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袁桥红枪会与林介钰斗争纪略
  田贵宝 袁书平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后，袁桥这个地处黄泛区，在中国版图上难以找到的小村镇，由于社会经济进一步半殖民化，封建统治阶级腐败，官吏贪污，加之黄、运河连年失修，每遇河水泛滥，田产房屋损失不计其数。万民大众在深受黄、运河水侵扰，民不聊生的同时，还要遭受官府的压榨和地主土豪劣绅、土匪恶霸的凌辱。特别是自民国五年（1916年）以来，袁世凯称帝未遂而死，北洋军阀分为若干派系，连年混战，相互攻伐，土匪四起，官匪勾结，鱼肉百姓，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
  德县（今德州市德城区）地处南北要冲，为兵家必争之地，各系大军，此去彼来，横征暴敛，加上官兵多系无赖之徒，兵败后，便与土匪结合，流窜乡里，杀人越货，无恶不作，百姓不堪其苦。这一切都激起了袁桥一带人民，对腐败无能旧政府的强烈仇恨。人们为保卫家园，消除内隐外患，过太平日子，在东王张屯（今德州市德城区袁桥乡）张学武（人称张老五）和袁桥范金玉（人称范三郎）等人的倡导下，组织了以“九宫道”为信仰的红枪会、联庄会，许多村庄设有“九宫道”坛场。其宗旨是保家防匪，联络信号为击鼓敲锣。战斗时，先拜坛、喝符、呐喊冲杀，不畏刀枪，曾与股匪及林介钰所部发生过多次战斗。
  红枪会是在原“义和团”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自发性群众组织。他们借助“神灵”、“仙道”为信仰，推选张学武为“大师兄”，范金玉为“二师兄”充当领袖，以“吞符念咒、刀枪不入”和自制的红缨枪为精神和战斗武器。白天种田，夜晚习武。各村联合，一村有事，就击鼓鸣锣，各村闻警，不管忙闲，红枪会员便迅速丢下手中的活路，拿起大刀、长矛，直奔集合地点前来支援，并听候红枪会首张学武、范金玉的命令。后来，袁桥以东的边临镇（今陵县）、以北的吴桥（今河北）等区、县人民也奋起长矛，群起响应。几年功夫，以袁桥为中心的红枪会，遍及鲁西北大地，燃起了一片扑不灭的反贪官污吏、抗御土匪恶霸、保卫家园的熊熊烈火。由于人多势众，精诚团结，打起仗来非常英勇，因此土匪、官兵无不闻风丧胆。
  1919年，林介钰（安徽省怀远人）来德县任县长，后因段祺瑞失败而下台。他原是皖系军中的一名“书办”，此人诡计多端，善于投机钻营，下台后又投靠了直、奉军阀，于1922年再次来德县当了县长。林介钰为了割据一方，保住官位，拥有自己的兵权，便借助地方土匪，拥匪自据，而土匪得以官府支持，可谓说求之不得，于是两者一拍即合，沆瀣一气，官匪不分。
  1924年秋，林介钰为对付红枪会，从恩县勾来了著名匪首张栋臣（山东省夏津县人），其部卒遍布夏津、恩县、德县、陵县、惠民一带。因张栋臣在山东名匪中排行第八，故称“八王爷”。张栋臣率部从恩县经王村店、杨胡店、打鱼李（今德州市德城区抬头寺乡），沿马颊河直奔与袁桥相邻的土桥（今陵县）而来，土桥红枪会闻讯，随即擂鼓聚众迎敌。张栋臣见人多势众，又有钢枪，未敢冒然进攻。随奉林介钰之命，转往德县城东二十多里处的牟庄（今袁桥乡）驻扎，与德县形成犄角之势。林介钰为张匪补充了枪支弹药，作为外援。
  张栋臣占据牟庄后，牟庄一带的红枪会，因土匪在此，不敢放松警惕，而张部也怕红枪会偷袭，严加戒备，并强迫人们为其站岗放哨。双方形成对峙局面。张部为衣食所需，便向附近村庄征敛钱粮，规定每亩地交一块银元，如迟交或少交者，便被这伙土匪逮去毒打或杀害。农民周××因指责他们的罪行，被土匪逮去，鞭打、火烧，将他的耳朵全部割掉，翻绑在树上，人们给他送饭吃，他手不能拿，只好用两个膝盖夹着吃，如此折磨了三天，最后匪徒们把他给活埋了。这还不算，这伙土匪还当众铡人，铡人时，不是一刀铡死，而是铡一半，留一半，使人在血泊中挣扎，匪徒在旁狂笑取乐，人们无不咬牙切齿，怒火中烧。
