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马诚斋，1916年5月出生在山东省恩县（现并于平原县）城东军营村一个中农家庭，原名马允信，学名马诚斋。
  马诚斋自幼好学上进，求知欲强。1931年秋小学毕业后，考上平原县省立第五乡村师范学校。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大平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蒋介石集团却提出“对日要睦邻友好”、“攘外必先安内”，丧权辱国，外患日亟，激发了马诚斋抗日救国、寻求真理的热忱。他对同学说：“蒋介石执行的是秦桧政策，攘外是假，打内战是真，真是国难呀，我们应当奋起！”这时，大革命时期入党的马霄鹏、李竹如两位老师，到平原第五乡村师范任教。他们以马诚斋等为骨干，组织了20余人的“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马诚斋在他们的启发与引导下，思想进步很快，朴素的阶级意识得到升华。他说：“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才有希望”，下决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马诚斋经刘子蔚介绍入党，成为平原县五乡师学生中的第一个党员。这个时期，山东省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的活动处于极为困难的分散状态。马诚斋坚定不移地满怀革命热情，独立地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发展了赵毅、张一粟、高峻岳、张国平入党，于1934年10月，在平原五乡师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马诚斋任书记，赵毅任组织委员，张一粟任宣传委员。从此，为平原县党组织的发展播下了种子。
  1935年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了转移青年学生爱国抗日的视线，由教育厅出面组织全省的师范毕业生“会考”，使学生闭门读书，不问政治。济南一乡师的赵健民派王文轩、张振一到平原找马诚斋串联反会考。马诚斋主持平原五乡师党支部开会决定，以“读书会”会员为骨干，发动全校四个年级学生参加“反会考”罢课活动。5月中旬罢课连续三天，对全县震动很大。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调动百余名武装警察，将学校包围，进行镇压，罢课未能坚持下去，校方开除了马诚斋等6名学生。马诚斋在平原乡师带头闹学潮，闻名乡里，受人敬佩。
  1935年7月，马诚斋等到济南，与济南党组织负责人赵健民取得联系。赵健民建议他们回农村，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从这年秋季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马诚斋在恩县张官寺、济宁、武城瓦子庄等地当小学教员，分别发展李华珍、白金荣、王克东等10余名青年入党，后来成为当地抗日的骨干力量。
  1938年2月15日，八路军129师津浦支队，在鲁西北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张承先带领下，东渡运河到达恩县旧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张承先的指导下，中共恩县县委遂于1938年2月建立，由马诚斋任书记，刘子蔚任组织委员，王克东任宣传委员。县委成立后，马诚斋明确提出要积极宣传党的抗日十大纲领，扩大党的组织，抓紧组建抗日武装力量。他积极配合张承先在恩县旧城办起了八路军军政干校，培训抗日骨干，很快组建了地方武装，不久编入津浦支队。为了配合津浦支队破坏铁路，马诚斋还亲自派人侦察敌情，领着支队夜行军。袭击黄河崖车站，取得了胜利。马诚斋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配合津浦支队消灭了反对抗日的土匪部队孔三滚子，俘虏百余人，缴枪百余支，争取了当时愿意抗日的土匪部队王化三与我方合作。恩县的抗日局面很快就打开了，在恩县的南部、西北部和北部许多乡村建立了党的组织。县委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推荐选举支持抗日的郭子斌当县长。
  1938年6月，中共鲁西北特委在夏津县成立，由张承先任书记，马诚斋调任宣传部长。不久，特委派马诚斋任八路军冀鲁边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1月14日，支队在临清县编入八路军正规部队，他随支队到主力部队工作。
