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内容
吕颐浩
吕颐浩（1071-1139），字元直，乐陵人。1096年（宋元佑）进士。宋徽宗末年，任河北都转运使。高宗即位后，任江东安抚制置使兼江宁知府。1129年（建炎三年）“苗刘之变”，曾倡议勤王，内乱平息后为右相。金军过江南侵，因曾向高宗进航海避难之策，次年罢相。1131年（绍兴元年）复与秦桧分为左右相。次年，力劾秦桧后，独揽大权，主张北伐，收复中原，然狭私用人，排斥李纲等抗战派。绍兴三年再罢相，任地方官。九年，归台州养病，不久病逝。著有《忠穆集》。今郑店乡旧乐陵村（宋乐陵城）南，尚有其当年读书处“萃贤亭”遗址，可惜只是一个土丘。
（乐陵市政协文史委）
郭谌先生传略
阎昭纲 张文学
明朝中叶，书法家郭谌，字信夫，号盘浒居士，今临邑县德平镇郭家人。生于弘治元年（1488），自幼聪明，有大志，读书有独到见解。不到二十岁，考上了庠廩员，不久又补弟子员。博读五经六书，兼善绘画。性好读书，博览群籍，几乎成了读书癖。正德二年（1507），进北京，想广交天下朋友。与东吴隆子文、龙溪张贯之、秋汀马文清、朋田李文象等人友好。这四人学问渊博，都精熟六书，结为至交。第二年（1507），朝廷选试书法，以宣扬当时的人才；全国应考的有数百人，选中八人，四个朋友都考取了，而郭谌则考为第一，封武英殿中书事，于是谌书名声扬京野。廊庙名殿匾额，命谌重写；名门巨室，家无谌字以为不算阔，都想收藏他的书作；郭谌的诗书画，内行称为“三绝”，于是他的书作传遍天下，不可胜数。
郭谌的著作更有名，他的《草韵辨体》，墨本藏于皇宫，十二年（1584），万历皇上为作序云：“先朝中书官郭谌，所编《草韵辩体》一书，从汉代到元朝，各体都有；以韵部排字，字又分类排列，字帝注上作者的名字，使读者便于查阅，于是命善书者钩勒摹写，付与镌刻。我看郭谌的书法，舒展自如，气韵溶洽，驾驶各种字体、溶汇各派于笔墨之间……从有草书以来，这算得集大成了。”类似还有《八分》、《集二王》、
《草诀百韵》、《晋唐名贤法帖》、《叙古千文》、《四体千文》、同升歌》、《同升义会序》等石版。现存有后三种与“循天理”横匾、“道为真事业，身是小乾坤”联，已归临邑文化馆保存。
自从《四体千文》上石，朝内外的人争相题记以为荣。许赞题“真”卷说：“古代今论楷书，首推欧阳询《九成宫帖》，而今郭谌的《真书千文》，很得欧书的切要，真而不杂，正而平坦，银钩铁画，温润生光；气度严毅，形象整肃，就是放在欧帖中，也难辨真假。想学楷书者，应学郭谌。”席书题“草”卷说：“郭谌以书法著名，这卷今草千文，热心人买燕石刻之，争来拓片的人几乎不断。此刻将与晋朝智永的《草书千文》并传于后世了。陈经题“隶”卷说：“以书著名的人，每个时代都有，但多只专一体，而郭谌却诸体都写得很好，不是只会写隶书，可以说集大成了吧？啊！名世不难，传世就难了，郭氏此石可以永传于后世了。”杜楠题“篆”卷说：“周籀秦篆，还仿佛存有古法，许慎以后，离开古法很远了。郭谌忧虑于此……便订正假的，查考错的，起分被荒疏混淆了的，区分传讹了的，搞出这《篆书千文》并上了石。啊！千古至今，续传古代文字真形要妙，六义得以彰明，郭氏此帖，不但有功周籀秦篆啊。”1987年上海古芨书店再版的清石渠所集《草字巢》中，有清赵思道的序说：“前代中书官郭谌《草韵辩体》一书微同。”要之，郭谌的精思巧构导之于先，如百川之汇海，大概早于郭氏的草书，赖《草韵》得传，后于郭氏的草书，也多以《草韵》为据。郭氏于文化的贡献是很大的。其“行”书如《同升歌》、《同升义会序》，我以为其字体笔似放而神彩内使用，意奔驰而气韵凝聚；其法度造诣宗二王而清逸超群，严整含秀，风格幽标，堪可为学书者之入门途径。
郭谌的画有《西山漫兴卷轴》，上有题诗，书有七体，精彩集于一幅，三绝归于一人，确是神品。当时大司徒陈东诸、南京吏部少监许龙石，都是德高望重，文采有光于国的人，可也羡慕郭谌的盛名，特就邀游西山，结为忘年交，使当时的人都感到欣羡，因作此卷以寄兴。但，郭氏的画被书掩，故很少有人议论他的画。郭氏一生，很爱吟诗，可诗作存下来的也很少。《德平县志》仅载《西山漫兴》元诗三首和《同升歌》一篇，凤毛麟角，实在可珍视了。
先生为人处事，明达学深智，气度不凡。他教育有方，教出的学生居了高位，作过三部尚书的葛守礼即出自郭谌门下，渊博的学者，当朝的名臣，师生的芳名就可以了，清明如冰，纯洁如玉，先生当之无愧。万历二年（1578）春，郭谌奉命到山东巡视慰问。年老了，执行公务又勤苦，又加所到之处，书画劳累，至兖州病倒，回故里之夜卒，时当五月，享年九十一岁，也算得德高国瑞人长寿了，郭谌正合此说。葛守礼为业师作了墓志，葬于德平东郊。年久墓荒石毁，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本族为先生补建石碣；德平举人王炳辉为作墓表，并题了“迹追钟王”的碑额，以郭谌的书法成就，当之无愧。子文郁，袭职文华殿中书事，升光禄署丞；次子文成，隆庆庚午（1270）举人，能够继承父志，兴盛先人的事业。现在发扬名人名胜，郭谌为一代名人，岂能湮没。我不知是否合宜，据郭谌墓表，又收些旧闻，作了这篇传，是为了把他的事迹，永远保存下来。此人不是一县一省的名望，实为国家文化艺术之光啊！赞曰：德平的郊外，钩盘河畔，你明哲高深的人啊，是天赋的钟秀；书法应试第一，全国称赞，以三绝诗书画传闻；《草廖》与《草韵》。可称后世的法度，那盛多的类贴，可说是书林的奇花，《四体千文》，是你书法的力作。你支撑国家的名臣，育养的后代，堪可继承父业，你的书艺象沧海明月一样，给犁邱的文库增光，象钩盘河的水渊源流长！
“圣人”王道
韩风声 刘建义
王道（1487-1547），武城人，官至吏部右侍郎。据《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王道明武城人，正德进士，方献夫荐其学行，历国子祭酒。诸生翕然。比之宋仲敏。官终吏部右侍郎，卒谥文定，有易诗书大学億。”《清·乾隆庚午武城县志》记载：“王文定公者，武城人也，名道，字纯甫，性敏而好学，十五游邑庠，十八领东省解额，二十二举进士，以庶吉士累迁吏部文选郎进右堂中，历南北监祭酒，春坊谕德，以疾殁于官……。”
一、王氏家世
武城县曹口村王道后人保存的《王氏家谱》记载：“公祖居登州府莱阳县大王庄，自大明永乐二年（1404年）西迁入籍，武城邑西之冯王庄，夫妇勤俭持家，好善乐施，教子孙以耕读为业。”其王氏迁来武城（现冯王庄村区划为河北省故城县建国镇，该村已无王姓）的一世祖王士中，字昌周，排行老二，王士中之妻杜氏生有二子。他是在燕王朱棣扫北之后第二年，明初大迁民时迁入武城，当时的华北一带“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一片荒凉景象。修养生息近百年后，明成化丁末年，即公元1487年古历七月七日，王氏第五代人王道出生。其父王琮（音c〓ng），字苍壁，有七个儿子，长子王选，次子王道，后生五子均少亡。王琮在武城城内学校教书。出生在书香寒士之家的王道，天资聪颖，俊雅好学，很招人喜爱。他从小生活在武城（即今老城镇），十五岁到县学读书，十八岁中举为头名解元。明正德辛未年22岁举为进士。后皇帝选才，被选入北京翰林院任庶吉士之职。不久他以回家奉养祖母之名，辞官回家。皇帝诏令将其改为南京国子监教授。后又擢升为南京仪部主事，改吏部验封。嘉靖丙午起为南国太常卿，（太常卿为管祭祀礼乐之官，亦必是三品官，少卿为四品官），又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后为南京户部，后改礼部侍郎，又改北京祭酒，礼、吏部侍郎（正二品）。后赠尚书。
王道原配夫人李氏后封号宜人。继夫人张氏封号太宜人，生三男，长子幼康、次子幼广、三子幼庶。幼康举人，少亡，幼广邑庠生少亡，幼庶拔贡，后亦在朝中为官。
王道为官后，武城南门里的王府挂着一块门匾，上写的“琅琊衍绪”四个大字，是严嵩亲笔所题。
《王氏家谱》记载：王道为官后，嘉靖皇帝下诏书赐王道兄王选为六品冠带。王选谦逊地推说自己无学问，不称此职，于心有愧，终身不受衣锦，仍务农为生。
二、三辞朝官
明·嘉靖《武城县志》及《清·乾隆庚午武城县志》中均记载王道三次辞官不做，回归武城故里讲学。明·嘉靖《武城县志》均记载：“王道字纯甫，少颖悟不凡，十八领乡荐登正德辛末进士，初选翰林庶吉士，以欲养祖母及继母力辞前职。改应天教授。擢吏部主事，历员外郎中，选法公平，门无私谒，以辅臣荐升左春坊谕德。未几，以疾归家，十余年，杜门讲学，足迹不涉公府。性恬淡夷旷，慕邵雍、司马光为
人，而笃志力行实允蹈之。嘉靖间迁南监祭酒，科条严肃，经义德行各有学程。士类翕然宗之。旋复以疾告归家，后因台臣论荐，起太常卿，历北京祭酒，礼部、吏部侍郎。”
刚正聪明的吏部侍郎王道同众大臣一样对严氏父子为所欲为十分不满。严嵩对王道的品行才华十分佩服、器重，想为其所用。皇帝也深知王道才华藻丽，勤于政事，名传朝野，不断擢升重用。但刚正的王道却视高官厚禄如粪土，决心回家讲学。
在王道辞官还乡时，朝中六部很多官员写诗赠别，留恋地送出京畿。在《王氏家谱》中曾有过许多首诗，后在文革中烧毁。有人仅存了二首。
一、送王侍郎归武城
萧散高情早息机，衣冠祖送出都畿。
六官守道如君少，七襄辞荣自古稀。
沃野秋风黄黍熟，长河春水白鱼肥。
不才苦被樊笼系，矫首冥鸿故愿违。
二、送王道归武城七绝
十载为官两鬓丝，玉壶秋水共襟期。
潞河一棹还乡日，赢得松筠似旧时。
霄汉飞英五十年，衣冠令喜赋归田。
竹窗梦觉霜风晓，犹似朝钟到耳边。
两个朝代的县志均记载可看出，三次以疾苦归家，时间最长的是第三次。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严嵩为王道撰写的碑志中也写到：“旨允以病归。公虽去而名誉高，士大夫日其复用，居一载，（王道）起为南京国子祭酒，未几，又以疾乞归。自是一意家居，屏迹城府，读书、讲学，种树，灌园，以自适，盖
不通仕籍者，十有三年，而当时自公以至台谏荐疏，日至嘉靖丙午起为南京太常卿，未至，迁南京户部侍郎。”其第二次辞官还乡才一年，又被擢升为南京祭酒，其第三次辞政还乡时间最长，长达13年，回归武城教书讲学，足迹不涉公府。其敬慕宋代易学大家邵雍（字康节）及司马光，并一心一意学习其为人处事。严嵩在碑志中评价王道说：“两任国子执法，端教表率人才，期于俗变风美，入官虽久，自奉如寒素是以君子察其行而考其言，推其用心，而柄用以福生民利国家。”
三、侍郎之死
嘉靖25年，离开朝庭13年的王道仍在故乡开馆讲学。一天接到皇上让其返朝的圣旨，他以患疾养病为由让来使转告圣上。皇上也认为他又想辞官不做，然后又下达了第二道圣旨。首辅严嵩怕王道不归又加上他的大印，宣王道进京。严嵩不加印还好，一加印起了反作用，王道胆怯起来。此时，由于多年松驰的边防在崛起的北方民族冲击下溃散开来，剽悍的蒙古马队长啸直入。战报传来，在西苑修炼梦想成仙的世宗醒来。世宗忙招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抵御外侵。尤其想念足智多谋而迟迟不归的吏部侍郎王道。古训讲：文官怕宣，武官怕调，王道正犯此大忌，以为进京必死无疑。所以以疾不起床为由不返京都。正如严嵩在王道碑铭中所写“公已属疾，遂不起矣。”（1547年7月）世宗朱厚熜第三次宣王道进京，并对钦差大臣讲，王侍郎非一般人才，足智多谋，他头脑很好（指记忆超群），手写得很好（指文章书法）。这次去无论如何得把他带来。古历七月二十一日，王道听说皇上又派来钦差带旨宣其进京，本以疾不起，如活着进京去，岂不犯欺君之罪？欺君之罪必死，反正是死罪，遂在家吞金自杀。钦差对皇帝的喻旨理解有误，认为皇帝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头、手，遂砍下王道首级及手臂装入玉匣，火速回京交皇帝御览。嘉靖皇帝打开玉匣一见果是王道首级及他掌上细长的手指，知其死无疑，痛惜万分，失声痛哭：“一代圣人鸣呼，惜哉！惜哉！”遂下旨赠王道为吏部尚书，谥号文定，赐国葬，并配上金头银臂，责成济南府厚葬，赐祭田一倾二十亩，选茔地在武城县城南运河东岸，命首辅严嵩为王道写墓志铭。即：“明故吏部侍郎王公神道碑，分宜严嵩太学士（题）”，碑正面是“永垂不朽”。
济南府接旨后，在其墓地挖井制棺椁，以深井悬椁的国葬规格下葬王道。出殡五十天，一天一个同样的棺椁下葬，以防盗墓。《王氏家谱》记载：“墓建于河北龙湾口（城南2里运河拐弯处）计祭田一倾二十亩，坟五十家。”墓前有大赑屃驮石碑，石马、石羊、石人、石猴、石狮、石鸽、石磨等，号称“石仪方阵”。据老人们讲和宋代包公墓同一规格。
德州名士程先贞
孙寿昌
程先贞（1607——1673）为明清之际德州名士，字正夫，别号葸庵。明万历三十五年，程先贞生于德州一煊赫隆盛之族，锦衣鼎食之家，他祖父程绍，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为官勤政爱民，与权阉魏忠贤斗争一生，声满天下。先贞自幼受到正统儒家经典教育及世宦门第影响熏陶，他聪颖过人，文思敏捷，年轻便以祖（程）绍荫，授官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中年逢鼎革之变，他辞官归隐，回到家乡德州。明祚亡，由于世受国恩，先贞非常难过，杜门简出，家居三十载而不仕异朝，以读书著述自娱。著有《海右陈人集》、《德州志略》、《葸庵诗草》、《燕山游稿》、《安德诗文搜》等，特别是他的《州乘》一书，垂成而卒，终年六十有七。书稿交于李源（星来）、赵其星（仲启），（李赵均德州人进士）赓续后乃付剞劂（刻板成书）。
康熙初年，著名学者顾炎武初游德州，在州城第一个与先贞订交，俩人志同道合，结为亲密挚友，先贞大炎武六岁。炎武为先贞诗集作序《程正夫诗序》，先贞亦有《赠顾征君亭林序》一篇。文中叙及炎武行止：“每过吾州，辄见访，为余谈说经史，不惮娓娓。”《亭林文集》中，有《德州过程工部》诗：
海上乘槎客，年年八月来。
每逢佳节至，常得草堂开。
老桂香犹吐，孤鸿影自回。
未论千里事，一见且街杯。
炎武每次来德州，都是住进程家（州城内石头牌坊街，今石芦街）在程家又结识了州城名士李源、李浃、李涛等（三李德州人清初进士，源、浃官知县，涛侍郎）。
康熙七年（1668）山东即墨发生了一桩黄氏家奴姜元衡控告其主黄培、黄坦、黄贞麟“南北通逆”案。不巧此案涉嫌又牵连到顾炎武身上，因此顾在济南下狱七个月。消息传到德州，程先贞、李浃、李源等，闻讯立即奔走呼号，他们各自利用同僚、官场友好关系和个人的声誉、才名及社会威望，八方疏通，上下斡旋，鼎力相救，使炎武先生获释，免除囹圄之苦。情同手足，略见一斑。
康熙十二年（1673）程先贞病逝，顾炎武由章丘大桑家庄赶来德州，为亡友执绋送葬，敬挽诗曰：
文献已沦亡，长者复云殂。
一往归黄泉，百年若须臾。
寥寥扬子宅，恻恻黄公垆。
挥涕送故人，执手存遗孤。
末俗虽衰漓，风教犹未渝。
愿与此邦贤，修古敦厥初。
由于上次“南北通逆”案涉嫌之牵连，加之亲密挚友程先贞君病故，顾炎武便产生了舍弃在山东的漫游，计划到西北去定居的念头。
德州名士程先贞病逝后，德州人对他的评价甚高，他不慕荣利，淡薄仕途，学识渊博，著述丰实。他的《州乘》、《德州志略》后被清康熙年间德州知州金祖彭、乾隆年间知州王道亨所续修的两部《德州志》所引用，都是依程先贞著述为蓝本而成。他那高尚的爱国情操，忠贞的民族气节（不仕满清），三百多年来为德州人所敬仰。
古人非常注重“气节”，特别是读书人，对“失节”认为并非个人之事，而是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具体到一个人来说“人无植节，行若狗彘”。为什么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那么尊敬崇拜程先贞，便是不言而喻者也。人生富贵不足道，其辱人贱行，贤士大夫者万万不可行也。
祀砚田家世和生平简介
程明三
祀砚田（？——1900）祖籍山东省郓城县佀家楼。明朝嘉靖年间，其先祖佀××在朝为官，反对权奸，怕被严嵩斩草除根，让两个儿子改姓佀的同音祀（不在百家姓），远走高飞。两兄弟逃至平原谭家林（现腰站），年长的继续北逃，年小的留居落户，成为平原祀姓始祖。
数传至祀三俊（祀砚田的曾祖），到济南抚院门前卖大饼，因解囊济困结一挚友。后来，此友发迹到山西做官，祀三俊随往，借助其力爆发。祀砚田之父祀克达（字茂庵，号老盛），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考中武举，由孙家（祀砚田的族孙祀东瀛说，大概是祀砚田的姥娘家）手中买得现王打卦乡花园，并由腰站小祀庄，迁居于此。
花园，开始是清康熙年间董探花（名讷，平原县董路口人，曾任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左都御史）之二弟董调（岁贡生、行人司行人）的别墅“二如园”（又名承渊圃）。乾隆年间纂修平原县志时已几易其手。清朝末期演变为“祀泉花园”，并以佃户和雇农为主形成花园村。花园祀家最兴旺时，有耕地、林果地、河滩苇地共约十二顷（花园、城南朱庄一带各半），平房数十间，清初修的望河楼一座，牛驴骡马一大群。佃户、雇农的房宅都是祀家白给的。同时，祀克达腰站的亲弟弟祀克通和几个叔伯弟兄，也都比较富。因家传，祀砚田和其堂兄祀宝田都考中武秀才，其族孙祀东成也以武术熬了个外委千总。旧社会儿女婚配，讲究门当户对。祀砚田的堂兄弟祀公田，岳父在夏津倪庄，家中有一武举，是富户。祀宝田的岳父在高唐州李化梓庄，家中有一武秀才，名李鸿魁（又名李泽），是高唐城北义和拳之首，曾和王立言、徐福、孙（董）衍邦一起，反洋教，杀赃官。
祀砚田身材魁梧，性格开朗豪爽；为人正直，仗义疏财；平易近人，交游广泛；有民族观念和爱国思想；再加其家世和个人功名、里长身份，在平原城西马颊河两岸，和以腰站为中心的平、恩、夏、高四县交界地区的各类人中，均有一定声望，但也积有吸毒（鸦片）恶习。其父去世后，家庭经济每况愈下。义和团兴起时，祀砚田担任下辖18个村庄的平原县第十二里里长，家里只剩下二、三十亩地、一匹马，房子也不太多了。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亡日益深重，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天主教、基督教（耶稣教）更加猖獗。在这种形势下，农民自发的爱国反帝组织神拳、义和拳，在长清、茌平等县开始蓬勃发展。光绪二十四年冬或二十五年初，高唐人孙衍邦（乳名二小）由在平的琉璃寺将义和拳传入现腰站镇小芝坊。随后，附近的北堤、锅培口……和苏集乡的前杠子李庄等村都办起了拳场。同年春，北堤的拳民越过马颊河，将义和拳传入现平原县王打卦乡南侯庄（原属恩县）。接着，义和拳沿马颊河西岸迅速向北发展，不久传播到现王杲铺和三唐乡境。春末夏初，北堤、小魏庄的拳民揭开反洋教的序幕；朱红灯等著名拳首来平原城南摆会亮拳，会聚拳友，宣扬技勇，激发了平原人民反洋教的斗志。到中秋节前后，南起现苏集乡，北至王杲铺乡，掀起了清算不法洋教徒的高潮。拳民们的爱国行动，吓坏了平原知县蒋楷。农历八月十八日，派兵役窜至前杠子李庄，抓捕六拳民下狱。这时的祀砚田，虽然没有公开参加义和拳，但早就同情、支持拳民的爱国反帝行动，并和不少拳首有交往。农历九月初七日，祀砚田和商永和、黄某、段某等四里、庄长、受义和拳拳首请托，同赴平原县衙，要求平原知县蒋楷不要请兵，向其说明拳民所以“抢”，是因“无所得食”；所以掳人，是为了换赎被捕之六拳民。蒋楷拒不答应。当晚，祀砚田等四里、庄长，又转托许教谕、林县丞和张典史，同向蒋楷申述他们之说，并微露索要陈德和之意，请示可否释放被捕六拳民。蒋楷仍然顽固不化。义和团杠子李庄起义之后，济南知府卢昌诒和候补知府、统领亲兵马步队袁世敦、率兵前来镇压。在到杠子李庄捕空，前往大芝坊森罗殿之前，卢昌诒等共议：“统领进扼其吭，仍请祀砚田、商永和先往议抚。”官兵一近森罗殿即打起来。
森罗殿战后，虽然平原的主要拳首有的逃匿，有的被捕入狱；鲁西北的著名拳首朱红灯、本明和尚不幸被捕杀；王立言等的拳民队伍也失败，但义和拳反洋教斗争的怒火并没有彻底熄灭，不良教徒仍然惶惶不安，甚而捏造事实，诬陷拳民，向其洋主子求救。农历十一月初，驻恩县庞庄教堂的美籍牧师博恒理等致函平原知县，胡说花园村拳匪聚众，定于十三日起事，抢掠教民，焚烧教堂，嘱其立即派兵役拿办。平原知县承泗率队驰往镇压，村中均各安谧如常，并无博恒理所说之事。此后，根据道台札饬和高唐知州的谕令，祀砚田被招至高唐，协同李鸿魁（李泽）等分赴城乡集市，劝谕民间早撤拳场。这样，不良教徒和洋教士还是耿耿于怀。光绪二十六年二月，驻恩县庞庄教堂的牧师明恩溥，又致函山东省洋务局并转巡抚袁世凯，以不良教徒的挟嫌诬指之词“平原……拳匪声言，散帖招聚多人，杀绝教民，一概不留”，加害张玉琢、祀砚田、李长水等人。同月，平原知县回禀：“遵查该教士所开李长水一名，确系拳匪，屡经卑职悬赏勒缉，尚未就获。其张玉琢、祀砚田二名，前据美教士博恒理来函，谓系拳首。卑职查明张玉琢等并非著名首要，亦无为匪实据。访其来由，始知……张甲乙……入教恃为护符，致与张玉琢势成不解之仇。……难保不假词怂恿，冀报私仇。所有祀砚田一名，前蒙本道饬令招致劝撤拳厂。旋经卑职查明在高唐境内，随同该处董事等劝撤拳厂属实。并未有扰害闾闫情事。业经禀明本道暨洋务局备查在案。”由此可以看出，直到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下旬，祀砚田还没成为义和团公开的拳首。
自1899年11月至1900年4月，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反反复复，在“剿”还是“抚”的方针上，举棋不定。直至6月上旬，清廷关于“剿”或“抚”的命令还是矛盾反复的。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山东巡抚袁世凯一直主张“剿”，但是随着态度的反复，和直隶等省义和团的壮大和活跃，平原拳民的反洋教活动还是伏起相间向前发展的。农历4月，姚诗志接任平原知县。他为了控制义和团，应付袁世凯，保己乌纱帽，软硬兼施让祀砚田出任城西义和团首领。祀砚田就任拳首后，既没有放弃义和团反帝爱国的宗旨，更没有按姚诗志的旨意将义和团变成官办的团练，仍然继续坚持反洋教斗争。特别是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颁发那拉氏西太后对外宣战、将义和团收为义兵的上谕后，平原城西义和团的活动迅即掀起新高潮。祀砚田亲率二百拳民火烧了看水庄、董路口（以上现属王杲铺乡）等村教堂；带领亲随北上直隶河间，谒见清政府大员，挂号、讨令；让王长进（花园人，祀砚田的得力助手之一）等进京“扶清灭洋”。同时，在祀砚田领导下的拳民，又清算惩罚了尚家庙子（现属炉坊乡）为富不仁的洋教徒王富有（人称王五爷）。祀砚田不仅领导拳民火烧洋教堂，惩罚不良教徒，并且逼令车王庄（现属王庙乡）等村教徒反教。使那些认贼做父，以入洋教为护符，狗仗人势，欺压、剥削、诬陷平民的二毛子（犹如后来称伪军为二鬼子）惶惶不可终日。因而祀砚田和花园之名远扬茌平、陵县，惊动了袁世凯。1900年12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到的陵县禀中说，卑县查路勇役于八月（农历）盘获身佩单刀的高春田到县。讯据高春田供称，平原县车王庄人，素奉天主教。因本境花园庄有义和拳祀砚田等欲将其杀害，因惧反教，遂跟祀砚田等学拳。祀砚田给单刀一把，令他先往陵县城东旧城墙外等候聚齐，听他调谴……。同年9月10日（农历八月十七日）到的在平县禀中说，复奉宪台（巡抚的等称）札饬，访闻花园寨一带各处匪徒冒充义和团聚众滋事。闻有石统领、祀砚田等刻往茌平各处。饬即确查禀复……现据外出勇役回报，查得花园寨等处，与茌境相距甚远，石统领、祀砚田等亦查无确切踪迹。复禀又说，既闻该匪在花园寨等处聚众，难免不窜入他处……。袁世凯看后批复说，报告已阅，希仍随时认真防范弹压。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西太后在逃亡途中为了早日求得列强饶恕，公开出卖义团。9月7日（农历八月十四日）颁发谕旨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袁世凯接旨以后，残杀拳民更加猖獗。在形势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祀砚田被迫逃匿夏津县倪庄亲戚家。秋末，其亲随、干儿脏态（？）卖主求荣，前往倪庄侦探。户主见行迹可疑，建议祀砚田杀他灭口。祀砚田因重义气，认为他也不可能忘恩负义，没有下手。脏态走后，为防万一，祀砚田转移他处。平原知县根据密报，派官兵和差役到倪庄逮捕祀砚田。因祀砚田已经转移，兵役便将其亲戚逮入平原监狱，当做人质并逼其交代祀砚田的下落。祀砚田一向重义气，认为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能连累亲戚受冤枉，便毅然于心无愧地到平原县衙投案，求释被株连之人。遂被革去功名、逮捕收监。被捕后，全里十八个庄都推举代表到县保释，其母也以武举夫人身份向县官求情，都没有起作用。这时祀砚田的两个助手——王文盛（花园人）和王长进也东躲西藏。不久，王文盛机智脱险逃往东北。知县姚诗志升堂审讯，祀砚田据理反驳，骂的他一塌糊涂。初冬，祀砚田出西门就义时，大骂姚诗志出尔反尔不讲信义。
说明：一、祀砚田的祀，因不在《百家姓》，在档案和书刊中都以谐音或同音误写为施、史或司，本文一律改为祀。
二、对“拳匪”等一些诬蔑词句，为尽量保留引文原貌，一律没加改正。
教育家齐思和
齐思和，字致中，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5月7日生，宁津县人。其父齐璧亭，早年留学日本、美国，后致力于女子教育，为鲁西北著名教育家。齐思和幼年受新式家庭教育，9岁入宁津县模范小学，12岁入县立高等小学，不久随父母移居天津，入东马路私立第一小学高小班。他在小学时代，即喜读古文，成绩优异，颇受师长器重。1922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后，又潜心学习史学。当时范文澜在该校任国文教员，兼教经学、史学课程。他受范氏启迪，开始研究清儒学派，为后来治史打下了初步基础。
1927年，齐思和考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历史。1928年9月，转入北平燕京大学，仍修历史。1931年7月，燕大毕业后，以优秀成绩考取留美生，入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部，攻读西洋史。1933年7月，获历史科文学硕士学位，留校继续深造。1935年7月，获哈佛大学历史科哲学博士学位，旋回国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兼课，讲授史学概论。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沦陷。齐思和为摆脱日伪控制，放弃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的职位和待遇，转到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任副教授。1939年起，他兼任该校历史系主任。1941年8月，升任该校教授齐思和在燕大期间，讲授过中国上古史、春秋史、战国史、史学名著选读、世界近现代史等课程。在授课和管理教学之余，进行先秦史的研究，曾发表了《黄帝的利器故事》、《五行说之起源》等文章。1938年前后，他重点研究战国史。当时，关于战国史的资料，尚缺乏整理。他将见之于《国策》、《纪年》、《史记》及其他各家传记中所记战国时代之年代、舆地、典章等资料，详加钩稽，写成《战国制度考》一文，首先提出了战国变法运动始于魏，后来吴起将魏国的先进制度推行于楚国，商鞅又将魏国的先进制度推行于秦国的见解。所作《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一文，从《孙子》一书反映的政治制度、军事组织、战争技术、哲学思想、著作体例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了该书成于战国时代。文中提出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种书的见解。这一见解，后来被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汉简所证实。这一时期，齐思和还发表了《先秦农家学说考》、《战国策著作时代考》、《战国策著者高诱事迹考》等论文，出版了英文《西洋现代史》等专著。
齐思和在从事史学教学与研究的同时，一直关心着抗日战争事业。他曾于1938年向晋察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捐赠过药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强行解散燕京大学，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署下令燕大教职员登记。他不顾日伪的威胁利诱，拒绝登记。后转入私立中国大学任教，坚持了民族气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燕京大学复校。齐思和返回该校，任历史系主任兼《燕京学报》主编。1948年起，又兼任文学院院长。他在授课和管理教学之余，研究西周史，先后发表了《西周地理考》、《毛诗榖名考》、《周代锡命礼考》、《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中西封建制度研究》（英文）等论文。其中《西周地理考》一文，不同意钱穆的《周初地理考》一文提出的周族起源于汾水流域的说法，进一步论证了周族发祥于渭水流域的观点，并且论述了周族由渭水流域逐渐向东发展的过程及其地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齐思和继续从事大学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讲授世界中世纪史等课程，编写出版了《世界中世纪史讲义》，主编出版了《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发表了《从伽图的农业论看罗马农业》、《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度》、《从英国封建庄园看欧洲庄园制度的特征》、《十三世纪英国土地制度研究》、《从世界史角度看土地国有制》、《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英国史里边的鸦片战争》、《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论文多篇。他还参加了《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的编辑工作，担任了《世界历史小丛书》副主编。齐思和学贯中西，著述丰富，为培养中国史学人才和推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2月20日，齐思和因心力衰竭在北京逝世。
