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轮船在海上飘泊了十一个昼夜，终于在一个小码头靠了岸。1800名难友被赶下船。大家走出码头，发现这里房舍与中国完全不同，来往行人的服装打扮也不象中国人，特别是脚趿木屐与汉民不同，难友们都惊呆了。一个日本兵见到大家惊异的神色，就奸笑着说：“这是大日本的门寺海港，你们到家了。”人们一听都怔住了，继而有的落泪，有的谩骂，人们绝望了。来到异国他乡，地理不熟，语言不通，怎么办？有的说：“日本鬼子真狠，把咱弄到这天涯海角，比充军发配还厉害呀！”有的说：“再也跑不了啦，听天由命吧。”也有的说：“只要咱能活下去，有这条小命，总会有出头的日子。”大家议论着，歪歪斜斜地被赶进一个大院子的检疫站，要人们都把衣服脱光，到药池里洗了澡，身上再涂了药，然后按十人一班，每三班一个小队，每三个小队一个中队，每三个中队一个大队，加上队长伙夫，每大队300人。第二天，人们被逼着照了单人相，以后又在贴了相片的“印表”上摁了手印。“印表”上虽然是日文，但也有一些汉字，有几个识字的看出是“日本劳工协会合同书”，最后写的是“昭和十八年（即1943年）十月二十五日。”
  摁过手印的第三天，就由门寺坐上闷罐货车北去。这是一列刚刚运过牲口的货车，到处是粪便，臭气熏天。火车开开停停，走了五个昼夜，到了一个叫“青森”的车站下了车。这也是一个港口，大家又乘船渡海，到了一个叫“函馆”的地方，再乘火车继续往北开。走了一天一夜，禹城人的这个大队就到北海道的“门深町”下了车。没下车的那部分人有的去“明治矿业株式会社”挖煤，另有100人被派到农场去干活。禹城大队去的是门深町水银矿。
  已经被折磨得虚弱不堪的难友们，爬出火车就被一股刺骨的寒风吹了个透心凉。雪粒象砂子一样随风打向脸庞，刀刺一样的疼。抬头四望，一片白茫茫，都是被大雪覆盖的群山。难友们抱头缩颈，东倒西歪地被带到一个四面环山的小山坳里。这里地处北纬45度，相当于我国的大兴安岭地区。因为北海道四周环海，风雪特大，气温常低于摄氏零下40度。山脚下有一个大雪堆，雪堆的向阳处有一个黑洞，那就是工棚。门口的周围用稻草和席帘子围着，以防大雪堵门。工棚完全用木板搭制，每个中队住一个工棚。这时难友们还穿着在青岛换上的那身薄棉囚服，每人一床小薄被，怎能抵御如此的寒冷？晚上人们就两人通脚睡，把铺草堆厚一点。两床被子摞在一起。开始大家都睡不着，低声谈论着，盼望日本鬼子被打败，好回家团圆。终因多少天来的困乏，后来都睡着了。但由于天气寒冷，不少人又被冻醒了，大家挤在一起苦熬着这漫漫寒夜。
  第二天刚放亮，刺耳的哨子就吹响了。大家起来围坐成一个圆圈，点过了名，每人发给一双大草鞋，这是为适应白天外出干活踏雪用的。然后由伙夫在每人面前摆一只碗，每人一勺稀粥，喝完了再添一勺。大家都嚷着吃不饱。伙食管理员是日本人，他说：“咱们矿上粮食是按生产矿石的数量配给，你们还没干活，哪有粮食？现在有吃的就不错了，你们以后生产量大了会多给吃的。”大家还是乱喊，“吃不饱能干活吗？”却也无济于事。大概难友们的不满引起了日本人的警觉，这天中午饭时，来了个身穿军服留着通鼻胡子的瘸腿鬼子，向大家训话。他叫宇宫，日文音是“乌勾”，大家就叫他“母狗”太君。这个军人气派十足，一脸凶相，据说是从侵华战场上退下来的伤员，是一个饱蘸中国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他退役后就当了水银矿的作业所长。他用不规范的汉语说了一些“日华亲善”、“干活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骗人鬼话之后，又说：“你们来到大日本干活是走运的，在这里干活多粮食多，大日本不会亏待你们的。”他最后说了些水银矿的作业程序和必须服从命令的话，“不服从也逃跑不了，北海道是个大岛，四周环海。全岛大山多，人烟稀少，山里花脸狗熊、野狼成群结队，即使让你走，你们只能饿死冻死，或被野兽吃掉。凡逃跑抓回来的，统统死了。”中午饭的粥中又加上了一些糖渣，还有两片马铃薯，这也算是大发慈悲了。当时日本施行配给制，一个日本监工每顿一盒饭，半边大米半边青菜马铃薯，虽然比劳工吃得好些多些，但也吃不饱，所以就克扣劳工的口粮。
  第三天开始干活，先由日本人爆炸矿山，然后让华工用土篮挑水银矿石。从矿山挑到火车道旁有15町（日制长度单位，一町109米，36町为一日里），这是水银矿上最脏最累的活。干活以后不喝稀粥了，换成了玉米、马铃薯粉和橡子面混合的窝窝头，每人每顿两个。300人每顿20公斤粮食，每人只有1.4两多，小饭量的半饥半饱，大饭量的只能挨饿。有时每人给一片萝卜咸菜，有时每人一箸子叫“海宝狗”的野生海藻咸菜。春节那天，也不过用相当于两个窝窝头的面，包上些“海宝狗”馅，做成大蒸包让大家吃。
