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市赵洪都村人，生于1885年10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父亲湘及，以教私塾为业，有三子两女，哲元居长。
  宋氏远祖河南商邱，又自商邱迁往直隶静海。到明代宋宣率全家从静海迁到乐陵宋家集，这便是乐陵宋氏的始祖。在乐陵宋氏第四世有位叫应麟的，曾做过山西忻州的训导，是位有名的孝子，他的孝行曾载入《乐陵县志》。其六世祖宋盘，任过陕西巡抚。到宋哲元的祖父宋堪由宋家集分迁到赵洪都村，已是第十五世了。宋堪字子宜，先娶史氏继配贾氏，有三个儿子，长子名釜字湘及，即是宋哲元的父亲。赵洪都村累遭水淹，连年欠收，加之湘及先生不善经营农事，导致家业中落，生活贫困。湘及在外教书，沈太夫人携子女投靠后颜村沈氏娘家度日。其二弟禄留住赵洪都村，三弟过继到城南小郭家村，从此就分成了三支。
  湘及娶沈氏，生三子两女，长子宋哲元，次子宋春元，三子宋智元；长女宋淑真，嫁本县荣堂村曹镜兰，曹曾任过宋哲元的副官长；次女宋淑贞，嫁本县荆林村李武台，李曾任过张家口海关监督。湘及先生才华横溢，为人耿直，曾随广西桂林太守潘问楼当过幕宾，任过南宁府文牍，在山西教过家馆，并在北京被陆建章聘为家庭教师。
  湘及先生迁居沈家后，生活仍很贫苦，全家只靠菲薄束修难以度日，沈太夫人就日以继夜地纺线织布到集市上卖，这样仍解决不了温饱，还需要挖些野菜充饥。一天，沈太夫人携哲元到村外剜野菜为食，恰逢一富家空车路过，便央求车上人将菜筐捎回家。此人竟恶言恶语地嘲讽说：“我还怕累坏牲口呢！”说着扬鞭而去。沈太夫人含泪对哲元说：“孩子，看咱穷人求人多难哪！”哲元却说：“娘，不必伤心，等咱有了，一定帮助穷人。”此时年仅6岁。
  哲元方面丰颊，身材魁梧，聪颖沉毅，敦厚豁达。幼年就有卫国御侮之志。童年时就喜欢舞刀弄棒，聚童做戏亦多做布伍演阵，常折梴为刃，练步伐、摆阵势，赏罚严明，指挥有度，年大的也听他指挥。他和全家的衣服，因买不起颜色，都是用槐米染成黄色穿用。青黄不接时，家里断粮，哲元放学有时不回家，就摘把小枣代粮充饥。一次，沈太夫人赶集卖布，家中无人做饭，娘怕哲元回家吃凉干粮生病，就把菜团子放在窗台上晒热给儿子吃。这件事至今仍在乡里作为佳话流传。每到年底，哲元就刻印些家堂、神龛，裱糊些纸锞冥器等到年集上换些钱币，作度过年关之用。
  哲元一生简朴，直到将军高位，从不挥霍浪费。他既不抽烟，又不嗜酒。他常爱吃的主食是小米干饭，三合面（玉米、豆子、小米）窝头，馒头。菜是咸萝卜条蘸麻汁大蒜、腌鸡蛋、鸭蛋。最爱喝的是小米汤。不但平时喜欢喝，即便是行军途中，他的侍从也都用暖瓶装上小米汤以便饮用。
  哲元7岁从父读书，因买不起油点灯，早起就读熹光下，至昏黑还不忍释卷。四年读完“四子书”、诗书、《三礼》、《左传》等，不但能背诵，并通释其义。每当诵《孟子》中“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时，便铿锵激昂，愈自奋励。几年来，不但熟读了史鉴、诗文、词赋和先儒语录等，而且还涉猎了汤武、光武、明太祖及管子、晏子等古代帝王将相、历代英雄史籍，颇示仰慕，卫国御侮之志更坚。
  1900年，八国联军陷北京，哲元随父由北平返回乐陵原籍。第二年，17岁的哲元先后在前颜、后颜、李四村设馆教书。收入菲薄束修，除赡养母亲外，所余都救济穷人。此时，外侮交至，国势危急，有志之士奋起。哲元久怀救国之志，但审时度势，慨然投笔从戎，以求挽救国难。
  1907年，哲元考入北京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并补名额于北洋陆军六镇二十三标第二营。1912年春，入陆建章左路备补军任第一营前哨哨长，驻防北苑。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第一师，冯玉祥任左翼第一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哲元任连长。1914年至1922年期间，哲元随冯转战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历任冯部连、营、团、旅长等职。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兵变倒吴佩孚后，与孙岳、胡景翼等组织国民军，任哲元为第一军第十一师师长。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岭在滦州倒戈反对张作霖，冯令哲元率部队自察东出热河，攻奉天，以援助郭松岭。12月4日，继阚朝玺任热河都统。12月下旬，又奉令率部由热河进兵天津，攻打李景林，李被击败溃逃。哲元胜利回住热河。宋哲元主政热河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安置杂牌军，制止滥发纸币，调整币值稳定物价，澄清吏治，保护行官文物，复兴教育、修公路、造林、开矿、放垦等诸业俱举。特别是复兴教育一事，曾筹办基金70万元，兴办学校。由于政绩卓著，深得当地群众拥戴，哲元离热河时，百姓拦车挽留，车行甚缓，日行不过数十里。