（德文）
王旭鹏传略
王玉玺
王旭鹏，原名王化友，1907年出生在山东省平原县腰站镇徐庄。王旭鹏天资聪颖，自幼好学，上进心强，1922年考入县立职业学校，1924年毕业后，又考入省立临清棉业讲习所。在校期间，他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受民主革命新思潮的影响，他曾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演说，开展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
1925年9月，王旭鹏从临清棉讲所毕业回乡，通过关系，在县保安队当缮写上士。此时，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延伯真和共产党员李宗鲁在平原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并和县长刘耀东（国民党员，较开明）建立了统战关系，经常出入县衙。于是，王旭鹏与他们有了接触。在交往中，王旭鹏从他们那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进步很快，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产生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
同年10月，经李宗鲁、延伯真介绍，王旭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他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积极搜集情报，做好联络工作。并经常深入到县城附近的农村和腰站一带，开展农运，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发展了小辛庄张振隆、堤上村张殿选、阚庄的刘玉敬等入党。
1926年春，王旭鹏和张振隆等组建了平原县第一个党支部——小屯党支部。支部以张振隆开的药铺作掩护，积极开展工作。支部还在恩县刘宁口、津期店一带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刘宁口党小组。
1926年3月7日，中共山东地委在长清召开了全省农运扩大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王旭鹏作为平原县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同年9月，大革命处于高潮时期，鲁北党组织进一步得到发展。根据形势需要，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平原建立鲁北地委。王旭鹏根据地委指示，在县保安队秘密进行革命宣传，做官兵的争取改造工作。同时，他还派同学仇万兴（1926年6月，由王旭鹏介绍入党）打入县警察所当检邮，将上级党组织的信件秘密转交给地委。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地委创办了机关刊物《鲁北》（后改为《露白》、《鲁白》），王旭鹏和张文轩等几位党员负责将刊物分发到各基层党组织，有时，夜间去各村镇张贴。
1927年9月，山东区委负责人邓恩铭、丁君羊等来平原，在城东三里杨村召开了鲁北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会后，鲁北地委在潘庄召开了鲁北8县农民暴动会议，王旭鹏作为平原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发动农民举行暴动的问题，并成立了鲁北暴动行动委员会。王旭鹏任委员，负责发动平原县的农民。
1927年10月，根据山东省委指示，鲁北地委改为鲁北县委，王旭鹏任委员。此时，王旭鹏已离开保安队，主要负责农运工作。12月，王旭鹏、李宗鲁等去禹城季李胡店、安仁镇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发展杨创正（杨中一）、杨瑞亭（杨凤亭）等人入党，并建立了党支部。1928年春，安仁镇西街首事李汉林等人，以摊派国军过境粮为名，横征暴敛，人民十分愤慨。王旭鹏听取汇报后当即指出“应抓住时机，发动群众，查帐揭发其侵吞公款公粮的罪行。根据王旭鹏的指示，安仁镇党支部领导群众，经过斗争，终于查清了李汉林侵吞公款的事实，迫使当局撤换了李汉林。这期间，王旭鹏还多次到夏津检查指导工作。由于王旭鹏艰苦的工作，平原和恩县交界地区的党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
1928年4月，山东省委撤销了鲁北县委，组建了鲁北特委，王旭鹏任委员。这时，他因积劳成疾，患肝硬化腹水症，在家养病。5月，特委遭反动武装袭击，特委书记李春荣等11人牺牲。同时，蒋介石的新军阀军队进驻鲁北，平原县反动政府对全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行了大逮捕，党组织遭破坏。6月，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将鲁北特委立即改为鲁北特支。特支由王旭鹏负责。病情刚刚好转，王旭鹏不顾生命安危，毅然担起重任，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由于当时的环境恶劣，鲁北特支没有固定驻地，主要在平原城西南徐庄、小屯一带开展地下活动。王旭鹏时常带病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他白天化装外出活动，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处理上级和基层组织的信件。为了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他经常带领同志们在县城和大集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鲁北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已有支部14个，党员61名。但是，王旭鹏的病情却在极度劳累中恶化了。
10月，平原县反动政府对全县党、团员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一天，重病中的王旭鹏，得知敌人要来小屯、阚庄、徐庄等村。面对十分危急的情况，他从容镇定，置生死于度外，一边设法通知同志们撤离，一边烧掉文件和书信。当天，敌人骑兵队闯进了王旭鹏家，见他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便带走了他的妻子和哥哥做人质（后花钱赎回）。11月，王旭鹏病逝，时年21岁。1956年，经山东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张袖石烈士传略
张袖石，化名张博，1908年生于庆云县板营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他是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的发起人之一。历任救国军司令部书记处处长，庆云县、盐山县第一任抗日政府县长，一地委政治部主任、三地委副书记等职。1943年3月17日，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
张袖石9岁入学读书，他聪颖、勤奋，只因家境窘迫，15岁时辍学，后来便到天津去闯荡，靠出苦力谋生。幸与一同乡邂逅相遇，同乡念其聪慧，出力供读，张袖石遂得以到铁路学校继续念书。在学校里，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开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蒙。
张袖石20岁时返回家乡，在本村高小当了庶务员。因他廉洁奉公，深受师生们的信任。他利用与学校师生的亲密关系，将自己在天津接受的进步思想和阅读过的进步刊物，秘密地在师生中间广泛传阅，对于新思想在当地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1934年春，庆云县党组织领导的马颊河罢河工斗争遭到了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了庆云大地，血气方刚的张袖石对旧社会腐朽黑暗的统治和国民党当局的凶恶残暴深恶痛绝。他甘愿冒着被抓被杀的危险，积极寻求革命道路，立志做一个有为青年。当张袖
石得知他的同乡范普权（共产党员）因在泊镇师范发动学潮斗争，被反动当局和学校开除的消息后，立即与他联系，积极动员他回乡教书。正是由于范普权的参入，对庆云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起了重大作用。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张袖石开始向党组织靠拢。1935年，在大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活动面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经范普权等同志介绍，张袖石面对鲜红的斧头镰刀旗，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拯球中华民族的危亡，遵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张袖石与同志们一道，积极筹划组织抗日队伍的工作。为此，他经常走村串户，利用各种人际关系，在田间地头，在煤油灯下，向广大村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人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动员人们组织起来，为抗战出力。经过他们艰苦努力，不久，抗日救国会第十三分会和庆云县抗日救国军便相继宣告成立。这支抗日武装的诞生，张袖石倾注了大量心血。
抗日救国军成立后，名气越来越大，许多人前来投奔。这期间，曾有一部分由沧县向南方溃逃的旧警察也来参入，他们中间，有个姓张的小头目，委身于此一是慑于救国军的威力，二是心怀异志，想暂且栖身后另谋他图，并非真心抗日。这个小头目开始在救国军中拉帮结伙，网罗党羽。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张袖石看在眼里。就在救国军到旧县总部会合的这天，张袖石精心安排，待这个小头目进屋时，下了他的枪。然后对他们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训导。鉴于县抗日救国军这支新组建的队伍的人员成分极其复杂，张袖石决定亲自担任县抗日救国军书记处处长，他为了纯洁救国军的队伍，统一大家的思想，而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教育转化工作。
整个冀鲁边区的抗日救国军汇合以后，便趁日寇沿津浦、平汉铁路南进、敌后空虚的大好时机，着手建立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敌后武装力量。1938年初，由救国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别动纵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连续转战冀鲁边区各县，除汉奸、灭恶霸、斗顽匪、威震盐山、无棣、乐陵、宁津一带，吓得庆云县伪县长王兆康只身逃往沧州。国民革命军决定趁机拿下庆云县城。
王兆康逃跑后，庆云县只剩伪保安大队把守，伪保安大队长为防游击队来袭，派手下加深护城河，在城外围上铁蒺藜，还把东西两个城门用土坯垒实，日夜闭门防守。为了减少伤亡，张袖石建议采取智取的办法拿下庆云县城，并主动要求进城去做伪保安队的分化瓦解工作。征得领导的批准后，张袖石只身一人化装混入城内，与县伪保安大队接触，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做通了一些人的工作，促使一个伪军中队起义，通过里应外合，三十一游击支队以最小的代价一举解放了庆云城。4月5日，冀鲁边区第一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庆云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张袖石当选为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当时，有一股国民党的部队盘踞在庆云县严务村，他们经常借机挑起事端与抗日队伍闹摩擦。为了制止他们的挑衅行为，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张袖石亲临严务与其谈判。面对国民党兵的刀枪威胁，张袖石大义凛然，毫不怯懦，据理力争。他向国民党部队的头头和士兵们晓以大义，宣传我党一贯团结抗日的主张和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阐明分裂的危害，终于说服了广大的士兵，粉碎了国民党部队个别头目借机滋事，制造事端，破坏抗战的阴谋。
由于工作的需要，张袖石先后又调任一地委政治部主任和三地委副书记。虽然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但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尊干爱兵的优良革命传统。他与干部战士和驻地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从来不搞特殊。一次，部队行军到一个村，开饭时，警卫员心疼他日夜操劳，日渐消瘦，就给他要来几个馍馍和一碗菜。张袖石问：“战士们都吃这个？这个村的老百姓都吃馍馍吗？”“这……”没等警卫员说完，张袖石一摆手说：“快送到伤员那里去。去呀！”警卫员望着张袖石消瘦的双颊和深陷的眼窝，还想说什么，但被张袖石那严厉而深情的目光制止了。
张袖石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依然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和乐观的人生态度，他举止文雅，言语幽默。有一次，张袖石正脱下褂子捉虱子，正巧被房东老大娘看见。看到他身上那么多的虱子，房东大娘说：“哎哟，快让虱子把你吃了。”张袖石索性抓起一把笤帚扫起来，并且边扫边风趣地对大娘说：“虱子吃不了我们，它们和害人的日本鬼子、汉奸一样，迟早要被我们一扫光。”
1943年3月17日，日军纠集驻扎在庆云、乐陵、阳信、盐山等县的伪军共1000多人，分13路对庆云的“三汾水”（汾水王、汾水马、汾水杨）一带进行合围式的“扫荡”。一度将活动在这里的三地委、三分区包围。接到情报后，地委、分区机关从拂晓开始由大、小丁庙向南转移。到达刘化风村南头时，先头部队与敌遭遇。部队边打边撤，敌人尾追不放。当撤到蔡王村西时，三分区副司令杨成德在激战中中弹牺牲。张袖石与三地委书记李广文、冀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李其华及一部分战士继续分头向北转移，到达汾水王村东南时，又与迎面赶来的200多名敌人相遇，身为三地委副书记的张袖石率领战士们向敌人猛烈射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李广文、李其华等领导同志则乘机突出包围圈，而张袖石等人却被敌人紧紧咬住。当张袖石和另外7名战士边打边走转战到小田村西北时，又遭到敌人的截击，后面的敌人也乘势追了上来，把张袖石和7名战士团团围住，此时，张袖石镇定自若，他一面指挥战士向敌人射击，一面观察寻找突破口，但是敌人越来越多，包围圈越来越小。这时，张袖石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高声向身边的7名战士喊道：“同志们：我们宁死不当俘虏！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当每人剩下最后一粒子弹时，他们高喊着“至死不当亡国奴”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46年3月14日，张袖石的灵柩迁葬故里。庆云县人民政府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政府和各界群众敬献挽联，以志纪念。
张袖石的家乡板营村民众送来挽联：
勇气本堪钦视死如归捐生愧煞偷生辈
敌风尚未息欲扫而平靖难偏成殉难人
中共庆云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各救会送的挽联是：
救国先起义毅然投笔从戎冀鲁打开根据地
抗日抱血心竟致杀身成仁渤海留下壮烈风
张袖石去了，他是为民族的独立而死的，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死得伟大，死得壮烈。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庆云县民政局）
抗日英雄节振国
刘长居
《武城县志》记载，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生于1910年，山东省武城县（老城西）刘堂村人，汉族。他年幼时因家贫全家逃荒到河北开滦赵各庄煤矿。在他14岁那年，父亲因病早逝。因生活所迫，他便下煤井当了童工，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养成了刚毅、倔强、勇敢和善于助人的性格。他还跟师父学到了一身好武功。
1938年，八路军为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节振国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开滦煤矿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节振国还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派为工人纠察队队长。这一运动，点燃了产业工人抗日的革命火焰。后因叛徒夏连凤和汉奸“耿三阎王”告密，节振国遭到了滨田为首的日寇追捕，由于他武功好，机敏过人，连劈日寇3人，负伤摆脱了追捕。随后他组织工友百余人，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了抗日游击队，后改编为工人特工大队，节振国被任命为大队长。在抗日斗争中，他们配合党组织在冀东一带开展了大规模武装暴动，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抗日高潮，使日寇到处受挫。日伪军一听到节振国的名子就胆战心惊、闻风丧胆。当年7月18日，工人特工大队出其不意的消灭了活动在赵格庄一带的日伪武装，胜利战果振奋了整个开滦矿区，矿工们纷纷加入抗日队伍，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八路军冀东农村大暴动，使日寇节节败退，创立了我国抗日斗争史上产业工人、农民与主力部队配合作战的典范。
1938年冬，冀东地下党组织发展节振国为中国共产党员，并于翌年9月，选派他到中共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1940年夏，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冀东党组织负责人汇报时，当听到节振国典型事迹时，高兴地说：“要好好培养他”。1940年8月，节振国结束党校学习，回到冀东，并随即奉命参加了尤各庄一带的截击战。战斗中，节振国冲锋在前，机智勇猛地击溃了敌人的重机枪火力点，同战友一道顺利地歼灭了日军50余人。但不幸地是，节振国在战斗中被暗藏的残敌冷枪射中而壮烈牺牲。
节振国牺牲后，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广为宣传烈士的英雄事迹。”此后，在全军乃至全国开展了一系列向英雄节振国学习的活动。《中国工人》杂志还于1957年连载发表了作家王火的报告文学：《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1958年唐山京剧团将节振国的英雄事迹创作上演了京剧《节振国》。1965年，唐山京剧团这一优秀剧目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
王克东传略
王朝玺
王克东，1915年5月14日生于山东恩县刘庄（现属平原县恩城镇）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恩县县委书记、观城县委书记、曹县县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围场县委书记；建国后，历任热河省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共热河省委秘书长、中共承德地委第一书记、国家农垦部公社局局长、计划局局长等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顾问，1986年1月离休，1991年6月病逝于北京，终年76岁。
王克东同志在他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敌人，横眉冷对，勇于斗争，对人民则甘愿俯首为“牛”。他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埋头奉献，从不索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虽然位居要职，却仍是人民群众的真正公仆，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扎扎实实为群众谋利益。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在“左”倾路线干扰时期，他襟怀坦白，交明磊落，刚直不阿，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唯书、不媚上，一切从实际出发，虽蒙受20年不白之冤，但为了党的事业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高尚品德。
一、接受革命思想薰陶
王克东原名王玉成，抗战爆发时，为表示驱除东虏的决心而改名“克东”。
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下了关东。他12岁才入不收学费的东关试验小学读书，两年后考入也不交学费的县立职业学校。在职校读书三年间，语文教师马怀礼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他开始受到人生启迪。
马老师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讲课时，经常提到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特别对李大钊推崇备至，讲李大钊怎样教导学生读书进步，怎样教育工人不当牛马和奴隶，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在当时的严重白色恐怖时期，马老师甚至讲国民党同共产党之争并未结束，谁胜谁负现在定不了，要象李大钊这样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团结群众并为群众谋幸福的干法，最后胜利恐怕在共产党方面。
这位马老师还经常在县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自由演讲时，上台慷慨陈词，抨击社会时弊，不点名地揭露县里官场上一些贪赃枉法现象，使当时恩县县长杨玉镶十分尴尬，自然对他怀恨在心，因此，大约在1930年（或31年）的一天，马老师突然被捕了。王克东和职校的师生去监狱看望时，马老师很镇静，拍着脚镣对学生们说：“不怕这个！你们放心，我没做坏事，你们要好好学习。”王克东和同学们都掉泪了。
马怀礼老师的身份虽然对王克东来说一直是个谜，但这位老师却使他少年时期就对共产党有了好印象，他知道了李大钊是好人，是反对不公平的黑暗社会的带头人，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是为穷苦老百姓谋幸福的党。
1932年7月王克东考入山东省立平原第五乡村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又有幸遇到两位好教师。一位叫李一凡（李竹如），教他们二级的《农村经济学》；一位叫马霄鹏，教他们二级的《乡村社会学》。两位老师讲课都能联系社会实际，不仅使同学们增长了知识，还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如李一凡老师讲农村经济学时，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生产过剩”，实质是资本家残酷压榨得广大劳动人民吃不饱饭，买不起衣，流落街头的一种反映。中国的社会经济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根本不能自由自主地发展。现在，东北已经丢失，华北陷入危急，日货充斥市场，走私日益猖獗，内战连年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也不得温饱，冻饿而死的事件时有所闻，即使遇到丰收年月，也是谷贱伤农，农民的生活照样不好过。马霄鹏老师讲社会学时，列举贪官污吏劣迹，揭露社会黑暗现象。当时的平原县长叫曹梦九，过去当兵时是韩复榘的伙伴，韩当上山东省主席之后，曹也闹了个县官当。他为了敲诈钱财，设置了一个密告箱，还好用鞋底打人嘴巴，所以人们送他个外号叫曹大鞋底。有次没问原由用鞋底打了上海一位记者的嘴巴，记者们在山东不敢惹他，有苦难言，但回到上海就在各大报上登出了这件“新闻”，引起社会舆论的公愤，弄得韩复榘不得不宣布将这位曹大鞋底撤职。但接着就悄悄地把曹由平原这个三等县调到一等县高密当县长去了，月俸由大洋300元一下子升到500元。在那个黑暗社会里，这等丑事到处都有。
当时，王克东还不知道，这两位深受乡师同学们崇敬的教师，是地下共产党员。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1934年10月，在学生中秘密建立了中共平原乡师党支部，王克东的同乡好友马诚斋就是党支部书记。
1935年5月，党支部发动全校学生举行了反对国民党省教育厅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大罢课斗争，由于王克东是二级一班班长，学校里许多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在学生中威信较高，罢课学生同校长交涉时，一致选他当了学生会会长。
罢课学潮坚持了三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第四天被县警队镇压下去了，马诚斋等6位同学被开除，王克东也被国民党县党部传去谈了话。还好，没有对他怎么样。
这是王克东第一次经受群众斗争的锻炼。
二、在血与火的考验中
1936年暑假，王克东于平原乡师毕业后，按当局要求，到济宁学习（乡村建设理论），结业后被分配到武城县饶阳店薛官屯乡农学校担任校长。
这时，马诚斋多次找过他，给他书看，并给他介绍国际国内形势。有一次，马诚斋问他：“你如果被捕，能坚持不？”王克东说：“当然能坚持！”提到入党，王克东当时还认为只有象李大钊那样有学问的人才能当共产党呢，自己怎么行！可马诚斋走时，跟他打了这样一句招呼：“咱们是一伙的了。”不久，马诚斋回来向他正式宣布，党组织已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这是他意想不到的事，感到格外高兴，激动不已。时间是1937年10月。
入党后，他就按组织的布置和要求，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寇沿津浦铁路侵入山东。这年11月，他和马诚斋在武城县张官寺一带发展了十几名爱国进步青年入党，并在他俩发动指导下，由白金荣、李华珍拉起一支80多人的抗日武装，开展破袭铁路、骚扰日军的游击活动。
1938年2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由冀南挺进鲁西北，在恩县旧城镇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鲁西北特委代表张承先帮助建立了恩县县委，马诚斋任书记，刘子蔚任组织委员，王克东任宣传委员。当时王克东不知道书记是什么职务，还闹了个小笑话，他对马诚斋说：“我当书记吧。”马诚斋对他笑笑：“别变了，这是上级党组织决定的。”——他把书记当成秘书了。
