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出狱以后，内心非常苦闷，认为这些汉奸特务没有抓住我的把柄就加罪于我，把我家的积蓄花去了一大半才得到释放，察知经商随时可遭敲诈勒索的痛苦。为了同特务们周旋，我决心弃商投军。经过反复考虑，本想去参加八路军，只因家住敌占区，如被敌人得知，全家老小定遭不幸。由于环境所迫，产生了当伪军的念头，这样既能保住全家人的性命，又能继续做些抗日工作。决心下定后，我首先征求了冀南军区第六分区敌工科科长何宽同志的意见，他为了工作需要和我的处境同意了我的想法。由此我便开始了谋取伪职的活动，首先购买了一把匣枪，通过贿赂买通了武城县伪县长吴寄朴，我被授予武城县警备队第三支队队长的职衔。一九四二年五月七日上任以前，我的朋友郭奎荣带领一人来见我说：“这位是乔廷，在家混不下去了，愿跟你去武城当兵。”
  当时处于朋友的感情将乔收留，随我一起赴任的还有程希贤的四弟程希英。开始乔在我身边当兵，程希英任副官。当时武城县伪军的编制是：县政府内设剿共班，县警备队下设五个支队，每个支队辖三个中队，每个中队兵力百余人。官兵士气涣散，战斗力差，奸淫抢掠贪得无厌，为争权霸势互相勾心斗角，真是一片黑暗。面对这些现状我内心非常气愤。为了寻求光明我想急于找到何宽同志，与抗日救国的八路军接上头，那知何宽同志早已派人来做我的工作了。我当伪军不久就在乔的引见之下，暗中与我八路军武城新七旅邓存志同志接了头。由此我便怀疑乔是八路军，但又不便和他公开面谈。在一天的夜里，我们二人畅谈时，乔果然向我口吐实言：“我叫庄稼农，是冀南军区敌工科科长何宽同志派在你身边，暗中活动的工作人员。”宿愿实现了我非常高兴，从此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亲如兄弟。为了便于他开展工作，我委任他在我身边当文书，使他能够借工作之便，窃取敌人情报及时向八路军的联络点传送。这个联络点就设在梁院村的一个油坊内，掌柜的姓宋名咸和，常来这里取情报的有冀南六地委贸易局局长范明舟同志和敌工科孙冠生同志。
  梁院村在运河东岸，西岸是草寺村，这里是个渡口。冀南军区敌工人员经常在这里往返通行，他们的安全多数得到我的保护。一九四二年初春的一天，何宽同志带领中共夏津县县政委陈建、政委季昭青去武城执行任务，在草寺村渡口何宽被抓，押送到伪县警备队受审。在这紧急时刻为了迅速搭救何宽同志，我冒险向伪县长作保，使何获释，安全返回了解放区。这时，正在为他筹备丧事的陈、李二位首长，见何安全返回都感到惊奇，何向他们汇报了在我的搭救下脱险的经过，为此我又一次得到八路军首长的勉励。
  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五日，我部下的一名伪军，在草寺渡口抓来两名八路军子弟送来我处，我为了掩人耳目，当面对这位伪军说：“你别管了，如果真是八路军子弟定叫他们活不了。”夜间我以检查关押犯人为名，秘密接见了这两位青年。因他们知道我私通八路，并且与其父戚昭鑑同志早有联系，所以向我口吐实言说：“我父亲是戚昭鑑，俺兄弟两个都是抗日工作队员为执行任务路过此处被你的部下抓获。”为了释放他们我便秘密同乔廷同志商讨办法，商讨结果，由乔廷同志亲自护送，使他们安全渡过了运河，回到了解放区。为了免除后患，后来我借故将这个伪军开除了。相隔时间不长，戚昭鑑之妻在水波村赶集时不慎被特务抓获，关押在伪县政府监狱里。我得知后，以争取戚投降为由串通了伪区长徐庆怀，商会会长杨景三和伪县长吴寄朴的秘书张玉甫◆等，共同向伪县长说明利害关系之后，同意释放戚妻。
  一九四三年夏季的一天下午，乔廷同志向我报告说：“刘杰（刘杰同志当时任武城县武北公安科科长）的女儿和妹妹去武城河西南燕庄上学时被县政府逮捕。为了使抗日子弟迅速脱离虎口，我又以争取八路军投降为由向伪县长吴寄朴说明情况使刘杰同志的女儿和胞妹获释。
  一九四三年初，伪县长吴寄朴令我率部去武官寨驻防。该据点有日军驻守，麦收时日军换防，需用大车，命我办理。我便派十人骑自行车下乡征用农民牛车，当车子队抵达军王庙村附近，被八路军岗哨发现后，鸣枪射击，当场有一名伪军中弹负伤，其余伪军为保活命丢车窜回。日军得知后气急败坏，即刻将该村村长王德林抓来扣押。伪县长得知后也要把该村长提到县里审问。在此紧急情况下，为了使该村长脱险，我当时决定：将自行车折款赔偿，并以此款贿赂伪县长，进而达到将该村长释放之目的。当晚我派乔廷同志秘密去八路军二大队征求意见。该大队负责人刘汉连同志坚持把自行车和一名受伤的伪军退还为条件，将村长放回。我当时认为这样做风声太大，害怕暴露我和八路军的关系，为此赔款一事由我自己承担，即刻将八百多元的自行车款由县府秘书转给了伪县长吴寄朴。伪县长贪财如命，收到钱后，不再坚持要人，表示叫我处理，由此我便将该村长释放了结此案。
