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帝国主义战败投降。当时的美国政府和蒋介石狼狈为奸，一方面，不让日本侵略军向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另一方面，却加紧用美国空军的运输机和海军舰只，把大量的蒋介石军队运到被日伪军占领的大、中城币和沿海港口，以挑起内战，企图从抗日军、民手里夺取抗日胜利的果实。美国政府还派了五万名海军陆战队，抢占了我国沿海的好几个主要港口，以阻止我军受降和进驻。
  当时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在他卸任后于一九五六年出版的回忆录——《考验和希望的年代》一书中招供说：“这种利用日本军队阻止共产党人的办法是国防部和国务院的联合决定，而经我批准的。”
  尽管美国政府用了种种办法，给了蒋介石政权大量的金钱和武器，并利用日伪军替他们看守着几乎所有被解放区包围着的大城市，但是，他们仍然不能如愿以偿。杜鲁门在他的书中，对当时的形势是这样描述的：“十一月四日，我们驻重庆的大使馆报告说，内战看来将要爆发，原定于十一月二十日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停止召开了。十一月二十五日，中共驻重庆的主要代表周恩来离开重庆回延安，第二天，他的第一副手也接着回去了。这时武装冲突的消息也时有所闻。我与赫尔利于十二月二十七日，在白宫讨论了这个局势的严重性，我们一致认为，最好是他立即回到重庆去。”
  赫尔利是美国当时驻国民党政府的大使，他向杜鲁门保证说，他只待完成几件私事后就回中国去。可是，当赫尔利离开白宫还不到两个小时，杜鲁门接到电话，有人告诉他说，赫尔利大使刚才在某俱乐部发表了一个措词强烈的演说，对美国政府、国务院、外交政策和杜鲁门个人进行了攻击。第二天，赫尔利向报界发表了一封他的“辞职书”。
  很显然，美国对中国的反动政策，遭到了严重困难，以致引起他们内部的公开争吵。而问题又是如此紧迫，简直是刻不容缓。就是在赫尔利发表演说的当天，杜鲁门就提出了代替赫尔利的人选，决定任命刚刚卸任的美国陆军参谋长，美国战时的英雄，马歇尔将军出使中国，妄图以他的声誉与才干挽回败局。
  这一年的十二月十五日，马歇尔离开华盛顿，二十日到达中国，并开始了他的工作。
  关于马歇尔的使命，杜鲁门在他的书中写道：“我试图通过马歇尔来实现的解决办法，就是使蒋介石不需要美国全面的军事干涉而可以拯救自己的唯一办法。”
  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国共双方代表签署了停战协定，并在当日召开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式上宣读；同时，成立了由国共双方，以及美方代表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总部设在当时北平市。国民党代表是军令部二厅厅长郑介民，中共代表是参谋长叶剑英，美方代表是美国驻中国大使馆代办罗伯逊。
  德州执行小组是由北平执行部派到各地执行任务的第十五小组。笔者曾担任过这个小组的中共代表。
  第一次交锋
  一九四六年二月初，我们从当时的山东省渤海军区所在地惠民城来到德州城东南大约三十华里路的土桥镇。这个小镇位于马颊河畔，战前，全镇约有二百余户人家，大、小店铺五、六十家。生意可称繁荣一时，八年抗战时间，鬼子、汉奸曾在此安设据点，把个好端端的小镇糟踏的不成样子，人口只剩下百余户，店铺几乎都关闭。解放后才几个月，土桥镇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集市恢复了，又热闹起来了，它与德州城形成显明的对比。
  当时的津浦路，从天津到济南段，只有德州、沧县和泊头镇几个点还被伪军占领着。西面京汉路上的石家庄周围已经解放，这就使德州的战略地位显得更为突出。德州位于运河畔，是津浦、德石路的交会处，交通便利。不仅经济地位重要，而且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德州还是一座历史名城。汉代即设县，相传汉代名儒董仲舒曾在此读书，古迹有董子读书台等。