不久，津浦支队消灭了残害民众的恩县顽匪孔三滚子（孔宪圣），争取了当时愿意同我合作抗日的土匪王化三部。在县委领导下，建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恩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彭天琦任主任，刘子蔚任组织部长，王克东任宣传部长。恩县战委会成立后，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发动群众，组织青壮年参军支前，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战活动，为开辟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这年5月，在县委领导下，恩县又建立起百余人、七八十支枪的抗日游击大队。不久，马诚斋调鲁西北特委，刘子蔚接任县委书记，王克东改任组织委员。
抗战初期，随着日寇的侵入，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撤退，鲁西北一带土匪杂团武装蜂拥而起，各霸一方，残害百姓，十分猖獗，也给县委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1938年6月，八路军六八九团、七六九团和第五支队、津浦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歼灭了顽菲李俊兰部主力，李俊兰和张栋臣等土匪杂团，或逃遁或收敛。恩县县委乘胜开展工作，局面大为好转。王化三这时虽然暗中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但为了继续假装抗日，会同国民党顽固势力及当地豪绅，在抗战一周年时召开了个纪念大会。县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不利团结抗日的言行，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并由王克东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发言，王化三等对这个纪念会本来没做认真准备，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只是打了一阵官腔，因而会场紊乱嘈杂。而王克东和刘子蔚事先准备好了讲稿，他发言时，有理有据地揭露了顽固分子假抗日、不抗日、真反共害民的所做所为，并把我党全民抗战的主张向群众作了宣传，影响很大，弄得王化三和国民党恩县县党部的顽固分子非常被动，只好草草收场。
这年秋冬，鲁西北大部县城失陷。1０月15日，日军侵占恩县县城，1939年初王化三公开投敌，继张子成充当了伪县长，中共恩县县委领导的抗日活动，在农村继续开展。
1939年7月，刘子蔚调卫东地委，王克东接任恩县县委书记。在卫东地委领导下，到9月，以平原五区为中心的五县（平原、恩县、夏津、高唐、禹城）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起来，恩县的工作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2月，王克东被调到鲁西区党校学习，从此离开了家乡恩县。
1941年春，王克东被调观城县，任县委委员、抗日政府县长，直到42年底。这一时期，正值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敌伪杂顽匪勾结一起，向我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群众管这叫“五鬼闹边区”，同时又遇上严重的旱灾。在这种困难形势下，王克东为首的县政府，在县委的领导下，密切配合部队，积极开展工作和斗争，很快巩固了以观城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3年3月，他又被调到曹县任县委委员、抗日政府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这年5月和9月，先后有国民党李仙州部2万余人，日伪军3万余人对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侵犯和大扫荡，王克东带领全县军民配合主力部队同敌伪顽进行了顽强的拼搏，取得反击战的重大胜利。
1944年，抗日战争转入局部反攻阶段，曹县同鲁西南各县协同发起了对敌斗争的强大攻势。到1945年夏，除县城和几个孤立的日伪军据点外，其他重要集镇和广大农村均已解放。在八年的抗日斗争中，王克东在党的领导下，始终战斗在第一线，面对国内外一切敌人和各种天灾人祸，他不屈不挠、出生入死、毫不畏惧、全身心地投入斗争，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谱写下小小的然而闪光的一页。同时，在这场异常艰苦卓绝的血与火的斗争考验中，他也锻炼成长为一名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了。
三、一次难忘的教训
在曹县的敌伪还未完全放下武器，向我交械投降的情况下，1945年10月，王克东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调他去东北。他二话不说，收拾一下行李，带一名通讯员，就徒步出发了。11月到达热河后，又接到通知，凡去东北已到热河的干部，都留在热河，就地安排工作，他被分配到热西专署担任了秘书室主任。第二年五月，他又被调到围场县任县委书记。
这时，解放后的围场县正搞减租减息和清算汉奸恶霸的斗争，王克东到任后立即投入这场群众运动的领导工作。
但是，围场人民群众刚解放不久，内战又开始了。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承德、隆化，分三路进犯热西、热北。围场县党政机关在部队掩护下，进行了艰苦、危险的千里战略转移，直到47年5月，围场县重新解放，王克东才率领党政机关同志回到县城，并立即组织发动群众打击反攻倒算的地主恶霸，动员群众参军支前，到秋后，全面展开了土改运动和剿匪斗争。
1948年春天，就在围场取得土改和剿匪斗争彻底胜利的时候，由于多年战争频仍，日伪统治，土匪抢掠，地主恶霸盘剥，许多“烟民”吸食鸦片以及围场多为山区，自然条件差，加上土改分浮财中对粮食的浪费等诸多原因，因而出现了严重的灾荒。全县许多农村群众缺口粮，缺饲料，缺种子，有种不上地的危险。起初县长胡为乐同志下乡回来，向县委反映了灾情的预兆，提出向上级申请救济粮的问题，当时王克东考虑目前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支前任务很重，怕影响军粮供应，向上级要粮问题，需慎重从事。因而对救灾没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但是，王克东和县委其他同志分头下去调查摸底，才发现问题相当严重，县委、县政府全力组织群众春耕春种。可是，入夏以后，灾情进一步恶化，大面积庄稼耕地抛荒，大量人口外逃，饿死人的现象多处发生，一些重灾区加上伤寒病流行，病饿而死者更多。全县140个重灾村，灾民达8.2万人。
面对严重灾荒，王克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和县委、县府的领导同志全力投入救灾工作，认真分析了灾情发生的原因，反复研究了组织领导生产救灾、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措施，并请求省里调拨300万斤救灾粮，进行公平合理的发放。到秋冬，灾情才有所缓解。
1948年围场县这次救灾工作，对王克东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他懊悔自己工作的疏忽，他痛心做为百姓的公仆，对待群众的生活问题，与群众生命攸关的事情，太缺乏敏感，太缺乏关心了，因而欠下围场人民群众一笔债，一笔终生难忘而又无法偿还的痛苦债！这次教训，也是对他世界观的一次深刻的改造，对党对人民群众认真负责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注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扎扎实实的思想工作作风，在他的思想意识里，深深地扎下了根，牢牢地树立起来，这一点，在建国后他三十多年风风雨雨，坎坷曲折的经历中，任12级台风都未能吹掉，从他身上闪现出夺目的异彩来。
四、“跃进”年代的困惑和遭遇
1949年10月，王克东从围场调到热河省政府，先后任副秘书长、秘书长；“三反”“五反”结束后，53年初，又调省委任秘书长。
这期间，正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农业合作化时期。王克东对农村工作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他经常深入农村作调查研究，把摸清的实际情况及时向领导汇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1953年他在承德地区跑了好多地方，特别一些原先贫困的山区，他看到广大农村一派太平兴旺景象，粮食放在场上，棉花堆在地边，红薯放在院外窖里，根本没人偷，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心舒畅，群众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深受鼓舞，觉得不用太长时间，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
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连续三年一步一个台阶。在省委讨论农业社发展规划时，王克东感到发展速度快了些，在会上讲了些意见，认为步子还是放慢一点好，以便“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那知说完就受到一位省委领导拐弯抹角的批评，说他有点保守。但在传达邓子恢的讲话精神时，这位领导又表扬了他几句。不久，省委主要负责人回来，在会上又严厉地批评他一通，使王克东和其他同志都感到突然，感到吃惊，但谁也没说什么。王克东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动，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业合作化后期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欲速则不达。
1956年1月，热河撤销，承德地区划归河北省，王克东担任了承德地委第一书记，他感到担子特别重。
上任后，他带领地委一班人，经过深入全区各县调查研究和反复思索讨论，从承德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在原规划基础上制定了“以农业为主，农、林、畜、牧、蚕桑、果树及其他副业相结合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并采取措施，积极实施，但后来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这一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制定的规划，便夭折了。
1957年延续到58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之后，在全国特别是河北省大气候的影响下，承德地区毫无例外地也开始了“大跃进”，男女老幼齐出动，日夜战斗在田间。
夏秋之间，在高级社尚未整顿巩固的情况下省委提出搞大联社或万户、万人之社（家）的要求。当时，王克东考虑，承德这样居住分散的山区不一定适合办这样大的社，所以一时拿不出方案。在省委召开的农业书记会议上，承德就挨了批评，说他们“按兵不动”，不搞“一盘棋”，承德的实际情况王克东了如指掌，许多行政村方圆就领十里，还山阻谷隔，搞大联社或万户之家，每个有5万人左右，而这些山区两个行政区合起来也不足5万人，但面积却相当于关内平原一个中等县。这么大的社，核算单位放在哪里？地域限定多大范围？怎么组织领导生产？怎么进行分配？土地、山场、林木、大小牲畜怎样经营管理？与原来的社在财务等方面什么关系？等等，省领导却只字不提，或提而不清。这样大的事情，这么多的问题，不容做详细调查研究，也不容试办，更不准说不赞成的话，说搞就得大搞，快搞，做为地委书记的王克东，他觉得简直把人难死了，他要为全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负责啊！
不久，毛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的话发表了，说是“一大二公”。8月下旬，传达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后，王克东再也不敢“按兵不动”了。在大跃进的“东风”越刮越猛的形势下，只用一周时间，就在全区搭起了人民公社的架子，实现了公社化，向省委报了“捷”。但是，他知道，问题却是成堆的。
秋季，省委在天津召开农业工作会议，研究核实当年粮食产量及上缴任务。这一年由于风调雨顺等原因，确实收成不错。但是，许多地方麦季上报亩产几千斤，秋季又预报亩产上万斤，居高不下，在这种大吹大擂形势下粮食产量要落到实处是极难的。省委要各地区报产量，王克东与地委、县委的同志反复商量，报了几次也下不来台，没办法，后来狠狠心报了个14亿斤，估计比实产多报一两亿斤，觉得确定不能再多报了，结果，省委几位书记轮番批了他一通，说承德太落后、太顽固了，王克东不仅保守，而且不搞一盘棋，闹独立等等，并且话中带有警告的性质。逼他表态时，他感到不能申辩自己的意见了，内心真是痛苦不堪。
其实，上报和认领个大数字很容易，到时候实现不了，再说明情况也能过关，当时的“大跃进”就是这么吹上去的，“五风”就是这么刮起来的；许多聪明人也是这么靠搞“假、大、空”扶摇直上的。可惜王克东做人太实在，做党员又党性太强了，他觉得，作为党的一级主要干部，说话总得负责任啊！
这年秋种时，省委召开电话会议，一位领导同志叫每亩播种200斤麦种密植，并让立即回答，王克东又做难了，电话上催问好几次，别的地区都回答了，他到底没敢回答，答应了就要办的，然而谁都知道，那是连麦种也捞不回来的在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还伴随着著名的全民大办钢铁的热潮。省委指示，各项工作都得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不能跟“元帅”闹矛盾、抗膀子，城乡遍地建土炉，大搞人海战术。到秋冬之间，承德全区70万男女劳力，已经上到四十万，庄稼无人收，大豆爆到地里，红薯冻到地里，损失很大但省委主要负责人在电话会议上还一再催逼着往大办钢铁上再上人，而且不上不行！男劳力不足，很多带孩子的妇女都上了，场地连临时遮风御寒的棚屋都没有，致使孩子的尿布都冻了，王克东怎么好答应再上人！他心里难过极了，他已经了解到，那些炼钢铁现场千千万万老老少少的群众，日夜坚持在秋冬北国的冰天雪地上，已经忍受不住那异常艰苦疲劳的境况了，他们开始拐弯抹角的在埋怨我们这种遇昧而野蛮的强迫行动了。这种局面，一个地方党委负责人如何能扭转得了啊！
更为荒唐可笑的是，有位省的领导来承德“视察”，竟异想天开，指示说，承德铁矿石很多，山上又有树，又有山沟，把树砍倒放在山沟里，上面放上矿石，点着火一烧，不就把铁炼出来了？王克东实在难以理解，我们这个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武装起来的党，有些人怎么唯心到这等程度！
还有大办公共食堂，更是一轰而起。开始中央精神是群众“入堂自愿，出堂自由；可以办常年的，也可以办季节的”，但办起之后，群众便没有选择的自由了。这年春节前，王克东到围场农村，去看看情况，见到农民实物、现金什么也没有分到，人们都在食堂吃饭，打回家的食物都上冻了，家中不让安锅灶，又烧不上热炕，家家户户透心凉，广大群众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了。他吃过群众这样的冷饭，也睡过群众这样的凉炕，老房东把自己铺的一块狗皮褥子给他铺上，那也没有一点热乎劲。天亮了，老房东问他冷不冷，他说你呢？老房东说：“就差没冻死了。”群众听说他来了，就纷纷去找他，有的还叫他王政委，有的称他老王，问他怎么办哪？面对这些多年来渴望过上好日子的围场群众，他难过得流泪了，他能说什么呢？他横横心告诉干部、社员说，还是按中央早先的指示精神办。于是，围场县的食堂就大部分很快解散了，群众把他看成救命恩人，从此称他“王青天”了。
回地委之后，几经商议，决定全区实行中央以前兴办食堂精神，允许山区分散的农民领粮回家做饭，有些偏僻的地方则正式解散，这在河北，乃至全国，停办集体大食堂是最早的，但是王克东知道，这要担很大风险啊！那时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上级正确的指示而群众又愿意接受并渴望兑现的话，在运动中怎么就不能说甚至成为大逆不道了呢？随着运动的演变，根本违背原有指示，根本走了样的以致明显地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反到成为最时髦、最正确、最进步、最革命的东西了呢？
58年吹起来的光怪陆离的肥皂泡，到年底和59年初就破了，群众的情绪降下来，干部也疲惫不堪了。怎么发动再干，人们也叫不动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开始收正“左”倾错误，两次郑州会议，政治局武昌会议，以及八届六中全会等中央一系列会议精神，先后传达到干部群众中，同时，省委也相应下达了一些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指示，召开了一些相应的会议，在这种背景下，承德地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着手在某些局部方面，做了一些政策性的调整纠编工作。如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公社体制及生产、生活的管理，各种“大办”中的“一平二调”算账退赔等等。到8月，王克东又根据省委为中央庐山会议纠“左”作准备的电话指示精神，让地委农工部起草了一个《中共承德地委关于进一步调动全区农民积极性迅速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规定》，还只是印了10份的草案，并未形成正式文件，更没贯彻实行，准备地委讨论修改后向省委汇报，然而就是这个“草案”，却成了他“反对和瓦解人民公社制度”的“反党纲领”了。这一时期，王克东的思想极不平静，到省里开会、办事，在说话、反映情况时，比较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觉得，做为一个地区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在省委主要领导面前，总得说点真情实话吧，总不能说假话吧？
但是，谁料想，庐山会议上揪出了彭德怀所谓“右倾反党集团”，全国的形势一下子又变了，由“纠左”变成“反右”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9月，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一位省领导在代表省委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不点名地列举了王克东向省委汇报情况时说过的一些话，接着省委开会时首先抓出张家口的葛启，又批了石家庄的韩德纯，王克东感到，下一步就轮到自己头上了，可是省委只让他在会上作了一下自我批评之后，便告诉他：“你放心，不再批你了，回去安心好好工作吧。”过于实在的王克东当时心里的石头立即放下来，临走还高高兴兴地去看望老伙计、省委监委书记樊某。岂料，到他家，王克东笑着同他握手时，樊某却把手一甩，严肃而大声吼道：“谁跟你握手？你来干什么？你的问题大得很，多得很！你想来软化我吗？不让我反映你的事吗？办不到！我要向省委、向中央反映你的问题！”把王克东弄得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讪讪地说：“我是来看看你……”樊某说：“你想探听情况吗？没门！”这个又辣又苦的闭门羹，才使王克东预感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果然，刚过国庆节，省委工作团就以“帮助检查工作”的名义开进了承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负责，监委书记樊某“协助”，通过对各类文件、材料的深查细找，组织人座谈，找一些人单独谈，并把县委书记们召集来分别谈，一齐谈，于是，就把省委早就准备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资本主义势力代理人”的帽子，给王克东扣到头上了。这当中，前几年还在承德地区一道工作过的“老伙计”樊某（57年曾任地委第二书记兼专署专员），最活跃，最卖力。
接下来开始了批判，小型、中型、大型批判会接连不断地批；背靠背、面对面，台上台下，翻来复去地批，批了一个段落之后，省委工作团拿出一个初步结论性材料准备上报，与王克东见面并让他签字时，他别的没说，突出感到一些定性的文字不能接受，如说他“极力仇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等等，他说：“这样的话我接受不了，我怎么能仇视社会主义并极力仇视呢？请向领导反映一下能否改一改。”这下子可进一步惹出事端来了，对他的批判继续进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由承德市扩大到全区各县城乡，由一个地区又扩大到河北全省进行联合大批判。一时间，市上、街上、机关、学校，直到乡村的有线广播，都是这个内容的声音，就这样，在承德，在河北，从1959年到1979年整整批了他20年！20年批判未断线，而且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开始批判他一个人，接着揪出“反党集团”批；62年平反复职，还未工作几个月，又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罪批；64年“四清”运动中借口承德“土改、镇反、合作化不彻底”，翻起老账批；66年5月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又跟林铁挂在一起批；68年“文革”中从承德又挖出个所谓“王（克东）、郭（耀臣）、郑（起茂）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同林铁、刘少奇联系，由农垦部揪回承德，更加大规模地批！批、批、批一直批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还说对王克东没有批透批臭哩，指示承德继续批！而王克东早已调离河北15年了啊！正如1982年中共承德地委在为其平反的决定中所说，对王克东及其所谓“集团”的批判斗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牵连之广，调子之高。声势之烈，都是空前的，使我区在政治、经济、组织、思想等各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蒙受了一场极大的灾难”。这话不假，单看王克东冤案牵连的人吧，68年王克东被揪回承德挨批斗时，一位负责看管他的同志悄悄告诉他，这次批斗他，牵连到的各级干部和执行他的路线政策的积极分子，据上报估算在6万人以上，对王克东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数字！
也难怪前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说王克东没有批透，就是再批上20年，恐怕更批不透了，因为王克东是正确的，他坚持的是真理，他扎根于人民群众，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你怎么会从人民群众心里把他批透搞臭呢？在承德，在全河北，他在民众心里高高竖起一座“王青天”的芳碑啊！
1960年初，王克东被撤销职务，戴上帽子，下放石家庄地区藁城县。这时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困难时期开始了，他和县里几个同志在马房村蹲点时，一面帮助村干部组织领导积极生产抗灾，一面尽量帮助群众度过生活难关。他和群众一样在食堂每天吃四大两红薯或薯干，腿脚浮肿得迈不动步子，还动员一块蹲点的同志从自己供应的口粮定量里每天拿出1两交给群众，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在该村即将出现饿死人的危急情况下，他请求县长给拨了1万斤粮食，合理分配给群众，一时缓解了灾情，而他们自己，却一斤一两没有扣留。有天晚上，他跟住在一块的一位同志，饿得实在睡不着觉了，两人商量着用白水煮了一茶缸房东的干白菜叶子，连菜叶带水全吞进肚里才睡着。第二天一早，还执意要给房东钱。回石家庄看望老伴时，他步行到郊区住地快半夜了，饥饿难耐找吃的，在屋角碎土里觅出一根小萝卜，他嚼着舍不得咽下，足足吃了10
分钟，连毛毛根都没舍得丢，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他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分毫不占不贪，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怎么能把王克东批透批臭呢？
1962年甄别平反前，承德地区很多干部群众给中央、华北局和省委写信，要求为王克东平反，并要求他回承德主持工作。平反后，本来想调出河北的王克东，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满足承德父老乡亲的愿望，又毅然回去担任原职了，而且不计前嫌，虚怀若谷地将樊某这位“老伙计”也留在承德一道工作（王克东撤职后，樊某在承德地委担任副书记）。当时地委的好几个同志埋怨他：“省委调他走了，你怎么又让他回来？你这个人哪？还得倒霉，不信你等着看”。王克东笑嘻嘻地向同志们做些解释工作，56年到樊某家时吃的那个闭门羹，及反右倾时樊某整他的所做所为，王克东此时都抛到脑后了，只想到形势好转了，同志们要团结起来，把工作搞好。
不幸的是，后果却被同志们言中了。62年5月复职还没工作三个月，而且大部分时间忙于在省里开会，落实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和省委会议精神，到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前后，樊某便又跳了出来，告他的状，和前省委主要负责人串通一起，又开始整他批他了，而且给王克东罗织的“罪名”里，竟然有樊某自己按照省委指示负责办的一些事！直到63年夏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前省委主要负责人正组织力量准备大批王克东时，被李雪峰等华北局领导同志制止，王克东这才觉得在河北实在没法工作了，便向华北局领导提出调离的要求，到国家农垦部工作。
“文革”期间的1968年冬，由河北省革委出面，承德地区造反派派人，把王克东由北京揪回承德批斗。然而，与前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樊某等的主观愿望相反，当地群众根本不相信他们的鬼话，对王克东投以同情的目光，一位看守他的同志向他说：“群众是同情你的，没人说你坏话。”在他每次吃饭时，总有人来问寒问暖，怕他吃不好，睡不好。有人专门带他到外面去买最好的苹果，叫他吃，并说走时一定要带上点。还有一位同志，专门在他起床时，到屋里给他往外端尿盆，他执意不让，但那位同志非端不行，说端了他心里才好受，感动得王克东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可见，一意要批透批臭王克东的那些人，是枉费心机的。
五、“王青天”终于回来了
1979年春天，云天雾散。承德人民、河北人民，终于把“王青天”盼回来了。中央派王克东回河北协助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各项政策，明确他为省委常委。不久他被选为副省长，82年因年老体弱，改任省政府顾问，直到86年1月离休。
初回河北的头一两年，河北大地上还残存着一片“左”的阻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河北贯彻的很不得力，他很着急，心想，中央这样好的路线，好政策，只要认真贯彻，就能发展生产力，怎么阻力这么大呢？为什么就是不办呢？拨乱反正太困难了！
他分管农业，为了尽快在全省农村落实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使广大农民群众过上盼望了几十年的好日子，他上任伊始，还是当年的老作风，下去调查，摸清灾情，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正当7月三伏，他带上秘书，上了革命老区太行山，爬山越岭，走村串户，滴滴汁珠从清瘦的脸庞，斑白的鬓发上不时滚落下来，裤腿和布鞋上落满了尘土……当年冬天，他又冒着鹅毛大雪，披着那件穿了几十年的绿军大衣，踏上了河北