  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造成本国劳动力不足，管理人员也太少，一个300人的大队，只有三个日本监工。他们懒得呆在矿上受冻，就采用了“以华制华”的办法，从华工中找一个识字的为他们记数落账，禹城人程绍鲁被他们选中了。程绍鲁考虑到这对难友们有利，就满口答应下来，当了副大队长。难友们挨饿受冻，谁愿意给日本人干活。从程绍鲁记帐以后，他们就用消极怠工来对抗，不管土篮里挑了多少矿石，过去一趟就记一担，有时干脆挑着空篮来回走，只要日本监工不在，大家就这样应付。
  北海道冬季夜长昼短，白天只有八小时，矿山又无照明设备，所以无法延长工时，因此天天欠产，日本人就想出了规定任务的办法，确定每天的工作量，完不成不给饭吃。人们的工作加重了，但粮食并未增加，饭食质量又差，饭量大的顶不住了，身体弱的熬不过了，渐渐地一个一个倒下去。越是病号多，粮食越少。病号每顿只给一个窝窝头，有的病号饿得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去看病也只给几粒极贱的西药片，根本治不好病。病号只吃粮食不生产，成了日本人的累赘。于是他们想出了一条毒计，设了一个重病号房，说是给病号打针，有几个重病号进去打针，刚拨出针头人就咽了气，这显然是让其速死。后来人们情愿在工棚里也不去病号房了。就这样今天死一个，明天死一个，一个冬季就死了百十个人，其中禹城籍的就有30余人。为了让华工服服贴贴地干活，每当死一个劳工，日本人还要假装出一副慈善面孔，请僧侣诵经祈祷，最后每个死者用一公斤煤油点着木柴烧掉算完。
  春节时刻，难友们倍加思念家中亲人，背地里就商议逃跑。但是，在冰雪封地时逃跑会留下足迹，也跑不快，很容易被抓回来。到春季冰雪融化，矿场周围的电网就通了电，更难以逃跑了。有两个难友在想，若不逃跑，早晚也得折磨死，跑出去或许能找到条活路。他俩想趁冬季走，为了避免留下足迹，就从铁路上顺着走。两个难友，其中有一个姓刘的禹城人，就于一天夜里逃出矿场，顺铁道奔跑。那北海道的风雪扑到脸上，打得生疼，又睁不开眼，透不出气，能见度也只有20米，所以他俩走的并不快。当矿警发觉时，也不知他俩的去向，由于矿上人员少，他们没有去追。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矿业所长让矿警严密把守工棚绝不能因小失大。这一夜大伙也没睡好，第二天日本人又威吓了大家一番，也就算了事啦。
  两难友顺铁路往北跑，遇到车站绕道而过，有火车过路就躲避，艰难地走了半夜。眼看就要天亮了，两人合计：“咱俩穿着这身囚服，被人看见就得抓起来，咱得想办法换衣服。”他俩看见附近有个值班房，就壮着胆子过去，抓住值班员。值班员见是两个蓬头垢面的大汉就吓懵了，“嗷嗷”地呼喊。他俩先塞住值班员的嘴，然后脱下他的外衣，把他绑起来。又抓住另一睡觉的值班员，他俩一人换了一身标制服，穿上毡靴，就逃走了。
  两人换了衣服就大胆了，心想往北走或许能走出日本地，就能到关外了，日本人不是有很多在关外的吗？就是走不到关外，走到苏联也好，也许能转回家去。可是走了一天也没走到尽头，问路吧，又语言不通。一天没吃到东西，饿得实在难受。傍晚，他俩走进一个村子，想讨顿饭吃，村头一家门上挂着“军国之家”的牌子，标明这一家是在侵略战争中死亡的士兵家属。他们走进房门，在土间（日本贫民的外室无地板，是土地面，故称土间）听到室内一个妇女和孩子一边吃饭，一边讲话。他俩一人在外了望，一人进屋去讨饭。因为是穿着铁路标制服，那女人还不十分害怕。他俩不会说日语，只能打着手势说“米西米西”。那妇女给他俩各盛了一碗掺有马铃薯的米饭，这在日本称“菜饭”。当时日本人民也是粮食不足，同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他俩虽然没有吃饭，也不忍心再要了。因为这家只有妇女和孩子，不便久留，他俩就告辞走了。
  他俩没走多远，就遇见一个50多岁的老汉，即搭讪着想再讨些饭吃，老汉满口答应，把他俩领回家去，安排吃饭住宿。他俩吃完了饭，躺下还没睡着，就有两个警察持枪闯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就把他俩抓走了。原来他俩换衣服不久就被铁路当局发现，铁路沿线通过电话布置搜查两个穿铁路标制服的支那人。日本农村也通电话，那老汉就是该村的村长，所以村长一见到他俩，就知道是逃亡华工。他先把他俩稳住，然后通报了当地警察署。经警察署审讯，他俩被押解到扎幌厅（北海道首府）警察本部，以抢劫罪判处徒刑三年，被关进刑务所（大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