  1925年农历十月，时值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国民联军二军岳维俊部的宫富魁、郑恩成两个混合旅攻占德县，林介钰和奉军长官败逃黄河涯。林介钰不甘心丢掉他的德县县长的宝座，竟丧心病狂，不择手段地与土匪立约，请张栋臣协助作战，由奉军部给枪支弹药。为打退国民革命军，许诺匪徒进城后，可任意劫掠，奉军不加禁止。因此，土匪积极配合奉军进行反攻，结果国民革命军被击溃，林介钰官失而复得，并被提升为德临道尹。
  林介钰凭借土匪势力，既收复了德县，又提升为道尹，对土匪武装就更加依重。便又和盘踞在黄集、白集一带的“黑大个子”匪部勾结在一起，林介钰以军火物资供土匪，匪以金银奉献林介钰，作为报偿。匪徒在林介钰的支持下，势力愈来愈大，气焰十分嚣张，公然打起了“天下第一团”的旗号，声称“天下第一团，人人都该钱，只许爷不要，不许你不还”。因此，人们对林介钰更加恨之入骨。林介钰为掩盖他通匪的臭名，一面率部声称剿匪，一面用车拉着枪支弹药，到匪区放几枪，匪徒们假作败阵，林介钰让部下把枪支弹药给匪徒丢在预先约定的地方，然后返回。他们的这种官匪勾结、为害乡民的丑行，激起红枪会的极大义愤，红枪会决定寻机给予打击。
  1926年农历八月初四清晨，林介钰带一营兵从德县城来到袁桥，声言到白集剿匪，实为土匪运送军火，向人们要钱要粮。人们看透了林介钰的阴谋，拒不交纳。林介钰一怒之下，派兵把红枪会“佛堂”的大鼓砸毁，并捆绑了“二师兄”范金玉等五位会员，向红枪会进行挑衅。东王张屯的“大师兄”张学武闻讯后，立即擂鼓聚众，正在田里农忙的会员们闻声，纷纷拿起红缨枪、长矛前来支援，不到半天的时间，东起德平、北至桑园的红枪会员也蜂涌而来，向林介钰部发起进攻。起初，林介钰自恃有一个营装有步、机枪和迫击炮的军队，红枪会奈何不了他。战斗打响后，红枪会员个个不避枪林弹雨，奋勇冲杀，“大师兄”张学武手持铡刀，冲锋在前，先把林介钰的炮手拦腰劈为两段，百余名官兵被歼。林介钰和他的官兵们，见此情景个个都炸了毛，乱了阵角，开始溃退，林介钰也拼命突围逃跑，当跑至生金刘（今陵县）时，又被红枪会员围住，会员们奋力拼杀，官兵几乎全被歼灭，林介钰只好带着少数残兵夺路而逃，“二师兄”范金玉紧追不放，一直追到边临镇，终于捉住了林介钰。正当“二师兄”范金玉举刀处决林介钰时，该镇红枪会头目之一，土豪刘文元抱住范金玉，替林介钰求情。林介钰也磕头求饶，并表示只要留他一条命，决不敢再犯红枪会。范金玉心地善良，听信了林介钰的谎言，将林释放，并由刘文元派人护送林介钰回德县城。
  林介钰回到城里后，连夜向山东督办张宗昌告急，说德县以东的各县红枪会已经“造反”了，如不剿除，将后患无穷等等。张宗昌闻后，决定派兵进剿。林介钰先行回德，并立即将袁桥、边临镇一带的里、乡长和地方王张屯的刘希令、边临镇的刘文元、香坊赵的魏廷普、朱庄的刘万香等土豪劣绅传到德县城里，向他们宣布了张宗昌要剿除红枪会的命令，责令他们三天之内交出“大师兄”张学武的人头，否则就把这一带村庄夷平。本来这些人参加红枪会，都是为了利用会员身份保护他们的身家性命，现在见自家都不能保，自然便与林介钰一拍即合。他们经密谋策划，便利用刘希令的侄儿刘洪训与张学武的朋友关系，当夜率官兵到了王张屯，刘洪训叫开张学武的门，官兵乘张学武不备将其捉住，这位曾威震一方的袁桥红枪会首，还没弄清情由，就被砍下头来。刘洪训用袍子兜着张学武的人头，连夜赶到德县城里复命，得偿而回。林介钰为泄胸中之恨，给红枪会在精神以打击，将“大师兄”张学武的头颅悬挂于德县城门，示众半月之久。
  此时，山东督办张宗昌所派徐源泉旅部到达德县，贺文良旅部抵达平原。由贺旅从平原直袭陵县，徐旅由德县向东进攻，形成东西配合，全歼红枪会。农历九月二十日，徐旅部自德县向东进攻袁桥红枪会时，先将部队埋伏在四周，借用红枪会以鼓为令的习惯，出城不远，就冒充红枪会击鼓敲锣，红枪会员不知是计，闻声踊跃赶来，当会员们纷纷前往时，突然遭到官兵伏击，死伤惨重，四处奔逃。官兵乘机截杀，纵火烧房。声言：“出了东城门，杀到边临镇，不留袁桥村”。就这样，徐部从簸箕刘到边临镇，一路烧杀，仅袁桥这个只有四百口人的村庄，就被烧毁房屋480间，树木所剩无几，其情景惨不忍睹。