最北部的坝上草原；第二年春、秋，又两度奔波在冀西太行山和冀东燕山的千山万壑之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几乎踏遍了大半个河北省的山山水水，行程2万5千余里。
他走到哪里，就同哪里的干部群众一起研究落实党的新政策的具体办法，总结干部群众的新经验，并加以推广，帮助各乡干部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尽快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在太行山区涉县神头大队，他了解到群众一年到头还在啃糠饼子，并亲自尝了一块，糠很多难以下咽，心里一下子压了城大石头。当晚，他从别处调查赶回来，在一棵大槐树下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座谈渡荒和治穷改貌办法。当他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提出将废旧梯田分给社员种些瓜菜、萝卜时，一位大队干部心有余悸地说：“我的天神呀，梯田任可荒着，咱们也不敢冒这个险哪！文革时就因这挨的批。”王克东向大家把党的新政策作了宣传解释后说：“是不是怕戴‘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请想想，到底叫群众吃饱肚子是社会主义？还是叫群众饿肚子是社会主义？如果说让人民吃饱穿暖的办法叫资本主义，也要批判，那我就站在这棵树下，批我王克东好了！”
在关防公社古台大队，他看到的问题更为严重，全村家家断了炊！一家姓胡的，女主人怀里的孩子已经两岁多，瘦得皮包骨头，脸黄黄的两眼大而无神，王克东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只说了一句话：“我来晚了。”在场的地县干部也都流泪了。据涉县县委书记说全县缺粮户占90％，许多农户已经断粮而无办法。王克东立即着手解决，很快从邯郸运来了粮食，救济了群众。
1980年秋，在燕山深处的围场县下窝铺大队，王克东同队干部和社员们坐在社员张风英的的炕沿上聊了起来，队干部告诉他，这个大队有370头牛，过去在队上喂养时，牛有“三快”，脊背比刀子快，屁股比锥子快，倒了比爬起来快，还时常不是死就是丢。这年，大队把牛包给5户社员喂养，承包者起早贪黑上山放牛，牛的膘情比过去强多了。张风英还拿出大队同她家订的“牛群承包饲养合同书”给他看，期限一年。队干部说：“要是这合同订的时间长些，养牛户还想利用集体的母牛多下几头小牛，发展家庭养牛哩！”王克东听了十分高兴，转身对在场的县委同志说：“看来，这种把集体的牛承包给重点户喂养，是迅速发展畜牧业的好办法，合同可以订得时间长些，一定几年不变，对集体和个人都有利。”队干部高兴地说：“上级让总结经验，我看这经验叫你说着了！要是全县都这样搞上几年，那围场的牛马羊不满山跑才怪哩。”
在干部政策方面，原省委领导在落实上有阻力。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对小平同志的意见只字不提，中央对省委主要领导进行调整后，冤假错案的落实工作仍然困难重重，群众不满意，大批上访。王克东到阜平县，早晨未起床门外就挤满了人，他的住处被喊冤叫屈要求落实政策的人包围起来，最多时他一天接待70多人，他本来不主管这项工作，但人们找到他“王青天”，他就要接待，并认真进行了处理。在张家口，他召开了一次干部大会，大家对落实干部政策的意见也很大，他又作了许多工作。到1981年7月，中央专门召开了河北工作会议，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八十年代前期，王克东担任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和顾问的6年半中，对河北省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帮助干部群众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山区、平原广大农村推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发展生产力，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并逐步走上改革开放的富裕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
有句老话：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王克东虽然从未想到身后留名，但，河北人民至今流传着“王青天”的故事，表达着对他绵绵不尽的怀念情思……
马诚斋传略
马诚斋，1916年5月出生在山东省恩县（现并于平原县）城东军营村一个中农家庭，原名马允信，学名马诚斋。
马诚斋自幼好学上进，求知欲强。1931年秋小学毕业后，考上平原县省立第五乡村师范学校。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大平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蒋介石集团却提出“对日要睦邻友好”、“攘外必先安内”，丧权辱国，外患日亟，激发了马诚斋抗日救国、寻求真理的热忱。他对同学说：“蒋介石执行的是秦桧政策，攘外是假，打内战是真，真是国难呀，我们应当奋起！”这时，大革命时期入党的马霄鹏、李竹如两位老师，到平原第五乡村师范任教。他们以马诚斋等为骨干，组织了20余人的“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马诚斋在他们的启发与引导下，思想进步很快，朴素的阶级意识得到升华。他说：“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才有希望”，下决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马诚斋经刘子蔚介绍入党，成为平原县五乡师学生中的第一个党员。这个时期，山东省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的活动处于极为困难的分散状态。马诚斋坚定不移地满怀革命热情，独立地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发展了赵毅、张一粟、高峻岳、张国平入党，于1934年10月，在平原五乡师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马诚斋任书记，赵毅任组织委员，张一粟任宣传委员。从此，为平原县党组织的发展播下了种子。
1935年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了转移青年学生爱国抗日的视线，由教育厅出面组织全省的师范毕业生“会考”，使学生闭门读书，不问政治。济南一乡师的赵健民派王文轩、张振一到平原找马诚斋串联反会考。马诚斋主持平原五乡师党支部开会决定，以“读书会”会员为骨干，发动全校四个年级学生参加“反会考”罢课活动。5月中旬罢课连续三天，对全县震动很大。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调动百余名武装警察，将学校包围，进行镇压，罢课未能坚持下去，校方开除了马诚斋等6名学生。马诚斋在平原乡师带头闹学潮，闻名乡里，受人敬佩。
1935年7月，马诚斋等到济南，与济南党组织负责人赵健民取得联系。赵健民建议他们回农村，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从这年秋季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马诚斋在恩县张官寺、济宁、武城瓦子庄等地当小学教员，分别发展李华珍、白金荣、王克东等10余名青年入党，后来成为当地抗日的骨干力量。
1938年2月15日，八路军129师津浦支队，在鲁西北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张承先带领下，东渡运河到达恩县旧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张承先的指导下，中共恩县县委遂于1938年2月建立，由马诚斋任书记，刘子蔚任组织委员，王克东任宣传委员。县委成立后，马诚斋明确提出要积极宣传党的抗日十大纲领，扩大党的组织，抓紧组建抗日武装力量。他积极配合张承先在恩县旧城办起了八路军军政干校，培训抗日骨干，很快组建了地方武装，不久编入津浦支队。为了配合津浦支队破坏铁路，马诚斋还亲自派人侦察敌情，领着支队夜行军。袭击黄河崖车站，取得了胜利。马诚斋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配合津浦支队消灭了反对抗日的土匪部队孔三滚子，俘虏百余
人，缴枪百余支，争取了当时愿意抗日的土匪部队王化三与我方合作。恩县的抗日局面很快就打开了，在恩县的南部、西北部和北部许多乡村建立了党的组织。县委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推荐选举支持抗日的郭子斌当县长。
1938年6月，中共鲁西北特委在夏津县成立，由张承先任书记，马诚斋调任宣传部长。不久，特委派马诚斋任八路军冀鲁边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1月14日，支队在临清县编入八路军正规部队，他随支队到主力部队工作。
1939年3月鲁西区党委决定，将原鲁西北特委所属卫河以东的夏津、高唐、恩县、平原和禹城一带，组建卫东地委，由张承先任书记，马诚斋由部队调回来任组织部长。7月卫东地委改称山东第二区（鲁西区）三地委，张承先调任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马诚斋接任鲁西区三地委书记。在敌人大扫荡后，卫东地区沦为敌伪顽占领区，我党转入地下斗争。九月，张承先率领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特务第三大队挺进到卫东地区，布置建立以平原五区为中心的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任务。从此，鲁西区三地委工作进入建立“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新阶段。马诚斋带领地委干部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建立村政权，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打击汉奸、特务，搞好争取伪军的工作。在平原五区首先建立抗日民主区政权，后来在卫东地区相继建立了6个民主区政权。在夏津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选举韩哲一当县长。整个地区建立了四个连队的武装，地区的党员人数扩大六倍。经过一年的努力，把这一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卫东根据地失守后，1940年7月，马诚斋调至鲁西区机关工作。1941年3月，任冀鲁豫边区文联组织部长兼党团书记，他密切配合文联主任鲁西良迅速地打开了鲁西区文化工作局面。
1942年春季，日寇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扫荡，4月3日拂晓前，马诚斋在观城县邵张屯被捕，同时被捕的有王克、吴亚南等17名边区抗日总会的干部。马诚斋面对突然巨变，立即和王克研究对策，提出口号：“宁肯牺牲，决不投降！”并向被捕同志传达。被捕的第一夜，马诚斋与王克组织了临时党支部，领导被捕人员进行对敌斗争。
面对敌人的审讯，马诚斋从容不迫，临危不惧，称自己是小学教员，敌人叫他写出学生的名字，为了便于记忆，写的名字都是真有其人，有的是壮年，有的是老人，有的早已死了。以后几次审讯，口供一致，不留破绽。当他发现有个同志在审讯时，不慎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时，就利用放风的机会找那个同志说：“现在，你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什么也别说，决心去牺牲；另外一条是丧尽天良，当叛徒，出卖同志。”那个同志内心很痛苦地说：“我已下定决心，一人去死，你们放心！”马又说：“你要作好牺牲的准备，坚决推翻口供。”这个同志终于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毅然推翻了以前的口供。
有一天，一个军官突然把王克提走，马诚斋感到情况可能有变，布置大家准备着发生最坏的事情，王克回来说，那个军官直接叫我王克同志，又拿出地委书记郭超的信。马诚斋认为情况可疑，要作好两种准备，特别是作好牺牲准备，他对王克说：“如果到了要牺牲的时候，我们俩可能首先要被枪毙，上刑场时一定要喊口号，”后来那个军官又几次提审王克，这才弄清楚，真是郭超来信了，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不料，五月下旬敌人把马诚斋等转移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营救计划未实现。
听说敌人要把他们弄到东北去挖煤，党支部研究争取由我们的人当班长、队长，便于联系与掩护逃跑。后来编队时，马诚斋被指定为小队长。6月10日，马诚斋等被押送到本溪柳塘陈家堰煤窑，那里的条件极端恶劣，“吃协和面”（即：橡子粉），王克等人病倒了，马诚斋尽力予以照料。敌人不给治疗，不少人被饿死、累死。为了逃离虎口，马诚斋利用各种机会，观察周围地形，他帮助冀中根据地的王景林等四人，利用晚间上下井的机会逃走了。他与被捕的党员秘密酝酿，组织集体逃跑，因敌人看守严密，没有成功。
8月中旬，马诚斋决心待王克病愈后，一起逃出这个地狱。可是，和马诚斋生死与共的王克认为单个逃离方便，坚决要他先走。10月上旬的一天深夜，马诚斋机智地逃出了虎口，时值冬初，寒气逼人，他身着单衣，夜宿荒草堆或破庙，以野草野果充饥，怀着渴望回到党的怀抱的赤胆之心，一步一拐地从东北步行三个月，回到了冀中平原南皮县。当马诚斋见到八路军战士时，这个被人称作“猛张飞”的山东大汉禁不住热泪夺眶，他见到我方县长后就不省人事了。后来他随部队回到冀鲁豫边区，组织上对马诚斋在被捕期间，坚贞不屈，机智勇敢地组织领导狱中对敌斗争，认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革命气概。1943年3月，冀鲁豫区党委分派他任八地委宣传部长（即：运西地委，书记段君毅，组织部长万里），继续领导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运西地委工委书记。1946年1月，任二地委副书记，同年七月，又调至七地委任副书记兼民运部长。此期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马诚斋所在的鲁西黄河南一带，处于敌我拉锯区域，他依靠党组织和群众，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1947年3月，地委分工马诚斋带领昆山大队，3月4日晚，他刚到昆山大队驻地，就被敌军72师包围了。他临危不惧，毅然组织突围。马诚斋身先士卒，组织火力掩护大家冲出敌人包围圈，而他自己却身受重伤，完全失去知觉，被敌人抓去关在平阴县监狱中。4月27日，我军迅速反攻，敌人仓皇撤退，马诚斋乘机带领狱中的同志们逃出来，过黄河到老解放区。
1947年7月，冀鲁豫区党委分派马诚斋到聊城地委任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在负责第二期整党工作中，他坚持实事求是，慎重地解决第一期遗留的问题，取得了好的效果。
1948年秋季，冀鲁豫党委选派80名干部，由马诚斋带队到化北局党校学习，准备南下。北京和平解放了，他们又奉命北上。在1949年6月，马诚斋调到华北大学任副书记（后改为中国人民大学），他和李培之等同志一起创办专修科，为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管理干部，费尽心机，仅用半年多的时间，打开了教学工作的局面。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马诚斋积极要求参加志愿军部队，经批准由他带领中国人民大学80余人到了东北。马诚斋被分配在空军后勤政治部任主任，后来又任东北空军干部学校副政委。1952年8月，马诚斋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
1953年，全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马诚斋决心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中去。组织决定马诚斋去长春第一汽车厂任副厂长，分管材料供应、协作、销售、运输、财务等工作。从搞武装斗争转到工业建设，对他来说是十分陌生的。他决心尽快摘掉“白帽子”，由外行变内行。在实际工作中，他虚心地向内行学习，注意积累经验，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分管业务工作摸熟了。为了系统地掌握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知识，马诚斋参加了厂办的“干部进修班”学习。他经常出差，大部分功课是老师在业余时间补上的。他坚持学习三年多，终于以优良的成绩取得了中专毕业证书。1958年4月30日《人民日报》曾刊文表扬了马诚斋以非凡的革命毅力刻苦学习由外行变内行的事迹。
汽车制造、材料供应和协作产品的工作是浩繁而复杂的。一辆汽车需要900多种规格、重量达4100多公斤的原材料，有16类、409件协作产品，这些主要靠工厂自己找货源，马诚斋带领工作人员，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的钢厂、协作厂，逐项逐件地进行落实，保证了汽车的试制与批量生产的顺利进行。
勇于探索的马诚斋围绕汽车制造在材料和协作产品供应工作中的矛盾，大胆提出了“定点供应”方案。他分析原来的每年分配订货办法，由于供应单位的经常变化，使汽车厂用料得不到保障，给汽车生产带来了困难，而供应单位又因没有相对固定的订货对象，在生产上也相当被动，因此首先提出了建立定点供应的办法。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凡有条件的都应当将原材料和协作产品实行定点供应，固定协作关系。1956年7月8日，马诚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材料定点供应的实行，为第一汽车厂提供比较稳定的供应渠道，有力地推动生产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和冶金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说，马诚斋同志是汽车制造厂与材料厂、配件厂定点供应的创始人，在当时是苏联想搞而没搞起来的事，在我国由马诚斋带头搞成功了，这是他的一项创造。
马诚斋是一位开拓者，他到哪里，就在哪里打开新局面。1958年8月，马诚斋以新的姿态踏上航空工业建设的道路，受命组建生产航空附件的一三三厂。当时，一三三厂基本建设没有列上国家计划，作为“自由上马项目”。1959年初，定为“当年基本建成单位”，但是在8月又改为“年度停建未完工程”，在干部工人中引起了思想波动，是等待散伙，还是创造条件继续建厂？！有人认为“要干就大干，不干就散伙。”马诚斋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经过这一年的艰苦工作，几个主要厂房土建已铺开，千多名职工已进厂，如果此时停建，将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他怀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明确地提出：“别人有马骑，我们一三三厂没有马骑毛驴也要上。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要国家增加投资和材料供应指标，也要把工厂建成。”马诚斋的主张统一了干部的认识，稳定了人心，广大干部职工重新掀起了建厂高潮。他一手抓基建，一手抓生产准备，安排了12名车间主任，组织临时车间，既为基建服务，进行技术练兵，又培养了干部，还试制军工产品过滤器，受到当时航空工业局的贺电鼓励，部、局的领导来厂检查工作时，对工厂的作法很赞赏，说不是重点却很热闹。长春市委书记、市长来厂看后说，原来担心你们厂建不起来，现在则要夸奖你们干得好。由于工厂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开始试制生产，经上级批准，在1960年3月7日正工举行开工典礼，并决定，这一天为建厂纪念日。
马诚斋在事业上不愧是个强者，但在“左”的错误干扰下，强者反而挨整。在传达庐山会议后，组织了对马诚斋的批判，给他强加上“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犯了右倾反党错误”的帽子。在逆境中他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忍辱负重，拚命工作。一三三厂的老干部、老工人在回顾建厂的经历时，无不异口同声地说：“没有马诚斋厂长带领我们艰苦建厂，就没有现在的一三三厂”。
1960年8月，马诚斋到国家经委七局、企业管理局负责物资供应和企业管理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进一步扩大材料定点供应的范围和规模，并在经济刊物上发表了文章。然而，年已46岁的马诚斋并不留恋机关里的“安闲生活”，渴望再到基层去，探索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新道路。这个机会终于到了，1963年初，组织上找马诚斋谈话说，祖国西南大后方正在建设一座现代化的飞机工厂，那里基建一拖再拖，飞机试制一直上不了天，人心有些涣散，迫切需要一位新厂长，决定要他去挑重担。
马诚斋以革命需要为重，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于1963年2月毅然到成都走马上任。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分析，认为一三二厂存在五大矛盾：基本建设落后于飞机试制的要求，生产技术缺乏一套科学管理制度，技术骨干少，经济管理没有走上经济核算的轨道，职工福利工作管理不善。根据这些情况，他组织制定了两年规划，提出“为在1964年一次试成歼——5甲飞机而奋斗”，要求通过试制，实现建成工厂、造出飞机和培养人才的总目标，使一三二厂成为祖国大后方的航空工业基地。这个规划鼓舞了全厂干部职工，受到了航空工业部的赞赏。
马诚斋从飞机试制需要出发，首先作出了围歼基建关键项目的部署。他向厂党委、基建党组提出大干60天的计划，要以“生产动力为纲，对土建、附属工程、安装工程分期分批打歼灭战，完成一个交付一个的原则”，按照飞机试制工艺程序要求，确定五月和六月主攻221个关键项目，并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基建中甲、乙方关系，甲方要树立以我为主的思想，乙方要树立为生产服务的观念。由于统一了认识，目标一致，责任明确，赏罚分明，现场出现了互相支援，大力协作，紧密配合新气象。经这60天大干，超额完成二季度计划，质量优良，受到航空工业部、省市委有关部门的表扬并通报推广经验。又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完成了一大批关键项目，基本上满足了飞机试制的需要，为工厂飞机试制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马诚斋力排众议，坚持企业生产为中心。他说：“工厂要把完成国家计划，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企业的一切活动，以生产为中心”；“工厂的一切部门，一切工作，都必须为生产服务”；“政治工作应该从生产实际和生活实际中找课题”。在他的带领下，工厂管理建设，逐渐形成了一切为生产的生动活泼局面。经过这一年的艰苦工作，完成了前机身的试制，振奋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精神，使人们看到了工厂发展的希望。
通过不断探索飞机生产的科学管理方法，马诚斋及时地总结了飞机试制中生产准备工作的经验，指出：“以装配为纲，组织成套工艺装备的及时供应，是缩短周期，顺利试制的中心环节”；“准确编制工装生产计划，是协调零件生产与工装成套供应的关键”，有力地推动了飞机试制工作。
在飞机试制中，马诚斋坚持贯彻航空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提出“要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保证飞机的质量”。他抓住在前机身中发现遗留冲头等质量事故，召开全厂大会，进行质量教育，结合当时“工业学大庆”，决定在厂门口设立质量事故纪念碑，规定每月17日为质量纪念日。他经常强调，必须严格质量纪律，如发现质量问题，必须“一棍子打死”，在质量上要做到一丝不苟。马诚斋认为提高工人技术水平，锻炼出过硬的工人队伍，是确保质量的关键，由他提议，党委作出了“大练基本功”的决定。
经过全厂职工辛勤劳动，在一一二厂等兄弟单位的帮助下，一三二厂试制的歼——5甲飞机，终于在1964年11月11日飞上了祖国的蓝天。12月15日，工厂双喜临门，基建与生产同时经国家验收合格，实现两年规划的既定目标，从此结束了几年的停滞状况，开始走上蒸蒸日上的局面。这标志着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祖国西南大后方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航空工厂，填补了空军装备中全天候飞机的空白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使飞机试制顺利转入批量生产，马诚斋严格按照飞机试制零批、小批、成批进行的要求，认真抓定人、定机床、定任务的“三定”工作，他形象地把“三定”比喻为“试制是开小灶，批生产是大灶，‘三定’是从小灶到大灶的桥梁”。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工艺定型工作，强调定型要以零件鉴定协调为纲，以工装为重点。这样按照航空产品的特点和规律，有条不紊地实现了由试制向批生产的转变。
两年试制生产使马诚斋感到工厂受苏联管理体制的束缚，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经调查，他归纳为“八多”，层次多、非生产人员多、会议多、手续多、表扬文件多、扯皮多、跑腿多、加班加点停工窝工多。他与有关领导多次酝酿，认为一三二厂规模可观，只要善于管理，不但可以完成批生产和歼教机以及新机的试制生产任务，而且可以逐步达到自行设计飞机，但是必须破除洋框框的约束，走出自己管理工厂的道路。他在给航空工业部的报告中提出：抓“两改”（改进思想作风、改进管理），促“两化”（思想作风革命化、管理革命化）。1968年底，他亲自审定机关精简方案，批准下放了500多名机关干部充实生产第一线，完成了一三二厂最大的一次精兵简政工作。1965年，根据航空工业部“651”会议精神，由马诚斋提议并以党委名义向全厂发出大搞企业管理革命化的号召，拟定方案进行了试点，后来由于“四清”、“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
1965年，一三二厂又受到“左”的错误干扰。五月下旬，5架机翼发生严重质量问题。质量成为工厂当时的主要矛盾，因此党委决定在全厂开展质量“整风运动”。七月，“四清”工作队进厂。马诚斋等厂领导在从整顿质量还是从抓阶级斗争入手搞“四清”的问题上，同工作队意见分岐，争论激烈，他严肃地指出：“共产党人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空喊口号，一三二厂当务之急，是解决产品质量问题，如果抛开质量问题不管，单纯搞阶级斗争是错误的”。在马诚斋等厂领导的坚持下，质量整风列为“四清”运动的第一阶段。后来，西南局工交政治部、成都军区政治部和成都市工交政治部个别领导人，相继指责一三二厂的“四清”运动走了弯路，要停止整顿质量，突出抓阶级斗争搞“四清”。马诚斋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不顾个人安危据理力争，毅然坚持整顿质量，并提出质量整风六条标准。双方争论趋于白热化后，经航空工业部部长孙志远明确指示：“一三二厂失火了，不能雷打不动搞运动，‘四清’以整顿质量为中心大体搞到十月底，”才使整顿质量坚持下来。马诚斋带领干部、技术人员，查出两千多个影响质量的问题，并逐个彻底解决。到1965年9月装出合格的机翼，保证了当年国家计划的完成，使以后的批生产进行得很顺利，交给部队的歼——5甲飞机没有一架出现大的质量问题。
