员、学生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同甘共苦。当时德县抗日根据地广泛流行一首歌曲“八路军呀，好比一条鱼呀，咳！老百姓好比河中的水呀，咳！鱼在水里游来游去呀，咳！离水的鱼儿呀不能活呀，伊呀咳！……”军民关系确是鱼水关系。没有人民群众，军队不能打胜仗，也无法生存。同样学校师生和广大群众也是骨肉情深，形影不离的鱼水关系。
  “从群众的需要和自愿出发”是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的一条基本原则。所以，在文化学习上，群众需要学啥就学啥。群众需要记帐、写便条、认钱票、打算盘、丈量土地……就先编这样的教材。村干部要和工作需要结合，就学“全村花名册”，县、区、乡、村名称及减租减息、雇工增资、拥军拥政，反奸除霸等政治词语。青年男女爱唱歌就先从歌曲子教起。冬季有些农民做小生意就结合行业学识字、学文化，这样学习积极性就高，学习效果也好。
  学习方法也是群众路线的教学方法。就是“能者为师”，会的教不会的，父教子，子教父，夫教妻，兄弟姐妹互教互学。也通过学校教育开展“小先生活动”，让少年儿童带字回家，送字到门，到“炕头识字组”任教。有许多村庄，村村有黑板报，家家有识字牌。有些人家灶前放一块瓦片，写上字，妇女边烧火，边认字，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学习环境。
  学校教育也是根据“群众需要和自愿”办学，定期召开学校管理委员会议，学生家长代表会议，研究学校教育问题，教师经常走门串户征求群众意见，不断改进工作。
  以上所述，只是抗战时期德县教育工作的概况，是全国抗日根据地教育工作的一点缩影。有许多具体工作情况和群众创造的经验，还有广大教育工作者和青少年儿童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都有待进一步追忆和叙述。我想，这样做，不仅对生活在幸福时代的青少年有某些启发教育，对自己也能够抚今思昔，是一个很好的鞭策。
  国民党山东省主席王耀武在禹城战俘营改造纪实
  王勇
  王耀武，字佐民，山东泰安人，1904年生，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是国民党军队一员著名高级将领。长期受蒋介石信任和重用。他参加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也参加过对红军的五次围剿，对长征红军进行过堵击。抗战期间，曾先后担任51师师长、74军军长、第四方面军司令长官。所辖部队重创日军，威震敌胆，有“抗日铁军”之称，王耀武本人也曾荣获最高勋章。1946年10月至1948年9月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王耀武于1948年9月28日，在济南战役中被我军俘虏。
  1949年，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华东地区数千名被俘军官将分别作出处理。为贯彻我党优待俘虏政策，1950年，第三野战军在苏州成立解放军官训练团（简称解训团），将华东地区被俘军官四五百人集中于苏州相门外，进行较长期的改造训练工作。该团编成四个队，第一队成员是将官，第二、三两队是中校、上校，第四队则是中统、军统、特工人员，部分县长、行政专员、厅局、省政府、省党部委员。王耀武、李以劻、庞镜塘、陈金诚、牟中珩、刘镇湘、黄淑、韦德、周开成、李荩宣、司光恺、胡临聪、汪匣锦、孙良诚、李汉萍、王秉钺、李九思、郭吉谦、邓军林、杨荫、崔广禁、陈冰、王泽浚、陈士章等军级以上人员编入第一队。华东军区解训团成立之后，即组织团内被俘成员，进行清算蒋美罪行大会，大会的标语是：“认罪服输是进步动力”。1950年工作重点是各自交代历史，写述对台同学同事的广播信。王耀武参加了华东军区组织的国民党高级战俘对国民党官兵的广播宣传。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广播后大发雷霆，说“王耀武是我的学生我待他不薄他在困难的时候却来反对我，岂有此理。”说至此，他气愤地用手中的茶杯砸坏了收音机。1951年解训团迁往山东省禹城县天主教堂（十里望乡御桥韩村内），驻有五年之久。解训团团长，山华东军区联络部长兼任，负责实际领导的是副团长刘泗滨，政委是言一之，训练科长董敏1952年春，第二次清算蒋美罪行大会开始，王耀武进一步交代了历史，特别是如实地交代了在追随蒋介石20多年的罪行。当山东人民要求山东省人民政府将王耀武押回济南公审时，解训团答复说，王耀武已低头认罪，交代了历史，拒绝押回，并向山东人民作了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王耀武作为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在被俘的时候，就是怕杀头，即使不杀，也认为被关进集中营，亦无出头之日。他还认为自己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支柱，带过成千上万的军队，参加内战，抗拒解放，执行过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政策，双手沾满了共产党的鲜血，此冤此仇，共产党岂能不报。但是他的想法很快就证明是错了。王耀武对我党宽宏的胸怀和不杀不辱的政策，感激涕零佩服之极，表示要做社会的新人，为新中国的建设效犬马之劳。