  1939年3月鲁西区党委决定，将原鲁西北特委所属卫河以东的夏津、高唐、恩县、平原和禹城一带，组建卫东地委，由张承先任书记，马诚斋由部队调回来任组织部长。7月卫东地委改称山东第二区（鲁西区）三地委，张承先调任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马诚斋接任鲁西区三地委书记。在敌人大扫荡后，卫东地区沦为敌伪顽占领区，我党转入地下斗争。九月，张承先率领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特务第三大队挺进到卫东地区，布置建立以平原五区为中心的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任务。从此，鲁西区三地委工作进入建立“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新阶段。马诚斋带领地委干部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建立村政权，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打击汉奸、特务，搞好争取伪军的工作。在平原五区首先建立抗日民主区政权，后来在卫东地区相继建立了6个民主区政权。在夏津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选举韩哲一当县长。整个地区建立了四个连队的武装，地区的党员人数扩大六倍。经过一年的努力，把这一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卫东根据地失守后，1940年7月，马诚斋调至鲁西区机关工作。1941年3月，任冀鲁豫边区文联组织部长兼党团书记，他密切配合文联主任鲁西良迅速地打开了鲁西区文化工作局面。
  1942年春季，日寇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扫荡，4月3日拂晓前，马诚斋在观城县邵张屯被捕，同时被捕的有王克、吴亚南等17名边区抗日总会的干部。马诚斋面对突然巨变，立即和王克研究对策，提出口号：“宁肯牺牲，决不投降！”并向被捕同志传达。被捕的第一夜，马诚斋与王克组织了临时党支部，领导被捕人员进行对敌斗争。
  面对敌人的审讯，马诚斋从容不迫，临危不惧，称自己是小学教员，敌人叫他写出学生的名字，为了便于记忆，写的名字都是真有其人，有的是壮年，有的是老人，有的早已死了。以后几次审讯，口供一致，不留破绽。当他发现有个同志在审讯时，不慎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时，就利用放风的机会找那个同志说：“现在，你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什么也别说，决心去牺牲；另外一条是丧尽天良，当叛徒，出卖同志。”那个同志内心很痛苦地说：“我已下定决心，一人去死，你们放心！”马又说：“你要作好牺牲的准备，坚决推翻口供。”这个同志终于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毅然推翻了以前的口供。
  有一天，一个军官突然把王克提走，马诚斋感到情况可能有变，布置大家准备着发生最坏的事情，王克回来说，那个军官直接叫我王克同志，又拿出地委书记郭超的信。马诚斋认为情况可疑，要作好两种准备，特别是作好牺牲准备，他对王克说：“如果到了要牺牲的时候，我们俩可能首先要被枪毙，上刑场时一定要喊口号，”后来那个军官又几次提审王克，这才弄清楚，真是郭超来信了，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不料，五月下旬敌人把马诚斋等转移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营救计划未实现。
  听说敌人要把他们弄到东北去挖煤，党支部研究争取由我们的人当班长、队长，便于联系与掩护逃跑。后来编队时，马诚斋被指定为小队长。6月10日，马诚斋等被押送到本溪柳塘陈家堰煤窑，那里的条件极端恶劣，“吃协和面”（即：橡子粉），王克等人病倒了，马诚斋尽力予以照料。敌人不给治疗，不少人被饿死、累死。为了逃离虎口，马诚斋利用各种机会，观察周围地形，他帮助冀中根据地的王景林等四人，利用晚间上下井的机会逃走了。他与被捕的党员秘密酝酿，组织集体逃跑，因敌人看守严密，没有成功。
  8月中旬，马诚斋决心待王克病愈后，一起逃出这个地狱。可是，和马诚斋生死与共的王克认为单个逃离方便，坚决要他先走。10月上旬的一天深夜，马诚斋机智地逃出了虎口，时值冬初，寒气逼人，他身着单衣，夜宿荒草堆或破庙，以野草野果充饥，怀着渴望回到党的怀抱的赤胆之心，一步一拐地从东北步行三个月，回到了冀中平原南皮县。当马诚斋见到八路军战士时，这个被人称作“猛张飞”的山东大汉禁不住热泪夺眶，他见到我方县长后就不省人事了。后来他随部队回到冀鲁豫边区，组织上对马诚斋在被捕期间，坚贞不屈，机智勇敢地组织领导狱中对敌斗争，认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革命气概。1943年3月，冀鲁豫区党委分派他任八地委宣传部长（即：运西地委，书记段君毅，组织部长万里），继续领导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运西地委工委书记。1946年1月，任二地委副书记，同年七月，又调至七地委任副书记兼民运部长。此期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马诚斋所在的鲁西黄河南一带，处于敌我拉锯区域，他依靠党组织和群众，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1947年3月，地委分工马诚斋带领昆山大队，3月4日晚，他刚到昆山大队驻地，就被敌军72师包围了。他临危不惧，毅然组织突围。马诚斋身先士卒，组织火力掩护大家冲出敌人包围圈，而他自己却身受重伤，完全失去知觉，被敌人抓去关在平阴县监狱中。4月27日，我军迅速反攻，敌人仓皇撤退，马诚斋乘机带领狱中的同志们逃出来，过黄河到老解放区。