  二月五日，一个由美国、国民党和中共代表组成的三人小组由北平来到土桥镇，我当时是军区对外联络部的负责人，就由我领着执行小组的三方代表和他们的译员来到军区司令部，并把他们介绍给军区司令员袁也烈同志，政治委员景晓村同志。美方代表怀特中校以小组主席的身份说明来意，他强调小组的任务是为了早日实现中国的统一和民主，为了中国老百姓早日得到和平；还说这也是美国政府和人民的愿望，希望国共双方的军队严格遵守停战命令，停止一切战斗，恢复交通等等。中共代表宋绍德少校接着说，德州城内全是伪军，应当迅速解散，这就是我们来德州的任务。如果这个任务完成了，交通就会迅速得到恢复。国民党代表刘金铭上校强词夺理，说德州城内不是伪军，是由国民党政府从南京派来的将领指挥下的国军。刘上校的狡辩立即遭到景晓村政委的有力回击。景政委说：
  “目前，德州城内的所谓国军，看他们都是些什么货色，最大的一股是原‘伪华北绥靖军’，另一股是原伪‘治安军’。其余的是原德州和附近各县的伪‘警备队’。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给这些伪军加上先遣第九路军的头衔。现又改编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独立第一纵队。这个部队的司令，的的确确是由南京国民党政府委任的。他就是大汉奸，伪山东省省长杨毓珣。杨逆是于去年十二月九日，由日军护送到德州的。此后不久，大概是由于摇身一变的戏法，耍得太不象样子，就把杨逆调回济南任中将参议。现在，据说又来了一个叫王继祥的中将担任总指挥。由于伪军的大量逃亡，人数日益减少。最近，听说又由原来的两个师建制改编成两个团的建制。团长由原来的两个师长，孙凤祥和李洪汉担任。”
  当景政委讲到这里，袁也烈司令员站了起来，走到挂在一边墙上的大比例尺军用地图前，接着说：
  “诸位，请看：南到胶济铁路，北到天津，西以津浦铁路线为界，东临大海，这就是我渤海解放区，也就是我渤海军区的管辖范围。日军投降时，我军占领着除县城以外的整个广大农村，并控制着包括羊角沟在内的整个海岸线和广阔的海域。‘八·一五’以后，我军横扫四十余县，大部伪军，少部日军向我投降，拒不缴械者被我歼灭，如无棣、青城、商河等县之伪军。还有一部分，在日军保护下逃到济南、天津等大城市，以及铁路线上的青州、德州和沧州等城镇。
  “起初，他们在日军的保护下苟延残喘，惶惶不可终日，还不大敢出城抢掠。最近，当国民党军官派来以后，他们便有恃无恐，经常派出小股武装袭扰解放区和平居民，抢劫烧杀，无所不为。特别是停战命令下达以后，我军遵守停战命令，原地不动，他们却趁机大肆出动。一月十六日，出动千余人，窜犯我城南十里铺、小于庄、窑上等村。一月二十八日，又违约派出便衣特务到解放区行凶，据统计被特务惨杀者十余人。这种情况难道能令人容忍吗？如果他们继续挑衅，那么，我们的回答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大概，怀特中校听得有些不耐烦了，他突然站了起来，把脸一沉，瞪大眼晴，伸出三个指头说：
  “怎么！你们要惩处城里的国军？我断定你们三个月也解决不了他们。”
  袁司令低声地笑着，回到谈判桌前，面对怀特，也伸出三个指头说：
  “尊敬的美国中校先生，你是来为和平谈判呢？还是来向中国人民挑战的？如果我们用武力解散城内伪军，请记住，不需要三个月，三天就够了。”
  国民党代表刘金铭，望着怀特闭口无言的狼狈样子，好象要在主子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存在和本领，咬牙切齿地说：
  “我抗议！你们这是对国军的侮蔑，对美国朋友的无礼。”
  说真的，这时我也火了，就回敬了刘金铭一句：
  “国民党先生，你们硬要同汉奸站在一起，好意思吗？”
  这一下可把刘金铭气坏了，他望着怀特，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会场的气氛顿时十分紧张。
  怀特中校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本来一副阴沉的面孔，立刻浮现出笑容说：
  “先生们！这是误会，这完全是误会。”
  接着怀特把话题一转，大谈美国人对八路军坚持八年抗战，浴血杀敌的精神给予高度评价和钦佩并要求八路军送他一支从日军手里缴获的手枪留作纪念。当袁司令把一支日本手枪送给他时，连声说：
  “谢谢！谢谢！”
  这天的会见，到此结束。大家一致同意第二天继续会谈。
  第一次交锋对各方面都是十分有益的，它使我们亲眼看到美国代表的伪善、骄横和虚弱；国民党代表的理亏词穷和耍无赖。当然，美蒋代表也会总结经验教训，搞出新的名堂来对付我们。
  最大的让步
  上次会议结束时，美蒋代表提议把下次会谈的地点，由土桥镇移到一个中心区。他们的理由是城里的“国军”代表不愿意到中共控制的地区来开会。我们回答说：
  “要受降，我们到城里去；要谈判，就请他们到这里来。况且，城里是伪军，城外是八路军，非你即我，这儿也不存在所谓中立区”。