然而事隔不久，这位坚持从实际出发，治厂有方的实干家，在“四清”领导干部“洗澡”“下楼”和突出政治大辨论中，却被诬陷为“一贯反党，抗拒地方党委领导”；“一贯反对抓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唯恐政治运动和政治工作冲击生产秩序”，“抗拒‘四清’运动，以整质四查代替‘四清’，以整质六条标准代替‘四清’六条标准”；“在用人问题上，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使马诚斋失去自我辩白的权利，他的几次检讨都过不了关，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马诚斋不但继续受到批判，而且逐步升级，遭受严重摧残。他被林彪、“四人帮”的帮派分子诬陷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干将。”
十年动乱中，他身处逆境，仍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经常想到党的事业，工厂的生产，群众的安危。1967年4月22日，当他在关押中得知群众组织之间有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征候时，立即向军管会负责人写信，提出四点意见，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和违法行为。他的良苦用心，未能引起应有重视，十几天后，震惊全国的“5·6”流血事件发生，他十分痛心。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北上到了丰台车站，当时已是后半夜，天又下着大雨，他步行到了北京三里河一个老同志家中，说道：“请帮助我设法向中央报告情况，一个现代化的飞机工厂遭受破坏，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然而，事与愿违，他反而被诬陷为“5·6”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剥夺了人身自由。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为了逼迫马诚斋承认是“叛徒”、“特务”，对他进行了上百次的逼讯与拷打，施用各种各样的残暴酷刑。有一次对他连续进行了20多天的刑讯，5、6个人轮流进行毒打。1970年，马诚斋被隔离在一个部队办的学习班，受到有组织的栽脏诬陷，声称“马诚斋不仅是叛徒，而且是隐瞒了20多年的特务”，“他的同伙已交待了，证明人还活着”等。但是，马诚斋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赖始终如一，相信承受的不白之冤总有一天会被纠正。他写了十万多字的申诉材料，披肝沥胆地向上级组织反映了工厂与自己的真实情况。他愤怒地指出：“我永远坚信1956年审干结论有效，历史不容篡改，被颠倒的历史必定要颠倒过来，那些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这种胆量是难能可贵的。
一三二厂长期陷于瘫痪，派性斗争严重，群众怨声载道。国家下达的援外任务连年不能完成，广大干部和群众殷切期望马诚斋出来领导，把工厂搞上去。他虽然伤病未愈，毅然于1973年4月受命于危难之中，挑起一三二厂党委书记和厂革委副主任的重担，家属劝阻他不要出来工作，说：“你被打断的肋骨未好，工厂搞成这个样子，运动一个接一个，何必自讨苦吃”马诚斋回答说：“一三二）厂被破坏成这个样子，我很痛心，早就盼着和同志们一起把混乱局面扭过来。我还想通过新机试制，达到自行设计飞机，这就是我的宿愿，死了也要把骨头埋在黄田坝飞机场旁边”。
他上任以后，以巨大的热情强支病体，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通霄达旦，他苦口婆心，以诚待人，循循善诱，做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处埋工厂各种复杂矛盾，排除干扰，落实党的政策，期望能把长期分裂的广大干部和工人重新团结起来，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强劳动纪律进一步严格考勤管理”等四个整顿社会治安和生产秩序的文件，打击歪风，扶持正1974年初，在传达1973年底在北京召开的重点企业汇报会议精神后，全厂掀起了“拆墙”、“平沟”、“解疙瘩”的热潮、促进了职工的团结，使工）一形势一度好转。
后来，由于“四人帮”及其帮派利用“批林批孔”在全国制造混乱，致使工厂形势再次出现逆转。当时，马诚斋因操劳过度，心力交瘁，心脏病复发，被送进了医院。他得知工厂再度陷入瘫痪后，忧心如焚，不顾医生的劝阻，毅然返厂工作。他动员干部和群众顾全大局，要排除社会上的干扰，恢复生产秩序，使工厂形势又有好转，年底完成了援外飞机生产任务。
可是，马诚斋为扭转一三二厂瘫痪局面，恢复生产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地努力工作，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赞扬，反而于197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重点企业汇报座谈会上，受到了批判，诬陷他是“机会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搞修正主义”。那时主持会认的是一位身居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纪××，当这位执掌生杀予夺权的人物，声色俱厉地指责马诚斋说过：“一三二厂还要大乱，才能达到大治”时，他当即答道：“这不是我讲的，我批评了这种谬论是一派屁话”。纪又严厉地说：“不是你讲的？你再讲是不是你讲的？”这时会场鸦雀无声，许多老同志担心他公开顶撞纪××，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他毫不犹豫坚定答道：“这不是我讲的！”
这位59岁的老战士，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怀着依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倾注过心血的一三二厂，于1975年4月被只身发配到南京五一三厂。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精神上的痛苦，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与干部和工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得到了五一三厂党委和职工象亲人一样的关照。过端午节时，许多职工给他送粽子，盛情难却，只好一家收一个，结果还是收了一脸盆。马诚斋处处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五一三厂广大职工的尊敬与爱戴，人们亲切地称这位九级干部为“马老九”，他和同组劳动的工人一起上了工厂的光荣榜。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7月，南京市委派马诚斋带工作组到七三四厂，迅速扭转了混乱局面。同年11月，被市委任命为该厂党委书记。
1978年4月，航空工业部领导约他赴京谈话，委以重任。马诚斋怀着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坚定信念，表示“我竭尽全力，拚命为党工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在接受部党组分配工作即将奔赴新工作岗位的前夕，由于长期遭受严重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造成的脑病复发，猝然逝世。这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勇于进取，顽强奋斗终身的老战士，倒在了新的出征之前，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
（航空工业部一三二厂史办）
吕颐浩（1071-1139），字元直，乐陵人。1096年（宋元佑）进士。宋徽宗末年，任河北都转运使。高宗即位后，任江东安抚制置使兼江宁知府。1129年（建炎三年）“苗刘之变”，曾倡议勤王，内乱平息后为右相。金军过江南侵，因曾向高宗进航海避难之策，次年罢相。1131年（绍兴元年）复与秦桧分为左右相。次年，力劾秦桧后，独揽大权，主张北伐，收复中原，然狭私用人，排斥李纲等抗战派。绍兴三年再罢相，任地方官。九年，归台州养病，不久病逝。著有《忠穆集》。今郑店乡旧乐陵村（宋乐陵城）南，尚有其当年读书处“萃贤亭”遗址，可惜只是一个土丘。
（乐陵市政协文史委）
郭谌先生传略
阎昭纲 张文学
明朝中叶，书法家郭谌，字信夫，号盘浒居士，今临邑县德平镇郭家人。生于弘治元年（1488），自幼聪明，有大志，读书有独到见解。不到二十岁，考上了庠廩员，不久又补弟子员。博读五经六书，兼善绘画。性好读书，博览群籍，几乎成了读书癖。正德二年（1507），进北京，想广交天下朋友。与东吴隆子文、龙溪张贯之、秋汀马文清、朋田李文象等人友好。这四人学问渊博，都精熟六书，结为至交。第二年（1507），朝廷选试书法，以宣扬当时的人才；全国应考的有数百人，选中八人，四个朋友都考取了，而郭谌则考为第一，封武英殿中书事，于是谌书名声扬京野。廊庙名殿匾额，命谌重写；名门巨室，家无谌字以为不算阔，都想收藏他的书作；郭谌的诗书画，内行称为“三绝”，于是他的书作传遍天下，不可胜数。
郭谌的著作更有名，他的《草韵辨体》，墨本藏于皇宫，十二年（1584），万历皇上为作序云：“先朝中书官郭谌，所编《草韵辩体》一书，从汉代到元朝，各体都有；以韵部排字，字又分类排列，字帝注上作者的名字，使读者便于查阅，于是命善书者钩勒摹写，付与镌刻。我看郭谌的书法，舒展自如，气韵溶洽，驾驶各种字体、溶汇各派于笔墨之间……从有草书以来，这算得集大成了。”类似还有《八分》、《集二王》、
《草诀百韵》、《晋唐名贤法帖》、《叙古千文》、《四体千文》、同升歌》、《同升义会序》等石版。现存有后三种与“循天理”横匾、“道为真事业，身是小乾坤”联，已归临邑文化馆保存。
自从《四体千文》上石，朝内外的人争相题记以为荣。许赞题“真”卷说：“古代今论楷书，首推欧阳询《九成宫帖》，而今郭谌的《真书千文》，很得欧书的切要，真而不杂，正而平坦，银钩铁画，温润生光；气度严毅，形象整肃，就是放在欧帖中，也难辨真假。想学楷书者，应学郭谌。”席书题“草”卷说：“郭谌以书法著名，这卷今草千文，热心人买燕石刻之，争来拓片的人几乎不断。此刻将与晋朝智永的《草书千文》并传于后世了。陈经题“隶”卷说：“以书著名的人，每个时代都有，但多只专一体，而郭谌却诸体都写得很好，不是只会写隶书，可以说集大成了吧？啊！名世不难，传世就难了，郭氏此石可以永传于后世了。”杜楠题“篆”卷说：“周籀秦篆，还仿佛存有古法，许慎以后，离开古法很远了。郭谌忧虑于此……便订正假的，查考错的，起分被荒疏混淆了的，区分传讹了的，搞出这《篆书千文》并上了石。啊！千古至今，续传古代文字真形要妙，六义得以彰明，郭氏此帖，不但有功周籀秦篆啊。”1987年上海古芨书店再版的清石渠所集《草字巢》中，有清赵思道的序说：“前代中书官郭谌《草韵辩体》一书微同。”要之，郭谌的精思巧构导之于先，如百川之汇海，大概早于郭氏的草书，赖《草韵》得传，后于郭氏的草书，也多以《草韵》为据。郭氏于文化的贡献是很大的。其“行”书如《同升歌》、《同升义会序》，我以为其字体笔似放而神彩内使用，意奔驰而气韵凝聚；其法度造诣宗二王而清逸超群，严整含秀，风格幽标，堪可为学书者之入门途径。
郭谌的画有《西山漫兴卷轴》，上有题诗，书有七体，精彩集于一幅，三绝归于一人，确是神品。当时大司徒陈东诸、南京吏部少监许龙石，都是德高望重，文采有光于国的人，可也羡慕郭谌的盛名，特就邀游西山，结为忘年交，使当时的人都感到欣羡，因作此卷以寄兴。但，郭氏的画被书掩，故很少有人议论他的画。郭氏一生，很爱吟诗，可诗作存下来的也很少。《德平县志》仅载《西山漫兴》元诗三首和《同升歌》一篇，凤毛麟角，实在可珍视了。
先生为人处事，明达学深智，气度不凡。他教育有方，教出的学生居了高位，作过三部尚书的葛守礼即出自郭谌门下，渊博的学者，当朝的名臣，师生的芳名就可以了，清明如冰，纯洁如玉，先生当之无愧。万历二年（1578）春，郭谌奉命到山东巡视慰问。年老了，执行公务又勤苦，又加所到之处，书画劳累，至兖州病倒，回故里之夜卒，时当五月，享年九十一岁，也算得德高国瑞人长寿了，郭谌正合此说。葛守礼为业师作了墓志，葬于德平东郊。年久墓荒石毁，至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本族为先生补建石碣；德平举人王炳辉为作墓表，并题了“迹追钟王”的碑额，以郭谌的书法成就，当之无愧。子文郁，袭职文华殿中书事，升光禄署丞；次子文成，隆庆庚午（1270）举人，能够继承父志，兴盛先人的事业。现在发扬名人名胜，郭谌为一代名人，岂能湮没。我不知是否合宜，据郭谌墓表，又收些旧闻，作了这篇传，是为了把他的事迹，永远保存下来。此人不是一县一省的名望，实为国家文化艺术之光啊！赞曰：德平的郊外，钩盘河畔，你明哲高深的人啊，是天赋的钟秀；书法应试第一，全国称赞，以三绝诗书画传闻；《草廖》与《草韵》。可称后世的法度，那盛多的类贴，可说是书林的奇花，《四体千文》，是你书法的力作。你支撑国家的名臣，育养的后代，堪可继承父业，你的书艺象沧海明月一样，给犁邱的文库增光，象钩盘河的水渊源流长！
“圣人”王道
韩风声 刘建义
王道（1487-1547），武城人，官至吏部右侍郎。据《中国人名大辞典》记载：“王道明武城人，正德进士，方献夫荐其学行，历国子祭酒。诸生翕然。比之宋仲敏。官终吏部右侍郎，卒谥文定，有易诗书大学億。”《清·乾隆庚午武城县志》记载：“王文定公者，武城人也，名道，字纯甫，性敏而好学，十五游邑庠，十八领东省解额，二十二举进士，以庶吉士累迁吏部文选郎进右堂中，历南北监祭酒，春坊谕德，以疾殁于官……。”
一、王氏家世
武城县曹口村王道后人保存的《王氏家谱》记载：“公祖居登州府莱阳县大王庄，自大明永乐二年（1404年）西迁入籍，武城邑西之冯王庄，夫妇勤俭持家，好善乐施，教子孙以耕读为业。”其王氏迁来武城（现冯王庄村区划为河北省故城县建国镇，该村已无王姓）的一世祖王士中，字昌周，排行老二，王士中之妻杜氏生有二子。他是在燕王朱棣扫北之后第二年，明初大迁民时迁入武城，当时的华北一带“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一片荒凉景象。修养生息近百年后，明成化丁末年，即公元1487年古历七月七日，王氏第五代人王道出生。其父王琮（音c〓ng），字苍壁，有七个儿子，长子王选，次子王道，后生五子均少亡。王琮在武城城内学校教书。出生在书香寒士之家的王道，天资聪颖，俊雅好学，很招人喜爱。他从小生活在武城（即今老城镇），十五岁到县学读书，十八岁中举为头名解元。明正德辛未年22岁举为进士。后皇帝选才，被选入北京翰林院任庶吉士之职。不久他以回家奉养祖母之名，辞官回家。皇帝诏令将其改为南京国子监教授。后又擢升为南京仪部主事，改吏部验封。嘉靖丙午起为南国太常卿，（太常卿为管祭祀礼乐之官，亦必是三品官，少卿为四品官），又为南京国子监祭酒。后为南京户部，后改礼部侍郎，又改北京祭酒，礼、吏部侍郎（正二品）。后赠尚书。
王道原配夫人李氏后封号宜人。继夫人张氏封号太宜人，生三男，长子幼康、次子幼广、三子幼庶。幼康举人，少亡，幼广邑庠生少亡，幼庶拔贡，后亦在朝中为官。
王道为官后，武城南门里的王府挂着一块门匾，上写的“琅琊衍绪”四个大字，是严嵩亲笔所题。
《王氏家谱》记载：王道为官后，嘉靖皇帝下诏书赐王道兄王选为六品冠带。王选谦逊地推说自己无学问，不称此职，于心有愧，终身不受衣锦，仍务农为生。
二、三辞朝官
明·嘉靖《武城县志》及《清·乾隆庚午武城县志》中均记载王道三次辞官不做，回归武城故里讲学。明·嘉靖《武城县志》均记载：“王道字纯甫，少颖悟不凡，十八领乡荐登正德辛末进士，初选翰林庶吉士，以欲养祖母及继母力辞前职。改应天教授。擢吏部主事，历员外郎中，选法公平，门无私谒，以辅臣荐升左春坊谕德。未几，以疾归家，十余年，杜门讲学，足迹不涉公府。性恬淡夷旷，慕邵雍、司马光为
人，而笃志力行实允蹈之。嘉靖间迁南监祭酒，科条严肃，经义德行各有学程。士类翕然宗之。旋复以疾告归家，后因台臣论荐，起太常卿，历北京祭酒，礼部、吏部侍郎。”
刚正聪明的吏部侍郎王道同众大臣一样对严氏父子为所欲为十分不满。严嵩对王道的品行才华十分佩服、器重，想为其所用。皇帝也深知王道才华藻丽，勤于政事，名传朝野，不断擢升重用。但刚正的王道却视高官厚禄如粪土，决心回家讲学。
在王道辞官还乡时，朝中六部很多官员写诗赠别，留恋地送出京畿。在《王氏家谱》中曾有过许多首诗，后在文革中烧毁。有人仅存了二首。
一、送王侍郎归武城
萧散高情早息机，衣冠祖送出都畿。
六官守道如君少，七襄辞荣自古稀。
沃野秋风黄黍熟，长河春水白鱼肥。
不才苦被樊笼系，矫首冥鸿故愿违。
二、送王道归武城七绝
十载为官两鬓丝，玉壶秋水共襟期。
潞河一棹还乡日，赢得松筠似旧时。
霄汉飞英五十年，衣冠令喜赋归田。
竹窗梦觉霜风晓，犹似朝钟到耳边。
两个朝代的县志均记载可看出，三次以疾苦归家，时间最长的是第三次。当时的内阁大学士严嵩为王道撰写的碑志中也写到：“旨允以病归。公虽去而名誉高，士大夫日其复用，居一载，（王道）起为南京国子祭酒，未几，又以疾乞归。自是一意家居，屏迹城府，读书、讲学，种树，灌园，以自适，盖
不通仕籍者，十有三年，而当时自公以至台谏荐疏，日至嘉靖丙午起为南京太常卿，未至，迁南京户部侍郎。”其第二次辞官还乡才一年，又被擢升为南京祭酒，其第三次辞政还乡时间最长，长达13年，回归武城教书讲学，足迹不涉公府。其敬慕宋代易学大家邵雍（字康节）及司马光，并一心一意学习其为人处事。严嵩在碑志中评价王道说：“两任国子执法，端教表率人才，期于俗变风美，入官虽久，自奉如寒素是以君子察其行而考其言，推其用心，而柄用以福生民利国家。”
三、侍郎之死
嘉靖25年，离开朝庭13年的王道仍在故乡开馆讲学。一天接到皇上让其返朝的圣旨，他以患疾养病为由让来使转告圣上。皇上也认为他又想辞官不做，然后又下达了第二道圣旨。首辅严嵩怕王道不归又加上他的大印，宣王道进京。严嵩不加印还好，一加印起了反作用，王道胆怯起来。此时，由于多年松驰的边防在崛起的北方民族冲击下溃散开来，剽悍的蒙古马队长啸直入。战报传来，在西苑修炼梦想成仙的世宗醒来。世宗忙招集文武大臣商议对策，抵御外侵。尤其想念足智多谋而迟迟不归的吏部侍郎王道。古训讲：文官怕宣，武官怕调，王道正犯此大忌，以为进京必死无疑。所以以疾不起床为由不返京都。正如严嵩在王道碑铭中所写“公已属疾，遂不起矣。”（1547年7月）世宗朱厚熜第三次宣王道进京，并对钦差大臣讲，王侍郎非一般人才，足智多谋，他头脑很好（指记忆超群），手写得很好（指文章书法）。这次去无论如何得把他带来。古历七月二十一日，王道听说皇上又派来钦差带旨宣其进京，本以疾不起，如活着进京去，岂不犯欺君之罪？欺君之罪必死，反正是死罪，遂在家吞金自杀。钦差对皇帝的喻旨理解有误，认为皇帝是活要见人，死要见头、手，遂砍下王道首级及手臂装入玉匣，火速回京交皇帝御览。嘉靖皇帝打开玉匣一见果是王道首级及他掌上细长的手指，知其死无疑，痛惜万分，失声痛哭：“一代圣人鸣呼，惜哉！惜哉！”遂下旨赠王道为吏部尚书，谥号文定，赐国葬，并配上金头银臂，责成济南府厚葬，赐祭田一倾二十亩，选茔地在武城县城南运河东岸，命首辅严嵩为王道写墓志铭。即：“明故吏部侍郎王公神道碑，分宜严嵩太学士（题）”，碑正面是“永垂不朽”。
济南府接旨后，在其墓地挖井制棺椁，以深井悬椁的国葬规格下葬王道。出殡五十天，一天一个同样的棺椁下葬，以防盗墓。《王氏家谱》记载：“墓建于河北龙湾口（城南2里运河拐弯处）计祭田一倾二十亩，坟五十家。”墓前有大赑屃驮石碑，石马、石羊、石人、石猴、石狮、石鸽、石磨等，号称“石仪方阵”。据老人们讲和宋代包公墓同一规格。
德州名士程先贞
孙寿昌
程先贞（1607——1673）为明清之际德州名士，字正夫，别号葸庵。明万历三十五年，程先贞生于德州一煊赫隆盛之族，锦衣鼎食之家，他祖父程绍，万历十七年（1589）进士，官至工部右侍郎，为官勤政爱民，与权阉魏忠贤斗争一生，声满天下。先贞自幼受到正统儒家经典教育及世宦门第影响熏陶，他聪颖过人，文思敏捷，年轻便以祖（程）绍荫，授官工部营缮司员外郎。中年逢鼎革之变，他辞官归隐，回到家乡德州。明祚亡，由于世受国恩，先贞非常难过，杜门简出，家居三十载而不仕异朝，以读书著述自娱。著有《海右陈人集》、《德州志略》、《葸庵诗草》、《燕山游稿》、《安德诗文搜》等，特别是他的《州乘》一书，垂成而卒，终年六十有七。书稿交于李源（星来）、赵其星（仲启），（李赵均德州人进士）赓续后乃付剞劂（刻板成书）。
康熙初年，著名学者顾炎武初游德州，在州城第一个与先贞订交，俩人志同道合，结为亲密挚友，先贞大炎武六岁。炎武为先贞诗集作序《程正夫诗序》，先贞亦有《赠顾征君亭林序》一篇。文中叙及炎武行止：“每过吾州，辄见访，为余谈说经史，不惮娓娓。”《亭林文集》中，有《德州过程工部》诗：
海上乘槎客，年年八月来。
每逢佳节至，常得草堂开。
老桂香犹吐，孤鸿影自回。
未论千里事，一见且街杯。
炎武每次来德州，都是住进程家（州城内石头牌坊街，今石芦街）在程家又结识了州城名士李源、李浃、李涛等（三李德州人清初进士，源、浃官知县，涛侍郎）。
康熙七年（1668）山东即墨发生了一桩黄氏家奴姜元衡控告其主黄培、黄坦、黄贞麟“南北通逆”案。不巧此案涉嫌又牵连到顾炎武身上，因此顾在济南下狱七个月。消息传到德州，程先贞、李浃、李源等，闻讯立即奔走呼号，他们各自利用同僚、官场友好关系和个人的声誉、才名及社会威望，八方疏通，上下斡旋，鼎力相救，使炎武先生获释，免除囹圄之苦。情同手足，略见一斑。
康熙十二年（1673）程先贞病逝，顾炎武由章丘大桑家庄赶来德州，为亡友执绋送葬，敬挽诗曰：
文献已沦亡，长者复云殂。
一往归黄泉，百年若须臾。
寥寥扬子宅，恻恻黄公垆。
挥涕送故人，执手存遗孤。
末俗虽衰漓，风教犹未渝。
愿与此邦贤，修古敦厥初。
由于上次“南北通逆”案涉嫌之牵连，加之亲密挚友程先贞君病故，顾炎武便产生了舍弃在山东的漫游，计划到西北去定居的念头。
德州名士程先贞病逝后，德州人对他的评价甚高，他不慕荣利，淡薄仕途，学识渊博，著述丰实。他的《州乘》、《德州志略》后被清康熙年间德州知州金祖彭、乾隆年间知州王道亨所续修的两部《德州志》所引用，都是依程先贞著述为蓝本而成。他那高尚的爱国情操，忠贞的民族气节（不仕满清），三百多年来为德州人所敬仰。
古人非常注重“气节”，特别是读书人，对“失节”认为并非个人之事，而是说“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具体到一个人来说“人无植节，行若狗彘”。为什么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那么尊敬崇拜程先贞，便是不言而喻者也。人生富贵不足道，其辱人贱行，贤士大夫者万万不可行也。
祀砚田家世和生平简介
程明三
祀砚田（？——1900）祖籍山东省郓城县佀家楼。明朝嘉靖年间，其先祖佀××在朝为官，反对权奸，怕被严嵩斩草除根，让两个儿子改姓佀的同音祀（不在百家姓），远走高飞。两兄弟逃至平原谭家林（现腰站），年长的继续北逃，年小的留居落户，成为平原祀姓始祖。
数传至祀三俊（祀砚田的曾祖），到济南抚院门前卖大饼，因解囊济困结一挚友。后来，此友发迹到山西做官，祀三俊随往，借助其力爆发。祀砚田之父祀克达（字茂庵，号老盛），清道光十四年（1834年）考中武举，由孙家（祀砚田的族孙祀东瀛说，大概是祀砚田的姥娘家）手中买得现王打卦乡花园，并由腰站小祀庄，迁居于此。
花园，开始是清康熙年间董探花（名讷，平原县董路口人，曾任兵部尚书衔两江总督，左都御史）之二弟董调（岁贡生、行人司行人）的别墅“二如园”（又名承渊圃）。乾隆年间纂修平原县志时已几易其手。清朝末期演变为“祀泉花园”，并以佃户和雇农为主形成花园村。花园祀家最兴旺时，有耕地、林果地、河滩苇地共约十二顷（花园、城南朱庄一带各半），平房数十间，清初修的望河楼一座，牛驴骡马一大群。佃户、雇农的房宅都是祀家白给的。同时，祀克达腰站的亲弟弟祀克通和几个叔伯弟兄，也都比较富。因家传，祀砚田和其堂兄祀宝田都考中武秀才，其族孙祀东成也以武术熬了个外委千总。旧社会儿女婚配，讲究门当户对。祀砚田的堂兄弟祀公田，岳父在夏津倪庄，家中有一武举，是富户。祀宝田的岳父在高唐州李化梓庄，家中有一武秀才，名李鸿魁（又名李泽），是高唐城北义和拳之首，曾和王立言、徐福、孙（董）衍邦一起，反洋教，杀赃官。
祀砚田身材魁梧，性格开朗豪爽；为人正直，仗义疏财；平易近人，交游广泛；有民族观念和爱国思想；再加其家世和个人功名、里长身份，在平原城西马颊河两岸，和以腰站为中心的平、恩、夏、高四县交界地区的各类人中，均有一定声望，但也积有吸毒（鸦片）恶习。其父去世后，家庭经济每况愈下。义和团兴起时，祀砚田担任下辖18个村庄的平原县第十二里里长，家里只剩下二、三十亩地、一匹马，房子也不太多了。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亡日益深重，帝国主义的侵华工具天主教、基督教（耶稣教）更加猖獗。在这种形势下，农民自发的爱国反帝组织神拳、义和拳，在长清、茌平等县开始蓬勃发展。光绪二十四年冬或二十五年初，高唐人孙衍邦（乳名二小）由在平的琉璃寺将义和拳传入现腰站镇小芝坊。随后，附近的北堤、锅培口……和苏集乡的前杠子李庄等村都办起了拳场。同年春，北堤的拳民越过马颊河，将义和拳传入现平原县王打卦乡南侯庄（原属恩县）。接着，义和拳沿马颊河西岸迅速向北发展，不久传播到现王杲铺和三唐乡境。春末夏初，北堤、小魏庄的拳民揭开反洋教的序幕；朱红灯等著名拳首来平原城南摆会亮拳，会聚拳友，宣扬技勇，激发了平原人民反洋教的斗志。到中秋节前后，南起现苏集乡，北至王杲铺乡，掀起了清算不法洋教徒的高潮。拳民们的爱国行动，吓坏了平原知县蒋楷。农历八月十八日，派兵役窜至前杠子李庄，抓捕六拳民下狱。这时的祀砚田，虽然没有公开参加义和拳，但早就同情、支持拳民的爱国反帝行动，并和不少拳首有交往。农历九月初七日，祀砚田和商永和、黄某、段某等四里、庄长、受义和拳拳首请托，同赴平原县衙，要求平原知县蒋楷不要请兵，向其说明拳民所以“抢”，是因“无所得食”；所以掳人，是为了换赎被捕之六拳民。蒋楷拒不答应。当晚，祀砚田等四里、庄长，又转托许教谕、林县丞和张典史，同向蒋楷申述他们之说，并微露索要陈德和之意，请示可否释放被捕六拳民。蒋楷仍然顽固不化。义和团杠子李庄起义之后，济南知府卢昌诒和候补知府、统领亲兵马步队袁世敦、率兵前来镇压。在到杠子李庄捕空，前往大芝坊森罗殿之前，卢昌诒等共议：“统领进扼其吭，仍请祀砚田、商永和先往议抚。”官兵一近森罗殿即打起来。
森罗殿战后，虽然平原的主要拳首有的逃匿，有的被捕入狱；鲁西北的著名拳首朱红灯、本明和尚不幸被捕杀；王立言等的拳民队伍也失败，但义和拳反洋教斗争的怒火并没有彻底熄灭，不良教徒仍然惶惶不安，甚而捏造事实，诬陷拳民，向其洋主子求救。农历十一月初，驻恩县庞庄教堂的美籍牧师博恒理等致函平原知县，胡说花园村拳匪聚众，定于十三日起事，抢掠教民，焚烧教堂，嘱其立即派兵役拿办。平原知县承泗率队驰往镇压，村中均各安谧如常，并无博恒理所说之事。此后，根据道台札饬和高唐知州的谕令，祀砚田被招至高唐，协同李鸿魁（李泽）等分赴城乡集市，劝谕民间早撤拳场。这样，不良教徒和洋教士还是耿耿于怀。光绪二十六年二月，驻恩县庞庄教堂的牧师明恩溥，又致函山东省洋务局并转巡抚袁世凯，以不良教徒的挟嫌诬指之词“平原……拳匪声言，散帖招聚多人，杀绝教民，一概不留”，加害张玉琢、祀砚田、李长水等人。同月，平原知县回禀：“遵查该教士所开李长水一名，确系拳匪，屡经卑职悬赏勒缉，尚未就获。其张玉琢、祀砚田二名，前据美教士博恒理来函，谓系拳首。卑职查明张玉琢等并非著名首要，亦无为匪实据。访其来由，始知……张甲乙……入教恃为护符，致与张玉琢势成不解之仇。……难保不假词怂恿，冀报私仇。所有祀砚田一名，前蒙本道饬令招致劝撤拳厂。旋经卑职查明在高唐境内，随同该处董事等劝撤拳厂属实。并未有扰害闾闫情事。业经禀明本道暨洋务局备查在案。”由此可以看出，直到光绪二十六年二月下旬，祀砚田还没成为义和团公开的拳首。
自1899年11月至1900年4月，清政府对义和团的态度反反复复，在“剿”还是“抚”的方针上，举棋不定。直至6月上旬，清廷关于“剿”或“抚”的命令还是矛盾反复的。在这段时间里，虽然山东巡抚袁世凯一直主张“剿”，但是随着态度的反复，和直隶等省义和团的壮大和活跃，平原拳民的反洋教活动还是伏起相间向前发展的。农历4月，姚诗志接任平原知县。他为了控制义和团，应付袁世凯，保己乌纱帽，软硬兼施让祀砚田出任城西义和团首领。祀砚田就任拳首后，既没有放弃义和团反帝爱国的宗旨，更没有按姚诗志的旨意将义和团变成官办的团练，仍然继续坚持反洋教斗争。特别是1900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五日），颁发那拉氏西太后对外宣战、将义和团收为义兵的上谕后，平原城西义和团的活动迅即掀起新高潮。祀砚田亲率二百拳民火烧了看水庄、董路口（以上现属王杲铺乡）等村教堂；带领亲随北上直隶河间，谒见清政府大员，挂号、讨令；让王长进（花园人，祀砚田的得力助手之一）等进京“扶清灭洋”。同时，在祀砚田领导下的拳民，又清算惩罚了尚家庙子（现属炉坊乡）为富不仁的洋教徒王富有（人称王五爷）。祀砚田不仅领导拳民火烧洋教堂，惩罚不良教徒，并且逼令车王庄（现属王庙乡）等村教徒反教。使那些认贼做父，以入洋教为护符，狗仗人势，欺压、剥削、诬陷平民的二毛子（犹如后来称伪军为二鬼子）惶惶不可终日。因而祀砚田和花园之名远扬茌平、陵县，惊动了袁世凯。1900年12月29日（光绪二十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到的陵县禀中说，卑县查路勇役于八月（农历）盘获身佩单刀的高春田到县。讯据高春田供称，平原县车王庄人，素奉天主教。因本境花园庄有义和拳祀砚田等欲将其杀害，因惧反教，遂跟祀砚田等学拳。祀砚田给单刀一把，令他先往陵县城东旧城墙外等候聚齐，听他调谴……。同年9月10日（农历八月十七日）到的在平县禀中说，复奉宪台（巡抚的等称）札饬，访闻花园寨一带各处匪徒冒充义和团聚众滋事。闻有石统领、祀砚田等刻往茌平各处。饬即确查禀复……现据外出勇役回报，查得花园寨等处，与茌境相距甚远，石统领、祀砚田等亦查无确切踪迹。复禀又说，既闻该匪在花园寨等处聚众，难免不窜入他处……。袁世凯看后批复说，报告已阅，希仍随时认真防范弹压。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西太后在逃亡途中为了早日求得列强饶恕，公开出卖义团。9月7日（农历八月十四日）颁发谕旨说：“此案初起，义和团实为肇祸之由，今欲拔本塞源，非痛加铲除不可。”袁世凯接旨以后，残杀拳民更加猖獗。在形势越来越恶化的情况下，祀砚田被迫逃匿夏津县倪庄亲戚家。秋末，其亲随、干儿脏态（？）卖主求荣，前往倪庄侦探。户主见行迹可疑，建议祀砚田杀他灭口。祀砚田因重义气，认为他也不可能忘恩负义，没有下手。脏态走后，为防万一，祀砚田转移他处。平原知县根据密报，派官兵和差役到倪庄逮捕祀砚田。因祀砚田已经转移，兵役便将其亲戚逮入平原监狱，当做人质并逼其交代祀砚田的下落。祀砚田一向重义气，认为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决不能连累亲戚受冤枉，便毅然于心无愧地到平原县衙投案，求释被株连之人。遂被革去功名、逮捕收监。被捕后，全里十八个庄都推举代表到县保释，其母也以武举夫人身份向县官求情，都没有起作用。这时祀砚田的两个助手——王文盛（花园人）和王长进也东躲西藏。不久，王文盛机智脱险逃往东北。知县姚诗志升堂审讯，祀砚田据理反驳，骂的他一塌糊涂。初冬，祀砚田出西门就义时，大骂姚诗志出尔反尔不讲信义。
