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民主志士王金铭
  李廷俊
  革命英雄，猛将如虎；
  头脑极新，坚持民主。
  奋勇抗敌，气壮威武；
  义不顾身，名垂千古。
  这是辛亥滦州起义目击者、滦州已故知名耆宿吴湘甫先生对“北方军政府”大都督王金铭、总司令施从云等滦州起义阵亡将士的缅怀和称赞。
  1911年10月10日，在我国南方爆发了由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从此揭开了我国近代历史上民主革命的篇章。时隔两月余，1912年1月3日，在封建势力强大、满清统治的心腹地区河北滦州（今河北省滦县），新军第二十镇第七十九标一营管带（营长）王金铭和二营管带施从云等一批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年轻军官和革命党人白雅雨等组织发动了滦州起义，通电全国，宣布独立，并成立了“北方革命军政府”。王金铭任军政府大都督，施从云任总司令，冯玉祥任参谋总长，白雅雨任参谋长。起义军誓师进攻北京，推翻清廷，建立民国。滦州起义震惊中外，撼动了满清统治的基础。由于起义军孤军奋战，势单力薄，寡不敌众，又加中途遭受奸诈之骗，终被清军镇压而失败。主要领导人王金铭等惨遭杀害。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因滦州迫近京畿，变生肘腋，大大动摇了清军军心，助长了南方民军士气，对于颠覆清廷起了极大作用。正如1937年《国民政府令》所述：“辛亥光复，发轫于武昌，而滦州一役实促其成。”起义主要组织领导者王金铭及其他阵亡将士为求共和奋然起事，英勇战斗，视死如归的英烈气概也将与世长存，永远激励着后人。
  一
  王金铭，字子箴。1880年出生于山东省武城县东屯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兄弟四人，长兄金镜，金铭行二，三弟金钰，四弟金钫，两姊一妹。其父王成，终生务农，上需待双亲，下要抚子女，十数口之家仅靠耕种几亩薄田维持生计，家境贫困。
  金铭八岁入本村私塾就读。他生性活泼，天资聪颖。在塾期间，虽所学乃《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之类宗法封建教科书，晦涩难懂，但他勤奋刻苦，仍诵读自如，默记成篇，学习成绩常列前茅，并渐具阅读和理解能力。稍长，仅塾内所学难以满足，便走访邻里借阅图书。但乡间散书多武侠、言情小说，惟一部《精忠传》令其爱不释手，尤为书内所表岳飞精忠报国，刚直孝廉的高尚品德所折服。1896年，其父迫于生计，难以供奉金铭续读，便令其退学入同族兄弟王湖所办洪瑞钱庄学徒。金铭虽辍学从商，但强烈的求知欲望使其嗜读如痴。白天听命于店铺，夜间秉烛伏案，每读必至深夜。久之，难免白天瞌睡，影响做事。1897年，便被店东之子王金栋借故辞退。回家后，他帮助父母下地耕田，协助姊妹料理家务。他聪明勤快，深得家人喜爱。正是回家务农这段时间，使他亲身体验到广大劳苦大众终年累月，辛勤操劳，仍难果腹的艰难生活。同时，他仍象过去一样，孜孜不倦，偷闲攻读。通过自学，已具相当文化水平。
  入洪瑞钱庄学徒和回乡务农二年多的社会实践活动，金铭亲眼目睹了豪门的奢华和贫民的疾苦，强烈的对比，使他感到社会的不公。清朝末期，国家外受列强凌辱，内部秕政百出，农村更是盗匪猖獗，恶棍横行，仗势欺人，以强凌弱的现象时有发生。黑暗的社会现实给金铭以强烈的刺激。由于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加之又处边远乡村，他没有也不可能接触到先进的社会革命理论和知识，但他却从《精忠传》等历史书籍中受到封建农民革命思想的启迪，进而认识到非革新政体不能救国救民，非军人革命，不能推翻专制，遂抱志从军。从而初步奠定了他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础。
  二
  金铭之兄金镜长金铭十六岁，早年考入武备学堂，毕业时，适逢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遂被分配到小站，参加练兵。1898年，金铭十八岁，决意弃农从军。他征得父母同意，自带干粮，徒步五百里直奔金镜处。时金镜已为新军军官。金铭便于小站报名当了学兵。当兵后，他品学兼优，颇得长官赏识，被选拔送入讲武学堂学习，毕业后提升为正目（班长）。
  1899年，首先在山东爆发了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列强的义和拳农民革命运动，山东巡抚毓贤剿办不力，屡吃败仗，便改剿为抚。清廷慑于外国帝国主义的压力，撤换毓贤，调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遂率所练武卫右军（原新建陆军）赴鲁。他制定了极为残酷的剿办政策，勾结外国驻军，大肆戮杀义和团民。金铭随袁部入山东，驻扎家乡武城县四女寺镇。他出身贫寒，体察和同情百姓疾苦，不忍同族操戈，弹压百姓。况义和团运动矛头指向外国列强，代表了我中华民族之心愿，理应大力支持。遂在四女寺剿办义和团民时，他微词具多，行动怠慢，并对义和团民加以庇护。为此，曾受到统制曹锟的厉言训斥。
  由于金铭曾入塾八年，此后又经刻苦自学，具有较高文化水平，这在当时新军中并不多见。且他品行端正，为人忠义，足智多谋，乐于助人，在下级军官和士兵中具有较高威望，并深得上级赏识，提拔很快。1904年，袁世凯继李鸿璋之后升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遂将所率武卫右军改为北洋常备军，金铭则被擢升该军第二镇（师）第七标（团）某营左哨哨长（连长）。1905年，北洋常备军第二镇一部与武卫军先锋队合并，扩编为北洋第五镇，金铭调任该镇第十八标一营前哨哨官，驻防济南。1907年，徐世昌改任东三省总督，率曹锟第三镇、王汝贤第二混成协和由第五镇、第六镇各抽一标新编第一混成协入东北，金铭调第一混成协并擢升某标一营帮带（营副），驻防辽宁奉天（沈阳）新民府。1910年，第一混成协和原独立第一、第二标合编为第二十镇，张绍曾任编制，金铭任第七十九标一营帮带。1911年夏天，奉天一带连降大雨，新民附近巨流河洪水泛滥，危及军营，部队抗洪抢险。原一、二营管带指挥无方，行动怠慢，贻误时机，被张绍曾免职。王金铭和施从云二人带领一、二营官兵，积极抢险，保住了军营，遂被张分别提升为一、二营管带（营长）。
  三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清王朝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头。政治上极度腐败，经济上凋零疏落，民不聊生。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又依靠“坚船利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发动对华侵略战争，强迫清廷签订了数十个不平等条约，大肆掠夺国家资财，侵略已由沿海浸入内地，烧杀抢掠，无恶不做。整个国家已百孔疮痍，病入膏肓。内忧外患，使众多有志之士如坐针毡，一批批进步知识分子，先后东渡日本，寻求革命真理，并相继在日本成立了“光复会”、“华兴会”、“同盟会”。孙中山先生奔走革命几十年，鼓吹共和，不遗余力。革命思想传播各地，革命力量逐步壮大。
  金铭十余年军旅生涯，驻山东扎东北，接触到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也逐步了解封建上层腐朽内幕。加之，外强凌辱，更显清廷无能，使他更清醒地认识到不覆清廷，革除弊政，国家不能图强、图存、图富。民族革命思想日渐形成。
  1908年，同盟会员开始潜入东北各部队做宣传鼓动工作。同盟会员刘瀛深入部队后，很快与金铭相识并悄悄送他两本书：《杨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此书为明末清兵入关屠杀汉人的血腥记录，同盟会起初曾作为主要的反清宣传品。金铭读后，为书内所叙清兵摧残戕杀汉人的种种罪行所激愤，进一步增强了对清王朝的仇恨心，更加坚定了他的民族革命信念。
  稍后，一批革命党人孙谏声、戴锡九等从日本留学归来，打入二十镇任下级军官；吴禄贞任参谋、同盟会员刘一清于间岛抗击日军后，也调二十镇任参谋长。他们进入二十镇后，在具有革命思想的年轻军官中大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指出仅推翻清廷不够，必要变革政治，改封建专制统治为民主共和政体，建立新型的民主共和国。非此不能使民主盛强、民权伸张、民生富裕，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浸润于广大年轻军官的心田中。金铭很快与他们结识，并经常听取他们的宣传，革命思想日进，奋斗目标更加明确，逐步成长为一名坚定的民主革命战士。
  有了先进的革命理论作指导，金铭革命信心大增，遂在军营中秘密活动，联络同志。但北方封建势力强大，清廷防范甚严，革命运动不易开展。于是，金铭便与冯玉祥、施从云等密议并于1909年发起成立了“武学研究会”，借以掩人耳目。起初参加“武学研究会的”有倾向革命的年轻军官冯玉祥、施从云、郑金声、岳瑞洲、王石清等六人。“武学研究会”采取读书会形式，名为研究“武学”，实则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他们搜集清王朝卖国投降、压榨百姓的罪行，以作宣传；互相通报各自所知各地爆发革命的时事新闻；传播革命思想；联系同志，壮大队伍，做革命的准备工作。由于金铭等人的组织和发动，二十镇大批进步军官如张之江、石敬亭、韩复榘、吕均、鹿钟麟、周文海、张树声、张振扬、何任之、李鸣钟、李冠军、李子峰、李滋懋、张绍棠、郭风山、戴锡九、刘瀛、张振甲、葛盛臣、胡长标、黄宝善等均加入了“武学研究会”，革命势力日渐壮大。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发展，金铭认识到，举行武装起义，必须具有活动经费。同时，“武学研究会”声誉日隆，影响过大，已引起协统潘榘楹的怀疑。恰在此时，吉林邮来一份《山东同乡会》章程，金铭觉得可借题发挥。原来二十镇由原第五、六镇各一标和原独立一、二团组成，山东同乡很多，成立“山东同乡会”，既可避“武学研究会”之嫌，又可发动同乡募捐。遂与山东同乡孙谏声商议成立“山东同乡会”。因协统也为山东人，金铭便商请潘榘楹参加。潘允诺并亲自担任“山东同乡会”会长，金铭任副会长。“山东同乡会”成立后，凡山东籍官兵均为“基本会员”，外省官兵为“名誉会员”。金铭任“会内干事”，施从云、冯玉祥等任“会外干事”，并派出孙谏声、鹿钟麟等以同乡会名义到奉天、北京、天津等地联络会员。“山东同乡会”成立后，金铭动员会员想方设法筹集资金。经全体会员共同努力，筹集了大量资金，秘密购置了一批军火。“山东同乡会”的成立，既掩盖了“武学研究会”的活动，又购置了枪械，使金铭等所领导的革命活动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
  1910年冬，清廷派人到东三省检阅驻军，所派之人均为贵族子弟。这些贝子贝勒一派纨绔习气，穷奢极欲，动作乖张，语无伦次。只知苛求供应，不知军士之苦，勒索全镇每营管带各摊派银两四五百之多。其挥霍无度，甚至以雪茄烟充作火炉燃料。此辈丝毫不知检阅为何事，而对各级官兵却随意怒骂。为敷衍此事，众人议决，不得不由一军需官筹银七万元，为其招募日妓五十名，伴游消遣，打发了事。金铭看罢此事，义愤填膺，加剧了他对腐朽昏庸的满清统治阶级的痛恨，遂与冯玉祥、施从云等率先剃去发辫，以示革命之坚。并积极与其他革命同志在“武学研究会”和“山东同乡会”掩饰之下，加紧革命准备工作，以择机起事。
  四
  任何事情的发生绝非无源而孤立的。金铭长时期以来，特别是驻军新民府以后，浸润于民主革命思想，加之目睹清廷腐朽没落的现状，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决心日愈坚决。终至组织和发动滦州起义，与辛亥秋冬连续发生的几次重大事件（永平秋操、武昌起义、滦州兵谏）和革命形势的发展，不无极大关系。