  1947年7月，冀鲁豫区党委分派马诚斋到聊城地委任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在负责第二期整党工作中，他坚持实事求是，慎重地解决第一期遗留的问题，取得了好的效果。
  1948年秋季，冀鲁豫党委选派80名干部，由马诚斋带队到化北局党校学习，准备南下。北京和平解放了，他们又奉命北上。在1949年6月，马诚斋调到华北大学任副书记（后改为中国人民大学），他和李培之等同志一起创办专修科，为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管理干部，费尽心机，仅用半年多的时间，打开了教学工作的局面。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马诚斋积极要求参加志愿军部队，经批准由他带领中国人民大学80余人到了东北。马诚斋被分配在空军后勤政治部任主任，后来又任东北空军干部学校副政委。1952年8月，马诚斋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
  1953年，全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马诚斋决心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中去。组织决定马诚斋去长春第一汽车厂任副厂长，分管材料供应、协作、销售、运输、财务等工作。从搞武装斗争转到工业建设，对他来说是十分陌生的。他决心尽快摘掉“白帽子”，由外行变内行。在实际工作中，他虚心地向内行学习，注意积累经验，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分管业务工作摸熟了。为了系统地掌握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知识，马诚斋参加了厂办的“干部进修班”学习。他经常出差，大部分功课是老师在业余时间补上的。他坚持学习三年多，终于以优良的成绩取得了中专毕业证书。1958年4月30日《人民日报》曾刊文表扬了马诚斋以非凡的革命毅力刻苦学习由外行变内行的事迹。
  汽车制造、材料供应和协作产品的工作是浩繁而复杂的。一辆汽车需要900多种规格、重量达4100多公斤的原材料，有16类、409件协作产品，这些主要靠工厂自己找货源，马诚斋带领工作人员，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的钢厂、协作厂，逐项逐件地进行落实，保证了汽车的试制与批量生产的顺利进行。
  勇于探索的马诚斋围绕汽车制造在材料和协作产品供应工作中的矛盾，大胆提出了“定点供应”方案。他分析原来的每年分配订货办法，由于供应单位的经常变化，使汽车厂用料得不到保障，给汽车生产带来了困难，而供应单位又因没有相对固定的订货对象，在生产上也相当被动，因此首先提出了建立定点供应的办法。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凡有条件的都应当将原材料和协作产品实行定点供应，固定协作关系。1956年7月8日，马诚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材料定点供应的实行，为第一汽车厂提供比较稳定的供应渠道，有力地推动生产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和冶金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说，马诚斋同志是汽车制造厂与材料厂、配件厂定点供应的创始人，在当时是苏联想搞而没搞起来的事，在我国由马诚斋带头搞成功了，这是他的一项创造。
  马诚斋是一位开拓者，他到哪里，就在哪里打开新局面。1958年8月，马诚斋以新的姿态踏上航空工业建设的道路，受命组建生产航空附件的一三三厂。当时，一三三厂基本建设没有列上国家计划，作为“自由上马项目”。1959年初，定为“当年基本建成单位”，但是在8月又改为“年度停建未完工程”，在干部工人中引起了思想波动，是等待散伙，还是创造条件继续建厂？！有人认为“要干就大干，不干就散伙。”马诚斋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经过这一年的艰苦工作，几个主要厂房土建已铺开，千多名职工已进厂，如果此时停建，将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他怀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明确地提出：“别人有马骑，我们一三三厂没有马骑毛驴也要上。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要国家增加投资和材料供应指标，也要把工厂建成。”马诚斋的主张统一了干部的认识，稳定了人心，广大干部职工重新掀起了建厂高潮。他一手抓基建，一手抓生产准备，安排了12名车间主任，组织临时车间，既为基建服务，进行技术练兵，又培养了干部，还试制军工产品过滤器，受到当时航空工业局的贺电鼓励，部、局的领导来厂检查工作时，对工厂的作法很赞赏，说不是重点却很热闹。长春市委书记、市长来厂看后说，原来担心你们厂建不起来，现在则要夸奖你们干得好。由于工厂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开始试制生产，经上级批准，在1960年3月7日正工举行开工典礼，并决定，这一天为建厂纪念日。