  1952年夏，解训团布置有计划有阶段地学习马列主义，主要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由团领导布置一个单元一个单元的学习，并要结合自己的思想学习，理论联系实际。每个单元还要做一次总结，逐步提高认识水平。王耀武通过对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史、近代史的学习，结合自己从“围剿”到三年反人民解放战争的罪行，都流露出对人民的愧疚之感。在这个阶段，王耀武读了《联共（布）党史》、《中国共产党三十年》等数十本的革命书籍。他学了唯物论基本知识后，其过去忠君爱国的封建思想，也进一步崩溃，感到新生有了希望。他如饥似渴的学习精神，使解训团的几百人和一队的将官们都自愧不如！1953年，解训团又组织被俘成员编纂《国民党统治中国二十二年史料》，成立由团领导直辖的一个历史调查研究组，第一队调研组负责国民党党政军的上层政策法令、阴谋决策，第二队调研组负责国民党战役资料，第四队调研组负责特工及历史事件。负责人有王耀武、庞镜塘、罗学万、贺钺芳、李以劻、吴文光、陈枢等。按大革命时期（东征北伐）、十年内战时期、八年抗战时期、三年人民战争时期，每一个研究组负责整理编纂缮写成册上报。王耀武负责政治小组工作，既要写述，又要编纂，十分繁忙。他任劳任怨，工作成绩是卓著的。从1953年至1955年底，王耀武所写的死守宜黄的反共战役，围攻方志敏的谭家战役，山东济南战役，均很详细具体，为史家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禹城战俘营改造期间，解训团的成员状况，外界很少人了解。王耀武及同团学习的同学，在政治上受到了热忱地教育帮助，在生活上受到优待。解训团里面不称犯人称同学，可以自由地学习讨论，允许发表不同的看法。伙食比一般管理干部还好，鸡鸭鱼肉虾不断，还供应香烟和水果。有病及时治疗，这些都使他们很受感动。解训团是一个专搞训练教育的组织，不是什么监狱。全团驻在禹城县（今禹城市）天主教堂内，一道围墙与外面隔绝，在围墙内丝毫也看不见关押的迹象。除不准外出，在院内可自由活动，学习起居有定时。在解训团驻禹城期间，全团没有参加过体力劳动，团内有自建的剧团，有体育活动，有电影。剧团演节目时，王耀武专司拉幕工作。他们每月伙食费约14元，食品丰富。团领导为了使伙食办得既有营养，又美味可口，还特别在济南请来了一位王庭富厨师为王耀武等精心烹调。后来，不少家属来探望，亲眼看见解训团的环境和生活这么好，异口同声地说：“想不到共产党对你们这样好。”她们来的时候，总认为是“探监”，接见时只能隔着铁栅栏谈话。万没想到，她们不但受到解放军的热情接待，还允许与自己的亲人坐在会客室里面谈，临走时还用汽车送上车站。这使王耀武等人和被俘军官家属们受到深刻的教育，都交口称赞：共产党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王耀武对此感慨万分，身体力行地感受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天壤之别，同时也加速了自身改造。
  王耀武在我党的教育下，思想转变较快，赢得党和人民的宽恕，在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获得第一批特赦（在特赦令中，名列第三，第一名溥仪，第二名杜聿明，第三名王耀武），被安排在全国政协任文史专员，后被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1968年5月，王耀武病逝于北京，终年64岁。1980年5月29日，全国政协为溥仪、王耀武、廖耀湘三位已故委员举行联合追悼会，新华社为此发布了电讯。
  德州解放之初成立的领导机构
  王耀荣
  一、军事管制委员会的成立
  德州是津浦铁路沿线解放最早的县城，它的解放对于切断国民党南北交通，阻止华北国民党军败退南逃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当时由于济南、天津、沧州等城市仍被国民党所占领，他们对德州的解放痛心疾首，处心积虑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除派飞机窜入德州上空盘旋狂轰乱炸外，并把那些由德州逃亡到济南投靠国民党寻求庇护的匪首和伪军警宪特搜罗起来加以训练，组成所谓“还乡团”、“同乡会”，与潜伏于德州的匪特和其他反革命分子摇相呼应，内外勾结，妄想旧梦重圆，东山再起。因此，刚刚解放的德州城仍处于内忧外患，腹背受敌的严重威胁。
  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加强城防，发展工商业，学校复课、开展反奸诉苦运动，肃清敌伪人员，没收敌产，开展破袭战，防止国民党重返德州等项工作的顺利进行，于德州解放的当天，即1946年6月11日成立了德州市（现德城区，下同）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周贯五，副主任马千里、闫川，委员李向平、刘子光、朱春和、张静波、刘振海、许达民、吴建平等10人组成。
  军事管制委员会设秘书处（秘书长朱春和）、城防司令部（司令员朱志铭），敌伪财产接收委员会（主任周贯五，副主任马千里、孙子权），救济委员会，公安科（科长吴建平），宣教科（科长刘振海、金仲如）。
  军事管制委员会于6月23日召开全体干部会议。景晓村政委在总结发言时说：一、十几天来我们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召开了工商、教育等各界人士座谈会。通过宣传教育，改变了一些人士的错误看法清除了某些人士对我们政策的误解。目前社会秩序井然，城市面貌有了新的变化。二、对公产进行了全面登记。三、十万斤救济粮已发放到户，救济款和被服正在发放之中。四、通过清查户口，清理出一批匪首和特务，已有269名伪匪人员呈报了悔过自新书。五、对电灯、电话、汽车等已作了维修，准备运营，工人们提前发了工资，各学校已有800名学生报名，准备复课。
  关于今后工作，景政委说：目前民情振奋，市场开始复苏，尽管有少数反动分子仍在破坏捣乱，但总的看来，社会秩序日趋稳定，军管即将结束，准备29日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选举行政委员组成民主政府。
  二、民主政府的诞生
  1946年6月29日上午，德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在大西门里路北原崇德教堂附属小学礼堂隆重召开。来自工人、工商、手工业、医务、学校、妇女、青年、市民和少数民族的代表共196人，以及来自各机关、团体的来宾共400余人列席会议，选举产生德州市行政委员会委员，组成民主政府。会场内红旗招展，贺词缤纷，标语醒目。代表们心情激动，喜笑颜开，到处充满着热情洋溢的气氛。