  1911年9月，清廷决定于永平府（明、清时期冀东行政区划，辖一州六县，即今唐山、秦皇岛两市大部地区）举行秋操（军事演习），新建陆军第六镇、第二十镇、第二混成协受命参加秋操。时吴禄贞已由延吉边务督办调任第六镇统制，驻防保定，蓝天蔚为第二混成协协统、张绍曾任第二十镇统制驻防东北。吴、蓝、张三人于早年留学时结为密友，且成绩优异，人称“士官三杰”。吴、蓝二人受孙中山先生影响极大，曾于1907年与宋教仁等于奉天成立同盟会辽宁支部，向具革命思想。金铭等革命同志认为永平秋操是举行起义的绝好时机，遂密谋策划并派人至吴、蓝两部与二统制密议于秋操时暗带实弹，相机起义。同时吁请本镇统制张绍曾就机起义。孰料，及秋操临近，事机微泄，清廷起疑，遂命第六镇停止秋操，只令第二十镇和第二混成协按原计划参加秋操。
  谈及金铭发动滦州起义不得不涉及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张早年于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归国后，先主持训练新军，后任“贵胄学堂”监督，既与上层皇贵关系密切，又与君宪党魁梁启超为至友。他于日本看到“明治维新”带来的变化，又受梁启超影响至深，具有典型的君主立宪思想。梁启超于“戊戌变法”失败退避日本后，仍奔走立宪。他与宫廷上层人物载涛、良弼等人密谋制定了一个以张部武力胁迫清廷立即颁宪的宫廷政变计划，也预定于永平秋操时发动。所以，迨清廷秋操令下，张绍曾立即统率三军一万余人，于辽宁奉天至新民府一线开赴关内。他满以为此举定胜无疑，因而信心百倍，率部水陆兼程，边行军边演习，迅速进发，十日内，二十镇司令部已抵达昌黎，先头部队已西渡滦河进入滦州。谁知，就在部队就要进入预定地区，迫使清廷立宪的枪声即将打响之时，1911年10月10日，在我国南方由革命党人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巨大事变——武昌起义，并成立了：“湖北军政府”。惊惶失措的清政府立即电令停止秋操，并命各军原地待命。于是，梁启超、载涛等筹划的宫廷政变计划顿成泡影，张绍曾也一下子进退失措，无所适从了。
  武昌起义成功，揭开了我国近现代历史上“比较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的篇章，“湖北军政府”的成立，在我国近三千年封建统治的国土上，第一次出现了民主共和国的雏形。武昌事起如同一把火炬，很快便在全国形成燎原之势，各省宣布脱离清廷的独立宣言纷纷传出。迅猛发展的革命形势，使金铭等革命志士认识到，清廷惊魂未定，又大量调兵入鄂镇反，京城空虚，如二十镇起兵攻打北京，定可成功。于是觐见张绍曾，力陈革命形势的有利，吁请张率部起义。但张贯受立宪思想束缚，又顾本部保皇派居多，迟疑不发，消极等待立宪首领的下文。他把部队调集滦州一线，“架浮桥于滦河之上”，“据河为阵”，“按兵不动”。由于张绍曾的优柔寡断和受立宪思想至深，使二十镇痛失了攻取北京的良好时机。
  虽因武昌事起，秋操迫停，宫廷政变计划化泡，全国革命形势又如潮汹涌，而张绍曾却仍抱定立宪主张。部队驻扎滦州后，他返回奉天，按照梁启超的旨意与第三镇统制卢永祥、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谋划拟定了一个以保皇立宪为目的的“立宪大纲”十二条。此时，武汉前线，民清两军对峙，清军吃紧，前去增援的第一军接仗即溃。清廷又将第二十镇、第三镇、第五镇混编为第二军，并令其火速南下。接令其他部队已陆续开拔，唯二十镇尚未出动。于是，清廷一日数电，急令张绍曾即刻率部南下增援，时局发展十分紧迫。金铭立即与施从云等革命军人计议：如张受命率部南下，革命计划难以实现；而张握万名兵权于一手，促他率部起义，革命定成。遂同去面见张绍曾。金铭指出，目前，南方民军已起，各省又纷纷独立，清廷大势已去，如我部立即奋起直捣北京，定能取得革命胜利，力促他率部进攻北京。但张绍曾执迷不悟，仍顽固坚持自己的立场。1911年10月29日，他与卢永祥、蓝天蔚等联名电奏皇廷，宣布“停军不发”、“要求立宪”、“废除内阁”、“速开国会”。发动了以保皇立宪为目的的“滦州兵谏”。清廷接到张绍曾等“兵谏”电奏，虽“暴怒异常”，但终因大势已去，为保其全，不得不表示接受。“滦州兵谏”虽使二十镇不曾南下攻打民军，但使金铭革命计划再度受挫。张绍曾为“兵谏”一时成功而振奋，但岂料清廷对他正暗中算计。
  为防二十镇继续哗变，清廷派吴禄贞前去“抚慰”。吴至滦州，与张密谋：吴部进攻西直门，张部进攻东直门，会师北京，铲除袁世凯，实现君主立宪。张更为之欣喜，认为此计万无一失，胜券在握。正值此时，清廷派驻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彭家珍于奉天押运一批军火送南方接济清军。彭向具革命思想，又早已加入同盟会。他原任“奉天讲武堂”教官，金铭为其学生。他闻及滦州准备起义的信息，于起运前电告二十镇扣压军火。金铭得此消息，吁请张绍曾同意，率兵布防于滦河大桥至车站两侧。列车一到，立即鸣枪迫停，将军火截扣于滦州。
  至此，滦州事态的发展已趋白热化。金铭意识到，“兵谏”电奏虽为清廷接受，但扣压军火，如同釜底抽薪，清廷必定恼怒，形势十分紧迫；且二十镇又平添军火，力量壮大，起义更加有力。遂再次面见张绍曾，诚挚敦促他率部起义。张绍曾抱定“立宪”这棵死树不放，仍耐心等待与吴部“会师北京”，使滦州革命又一次错过了有利时机。惜哉！痛哉！
  对于滦州方面的事态，清廷表面假装笑脸，暗中却杀计已定。此时，阴险毒辣的袁世凯已东山再起。吴禄贞于滦州与张绍曾密议后，速赴石家庄联系民军，正准备北上之时，被袁世凯暗杀于石家庄。消息传至滦州，张绍曾为之惊愕，心凉半截。接着，清廷又任命张为“宣抚大臣”南下湖北，削去了他二十镇兵权，提拔昏庸透顶的潘榘楹为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更加沮丧。计划难成，兵权又削，遂欲卸职避去。金铭耳闻此事，义愤填膺，立即召集施从云、张之江、张树声、周文海等二十镇革命派骨干于滦州文庙举行会议。认为张绍曾被撤职是清廷消除革命力量的卑鄙手段，张的去留关系北方革命的成败。于是一致决议，吁请张切勿受命离任，并电请清政府收回成命。
  为瓦解滦州革命力量，清廷将二十镇第七十七、七十八、八十标等兵力分调关外，滦州只剩七十九标第一、二、三营。革命力量分散四方，金铭等要求清廷收回成命的电报又无下文，张绍曾已感计划彻底破灭，心灰意冷，意志衰竭，决意离去。金铭仍欲挽留张抗命留滦革命。遂与施从云率革命军官七十余人至镇司令部，并命全营官兵列队于外，以示众心所望。金铭向张绍曾陈明大意：“统制与其服从清命，甘做奴臣，不如整我旗鼓，直指北京，倾覆满清二百余年之专制，建立我汉室新型民主之共和。”“将军与吴统制素为至交，而今他已为此罹难，我们应做后继之来人，焉有退却道理。目前，南方革命势力，正欲到达本省。因此，将军去留，牵动全局，部属皆愿在统制领导之下，完成革命之使命，以竟全功。”金铭话语，既具革命道理，又富人伦常情，且情真意切。但张绍曾却以为吴禄贞被刺，失去应援，计划破灭。而兵力又分调四方，“革命是挺而走险，徒取败亡。”听不进革命派的忠告。当他即将登上西去列车时，金铭率众官兵聚集车站，再次诚挚予以挽留，然而张却决意离开。金铭见他决心已定，念及旧情，处于对将军的敬重，也为保其安全，派十余名官兵护送张至天津避居。
  当革命大潮汹涌澎湃滚滚袭来，黎明的曙光已现，革命胜利在即的关键时刻，被立宪思想毒害至深的张绍曾退避了历史的潮头。他的退去宣告了君主立宪路线的彻底失败，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北方革命的悲剧。
  五
  张绍曾累任军内高级将领，其思想在革命前期尚具一定先进性，特别是率军驻滦又发动“滦州兵谏”，故镇内革命同志一向视为自然革命之领导核心。在革命的一定阶段上，他确是革命的支持者和领导者，但当革命的发展超越他的主张时，他必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这是保皇立宪派的必然结果。真正能够担当民主革命重任的，是那些坚定的革命志士，只有他们，才能创造时代的壮举。
  在二十镇具有革命思想的官兵中，金铭以其饱学识、善言辩，且足智多谋，向为时人所重。施从云性豪迈，富胆略；冯玉祥性刚直，重义气，深受官兵爱戴。他们三人又早于1909年发起组织“武学研究会”、“山东同乡会”，长期秘密开展革命活动，是军内革命派之中坚人物。当张绍曾离职而去，革命暂无领导时，金铭与张之江、鹿钟麟、石敬亭、李鸣钟、韩复榘、张树声、周文海、李滋懋等进行秘密集会，一致认为，革命工作绝不能以张的离去而中止，我们要继续进行，而继续进行必须推举领导，以免群龙无首。当时大家一致公推金铭、从云、玉祥担当此任。他三人也当仁不让，愿领导众志士一起革命。
  于是，金铭召集全镇革命同志集会。他激情陈词：“国事本非一人所能独任，亦不能以一人之去留，将国事遽行停顿。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况革命事业，复以牺牲精神与恶劣环境奋斗，我辈军人，尤应本此主义！地狱当前，我请先入！拿破仑的字典里无难字，我也云然！同志相处，非依朝夕，愿共以铁肩当革命，竟厥全功。”全体同志闻声肃然，群情激荡，革命斗志倍添。从此，由民主革命志士领导的滦州革命，冲破立宪束缚，走上了推翻帝制、建立共和的正确轨道。
  革命的领导问题解决后，金铭加紧了革命的活动和起义的准备工作。
  滦州方面革命运动的发展，始终得到了国内各种政治势力的关注和支持。中国同盟会、湖北军政府、北方革命协会等组织曾先后派出王葆真、胡鄂公、白雅雨、凌钺、孙谏声等革命党人至滦发动革命。他们以天津为据点，数次冒险进滦，调查滦州社情，联系革命力量，筹措活动经费，疏导清廷驻滦军政要人，为滦州起义做出了重要贡献。特别是白雅雨、孙谏声、凌钺等人立志留滦与革命军人一道起义，表现了他们革命的坚定性。
  金铭得知天津革命同志的到来，分外喜悦，与其积极进行联系，共商革命大计，并将驻于滦州城西坨子头的“共和会”全体革命同志接入城北师范营部内。此后，又召开全体官兵大会，对革命党人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至此，北方革命武装与革命团体实现了完全结合。
  白雅雨等革命党人的到来及与革命军人的结合，使滦州形势发展很快，发动起义便提上了议事日程。于是金铭召集施从云、白雅雨、凌钺等人秘密召开会议。他指出，武昌事起，各地响应纷呈，清廷镇压不及，改施剿抚兼用之策。上海和谈已近十日，尚无结果，且有破裂之势，如战事再开，北方无军队响应，清廷必将倾其全力以镇民军，民军必遭重创而危及革命。因此，我们必须于和谈决裂之时，在清廷肘腋之间爆发革命，响应南方民军，使其首尾难顾，以共图推翻帝制大计。同时他又指出，目前，滦州力量仅有三营，势单力薄，需动员各方新军一同响应。他的意见得到一致赞同。
  随后，金铭派夏得祥奔辽阳、庄河，密约商震、王德权部届时自海路前来，共同举义；派汤寿麟南下山东，联络第五镇旧部，沿津浦路北上增援。
  时冯玉祥所属第八十标已由奉天新民府移驻海阳，金铭又亲赴海阳向冯玉祥通报了滦州方面的活动情况，与其共商起义方案和具体作战计划。他们认为，目前，南方事紧，北方因袁世凯再度出山，形势也日趋恶化，如不及早动手，有被袁氏消灭之危，且难以策应南方。于是决定，迨烟台民军至秦皇岛、海阳、滦州同时起事。海阳方面由冯负责，以郑金声营为右翼，王石清营为左翼，冯玉祥营为预备队，袭击清军炮兵阵地，并解决标、协本部。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三骑兵营于秦皇岛西南山嘴发动，然后与滦州部队会师，进攻天津，此举可直接威胁北京，并可牵制清军进攻武昌。金铭与冯玉祥密谈竟宵，制定了滦州起义的大计。
  金铭长期酝酿革命，为革命而献身的决心日益坚决。当时形势已异常紧张，为摆脱一切牵挂拖累，遂将随军一起生活的妻子儿女送返山东武城县东屯故里。
  六