  麦收时，我率部配合日军讨伐。以我部为前锋，头前带路，拂晓抵达大阜村时，在场院的麦秸里发现一个正在抱着大枪酣睡的青年。当我把他叫醒之后，一看我们是伪军，料遭不幸，对我持敌视态度。我立即向他解释说：“日本鬼子就在后面，快要到了，你赶快跟我藏起来！”我把他带到一个甲长的家里，让他藏好并告诉他：“等我们走了之后你再走。”日军过后，使这位八路军战士安全地返回了部队。后来我得知这位同志是当时武北公安科的战士叶志国，家住夏津县渡口驿村。
  仲秋节前夕，驻武城日本司令部准备出动三百多名日军，去堂邑一带讨伐抗日游击队。县警备队命我率部予以配合，沿途未发现一个游击队员。这种出战无阻的反常现象，使日军欣喜若狂，得意忘形。为了向其主子速报战绩，在上下官兵疲惫不堪的情况下，怀着“胜利”的喜悦急忙返回。队伍行至大雪楼与小雪楼之间的丘陵地带，突然遭到游击队的伏击。伪军仓猝应战，毫无目标地乱行射击，空枪放了近一小时。听到对方枪声渐稀，而且由近而远，知道八路军已经转移，这时，日军才从恐慌中清醒过来，命我率部追击。我转了一个圈回来时，见日军抓来了一百五十多名老百姓，正在往大雪楼村头的场院里集中。日军头目见我返回，当面把这些人交给我处理，他说：“我们宁错杀一百，也不放过一个八路，你要认真审查，把里面的八路军、共产党及一些可疑的人带回县城审理。”日军说完唯恐八路军再来袭击，便急忙回窜。我当时面对这些怒不可遏的同胞，内心很不平静。我想让中国人杀中国人，这是日本鬼子的惯技，我绝不代其行凶。假如我要把这些人带回县城，定遭酷刑。我做为一个中国人，应该有报国之恩，同胞之爱，决不干伤天害理之事，即使由我个人冒大风险，也要把这些人释放，如果这些人中真有八路军更应放过。想到这些，我当机立断，向众人宣布：“我叫徐国杰，家住德州，是武城警备队支队长，现在宣布把你们全部释放，都快回家吧！”说完，我一挥手，意思是叫他们赶快离去，但这些人对我这一举动感到意外和突然，目光由愤怒而转成喜悦，有的感动的眼泪夺眶而出，缓缓离去。这时我的内心才感到非常欣慰，暗自思忖：“徐国杰啊，徐国杰，你毅然做了一件中国人应该做的事情，可是你回去怎么向日本人交待呢？他们又对你怎样看待呢？”为了消除他们对我的怀疑，回去后我主动向翻译官作了汇报。我向南翻译（朝鲜人）哀求说：“那一百多人都是些穷百姓，我看没什么油水可挤，就把他们全放了。请你在‘太君’面前说点好的就算帮了我的忙了。”这件事可能是南翻译在当中起了作用，事后从未追究。但是，出乎意料的是，在一天的清晨我带兵练操时，伪县长吴寄朴突然到场观察，他面色险恶，言词毒辣地向我问道：“徐队长！有人说你与八路有联系，是否有此事？”我面对这突然的问话，内心有些紧张，但面色却很镇静，毫不惊惧地回答他说：“这又是小人对我的诬谄，决无此事，请县长查访。”后来我又从伪县长的亲信向外透露说，吴对我私通八路之疑加深，我随时都有被捕受审之危。如遭此祸，我性命难保是小事，可怕的是乔廷等地下党员受株连，万一八路军联络点遭受破坏，到那时我徐某如同“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像人”。面对这种局面，我只有脱离险境，以达到抗日力量在敌人内部的存在。为达此目的，我借去北平治病为由离开了武城。我在北平住院期间，不幸的事就发生了。在叛徒的出卖之下，乔廷同志果然被敌逮捕。伪县长吴寄朴，为使乔招供，先后动重刑数次，什么军棍打，坐老虎凳，灌辣椒水……但是乔廷同志宁死不屈。吴寄朴气急败坏，公然下令要将乔活埋。在这紧急时刻，我的副官程希英急忙来德州向我妻子说明情况，我妻感到事情危急，马上给我去长途电话，让我速归。我迅速乘车返回武城，冒着生命危险，主动“出击”，当面对吴寄朴说：“乔廷不是共产党，他是我的部下，他如果是共产党，请县长先枪毙我好了，这是他们有意对乔陷害，阴谋嫁祸于我！”在我的强辞理辩之下，迫使吴寄朴把乔释放了。但是，由于叛徒的存在，乔廷同志不能在此存身，只好借故辞职，回到我抗日政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