  会议首先由张应举市长讲话，当他讲了这次会议的筹备工作和会议议程之后说：各位代表欢聚一堂，选举行政委员会委员，组成民主政府，审议并通过《市民主政府施政纲领》，这在德州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同时也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各位代表一定要认真履行全市人民赋予的权利，以认真负责的精神，把全市人民得以信赖的、能够代表人民利益的人选为行政委员，组成民主政府。这对于团结人民、打击敌人、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把我市的各项工作搞好有着重要的意义。接着有工人、市民、工商、教育等各界代表先后在大会上发言。大家一致表示绝不辜负全市人民的重托，选举全市人民信赖的人参加行政委员会，组成民主政府。
  下午，会议进行选举，首先由中共德州市委书记闫川宣读了选举办法，讲明了任命名单和选举人数。他说：德州市行政委员会共十五人组成，其中七名已由渤海行署委任。他们是张应举、闫川、李向平、许达民、董焕章、吴建平、刘振海。其余八名委员在本次大会代表中选举产生，其中必须有回民代表一名。全体代表按照选举办法分组讨论提出候选人名单后，以无记名投票方法进行了选举。选举结果：周凤珍（女）、邵培元（铁路工人）、李镜明（学）、范瑞五（商）、陈桂堂（小贩）、周俊峰（医）、封宝刚（手工业）、满春和（回民）当选。
  选举仪式结束后，代表们分组审议《市民主政府施政纲领》，各位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纲领》中提出的扶持私人资本，繁荣市场，稳定物价，改善福利，发展教育，破除迷信，提高妇女地位，实行减租减息，禁止嫖娼吸毒，肃清伪匪，防奸除霸，取消保甲，建立区、街新政权等项工作表示满意，大会一致通过。最后由张应举率领新当选的全体行政委员宣誓就职。会议向全国发表了《呼吁和平，制止内战》的
  通电。
  7月1日，在大寺广场召开全市军民大会，宣布渤海行署任命：张应举任市长，董焕章任秘书主任（1947年2月任代理市长）。教育科长刘振海，财粮科长吴建平，交际科长李镜明，卫生科长周凤珍，军管会公安科改为公安局。
  三、各界人民代表会议
  中共中央为解决新解放区的民主建政问题，先后于1948年11月和1949年7月两次发出指示：“在我国凡拥有三万以上人口的城市，都由军事管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出面以聘请或邀请的方式组成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成为政府联系群众，征询意见，传达政策的协议机关。”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由中共德州市委提议，于1949年9月17日成立了德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经过反复协商，积极筹备，于9月26日至27日召开了德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共18个界别，113人。会议听取并审议了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其它报告；选举崔振江为本届委员会主席，毕第增、曹万增为副主席；会议通过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等项决议。
  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逐步地代行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是它的协商委员会。为此，在1950年2月21日召开的德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决定以聘请的方式成立德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会后由市长、副市长，各代会主席、副主席共同研究，商定了由12个界别参加，29人组成的名单，并山正副市长、各代会正副主席署名，于26日向参加协商委员会筹备委员会的委员发出了聘请书。
  本次会议开始代行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选举产生了德州市人民政府委员会组成人员，市长张国中，副市长张龙、曹万增，政府委员14人和德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常设机构，并代行政协地方委员会职权的协商委员会组成人员，共12个界别29人组成，主席张国中、副主席范书金、战协臣、委员26人。按照本次会议通过的《协商委员会组织条例》第六条规定，协商会下设秘书室，由驻会秘书协助主席主持日常会务工作。
  1950年6月，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关于地方委员会的决定》，规定由各省、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代行政协地方委员会的职权。