  滦州自“兵谏”事发已引起清廷戒备，俟至革命欲发，更为中外反动势力严密监视。清廷外务部密令直隶总督陈夔龙对永遵（永平至遵义）一带要严加预防；英、法、德、日等帝国主义列强也增兵对京奉路分段把守；新任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更视冀东新军为心腹大患，而设防极严。南方议和又行将破裂，情势十分紧急。金铭自海阳返滦后，见由革命党人所联络各路英杰百余人已于12月23日、29日分批陆续抵滦，又观滦州城内“反正”空气日浓，且白雅雨已于天津带来“北方革命军政府大都督”印章。事已至此，遂于12月30日召集施从云、白雅雨、孙谏声、周文海、石敬亭、凌钺、鹿钟麟、韩复榘等于城北师范学校营部举行会议。他报告了与冯玉祥商议结果，当即决定即日宣布独立。会后，金铭派深沉多谋的周文海去海阳面告冯玉祥独立计划，又派李滋懋去秦皇岛约骑兵三张（张之江、张树声、张振扬）如期起事（此时，冯已被监禁；三张刚欲出发，便被标统扣留、分调而瓦解）。
  是日夜，金铭便以与施从云、冯玉祥三人名义向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上海和谈代表伍廷芳、唐绍仪和天津顺直咨议局发出了主持共和通电：“自武汉起事，各省响应，势如奔涛，足见人心所向，非兵力之所可阻也。全国人民，望共和政体，甚于枯苗之望雨也。诚以非共和难免人民之涂炭，非共和难免外人之干涉，非共和难免日后之革命。我公身为总理，系全国之总代表，决不以一人之私见，负万人之苦心。况刻下停战期近，议和将归无效。全国人民，奔走呼号，惊惶之至，而以直省为尤甚。是以陆军四十协官长目兵等驻扎直省，目睹实情，不能不冒死上陈以渎尊听。查前奏之信条内开，军人原有参政之权。刻下全体主张共和，望祈我公询及刍尧，不弃鄙拙，速定大局，以弭乱事，而免惨祸，空为至祷。临发百拜，不胜惶悚之至。”
  滦州酝酿革命被七十九标标统岳兆麟察悉。他召见警务所长张注东（张为开明人士，与革命党人接触后倾向革命，曾收缴滦州征收局税款用于滦州革命）询问端底。张说：“是的。是革命党人带着南方军政府的委任状来滦州，统制部下均已参加，而且要在州衙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还推你为大都督。”（白雅雨秘谋暗杀岳未成，故金铭欲以高官笼络之）岳为守旧懦弱之人，故闻言惊惶唏嘘，涕流满面。金铭、从云于12月30日决定宣布独立后，也面见岳，向他陈说革命要义，促他率部革命，推他为大都督。岳听罢此言，惊恐万状，连连摇头：“我可不敢。”不肯参加。金铭见此人不可与共大事，转身而去。失魂落魄的岳兆麟连夜逃往开平，向通永镇守使王怀庆报告了滦州兵变详情。
  王怀庆接此密报，急电直隶总督陈夔龙，陈又立即禀告清廷内阁军咨府和陆军部。奸诈凶狠的袁世凯采取剿抚兼施之策，一面令死党曹锟调兵布防，一面派王怀庆至滦抚慰（王与金铭之兄王金镜和从云之兄施从滨为新军内世交，关系默契，为结拜兄弟）。
  1912年1月1日，王怀庆奉命抵滦，立即召见金铭、从云等人。见面即说：“你们做得不对，不应该乱来（既以盟兄辈份劝告，又以长官之职阻挡）。”金铭说：“你来得正好，你要帮助我们一起干。”王说：“今南方议和，尚未成功，革命成败，复不可知，我辈军人，应忠职守。军人独立，不仅违犯纲纪，且区区兵力，岂足与战！审时度势，实非所宜，望请诸君善自采择，毋贻后悔！”
  金铭见其不仅不与支持，反振振有词，力阻革命，便大义凛然予以反驳：“清廷误国殃民，罪恶昭彰，海内志士，同举义旗，凡有血气，皆当振臂兴起，光我民族！公总领师干，宜以民意为重，不可冒此不韪，招致自免。我辈宣言独立，此义正大；心之所至，万死不辞！”同时厉言胁迫王氏从命：“现将大都督位置让与你，若是不从，休想走脱！”一时众官佐将其团团围住，排长张振甲拔枪威胁：“你若不干，咱就开枪！”王怀庆见全体官兵革命决心至坚，为保性命，假意接受大都督。为防王怀庆逃走，金铭令李滋懋等设防监视，又令凌钺等于夜间携炸弹入王怀庆下塌之车站客栈，晓以大义，施以高压，迫使王怀庆答应一起革命（然对死心塌地的反革命施以威胁，也难改变其反动立场）。
  第二天早上（1912年1月2日），金铭率众官兵前往车站迎接王怀庆（车站跨滦州城五华里），请其至营部就职，并备乘轿。王说：“吾昨夜细思，君等所言极是。但凡举兵起事，粮饷为要。吾与城内士绅，多为世交，恕请前往劝告捐之。”金铭从其言，请乘轿前往。但王以坐轿寻常，不足壮观，便改为骑马。行出车站里许山岗处，马弁出身的王怀庆骑术颇佳，故意勒紧马僵，马便狂跳不羁。金铭等不知是计，众人让开。他乘机调转马头，死命加鞭，奔向西北。等金铭等人醒悟开枪射击，王已奔过山岗逃之夭夭。
  王怀庆逃回开平，一面施以缓兵之计，使人于秦皇岛给金铭、从云发来假电，称南军政府派兵舰三艘，载民军北伐。俟南军至秦，共取天津。使金铭缓发其兵。一面电告清廷增兵设防。袁世凯令曹锟第三镇拨兵一标归王怀庆节制。1912年1月3日，曹锟派该镇第六协统制陈文运率第十二标步、马、炮兵千余人由廊坊火速乘车至滦，于次日晚已达滦西雷庄一带布防。滦军在尚未出征之时，已置清军于眈眈虎视之下了。
  金铭与从云原计于1912年1月2日宣布独立，因岳兆麟、王怀庆先后生变，故改为1月3日正式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金铭任军政府大都督，从云任总司令、张建功（第七十九标三营管带）为副都督，冯玉祥为总参谋长，白雅雨为参谋长，周文海为秘书长。原州衙改为军政府，废除宣统年号，城内街巷大书“黄帝纪元四千六百〇九年十一月十五日大汉滦州光复”，并于城北广场搭起校阅台，举行了隆重的就职典礼。金铭命三营千余官兵列队集于广场。他身披戎装，腰佩短枪，英姿雄伟，斗志昂扬，阔步走上校阅台，宣誓就职。当他登上台去，差一步至台中心时，回转身来，发表了既富革命道理，又重人伦常情，且具极大鼓舞性的讲话。“今日，我驻滦新军，响应南方爆动，揭竿宣布独立，誓师进军津京。众兄弟推吾为都督，吾当仁不让，愿率众公覆满清建共和，以竟大业。我辈军人，概以服从军命为天职，吾跨前一步，即为都督，授令各官定当必从。时下，差此一步，吾与大家仍为兄弟，余愿晓清理义，令兄弟抉择。凡举事革命，必有流血牺牲。军内凡独生男儿者，或有家室妻儿者，劝其返乡事亲，报孝高堂，抚育儿女，本府发放路费送返。再有怯懦怕事者，亦可退去，革命出于自愿，绝非强迫，不以军纪而处。众官佐，我辈男儿，正值血气方刚，应图鸿鹄之大志，誓把革命当己任，活就要轰轰烈烈，死也当壮烈千秋！愿众兄弟，抱定革命之主意，随我出征战清军，推翻满清倾帝制，光我汉室建共和！”言毕，全体官兵群情激愤，振臂齐应。遂金铭转身跨前一步，立竖台中，宣誓就职“北方革命军政府”大都督。随后，从云等军政长官也分别宣誓就职。会后，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
  是日，“北方革命军政府”郑重通电全国，宣布独立（电文同前致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上海仪和代表伍廷芳、唐绍仪、天津直隶咨议局电文）。
  并致电袁世凯：“现闻南北议和近期，势将决裂，万恳迅速主持共和，切勿再开战衅，涂炭生灵。本军现已宣布独立，枕戈以待，特此电闻。”
  又致电南方民军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本军已通电清廷，宣布独立，使之北洋军不为所用。祈电袁氏，不得派兵来攻，是为至祷！”
  还向各国驻华公使、领事致电宣布：“现因我国南北议和，恐致决裂，本军已宣布独立，即日出师，所有外国人士性命财产，一概保护，特此知照。”
  时金铭之兄金镜被清廷任命岳阳镇守使已南下参战，从云之兄施从滨为标统也已南下。金铭、从云拟定电文，共致兄长：“现闻议和有决裂消息，果尔大局不堪设想。此间业已宣布独立，千祈联合前敌军队，从速反正，主持共和。兄等为大局计，亦即为兄弟计也，特此奉闻。”
  同日，金铭以大都督名义发布“中华民国北方革命军政府大都督为布告示”，宣布了对外国驻华势力、满族亲贵、各地地方官、军界、警界、旗兵以及安民、招兵等十五项政策，使“北方军政府”自成立之日起就比较完善。
  独立之日，滦州城内，一派节日景象。各种独立文告和标语遍贴大街小巷；城中居民欢颜喜语；青壮男儿剃去发辫；商贾店铺一片繁忙。城北偏冷阁为清廷行宫，是满清亲贵游玩和返回东北的暂住之处，过去一般平民绝禁入内。独立之日，军政宣布：“官民人等，均可观看行宫。”是日，城内官民及四乡百姓，争相前去游玩观看，男女老幼，人流如潮。滦州学者李宗尧先生，看到独立带来喜庆景象，由此感发：“从此不知天子贵，与君同做主人翁。”
  七
  金铭推戴王怀庆为都督，意欲挟其淮军，不至阻挡滦军西进。王怀庆自滦逃走，金铭知计已破，王必设重兵布防或反扑，遂决议即刻出师，先发制人，攻其不备。1912年1月4日，金铭、从云召集革命骨干举行紧急会议。金铭指出：“吾辈革命计划，奋斗业经数载，现在时急势迫，若按兵不动，是坐以待毙也。且吾辈所以实行起义者，原为促成共和，安能顾及个人利害；今日惟有进兵速战耳！”会后，金铭、从云向清廷发出长达千字讨伐檄文：“本政府位置滦州遥临虏主。民清不两立，汉满不并存。即日振旅津京，廓清余孽。洗二百年之奇辱，看今赤日之重升；拯大千世界沉疴，快捣黄龙而痛饮！”
  时金铭、从云一、二营驻城北师范学校，张建功三营驻于城内。金铭、从云分率一二营师誓，欲前往车站，登车西进。早已蓄意叛变的张建功于城内命所部向一、二营突然发起猛烈攻击。这一突发故变，打乱了金铭部署。但他遇变不惊，与从云镇定指挥，令王鸿升、石敬亭率一部予以反击。张素畏王、施骁勇，据城而战，闭门不出。金铭、从云率部与张叛军激战至晚八时，滦城不克。金铭意识到，继续恋战，恐被叛军拖住，贻误战机。遂留少数部队监视，率一、二营官兵七百余人北行五里至车站，乘车西进，时已近午夜。临行前，金铭致词，以鼓官兵斗志：“吾辈革命原抱定牺牲主义，时势至此，若不努力，不惟坐以待毙，且于革命宗旨不符，于大局无补，是空有革命之名，无革命之实。吾以决计登车前进，以与反革命者决一死战，无论胜败，均于革命有利。胜固可喜，败也足寒清廷之胆，纵牺牲亦不过吾辈数百人同死耳。人孰不死，为革命而死，为民主国家而死，虽死犹生。有革命意志而愿与吾同死者，请即登车！”于是全体官兵慷慨激昂，登车西进。
  死心塌地的反革命王怀庆逃回开平，设重兵布防于滦州至开平铁路沿线，并竟冒清廷与外国列强所签《辛丑条约》中“必须保障火车畅通”之规定，命陈文运部于雷庄一带拆毁铁路一段，以阻滦军西进。
  金铭率部乘车全速西进，当行至雷庄路轨拆毁地段，列车脱轨，全体官兵下车。金铭意识到，此处必有重兵布防，遂命官兵散于铁路两侧，选择有利地形准备战斗。驻防于此的陈文运部，见列车倾覆，有军队下车，料定必为滦军，便予以猛烈射击。金铭与从云镇定指挥部队作战，并身先士卒，奋勇还击，两军酣战时久。
  因夜间作战，敌军又分兵驻防，故形成混战局面，其中敌军一部受到本军与滦军双方夹击，招架不住，便吹号停战。金铭误为敌军求降，遂鸣号回应，战斗即止。
  不久，有敌徒手军官二人，来滦军阵前。言称，请王大都督、施总司令前去议和，金铭虽知其意非善，但以为同属汉室，当不致见害，且望以大义陈说，或能醒悟，一同革命。遂即前往。众官兵也情愿随从。
  金铭、从云至雷庄车站而见陈文运。陈说：“君等叛乱，谁为主动！”金铭慨答：“吾辈革命，志在推翻清廷，复我汉族，除暴安良，乃革命真谛。救饥扶弱，实我辈天职，并无主动者，唯有主义而已！”陈虽为金铭壮举所感，并言君等为民族生存，为国家富强而战，大义昭然，诚可钦佩。然吾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岂敢妄动。
  老谋深算的王怀庆闻及金铭、从云等众官兵投营而来，恐众人为其征服，立命逮捕。王先以死予以威胁，后又以情进行软化，均遭金铭厉言痛斥。遂王怀庆电告袁世凯请示做何处理。袁复电就地正法。陈文运以金铭、从云大义所动，又念及与王、施之兄为军内旧交，曾致电曹锟：“他们有什么不对，我们应严加管教。”为之求情。曹言：“当年在四女寺闹义和团时，王金铭就行为不规。对这种犯上作乱的人，不杀几个还行。”
  1912年1月5日，北方的滦州，三九隆冬，寒气逼人；同时更为恐怖气氛所笼罩。金铭等被押赴刑场。刽子手欲行捆绑，金铭浩然斥之：“堂堂军人，何须如此。”遂昂首挺胸，阔步走向刑场。刑前，他跪地西南叩首三响，遥拜双亲。起身又见马弁刘荣和护兵黄云水同在身边，便对执刑官说：“责任在我，与他们无关，应将他们放走。”刘荣说：“我与都督同革命，生则同生，死则同死，焉能独活人间。”黄云水则痛骂王怀庆：“卖友求荣，甘做满奴。”气极败坏的王怀庆立命斩之。于是刽子手将金铭斩首杀害，时年仅三十二岁。正是：
  为求共和洒热血，
  英烈气概壮千秋！
  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施从云、刘瀛、董锡纯、戴锡九、孙谏声、张振甲、刘荣、黄云水。白雅雨不日也被王怀庆逮捕杀害。