  马诚斋在事业上不愧是个强者，但在“左”的错误干扰下，强者反而挨整。在传达庐山会议后，组织了对马诚斋的批判，给他强加上“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犯了右倾反党错误”的帽子。在逆境中他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忍辱负重，拚命工作。一三三厂的老干部、老工人在回顾建厂的经历时，无不异口同声地说：“没有马诚斋厂长带领我们艰苦建厂，就没有现在的一三三厂”。
  1960年8月，马诚斋到国家经委七局、企业管理局负责物资供应和企业管理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进一步扩大材料定点供应的范围和规模，并在经济刊物上发表了文章。然而，年已46岁的马诚斋并不留恋机关里的“安闲生活”，渴望再到基层去，探索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新道路。这个机会终于到了，1963年初，组织上找马诚斋谈话说，祖国西南大后方正在建设一座现代化的飞机工厂，那里基建一拖再拖，飞机试制一直上不了天，人心有些涣散，迫切需要一位新厂长，决定要他去挑重担。
  马诚斋以革命需要为重，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于1963年2月毅然到成都走马上任。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分析，认为一三二厂存在五大矛盾：基本建设落后于飞机试制的要求，生产技术缺乏一套科学管理制度，技术骨干少，经济管理没有走上经济核算的轨道，职工福利工作管理不善。根据这些情况，他组织制定了两年规划，提出“为在1964年一次试成歼——5甲飞机而奋斗”，要求通过试制，实现建成工厂、造出飞机和培养人才的总目标，使一三二厂成为祖国大后方的航空工业基地。这个规划鼓舞了全厂干部职工，受到了航空工业部的赞赏。
  马诚斋从飞机试制需要出发，首先作出了围歼基建关键项目的部署。他向厂党委、基建党组提出大干60天的计划，要以“生产动力为纲，对土建、附属工程、安装工程分期分批打歼灭战，完成一个交付一个的原则”，按照飞机试制工艺程序要求，确定五月和六月主攻221个关键项目，并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基建中甲、乙方关系，甲方要树立以我为主的思想，乙方要树立为生产服务的观念。由于统一了认识，目标一致，责任明确，赏罚分明，现场出现了互相支援，大力协作，紧密配合新气象。经这60天大干，超额完成二季度计划，质量优良，受到航空工业部、省市委有关部门的表扬并通报推广经验。又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完成了一大批关键项目，基本上满足了飞机试制的需要，为工厂飞机试制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马诚斋力排众议，坚持企业生产为中心。他说：“工厂要把完成国家计划，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企业的一切活动，以生产为中心”；“工厂的一切部门，一切工作，都必须为生产服务”；“政治工作应该从生产实际和生活实际中找课题”。在他的带领下，工厂管理建设，逐渐形成了一切为生产的生动活泼局面。经过这一年的艰苦工作，完成了前机身的试制，振奋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精神，使人们看到了工厂发展的希望。
  通过不断探索飞机生产的科学管理方法，马诚斋及时地总结了飞机试制中生产准备工作的经验，指出：“以装配为纲，组织成套工艺装备的及时供应，是缩短周期，顺利试制的中心环节”；“准确编制工装生产计划，是协调零件生产与工装成套供应的关键”，有力地推动了飞机试制工作。
  在飞机试制中，马诚斋坚持贯彻航空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提出“要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保证飞机的质量”。他抓住在前机身中发现遗留冲头等质量事故，召开全厂大会，进行质量教育，结合当时“工业学大庆”，决定在厂门口设立质量事故纪念碑，规定每月17日为质量纪念日。他经常强调，必须严格质量纪律，如发现质量问题，必须“一棍子打死”，在质量上要做到一丝不苟。马诚斋认为提高工人技术水平，锻炼出过硬的工人队伍，是确保质量的关键，由他提议，党委作出了“大练基本功”的决定。
  经过全厂职工辛勤劳动，在一一二厂等兄弟单位的帮助下，一三二厂试制的歼——5甲飞机，终于在1964年11月11日飞上了祖国的蓝天。12月15日，工厂双喜临门，基建与生产同时经国家验收合格，实现两年规划的既定目标，从此结束了几年的停滞状况，开始走上蒸蒸日上的局面。这标志着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祖国西南大后方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航空工厂，填补了空军装备中全天候飞机的空白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使飞机试制顺利转入批量生产，马诚斋严格按照飞机试制零批、小批、成批进行的要求，认真抓定人、定机床、定任务的“三定”工作，他形象地把“三定”比喻为“试制是开小灶，批生产是大灶，‘三定’是从小灶到大灶的桥梁”。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工艺定型工作，强调定型要以零件鉴定协调为纲，以工装为重点。这样按照航空产品的特点和规律，有条不紊地实现了由试制向批生产的转变。
