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八五年一月十二日凌晨四点，华籍日本人贺瑾同志在德州家中病逝了。一月十七日上午，水电部十三局，德州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和职工三百余人，在十三局小礼堂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水电部水电总公司，德州行署外办，德州市人民政府和侨联，十三局党政群部门和下属各大单位，贺瑾同志的亲属以及生前友好送了花圈或挽幛，贺瑾同志的姐姐——日本国山口市日中友协妇女部长三轮杉江给十三局打来了电报，感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其弟弟贺瑾生前无微不至的关照。
  贺瑾，原名鹤井信之，一九二五年出生于日本广岛县丰田郡本乡町，一九四五年应征来到中国东北，一九四六年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一九五三年十月加入中国国籍，先后在东北民主联军、江西赣州、南康人民医院和水电部古田、闽江、十三局等单位担任卫生队长、外科主任、医院副院长等职。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贺瑾同志虽然已经病逝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他那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中国人民的珍贵感情，却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早在一九四五年八月，贺瑾（当时叫鹤井信之）随关东军黑石开恳团向当地武工队投降了。由于贺瑾同志主动为当地老百姓治好发高烧、鼻子出血的病症，武工队介绍他到吉林市去找反战同盟会。当时东北很乱，铁路客运时开时停，正因如此他只好找到一家农民，帮助秋收当短工，得到一百多元他拿钱买上火车票来到吉林市，找到了反战同盟会。反战同盟会的负责人了解了贺瑾的情况以后，要他到吉林市难民会医务部门报到。那时候可怕的斑疹伤寒大流行，每天都在死人。贺瑾同志也被感染，进了隔离病室，许多难友先后死去。贺瑾同志硬是凭着一定要活下去的惊人毅力，在生活、治疗条件都很差的情况下，却从死里活过来了。年轻的贺瑾，面对艰难的生活和自己一天比一天瘦弱的身影，认真思考他今后的道路了。在短短半个月的动乱生涯中，他所接触的几个中国人，都给他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一个是接受他们投降的武工队的战士，给他换上了中国便衣，指引他到吉林市找到反战同盟会，使生活、工作有个基本的安排。另一个是那位农民，别人干一天五元，贺瑾干一天却给了十元，保证了找反战同盟会的路费。再一个就是东北民主联军战士，在他给病人看病的时候，轻轻拍着他的肩膀，关切地对他说：“你穿的太少，会着凉的。”说毕脱下自己的内衣送给他。在当时物资极为匮乏的情况下，这些普通中国人的善良友好态度使贺瑾极为感动。贺瑾心想，我不能坐在难民营里苦度时光，而应当参加到中国人的行列，和他们一道干。于是他又找到反战同盟会的负责人，要求参加中国部队或市公安局医务所的工作。那位负责人非常高兴地对他说：“东北民主联军正需要人。但是，光你一个人参加还不够，最好多动员一些医护人员来。”贺瑾说：“行。”那时候，东北战斗频繁，很需要医护人员。他自告奋勇在吉林市阳民区难民所和“满铁”难民所里，动员了二十五名日本医师、药剂师和护士一道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医疗队。贺瑾正式地走进了革命队伍，就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再加上他工作积极热情，当年便被东北民主联军二十四旅评为特等工作摸范。贺瑾是怀着热爱中国共产党，决心为中国人民服务的强烈感情走进中国人民革命队伍里来的。他一生忠贞不渝，誓志不移。
  一九四九年，他随东北南下干部吉林大队来到江西赣州行署人民医院当外科主任，由于工作一贯主动热情，又被评为甲等劳模，从这一年起，他多次向党组织提出入党要求。他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八日写的入党申请中叙述了自己的心情：“我长期在革命队伍中，中国共产党和同志们的指导培养下，我的思想觉悟一天比一天提高，所以，我决心加入中国共产党，诚心诚意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干到底。”当时因为他原是外国人，没有批准他的要求。后来又由于种种“左”的影响，一直未得到解决。但贺瑾始终没有心灰意冷，对党的感情仍然有增无减。