  写在后面的话
  滦州起义发生之时，已是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孙中山先生已于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因“起义”发生于中外反动势力仍盘踞统治的京津地区而被歪曲。金铭、从云等起义领袖被冠以“乱兵”、“叛匪”而加以诋毁，故金铭等烈士及其光辉业绩长时期不曾得到追任与弘扬。
  辛亥革命敲响了满清封建帝制的丧钟，然而窃国大盗袁世凯却很快盗取了革命的胜利果实，就任民国总统，盘踞北京直至1916年。袁之死党、刽子手、“通永镇总兵”王怀庆靠镇压滦州起义起家，辛亥革命以后，累任“北京卫戍司令”长达近二十年之久。在反动封建势力强权统治之下，对金铭等起义烈士绝禁予以褒扬。就连冯玉祥将军1924年发动“北京政变”成功后，于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为金铭、从云二烈士塑竖的二尊戎装铜像也于二年后被反动势力拆毁。
  同时，滦县（1913年由州改县）又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把持的地区。早在滦州起义发动以前，针对北方革命势力的发展，日寇就增兵京奉路沿线，直接参与对滦州起义的镇压。为维护其侵略政策的继续，也绝对禁止对起义烈士加以宣传。1936年，滦县遵国民政府修志政令，重修《滦县志》。参加编修县志者多受辛亥革命洗礼而具民主革命思想，又亲历目睹起义经过，且为滦县知名饱学之士。他们饱蘸激情之笔，为颂扬英雄业绩，在重修《滦县志》时，对滦州起义经过和殉国烈士事迹进行了详实记述，且文笔隽永，价值极高。然而，在送审时，日伪统治下的滦县当局唯恐触怒外国主子容颜而严加挞伐，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但志书中记叙志士功绩和起义经过的文字终被大量删去。所剩部分，也颠倒黑白，大施恣意歪曲之能事，使颇具权威的志书记载痛失于奴才走狗手下。
  然而，区区跳梁小丑，如同螳臂当车，焉能阻挡历史车轮之滚滚向前。滦州起义的重要意义绝非因中外反动势力压制宣传所能埋没；金铭等阵亡将士的光辉形象，也绝非因袁氏死党大力诋毁而泯于万民心中。
  1932年，冯玉祥将军隐居泰山后，节省自家开支，徴得多方支持，于泰山普照寺东麓辟地三大亩，主持修建了“泰山滦州起义烈士祠”，将金铭、从云等阵亡将士神位供于正面殿堂，藉慰英灵。全国许多知名民主爱国人士题词致挽。李宗仁题词：“百世名犹存，众所瞻依，祠巍泰岱；三代道未泯，闻兹义烈，气肃冰霜!”吉鸿昌题词：“国魂”。鹿钟麟题写“王公子箴施公燮卿两烈士赞”，称王施二烈士“其丰功伟烈，直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媲美而齐名”。均现缅怀和弘扬之意。
  冯玉祥将军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后，于1936年向国民党五次常委会提出“褒扬辛亥滦州起义殉难诸先烈案”，建议南京国民政府于北京西山温泉和山东泰山分别修建“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和“辛亥滦州革命烈士纪念碑”；追任金铭、从云等为陆军上将；从优议恤并举行国葬。南京国民政府接受提议，至两建筑物建成，于1937年1月与国民党中执委联合指令冯玉祥、于右任、李烈钧、鹿钟麟、张之江、石敬亭、韩复榘等为滦州起义先烈国葬典礼筹备委员，并“推鹿钟麟、王法勤、石敬亭三委员届时代表中央赴平致祭，推冯委员玉祥代表中央赴泰安致祭，并请张之江于‘中央广播电台’广播。1937年5月26日，南京国民政府分别于北京西山和山东泰山举行了隆重的国葬典礼，追任金铭、从云为陆军上将，并将金铭等阵亡将士衣冠进行了重新安葬。正是：
  后人不忘前人志，
  颂其功勋慰英灵！
  金铭烈士牺牲后，曾就地埋葬。1912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北方革命协会”为烈士举行起灵仪式，移葬故乡。亲友、革命党人和政府代表分别至滦起灵。在雷庄车站搭设了庄严肃穆的灵棚。生前好友连之铎将烈士身首异处遗体起出，亲友为其洗去泥土，缝合身首，重新入殓并进行了致祭。事后，灵柩运回故里，安葬于武城县东屯村王家茔地。为宣扬烈士业绩，勉励家乡人民，武城县人民政府于1990年10月为金铭烈士修建了永久性陵墓，供后人凭吊和纪念。
  爱国将领宋哲元
  宋哲元，字明轩，山东省乐陵市赵洪都村人，生于1885年10月30日（清光绪十一年九月二十三日）。父亲湘及，以教私塾为业，有三子两女，哲元居长。
  宋氏远祖河南商邱，又自商邱迁往直隶静海。到明代宋宣率全家从静海迁到乐陵宋家集，这便是乐陵宋氏的始祖。在乐陵宋氏第四世有位叫应麟的，曾做过山西忻州的训导，是位有名的孝子，他的孝行曾载入《乐陵县志》。其六世祖宋盘，任过陕西巡抚。到宋哲元的祖父宋堪由宋家集分迁到赵洪都村，已是第十五世了。宋堪字子宜，先娶史氏继配贾氏，有三个儿子，长子名釜字湘及，即是宋哲元的父亲。赵洪都村累遭水淹，连年欠收，加之湘及先生不善经营农事，导致家业中落，生活贫困。湘及在外教书，沈太夫人携子女投靠后颜村沈氏娘家度日。其二弟禄留住赵洪都村，三弟过继到城南小郭家村，从此就分成了三支。
  湘及娶沈氏，生三子两女，长子宋哲元，次子宋春元，三子宋智元；长女宋淑真，嫁本县荣堂村曹镜兰，曹曾任过宋哲元的副官长；次女宋淑贞，嫁本县荆林村李武台，李曾任过张家口海关监督。湘及先生才华横溢，为人耿直，曾随广西桂林太守潘问楼当过幕宾，任过南宁府文牍，在山西教过家馆，并在北京被陆建章聘为家庭教师。
  湘及先生迁居沈家后，生活仍很贫苦，全家只靠菲薄束修难以度日，沈太夫人就日以继夜地纺线织布到集市上卖，这样仍解决不了温饱，还需要挖些野菜充饥。一天，沈太夫人携哲元到村外剜野菜为食，恰逢一富家空车路过，便央求车上人将菜筐捎回家。此人竟恶言恶语地嘲讽说：“我还怕累坏牲口呢！”说着扬鞭而去。沈太夫人含泪对哲元说：“孩子，看咱穷人求人多难哪！”哲元却说：“娘，不必伤心，等咱有了，一定帮助穷人。”此时年仅6岁。
  哲元方面丰颊，身材魁梧，聪颖沉毅，敦厚豁达。幼年就有卫国御侮之志。童年时就喜欢舞刀弄棒，聚童做戏亦多做布伍演阵，常折梴为刃，练步伐、摆阵势，赏罚严明，指挥有度，年大的也听他指挥。他和全家的衣服，因买不起颜色，都是用槐米染成黄色穿用。青黄不接时，家里断粮，哲元放学有时不回家，就摘把小枣代粮充饥。一次，沈太夫人赶集卖布，家中无人做饭，娘怕哲元回家吃凉干粮生病，就把菜团子放在窗台上晒热给儿子吃。这件事至今仍在乡里作为佳话流传。每到年底，哲元就刻印些家堂、神龛，裱糊些纸锞冥器等到年集上换些钱币，作度过年关之用。
  哲元一生简朴，直到将军高位，从不挥霍浪费。他既不抽烟，又不嗜酒。他常爱吃的主食是小米干饭，三合面（玉米、豆子、小米）窝头，馒头。菜是咸萝卜条蘸麻汁大蒜、腌鸡蛋、鸭蛋。最爱喝的是小米汤。不但平时喜欢喝，即便是行军途中，他的侍从也都用暖瓶装上小米汤以便饮用。
  哲元7岁从父读书，因买不起油点灯，早起就读熹光下，至昏黑还不忍释卷。四年读完“四子书”、诗书、《三礼》、《左传》等，不但能背诵，并通释其义。每当诵《孟子》中“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时，便铿锵激昂，愈自奋励。几年来，不但熟读了史鉴、诗文、词赋和先儒语录等，而且还涉猎了汤武、光武、明太祖及管子、晏子等古代帝王将相、历代英雄史籍，颇示仰慕，卫国御侮之志更坚。
  1900年，八国联军陷北京，哲元随父由北平返回乐陵原籍。第二年，17岁的哲元先后在前颜、后颜、李四村设馆教书。收入菲薄束修，除赡养母亲外，所余都救济穷人。此时，外侮交至，国势危急，有志之士奋起。哲元久怀救国之志，但审时度势，慨然投笔从戎，以求挽救国难。
  1907年，哲元考入北京武卫右军随营武备学堂，并补名额于北洋陆军六镇二十三标第二营。1912年春，入陆建章左路备补军任第一营前哨哨长，驻防北苑。1913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第一师，冯玉祥任左翼第一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哲元任连长。1914年至1922年期间，哲元随冯转战河南、陕西、四川、湖南、湖北等省，历任冯部连、营、团、旅长等职。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兵变倒吴佩孚后，与孙岳、胡景翼等组织国民军，任哲元为第一军第十一师师长。1925年11月，奉系将领郭松岭在滦州倒戈反对张作霖，冯令哲元率部队自察东出热河，攻奉天，以援助郭松岭。12月4日，继阚朝玺任热河都统。12月下旬，又奉令率部由热河进兵天津，攻打李景林，李被击败溃逃。哲元胜利回住热河。宋哲元主政热河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治理措施：安置杂牌军，制止滥发纸币，调整币值稳定物价，澄清吏治，保护行官文物，复兴教育、修公路、造林、开矿、放垦等诸业俱举。特别是复兴教育一事，曾筹办基金70万元，兴办学校。由于政绩卓著，深得当地群众拥戴，哲元离热河时，百姓拦车挽留，车行甚缓，日行不过数十里。
  1926年4月，国民军一军在直奉联军的压迫下，退守南口，哲元亦率部从热河撤至察哈尔、多伦一带，就任北路总指挥，率韩复榘、石友三等部负责南口至多伦一线防务。5月南口大战正急时，阎锡山出兵晋北，抄袭国民军后路，哲元改任西路军总司令，指挥韩复榘、石友三、方振武等部与晋军在晋北作战，7月奉军攻占多伦。8月国民军在南口战败，哲元率多伦、沽源国民军一军诸部向绥远撤退。
  同年9月，冯玉祥自俄回国在绥远五原（今内蒙自治区巴彦淖尔盟）就任国民军总司令，任命哲元为北路军总司令兼暂编第一师师长，驻宁夏负责后勤供应。1927年6月，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整编，哲元任第二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11月，又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坐镇关中，为第二集团军筹措饷需，巩固后方。当时，陕西盗匪为患，加之土著军阀割据，各霸一方，民不聊生。为了平定匪患，统一陕局，哲元亲率部队，先后消灭了张兆钾、韩有禄、田宇洁、麻振武、党玉琨等土匪，还收服了甄士仁、张九才等地方武装。
  1928年，国民军北伐时，哲元率部参战。北伐告成，他继续治理陕政，遂与陕民休养生息，恢复生产，改善生活，并大抓建设，注重教育，提倡文化，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尤多建树。西安为周、秦、汉、唐各都城所在地，宫殿、古刹、大墓颇多。在过去军阀割据时期，由于保护不力，加之监守自盗，文物丢失严重。哲元下令禁毁、禁盗，保护了许多古建筑和寺庙的佛像壁画等宝贵文物。还多方搜集罗碑铭石刻，在原有历代留传下来的碑林处，又增建了小碑林。为丰富祖国文化遗产做出了贡献。
  1929年蒋桂战争后，冯、蒋矛盾激化。5月，晋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反蒋，冯以哲元代理国民军总司令，继而冯为阎所欺骗，被困于晋祠。10月初哲元率国民军出潼关与蒋作战，因阎锡山失约，致哲元陷于孤军失利，11月退回陕西。1930年4月，中原大战爆发，冯玉祥国民军全军组成第二方面军，哲元任第二方面军第四路总指挥，随冯对蒋作战，10月，冯、阎失败，哲元率部在潼关渡黄河退驻山西运城。不久，由张学良主持，将山西境内的国民军将领张自忠、赵登禹等残部编为二十九军，以宋哲元为军长，驻扎山西阳泉、辽阳、沁县一带。哲元以儒治军，特印发《四书新编》、《管子》等精装袖珍本，营以上军官人手一套，并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编印《新决心手册》发之官兵，以为教材，日夜训练，士气旺盛。他还非常注重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每逢国耻的日子，他都要举行演讲会，并在全军官兵吃的馒头上都要印上“勿忘国耻”四个字，让每个官兵铭记国难家仇，立志喋血保国。“九·一八”事变，哲元首先通电主战。