  两年试制生产使马诚斋感到工厂受苏联管理体制的束缚，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经调查，他归纳为“八多”，层次多、非生产人员多、会议多、手续多、表扬文件多、扯皮多、跑腿多、加班加点停工窝工多。他与有关领导多次酝酿，认为一三二厂规模可观，只要善于管理，不但可以完成批生产和歼教机以及新机的试制生产任务，而且可以逐步达到自行设计飞机，但是必须破除洋框框的约束，走出自己管理工厂的道路。他在给航空工业部的报告中提出：抓“两改”（改进思想作风、改进管理），促“两化”（思想作风革命化、管理革命化）。1968年底，他亲自审定机关精简方案，批准下放了500多名机关干部充实生产第一线，完成了一三二厂最大的一次精兵简政工作。1965年，根据航空工业部“651”会议精神，由马诚斋提议并以党委名义向全厂发出大搞企业管理革命化的号召，拟定方案进行了试点，后来由于“四清”、“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
  1965年，一三二厂又受到“左”的错误干扰。五月下旬，5架机翼发生严重质量问题。质量成为工厂当时的主要矛盾，因此党委决定在全厂开展质量“整风运动”。七月，“四清”工作队进厂。马诚斋等厂领导在从整顿质量还是从抓阶级斗争入手搞“四清”的问题上，同工作队意见分岐，争论激烈，他严肃地指出：“共产党人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空喊口号，一三二厂当务之急，是解决产品质量问题，如果抛开质量问题不管，单纯搞阶级斗争是错误的”。在马诚斋等厂领导的坚持下，质量整风列为“四清”运动的第一阶段。后来，西南局工交政治部、成都军区政治部和成都市工交政治部个别领导人，相继指责一三二厂的“四清”运动走了弯路，要停止整顿质量，突出抓阶级斗争搞“四清”。马诚斋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不顾个人安危据理力争，毅然坚持整顿质量，并提出质量整风六条标准。双方争论趋于白热化后，经航空工业部部长孙志远明确指示：“一三二厂失火了，不能雷打不动搞运动，‘四清’以整顿质量为中心大体搞到十月底，”才使整顿质量坚持下来。马诚斋带领干部、技术人员，查出两千多个影响质量的问题，并逐个彻底解决。到1965年9月装出合格的机翼，保证了当年国家计划的完成，使以后的批生产进行得很顺利，交给部队的歼——5甲飞机没有一架出现大的质量问题。
  然而事隔不久，这位坚持从实际出发，治厂有方的实干家，在“四清”领导干部“洗澡”“下楼”和突出政治大辨论中，却被诬陷为“一贯反党，抗拒地方党委领导”；“一贯反对抓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唯恐政治运动和政治工作冲击生产秩序”，“抗拒‘四清’运动，以整质四查代替‘四清’，以整质六条标准代替‘四清’六条标准”；“在用人问题上，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使马诚斋失去自我辩白的权利，他的几次检讨都过不了关，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马诚斋不但继续受到批判，而且逐步升级，遭受严重摧残。他被林彪、“四人帮”的帮派分子诬陷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干将。”
  十年动乱中，他身处逆境，仍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经常想到党的事业，工厂的生产，群众的安危。1967年4月22日，当他在关押中得知群众组织之间有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征候时，立即向军管会负责人写信，提出四点意见，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和违法行为。他的良苦用心，未能引起应有重视，十几天后，震惊全国的“5·6”流血事件发生，他十分痛心。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北上到了丰台车站，当时已是后半夜，天又下着大雨，他步行到了北京三里河一个老同志家中，说道：“请帮助我设法向中央报告情况，一个现代化的飞机工厂遭受破坏，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然而，事与愿违，他反而被诬陷为“5·6”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剥夺了人身自由。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为了逼迫马诚斋承认是“叛徒”、“特务”，对他进行了上百次的逼讯与拷打，施用各种各样的残暴酷刑。有一次对他连续进行了20多天的刑讯，5、6个人轮流进行毒打。1970年，马诚斋被隔离在一个部队办的学习班，受到有组织的栽脏诬陷，声称“马诚斋不仅是叛徒，而且是隐瞒了20多年的特务”，“他的同伙已交待了，证明人还活着”等。但是，马诚斋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赖始终如一，相信承受的不白之冤总有一天会被纠正。他写了十万多字的申诉材料，披肝沥胆地向上级组织反映了工厂与自己的真实情况。他愤怒地指出：“我永远坚信1956年审干结论有效，历史不容篡改，被颠倒的历史必定要颠倒过来，那些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这种胆量是难能可贵的。