  美蒋代表胡搅蛮缠，坚持一定要换一个地方，刘金铭说：
  “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怀特说：
  “这是一个面子问题。”
  既是“原则”，又是“面子”，总得想个办法，让他们下台阶。于是，我们表示，为了执行小组的工作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愿意作最大的让步，我们提议把会议地点由土桥镇移到附近我军的一个营部驻地刘家集。
  美蒋代表当即表示同意，还说这是一个好建议，并强调要我们完全负责安全问题。我们说：“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儿是解放区嘛！”
  怀特忍不住笑了起来，刘金铭也只好跟着“嘿嘿”了几声。
  刘家集是土桥镇附近的一个村庄，虽然严寒的冬天尚未过去，但已有了几分春意。人们把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家家户户已经贴上了春联；军民们正紧张地排练文艺节目，准备迎接抗战胜利后第一个欢乐的新春佳节。
  六日上午十二时正，执行小组的三方代表，还有驻德州城内的所谓国民党代表潘光上校都按时到达刘家集。
  首先，由怀特中校致词，他讲了些什么，现在我已记不起了。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怀特介绍潘光的职务时，罗哩罗嗦地讲了一大串，翻译起来，颇为绕口，引起大家一阵笑声。
  潘光的头衔是：中华民国政府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部直辖山东省第一纵队司令部上校参谋主任。
  接着，潘光发言。潘光是什么人，一时也弄不清楚。只见他油头粉面，滑里滑气，讲起话来故意拉长调子，装腔作势。偶而，还夹杂着半句英语，一副十足的洋奴相。
  潘光的发言，是个低调门。自我吹嘘一番，说他抗战八年来，先到了几个战区，后来又到重庆等等。接着他谈到德州城内供应困难，请求我方帮助解决城内军民的粮食和烧柴问题。
  刘金铭上校，今天也表现得颇为克制，只帮了潘光几句腔。说潘是他的一位老同事，一起在重庆受过训练，因而也是他的老同学，这次是由南京派来担任新职务的，请各位多加关照等等。怀特中校身为会议的主席，不象第一次交锋时那样放肆，力图使人相信他是公正的，不偏向任何一方面。尽量让国共双方代表发言。
  我方代表景晓村政委，在今天的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列举大量事实说明德州城内伪军在国民党派来军官指挥下，不但不遵守停战命令，反而利用我军遵守停战命令的机会，经常出城抢掠烧杀，残害人民。最后，他表示，为了合理解决德州问题，提出三项建议，请执行小组研究。三项建议是：
  一、解散德州伪军，并交当地人民政府处理；
  二、将德州城内日军撤退时遗留仓库内大部粮食交出，救济城内受灾难民；
  三、由执行小组与国民党政府及中共代表组成德州城管制委员会，临时共同管制德州城，并负责解决粮食、煤柴困难。
  至此，已是下午五时，怀特即宣布休会，再一次显示了他主持会议的“才能”。
  看来，怀特的神经过于紧张。这不仅是由于昨天的交锋，心有余悸。更重要的是怕影响他们当前的使命和长远打算。昨天，他们的下马威战术没有奏效，今天完全采取守势。但毫无疑问，也不会达到目的。
  经过两天的谈判和个别接触，我们基本上摸清了美蒋代表的意图和他们采取的策略战术。现实情况是，城内伪军被我军包围着，供应十分困难。他们想借助执行小组来维持现状，稳住人心，并不断派出小股武装特务，深入我区袭扰破坏，以争取时间，等待国民党大军支援，妄图卷土重来。
  想入非非
  继五日、六日会谈后，八日、九日又进行了两次会晤。八日，双方已基本上就如何执行停战命令达成了临时协议。九日，举行了签字仪式和宴请活动。
  关于德州地区双方驻军临时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1、双方绝对遵守停战命令；2、双方同意互不将现驻扎军队移动；3、人民有往来德州城及四周任何地点买卖和携带粮食与其他物资之自由；4、绝对执行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对德州之各项决定；5、临时协定书有效期间在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之训令到达为止。