  1932年2月，哲元回原籍乐陵，为湘及先生办理丧事。其间，对四邻乡亲分别馈赠面粉一至二袋、银元10至20元，以示酬谢。对过去曾资助过他家的乡亲，另有厚赠。另外，从江西景德镇、山西阳泉特烧制了一批餐具、茶具分赠亲友留作纪念。
  1932年9月，经张学良保荐，哲元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哲元主察期间，曾监修《察哈尔省通志》，并作序：“哲元莅察次年即谋省志之创修。哲元窃以为立国之道，考旧轨，正来輶，庶政得挈，以合准绳，由百年大计立焉……。”他还主持印制了《历代创业圣哲画像》，并写了序言。
  1933年1月初，日军占领山海关后，热河告急，平津震动，张学良急调二十九军由山西开往河北通州、三河、蓟县、玉田一带，给哲元以华北军第三军团总指挥的名义，指挥布防。3月，哲元率二十九军参加了抗击日本侵略的“长城战役”，在喜峰口至罗文峪一线，避长攻短，挑选了五百健儿，组成敢死队，用大刀片，以近战、夜战，奇袭日军兵营，痛歼日军5000余人，力挫了侵略军的凶焰，使二十九军获得很大荣誉。这是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在北方战场上首次取得的胜利。日军报纸曾称：“明治大帝造兵以来之皇军名誉，尽丧于喜峰口外，而遭六十年来未有之侮辱。”“历次战役战胜攻取之声威，均为宋哲元剥削殆尽。”这次胜利，用铁的事实说明，日军不可畏，中国人不可侮。哲元和二十九军威名大震，名扬四海，举国欢庆。可惜蒋介石集团坚持对日妥协政策，长城战役以出卖大片国土的“塘沽协定”而结束。
  在长城抗战前的1932年底，冯玉祥从山东泰山来到张家口，联络各方力量准备组织抗日同盟军，继续抗击日寇。哲元迫于蒋介石的压力，对冯不敢公开表示支持，也不便公然制止，只好避居北平，派人代理察省主席，与冯敷衍。1933年8月，冯玉祥被迫结束抗日同盟军事，重回泰山，哲元才返回张家口，主持察省主席事宜。1935年6月初，发生了张北事件，日寇乘机要挟，国民党政府指派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代表土肥原谈判，订立了屈辱的所谓“秦土协定”，并按这个协定于6月19日免去宋哲元察省主席的职务。这时，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为了侵略华北，又加紧拉宋。国民党政府为迎合侵略者的要求，于8月28日任命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兼北平市长。11月底，又任宋为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主席。不久，日本煽动华北五省“自治”，谋华北愈急。南京国民党政府再一次退让迎合，同意在华北成立特殊化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以宋哲元为委员长兼河北省主席。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当时内外矛盾复杂交错下的产物。哲元想利用“冀察政务委员会”，在日、蒋之间力求自保。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即保持隶属关系，又行施变相的自主权；对日寇则在亲善名义下，进行敷衍。哲元立誓：“不丧权，不辱国，不说硬话，不做软事。”为维护领土主权的完整，不惜忍辱负重，委曲折中。在加强军事建设与部队训练上，更是不遗余力。除加强军队训练，还整训地方团队，补充地方武装的枪械弹药。在南苑、西苑举办大学生训练班，招收东北、华北流亡学生，成立军事训练团，在乐陵原籍招收童子军五百余人进行军事训练，秘密筹集了大量黄金，向捷克、德国和瑞典购进大批新式机枪、步枪、手枪、加农炮、大红头卡车等武器装备，加强了部队的武装力量。
  1936年，日军在北平恣意横行，设赌场，开鸦片馆。奸商和汉奸也乘机与外人勾结谋利，日本驻华特务机关包庇浪人，无视我国政府法令，为非作恶，横行无忌。哲元愤然下令逮捕首犯，封闭烟馆、赌场。日军在平津郊区购买民间土地建营房，办工厂，进行经济侵略。哲元闻报后，于是年5月29日深夜，召集二十九军将领会议，决定对日采取强硬态度，凡私卖土地与外国人者处死刑，布告周知。天津一地主租地250亩与日人，被当局拘捕查办。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同志在给宋哲元的一封信中，对其抗日功绩做了高度评价，对其抗日决心给予了热情鼓励和支持。信中写道：“……知先生情殷抗日，曷胜仰佩，暴者日寇入关，先生奋力边陲，慨然御侮，义声所播，中外同钦。况今日寇得寸进尺，军事、政治、经济同时进攻，先生独立支撑，不为强寇与汉奸之环迫而丧所守。对华北民众运动，亦不复继续去冬之政策。果然确立抗日决心，一面恢复1925至1927年西北军光荣历史时期曾经实行之联俄联共政策，一俟时机成熟，实行发动大规模之抗日战争，则不但苏维埃红军愿以全力为先生及二十九军助，全国民众及一切抗日力量均拥护先生及贵军全体为真正之抗日英雄。目前日寇图绥甚急，德王蠢蠢欲动，蒙古第二傀儡国之出现，大抵为时不远，冀察政委会汉奸成分之增加，着着向先生进逼。然弟等甚望先生能于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全力以为后援……。”哲元阅后深受鼓舞。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不久，日寇便又提出诸如修筑津石铁路，开辟航空线路，开发龙烟煤矿，修改海关税则，收购华北棉花等所谓“经济提携”问题。哲元对这些问题，既不能断然拒绝，又不能悍然同意，采取推诿拖延的办法。1937年3月，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田代皖一郎，曾骗哲元赴宴，席间突然向他提出了“经济提携”的书面条款，迫哲元在条款上签字。事后哲元硬不认帐，拖而不办。日寇一再催逼，哲元在穷于应付的情况下，借回故乡扫墓为由，于5月21日避往乐陵原籍，以摆脱日方纠缠，静观时局变化。哲元回到乐陵以后，便给教师提供学习资料，把印发的《四书新编》袖珍本赠给全县教师，人手一部。并将印制的《宋氏族谱》，分送同宗各户。哲元还出巨款，延请本县耆宿，聘用撰写人员数十名，设立乐陵县公益事业促进委员会和县志局，编修县志、修缮文庙、建设图书馆。县志甫成，因“七七”事变爆发，未及付印，失落。哲元还计划建设公路，致力于故里文化交通事业，皆为战争爆发而辍止。
  1937年7月7日夜晚，日军在芦沟桥附近龙王庙一带进行军事演习。深夜11时许，忽有枪声数响发自宛平县东门外。此后，日方故技重演，采用“九·一八”事变时谎称“丢失一名军官”的同样手法，诡称失落日兵一名，无理要求进宛平城搜查，企图一举占领芦沟桥及宛平县城，以便控制北平。守城士兵严守哲元“晚上关闭城门后，任何人都不予开城”的命令，紧闭城门不予理睬。后经谈判，决定“先调查后处理”。参加这次调查的中方代表是当时的宛平县县长王冷斋。调查结果表明，我军并无开枪之事，而且每人所带子弹并不缺少一粒。随后，日军这一离队士兵很快返部。日军借口已无，只有赤裸裸地向我芦沟桥进攻，并从丰台增派援兵500余人，大炮数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旅团长河边正三、联队长牟田口亲自到前沿督战，首先向我宛平城开枪开炮。我宛平城内驻军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何基沣旅吉星文团奋起还击，英勇杀敌，全歼进攻芦沟桥日军一百余人。二十九军驻在桥北面的一连战士，最后只剩下4个人，其余全部壮烈牺牲，营长金振忠负伤。芦沟桥头一声炮响，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爆发了。
  战争发生后，哲元于7月11日晚由原籍返回天津，12日在天津发表谈话，幻想和平解决。19日晨在赴平途中，刚过北仓七号桥，即有炸弹爆炸，险些被害。20日又发表公开谈话，仍主张中日“互让”。21日起，日军即开始大规模行动，26日向南苑、北苑进攻，并提出最后通牒，限二十九军三十七师于24小时以内，自北平附近退尽。此时，哲元已知和平无望，立即发出自卫守土的通电，表示要“尽力防卫”，但事前没有固守北平的准备，京郊一夜战斗，牺牲甚大。28日拂晓，日军以倍我之兵力，配以飞机、坦克，向我南苑军营猛烈进犯，我军仓卒应战，作出重大牺牲。第一百三十二师师长赵登禹乘车向永定门撤退，行经大红门的御河桥时，遭到敌军的伏击，被敌弹穿胸，壮烈殉国。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率教导团学生军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殊死战斗，在20多架敌机的狂轰滥炸中，佟将军头部受重伤牺牲。学生军中有一部是哲元在山东乐陵招去的娃娃兵，也大半牺牲。就在芦沟桥这块弹丸之地，在装备处于敌优我劣，兵力敌众我寡、悬殊极大的情况下，我二十九军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发出了“愿与芦沟桥共存亡”的誓言，经浴血奋战，支持战事竟达20昼夜之久，充分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可征服的英雄气概。但因蒋介石妥协的退让政策，下令撤退，把整个华北拱手让给了日军。
  平、津失陷后，哲元情绪惶惑，深怕南京政府向他追究放弃平、津的责任，以减轻南京政府的咎责，借以卸罪于国人，便给蒋介石打电报，表示向中央请罪，要求给予应得的处分，并提出辞呈。后又派秦德纯亲往南京，向蒋报告“七·七”事变经过和应变情况，请求中央给以相应的处罚。蒋介石为达到先拉后打的目的，对哲元非但不加责怪，反而慰勉有加，将二十九军扩编为第一集团军，委哲元为总司令。哲元奉令后，将总部从河间移驻沧州，布防于河北大城、青县、河间一线。此时霪雨兼旬，疫疠大作，河水泛滥，平地积水可行舟。而宋军匍行于雨中，肌肤均浮肿白色，裹腿几不能解，仍前赴后继，短兵相接，英勇杀敌。是年冬，韩复榘、刘湘密谋倒蒋。韩派人联络哲元，要宋部撤守潼关以西。蒋介石获悉，对宋产生疑忌，乃缩小第一集团军建制，以削弱其力量，将宋部所属六十八、五十九两军分别调往皖北、苏北，使第一集团军仅余七十七和六十九两个军。1938年1月下旬，日寇由大名向南进攻时，第一集团军总部驻新乡，后撤至中条山区。