  德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历时两届，共召开16次全体会议。在中共德州市委的领导下，协助市人民政府，团结各界人士，联系群众，传达政策，协调关系，反映民意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职能作用。在推动各界人士参与民主建政，积极投入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深入贯彻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促进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席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组织工商业者，广大知识分子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以及民族、宗教界知名人士，认真学习时事政治，加强自我学习、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团结全市各族人民反对国内外敌人，宣传贯彻《婚姻法》等各项民主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
  1954年6月，经过普选产生的德州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原德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历史使命已告结束，原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协商委员会也不再代行政协地方委员会的职权，而是在原协商委员会的基础组建政协德州市委员会，政协第一届德州市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于1955年11月29日胜利召开。
  解放初期德州开展的三项运动
  王耀荣
  一、土地改革运动
  德州市于1946年6月解放后，中共德州市委（现德城区，下同）为了深入贯彻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的“关于从减租减息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土改政策”，决定立即在全市深入开展土地改革运动。为了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确保运动的顺利开展，于10月4日至17日召开了全市干部会议，认真学习了中共中央“五四”指示，结合德州的实际进行了认真学习和讨论。大家一致认为，德州是一个商业城市，一些地主的土地都分布在市郊，其佃户都是周边邻县村庄的农民。从实际情况来看，德州的恶霸、残匪、汉奸、特务等这些恶人所犯的罪行与地主阶级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亡命之徒，在日伪和国民党统战时期仗势横征暴敛，高利盘剥，欺压良民，强霸民女民财，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是广大市民切齿痛恨的罪魁祸首。如果采取农村斗争地主的模式，势必造成顾此失彼的不良后果，不但使这些恶人消遥法外，而且使那些深受其害的市民也就不能报仇申冤，翻身得解放的愿望也就不能实现。为了全面彻底的打击敌人，揭露和斗争地主、恶霸等剥削阶级和各种反动势力压迫和剥削人民的滔天罪行，为此决定开展以反奸、诉苦、清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
  遵照市委的统一部署，各街道分头宣传贯彻，层层发动，在家喻户晓、人人明白的基础上，以城市贫民为骨干，成立了街道民主政权——农民协会，简称农会。下设基干民兵队、职工会、妇救会、贫民小组、儿童团、姐妹连等群众组织。为了区分敌我，明确打击目标，各街道在“农会”统一领导下，于1946年冬开展了划阶级定成份的工作，由街道知情老住户组成的贫民小组具体负责，按照每个住户所拥有的土地、财产和剥削程度，罪恶大小及其经济来源，分别划分为地主、富农、小资产（中农）和城市贫民等阶级成份。个别的还有被划为恶霸地主、地主兼资本家、破落地主、房主、恶霸等成份的。这是根据他们特定经济状况而产生的不同阶层。
  划定阶级成份工作，到1947年初已基本结束。广大贫苦市民无不扬眉吐气，奔走相告，他们满怀幸福的喜悦，深感劳动人民当家作主人的骄傲和自豪。过去那种地主阶级和反动派残酷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在劳动人民倍受鼓舞，热血沸腾地欢声中，也就给地主阶级和各种反动分子敲响了丧钟，在他们灭顶之灾将要降临的紧急关头，有的口蜜腹剑妄想蒙混过关；也有的孤注一掷，作最后的垂死挣扎；罪大恶极者，为了免遭不幸而妄想逃之夭夭。不管他们耍什么花招，农会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等待他们的将是人民民主专政下的血泪控诉和人民的审判。
  为了确保反奸、诉苦、清算运动的顺利开展，各街道的基干民兵每人手持大刀片，加强本街自卫，开展邻街联防，实行昼夜巡逻，控制敌人动向，防奸防特，维护社会治安。儿童团员手持红缨枪，在各出入道口站岗放哨，盘查疑犯，发现坏人立刻扭送农会处理。姊妹连配合宣传，书写黑板报，开展“土广播”宣传土改政策。妇救会组织妇女积极分子走街串户，动员妇女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走向社会参加土改运动，帮助苦主消除疑虑，积极投入反奸、诉苦运动，向地主、恶霸、反动分子讨还血债。
  土改运动来势迅猛，势不可挡，广大市民怀着满腔怒火，义愤填膺地行动起来，开展了带有民主革命性质的土地改革运动，向那些在旧社会作恶多端，残酷剥削和榨取人民的地主、恶霸、残匪、汉奸、特务和封建把头以及帮会势力的恶棍等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各街道分别召开了不同形式的斗争会，采取公开举报与秘密投诉相结合的方法，向罪大恶极分子进行了彻底揭发和斗争。在有苦的诉苦，有冤的申冤，有仇的报仇口号鼓舞下，一场反奸、诉苦、清算为主要内容的土改运动在全市全面展开。一些苦大仇深的苦主纷纷走上斗争地主、恶霸的宣判台，面对面地进行了血泪控诉，所揭露的罪恶事实，罄竹难书，催人泪下，台上台下怒潮澎拜，泣不成声，更加激起了广大市民的阶级仇、民族恨，振臂高呼“打倒地主、恶霸、反动派！”、“血债要有血来还！”等口号声响彻云霄。那些罪恶累累的地主、恶霸、反动分子在群情激愤的怒潮下，被吓得屁滚尿流，为了逃避人民的惩罚而化装潜逃者也不在少数。