  在协议书上签字的国民党军代表为德州驻军指挥官王继祥中将，我方代表是袁也烈司令员。在签字后举行的宴会上，怀特中校十分活跃，不断举杯祝贺几天来的会谈所取得的成果。在他看来，象是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评价这次协议的达成，说是充分表现了国共双方代表相忍为国的和解精神，是执行小组来德后的第一个协议，具有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很显然，怀特的高兴和得意，有粉饰太平的一面，也有自我陶醉的一面。其实，何止怀特一人如此，他在北平执行部的上司，还特意派了一名摄影师布希米特先生前来助兴。大概此刻远在南京的马歇尔将军，也正举起香槟酒，想入非非：五星上将，再加一顶拯救蒋介石的桂冠，将成为美国历史上最炫耀的英雄。
  王继祥中将，喝了几杯酒，苍白的脸上，有点发光，胆子也大了，话也多了，神气十足地向大家夸示他的阅历。说当年他曾跟随蒋介石南征北战。抗日战争时期，在设在西安的胡宗南将军总部任职。当谈到他的籍贯时，他十分骄傲地说，他是蒋介石和陈诚的老乡（浙江人）。当谈到当今国民党不少高级将领都是他早年黄埔军校的同学时，眉飞色舞，简直有些忘乎所以。此时，袁也烈同志举杯说：
  “老同学！请举杯，为北伐时期的黄埔军校干杯！”
  王继祥万万也没有料到，这位八路军渤海军区的“土包子”司令，却是比他还早几期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他的额上立时渗出了汗水，现出一付十分难堪的样子。
  不料想，几个月以后，这位王继祥却当了我军在解放战争中缴获的第一名中将战俘。
  拂晓的枪声
  执行小组在协助德州地区国共双方军队代表达成临时协定后，我方代表宋绍德同志因另有工作，即返回北平。此后，一直到德州解放，就由我担任执行小组中共代表的职务。大概是考虑到与美蒋代表等级相适应的缘故吧，这时也授我以上校军衔。
  执行小组的驻地是德州城东关的一座教堂，还有一所附属医院。一个大的院落内有几幢西式楼房，三方代表就住在一座较好的楼上。院内的警卫部队是由国民党改编的一个伪军团担任。后来我们知道这部伪军就是伪保安十三旅张光第部。
  双方达成协议以后，不出我们所料，城里的伪军一再违犯协定，特别是执行小组常驻德州以来就更加频繁。他们打着“国军”的旗号，又仗着执行小组常驻德州的“保护”，就更加肆无忌惮。
  执行小组不断接到解放区军民的报告和请愿书，强烈要求解散城内伪军，严惩罪犯。从三月二十四日起到月底止，在短短一周内的不完全统计，解放区群众被杀害者即达五十余人。德县避雪店抗日烈属孙洪文一家五口人惨遭杀害，就是一个血淋淋的例证。问题已严重到众怒难遏，非采取行动不可的地步。尽管我们向美蒋代表及德州城内的国民党指挥官一再抗议和提出警告，但是，他们都视之为耳旁风，置若罔闻。相反，敌人的胆子却越来越大。三月下旬，伪军张光第部，在酝酿组织一股万余人的武装特务，要深入我区德平县境内，昼伏夜出，进行七至十天的破坏活动。这个消息是国民党派来负责接待执行小组的一位姓王的副官告诉我们的。说张光第在亲自挑选干练分子，计划利用夜间潜入我区。
  一连几天夜晚，我和译员，也是我唯一的助手王进同志，轮流着暗中观察敌人的动静，终于证实了王某人提供的情报是确实的。三月二十八日晚，我们按照惯常的时间息灯，但没有就寝。敌人以为万事大吉，就蠢蠢欲动了。我们从窗帘的缝隙中看见敌人全副武装，蹑手蹑脚地爬过围墙，消失在夜幕中。这一夜，我和王进同志又喜又急，整宿也没有睡着。喜得是敌人这一下可被我们抓住了；急的是我们必须等到第二天天亮才能把情况报告军区。如果我们当夜，不管用什么借口把情报送出去，都一定会引起敌人的警觉。
  过了两天，三月三十日拂晓，一阵紧密地枪炮声，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炮是从城区打出去的，而枪是从对面射过来的。我和王进同志听到枪炮声，即作整装待发的准备，并显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样子去找美蒋代表。
  国民党代表刘金铭，大概从“一枕黄粱”中惊醒，急忙向城里打电话，探询究竟。美方代理代表华纳中校，虽精神有些紧张，但故作镇静。穿好了衣裳，在走廊里踱来踱去，用电动刀刮着胡须，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
  我们向美蒋代表提出，执行小组应立即向国共双方的军方联系并到外面去观察，以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美蒋代表同意立即进行联系。但对出去观察一事却枝梧其辞，不说一句肯定的话。这时，我和王进同志提着望远镜和照相机，再一次请他们和我们一起到外面去看看。说着，我们就向围墙外走去。美蒋代表无可奈何，只好跟着走了出来。