  同年3月初，蒋介石调哲元担任有职天权的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旋又将第一集团军撤销。而命冯治安以十九军团长名义，指挥七十七和六十九两军。此时哲元开始意识到蒋介石对他不怀好意，终日忧郁不乐。不久，因疲劳和肝病请假赴湖南衡山休养，后辗转赴广西阳朔养病。1939年春，再转四川灌县，在此，为创办抚幼院及贫民医院捐款13000元，旋即到了绵阳。绵阳是哲元和常淑清女士于1916年1月1日结婚的地方，那时又有1939年2月从山东迁去的国立第六中学，该校有许多山东同乡，有利于宋共话乡情，排遣孤寂。哲元在绵阳养病期间，建有“山东同乡会”，并拿出2000元给山东籍人购买一块墓地立有碑碣，死后集中葬于此地。宋还拿出700元在绵阳建立一所中学，校内建有“明轩亭”。但严重的肝病日渐沉重，终于1940年4月5日病逝于绵阳盐市街永安公寓。享年56岁。哲元于病危中一再嘱咐随侍的旧部及家人：“但愿还我山河之时，有人酹酒相告，则哲元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并勉励旧部张自忠、冯治安等努力奋斗，收复失地。4月7日，国民党政府派遣秦德纯赴绵阳主持治丧，追任哲元为一级上将，葬于绵阳北郊宝盖峰下的富乐山上。当时，国民政府在距陵墓二里许的川陕公路旁立有一座高大的“神道碑”，镌刻着国民党元老冯玉祥、于右任和著名书法家沈尹默等书写的生平简历和评价文字。哲元生前曾购置山坡凹地9亩余作为坟地，另外购买了40余亩耕地，作为自愿守墓的随从副官王贵海生活用地。宋病逝后，王副官守护陵墓直至1959年病故。1975年，人民政府拨款重修陵园时，将神道碑移于陵园之内，现已列为绵阳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哲元在故乡时，原由沈太夫人主持娶本县大李村李氏夫人，生有一子取名彩玉，8个月夭折，李夫人一直侍沈太夫人，后病故于天津。1916年1月1日，常淑清女士由其父从北京送往绵阳，在老医师李莲孙家与宋哲元完婚。主婚人为冯旅一团杨团长和常女士的父亲，证婚人为冯玉祥。常女士的父亲亲作喜联：“画眉轶事传京兆；坦腹东床拟右军。”上联引用《汉书》中京兆尹张敞为妻画眉，在长安传为佳话的故事，表达了对新婚夫妇和睦友好的祝愿；下联籍《晋书》中太尉郄鉴选得贤良女婿王羲之的典故，表达了喜联作者选中象王羲之那样称心女婿的喜悦心情。常女士系北京人，满族，有文化，生有一子六女。子华玉、长女景昭、次女景宪、三女景文、四女景蕴、五女景云、六女景孚。景昭嫁贾成骞；景宪嫁孙湘德，现均侨居美国；景文嫁唐祖祜，现住上海；景蕴嫁邹志红，在美国银行工作；景云幼夭；景孚现在美华盛顿为医科专家，嫁美国农林部电子计算机中心的明道广。华玉，按生序是行四，现在美国政府工作。哲元在战时还收养了两名义子（双胞胎），取名侯纪峰、侯纪峪。他们的生父侯万山原是哲元的部下，在长城抗战夜袭敌军营时牺牲。哲元为其义子取名“纪峰、纪峪”，正是为了纪念喜峰口、罗文峪这两个重大战役和怀念在这两个战役中壮烈殉国的烈士。近几年来，哲元远在海外的子女，先后回国为其父扫墓，受到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及绵阳人民政府的热情接待。她们看着新修扩建的陵园和保护完好的“神道碑”，十分高兴，均表示一定要为祖国的统一大业和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宋哲元将军是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的著名将领。在1933年“喜峰口”二十九军浴血抗战时，哲元曾以“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来表明心迹和鼓励全军将士；在“七·七”抗战时，又曾以“我不杀人，人必杀我”，下定抗日守土决心。并编有抗日歌谣多首，鼓舞官兵抗战士气。他坚决抗日的伟大壮举，深受国人和海外华人所敬重。在他的一生中，也经历了惶惑、忧郁和奋进的过程。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在1940年为病故的宋哲元将军联赠的挽联：“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可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励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乎九泉”，公允地评价了他的一生。
  （乐陵市政协文史委供稿）
  开明阿訇沙风阁
  康连和
  沙风阁于清朝宣统元年（公元1909年）旧历十一月初五日生于平原县前曹乡沙庄村，因家境贫寒，7岁入本村清真寺拜沙振海阿訇为师，学习经文。10岁，祖父去世，生活更加困难，被迫变卖祖上遗宅，以求生存。13岁，投恩县北关（现恩城镇北关）清真寺沙长秀处念经，后相继跟沙永海、仉元恩、韩兰瑞阿訇当海里凡（即：学生）七年。20岁，拜齐齐哈尔市清真东寺韩六阿訇学习经文，其间换请杨悦庆、赵铭周、沙振海阿訇为师学习八年。他刻苦攻读《古兰经》，经名师指点，颇悉阿文意旨。因学业优异，并由老师们的赞助，于1935年（26岁）在齐齐哈尔市提前挂幛（即：毕业）。适时有一外籍人阿卜都·徕示德来齐齐哈尔市，此人精于阿文，众人无一应对，而沙风阁则能用笔书出自己的见解，并和阿卜都·徕示德应和对谈，深得这个外籍人的赏识，称他为“学者”。由此产生留学埃及的愿望，但因种种原因，终未实现，后到上海继续跟韩六阿訇听经。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寇关卡林立、串寺不便，于是改在家专学医理。其间他大量阅读医学书籍（内、外、难、伤、金等），刻苦钻研医学技术，以求为民解除病痛。1938年，他赊药料、借客房，开设药铺，并行医治病，但终因世道炎凉，生意不佳，1940年被迫停业。同年，经沙广禄阿訇推荐到禹城县辛寨清真寺任阿訇，至此方有正业。以后相继受聘于本县王凤楼镇五麻寺、尹屯南麻寺、腰站沙庄寺、腰站塘坊寺、禹城县张庄寺、临清北寺、济南南大寺、禹城桂庄寺、上海清真寺、莘县张鲁南寺、泰安西界寺、金陵镇寺等几个寺院，一生共带海里凡30多人，其中挂幛者14人。
  沙风阁性情刚正，学识渊博。解放后，他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为他人不遗余力，为集体无私奉献，为国家不惜一切。因此，受到广大群众的爱戴，党和人民也给予了他崇高的荣誉。1949年，他被选为临清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51年，被选为平原县抗美援朝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秋天，被选为禹城县第三届各代会代表。1953年，被选为莘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被选为平原县人大代表，同年，出席在济南召开的全国县政协现场会，在大会发言中，提出宗教制度的改革问题。1959年，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参加政协第二届山东省委员会，同年，平原县政协成立，被选为副主席。1963年，被选为泰安县政协常委。1964年，省伊斯兰教协会筹委会建立，被选为副主任，同年，当选为省政协常委。1959年，他曾和其他三位代表一起带着全省26万少数民族对党的敬意，出席了国庆十周年庆祝大会，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毛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热爱自己的职业，志立于宗教改革，是沙风阁宗教思想的体现。受聘每到一处，他都自己参加劳动，以实际行动改革阿訇“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的陋习和其它不健康的东西。1952年秋，他受腰站沙庄清真寺的聘请，就任沙庄寺教长。在提倡宗教改革之际，适逢他的教师沙振海阿訇去世。他决心从老师的丧事开始，改革丧葬中不合理的旧规。丧事一切从简，不铺张浪费；深埋平葬，不立坟头。在主麻日，他教育回民，以后丧事都不要花费很多的钱，不要过分悲伤；对老人生前孝敬，养成尊敬老人的美德；实行男女平等，废除“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他要求人们办丧事给阿訇的“经礼”不要给他，要去救济那些受灾受难的人们，他认为这才是《古兰经》的根本。当时，人民群众对宗教改革要求很强烈，掌教也极表赞成，因此，在当地推行改革深受群众拥护。
  沙风阁充分利用自己的威望和身份，积极维护民族团结。“文化大革命”期间，他从金陵镇回村后，听说沙庄回民和邻村蔡庄汉民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经常闹纠纷，而且怨越结越深。他想，这两个村是邻村，耕地相连，低头不见抬头见，更为重要的，这是两个兄弟民族，党的政策是要加强民族团结，如此闹下去，怨恨何时了？他决心要为兄弟民族的团结，为两村群众的和好奔波。他利用护路值班的机会，把蔡庄党支部书记赵传里和沙庄党支部书记沙光星多次叫到护路班房，分析原因，讲明利弊，阐述政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前辈因为一点小事闹矛盾，为什么他们种的苦果非要延续到我们这一代吃呢？如此下去，怨恨何时了？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现在党的政策是加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你们是一村之长，首先你们的思想要通。”经过几次推心置腹地谈心，多次耐心地调解，两村终于和好，并在两村间合挖一条河沟，共同引水灌溉。1983年，天气干旱，蔡庄20多亩地浇不上水，沙庄主动地把机井让给蔡庄使用，使蔡庄群众感激万分，两村的关系越来越好。
  热爱人民，是沙风阁一生做人的信念。尽管自己家庭生活十分困难，房屋简陋，衣衫褴褛，老伴在家有时甚至揭不开锅，但他从不把所得“经礼”、“乜贴”往家拿，要么救济当地贫民，要么施舍流浪乞丐，向来不以钱财为重。因而深受人民尊敬。1953年，他在腰站镇沙庄清真寺当阿訇，农历五月份是回民的斋月，开斋节他共收到献礼、乜贴折合小麦2000多斤（按回民的风俗习惯，开斋节每户都要根据自己家庭的情况，拿出钱、物向阿訇表示自己的心愿，这些钱、物叫乜贴）。虽然家中少吃缺穿，但他想到的是别人，于是，他毅然决定把这些粮食全部救济本村贫困户。经过和村支部、乡老（负责村里和寺里联系的有名望的人）商量，根据困难情况，分一、二、三级，一级每户救济100斤，二级每户80斤，三级每户60斤；共救济贫民27户，110口人，占全村总人口的13％，他就是这样，每逢群众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总是把自己置之度外，一心一意为别人着想。有谁能想到，一个家中几乎吃不上饭的“穷阿訇”，竟坚持义务行医30多年。本村陈文海之妻白文芹常年百病缠身，到处投医，不见效果。1970年，其子女听说沙风阁回村，抱着试试的念头求医于沙风阁。他经过仔细检查，认为病情很严重，但还有治愈的希望。于是，他凭着早年刻苦学习的医理，凭着多年来积累的实践经验，凭着为人民治病的高度责任心，亲自为病人煎药。第一副药吃下后，七天七夜没合眼的病人竟然睡了一会儿，全家人惊喜万分。从此，沙风阁每天早晨来了解病情，酌情下药，精心护理，病人终于痊愈了，陈文海一家万分感激，厚礼酬谢，他婉言谢绝。这样的事例数不胜数！有多少疑难病症在他的医治下，手到病除；有多少人拿着厚礼作为酬谢，都同样被他婉言谢绝：“我看病不是为金钱，而是要尽我的努力来解除病人痛苦，这才是我的心愿”，“自己成了有点名声的阿訇，并不是想使自己发什么财，而是要为人民谋点利益”，“我只要还有一口气，都要为人民做点事。”他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为了使本村安上电灯，跑上跑下，任劳任怨，不要任何报酬；为本村群众购置拖拉机跑前跑后，不辞辛苦，没有半句怨言；在禹城桂庄作阿訇，半夜带领群众拦水挡坝，保护人民财产，没向集体请半分功劳。就是这样，他年复一年、默默无闻地尽到了做人的本分。
  热爱集体，是沙风阁一生做人的准则。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回到了家乡，第二年春天，生产队派他到铁路任护林员。当时他想：生产队派我护铁路、护林木，责任重大，说明了群众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尽职尽责，以优异的工作成绩向全村人民汇报。从1967年到80年去世，他一直任铁路护路员，并连任前曹乡护路组组长。他“积极响应上级业务部门的号召，工作认真，一丝不苟”，他管辖的区段正处于大弯道处，又有坡道，视野有限，过去曾发生过不少事故。针对这种情况，他和本组人员商定，在坡道上轮流值班，他接管的十多年中从未发生过事故。平时，他严格遵守巡路纪律，坚守岗位，认真履行一个护路员的职责，保证了列车的畅通。1977年5月13日上午9时，天气突变，狂风大作，大雨倾盆而下，在津浦铁路275公里处，一棵四手多粗、十多米高的杨树，刮倒在上下行两股道上，适逢上行车过，把枝梢压烂，如果下行车来，后果不堪设想。冒雨巡路的沙风阁立即到班房拿来钢斧等工具和巡路民兵一起，很快把树移开。险情刚刚排除，一列连机车（三个车头）从下行道疾驰而过，司机见此情景，感激地向他们连连招手致谢。由于工作成绩优异，他连续六年被评为全县模范护路员，曾受到大队总支、平原县公安局、平原县委、济南铁路分局、省革委的表扬和奖励16次，被群众誉为“铁路卫士”。他不但护路养路，而且还护树养树，他主动植树每年100棵左右，仅树木一项每年就可为集体创造价值2000多元，但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从未向集体伸手要过额外报酬。
