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
  解放前我是国民党军三十军军长，抗战胜利后，由湖北三斗坪开赴平津受降。解放战争开始后，于平汉战役中，损失甚大，在豫北整补后拨归胡宗南指挥。1946年8月，开至晋南参与进犯临汾之役。1947年由临汾调回陕西关中，留一个师（整编旅）欠一团守临汾。1948年太原吃紧，胡宗南又将三十军主力空运太原。这时三十军只余由临汾突围出来复由太原空运回西安新整补起来的第三十师了。1949年春太原解放，三十军主力被歼，才又以三十师为基础，收容溃散和被解放军放回的官兵调至汉中重整三十军。1949年7月由汉中入川，是年12月25日在成都起义。
  二
  三十军原系旧西北军的部队，它的前身是二十六路军。1945年10月平汉战役时，官兵被解放军俘获甚多，经过教育，大多放回。他们回来都说，解放军优待俘虏，不但不杀，而且一视同仁，临走时发给路费、粮票，等等。这就初步给了我一个“不怕”的思想。临汾解放前，补充团长王书忱带新兵路过晋南侯马，适解放军某部进攻侯马，随机散发了高树勋三十师的团、营长的若干书信。三十师师长尹瀛洲把这些信收集起来交给我。我见不是高的亲笔，并且没有致我的信，所以未予重视。但到胡宗南主力进犯延安，留我孤军固守临汾时，我却又盼高树勋派员来同我联系。1949年7月，部队由汉中入川，我请假赴重庆省亲。到渝次日，胡宗南的总务处长李中毅乘飞机送眷到渝，他告诉我说：“你才从汉中走，陕西方面就派宋子贤（旧西北军人）到汉中，携有领导给你的密信，促你率部起义。因为你走了，我让他回去说到四川再见。”在重庆时，我和我的内兄李炘计议了起义的事，回到部队即着手调整人事，做准备起义的安排。1949年10月间，我驻德阳县孝泉镇，一天接成都高兴亚（曾任冯玉祥秘书，我的旧友）电话，邀我到成都一谈。我去时，才知道中共中央派赵力军同志由北京来川，促我起义，并携有李炘的信，嘱秘密接洽起义，起义时部队编为第某某纵队。我当面表示接受这个指示。从此，我就秘密进行工作，凡是胡宗南部队行动、企图以及有价值的情报，我都及时地通过高兴亚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
  我为什么毫不迟疑地毅然接受党的指示，决心起义呢？因为我已经清楚认识到，跟反动派走只有死路一条。回忆自1930年西北军倒蒋失败之后，二十多年来，在蒋介石“排除异己、消灭杂牌”的政策之下，受尽宰割。即以二十六路军来说，抗战前原是两个军（三十军、四十二军），抗日战争开始后，经过娘子关、台儿庄大战，伤亡惨重，就被缩编为一个军；之后，又由一军三师九团的编制编成三师六团，又由三师六团编为两师六团。
  平汉战役后拨归胡宗南系统，辖二十七、三十、六十七共三个师。一到晋南，部队建制就被分割了，二十七师（美械师）归胡宗南直接指挥，留驻运城、夏县。迨二十七师归建，胡宗南又将六十七师脱离建制，使任绛县、翼城守备。当由闻喜向临汾进犯时，胡的嫡系部队沿闻喜、侯马、临汾北进，使我部经绛县、翼城、浮山任其右侧掩护。那时陈赓大将数旅之众正在翼城以东，我军行经翼城万分危险。这也是胡宗南有意消灭我部的手段。1947年胡宗南主力进犯延安，又将二十七师调往吉县、宜川一带，使任黄河交通掩护，归他直接指挥。
  1948年2月整编二十九军在宜川瓦子街被歼，军长刘戡被击毙。胡宗南任命我为整编二十九军军长，名义上辖四个军（整编师），实际上我岂能指挥他的部队，这显然是胡宗南用假提升的手段来取消我的实权。果然，不数月，大约这年秋季，胡宗南不通知我，即径令驻在王曲至西安公路上的三十师的一个团到飞机场空运太原。该团团长向我请示，我命令他如无我的命令，不得行动。胡宗南这才下命令到军并对我说：“太原告急，总统命令三十军空运增援，你派副军长前往指挥。”我只得忍痛听命。三十军空运太原时，蒋介石正在西安，我要求利用空运回机将临汾突围至太原的三十师残余官兵运回西安整补。蒋答应了，三十师才得重整起来。
  1948年底，整编军撤销，委我为一一三军军长。太原解放，三十军主力被歼，一一三军又改为三十军，1949年7月入川整补。刚刚补充齐全，胡宗南就将二十七师脱离建制，调广元归裴昌会指挥。1949年12月中旬解放军包围成都时，蒋介石下令成立“成都防守总司令部”并委我任总司令，指挥两团兵力维护治安。命令到达胡宗南绥署后，胡宗南当面对我说：“命令即将过去，但你不能指挥三十军的部队，我另派两团归你指挥。”午后8时到北教场，蒋又变更计划，改派一师兵力，总司令改派盛文担任。在这以前，蒋还逼令我的家属去台湾作人质。
  以上种种事实，都足以说明蒋介石、胡宗南是怎样歧视我，不相信我。我内心痛苦，不问可知。这时全国局势已变，反动派统治即将崩溃，西南解放已是指顾间事，我怎不愿弃暗投明呢？所以赵力军同志一到，我就毫无犹豫，接受了党的指示，决心起义。
  三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我的部队已整补齐全，除二十七师早已分割建制调到广元外，三十军进驻成都外围。奉命之初，军部驻成都东关牛市口，三十师在成都东二十里附近布防。我一到成都，即令三十师进驻龙泉驿收容重庆的溃兵，收缴散兵武器，一面更想尽方法，甚至用行贿手段搜罗绥署武器。这时不是人多枪少，而是武器携带不完了。
  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基本队伍六十五军（整编师），在陕西扶（风）郿（县）一役，损失过半，只余两个残破的团调至甘肃徽县整补，1949年12月中旬调来成都。他到成都的那天，和两个幕僚来找我（我同他是陆大同学），表示要想找出路，问我有没办法。我经过高兴亚联系，取得中共地下组织的同意后，便同李振约好一同准备起义。谁知李振又径自去联系胡宗南嫡系干部第一军军长陈鞠旅、第九十军军长周士冕等。我认为这两个人靠不住，心甚不安，后来果如所料。若非外围战况紧张我和李振都将难免于祸（这时李振两个团被九十军夹在双流城内，李极为不安）。
  12月13日蒋介石由成都逃走后，胡宗南亦于23日飞走，留李文指挥所有部队向西康逃窜。李振得以乘机带六十五军两个团和陈华的一个师向成都我的防区靠拢。我们曾共同策动胡部三十六军军长朱光墀起义，未成。我们于12月25日正式宣布起义。随我起义的，除三十师师长谢锡昌外，还有四十七师副师长李邦奇。
  拍发起义通电时，我以母亲在台湾恐遭杀害，所以未敢列名。
  我们宣布起义后，即与驻简阳的解放军第十一军取得联系，部队不久即开赴垫江、梁山一带改编。
  （本文作者，系德州市人，是国民党军起义的高级将领之一。——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