  1926年4月，国民军一军在直奉联军的压迫下，退守南口，哲元亦率部从热河撤至察哈尔、多伦一带，就任北路总指挥，率韩复榘、石友三等部负责南口至多伦一线防务。5月南口大战正急时，阎锡山出兵晋北，抄袭国民军后路，哲元改任西路军总司令，指挥韩复榘、石友三、方振武等部与晋军在晋北作战，7月奉军攻占多伦。8月国民军在南口战败，哲元率多伦、沽源国民军一军诸部向绥远撤退。
  同年9月，冯玉祥自俄回国在绥远五原（今内蒙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就任国民军总司令，任命哲元为北路军总司令兼暂编第一师师长，驻宁夏负责后勤供应。1927年6月，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整编，哲元任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月，又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坐镇关中，为第二集团军筹措饷需，巩固后方。当时，陕西盗匪为患，加之土著军阀割据，各霸一方，民不聊生。为了平定匪患，统一陕局，哲元亲率部队，先后消灭了张兆钾、韩有禄、田宇洁、麻振武、党玉琨等土匪，还收服了甄士仁、张九才等地方武装。
  1928年，国民军北伐时，哲元率部参战。北伐告成，他继续治理陕政，遂与陕民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改善生活，并大抓建设，注重教育，提倡文化，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尤多建树。西安为周、秦、汉、唐各都城所在地，宫殿、古刹、大墓颇多。在过去军阀割据时期，由于保护不力，加之监守自盗，文物丢失严重。哲元下令禁毁、禁盗，保护了许多古建筑和寺庙的佛像壁画等宝贵文物。还多方搜集罗碑铭石刻，在原有历代留传下来的碑林处，又增建了小碑林。为丰富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
  1929年蒋桂战争后，冯、蒋矛盾激化。5月，晋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反蒋，冯以哲元代理国民军总司令，继而冯为阎所欺骗，被困于晋祠。10月初哲元率国民军出潼关与蒋作战，因阎锡山失约，致哲元陷于孤军失利，11月退回陕西。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国民军全军组成第二方面军，哲元任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随冯对蒋作战，10月，冯、阎失败，哲元率部在潼关渡黄河退驻山西运城。不久，由张学良主持，将山西境内的国民军将领张自忠、赵登禹等残部编为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驻扎山西阳泉、辽阳、沁县一带。哲元以儒治军，特印发《四书新编》、《管子》等精装袖珍本，营以上军官人手一套，并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编印《新决心手册》发之官兵，以为教材，日夜训练，士气旺盛。他还非常注重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每逢国耻的日子，他都要举行演讲会，并在全军官兵吃的馒头上都要印上“勿忘国耻”四个字，让每个官兵铭记国难家仇，立志喋血保国。“九·一八”事变，哲元首先通电主战。
  1932年2月，哲元回原籍乐陵，为湘及先生办理丧事。其间，对四邻乡亲分别馈赠面粉一至二袋、银元10至20元，以示酬谢。对过去曾资助过他家的乡亲，另有厚赠。另外，从江西景德镇、山西阳泉特烧制了一批餐具、茶具分赠亲友留作纪念。
  1932年9月，经张学良保荐，哲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哲元主察期间，曾监修《察哈尔省通志》，并作序：“哲元莅察次年即谋省志之创修。哲元窃以为立国之道，考旧轨，正来輶，庶政得挈，以合准绳，由百年大计立焉……。”他还主持印制了《历代创业圣哲画像》，并写了序言。