面对此情，各街民兵加强了戒备，首先把那些作恶多端、血债累累、不杀不平民愤的分四批进行了镇压。有的被执行枪决，也有的游街示众后被乱棍打死。由此而转入清算阶段，凡是受到镇压的，其家产全部没收。罪恶较清、民愤不大的地主分子，斗争后被扫地出门；没有民愤的仅给他们留下人口所需的住房，其余的房产和财产以及家庭物品全部没收，连同被受到镇压分子的全部财产，作为胜利果实按等级分给了所在街道的贫苦市民。当贫民们领到这些胜利果实后，无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深感这是穷人翻身，向地主、恶霸、反动分子讨还血债，进行斗争所获得的胜利果实。对于发展生产、改善市民生活、提高贫苦市民的政治地位，解放妇女的生产力，开展各项民主改革，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面对上地改革出现的新形势，顺应时代潮流的发展，各街道纷纷更改街名。如解放街、翻身街、民主街、平等街、团结街、胜利街、光明街等新街名应运而生。这些街名充分反映了广大市民的心声，符合翻身市民的要求和愿望，同时也体现了土改运动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符合当时社会改革的实际。但是，在平分胜利果实之后，也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在反动地主分子“秋后算帐论”的阴风煽动下，有些市民产生了一些疑虑，只好把所分得的胜利果实拿到市场上卖掉，才是免遭“货归原主”之良策；但也有的认为所分得的东西摆在自己家里很不协调，有些衣服穿在身上也很不合体，不如变卖为好。所以，不长时间，一些古玩、故衣充斥到马家大井街旧货市场，把一个小小的巷道围拢得水泄不通。一些古玩商也风聚云涌地赶到此地，妄想以廉价购买价值连成的古玩真品，然后转手倒卖，从中牟取暴利。但也有一些古玩爱好者，他们不昔重金购买珍品收藏。如中医名家孙先生就以600斤玉米的价钱购买了一把丝绸折扇儿，扇面上有四个名士状元题字，据孙先生说“此扇另一个珍贵之处是扇的骨架是一种海洋动物的壳皮制做，有一种异味可阻止蚊蝇进入室内”，此扇可称为罕见珍品。有的市民根本就不懂古玩，把分得的古玩当作生活用品使用。如有一个出卖早点的小商，把分得的一个陶瓷罐子当作筷子筒使用，摆放在摊桌上，被一个古玩商发现后，用一把新买的茶壶给换走了，业主还自以为占了便宜而粘粘自喜。这位古玩商于1963年拿到北京博物馆去卖，到那里管吃、管住，还报销往返火车票，最后还以600元的价格成交。这个600元在当时就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如果再和一把新茶壶的价钱相比，这个卖早点的业主也就吃大亏了。
  1947年9月，在农村开展了土地改革的复查工作。德州市各街道也错误地仿效农村“没收地主土地归农民所有的政策”，一夜之间把全市130余家较大工商业户全部没收归所在街道所有。采取“换神不换庙”的方法，驱逐业主，选派贫民代表进店充当掌柜。接着又将理发、照相、修车，夫妻老婆店等小商一律按资本家来对待，将其营业用户全部没收后，分给了贫民所有。这种“左”的行动，对于刚刚解放、心情还不十分平静，加之对土改政策怀有疑虑的工商业者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为了逃避被斗，先后有127户工商业者离家仓皇外逃。由于贫民代表进店后不懂业务，也就出现了开张不经营，有货难进销的瘫痪状态，使全市本来就不十分活跃的商业市场，显得更加冷落、萧条。这种现象并非德州独有。
  为了改变这种“左”的冒险行动，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在1948年1月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了《关于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对工商业不要采取冒险政策”。中共中央华东局也作出了《关于加强城市工作管理的规定》。为了深入贯彻执行以上指示精神，渤海行署于1948年5月11日召开了所属市长、县长会议，由王卓如主任传达贯彻了任弼时的《报告》和华东局的《规定》，并提出了改进方案。德州市市长董焕章遵照行署的统一部署，于1948年6月15日亲自主持召开全市工商业者大会，认真传达贯彻了行署会议精神，并主动承担责任，当众作了检讨和道歉，接着宣布“把1947年秋没收的私营店铺及小商的营业用房全部返还给业主”。到会的工商业者听了后无不激动万分，
  掌声雷动，热烈欢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在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方针政策鼓舞下，极大地调动了全市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市场经济开始复苏，出现了商贾云集，货流量倍增的可喜局面。据1949年初统计，全市私营工业（含手工业）已发展到308户，私营商业已发展到1001户，服务业178户，摊贩千余户，工商贸易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通过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冲击着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封建和剥削制度，荡涤着一切污泥浊水。那些与黑帮势力有着密切联系的20余家毒品店、48家妓院全部关闭了门户，毒商、鸨儿和300多名妓女大部弃业逃窜，从此消声灭迹，一切丑恶病害得到了有效治理。虽然在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左”的偏差，但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得到了及时纠正，使运动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取得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彻底胜利。从而使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社会风尚发生了根本变化，为稳定社会秩序，支援解放战争，恢复和发展工商业，开展各项民主改革开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