说明：一、祀砚田的祀，因不在《百家姓》，在档案和书刊中都以谐音或同音误写为施、史或司，本文一律改为祀。
二、对“拳匪”等一些诬蔑词句，为尽量保留引文原貌，一律没加改正。
教育家齐思和
齐思和，字致中，1907年（清光绪三十三年）5月7日生，宁津县人。其父齐璧亭，早年留学日本、美国，后致力于女子教育，为鲁西北著名教育家。齐思和幼年受新式家庭教育，9岁入宁津县模范小学，12岁入县立高等小学，不久随父母移居天津，入东马路私立第一小学高小班。他在小学时代，即喜读古文，成绩优异，颇受师长器重。1922年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后，又潜心学习史学。当时范文澜在该校任国文教员，兼教经学、史学课程。他受范氏启迪，开始研究清儒学派，为后来治史打下了初步基础。
1927年，齐思和考入南开大学文科，学习历史。1928年9月，转入北平燕京大学，仍修历史。1931年7月，燕大毕业后，以优秀成绩考取留美生，入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研究部，攻读西洋史。1933年7月，获历史科文学硕士学位，留校继续深造。1935年7月，获哈佛大学历史科哲学博士学位，旋回国任北平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并在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兼课，讲授史学概论。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沦陷。齐思和为摆脱日伪控制，放弃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的职位和待遇，转到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任副教授。1939年起，他兼任该校历史系主任。1941年8月，升任该校教授齐思和在燕大期间，讲授过中国上古史、春秋史、战国史、史学名著选读、世界近现代史等课程。在授课和管理教学之余，进行先秦史的研究，曾发表了《黄帝的利器故事》、《五行说之起源》等文章。1938年前后，他重点研究战国史。当时，关于战国史的资料，尚缺乏整理。他将见之于《国策》、《纪年》、《史记》及其他各家传记中所记战国时代之年代、舆地、典章等资料，详加钩稽，写成《战国制度考》一文，首先提出了战国变法运动始于魏，后来吴起将魏国的先进制度推行于楚国，商鞅又将魏国的先进制度推行于秦国的见解。所作《孙子兵法著作时代考》一文，从《孙子》一书反映的政治制度、军事组织、战争技术、哲学思想、著作体例等几个方面进行分析，论证了该书成于战国时代。文中提出了《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是两种书的见解。这一见解，后来被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汉简所证实。这一时期，齐思和还发表了《先秦农家学说考》、《战国策著作时代考》、《战国策著者高诱事迹考》等论文，出版了英文《西洋现代史》等专著。
齐思和在从事史学教学与研究的同时，一直关心着抗日战争事业。他曾于1938年向晋察边区抗日民主政府捐赠过药品。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强行解散燕京大学，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署下令燕大教职员登记。他不顾日伪的威胁利诱，拒绝登记。后转入私立中国大学任教，坚持了民族气节。
抗日战争胜利后，燕京大学复校。齐思和返回该校，任历史系主任兼《燕京学报》主编。1948年起，又兼任文学院院长。他在授课和管理教学之余，研究西周史，先后发表了《西周地理考》、《毛诗榖名考》、《周代锡命礼考》、《西周时代之政治思想》《中西封建制度研究》（英文）等论文。其中《西周地理考》一文，不同意钱穆的《周初地理考》一文提出的周族起源于汾水流域的说法，进一步论证了周族发祥于渭水流域的观点，并且论述了周族由渭水流域逐渐向东发展的过程及其地理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齐思和继续从事大学历史教学和历史研究。曾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讲授世界中世纪史等课程，编写出版了《世界中世纪史讲义》，主编出版了《世界通史》上古部分，发表了《从伽图的农业论看罗马农业》、《英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成的过程》、《西欧中世纪的庄园制度》、《从英国封建庄园看欧洲庄园制度的特征》、《十三世纪英国土地制度研究》、《从世界史角度看土地国有制》、《两次鸦片战争时期亚洲各国人民的斗争》、《英国史里边的鸦片战争》、《中国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等论文多篇。他还参加了《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的编辑工作，担任了《世界历史小丛书》副主编。齐思和学贯中西，著述丰富，为培养中国史学人才和推进中国历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80年2月20日，齐思和因心力衰竭在北京逝世。
（德文）
王旭鹏传略
王玉玺
王旭鹏，原名王化友，1907年出生在山东省平原县腰站镇徐庄。王旭鹏天资聪颖，自幼好学，上进心强，1922年考入县立职业学校，1924年毕业后，又考入省立临清棉业讲习所。在校期间，他开始阅读进步书刊。受民主革命新思潮的影响，他曾与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演说，开展抵制日货的爱国活动。
1925年9月，王旭鹏从临清棉讲所毕业回乡，通过关系，在县保安队当缮写上士。此时，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延伯真和共产党员李宗鲁在平原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并和县长刘耀东（国民党员，较开明）建立了统战关系，经常出入县衙。于是，王旭鹏与他们有了接触。在交往中，王旭鹏从他们那里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进步很快，懂得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产生了加入党组织的愿望。
同年10月，经李宗鲁、延伯真介绍，王旭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后，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他利用合法身份作掩护，积极搜集情报，做好联络工作。并经常深入到县城附近的农村和腰站一带，开展农运，秘密发展党员。先后发展了小辛庄张振隆、堤上村张殿选、阚庄的刘玉敬等入党。
1926年春，王旭鹏和张振隆等组建了平原县第一个党支部——小屯党支部。支部以张振隆开的药铺作掩护，积极开展工作。支部还在恩县刘宁口、津期店一带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刘宁口党小组。
1926年3月7日，中共山东地委在长清召开了全省农运扩大会议和农民代表会议，王旭鹏作为平原县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同年9月，大革命处于高潮时期，鲁北党组织进一步得到发展。根据形势需要，中共山东地方执行委员会决定，在平原建立鲁北地委。王旭鹏根据地委指示，在县保安队秘密进行革命宣传，做官兵的争取改造工作。同时，他还派同学仇万兴（1926年6月，由王旭鹏介绍入党）打入县警察所当检邮，将上级党组织的信件秘密转交给地委。为了加强党的宣传工作，地委创办了机关刊物《鲁北》（后改为《露白》、《鲁白》），王旭鹏和张文轩等几位党员负责将刊物分发到各基层党组织，有时，夜间去各村镇张贴。
1927年9月，山东区委负责人邓恩铭、丁君羊等来平原，在城东三里杨村召开了鲁北各县党的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会后，鲁北地委在潘庄召开了鲁北8县农民暴动会议，王旭鹏作为平原县党组织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发动农民举行暴动的问题，并成立了鲁北暴动行动委员会。王旭鹏任委员，负责发动平原县的农民。
1927年10月，根据山东省委指示，鲁北地委改为鲁北县委，王旭鹏任委员。此时，王旭鹏已离开保安队，主要负责农运工作。12月，王旭鹏、李宗鲁等去禹城季李胡店、安仁镇一带开展革命活动，发展杨创正（杨中一）、杨瑞亭（杨凤亭）等人入党，并建立了党支部。1928年春，安仁镇西街首事李汉林等人，以摊派国军过境粮为名，横征暴敛，人民十分愤慨。王旭鹏听取汇报后当即指出“应抓住时机，发动群众，查帐揭发其侵吞公款公粮的罪行。根据王旭鹏的指示，安仁镇党支部领导群众，经过斗争，终于查清了李汉林侵吞公款的事实，迫使当局撤换了李汉林。这期间，王旭鹏还多次到夏津检查指导工作。由于王旭鹏艰苦的工作，平原和恩县交界地区的党组织有了较快的发展。
1928年4月，山东省委撤销了鲁北县委，组建了鲁北特委，王旭鹏任委员。这时，他因积劳成疾，患肝硬化腹水症，在家养病。5月，特委遭反动武装袭击，特委书记李春荣等11人牺牲。同时，蒋介石的新军阀军队进驻鲁北，平原县反动政府对全县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进行了大逮捕，党组织遭破坏。6月，中共山东省委指示，将鲁北特委立即改为鲁北特支。特支由王旭鹏负责。病情刚刚好转，王旭鹏不顾生命安危，毅然担起重任，又投入了紧张的战斗。
由于当时的环境恶劣，鲁北特支没有固定驻地，主要在平原城西南徐庄、小屯一带开展地下活动。王旭鹏时常带病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他白天化装外出活动，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处理上级和基层组织的信件。为了加强宣传鼓动工作，他经常带领同志们在县城和大集镇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鲁北党组织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已有支部14个，党员61名。但是，王旭鹏的病情却在极度劳累中恶化了。
10月，平原县反动政府对全县党、团员进行了第二次大逮捕。一天，重病中的王旭鹏，得知敌人要来小屯、阚庄、徐庄等村。面对十分危急的情况，他从容镇定，置生死于度外，一边设法通知同志们撤离，一边烧掉文件和书信。当天，敌人骑兵队闯进了王旭鹏家，见他身患重病，卧床不起，便带走了他的妻子和哥哥做人质（后花钱赎回）。11月，王旭鹏病逝，时年21岁。1956年，经山东人民政府批准，追认他为革命烈士。
张袖石烈士传略
张袖石，化名张博，1908年生于庆云县板营村的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七七”事变后，他是冀鲁边区抗日救国军的发起人之一。历任救国军司令部书记处处长，庆云县、盐山县第一任抗日政府县长，一地委政治部主任、三地委副书记等职。1943年3月17日，在一次反“扫荡”战斗中壮烈牺牲。
张袖石9岁入学读书，他聪颖、勤奋，只因家境窘迫，15岁时辍学，后来便到天津去闯荡，靠出苦力谋生。幸与一同乡邂逅相遇，同乡念其聪慧，出力供读，张袖石遂得以到铁路学校继续念书。在学校里，他经常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开始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蒙。
张袖石20岁时返回家乡，在本村高小当了庶务员。因他廉洁奉公，深受师生们的信任。他利用与学校师生的亲密关系，将自己在天津接受的进步思想和阅读过的进步刊物，秘密地在师生中间广泛传阅，对于新思想在当地的传播起了积极作用。
1934年春，庆云县党组织领导的马颊河罢河工斗争遭到了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了庆云大地，血气方刚的张袖石对旧社会腐朽黑暗的统治和国民党当局的凶恶残暴深恶痛绝。他甘愿冒着被抓被杀的危险，积极寻求革命道路，立志做一个有为青年。当张袖
石得知他的同乡范普权（共产党员）因在泊镇师范发动学潮斗争，被反动当局和学校开除的消息后，立即与他联系，积极动员他回乡教书。正是由于范普权的参入，对庆云党组织的恢复和重建工作起了重大作用。也正是从那个时候起，张袖石开始向党组织靠拢。1935年，在大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活动面临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经范普权等同志介绍，张袖石面对鲜红的斧头镰刀旗，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拯球中华民族的危亡，遵照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指示，张袖石与同志们一道，积极筹划组织抗日队伍的工作。为此，他经常走村串户，利用各种人际关系，在田间地头，在煤油灯下，向广大村民、群众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动员人们有人出人，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动员人们组织起来，为抗战出力。经过他们艰苦努力，不久，抗日救国会第十三分会和庆云县抗日救国军便相继宣告成立。这支抗日武装的诞生，张袖石倾注了大量心血。
抗日救国军成立后，名气越来越大，许多人前来投奔。这期间，曾有一部分由沧县向南方溃逃的旧警察也来参入，他们中间，有个姓张的小头目，委身于此一是慑于救国军的威力，二是心怀异志，想暂且栖身后另谋他图，并非真心抗日。这个小头目开始在救国军中拉帮结伙，网罗党羽。他的一举一动都被张袖石看在眼里。就在救国军到旧县总部会合的这天，张袖石精心安排，待这个小头目进屋时，下了他的枪。然后对他们进行了义正词严的训导。鉴于县抗日救国军这支新组建的队伍的人员成分极其复杂，张袖石决定亲自担任县抗日救国军书记处处长，他为了纯洁救国军的队伍，统一大家的思想，而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教育转化工作。
整个冀鲁边区的抗日救国军汇合以后，便趁日寇沿津浦、平汉铁路南进、敌后空虚的大好时机，着手建立边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敌后武装力量。1938年初，由救国军改编而成的国民革命军别动纵队第三十一游击支队连续转战冀鲁边区各县，除汉奸、灭恶霸、斗顽匪、威震盐山、无棣、乐陵、宁津一带，吓得庆云县伪县长王兆康只身逃往沧州。国民革命军决定趁机拿下庆云县城。
王兆康逃跑后，庆云县只剩伪保安大队把守，伪保安大队长为防游击队来袭，派手下加深护城河，在城外围上铁蒺藜，还把东西两个城门用土坯垒实，日夜闭门防守。为了减少伤亡，张袖石建议采取智取的办法拿下庆云县城，并主动要求进城去做伪保安队的分化瓦解工作。征得领导的批准后，张袖石只身一人化装混入城内，与县伪保安大队接触，他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终于做通了一些人的工作，促使一个伪军中队起义，通过里应外合，三十一游击支队以最小的代价一举解放了庆云城。4月5日，冀鲁边区第一个县抗日民主政权——庆云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张袖石当选为抗日民主政府县长。
当时，有一股国民党的部队盘踞在庆云县严务村，他们经常借机挑起事端与抗日队伍闹摩擦。为了制止他们的挑衅行为，维护团结抗战的大好局面，张袖石亲临严务与其谈判。面对国民党兵的刀枪威胁，张袖石大义凛然，毫不怯懦，据理力争。他向国民党部队的头头和士兵们晓以大义，宣传我党一贯团结抗日的主张和枪口一致对外的道理，阐明分裂的危害，终于说服了广大的士兵，粉碎了国民党部队个别头目借机滋事，制造事端，破坏抗战的阴谋。
由于工作的需要，张袖石先后又调任一地委政治部主任和三地委副书记。虽然他的地位越来越高，但他始终保持着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和尊干爱兵的优良革命传统。他与干部战士和驻地群众打成一片，生活上从来不搞特殊。一次，部队行军到一个村，开饭时，警卫员心疼他日夜操劳，日渐消瘦，就给他要来几个馍馍和一碗菜。张袖石问：“战士们都吃这个？这个村的老百姓都吃馍馍吗？”“这……”没等警卫员说完，张袖石一摆手说：“快送到伤员那里去。去呀！”警卫员望着张袖石消瘦的双颊和深陷的眼窝，还想说什么，但被张袖石那严厉而深情的目光制止了。
张袖石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依然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和乐观的人生态度，他举止文雅，言语幽默。有一次，张袖石正脱下褂子捉虱子，正巧被房东老大娘看见。看到他身上那么多的虱子，房东大娘说：“哎哟，快让虱子把你吃了。”张袖石索性抓起一把笤帚扫起来，并且边扫边风趣地对大娘说：“虱子吃不了我们，它们和害人的日本鬼子、汉奸一样，迟早要被我们一扫光。”
1943年3月17日，日军纠集驻扎在庆云、乐陵、阳信、盐山等县的伪军共1000多人，分13路对庆云的“三汾水”（汾水王、汾水马、汾水杨）一带进行合围式的“扫荡”。一度将活动在这里的三地委、三分区包围。接到情报后，地委、分区机关从拂晓开始由大、小丁庙向南转移。到达刘化风村南头时，先头部队与敌遭遇。部队边打边撤，敌人尾追不放。当撤到蔡王村西时，三分区副司令杨成德在激战中中弹牺牲。张袖石与三地委书记李广文、冀鲁边区党委宣传部长李其华及一部分战士继续分头向北转移，到达汾水王村东南时，又与迎面赶来的200多名敌人相遇，身为三地委副书记的张袖石率领战士们向敌人猛烈射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李广文、李其华等领导同志则乘机突出包围圈，而张袖石等人却被敌人紧紧咬住。当张袖石和另外7名战士边打边走转战到小田村西北时，又遭到敌人的截击，后面的敌人也乘势追了上来，把张袖石和7名战士团团围住，此时，张袖石镇定自若，他一面指挥战士向敌人射击，一面观察寻找突破口，但是敌人越来越多，包围圈越来越小。这时，张袖石一边向敌人射击，一边高声向身边的7名战士喊道：“同志们：我们宁死不当俘虏！为国尽忠的时候到了！”当每人剩下最后一粒子弹时，他们高喊着“至死不当亡国奴”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1946年3月14日，张袖石的灵柩迁葬故里。庆云县人民政府为他召开了追悼大会，政府和各界群众敬献挽联，以志纪念。
张袖石的家乡板营村民众送来挽联：
勇气本堪钦视死如归捐生愧煞偷生辈
敌风尚未息欲扫而平靖难偏成殉难人
中共庆云县委、县人民政府、县各救会送的挽联是：
救国先起义毅然投笔从戎冀鲁打开根据地
抗日抱血心竟致杀身成仁渤海留下壮烈风
张袖石去了，他是为民族的独立而死的，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死的，他死得伟大，死得壮烈。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庆云县民政局）
抗日英雄节振国
刘长居
《武城县志》记载，抗日民族英雄节振国，生于1910年，山东省武城县（老城西）刘堂村人，汉族。他年幼时因家贫全家逃荒到河北开滦赵各庄煤矿。在他14岁那年，父亲因病早逝。因生活所迫，他便下煤井当了童工，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养成了刚毅、倔强、勇敢和善于助人的性格。他还跟师父学到了一身好武功。
1938年，八路军为挺进冀东，开辟抗日根据地，节振国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带领开滦煤矿工人，开展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节振国还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委派为工人纠察队队长。这一运动，点燃了产业工人抗日的革命火焰。后因叛徒夏连凤和汉奸“耿三阎王”告密，节振国遭到了滨田为首的日寇追捕，由于他武功好，机敏过人，连劈日寇3人，负伤摆脱了追捕。随后他组织工友百余人，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成了抗日游击队，后改编为工人特工大队，节振国被任命为大队长。在抗日斗争中，他们配合党组织在冀东一带开展了大规模武装暴动，掀起了一个又一个的抗日高潮，使日寇到处受挫。日伪军一听到节振国的名子就胆战心惊、闻风丧胆。当年7月18日，工人特工大队出其不意的消灭了活动在赵格庄一带的日伪武装，胜利战果振奋了整个开滦矿区，矿工们纷纷加入抗日队伍，有力地支援和配合了八路军冀东农村大暴动，使日寇节节败退，创立了我国抗日斗争史上产业工人、农民与主力部队配合作战的典范。
1938年冬，冀东地下党组织发展节振国为中国共产党员，并于翌年9月，选派他到中共晋察冀分局党校学习。1940年夏，毛泽东同志在听取冀东党组织负责人汇报时，当听到节振国典型事迹时，高兴地说：“要好好培养他”。1940年8月，节振国结束党校学习，回到冀东，并随即奉命参加了尤各庄一带的截击战。战斗中，节振国冲锋在前，机智勇猛地击溃了敌人的重机枪火力点，同战友一道顺利地歼灭了日军50余人。但不幸地是，节振国在战斗中被暗藏的残敌冷枪射中而壮烈牺牲。
节振国牺牲后，周恩来总理指示：“要广为宣传烈士的英雄事迹。”此后，在全军乃至全国开展了一系列向英雄节振国学习的活动。《中国工人》杂志还于1957年连载发表了作家王火的报告文学：《赤胆忠心——红色游击队长节振国的故事》。1958年唐山京剧团将节振国的英雄事迹创作上演了京剧《节振国》。1965年，唐山京剧团这一优秀剧目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成电影。
王克东传略
王朝玺
王克东，1915年5月14日生于山东恩县刘庄（现属平原县恩城镇）一个农民家庭。1937年10月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时期，先后任中共恩县县委书记、观城县委书记、曹县县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围场县委书记；建国后，历任热河省政府副秘书长、秘书长、中共热河省委秘书长、中共承德地委第一书记、国家农垦部公社局局长、计划局局长等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任中共河北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府顾问，1986年1月离休，1991年6月病逝于北京，终年76岁。
王克东同志在他五十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对敌人，横眉冷对，勇于斗争，对人民则甘愿俯首为“牛”。他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埋头奉献，从不索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虽然位居要职，却仍是人民群众的真正公仆，终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扎扎实实为群众谋利益。他作风民主，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疾苦，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
在“左”倾路线干扰时期，他襟怀坦白，交明磊落，刚直不阿，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不唯书、不媚上，一切从实际出发，虽蒙受20年不白之冤，但为了党的事业仍顾全大局，忍辱负重，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和高尚品德。
一、接受革命思想薰陶
王克东原名王玉成，抗战爆发时，为表示驱除东虏的决心而改名“克东”。
小时候家里很穷，父亲下了关东。他12岁才入不收学费的东关试验小学读书，两年后考入也不交学费的县立职业学校。在职校读书三年间，语文教师马怀礼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并使他开始受到人生启迪。
马老师心直口快，有什么说什么。讲课时，经常提到李大钊、陈独秀等共产党人，特别对李大钊推崇备至，讲李大钊怎样教导学生读书进步，怎样教育工人不当牛马和奴隶，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在当时的严重白色恐怖时期，马老师甚至讲国民党同共产党之争并未结束，谁胜谁负现在定不了，要象李大钊这样不怕牺牲，艰苦奋斗，团结群众并为群众谋幸福的干法，最后胜利恐怕在共产党方面。
这位马老师还经常在县里召开的群众大会上自由演讲时，上台慷慨陈词，抨击社会时弊，不点名地揭露县里官场上一些贪赃枉法现象，使当时恩县县长杨玉镶十分尴尬，自然对他怀恨在心，因此，大约在1930年（或31年）的一天，马老师突然被捕了。王克东和职校的师生去监狱看望时，马老师很镇静，拍着脚镣对学生们说：“不怕这个！你们放心，我没做坏事，你们要好好学习。”王克东和同学们都掉泪了。
马怀礼老师的身份虽然对王克东来说一直是个谜，但这位老师却使他少年时期就对共产党有了好印象，他知道了李大钊是好人，是反对不公平的黑暗社会的带头人，共产党跟国民党不一样，是为穷苦老百姓谋幸福的党。
1932年7月王克东考入山东省立平原第五乡村师范学校。在这里，他又有幸遇到两位好教师。一位叫李一凡（李竹如），教他们二级的《农村经济学》；一位叫马霄鹏，教他们二级的《乡村社会学》。两位老师讲课都能联系社会实际，不仅使同学们增长了知识，还受到深刻的思想教育，如李一凡老师讲农村经济学时，就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所谓“生产过剩”，实质是资本家残酷压榨得广大劳动人民吃不饱饭，买不起衣，流落街头的一种反映。中国的社会经济长期受着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控制，根本不能自由自主地发展。现在，东北已经丢失，华北陷入危急，日货充斥市场，走私日益猖獗，内战连年不断，百姓流离失所，卖儿卖女也不得温饱，冻饿而死的事件时有所闻，即使遇到丰收年月，也是谷贱伤农，农民的生活照样不好过。马霄鹏老师讲社会学时，列举贪官污吏劣迹，揭露社会黑暗现象。当时的平原县长叫曹梦九，过去当兵时是韩复榘的伙伴，韩当上山东省主席之后，曹也闹了个县官当。他为了敲诈钱财，设置了一个密告箱，还好用鞋底打人嘴巴，所以人们送他个外号叫曹大鞋底。有次没问原由用鞋底打了上海一位记者的嘴巴，记者们在山东不敢惹他，有苦难言，但回到上海就在各大报上登出了这件“新闻”，引起社会舆论的公愤，弄得韩复榘不得不宣布将这位曹大鞋底撤职。但接着就悄悄地把曹由平原这个三等县调到一等县高密当县长去了，月俸由大洋300元一下子升到500元。在那个黑暗社会里，这等丑事到处都有。
当时，王克东还不知道，这两位深受乡师同学们崇敬的教师，是地下共产党员。在他们的组织领导下，1934年10月，在学生中秘密建立了中共平原乡师党支部，王克东的同乡好友马诚斋就是党支部书记。
1935年5月，党支部发动全校学生举行了反对国民党省教育厅实行毕业会考制度的大罢课斗争，由于王克东是二级一班班长，学校里许多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在学生中威信较高，罢课学生同校长交涉时，一致选他当了学生会会长。
罢课学潮坚持了三天，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第四天被县警队镇压下去了，马诚斋等6位同学被开除，王克东也被国民党县党部传去谈了话。还好，没有对他怎么样。