  1933年1月初，日军占领山海关后，热河告急，平津震动，张学良急调二十九军由山西开往河北通州、三河、蓟县、玉田一带，给哲元以华北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的名义，指挥布防。3月，哲元率二十九军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的“长城战役”，在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避长攻短，挑选了五百健儿，组成敢死队，用大刀片，以近战、夜战，奇袭日军兵营，痛歼日军5000余人，力挫了侵略军的凶焰，使二十九军获得很大荣誉。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在北方战场上首次取得的胜利。日军报纸曾称：“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殆尽。”这次胜利，用铁的事实说明，日军不可畏，中国人不可侮。哲元和二十九军威名大震，名扬四海，举国欢庆。可惜蒋介石集团坚持对日妥协政策，长城战役以出卖大片国土的“塘沽协定”而结束。
  在长城抗战前的1932年底，冯玉祥从山东泰山来到张家口，联络各方力量准备组织抗日同盟军，继续抗击日寇。哲元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对冯不敢公开表示支持，也不便公然制止，只好避居北平，派人代理察省主席，与冯敷衍。1933年8月，冯玉祥被迫结束抗日同盟军事，重回泰山，哲元才返回张家口，主持察省主席事宜。1935年6月初，发生了张北事件，日寇乘机要挟，国民党政府指派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谈判，订立了屈辱的所谓“秦土协定”，并按这个协定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省主席的职务。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为了侵略华北，又加紧拉宋。国民党政府为迎合侵略者的要求，于8月28日任命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11月底，又任宋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主席。不久，日本煽动华北五省“自治”，谋华北愈急。南京国民党政府再一次退让迎合，同意在华北成立特殊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当时内外矛盾复杂交错下的产物。哲元想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蒋之间力求自保。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即保持隶属关系，又行施变相的自主权；对日寇则在亲善名义下，进行敷衍。哲元立誓：“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为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不惜忍辱负重，委曲折中。在加强军事建设与部队训练上，更是不遗余力。除加强军队训练，还整训地方团队，补充地方武装的枪械弹药。在南苑、西苑举办大学生训练班，招收东北、华北流亡学生，成立军事训练团，在乐陵原籍招收童子军五百余人进行军事训练，秘密筹集了大量黄金，向捷克、德国和瑞典购进大批新式机枪、步枪、手枪、加农炮、大红头卡车等武器装备，加强了部队的武装力量。
  1936年，日军在北平恣意横行，设赌场，开鸦片馆。奸商和汉奸也乘机与外人勾结谋利，日本驻华特务机关包庇浪人，无视我国政府法令，为非作恶，横行无忌。哲元愤然下令逮捕首犯，封闭烟馆、赌场。日军在平津郊区购买民间土地建营房，办工厂，进行经济侵略。哲元闻报后，于是年5月29日深夜，召集二十九军将领会议，决定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凡私卖土地与外国人者处死刑，布告周知。天津一地主租地250亩与日人，被当局拘捕查办。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给宋哲元的一封信中，对其抗日功绩做了高度评价，对其抗日决心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信中写道：“……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暴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立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哲元阅后深受鼓舞。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不久，日寇便又提出诸如修筑津石铁路，开辟航空线路，开发龙烟煤矿，修改海关税则，收购华北棉花等所谓“经济提携”问题。哲元对这些问题，既不能断然拒绝，又不能悍然同意，采取推诿拖延的办法。1937年3月，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曾骗哲元赴宴，席间突然向他提出了“经济提携”的书面条款，迫哲元在条款上签字。事后哲元硬不认帐，拖而不办。日寇一再催逼，哲元在穷于应付的情况下，借回故乡扫墓为由，于5月21日避往乐陵原籍，以摆脱日方纠缠，静观时局变化。哲元回到乐陵以后，便给教师提供学习资料，把印发的《四书新编》袖珍本赠给全县教师，人手一部。并将印制的《宋氏族谱》，分送同宗各户。哲元还出巨款，延请本县耆宿，聘用撰写人员数十名，设立乐陵县公益事业促进委员会和县志局，编修县志、修缮文庙、建设图书馆。县志甫成，因“七七”事变爆发，未及付印，失落。哲元还计划建设公路，致力于故里文化交通事业，皆为战争爆发而辍止。