  同情革命，热爱祖国，是沙风阁人生观的反映。经过复杂的社会现实教育，他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1946年，他在禹城辛寨清真寺当阿訇。当时，禹城虽已解放，但还乡团经常出没，活动在禹城西南地区的李连祥匪部在当地势力大，这个土匪头子，经常屠杀我地下干部，横行霸道，鱼肉乡里，无恶不作，民愤极大。一天夜里，李连祥秘密逮捕了我民兵7人，准备第二天杀掉（当时，凡是和共产党、八路军沾边的都杀，包括其家属和掩护者），晚上一名叫王众的民兵（回民）越墙逃跑，逃到了辛寨清真寺。沙风阁问明了情况，就毅然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收留寺内，并让其化装成海里凡一块念经。过了四天，外边没有什么动静，沙风阁才派两名海里凡护送出寺，使这个民兵又投入到战斗行列。多少年来，沙风阁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忠心耿耿，他看到党的伟大、光荣、正确，对人民领袖产生了更加深厚的感情。1976年9月9日，当他听到毛主席逝世的噩耗时，悲痛万分，遂作诗叙怀悼念：
  收工回家下，水饭未沾唇，
  危坐稍歇定，晕晕要小寝。
  主席逝世报，恶（噩）耗惊断魂，
  玉衷俱分（粉）碎，内外血泪浸。
  想思相见日①，不觉十七春，
  伟大光辉像，至今居心存，
  万篇诗歌颂，难叙恩人恩，
  顷（倾）洒一掬泪，捧上吊恩人，
  奔赴工地上，悲告同事人，
  垂首遗像下，共同献忠心。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改革政策使农民富裕起来，他逢人就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群众广泛宣传，热情赞扬联产承包责任制，教育人民积极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就在他想为人民再做点贡献的时候，病魔却悄悄地缠住了他。1980年1月25日，沙风阁阿訇因患大面积心肌梗塞，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0岁。
  我们衷心地悼念这位开明的阿訇，正如主持他葬礼的阿訇说的：“你的坟坑，是天堂一些花园其中的一座花园”，“你睡吧，如同新郎的睡吧！”
  注①1959年国庆活动
  麻中堂传略
  康连和
  1909年2月，麻中堂出生于平原县腰站镇塘坊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此人性情平和，坚持真理，团结乡民，接济穷人，好结朋交友。儿时他念过几年私塾，16岁开始在家务农。1938年6月，八路军689团、769团、五支队和津浦支队消灭了顽匪李俊兰部主力，建立了以五区腰站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深深地感受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人民真正的救星。革命斗争的事实，使麻中堂的思想掀起了波澜，在共产党员韩哲一、麻佩三（即麻中遂，麻中堂之兄）同志的帮助下，受革命思想的熏陶，他毅然抛弃舒适安逸的生活，走上艰苦的革命道路，参加了党领导的平原县抗日战地动员委员会。6月，平原五区联防自卫大队成立，李方圆任大队长，曲德成任指导员，下辖三个中队。麻中堂任第一中队长，积极参与了组织村自卫队、建立武装、保护群众，除奸抗日等革命活动。1939年11月，日本侵略军在平原五区沙庄安设据点，五区的抗日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1940年5月徐官屯事件（因统战政策失误，杂团刘化璞、李连祥、赵兴符等顽匪将我党政机关和抗日武装包围在高唐六区徐官屯，尽管最后突围，但以平原五区为中心的高、恩、夏、平、禹边区根据地陷入敌手）后，环境恶化，斗争艰苦。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进一步开展抗日工作，党组织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如：领导机关转移，领导干部分散驻地，活动方式隐蔽，各种群众抗日组织有计划地解散，斗争方式采用合法化，较出名的革命工作者尽量做到社会化，有的当了教员，有的去作买卖。在这种情况下，为及时掌握济南敌人的活动情况和兵力部署，麻中堂受党组织派遣到济南以开饭馆为掩护，做敌伪工作，开始了他长达五年之久的地下工作生涯。
  麻中堂深知这是党组织对自己的信任，同时也感受到了肩上担子的份量。如何利用自己的特殊社会关系这个有利条件来完成党组织交给的任务呢？麻中堂首先想到了唐仰杜这条线索。唐仰杜是当时的回民伪省长。麻中堂就利用同族关系这个便利条件，借去清真寺作礼拜的机会接近唐仰杜，直接搭话有些不便，就采取“曲线外交”。当时，逢作完礼拜，教民要向清真寺捐款，麻中堂数额最大，而且屡捐不减，以引起人们注意。清真寺教长觉得此人非同寻常，有些来头，为表谢意，便派人请麻中堂吃饭。席间，教长偶然谈及唐仰杜娶侄媳妇，清真寺要送礼一事，表示十分为难——礼轻了，怕省长看不到眼里，礼重了，又没那么多钱。麻中堂觉得这是接近唐仰杜的最好时机，便不露声色地说：“依我看，给省长送一银樽。”（作者注：形似花瓶的一种贵重礼物。）教长为难地说：“这要花多少钱？往哪儿整去？”麻中堂欣然应诺：“把大家的名字都刻上，我出钱！”唐仰杜之侄娶亲这天，教长手捧银樽送上省府，唐仰杜大惊，待问明了情况，又因在礼拜中早已知道麻中堂，便立即吩咐：派轿车接麻先生入席。席间，唐仰杜亲自提壶敬酒，并于事后，邀麻中堂和唐仰杜的哥哥拜为盟兄弟。随之，经唐引见，麻中堂又和平原县伪县长王成凯（回民）结识，并建立了义兄弟关系。王成凯在平原给予了麻中堂很大方便。于是，麻中堂便利用这些特殊关系，整日头戴礼帽，身穿长袍大褂，一手托着画眉鸟笼，一手拄着文明棍，风度翩翩，气度不凡，往来于济南、平原之间，为党的事业奔波，贡献着一般人尽不到的力量。久而久之，麻中堂在当地日、伪、杂顽中影响较大，有些人明知他给八路军干事，但慑于他的通天本领，便敬而远之。
  为方便我地下工作者的交通，征得王成凯的同意，于1940年秋，麻中堂出面在平原火车站组织了20人（9支枪，枪是党组织从部队拨来的）的回民支队，名义上是盘查可疑行人，维护社会治安，实则掩护我地下党员活动。党组织在外地买来的许多药品、蜡纸等紧缺物资，大部分由他安全地转移到根据地。
  1941年夏，我军骑兵团开辟运（河）东工作，撤回运（河）西以后，运东环境极其恶劣和艰苦。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运东地委的几位领导同志分别深入敌占区工作。地委书记杨中一同志除负责全面工作外，主要分管平原县工作，地委交通员王光照同志配合杨中一，按党组织的意图，建立灰色武装（即以敌伪名义发展武装，党组织大力协助补充枪支弹药，并派地下党员打入据点，发展到一定时期，拉出来成为我党的地方武装，以便迎接我主力部队，武装开辟运东根据地）。平原五区的沙庄据点当时在我党组织的掌握下，由麻中堂具体负责，他自任沙庄据点自卫团团长，和打入据点的地下党员李德明、耿学水等同志一起对伪军进行分化、瓦解、教育和争取，据点基本上被我控制和支配。1942年8月，五区伪区部要换区长，伪平原县政府也想借机表示一下他们的“民主”，决定投票选举。许多人怀着不同的目的，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这个席位。党组织决定，一定要选举我们的人当区长，决不能让敌人掌握这个老根据地的伪区部。经过分析筛选，认为腰站镇沙庄老中医王俊岳是最适合的人选。王俊岳是个老实巴脚的中医大夫，此人小心谨慎，为人正派，群众威信较高，且倾向共产党，有抗日意识，其儿子王连山又是共产党员、八路军战士，政治条件最合适。人选定了，选票怎么办？经过麻中堂、运东地委书记杨中一等同志的共同努力，多方活动，平原五区的十个乡长有八个被我掌握。结果，王俊岳中选，但伪县政府认为此人不合他们的心意，找种种借口想赖帐，麻中堂利用自己和唐仰杜的关系，找到伪县长，要求伪县政府说话算数。这样，王俊岳当上了区长。五区伪区部实际上成了我们的区部。从此，五区斗争形势有所好转，为我党组织和武装活动提供了较为便利的条件。
  1943年春，八路军两名侦察员被恩县伪县长王化三逮捕，运河大队副队长马神找到麻中堂说明情况，麻中堂当即表示：“这事包在我身上。”说完，便骑自行车直奔恩县城。当时，麻中堂绅士打扮，举止不俗，直闯县衙。传达长问：“先生，您找谁？”他边往里走，边拿出名片一晃说：“我是麻中堂，找王县长。”传达长见状不敢怠慢，急忙通禀。与县长相见，麻中堂直截了当地说：“王县长，我来是让你放马团长的两个人。”王化三狡猾地眨眨眼，似有歉意地说：“这事已经上报德州皇军司令部，我不好说呀！”麻中堂听罢，起身便走：“好吧，我回去了！”回到平原，他立即乘火车去了济南，找到唐仰杜的哥哥说明来意，“王化三这小子太不开面！”唐说，“这小子混帐！这样吧，我给德州皇军司令部写封信，你去找他们准能办成。”于是，麻中堂拿着信，又从济南直奔德州。日本军官见信，拍着麻中堂的肩膀说：“朋友大大的，你要怎么办？”麻中堂答：“要帮我放人”。“天这么晚怎么去呢？”麻中堂巧言答道：“你们看着办吧！”第二天一大早，两辆装甲汽车，气势汹汹地直奔伪恩县政府，麻中堂跳下装甲汽车，沉稳地对王化三说：“王县长，我又来要人了。”王化三毕恭毕敬地答道：“马上放！马上放！”就这样，两名八路军战士在麻中堂的精心营救下，顺利脱离虎口，重新奔赴抗日前线。
  麻中堂的机智，加上他特殊的身份和社会关系，使县境内外的伪、杂、顽匪望而生畏，他们恨麻中堂为八路军办事，但更惧伯麻中堂的通天本事，所以逐渐地由敬而远之变为千方百计地和麻中堂交朋友，以利自己的生存。麻中堂在党组织的指示下，也充分利用这种有利形势，和一些伪、杂、顽匪交朋友，甚至不惜重金拉关系，这都是为了党的事业和工作。1943年的一天，刘宝忠团驻现炉坊乡齐庄。麻中堂从平原骑车回老家塘坊，路上曾遇上张官店乡伪乡长曹吉祥，第二天乘坐张华村程金河（刘宝忠的朋友）的马车回平原时，又碰到了曹吉祥。曹认为这是八路军的探子去五区送信回来，于是，马上报告刘宝忠说：“八路军去了五区，张华的程金河用大车把那人送回了城里。”刘宝忠立即派人把程金河找到齐庄，问：“车上的人是谁？”程怕惹事生非，不敢说明真相。刘宝忠火冒三丈：“限三天之内，把那人给我送来，否则，别怪我不客气。”程金河只得答应。程深知刘宝忠的狠毒，回平原找到麻中堂哭诉，深感十分后悔，麻中堂正色道：“你怕他，我不怕他。你给刘宝忠告诉，我是麻中堂。”程金河急忙回到齐庄如实相告。对麻中堂，刘宝忠早有耳闻，且总想找个认识的机会，于是，借驴下台阶地说：“你怎么不早说呢？原来是没见面的朋友。你回去马上代我请麻先生。”麻中堂毅然前往，刘宝忠率部接到三里以外，敬为上宾，麻中堂亦寒暄甚亲，见机行事。席间，刘宝忠为表露自己非等闲之辈，告诉麻中堂说逮住了马神的两个人（八路军战士）。吃罢喝足，麻中堂向刘宝忠道别：“即然你我已成朋友，那么，朋友有一事相求，马神的这两个人，我要！”刘宝忠不敢反驳，点头同意，并且派畜力轿车送麻中堂三人回到沙庄。就这样，麻中堂利用他非凡的胆量和灵活的策略，又使两名八路军战士重返战斗岗位。
  抗日战争的现实与长期的地下斗争生活，使麻中堂的思想发生了飞跃，对党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相信只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曾几次向党组织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鉴于当时形势，党组织认为麻中堂留在党外，更有利些，这样，他能够起到特定环境中共产党员起不到的作用，为党的事业做更大的贡献。所以，多年来，麻中堂从革命利益出发，把加入共产党的愿望深深地埋在心里，但他一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