  这时，天已大亮，枪炮声也停了下来，大约在百米开外的地方，只见一个生还的伪军，空着手，垂头丧气，身上血迹斑斑，蹒跚着向围墙后面走去。我当即对美蒋代表说：“请看，他是从解放区逃回来的伪军。”
  国民党代表刘金铭回答说：“不！他是八路军的一名逃兵。”
  我把望远镜给华纳中校，他一直盯着那个伪军走了过来，才把望远镜交回给我，一声也不吭。他大概看出我又要说话了，才说“好了，我们回去罢！有话回去说。”
  直到上午十时许，虽经一再催问，城里的国民党指挥部，不肯回答今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这个当儿，袁也烈司令派人送来了一份措词强硬的抗议书：
  德州执行小组公鉴：敬启者，自停战命令公布以后，我方严格遵守命令，从未施放一枪一弹，未移动阵地一步，对德州临时协议，亦莫不一一执行。不料城内伪军，不断发生违约事件。现更为变本加厉，乃至杀人抢劫，大举向无辜居民及严守停战命令的我军进攻。本月二十八日黄昏，城内派出武装便衣一百一十余人，连夜开至德平城西四十华里之东高家及德州城东一百华里一带，企图袭击我军，并暗杀抢劫居民。接近日以来，无辜居民被杀害者五十余人，被抢劫者甚多（详细材料另送上）。该股便衣武装到达后，即向我西高家之驻军进攻，我军被迫自卫还击。该武装大部被我军歼灭，其余向德州城回窜。三十日晨，复与我刘家集（德州东十华里）驻军遭遇，受到应有的惩罚。查德州城军队此种举动，完全违犯停战协定。特向政府方面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抚恤我方伤亡官兵，赔偿战斗消耗，抚恤被害人民，赔偿一切损失，向被袭击部队及被害人民道歉，彻底拆除城区碉堡工事，停止继续发动对我进攻以及旨在破坏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所有不幸事件之发生及其后果，应由政府方面完全负责。事关和平，特此送达，敬祈贵小组以和平停战为怀，速予答复，处理是荷！此致敬礼！
  袁也烈
  三月三十日
  伪武装特务的违约进犯，遭到我军毁灭性的打击。人证物证俱在，使国民党指挥官和执行小组的代表完全陷于被动。在讨论我方抗议书时，刘金铭狼狈、沮丧，哭笑不得。城内国民党指挥官不能及时提出报告，成了他埋怨的对象，也是他拒绝讨论拖延时间的借口。
  三十日下午，由于我方的提议和美方的赞同，执行小组到早晨发生激烈战斗的刘家集进行调查。我方驻军负责人张营长，以及该地居民代表多人，对城内伪军违约进犯事，纷纷提出控诉和抗议，要求严惩主犯。在血的事实面前，美蒋代表承认这次事件是城内军队的一次严重违约行为。美方代理代表华纳中校还表示，他将立即发电报给现在北平的怀特中校，请他尽快回来处理这一严重违约事件。我表示赞赏华纳中校对伪军违约事件所持的严肃态度，并提议以执行小组三方代表的名义将事件真相报告北平执行部。我的提议得到了华纳的同意，当然遭到了刘金铭以城内国民党军方尚未提出报告为理由加以拒绝。
  四月四日上午，怀特中校由北平返回德州。显然，怀特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回到驻地就立即召开小组会议，并与国共双方军队当局联系。决定当日下午，各方代表到城东我军控制区的赵家辛庄举行会谈。
  当时，我们分析，美蒋代表的着急，更确切地说，已陷于惊恐之中，其原因不是伪军伸向解放区的猪嘴被砸烂了，后腿被打断了，在政治上十分被动，而主要是怕我军据理乘胜进攻德州城。
  在下午的会议上，怀特致词说，他此次由平返德，带来了修复交通的任务，不料竟发生了违约事件，深表遗憾！并表示要严办主犯等等。然后，他请双方代表发言。
  袁也烈司令在发言中，列举大量事实说明伪军违约进犯解放区罪行累累，性质十分严重。他还联系到近日来盘踞在沧县城内的伪新海县保安联队李景文部，伪武定道皇协护民军刘佩忱部，以及贯匪刘连城，五二等部，不断向我区进犯的大量事实，进一步指出这次伪军违约事件不是一个孤立的问题，而是国民党方面有组织、有计划的统一部署。并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严惩主要犯罪分子，赔偿损失，抚恤被害军民家属，解散城内伪军，向我方道歉，并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要求。
  国民党指挥官王继祥，潘光等，在无法否认的大量罪证面前，一方面，承认事实，另一方面却又毫无道理地进行狡辩。潘光竟把伪军违约出犯说成是“士兵们未经请假，擅自外出”，是一种“犯规行为”，以推脱责任。更有甚者，还嬉皮笑脸地自我表扬说，“官贵不知”。真是不知人间还有羞耻。