  1937年7月7日夜晚，日军在芦沟桥附近龙王庙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深夜11时许，忽有枪声数响发自宛平县东门外。此后，日方故技重演，采用“九·一八”事变时谎称“丢失一名军官”的同样手法，诡称失落日兵一名，无理要求进宛平城搜查，企图一举占领芦沟桥及宛平县城，以便控制北平。守城士兵严守哲元“晚上关闭城门后，任何人都不予开城”的命令，紧闭城门不予理睬。后经谈判，决定“先调查后处理”。参加这次调查的中方代表是当时的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调查结果表明，我军并无开枪之事，而且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缺少一粒。随后，日军这一离队士兵很快返部。日军借口已无，只有赤裸裸地向我芦沟桥进攻，并从丰台增派援兵500余人，大炮数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旅团长河边正三、联队长牟田口亲自到前沿督战，首先向我宛平城开枪开炮。我宛平城内驻军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还击，英勇杀敌，全歼进攻芦沟桥日军一百余人。二十九军驻在桥北面的一连战士，最后只剩下4个人，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营长金振忠负伤。芦沟桥头一声炮响，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
  战争发生后，哲元于7月11日晚由原籍返回天津，12日在天津发表谈话，幻想和平解决。19日晨在赴平途中，刚过北仓七号桥，即有炸弹爆炸，险些被害。20日又发表公开谈话，仍主张中日“互让”。21日起，日军即开始大规模行动，26日向南苑、北苑进攻，并提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于24小时以内，自北平附近退尽。此时，哲元已知和平无望，立即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表示要“尽力防卫”，但事前没有固守北平的准备，京郊一夜战斗，牺牲甚大。28日拂晓，日军以倍我之兵力，配以飞机、坦克，向我南苑军营猛烈进犯，我军仓卒应战，作出重大牺牲。第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乘车向永定门撤退，行经大红门的御河桥时，遭到敌军的伏击，被敌弹穿胸，壮烈殉国。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率教导团学生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在20多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中，佟将军头部受重伤牺牲。学生军中有一部是哲元在山东乐陵招去的娃娃兵，也大半牺牲。就在芦沟桥这块弹丸之地，在装备处于敌优我劣，兵力敌众我寡、悬殊极大的情况下，我二十九军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发出了“愿与芦沟桥共存亡”的誓言，经浴血奋战，支持战事竟达20昼夜之久，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但因蒋介石妥协的退让政策，下令撤退，把整个华北拱手让给了日军。
  平、津失陷后，哲元情绪惶惑，深怕南京政府向他追究放弃平、津的责任，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便给蒋介石打电报，表示向中央请罪，要求给予应得的处分，并提出辞呈。后又派秦德纯亲往南京，向蒋报告“七·七”事变经过和应变情况，请求中央给以相应的处罚。蒋介石为达到先拉后打的目的，对哲元非但不加责怪，反而慰勉有加，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委哲元为总司令。哲元奉令后，将总部从河间移驻沧州，布防于河北大城、青县、河间一线。此时霪雨兼旬，疫疠大作，河水泛滥，平地积水可行舟。而宋军匍行于雨中，肌肤均浮肿白色，裹腿几不能解，仍前赴后继，短兵相接，英勇杀敌。是年冬，韩复榘、刘湘密谋倒蒋。韩派人联络哲元，要宋部撤守潼关以西。蒋介石获悉，对宋产生疑忌，乃缩小第一集团军建制，以削弱其力量，将宋部所属六十八、五十九两军分别调往皖北、苏北，使第一集团军仅余七十七和六十九两个军。1938年1月下旬，日寇由大名向南进攻时，第一集团军总部驻新乡，后撤至中条山区。