  在济南开饭馆期间，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恩胜楼饭馆经理的公开身份，按党组织的意图，把饭馆建成了我八路军来往于济南、平原的联络站和落脚点，护送革命干部，掩护八路军伤员，购买药品、弹药等军用物资。1940年春，由于我当地党组织领导在统战政策上失误，导致了刘化璞等杂团对我部的围剿，使我党政机关及干部不得不随三大队（当地的八路军）撤出卫东地区，斗争转入地下。妇女工作干部李曙明同志未随部队行动，所以，未来得及撤出。当时敌人处处设卡，盘查甚严，为了尽快地找到党组织，李曙明和未随部队撤出的其他同志，由平原乘火车到了济南。麻中堂把一行人安排在饭馆住下。两天后，通过他的精心工作，妥善地安排一名护送人员，把这些党政干部安全地护送到了三地委党政机关所活动的齐禹根据地，使这些革命同志摆脱了敌人的魔爪。
  三地委书记马诚斋，革命干部沙连成、刘学坡等都曾在恶劣的环境中，受到过麻中堂的掩护。
  从1939年到1945年的5年多时间里，麻中堂在济南以开饭馆为名，为我前线买药送药，掩护革命干部，转运伤病员等，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麻中堂回到平原受党的委托，对日、伪上层人物继续进行争取、分化、瓦解工作。平原解放后，杂顽头子纷纷逃往济南。1948年9月，济南解放，他受庞均同志指示和其他同志一起赴济南，逮捕逃往济南的土匪杂顽，由于种种原因，此事未能成功。
  由于麻中堂长期以来对党和人民的赤胆忠心和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故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为此，1951年12月，被选为平原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副主席；1955年12月，被任命为平原县民政科科长（1958年2月，改科为局）；1959年10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山东省平原县委员会成立，麻中堂被选为第一届常务委员会委员；1973年9月，任平原县民政局副局长。在任职期间，他认真学习党对民政工作的指示精神，针对民政工作的实际，在工作中锻炼自己，对上访的同志做到政治上关心，生活上关怀，能解决的问题尽力解决，不能解决的也能够做到耐心解释，尽量做好上访者的思想工作，使来访者比较满意，贯彻了民政工作的方针，稳定了上访者的情绪，消除了社会不安定的部分因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麻中堂更加拥护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他认真学习党的有关文件，积极地参与了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主持正义，坚持原则，使一批蒙受不白之冤的同志得以重见光明，维护了党的实事求是的路线政策。1981年1月，平原县政协恢复工作，在政协第二届平原县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凭着在全县各族人民中的威望，他被选为副主席；1984年5月，举行的县政协三届一次会议上，他仍被选为县政协副主席，直到去世。在政协工作的近六年时间里，他团结同志，较好地处理了同志间的关系，对工作认真负责，积极去完成所分管的工作。1982年，他主管政协的文史资料工作，针对这项工作时间紧、要求高的特点，在指导思想上，他认真学习领会全国政协和省政协有关文史资料工作的文件精神，把握文史资料工作的方向，在实际工作中，不顾自己年逾古稀且体质较弱，曾顶着炎炎烈日骑自行车去乡、村找知情者调查、采访、征集资料。
  几十年来，麻中堂怀着对革命事业的不懈追求，工作勤勤恳恳，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更加努力，发挥余热，献身四化，在政治上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根据他的多次请求和一贯表现，党组织于1986年7月25日接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多年的夙愿实现了，他苍老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为革命事业辛勤操劳，致使他疾病缠身，终因患脑溢血，抢救无效，于1986年11月23日逝世，享年77岁。
  马龙潭先生生平
  李金舟
  马龙潭，字腾溪，号灵源。庆云县中马村人，清咸丰七年（1857）生。系清封振威将军马奇峰之次子。1940年于四平寓所逝世，享年83岁。
  马龙潭自幼耕读，少年时风流倜傥，好习字，喜骑射。光绪三年（1876年）承袭云骑尉世职，就读于都城。中秀才后因屡试不第，且家境渐落，不堪贫困。光绪二十二、三年（1896、1897）间复游京津，不遇，乃东出山海关谋生。时值沙俄修建营榆铁路，便与家乡人参加了修路工程。庚子（1900）年，列强联军陷京畿，奉天将军增褀募兵，马龙潭蹶然而起曰：“大丈夫舍身报国，此其时也。”于是，率数百人应募，编为盖字军。于是年八月上旬，接连数日，与俄军战於辽海盖间。鏖战时，探报俄军大驱直逼沈阳，增褀弃城走义州。马龙潭遂率部赶赴沈阳保护清陵寝。因保护陵寝安全、祭器完整无缺，得清廷赏戴四品花翎。后以战功，委辽阳总巡，旋调通化总巡。宣统元年（1909年）春，任奉天巡防右路帮统。
  冬，升为本路统领。民国初年，授陆军中将，赏三等文虎章，受任东边镇守使，驻防凤城。东边一带，与朝鲜接壤，日人觊觎，交涉棘手。马龙潭刚柔兼施，经权并用，边境得以粗安。凤城有碑以褒其功，颂之云：“凤山常峙，鸭水常流，公之功德，同此千秋。”
  1922年，马龙潭先生改任为四洮铁路督办，监修四洮铁路郑洮段工程。四洮铁路在中东铁路之西，并与中东铁路并行。修好后，可与操在日本人手里的中东铁路相抗衡。是时，四洮铁路正、副局长均属亲日分子，二人愿将工程包于日本大仓株式会社承修。马龙潭当即正色质问：“郑洮工程与京绥孰难？”二人结舌。马严词指出：“筑路权移交外人，实则卖国。”经马力争，终于决定分段自修。四洮铁路建成，对东三省西部及内蒙的开发，对巩固国防，振兴民族经济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也是马龙潭生前给民族与国家留下的值得称颂的功绩。
  “九·一八”事变后，四洮铁路被日寇夺走，多年艰辛付之东流。此事对马龙潭刺激很大，因而激起抗日之志更坚。但日寇企图利用马龙潭的名望收复人心。于是，在1926年期间，对马施以物资引诱，表示愿将四洮铁路督办所旁的住宅赠送于马龙潭，当即遭到拒绝后，日寇又在事先未与马龙潭商议下，擅自公告他任中满省长。此时有不知详情的同乡人，竞赴马家贺喜。马龙潭如在云里雾中，当问明缘由，怒火顿生，随即向日方提出抗议。日寇初想利诱，继则威逼，马用头力撞桌子，宁求一死，也不为日寇效劳。日寇无奈，遂派人连夜将布告撕去。此事在1933年天津《大公报》曾以“马龙潭触日人之怒”为题予以报道。对其民族气节倍加赞扬。在此情况下，马龙潭已不能在四平呆下去了，故到北平避难约一年。日本人知其决不与之合作，又为了掩盖自己的丑恶面目，表示不再威逼。马龙潭才又回到四平过起隐居生活。
  在伪满时期，想不问世事，隐居度日是不可能的。树欲静而风不止，日人常来招扰。如日本成立民间性质的汉奸组织“协和会”，初想叫马龙潭主持此事，并任其为东北“协和会”会长。马龙潭却早已识破日本人的阴谋，便严词拒绝。为抵制“协和会”，马龙潭积极组织“红十字会”，出任东北地区红十字会总会长，该会以办慈善事业为宗旨，鉴于马龙潭的声望，很多人踊跃参加。在马龙潭民族气节的影响下，马氏一家几代没有一个为日本人做事的。其孙原在中东铁路任职员，“九·一八”事变后，愤而辞职，宁回四平赋闲也决不为日本人服务。
  马龙潭先生具有一定的政治眼光。据《马氏族谱》记载：“民国四年冬封三等男爵，不受……”等语。其事实是窃国大盗袁世凯在他想当皇帝之前，为利诱和拉拢全国各地有实力的当权派，大封官爵。马龙潭赞成民国，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因而拒受袁氏封赏。当时奉天尚住有中央派来的将军，大总统袁世凯还是全国首领，但马龙潭仍不受其所封官爵。可见，马龙潭先生不畏权势，拒绝利诱，顺应历史潮流，反对历史倒退，在政治倾向上是进步的。
  马龙潭先生在张作霖任职前，在东北已有较高的声望。张作霖在窃取东北大权以后，马虽在其管辖之下，但马龙潭一直是藐视其人，不屑与之为伍。张作霖为达到利诱、拉拢马之目的，曾与马龙潭拜过把兄弟。并提出与其做儿女亲家，派媒人来为张学良娶马龙潭的三女儿。马坚决不允，并说：“虎女焉嫁犬子。”媒人在马家住了半年，后败兴而回。由此得罪了张作霖，故被撤销了军职。
  马龙潭先生勤政廉洁，不损公肥私。马龙潭在供职期间，历来忠于职守，事必亲躬，文必亲牍。民国四年（1915），马龙潭被张作霖撤销军职后，即组织社会上的有识之士，共谋利民、利国并与日冠抗衡之举，即筹建四洮铁路。马龙潭担任四洮铁路督办期间，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四洮铁路沿线，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无一文公款中私囊。马龙潭治家严谨，生活简朴。虽居军政要职，但仍过着平民生活。
  据其曾孙回忆道：“当时，高粱米是我家三餐主食。我那时刚上小学，家里生活清苦，就常跑到同学翟某某家（翟小鬼之孙）吃饭。他家虽然地位不高，但享受日本人的‘特配’，大米饭、牛肉罐头等，应有尽有。据说纳税在限额以上的华人都享有‘特配’，可享受日本人的生活待遇。如当时的赵汉臣、翟小鬼等是不乏其人的。但我家受到的只是日本人的迫害和特务的敲诈勒索。”对于马龙潭的德政，东北人民树碑以颂之，其中保存完好者，今仍有之。
  马龙潭先生热心公益事业，关心人民疾苦。1930年，哈尔滨闹大水，东北“虎列拉”、“百斯笃（鼠疫）”流行，（其实都是日本人放的毒），大批人死亡。马龙潭以“红十字会”的名义出面救济援助，舍棺材、掩埋尸体等，尽一切努力解救于民。
  民国九年1920年，马龙潭任奉天洮昌道尹。是年辽河大水，县城旱地行船。县长靖某，用船仅救吴、靖两姓人（黑龙江督军吴俊升为靖之亲家），而置百姓于不顾，溺死者甚众。马龙潭怒靖居官自私，乃撤其职。
  民国三年（1914年）、十六年（1927年）马龙潭两次捐巨资、延通儒，倡修庆云县志，为家乡人民留下了珍贵史料。马龙潭晚年好作赈济慈善事业。一次他坐的车翻倒，不但无愠色，反多给车价，自己漫步回家。这样的事情不止一例。至于开粥锅、冬舍棉夏舍单、建筑育婴堂、收养社会上的孤儿等事，不可枚举。
  马龙潭先生关心教育，注重拔植人才。他的薪俸，除了俭朴的生活开支外，多用于支持教育事业。当时，有位留学日本的学生来信求助学费。马龙潭不认识其人，但看其信，字迹写得漂亮，颇有才华，便当即寄去大洋数百块。马龙潭先生捐资为家乡中马村办学，至今在庆云境内传为佳话。村民立碑以颂其德。
  马龙潭先生爱好书法，具有儒将风度。“九·一八”事变后，马龙潭深居简出，除进行慈善事业外，每天以书法自娱。因此外传有书法研究之说。他学徒书法家太守王梦楼（文治）的字，字迹俊美秀逸。当时在东北军阀官僚中，有知识而能赋诗，且善书法者寥寥无几。马龙潭先生确如鹤立鸡群。故马龙潭先生素以儒将自诩，这也是旧知识分子清高孤傲性格的一种表现。目前他的书法手迹在东北一带多有珍藏。
  以上马龙潭先生的生平简介，仅据初步征集到的部分资料，记述了几个侧面。但他的戎马生涯及政事活动多在东北。因此，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征集、撰写、汇编。总之马龙潭先生崇高的民族气节，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刚正不阿的性格、廉洁奉公、热心公益、爱民如子等品质。虽不脱一个封建旧知识分子的窠臼，但在当时，确亦难能可贵，于今也值得加以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