  潘光要的流氓和无赖态度使会议的气氛突然有些紧张。我方张营长气虎虎的，眼里快要冒出火花。怀特和刘金铭很着急，生怕潘光的无理取闹会引起一场激烈地争辩。这不符合他们在当时当地斗争的策略。怀特赶忙站了起来说，他已注意到共产党方面的发言和提出的要求，并建议执行小组到遭难地区视察，进一步了解被害军民的实际情况，以便在继续谈判中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大家没有异议，他即宣布休会。
  美蒋代表不断变换斗争手法，目的在于争取时间。而我军如果发起进攻德州，很快可以解放。但是，通观全局，国民党虽在他占优势的地方向我军进攻，但他大打内战的阴谋还有待进一步为全国人民所识破；美帝国主义支持国民党大打内战，伪善面目也有待于进一步的暴露。这就是说，对于我方，也同样有一个争取时间的问题。因而这次会议上一致同意到遭难地区视察，也就成了一个拖以待变的手法。此后，执行小组的三方代表一连开了几天会，对何时先到何地去，这个程序性的问题，都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当然就更谈不上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了。
  问题摆着不解决，实际上对我更为有利。大概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有一天怀特向我表示，希望我能陪他到附近的八路军驻地走一趟，并希望有机会能同我们俘虏的伪军士兵亲自谈话，以了解实际情况。当时，我们分析，怀特的这一考虑一方面是为了摆脱被动，故作姿态来应付我们；另一方面，怀特知道国民党惯说假话，他也想从俘虏口里知道一些什么。为使怀特明了国民党违约的真相，我们满足了他的要求。
  同怀特谈话的伪军士兵，是伪军张光第部第九中队的一个小队长，名叫赵圣贤，德平县第四区赵家店人，年二十二岁。下面就是他们的一段对话。
  怀特：“你们为什么出城？”
  赵：“俺团长张光第命令叫出来的。”
  怀特：“你团长叫你们出来干什么？”
  赵：“出来时，团长曾召开秘密会议，命令俺们到德县和德平县杀农会长和会员、民兵队长和队员、八路军工作干部，并抢粮抢布，还许愿说，谁干得好，官升一级。”
  怀特：“你们有抢吗？”
  赵：“出来时，都是发的好枪”
  怀特：“张光第当过伪军吗？”
  赵：“当过，当过，而且还是一个老资格！一九四〇年正式投降日本在德县城外飞机场举行的投降仪式。日军投降后逃到德州城，被国民党改编为山东省保安第十三旅，王继祥来德后，又改编成现在的山东省直属保安团。”
  在回来的路上，我半开玩笑地对怀特说：“中校今天的收获非同小可，我为你掌握了第一手材料感到高兴！”
  他沉思了一会儿，十分认真地回答我说：“朋友！我以一个普通美国公民的身份说老实话，你们不仅得到了中国人民的拥护，而且也为你们的敌人所信服，认为你们是难以战胜的。”
  执行小组的国共代表，继续在何时、先去何地的问题上扯皮。不知是怀特中校的独出心裁，还是美蒋双方的合谋，他提出了一个所谓打破僵局的建议。做法是：将伪军出犯地区的村庄的名子分别写在一张张纸条上，然后团成小球放进容器里搅乱。每次出发时由他当众取出一个小球以决定去的地方。很清楚，美蒋企图用这个办法一面拖延时间，一面又稳住我们。我方则为了麻痹敌人，对怀特的新把戏略作评论后，即表示：为了怀特中校提出的到遭难地区视察的建议能够实施，为了打破由于国民党代表的无理阻扰致使工作陷于停顿的局面，愿意作出让步，同意怀特的建议。此后，每隔几天，三方代表就要到外面走一趟，几乎成了一种例行公事。
  四月二十日前后，突然接到北平执行部三方代表联名发来的一份特急电报。说在德州以北的泊头镇，国共双方军队发生激烈战斗，命令德州执行小组火速前往进行调停，以维护和平。美蒋代表接到电报后立即活跃起来，表示坚决执行命令，应立即出发到泊头镇去执行任务。我质问他们说：“天已接近黄昏，我们夜间北上，如不事先通知八路军有关部队，安全问题谁负责任？”
  怀特立刻回答说：“你讲得也有道理，那我们就一面通知，一面出发。”
  刘金明表示，完全支持怀特的意见。
  他们越是着急，我们就越是要沉住气，这也是我们对待他们的一种办法。于是，我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没有通知八路军和得到回答之前，不能去，这是对你们的安全负责。”
  美蒋代表无可奈何，只好同意先通知八路军，并等待回音。
  一直等到夜里十二时，八路军方面派人回答说：“军区司令部已通知沿线部队，如果执行小组愿意，随时欢迎前往泊头镇视察。”