  德州解放后，翻身市民满怀对剥削阶级和各种反动分子的深仇大恨，向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残匪、汉奸和国民党残余分子开展了反奸、诉苦、清算为主要内容的土地改革运动。这次运动由于偏重于解决民愤问题而对于那些伪装、隐蔽、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却没有引起重视，致使这些反动分子乘机潜伏下来，有的混入各行各业，也有的打入国家机关和企业内部。在这些反动分子中，既有妄想变天复辟的反革命分子，也有受国民党派遣而潜伏的特务，还有打着民间组织的旗号暗中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的反动道会门。这些反动分子，时刻窥测动向，伺机反扑，为国民党扬幡招魂，死灰复燃，呼风唤雨，推波助澜。
  韩鲜战争暴发后，败逃在台湾去的蒋介石认为“反攻大陆”的时机已到，便凶相毕露地摇旗呐喊，而潜伏于德州的国民党残渣余孽以及反动道会门和全国各地反动势力摇相呼应，进行造摇破坏之能事。特别是分布面较广的反动道会门“一贯道”打着民间组织的旗号，到处设坛、布点，发展道众，并以架机扶乩，神灵附体之骗术，编造谎言，蛊惑人心，向道众灌输盼蒋反共思想，一时间闹得全市乌云密布，群魔乱舞。
  为了打退国民党反动势力的嚣张气焰，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地“坚决纠正在一些地区存在的对反革命分子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即“首恶者必办，胁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运动的重点是土匪、特务、恶霸，反动道会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
  在明确任务，分清打击重点的基础上，广泛进行了宣传发动工作，各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以及各街道层层召开各种不同形式的会议，传达贯彻了中共中央关于镇反工作的指示，号召广大群众对各种反动分子和一切反动道会门的破坏活动进行明查暗访，逐一排查，采取公开举报与秘密投诉的方法，发现线索，顺藤摸瓜，深挖细找，除恶务尽。在掌握确凿证据，摸清犯罪事实的基础上，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为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对反动分子给予严厉打击。
  为了全面贯彻执行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于1951年4月1日全省统一行动围剿反革命分子，在这次行动中，我市共逮捕反革命分子55名。为了发动群众，震慑敌人，以便把运动引向深入，于15日召开宣判大会，依法判处7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死刑，有力地痛击了各种反革命分子的嚣张气焰。自从德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出《关于在全市开展镇压反革命，取缔反动道会门的决定》以后，在全市掀起了检举揭发各种反革命分子和“一贯道”反动道会门的群众运动。各街道分别召开不同形式的群众会、小组会、举报会、攻心会，向一切反革命分子和“一贯道”头子进行揭发和批判。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压力下，有的坦白交待了自己所犯的罪行，有的“一贯道”、“三才”翻然醒悟，大杀回马枪，当众以架机扶乩的实际操作来揭露“神灵附体”的骗术。为了再次掀起镇反运动的新高潮，于5月10日全市统一行动，逮捕“一贯道”反动坛主35名。
  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及时决定立即实行谨慎收缩的方针，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在处理中，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逼供信，重点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方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于7月18日召开了全市宣判大会，分别对53名罪大恶极但又不思悔改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道首进行了宣判。
  镇反运动于1951年底基本结束，运动中共逮捕反革命分子433名，其中54名受到镇压，95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07名被判处管制，其余都根据他们认罪表现受到宽大处理，有80余名道首悔过自新，有3500名道众声明退道。
  通过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深入开展，纯洁了干部队伍，肃清了反革命分子，取缔了“一贯道”反动道会门。那些猖獗一时，为蒋介石扬幡招魂的反革命分子受到了应得的惩处，社会秩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稳定，保证了抗美援朝运动的顺利进行。