这是王克东第一次经受群众斗争的锻炼。
二、在血与火的考验中
1936年暑假，王克东于平原乡师毕业后，按当局要求，到济宁学习（乡村建设理论），结业后被分配到武城县饶阳店薛官屯乡农学校担任校长。
这时，马诚斋多次找过他，给他书看，并给他介绍国际国内形势。有一次，马诚斋问他：“你如果被捕，能坚持不？”王克东说：“当然能坚持！”提到入党，王克东当时还认为只有象李大钊那样有学问的人才能当共产党呢，自己怎么行！可马诚斋走时，跟他打了这样一句招呼：“咱们是一伙的了。”不久，马诚斋回来向他正式宣布，党组织已经批准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了，这是他意想不到的事，感到格外高兴，激动不已。时间是1937年10月。
入党后，他就按组织的布置和要求，积极开展党的工作。当时，抗日战争已经爆发，日寇沿津浦铁路侵入山东。这年11月，他和马诚斋在武城县张官寺一带发展了十几名爱国进步青年入党，并在他俩发动指导下，由白金荣、李华珍拉起一支80多人的抗日武装，开展破袭铁路、骚扰日军的游击活动。
1938年2月，八路军一二九师津浦支队由冀南挺进鲁西北，在恩县旧城镇一带开辟抗日根据地，鲁西北特委代表张承先帮助建立了恩县县委，马诚斋任书记，刘子蔚任组织委员，王克东任宣传委员。当时王克东不知道书记是什么职务，还闹了个小笑话，他对马诚斋说：“我当书记吧。”马诚斋对他笑笑：“别变了，这是上级党组织决定的。”——他把书记当成秘书了。
不久，津浦支队消灭了残害民众的恩县顽匪孔三滚子（孔宪圣），争取了当时愿意同我合作抗日的土匪王化三部。在县委领导下，建立了半政权性质的恩县战地动员委员会，彭天琦任主任，刘子蔚任组织部长，王克东任宣传部长。恩县战委会成立后，在县委的领导下，积极宣传、发动群众，组织青壮年参军支前，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战活动，为开辟抗日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
这年5月，在县委领导下，恩县又建立起百余人、七八十支枪的抗日游击大队。不久，马诚斋调鲁西北特委，刘子蔚接任县委书记，王克东改任组织委员。
抗战初期，随着日寇的侵入，国民党军政机构的撤退，鲁西北一带土匪杂团武装蜂拥而起，各霸一方，残害百姓，十分猖獗，也给县委开展工作造成了极大困难。1938年6月，八路军六八九团、七六九团和第五支队、津浦支队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歼灭了顽菲李俊兰部主力，李俊兰和张栋臣等土匪杂团，或逃遁或收敛。恩县县委乘胜开展工作，局面大为好转。王化三这时虽然暗中投靠了国民党顽固派，但为了继续假装抗日，会同国民党顽固势力及当地豪绅，在抗战一周年时召开了个纪念大会。县委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不利团结抗日的言行，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并由王克东以群众代表的身份发言，王化三等对这个纪念会本来没做认真准备，也讲不出什么道理，只是打了一阵官腔，因而会场紊乱嘈杂。而王克东和刘子蔚事先准备好了讲稿，他发言时，有理有据地揭露了顽固分子假抗日、不抗日、真反共害民的所做所为，并把我党全民抗战的主张向群众作了宣传，影响很大，弄得王化三和国民党恩县县党部的顽固分子非常被动，只好草草收场。
这年秋冬，鲁西北大部县城失陷。1０月15日，日军侵占恩县县城，1939年初王化三公开投敌，继张子成充当了伪县长，中共恩县县委领导的抗日活动，在农村继续开展。
1939年7月，刘子蔚调卫东地委，王克东接任恩县县委书记。在卫东地委领导下，到9月，以平原五区为中心的五县（平原、恩县、夏津、高唐、禹城）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建立起来，恩县的工作又有了较大的发展。到12月，王克东被调到鲁西区党校学习，从此离开了家乡恩县。
1941年春，王克东被调观城县，任县委委员、抗日政府县长，直到42年底。这一时期，正值抗日斗争最艰苦的岁月，敌伪杂顽匪勾结一起，向我抗日根据地扫荡、蚕食，群众管这叫“五鬼闹边区”，同时又遇上严重的旱灾。在这种困难形势下，王克东为首的县政府，在县委的领导下，密切配合部队，积极开展工作和斗争，很快巩固了以观城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
1943年3月，他又被调到曹县任县委委员、抗日政府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这年5月和9月，先后有国民党李仙州部2万余人，日伪军3万余人对我鲁西南抗日根据地进行侵犯和大扫荡，王克东带领全县军民配合主力部队同敌伪顽进行了顽强的拼搏，取得反击战的重大胜利。
1944年，抗日战争转入局部反攻阶段，曹县同鲁西南各县协同发起了对敌斗争的强大攻势。到1945年夏，除县城和几个孤立的日伪军据点外，其他重要集镇和广大农村均已解放。在八年的抗日斗争中，王克东在党的领导下，始终战斗在第一线，面对国内外一切敌人和各种天灾人祸，他不屈不挠、出生入死、毫不畏惧、全身心地投入斗争，为民族的解放事业谱写下小小的然而闪光的一页。同时，在这场异常艰苦卓绝的血与火的斗争考验中，他也锻炼成长为一名党的优秀领导干部了。
三、一次难忘的教训
在曹县的敌伪还未完全放下武器，向我交械投降的情况下，1945年10月，王克东突然接到上级通知，调他去东北。他二话不说，收拾一下行李，带一名通讯员，就徒步出发了。11月到达热河后，又接到通知，凡去东北已到热河的干部，都留在热河，就地安排工作，他被分配到热西专署担任了秘书室主任。第二年五月，他又被调到围场县任县委书记。
这时，解放后的围场县正搞减租减息和清算汉奸恶霸的斗争，王克东到任后立即投入这场群众运动的领导工作。
但是，围场人民群众刚解放不久，内战又开始了。1946年8月，国民党军队占领了承德、隆化，分三路进犯热西、热北。围场县党政机关在部队掩护下，进行了艰苦、危险的千里战略转移，直到47年5月，围场县重新解放，王克东才率领党政机关同志回到县城，并立即组织发动群众打击反攻倒算的地主恶霸，动员群众参军支前，到秋后，全面展开了土改运动和剿匪斗争。
1948年春天，就在围场取得土改和剿匪斗争彻底胜利的时候，由于多年战争频仍，日伪统治，土匪抢掠，地主恶霸盘剥，许多“烟民”吸食鸦片以及围场多为山区，自然条件差，加上土改分浮财中对粮食的浪费等诸多原因，因而出现了严重的灾荒。全县许多农村群众缺口粮，缺饲料，缺种子，有种不上地的危险。起初县长胡为乐同志下乡回来，向县委反映了灾情的预兆，提出向上级申请救济粮的问题，当时王克东考虑目前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支前任务很重，怕影响军粮供应，向上级要粮问题，需慎重从事。因而对救灾没能立即采取有力措施。但是，王克东和县委其他同志分头下去调查摸底，才发现问题相当严重，县委、县政府全力组织群众春耕春种。可是，入夏以后，灾情进一步恶化，大面积庄稼耕地抛荒，大量人口外逃，饿死人的现象多处发生，一些重灾区加上伤寒病流行，病饿而死者更多。全县140个重灾村，灾民达8.2万人。
面对严重灾荒，王克东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他和县委、县府的领导同志全力投入救灾工作，认真分析了灾情发生的原因，反复研究了组织领导生产救灾、安排好群众生活的措施，并请求省里调拨300万斤救灾粮，进行公平合理的发放。到秋冬，灾情才有所缓解。
1948年围场县这次救灾工作，对王克东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他懊悔自己工作的疏忽，他痛心做为百姓的公仆，对待群众的生活问题，与群众生命攸关的事情，太缺乏敏感，太缺乏关心了，因而欠下围场人民群众一笔债，一笔终生难忘而又无法偿还的痛苦债！这次教训，也是对他世界观的一次深刻的改造，对党对人民群众认真负责的观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注意调查研究，实事求是，扎扎实实的思想工作作风，在他的思想意识里，深深地扎下了根，牢牢地树立起来，这一点，在建国后他三十多年风风雨雨，坎坷曲折的经历中，任12级台风都未能吹掉，从他身上闪现出夺目的异彩来。
四、“跃进”年代的困惑和遭遇
1949年10月，王克东从围场调到热河省政府，先后任副秘书长、秘书长；“三反”“五反”结束后，53年初，又调省委任秘书长。
这期间，正是国民经济恢复和农业合作化时期。王克东对农村工作花费了较多的时间和精力，他经常深入农村作调查研究，把摸清的实际情况及时向领导汇报，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议。1953年他在承德地区跑了好多地方，特别一些原先贫困的山区，他看到广大农村一派太平兴旺景象，粮食放在场上，棉花堆在地边，红薯放在院外窖里，根本没人偷，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人心舒畅，群众对未来充满希望，他深受鼓舞，觉得不用太长时间，老百姓就能过上好日子。
随着生产的发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了。由互助组到初级社，由初级社到高级社，连续三年一步一个台阶。在省委讨论农业社发展规划时，王克东感到发展速度快了些，在会上讲了些意见，认为步子还是放慢一点好，以便“积极发展，稳步前进”。那知说完就受到一位省委领导拐弯抹角的批评，说他有点保守。但在传达邓子恢的讲话精神时，这位领导又表扬了他几句。不久，省委主要负责人回来，在会上又严厉地批评他一通，使王克东和其他同志都感到突然，感到吃惊，但谁也没说什么。王克东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动，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农业合作化后期急于求成，急于过渡，欲速则不达。
1956年1月，热河撤销，承德地区划归河北省，王克东担任了承德地委第一书记，他感到担子特别重。
上任后，他带领地委一班人，经过深入全区各县调查研究和反复思索讨论，从承德地区的实际情况和特点出发，在原规划基础上制定了“以农业为主，农、林、畜、牧、蚕桑、果树及其他副业相结合全面发展生产的方针”，并采取措施，积极实施，但后来由于形势的急剧变化，这一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制定的规划，便夭折了。
1957年延续到58年的“整风反右”运动之后，在全国特别是河北省大气候的影响下，承德地区毫无例外地也开始了“大跃进”，男女老幼齐出动，日夜战斗在田间。
夏秋之间，在高级社尚未整顿巩固的情况下省委提出搞大联社或万户、万人之社（家）的要求。当时，王克东考虑，承德这样居住分散的山区不一定适合办这样大的社，所以一时拿不出方案。在省委召开的农业书记会议上，承德就挨了批评，说他们“按兵不动”，不搞“一盘棋”，承德的实际情况王克东了如指掌，许多行政村方圆就领十里，还山阻谷隔，搞大联社或万户之家，每个有5万人左右，而这些山区两个行政区合起来也不足5万人，但面积却相当于关内平原一个中等县。这么大的社，核算单位放在哪里？地域限定多大范围？怎么组织领导生产？怎么进行分配？土地、山场、林木、大小牲畜怎样经营管理？与原来的社在财务等方面什么关系？等等，省领导却只字不提，或提而不清。这样大的事情，这么多的问题，不容做详细调查研究，也不容试办，更不准说不赞成的话，说搞就得大搞，快搞，做为地委书记的王克东，他觉得简直把人难死了，他要为全区人民的生产、生活、甚至生命负责啊！
不久，毛主席“还是人民公社好”的话发表了，说是“一大二公”。8月下旬，传达贯彻中央北戴河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后，王克东再也不敢“按兵不动”了。在大跃进的“东风”越刮越猛的形势下，只用一周时间，就在全区搭起了人民公社的架子，实现了公社化，向省委报了“捷”。但是，他知道，问题却是成堆的。
秋季，省委在天津召开农业工作会议，研究核实当年粮食产量及上缴任务。这一年由于风调雨顺等原因，确实收成不错。但是，许多地方麦季上报亩产几千斤，秋季又预报亩产上万斤，居高不下，在这种大吹大擂形势下粮食产量要落到实处是极难的。省委要各地区报产量，王克东与地委、县委的同志反复商量，报了几次也下不来台，没办法，后来狠狠心报了个14亿斤，估计比实产多报一两亿斤，觉得确定不能再多报了，结果，省委几位书记轮番批了他一通，说承德太落后、太顽固了，王克东不仅保守，而且不搞一盘棋，闹独立等等，并且话中带有警告的性质。逼他表态时，他感到不能申辩自己的意见了，内心真是痛苦不堪。
其实，上报和认领个大数字很容易，到时候实现不了，再说明情况也能过关，当时的“大跃进”就是这么吹上去的，“五风”就是这么刮起来的；许多聪明人也是这么靠搞“假、大、空”扶摇直上的。可惜王克东做人太实在，做党员又党性太强了，他觉得，作为党的一级主要干部，说话总得负责任啊！
这年秋种时，省委召开电话会议，一位领导同志叫每亩播种200斤麦种密植，并让立即回答，王克东又做难了，电话上催问好几次，别的地区都回答了，他到底没敢回答，答应了就要办的，然而谁都知道，那是连麦种也捞不回来的在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还伴随着著名的全民大办钢铁的热潮。省委指示，各项工作都得为“钢铁元帅升帐”让路，不能跟“元帅”闹矛盾、抗膀子，城乡遍地建土炉，大搞人海战术。到秋冬之间，承德全区70万男女劳力，已经上到四十万，庄稼无人收，大豆爆到地里，红薯冻到地里，损失很大但省委主要负责人在电话会议上还一再催逼着往大办钢铁上再上人，而且不上不行！男劳力不足，很多带孩子的妇女都上了，场地连临时遮风御寒的棚屋都没有，致使孩子的尿布都冻了，王克东怎么好答应再上人！他心里难过极了，他已经了解到，那些炼钢铁现场千千万万老老少少的群众，日夜坚持在秋冬北国的冰天雪地上，已经忍受不住那异常艰苦疲劳的境况了，他们开始拐弯抹角的在埋怨我们这种遇昧而野蛮的强迫行动了。这种局面，一个地方党委负责人如何能扭转得了啊！
更为荒唐可笑的是，有位省的领导来承德“视察”，竟异想天开，指示说，承德铁矿石很多，山上又有树，又有山沟，把树砍倒放在山沟里，上面放上矿石，点着火一烧，不就把铁炼出来了？王克东实在难以理解，我们这个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武装起来的党，有些人怎么唯心到这等程度！
还有大办公共食堂，更是一轰而起。开始中央精神是群众“入堂自愿，出堂自由；可以办常年的，也可以办季节的”，但办起之后，群众便没有选择的自由了。这年春节前，王克东到围场农村，去看看情况，见到农民实物、现金什么也没有分到，人们都在食堂吃饭，打回家的食物都上冻了，家中不让安锅灶，又烧不上热炕，家家户户透心凉，广大群众已经到了无法忍受的地步了。他吃过群众这样的冷饭，也睡过群众这样的凉炕，老房东把自己铺的一块狗皮褥子给他铺上，那也没有一点热乎劲。天亮了，老房东问他冷不冷，他说你呢？老房东说：“就差没冻死了。”群众听说他来了，就纷纷去找他，有的还叫他王政委，有的称他老王，问他怎么办哪？面对这些多年来渴望过上好日子的围场群众，他难过得流泪了，他能说什么呢？他横横心告诉干部、社员说，还是按中央早先的指示精神办。于是，围场县的食堂就大部分很快解散了，群众把他看成救命恩人，从此称他“王青天”了。
回地委之后，几经商议，决定全区实行中央以前兴办食堂精神，允许山区分散的农民领粮回家做饭，有些偏僻的地方则正式解散，这在河北，乃至全国，停办集体大食堂是最早的，但是王克东知道，这要担很大风险啊！那时候，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上级正确的指示而群众又愿意接受并渴望兑现的话，在运动中怎么就不能说甚至成为大逆不道了呢？随着运动的演变，根本违背原有指示，根本走了样的以致明显地违背群众利益的事，反到成为最时髦、最正确、最进步、最革命的东西了呢？
58年吹起来的光怪陆离的肥皂泡，到年底和59年初就破了，群众的情绪降下来，干部也疲惫不堪了。怎么发动再干，人们也叫不动号了。毛主席和党中央开始收正“左”倾错误，两次郑州会议，政治局武昌会议，以及八届六中全会等中央一系列会议精神，先后传达到干部群众中，同时，省委也相应下达了一些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指示，召开了一些相应的会议，在这种背景下，承德地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着手在某些局部方面，做了一些政策性的调整纠编工作。如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公社体制及生产、生活的管理，各种“大办”中的“一平二调”算账退赔等等。到8月，王克东又根据省委为中央庐山会议纠“左”作准备的电话指示精神，让地委农工部起草了一个《中共承德地委关于进一步调动全区农民积极性迅速全面发展农业生产的十项规定》，还只是印了10份的草案，并未形成正式文件，更没贯彻实行，准备地委讨论修改后向省委汇报，然而就是这个“草案”，却成了他“反对和瓦解人民公社制度”的“反党纲领”了。这一时期，王克东的思想极不平静，到省里开会、办事，在说话、反映情况时，比较直率地谈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他觉得，做为一个地区党的主要领导干部，在省委主要领导面前，总得说点真情实话吧，总不能说假话吧？
但是，谁料想，庐山会议上揪出了彭德怀所谓“右倾反党集团”，全国的形势一下子又变了，由“纠左”变成“反右”了。
山雨欲来风满楼。9月，贯彻庐山会议精神后，一位省领导在代表省委发表的一篇署名文章中，不点名地列举了王克东向省委汇报情况时说过的一些话，接着省委开会时首先抓出张家口的葛启，又批了石家庄的韩德纯，王克东感到，下一步就轮到自己头上了，可是省委只让他在会上作了一下自我批评之后，便告诉他：“你放心，不再批你了，回去安心好好工作吧。”过于实在的王克东当时心里的石头立即放下来，临走还高高兴兴地去看望老伙计、省委监委书记樊某。岂料，到他家，王克东笑着同他握手时，樊某却把手一甩，严肃而大声吼道：“谁跟你握手？你来干什么？你的问题大得很，多得很！你想来软化我吗？不让我反映你的事吗？办不到！我要向省委、向中央反映你的问题！”把王克东弄得一下子摸不着头脑了，讪讪地说：“我是来看看你……”樊某说：“你想探听情况吗？没门！”这个又辣又苦的闭门羹，才使王克东预感到问题并非那么简单。
果然，刚过国庆节，省委工作团就以“帮助检查工作”的名义开进了承德，省委常委组织部长负责，监委书记樊某“协助”，通过对各类文件、材料的深查细找，组织人座谈，找一些人单独谈，并把县委书记们召集来分别谈，一齐谈，于是，就把省委早就准备好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三反分子”、“资本主义势力代理人”的帽子，给王克东扣到头上了。这当中，前几年还在承德地区一道工作过的“老伙计”樊某（57年曾任地委第二书记兼专署专员），最活跃，最卖力。
接下来开始了批判，小型、中型、大型批判会接连不断地批；背靠背、面对面，台上台下，翻来复去地批，批了一个段落之后，省委工作团拿出一个初步结论性材料准备上报，与王克东见面并让他签字时，他别的没说，突出感到一些定性的文字不能接受，如说他“极力仇视和反对社会主义”等等，他说：“这样的话我接受不了，我怎么能仇视社会主义并极力仇视呢？请向领导反映一下能否改一改。”这下子可进一步惹出事端来了，对他的批判继续进行，而且规模越来越大，由承德市扩大到全区各县城乡，由一个地区又扩大到河北全省进行联合大批判。一时间，市上、街上、机关、学校，直到乡村的有线广播，都是这个内容的声音，就这样，在承德，在河北，从1959年到1979年整整批了他20年！20年批判未断线，而且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开始批判他一个人，接着揪出“反党集团”批；62年平反复职，还未工作几个月，又以“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罪批；64年“四清”运动中借口承德“土改、镇反、合作化不彻底”，翻起老账批；66年5月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又跟林铁挂在一起批；68年“文革”中从承德又挖出个所谓“王（克东）、郭（耀臣）、郑（起茂）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同林铁、刘少奇联系，由农垦部揪回承德，更加大规模地批！批、批、批一直批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前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还说对王克东没有批透批臭哩，指示承德继续批！而王克东早已调离河北15年了啊！正如1982年中共承德地委在为其平反的决定中所说，对王克东及其所谓“集团”的批判斗争，“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牵连之广，调子之高。声势之烈，都是空前的，使我区在政治、经济、组织、思想等各方面，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使全区广大干部群众蒙受了一场极大的灾难”。这话不假，单看王克东冤案牵连的人吧，68年王克东被揪回承德挨批斗时，一位负责看管他的同志悄悄告诉他，这次批斗他，牵连到的各级干部和执行他的路线政策的积极分子，据上报估算在6万人以上，对王克东来说，这是一个极其痛苦的数字！
也难怪前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说王克东没有批透，就是再批上20年，恐怕更批不透了，因为王克东是正确的，他坚持的是真理，他扎根于人民群众，是代表人民群众利益的，你怎么会从人民群众心里把他批透搞臭呢？在承德，在全河北，他在民众心里高高竖起一座“王青天”的芳碑啊！
1960年初，王克东被撤销职务，戴上帽子，下放石家庄地区藁城县。这时三年“自然灾害”，生活困难时期开始了，他和县里几个同志在马房村蹲点时，一面帮助村干部组织领导积极生产抗灾，一面尽量帮助群众度过生活难关。他和群众一样在食堂每天吃四大两红薯或薯干，腿脚浮肿得迈不动步子，还动员一块蹲点的同志从自己供应的口粮定量里每天拿出1两交给群众，以表达自己的心意。在该村即将出现饿死人的危急情况下，他请求县长给拨了1万斤粮食，合理分配给群众，一时缓解了灾情，而他们自己，却一斤一两没有扣留。有天晚上，他跟住在一块的一位同志，饿得实在睡不着觉了，两人商量着用白水煮了一茶缸房东的干白菜叶子，连菜叶带水全吞进肚里才睡着。第二天一早，还执意要给房东钱。回石家庄看望老伴时，他步行到郊区住地快半夜了，饥饿难耐找吃的，在屋角碎土里觅出一根小萝卜，他嚼着舍不得咽下，足足吃了10
分钟，连毛毛根都没舍得丢，在这样的困难情况下，他与群众同甘苦共患难，分毫不占不贪，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你怎么能把王克东批透批臭呢？
1962年甄别平反前，承德地区很多干部群众给中央、华北局和省委写信，要求为王克东平反，并要求他回承德主持工作。平反后，本来想调出河北的王克东，为了顾全大局，为了满足承德父老乡亲的愿望，又毅然回去担任原职了，而且不计前嫌，虚怀若谷地将樊某这位“老伙计”也留在承德一道工作（王克东撤职后，樊某在承德地委担任副书记）。当时地委的好几个同志埋怨他：“省委调他走了，你怎么又让他回来？你这个人哪？还得倒霉，不信你等着看”。王克东笑嘻嘻地向同志们做些解释工作，56年到樊某家时吃的那个闭门羹，及反右倾时樊某整他的所做所为，王克东此时都抛到脑后了，只想到形势好转了，同志们要团结起来，把工作搞好。
不幸的是，后果却被同志们言中了。62年5月复职还没工作三个月，而且大部分时间忙于在省里开会，落实中央七千人大会精神和省委会议精神，到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前后，樊某便又跳了出来，告他的状，和前省委主要负责人串通一起，又开始整他批他了，而且给王克东罗织的“罪名”里，竟然有樊某自己按照省委指示负责办的一些事！直到63年夏华北局工作会议期间，前省委主要负责人正组织力量准备大批王克东时，被李雪峰等华北局领导同志制止，王克东这才觉得在河北实在没法工作了，便向华北局领导提出调离的要求，到国家农垦部工作。
“文革”期间的1968年冬，由河北省革委出面，承德地区造反派派人，把王克东由北京揪回承德批斗。然而，与前河北省委主要负责人、樊某等的主观愿望相反，当地群众根本不相信他们的鬼话，对王克东投以同情的目光，一位看守他的同志向他说：“群众是同情你的，没人说你坏话。”在他每次吃饭时，总有人来问寒问暖，怕他吃不好，睡不好。有人专门带他到外面去买最好的苹果，叫他吃，并说走时一定要带上点。还有一位同志，专门在他起床时，到屋里给他往外端尿盆，他执意不让，但那位同志非端不行，说端了他心里才好受，感动得王克东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可见，一意要批透批臭王克东的那些人，是枉费心机的。
五、“王青天”终于回来了
1979年春天，云天雾散。承德人民、河北人民，终于把“王青天”盼回来了。中央派王克东回河北协助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各项政策，明确他为省委常委。不久他被选为副省长，82年因年老体弱，改任省政府顾问，直到86年1月离休。
初回河北的头一两年，河北大地上还残存着一片“左”的阻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河北贯彻的很不得力，他很着急，心想，中央这样好的路线，好政策，只要认真贯彻，就能发展生产力，怎么阻力这么大呢？为什么就是不办呢？拨乱反正太困难了！
他分管农业，为了尽快在全省农村落实党在新时期的方针政策，使广大农民群众过上盼望了几十年的好日子，他上任伊始，还是当年的老作风，下去调查，摸清灾情，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正当7月三伏，他带上秘书，上了革命老区太行山，爬山越岭，走村串户，滴滴汁珠从清瘦的脸庞，斑白的鬓发上不时滚落下来，裤腿和布鞋上落满了尘土……当年冬天，他又冒着鹅毛大雪，披着那件穿了几十年的绿军大衣，踏上了河北
最北部的坝上草原；第二年春、秋，又两度奔波在冀西太行山和冀东燕山的千山万壑之间，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他几乎踏遍了大半个河北省的山山水水，行程2万5千余里。
他走到哪里，就同哪里的干部群众一起研究落实党的新政策的具体办法，总结干部群众的新经验，并加以推广，帮助各乡干部从“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尽快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在太行山区涉县神头大队，他了解到群众一年到头还在啃糠饼子，并亲自尝了一块，糠很多难以下咽，心里一下子压了城大石头。当晚，他从别处调查赶回来，在一棵大槐树下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座谈渡荒和治穷改貌办法。当他根据调查的实际情况提出将废旧梯田分给社员种些瓜菜、萝卜时，一位大队干部心有余悸地说：“我的天神呀，梯田任可荒着，咱们也不敢冒这个险哪！文革时就因这挨的批。”王克东向大家把党的新政策作了宣传解释后说：“是不是怕戴‘复辟资本主义’的帽子？请想想，到底叫群众吃饱肚子是社会主义？还是叫群众饿肚子是社会主义？如果说让人民吃饱穿暖的办法叫资本主义，也要批判，那我就站在这棵树下，批我王克东好了！”
在关防公社古台大队，他看到的问题更为严重，全村家家断了炊！一家姓胡的，女主人怀里的孩子已经两岁多，瘦得皮包骨头，脸黄黄的两眼大而无神，王克东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刷地流了出来，只说了一句话：“我来晚了。”在场的地县干部也都流泪了。据涉县县委书记说全县缺粮户占90％，许多农户已经断粮而无办法。王克东立即着手解决，很快从邯郸运来了粮食，救济了群众。
1980年秋，在燕山深处的围场县下窝铺大队，王克东同队干部和社员们坐在社员张风英的的炕沿上聊了起来，队干部告诉他，这个大队有370头牛，过去在队上喂养时，牛有“三快”，脊背比刀子快，屁股比锥子快，倒了比爬起来快，还时常不是死就是丢。这年，大队把牛包给5户社员喂养，承包者起早贪黑上山放牛，牛的膘情比过去强多了。张风英还拿出大队同她家订的“牛群承包饲养合同书”给他看，期限一年。队干部说：“要是这合同订的时间长些，养牛户还想利用集体的母牛多下几头小牛，发展家庭养牛哩！”王克东听了十分高兴，转身对在场的县委同志说：“看来，这种把集体的牛承包给重点户喂养，是迅速发展畜牧业的好办法，合同可以订得时间长些，一定几年不变，对集体和个人都有利。”队干部高兴地说：“上级让总结经验，我看这经验叫你说着了！要是全县都这样搞上几年，那围场的牛马羊不满山跑才怪哩。”
在干部政策方面，原省委领导在落实上有阻力。传达中央会议精神，对小平同志的意见只字不提，中央对省委主要领导进行调整后，冤假错案的落实工作仍然困难重重，群众不满意，大批上访。王克东到阜平县，早晨未起床门外就挤满了人，他的住处被喊冤叫屈要求落实政策的人包围起来，最多时他一天接待70多人，他本来不主管这项工作，但人们找到他“王青天”，他就要接待，并认真进行了处理。在张家口，他召开了一次干部大会，大家对落实干部政策的意见也很大，他又作了许多工作。到1981年7月，中央专门召开了河北工作会议，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八十年代前期，王克东担任省委常委、省政府副省长和顾问的6年半中，对河北省贯彻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帮助干部群众从“左”的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山区、平原广大农村推行“联产计酬生产责任制”，发展生产力，解决群众温饱问题并逐步走上改革开放的富裕道路，做出了重大贡献。