  国民党代表刘上校，平时看上去死硬呆板，但在这关键时刻却暴露了他的阴险和狡猾。他好象完全意识到了泊头镇伪军的命运，已是无可挽救的了。当他听到军区的回答后，毫不思索地借口说：“回答得太晚了，已贻误时机，这个责任应由共产党方面承担。”
  这时，怀特不等我对刘金铭的反驳，抢着说：“不晚，不晚，我们应坚决执行命令，立刻出发。”
  刘金铭虽经怀特一再劝说，仍然坚持不肯前往，只有我和怀特，以及双方的译员，坐了两辆吉普车，连夜向泊头镇进发。后来，据美方译员董某和一位白俄报务员告诉我们，怀特接到北平执行部美国代表的一份密电，命令他克服一切困难，赶到泊头镇去阻止共产党对国民党的进攻。怀特为了应付他的上级，就只好前往。
  我们离开德州时，已是下半夜二时。车沿津浦铁路线，在凸凹不平的公路上缓缓行驶。当到达连镇附近，看到前面的火光，隐隐的听到枪炮声。这时，我提议，暂时停止前进。理由是因为双方正在交战，又是夜晚，真伪难辨，安全没有保证。怀特因已执行了命令，也就欣然同意。我们一直等到天明，枪炮声也听不到了，才继续前进。
  早饭时，我们到达目的地——泊头镇。除了被炸毁的伪军碉堡余烬未息，一缕缕青烟冉冉升空，几个八路军战士在打扫战场外，一切平静如常。停在泊头镇车站的一列火车，正鸣笛起动，缓缓地向沦县方向开去。
  泊头镇的解放，对敌人来说是一付清醒剂。过了几天，怀特中校提出了解决伪军违约进犯解放区问题的一个草案，征求国共双方代表的意见。经过一番双方都认为是相忍为国的争议，很快就达成如下协议：
  一、国民党方面承认错误，并向八路军及解放区人民道歉。
  二、将违约进犯解放区的主犯，伪军头子张光第撤职查办。
  三、政府方面驻德州官员保证今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四、缴获之武器作为和平有功部队的胜利品。
  五、战斗中被八路军生俘之伪军士兵交执行小组，根据俘虏自愿分别遣送回家或返回德州城。
  自从国民党被迫承认错误，一直到五月中旬，城内伪军较为收敛，很少外出。但却日以继夜地抢修工事，空运弹药、补给，加紧训练，并充实战斗力。就连附近各县逃到城里的“还乡团”，以及路经德州返回家乡被日寇抓到东北的矿工，都被强迫编入了伪军的战斗部队。
  解放区军民没有因为歼灭了违约进犯之敌而放松戒备，也没有因为国民党承认了错误而松懈斗志。敌人的这蕃拙劣的表演；更擦亮了我军指战员的眼晴，清楚地看到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战的反动本质，从而进入了紧急的动员和备战状态。
  在这一段时间里，执行小组的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记述。美蒋代表虽把注意力集中在修复交通上，但他们清楚地知道，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我们也应付着，沿铁路线视察了几趟，一直到北面的泊头镇和沦县城。执行小组几乎每一次出去视察，都要碰到沿线人民的拦车告状，控诉城内伪军和“还乡团”的罪行，并要求解散和惩办他们。这种情况弄得国民党代表大伤脑筋，他们也就不那么积极愿意出去了。我和王进同志乐得个悠哉游哉。一有空，我们就蹓大街，还拍摄德州城内的街头风光，而敌人的哨所和碉堡工事最为我们感兴趣。我们也曾几次到王继祥官邸作客。王的近身警卫和服务人员，多是抓来的。上面已经提到的，曾在东北挖过煤炭的工人，我们去的次数多了，彼此也就熟悉了。他们不仅告诉我们城里的军情大事，而且连王继祥在西安有个“偏室”，最近还想仗势娶一个女学生做姨太太的新闻也告诉了我们。
  到了五月下旬，风云突变。五月十九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东北四平市后，继续向北推进，二十三日占领我东北重镇长春市。看来，美、蒋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在这同一天，蒋介石乘坐马歇尔将军的专机到了沈阳。五月二十九日，蒋介石由沈阳飞抵北平，一直到六月三日才返回南京。真是“狐假虎威”、“御驾亲征”，好不威风。一时战云密布，杀机四伏。这里，我们只需要引证美国政府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后，还不到一个月，即一九四九年×月发表的所谓美中关系白皮书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出当前的形势如何。白皮书招供说：“五月二十三日，蒋介石委员长动身到沈阳去，他这次十一天的出行成了对当时形势几乎发生了完全灾难性的影响的一连串事件的第一个事件。”