  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已进入了由新民主义到社会主义转变的历史时期，国内的主要矛盾已转变为工人阶段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按照《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的五种经济（国营、合作社、个体、私人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并存，在国营经济领导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和实行“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经济政策。1949年11月召开的德州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作出了《关于德州市发展工商业的方案》。先后成立了职工、群益、德兴、工人、公兴和大众等六个消费合作社。1950年又相继成立了百货、花纱布、粮食、油脂、盐业、土产、食品、烟酒专卖等国营公司，直接控制了批发和零售市场，对于稳定物价，打击投机经济发挥了一定作用。但是，由于通货膨胀而出现的商品滞销，市场萧条，工人失业，劳资关系紧张等问题，认真贯彻执行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和政策，合理调整了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和产销关系。1950年下半年，对私营工业的产供销进行了指导，在商业方面缩小了国营、合作社的经营范围，让出部分商品由私营经销，并合理调整了税率。通过这些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度过了难关，而且使他们得到了很快的发展。特别是通过贯彻执行《山东省市场管理试行办法》以后，保障了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取缔了投机经营，对于发展生产、繁荣经济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为了贯彻执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领导和管理，在1950年4月召开的德州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七次会议上，传达贯彻了政务院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于1951年7月对全市私营工商业进行了财产重估，从而澄清了私营工商业的资金状况，使大部分账外资本投入了生产经营，对于促进私营经济走合法经营的道路奠定了基础。
  1951年为了稳定物价，限制不法私商的违法活动，帮助那些投机性较大，而且濒临倒闭的9家经营土产、粮油的货栈组成了土产联营社；并把9户经营代理业务的货栈联合组成了货栈联营社，为私营工商业走联营的道路树立了榜样。
  1952年初，根据“三反”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在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了以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资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为内容的“五反”运动。这场运动在中共德州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户和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分子开展了大规模的斗争和反击。通过宣传发动，检举揭发，坦白交待，至1952年5月进行结案处理。计有守法户280户，基本守法户820户，半守法半违法168户，严重违法7户，完全违法3户。通过“五反”运动的开展，揭露了不法资本家向党进攻的“五毒”罪行，使广大工商业者受到一次深刻的由资本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转变的思想教育，“五反”运动到1952年6月结束。
  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主席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是党在历史的关键时刻采取的一个重大战略步骤。1952年6月召开的德州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三次会议上，由中共德州市委宣传部部长常玉作了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总路线和中共山东分局关于大力开展互助合作以及对资本主义工业逐步纳入合作形式的报告。会后有10家私营铁厂组成了联营社并逐步纳入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代销的国家同资本家企业外部的合作形式。