  在十年“文革”动乱期间，贺瑾入党问题更是无法解决了。开初，“造反派”两派组织都知道贺瑾会些日本柔道，又是医院的当权派，都争取他为本派效力。贺瑾看不惯两派武斗和谩骂，所以都不曾沾边。这样，“造反派”夺权后，他自然靠边站了。于是，他便自动上门诊看病，拿起手术刀，一心一意搞他的羊肠线埋藏法，为气管炎患者解除病痛。贺瑾办事有股子“牛劲”，他夫人袁玉冰回忆说，在那些日子里，贺瑾是早上四点上医院，晚上八点才回家，午饭、晚饭常常是热了又热，等着他吃。医院里走廊上全是等“日本大夫”看病的气管炎患者，他实在走不开。有时他的胃病疼得汗如“黄豆”般地滚下来，只吃几个药片，捂捂肚子忍疼又叫等着看病的病号：“下一个！”他曾建议医院单设一个科搞针灸、推拿、按摩和埋藏，但没有实现。不久十三局医院停止了羊肠线埋藏法，许多病人便上他家中求医，有时贺瑾家门口自行车、小驴车排一大溜，成为“医务所”了。而贺瑾对每个求医者总是热情接待，尽力服务。最近几年他看到有些医护人员不重视针灸，很有意见，他说：“日本人对中国针灸十分崇拜。我回日本探亲时，不少日本人要求跟我学呢，为什么中国人自己却不研究推广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国纠正了“左”的错误。贺瑾可以更好地施展他的才干，为党为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了。可是身体越来越不行了，组织上一再要他在家长期休养，他却多次要求上班。一九八四年初，他勉强上了两天班，组织上看他实在不行，便坚决要他在家休养了。他说：“我大事干不了，还可以找点小事干干。”他对促进中日友好事业，一直没有停止活动。一九八三年通过他的关系，日中友好协会正统广岛本部事务局长田中伯郎先生寄来了一份《明清时代中国苏禄关系史》，是日本关西大学保存的资料，作者松浦。这是一份有一定价值的资料，较详细地记录了从苏禄东王来中国访问，病逝在德州以后，明清两代与苏禄国来往的情况，对了解中菲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好历史很有帮助。一九八二年我国第一次发行国库券，当时他已向德州市侨联投资一千元，夫人袁玉冰只报了一百元，他嫌少。说：“同志间有困难还要互相帮助，现在国家资金困难，我们更应该出力。”马上到医院改报了二百元。一九八三年，十三局征集书法、摄影、美术展览作品，他也画了三幅竹子和书法送去应征。他最喜欢画竹子，那挺拔长青有节的竹子形象，也正是贺瑾自己品格的写照。十三局为此还给他发了特别奖。
  贺瑾离休在家以后，对参加中国共产党的要求更加迫切了。有一次学习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他高兴地说：“中国这么大，不改革不行。农村一改马上见效，多好！现在城市要改革，就更好了。”他多次对人说过，我在中国留下，参加中国革命和建设，选择对了。你们看，我现在很好，党给我又长了一级，享受局级（即地专级）待遇，收入不算少。周围的同志这么关心我，小袁生活安排又周到，我很幸福。现在就差入党问题没有解决，入了党我一生所有愿望都满足了。为了入党这件事，他多次让孩子扶着，登门拜访医院党支部胡清沂、郭德禄、初兆贤等负责人，向他们一再表达自己要求入党的迫切心情。一九八一年七月一日，他得知医院要开庆祝大会，就让两个孩子扶着来参加，还自报表演了一个节目。那天，十三局党委副书记张广东也在场，见此情景十分感动，指示医院领导要重视贺瑾的入党问题。一九八四年五月，贺瑾住院治病，医院负责人胡清沂来病房看他，他让家属避开，单独对胡清沂说：“早晨我听广播，某同志去世后被追认共产党员。我身体不好，但我有个信念，如果我活着的时候不能入党，死后能不能追认我入党？”贺瑾对共产主义信念的炽热追求，引起了党组织的高度重视。十三局党委书记肖杰亲自和贺瑾同志谈入党问题，充分肯定贺瑾在中国几十年，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成绩，赞扬他为人正直有骨气。肖杰责成宣传部和老干部处在作好有关调查的基础上尽快解决问题。中共德州地委统战部张国祯副部长说：“对于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只要历史清楚，在入党问题上同中国人同等对待。”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贺瑾的政治愿望终于实现了，离退休职工党支部大会全票一致通过接收贺瑾入党，贺瑾流泪了。当魏德红、傅泽忻二位介绍人，受组织委托，正式通知贺瑾已经上级党委批准入党的时候，贺瑾紧紧抱住介绍人的双手，激动万分，嘴里喃喃地只是重复这样一句话：“决不辜负党的信任，我要尽力多做工作，促进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他回到家里，进门就对妻子说：“这回真入党了，大大的喜事。”
  一九八五年一月九日上午，即贺瑾病逝前三天，他早上六点便催着帮他穿衣服，精神特别好，自己动手洗脸还梳了头，叫孩子擦亮皮鞋，让孩子扶着他去参加他入党后的第二次党小组生活会。妻子袁玉冰着急了，将身体堵在门口，劝他说：“组织上让你养病在家学习，不要去了。今天阴冷风大，你感冒还没好，怎么也不能去。”他也着急了，说：一个党员就应按时参加党小组学习，请你不要拉后腿。”袁玉冰看他激动的样子，只好帮他穿好大衣，让女儿用力扶着去了。之后，他再也没出家门，与党和同志们永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