  局势的突变，使国民党代表刘金铭上校异乎寻常的高兴。这个平时处事拘谨，也很少说话的人，近日来却变得喜笑颜开。当别人问他有什么喜事临门时，他也会开玩笑了。他说：“是的，过几天要到王将军府上去吃喜酒。”
  真的，我和王进同志也接到了王继祥的请柬，他邀请我们于六月十日到他的官邸去参加结婚盛典。
  德州城防戒备更加森严，伪军的出扰也变得十分猖獗。五月二十五日，竟然出动数百人包围我德县东九区区公所。我区群众义愤填膺，纷纷到军区司令部请愿，强烈要求八路军立即采取行动，解散城内伪军，严惩汉奸和国民党官员，保卫人民利益。据当时的渤海日报报道，每天前往请愿的群众，挤满了军区司令部。在这种情况下，我区军民忍无可忍，遂于六月七日晚，对盘踞在德州城内四千余名罪恶累累的伪军发起全面进攻。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和王进同志离开执行小组驻地。临走时，我们对怀特打招呼说：“到军区去有重要事情要办。可能今天回不来。”
  看来，怀特还没有察觉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还向我们打趣说：“自我到小组工作以来，今天是第一次由我一个人看守办公室，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要独断专行，当一个独裁者”。说完他哈哈大笑。我们也笑着与他挥手告别。显然，国民党代表刘金铭已经听到风声，他趁有一架执行部的专用飞机由济南经德州返回北平的机会，假装阑尾炎突发，疼得死去活来。同他的译员一道逃之夭夭，飞回北平去了。
  解放德州城的战役进展顺利，当晚即占领了飞机场和辛庄等地，八、九两日继续在外围作战，很快就占领了运河大桥，完全控制了城关，近逼城墙下。十日晚，我军攻入城内，伪军全部向我缴械投降。只有王继祥和他的几名亲信，见我军没有向执行小组驻地进攻，逃到执行小组驻地，妄图得到美国主子的保护负隅顽抗。
  十一日拂晓，我监视执行小组驻地伪军的某部队，奉命缩小了包围圈，并喊话，要伪军投降，否则就要发动进攻。已成瓮中之鳖的王继祥，见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就请求怀特出面“调处”。条件是只要能保护他的生命安全他愿意放下武器投降。此情此景使怀特中校啼笑皆非，他就请同他几天来相依为命的我军一名战士出来传话。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位战士原来是渤海军区一分区傅继泽司令员的警卫员。当时傅担任执行部派沦县到泊头段监督修复铁路的交通小组的中共代表。当这位警卫员同志七日下午由北平乘飞机到达德州时，我和王进同志已经离开。他不知道晚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当夜战斗发起后，他才明白一场争夺德州城的攻防战开始了。怀特被吓得慌了手脚，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亏他急中生智，猛然想起了当天下午乘飞机来的八路军战士喜出望外。怀特和这位战士三天三夜同吃同住，还一起躲在上面蒙有厚厚的几床棉被的桌子底下。现在，这位战士又成了他两全其美的“特使”。
  我军指挥员仔细听了这位警卫员同志的报告后，迅速做出决定，就由王进同志和前锋报社记者吴化学伴送警卫员同志回到执行小组，向怀特传达了我军一贯对待俘虏的政策。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不会受到伤害，也不会搜他们的腰包和没收他们的私人财物。怀特怕口说无凭，就把王进同志讲的内容写了下来，并要王签上自己的名子。然后，交出在床底下的王继祥。至此这场受降谈判宣告胜利结束。
  德州城内外，人们兴高彩烈，一片欢腾，热烈庆祝解放区军民的重大胜利——解放德州城。
  十一日上午，我驱车回到执行小组去看望怀特中校。一见面，怀特就带着既埋怨又高兴的口气说：“上校！你这个家伙，为什么不带我一道出去？”
  我回答说：“对不起，使你受惊了。如果我那天邀你一道出去，人家会说你当了共产党的‘俘虏’；如果你同刘金铭一道回北平，有人又会说你是一名逃兵。可现在你成了一名独胆英雄！”
  怀特听后，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膀，竖起大拇指，指着同他几天来同呼吸共命运的，我们的那位警卫员同志说：“一位勇敢的战士，炮弹打到这儿来时，他很镇静，一点也不惊慌。是一位真正的英雄！”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