  一三二厂长期陷于瘫痪，派性斗争严重，群众怨声载道。国家下达的援外任务连年不能完成，广大干部和群众殷切期望马诚斋出来领导，把工厂搞上去。他虽然伤病未愈，毅然于1973年4月受命于危难之中，挑起一三二厂党委书记和厂革委副主任的重担，家属劝阻他不要出来工作，说：“你被打断的肋骨未好，工厂搞成这个样子，运动一个接一个，何必自讨苦吃”马诚斋回答说：“一三二）厂被破坏成这个样子，我很痛心，早就盼着和同志们一起把混乱局面扭过来。我还想通过新机试制，达到自行设计飞机，这就是我的宿愿，死了也要把骨头埋在黄田坝飞机场旁边”。
  他上任以后，以巨大的热情强支病体，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通霄达旦，他苦口婆心，以诚待人，循循善诱，做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处埋工厂各种复杂矛盾，排除干扰，落实党的政策，期望能把长期分裂的广大干部和工人重新团结起来，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强劳动纪律进一步严格考勤管理”等四个整顿社会治安和生产秩序的文件，打击歪风，扶持正1974年初，在传达1973年底在北京召开的重点企业汇报会议精神后，全厂掀起了“拆墙”、“平沟”、“解疙瘩”的热潮、促进了职工的团结，使工）一形势一度好转。
  后来，由于“四人帮”及其帮派利用“批林批孔”在全国制造混乱，致使工厂形势再次出现逆转。当时，马诚斋因操劳过度，心力交瘁，心脏病复发，被送进了医院。他得知工厂再度陷入瘫痪后，忧心如焚，不顾医生的劝阻，毅然返厂工作。他动员干部和群众顾全大局，要排除社会上的干扰，恢复生产秩序，使工厂形势又有好转，年底完成了援外飞机生产任务。
  可是，马诚斋为扭转一三二厂瘫痪局面，恢复生产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地努力工作，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赞扬，反而于197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重点企业汇报座谈会上，受到了批判，诬陷他是“机会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搞修正主义”。那时主持会认的是一位身居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纪××，当这位执掌生杀予夺权的人物，声色俱厉地指责马诚斋说过：“一三二厂还要大乱，才能达到大治”时，他当即答道：“这不是我讲的，我批评了这种谬论是一派屁话”。纪又严厉地说：“不是你讲的？你再讲是不是你讲的？”这时会场鸦雀无声，许多老同志担心他公开顶撞纪××，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他毫不犹豫坚定答道：“这不是我讲的！”
  这位59岁的老战士，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怀着依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倾注过心血的一三二厂，于1975年4月被只身发配到南京五一三厂。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精神上的痛苦，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与干部和工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得到了五一三厂党委和职工象亲人一样的关照。过端午节时，许多职工给他送粽子，盛情难却，只好一家收一个，结果还是收了一脸盆。马诚斋处处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五一三厂广大职工的尊敬与爱戴，人们亲切地称这位九级干部为“马老九”，他和同组劳动的工人一起上了工厂的光荣榜。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7月，南京市委派马诚斋带工作组到七三四厂，迅速扭转了混乱局面。同年11月，被市委任命为该厂党委书记。
  1978年4月，航空工业部领导约他赴京谈话，委以重任。马诚斋怀着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坚定信念，表示“我竭尽全力，拚命为党工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在接受部党组分配工作即将奔赴新工作岗位的前夕，由于长期遭受严重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造成的脑病复发，猝然逝世。这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勇于进取，顽强奋斗终身的老战士，倒在了新的出征之前，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
  （航空工业部一三二厂史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