  同年3月初，蒋介石调哲元担任有职天权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旋又将第一集团军撤销。而命冯治安以十九军团长名义，指挥七十七和六十九两军。此时哲元开始意识到蒋介石对他不怀好意，终日忧郁不乐。不久，因疲劳和肝病请假赴湖南衡山休养，后辗转赴广西阳朔养病。1939年春，再转四川灌县，在此，为创办抚幼院及贫民医院捐款13000元，旋即到了绵阳。绵阳是哲元和常淑清女士于1916年1月1日结婚的地方，那时又有1939年2月从山东迁去的国立第六中学，该校有许多山东同乡，有利于宋共话乡情，排遣孤寂。哲元在绵阳养病期间，建有“山东同乡会”，并拿出2000元给山东籍人购买一块墓地立有碑碣，死后集中葬于此地。宋还拿出700元在绵阳建立一所中学，校内建有“明轩亭”。但严重的肝病日渐沉重，终于1940年4月5日病逝于绵阳盐市街永安公寓。享年56岁。哲元于病危中一再嘱咐随侍的旧部及家人：“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并勉励旧部张自忠、冯治安等努力奋斗，收复失地。4月7日，国民党政府派遣秦德纯赴绵阳主持治丧，追任哲元为一级上将，葬于绵阳北郊宝盖峰下的富乐山上。当时，国民政府在距陵墓二里许的川陕公路旁立有一座高大的“神道碑”，镌刻着国民党元老冯玉祥、于右任和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等书写的生平简历和评价文字。哲元生前曾购置山坡凹地9亩余作为坟地，另外购买了40余亩耕地，作为自愿守墓的随从副官王贵海生活用地。宋病逝后，王副官守护陵墓直至1959年病故。1975年，人民政府拨款重修陵园时，将神道碑移于陵园之内，现已列为绵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哲元在故乡时，原由沈太夫人主持娶本县大李村李氏夫人，生有一子取名彩玉，8个月夭折，李夫人一直侍沈太夫人，后病故于天津。1916年1月1日，常淑清女士由其父从北京送往绵阳，在老医师李莲孙家与宋哲元完婚。主婚人为冯旅一团杨团长和常女士的父亲，证婚人为冯玉祥。常女士的父亲亲作喜联：“画眉轶事传京兆；坦腹东床拟右军。”上联引用《汉书》中京兆尹张敞为妻画眉，在长安传为佳话的故事，表达了对新婚夫妇和睦友好的祝愿；下联籍《晋书》中太尉郄鉴选得贤良女婿王羲之的典故，表达了喜联作者选中象王羲之那样称心女婿的喜悦心情。常女士系北京人，满族，有文化，生有一子六女。子华玉、长女景昭、次女景宪、三女景文、四女景蕴、五女景云、六女景孚。景昭嫁贾成骞；景宪嫁孙湘德，现均侨居美国；景文嫁唐祖祜，现住上海；景蕴嫁邹志红，在美国银行工作；景云幼夭；景孚现在美华盛顿为医科专家，嫁美国农林部电子计算机中心的明道广。华玉，按生序是行四，现在美国政府工作。哲元在战时还收养了两名义子（双胞胎），取名侯纪峰、侯纪峪。他们的生父侯万山原是哲元的部下，在长城抗战夜袭敌军营时牺牲。哲元为其义子取名“纪峰、纪峪”，正是为了纪念喜峰口、罗文峪这两个重大战役和怀念在这两个战役中壮烈殉国的烈士。近几年来，哲元远在海外的子女，先后回国为其父扫墓，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及绵阳人民政府的热情接待。她们看着新修扩建的陵园和保护完好的“神道碑”，十分高兴，均表示一定要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宋哲元将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著名将领。在1933年“喜峰口”二十九军浴血抗战时，哲元曾以“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来表明心迹和鼓励全军将士；在“七·七”抗战时，又曾以“我不杀人，人必杀我”，下定抗日守土决心。并编有抗日歌谣多首，鼓舞官兵抗战士气。他坚决抗日的伟大壮举，深受国人和海外华人所敬重。在他的一生中，也经历了惶惑、忧郁和奋进的过程。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1940年为病故的宋哲元将军联赠的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可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励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公允地评价了他的一生。
  （乐陵市政协文史委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