  1953年9月召开的德州市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由市工商管理科科长刘维汉传达贯彻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赴南京、上海考察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概括为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1954年1月，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提出《关于有步骤地将10个工人以上的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改造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的意见》。同年9月份政务院颁布了《公私合营工业暂行条例》。自3月份贯彻执行了《关于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及《粮食市场暂行管理办法》，有力地推动了私营粮商粮贩改造的步伐。将全市57户粮商粮贩组成了12个粮油代销店，帮助11户粮油商转营零售店。从9月15日起实行棉布的统购统销政策，居民凭布票购布。由此开始，我市的对私改造转入了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途径。首先对39家中小批发商划分为棉布、百货、杂货、颜料、文具、竹货、粗瓷、五金、医药等9个行业，做作业人员178人分别纳入了联营、转营或归口兼并的方式进行了改造，接着对铁工联社升为公私合营后定名为建新铁工厂。同年12月，中央提出“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各行业以大带小，以先进带滞后，首先对中小企业进行改组、合并，然后实行公私合营。
  1955年北京、天津、上海等城市率先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从全国来看，私营工商业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已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消息传到德州，全市的工商业户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自发地联合起来向市政府提出加入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申请。经市政府研究批准后，于1956年1-2月份全市共有22个行业，586家工商业户，做作业人员1099人，分别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其中：参加国家的27户，113人，公私合营300户，676人；经销代销91户，119人，保留个体168户，191人。为了欢庆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以表达工商业者们的喜悦心情，于22日各合营商店门前悬灯结彩，标语醒目，工商业者们身着节日的盛装，喜笑颜开，奔走相告，纷纷走向街头，敲锣打鼓，鸣放鞭炮，振臂高呼“热烈庆祝赎买政策的伟大胜利！”“热烈拥护对私改造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由工商业者自扮自演组成的宣传队、报喜队往来如梭，红旗招展，人流如潮，到处洋溢着一派节日的喜庆气氛。
  公私合营后，按行业分别成立了棉布、百货、文具、茶食、烟酒、煤炭、中药、五金、陶瓷、竹货、酱园、旅栈、福利、饮食等15个总店和一个土产经理部，下设196个门市部，91个经销店。
  为了澄清合营资产，对私方财产进行了清产核资，经评估审定，私方资产总额为644，557元。按照赎买政策规定：私方应以资产定股计息，年息五厘七年不变，期至还可以延长。公方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管理经营，公方居领导地位。企业利润分配按“四马分肥”的规定计算，即分为国家所得税、企业公积金、工人福利、资方红利四部分。
  资本主义工商业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之后，把企业和人看作是资本主义工商业留给我们的两项财富，在坚持改造企业的同时，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有所不同，一视同仁”的方针和“五不变”（定息、高薪、安排、学衔和教育）政策，对资方从业人员妥善安排了他们的工作。在合营的377名资方经理中，安排总店副经理职务的有27人，总店股长、组长职务的20名；安排门市部经理、副经理职务的231名。三个合营铁厂每厂安排1-2名副厂长，另有5名分别担任科长或车间主任等职。凡是经市人事部门任命的私方人员不论职各高低一律享受同级国家干部的待遇。这些政策和规定，有力地解除了私方人员的后顾之忧。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生产、经营的积极性。
  在公私合营的推动和影响之下，全市的摊贩也提出了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要求。全市共有摊贩1033户，其中纳入国营的10户；参加公私合营的87户，为合营经销代销230户，为国营推销14户，其余分别组成了合作社或合作商店，另有661户仍保持个体经营。
  在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中，我市遵照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和赎买政策，正确运用了统一战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和平改造的方法，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剥削制度，并把资产阶级中的绝大多数逐步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是我国和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光辉胜利，也是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