有句老话：雁过留声，人过留名。王克东虽然从未想到身后留名，但，河北人民至今流传着“王青天”的故事，表达着对他绵绵不尽的怀念情思……
马诚斋传略
马诚斋，1916年5月出生在山东省恩县（现并于平原县）城东军营村一个中农家庭，原名马允信，学名马诚斋。
马诚斋自幼好学上进，求知欲强。1931年秋小学毕业后，考上平原县省立第五乡村师范学校。此时，日本帝国主义把侵略魔爪从东北伸向华北大平原，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蒋介石集团却提出“对日要睦邻友好”、“攘外必先安内”，丧权辱国，外患日亟，激发了马诚斋抗日救国、寻求真理的热忱。他对同学说：“蒋介石执行的是秦桧政策，攘外是假，打内战是真，真是国难呀，我们应当奋起！”这时，大革命时期入党的马霄鹏、李竹如两位老师，到平原第五乡村师范任教。他们以马诚斋等为骨干，组织了20余人的“读书会”，宣传马列主义。马诚斋在他们的启发与引导下，思想进步很快，朴素的阶级意识得到升华。他说：“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救国救民才有希望”，下决心要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1月，马诚斋经刘子蔚介绍入党，成为平原县五乡师学生中的第一个党员。这个时期，山东省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党的活动处于极为困难的分散状态。马诚斋坚定不移地满怀革命热情，独立地开展党的工作，先后发展了赵毅、张一粟、高峻岳、张国平入党，于1934年10月，在平原五乡师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马诚斋任书记，赵毅任组织委员，张一粟任宣传委员。从此，为平原县党组织的发展播下了种子。
1935年春，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为了转移青年学生爱国抗日的视线，由教育厅出面组织全省的师范毕业生“会考”，使学生闭门读书，不问政治。济南一乡师的赵健民派王文轩、张振一到平原找马诚斋串联反会考。马诚斋主持平原五乡师党支部开会决定，以“读书会”会员为骨干，发动全校四个年级学生参加“反会考”罢课活动。5月中旬罢课连续三天，对全县震动很大。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调动百余名武装警察，将学校包围，进行镇压，罢课未能坚持下去，校方开除了马诚斋等6名学生。马诚斋在平原乡师带头闹学潮，闻名乡里，受人敬佩。
1935年7月，马诚斋等到济南，与济南党组织负责人赵健民取得联系。赵健民建议他们回农村，以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从这年秋季到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前，马诚斋在恩县张官寺、济宁、武城瓦子庄等地当小学教员，分别发展李华珍、白金荣、王克东等10余名青年入党，后来成为当地抗日的骨干力量。
1938年2月15日，八路军129师津浦支队，在鲁西北地方党组织的代表张承先带领下，东渡运河到达恩县旧城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在张承先的指导下，中共恩县县委遂于1938年2月建立，由马诚斋任书记，刘子蔚任组织委员，王克东任宣传委员。县委成立后，马诚斋明确提出要积极宣传党的抗日十大纲领，扩大党的组织，抓紧组建抗日武装力量。他积极配合张承先在恩县旧城办起了八路军军政干校，培训抗日骨干，很快组建了地方武装，不久编入津浦支队。为了配合津浦支队破坏铁路，马诚斋还亲自派人侦察敌情，领着支队夜行军。袭击黄河崖车站，取得了胜利。马诚斋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配合津浦支队消灭了反对抗日的土匪部队孔三滚子，俘虏百余
人，缴枪百余支，争取了当时愿意抗日的土匪部队王化三与我方合作。恩县的抗日局面很快就打开了，在恩县的南部、西北部和北部许多乡村建立了党的组织。县委积极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建立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推荐选举支持抗日的郭子斌当县长。
1938年6月，中共鲁西北特委在夏津县成立，由张承先任书记，马诚斋调任宣传部长。不久，特委派马诚斋任八路军冀鲁边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1939年1月14日，支队在临清县编入八路军正规部队，他随支队到主力部队工作。
1939年3月鲁西区党委决定，将原鲁西北特委所属卫河以东的夏津、高唐、恩县、平原和禹城一带，组建卫东地委，由张承先任书记，马诚斋由部队调回来任组织部长。7月卫东地委改称山东第二区（鲁西区）三地委，张承先调任鲁西区党委宣传部长，马诚斋接任鲁西区三地委书记。在敌人大扫荡后，卫东地区沦为敌伪顽占领区，我党转入地下斗争。九月，张承先率领八路军129师先遣纵队特务第三大队挺进到卫东地区，布置建立以平原五区为中心的边区抗日游击根据地任务。从此，鲁西区三地委工作进入建立“平原抗日游击根据地”的新阶段。马诚斋带领地委干部积极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建立村政权，发动群众，组织自卫队，打击汉奸、特务，搞好争取伪军的工作。在平原五区首先建立抗日民主区政权，后来在卫东地区相继建立了6个民主区政权。在夏津县成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选举韩哲一当县长。整个地区建立了四个连队的武装，地区的党员人数扩大六倍。经过一年的努力，把这一抗日根据地建立起来了。
卫东根据地失守后，1940年7月，马诚斋调至鲁西区机关工作。1941年3月，任冀鲁豫边区文联组织部长兼党团书记，他密切配合文联主任鲁西良迅速地打开了鲁西区文化工作局面。
1942年春季，日寇对冀鲁豫边区进行大扫荡，4月3日拂晓前，马诚斋在观城县邵张屯被捕，同时被捕的有王克、吴亚南等17名边区抗日总会的干部。马诚斋面对突然巨变，立即和王克研究对策，提出口号：“宁肯牺牲，决不投降！”并向被捕同志传达。被捕的第一夜，马诚斋与王克组织了临时党支部，领导被捕人员进行对敌斗争。
面对敌人的审讯，马诚斋从容不迫，临危不惧，称自己是小学教员，敌人叫他写出学生的名字，为了便于记忆，写的名字都是真有其人，有的是壮年，有的是老人，有的早已死了。以后几次审讯，口供一致，不留破绽。当他发现有个同志在审讯时，不慎承认了自己是共产党员时，就利用放风的机会找那个同志说：“现在，你只有两条路，一条是什么也别说，决心去牺牲；另外一条是丧尽天良，当叛徒，出卖同志。”那个同志内心很痛苦地说：“我已下定决心，一人去死，你们放心！”马又说：“你要作好牺牲的准备，坚决推翻口供。”这个同志终于经受住严峻的考验，毅然推翻了以前的口供。
有一天，一个军官突然把王克提走，马诚斋感到情况可能有变，布置大家准备着发生最坏的事情，王克回来说，那个军官直接叫我王克同志，又拿出地委书记郭超的信。马诚斋认为情况可疑，要作好两种准备，特别是作好牺牲准备，他对王克说：“如果到了要牺牲的时候，我们俩可能首先要被枪毙，上刑场时一定要喊口号，”后来那个军官又几次提审王克，这才弄清楚，真是郭超来信了，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不料，五月下旬敌人把马诚斋等转移到石家庄“劳工教习所”，营救计划未实现。
听说敌人要把他们弄到东北去挖煤，党支部研究争取由我们的人当班长、队长，便于联系与掩护逃跑。后来编队时，马诚斋被指定为小队长。6月10日，马诚斋等被押送到本溪柳塘陈家堰煤窑，那里的条件极端恶劣，“吃协和面”（即：橡子粉），王克等人病倒了，马诚斋尽力予以照料。敌人不给治疗，不少人被饿死、累死。为了逃离虎口，马诚斋利用各种机会，观察周围地形，他帮助冀中根据地的王景林等四人，利用晚间上下井的机会逃走了。他与被捕的党员秘密酝酿，组织集体逃跑，因敌人看守严密，没有成功。
8月中旬，马诚斋决心待王克病愈后，一起逃出这个地狱。可是，和马诚斋生死与共的王克认为单个逃离方便，坚决要他先走。10月上旬的一天深夜，马诚斋机智地逃出了虎口，时值冬初，寒气逼人，他身着单衣，夜宿荒草堆或破庙，以野草野果充饥，怀着渴望回到党的怀抱的赤胆之心，一步一拐地从东北步行三个月，回到了冀中平原南皮县。当马诚斋见到八路军战士时，这个被人称作“猛张飞”的山东大汉禁不住热泪夺眶，他见到我方县长后就不省人事了。后来他随部队回到冀鲁豫边区，组织上对马诚斋在被捕期间，坚贞不屈，机智勇敢地组织领导狱中对敌斗争，认为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尚革命气概。1943年3月，冀鲁豫区党委分派他任八地委宣传部长（即：运西地委，书记段君毅，组织部长万里），继续领导抗日活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运西地委工委书记。1946年1月，任二地委副书记，同年七月，又调至七地委任副书记兼民运部长。此期间，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马诚斋所在的鲁西黄河南一带，处于敌我拉锯区域，他依靠党组织和群众，在那里坚持游击战争。1947年3月，地委分工马诚斋带领昆山大队，3月4日晚，他刚到昆山大队驻地，就被敌军72师包围了。他临危不惧，毅然组织突围。马诚斋身先士卒，组织火力掩护大家冲出敌人包围圈，而他自己却身受重伤，完全失去知觉，被敌人抓去关在平阴县监狱中。4月27日，我军迅速反攻，敌人仓皇撤退，马诚斋乘机带领狱中的同志们逃出来，过黄河到老解放区。
1947年7月，冀鲁豫区党委分派马诚斋到聊城地委任副书记兼社会部长。在负责第二期整党工作中，他坚持实事求是，慎重地解决第一期遗留的问题，取得了好的效果。
1948年秋季，冀鲁豫党委选派80名干部，由马诚斋带队到化北局党校学习，准备南下。北京和平解放了，他们又奉命北上。在1949年6月，马诚斋调到华北大学任副书记（后改为中国人民大学），他和李培之等同志一起创办专修科，为培养国家建设急需的管理干部，费尽心机，仅用半年多的时间，打开了教学工作的局面。
1950年抗美援朝开始，马诚斋积极要求参加志愿军部队，经批准由他带领中国人民大学80余人到了东北。马诚斋被分配在空军后勤政治部任主任，后来又任东北空军干部学校副政委。1952年8月，马诚斋回到中国人民大学工作。
1953年，全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马诚斋决心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工业建设中去。组织决定马诚斋去长春第一汽车厂任副厂长，分管材料供应、协作、销售、运输、财务等工作。从搞武装斗争转到工业建设，对他来说是十分陌生的。他决心尽快摘掉“白帽子”，由外行变内行。在实际工作中，他虚心地向内行学习，注意积累经验，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把分管业务工作摸熟了。为了系统地掌握企业管理和专业技术知识，马诚斋参加了厂办的“干部进修班”学习。他经常出差，大部分功课是老师在业余时间补上的。他坚持学习三年多，终于以优良的成绩取得了中专毕业证书。1958年4月30日《人民日报》曾刊文表扬了马诚斋以非凡的革命毅力刻苦学习由外行变内行的事迹。
汽车制造、材料供应和协作产品的工作是浩繁而复杂的。一辆汽车需要900多种规格、重量达4100多公斤的原材料，有16类、409件协作产品，这些主要靠工厂自己找货源，马诚斋带领工作人员，常年奔波于全国各地的钢厂、协作厂，逐项逐件地进行落实，保证了汽车的试制与批量生产的顺利进行。
勇于探索的马诚斋围绕汽车制造在材料和协作产品供应工作中的矛盾，大胆提出了“定点供应”方案。他分析原来的每年分配订货办法，由于供应单位的经常变化，使汽车厂用料得不到保障，给汽车生产带来了困难，而供应单位又因没有相对固定的订货对象，在生产上也相当被动，因此首先提出了建立定点供应的办法。他认为社会主义工业企业，凡有条件的都应当将原材料和协作产品实行定点供应，固定协作关系。1956年7月8日，马诚斋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指出材料定点供应的实行，为第一汽车厂提供比较稳定的供应渠道，有力地推动生产发展，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果。中国汽车工业公司和冶金部门的负责同志都说，马诚斋同志是汽车制造厂与材料厂、配件厂定点供应的创始人，在当时是苏联想搞而没搞起来的事，在我国由马诚斋带头搞成功了，这是他的一项创造。
马诚斋是一位开拓者，他到哪里，就在哪里打开新局面。1958年8月，马诚斋以新的姿态踏上航空工业建设的道路，受命组建生产航空附件的一三三厂。当时，一三三厂基本建设没有列上国家计划，作为“自由上马项目”。1959年初，定为“当年基本建成单位”，但是在8月又改为“年度停建未完工程”，在干部工人中引起了思想波动，是等待散伙，还是创造条件继续建厂？！有人认为“要干就大干，不干就散伙。”马诚斋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认为经过这一年的艰苦工作，几个主要厂房土建已铺开，千多名职工已进厂，如果此时停建，将给国家造成巨大损失。因此，他怀着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明确地提出：“别人有马骑，我们一三三厂没有马骑毛驴也要上。要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不要国家增加投资和材料供应指标，也要把工厂建成。”马诚斋的主张统一了干部的认识，稳定了人心，广大干部职工重新掀起了建厂高潮。他一手抓基建，一手抓生产准备，安排了12名车间主任，组织临时车间，既为基建服务，进行技术练兵，又培养了干部，还试制军工产品过滤器，受到当时航空工业局的贺电鼓励，部、局的领导来厂检查工作时，对工厂的作法很赞赏，说不是重点却很热闹。长春市委书记、市长来厂看后说，原来担心你们厂建不起来，现在则要夸奖你们干得好。由于工厂建设已初具规模，并开始试制生产，经上级批准，在1960年3月7日正工举行开工典礼，并决定，这一天为建厂纪念日。
马诚斋在事业上不愧是个强者，但在“左”的错误干扰下，强者反而挨整。在传达庐山会议后，组织了对马诚斋的批判，给他强加上“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犯了右倾反党错误”的帽子。在逆境中他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忍辱负重，拚命工作。一三三厂的老干部、老工人在回顾建厂的经历时，无不异口同声地说：“没有马诚斋厂长带领我们艰苦建厂，就没有现在的一三三厂”。
1960年8月，马诚斋到国家经委七局、企业管理局负责物资供应和企业管理工作。在他的主持下，进一步扩大材料定点供应的范围和规模，并在经济刊物上发表了文章。然而，年已46岁的马诚斋并不留恋机关里的“安闲生活”，渴望再到基层去，探索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新道路。这个机会终于到了，1963年初，组织上找马诚斋谈话说，祖国西南大后方正在建设一座现代化的飞机工厂，那里基建一拖再拖，飞机试制一直上不了天，人心有些涣散，迫切需要一位新厂长，决定要他去挑重担。
马诚斋以革命需要为重，服从了组织的决定，于1963年2月毅然到成都走马上任。他经过深入调查研究，全面分析，认为一三二厂存在五大矛盾：基本建设落后于飞机试制的要求，生产技术缺乏一套科学管理制度，技术骨干少，经济管理没有走上经济核算的轨道，职工福利工作管理不善。根据这些情况，他组织制定了两年规划，提出“为在1964年一次试成歼——5甲飞机而奋斗”，要求通过试制，实现建成工厂、造出飞机和培养人才的总目标，使一三二厂成为祖国大后方的航空工业基地。这个规划鼓舞了全厂干部职工，受到了航空工业部的赞赏。
马诚斋从飞机试制需要出发，首先作出了围歼基建关键项目的部署。他向厂党委、基建党组提出大干60天的计划，要以“生产动力为纲，对土建、附属工程、安装工程分期分批打歼灭战，完成一个交付一个的原则”，按照飞机试制工艺程序要求，确定五月和六月主攻221个关键项目，并提出要正确处理好基建中甲、乙方关系，甲方要树立以我为主的思想，乙方要树立为生产服务的观念。由于统一了认识，目标一致，责任明确，赏罚分明，现场出现了互相支援，大力协作，紧密配合新气象。经这60天大干，超额完成二季度计划，质量优良，受到航空工业部、省市委有关部门的表扬并通报推广经验。又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完成了一大批关键项目，基本上满足了飞机试制的需要，为工厂飞机试制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马诚斋力排众议，坚持企业生产为中心。他说：“工厂要把完成国家计划，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企业的一切活动，以生产为中心”；“工厂的一切部门，一切工作，都必须为生产服务”；“政治工作应该从生产实际和生活实际中找课题”。在他的带领下，工厂管理建设，逐渐形成了一切为生产的生动活泼局面。经过这一年的艰苦工作，完成了前机身的试制，振奋了广大干部职工的精神，使人们看到了工厂发展的希望。
通过不断探索飞机生产的科学管理方法，马诚斋及时地总结了飞机试制中生产准备工作的经验，指出：“以装配为纲，组织成套工艺装备的及时供应，是缩短周期，顺利试制的中心环节”；“准确编制工装生产计划，是协调零件生产与工装成套供应的关键”，有力地推动了飞机试制工作。
在飞机试制中，马诚斋坚持贯彻航空产品质量第一的方针，提出“要象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保证飞机的质量”。他抓住在前机身中发现遗留冲头等质量事故，召开全厂大会，进行质量教育，结合当时“工业学大庆”，决定在厂门口设立质量事故纪念碑，规定每月17日为质量纪念日。他经常强调，必须严格质量纪律，如发现质量问题，必须“一棍子打死”，在质量上要做到一丝不苟。马诚斋认为提高工人技术水平，锻炼出过硬的工人队伍，是确保质量的关键，由他提议，党委作出了“大练基本功”的决定。
经过全厂职工辛勤劳动，在一一二厂等兄弟单位的帮助下，一三二厂试制的歼——5甲飞机，终于在1964年11月11日飞上了祖国的蓝天。12月15日，工厂双喜临门，基建与生产同时经国家验收合格，实现两年规划的既定目标，从此结束了几年的停滞状况，开始走上蒸蒸日上的局面。这标志着在党的领导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在祖国西南大后方建成了一座现代化的航空工厂，填补了空军装备中全天候飞机的空白点，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为了使飞机试制顺利转入批量生产，马诚斋严格按照飞机试制零批、小批、成批进行的要求，认真抓定人、定机床、定任务的“三定”工作，他形象地把“三定”比喻为“试制是开小灶，批生产是大灶，‘三定’是从小灶到大灶的桥梁”。同时，他还十分重视工艺定型工作，强调定型要以零件鉴定协调为纲，以工装为重点。这样按照航空产品的特点和规律，有条不紊地实现了由试制向批生产的转变。
两年试制生产使马诚斋感到工厂受苏联管理体制的束缚，阻碍了生产的发展。经调查，他归纳为“八多”，层次多、非生产人员多、会议多、手续多、表扬文件多、扯皮多、跑腿多、加班加点停工窝工多。他与有关领导多次酝酿，认为一三二厂规模可观，只要善于管理，不但可以完成批生产和歼教机以及新机的试制生产任务，而且可以逐步达到自行设计飞机，但是必须破除洋框框的约束，走出自己管理工厂的道路。他在给航空工业部的报告中提出：抓“两改”（改进思想作风、改进管理），促“两化”（思想作风革命化、管理革命化）。1968年底，他亲自审定机关精简方案，批准下放了500多名机关干部充实生产第一线，完成了一三二厂最大的一次精兵简政工作。1965年，根据航空工业部“651”会议精神，由马诚斋提议并以党委名义向全厂发出大搞企业管理革命化的号召，拟定方案进行了试点，后来由于“四清”、“文化大革命”而中断了。
1965年，一三二厂又受到“左”的错误干扰。五月下旬，5架机翼发生严重质量问题。质量成为工厂当时的主要矛盾，因此党委决定在全厂开展质量“整风运动”。七月，“四清”工作队进厂。马诚斋等厂领导在从整顿质量还是从抓阶级斗争入手搞“四清”的问题上，同工作队意见分岐，争论激烈，他严肃地指出：“共产党人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空喊口号，一三二厂当务之急，是解决产品质量问题，如果抛开质量问题不管，单纯搞阶级斗争是错误的”。在马诚斋等厂领导的坚持下，质量整风列为“四清”运动的第一阶段。后来，西南局工交政治部、成都军区政治部和成都市工交政治部个别领导人，相继指责一三二厂的“四清”运动走了弯路，要停止整顿质量，突出抓阶级斗争搞“四清”。马诚斋面对如此巨大的政治压力，不顾个人安危据理力争，毅然坚持整顿质量，并提出质量整风六条标准。双方争论趋于白热化后，经航空工业部部长孙志远明确指示：“一三二厂失火了，不能雷打不动搞运动，‘四清’以整顿质量为中心大体搞到十月底，”才使整顿质量坚持下来。马诚斋带领干部、技术人员，查出两千多个影响质量的问题，并逐个彻底解决。到1965年9月装出合格的机翼，保证了当年国家计划的完成，使以后的批生产进行得很顺利，交给部队的歼——5甲飞机没有一架出现大的质量问题。
然而事隔不久，这位坚持从实际出发，治厂有方的实干家，在“四清”领导干部“洗澡”“下楼”和突出政治大辨论中，却被诬陷为“一贯反党，抗拒地方党委领导”；“一贯反对抓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唯恐政治运动和政治工作冲击生产秩序”，“抗拒‘四清’运动，以整质四查代替‘四清’，以整质六条标准代替‘四清’六条标准”；“在用人问题上，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使马诚斋失去自我辩白的权利，他的几次检讨都过不了关，处于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和忧虑之中，实际上已经靠边站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马诚斋不但继续受到批判，而且逐步升级，遭受严重摧残。他被林彪、“四人帮”的帮派分子诬陷为“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叛徒”、“特务”、“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黑干将。”
十年动乱中，他身处逆境，仍满怀忧国忧民之心，经常想到党的事业，工厂的生产，群众的安危。1967年4月22日，当他在关押中得知群众组织之间有发生大规模武斗的征候时，立即向军管会负责人写信，提出四点意见，要求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武斗和违法行为。他的良苦用心，未能引起应有重视，十几天后，震惊全国的“5·6”流血事件发生，他十分痛心。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北上到了丰台车站，当时已是后半夜，天又下着大雨，他步行到了北京三里河一个老同志家中，说道：“请帮助我设法向中央报告情况，一个现代化的飞机工厂遭受破坏，我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然而，事与愿违，他反而被诬陷为“5·6”事件的幕后策划者，剥夺了人身自由。
在那动乱的年代里，林彪、“四人帮”的帮派，为了逼迫马诚斋承认是“叛徒”、“特务”，对他进行了上百次的逼讯与拷打，施用各种各样的残暴酷刑。有一次对他连续进行了20多天的刑讯，5、6个人轮流进行毒打。1970年，马诚斋被隔离在一个部队办的学习班，受到有组织的栽脏诬陷，声称“马诚斋不仅是叛徒，而且是隐瞒了20多年的特务”，“他的同伙已交待了，证明人还活着”等。但是，马诚斋对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信赖始终如一，相信承受的不白之冤总有一天会被纠正。他写了十万多字的申诉材料，披肝沥胆地向上级组织反映了工厂与自己的真实情况。他愤怒地指出：“我永远坚信1956年审干结论有效，历史不容篡改，被颠倒的历史必定要颠倒过来，那些不照科学态度办事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这种胆量是难能可贵的。
一三二厂长期陷于瘫痪，派性斗争严重，群众怨声载道。国家下达的援外任务连年不能完成，广大干部和群众殷切期望马诚斋出来领导，把工厂搞上去。他虽然伤病未愈，毅然于1973年4月受命于危难之中，挑起一三二厂党委书记和厂革委副主任的重担，家属劝阻他不要出来工作，说：“你被打断的肋骨未好，工厂搞成这个样子，运动一个接一个，何必自讨苦吃”马诚斋回答说：“一三二）厂被破坏成这个样子，我很痛心，早就盼着和同志们一起把混乱局面扭过来。我还想通过新机试制，达到自行设计飞机，这就是我的宿愿，死了也要把骨头埋在黄田坝飞机场旁边”。
他上任以后，以巨大的热情强支病体，夜以继日地工作，有时通霄达旦，他苦口婆心，以诚待人，循循善诱，做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实事求是地处埋工厂各种复杂矛盾，排除干扰，落实党的政策，期望能把长期分裂的广大干部和工人重新团结起来，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加强劳动纪律进一步严格考勤管理”等四个整顿社会治安和生产秩序的文件，打击歪风，扶持正1974年初，在传达1973年底在北京召开的重点企业汇报会议精神后，全厂掀起了“拆墙”、“平沟”、“解疙瘩”的热潮、促进了职工的团结，使工）一形势一度好转。
后来，由于“四人帮”及其帮派利用“批林批孔”在全国制造混乱，致使工厂形势再次出现逆转。当时，马诚斋因操劳过度，心力交瘁，心脏病复发，被送进了医院。他得知工厂再度陷入瘫痪后，忧心如焚，不顾医生的劝阻，毅然返厂工作。他动员干部和群众顾全大局，要排除社会上的干扰，恢复生产秩序，使工厂形势又有好转，年底完成了援外飞机生产任务。
可是，马诚斋为扭转一三二厂瘫痪局面，恢复生产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地努力工作，不仅没有受到应有的赞扬，反而于1975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重点企业汇报座谈会上，受到了批判，诬陷他是“机会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搞修正主义”。那时主持会认的是一位身居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纪××，当这位执掌生杀予夺权的人物，声色俱厉地指责马诚斋说过：“一三二厂还要大乱，才能达到大治”时，他当即答道：“这不是我讲的，我批评了这种谬论是一派屁话”。纪又严厉地说：“不是你讲的？你再讲是不是你讲的？”这时会场鸦雀无声，许多老同志担心他公开顶撞纪××，都为他捏了一把汗。他毫不犹豫坚定答道：“这不是我讲的！”
这位59岁的老战士，背着沉重的政治包袱，怀着依恋不舍的心情，离开了倾注过心血的一三二厂，于1975年4月被只身发配到南京五一三厂。他以顽强的毅力克服精神上的痛苦，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与干部和工人群众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得到了五一三厂党委和职工象亲人一样的关照。过端午节时，许多职工给他送粽子，盛情难却，只好一家收一个，结果还是收了一脸盆。马诚斋处处以身作则，用自己的模范行动赢得了五一三厂广大职工的尊敬与爱戴，人们亲切地称这位九级干部为“马老九”，他和同组劳动的工人一起上了工厂的光荣榜。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7年7月，南京市委派马诚斋带工作组到七三四厂，迅速扭转了混乱局面。同年11月，被市委任命为该厂党委书记。
1978年4月，航空工业部领导约他赴京谈话，委以重任。马诚斋怀着对党的事业无比忠诚的坚定信念，表示“我竭尽全力，拚命为党工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就是在接受部党组分配工作即将奔赴新工作岗位的前夕，由于长期遭受严重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造成的脑病复发，猝然逝世。这位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勇于进取，顽强奋斗终身的老战士，倒在了新的出征之前，使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
（航空工业部一三二厂史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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