  红枪会的“二师兄”范金玉，为挽回局面，连夜赶到菜园、傅家庙、小苏庄、马庄（今均在陵县辖区）一带，组织红枪会，列阵以待。九月二十一日在马庄附近同贺旅部展开激战，红枪会员在范金玉的指挥下，高喊着“刀枪不入”的口号，奋勇向前，将贺文良部的马队追到蔺家（今陵县）附近。歼敌80余人。初获胜利，红枪会员们，士气更加高涨，决心打败贺部这些民族败类。贺部受此损失，便改变了战术，利用马队迂回冲击红枪会，诱使红枪会员东奔西挡，待会员们疲备不堪时，开始反扑，官兵逢人便杀，见房就烧。仅菜园一村就被官兵杀害了36人，村民赵凤贞，前额生一肉瘤，官兵说他是加入红枪会磕头磕的，便被扒心祭灵。他们用早已准备好的洋（煤）油和洋火（火柴），到一村烧一村，以致尸横遍野，数千人被杀，大火蔓延十余天。这次惨案，东西两线共有36个村庄5000多间房屋被烧，乡民死伤惨重，成为近代史上骇人听闻的血腥事件。
  至此，以保家防匪为宗旨的红枪会，在林介钰残酷镇压下，惨遭失败。1927年农历11月，在中共鲁北县委的领导下，红枪会再次组织起来，参加了陵县农民暴动，由于当时敌强我弱，加之采取先占城、后扩大，击鼓聚众的错误方式，缺乏有斗争经验的领导人，以致再次失败。
  地主无恶不作 贫民血泪成河
  陈剑霞
  在万恶的旧社会，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袁桥贫苦农民，血泪流成河，仇恨积成山。他们在地主豪绅的敲榨勒索下，不知有多少人被逼上绝路，含恨而死，也不知有多少户贫苦人家卖儿卖女，家破人亡。这些善良本分的穷苦百姓受尽地主的残酷剥削，却仍然过着逃荒要饭、牛马不如、比黄连还要苦的凄凉生活。他们年复一年忍受压迫，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各个村落都是一片哀鸿遍野的衰败景象，真是“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
  但是，许多地主恶霸却整日花天酒地，享用着穷人的血汗。他们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敲榨勒索，无恶不作。魏廷甫就是他们之中更为残酷的一个。
  香坊赵土豪魏廷甫，是袁桥乡有名的大地主，也是德州以东首户。他不但密谋杀害了威震一方的袁桥红枪会“大师兄”张学武，勾结林道尹血腥镇压红枪会，造成袁桥有史以来的大惨案，而且在剥削贫苦农民方面，也犯下了滔天大罪。
  魏家大小总共十多口人，仅在香坊赵的土地就有400亩。西到曹村区（今德城区宋官屯镇）的宋官屯、小申庄，德州城西五里庄（今德城区陈庄乡），东至王符庄（今陵县官道孙乡），南至地屋刘（今德城区袁桥乡），北至避雪店（今德城区赵虎乡），四外八乡都有魏廷甫的土地。据知情人士说，大地主魏廷甫在外乡的土地至少也有1000亩。魏廷甫的父亲死后，他继承了200亩的财产，到了他手里，不到一年功夫，用毒辣的手段霸占了1000多亩地，抢占了200多间房，骡马20多匹，大车、轿车4辆，雇长工20多人，拥有180多家佃户。
  魏廷甫剥削贫苦人民的主要手段是收取地租。租种他的棉田，每亩要交棉花40斤，租粮田每亩要交谷子3斗米，合老秤120斤。不管什么年景，有灾无灾，收多收少，哪怕是颗粒不归，地租一斤也不能少交。贫苦人民交不够租子，他就逼迫他们以土地、房宅抵租。1931年，贫苦农民魏克从，因地里收成不好，把一年的粮食全部拿出来交租，帐房先生算盘一响，还欠租六斗。魏克从苦苦哀求，才求得了魏廷甫“来年全部交齐”的一句话。结果第二年又因歉收没能交够，第三年新帐老帐一起算，连本带利，竟把魏克从河东4亩好地全部卷进了魏家的血盆大口里。贫苦农民魏胜利，因租子未能交足，被迫把三间房子连同宅基地，都给魏廷甫抵了租。就这样，几年间因交不起这利滚利的地租，把土地、宅基地一块滚进魏家的仅香坊赵就有10多户人家。
  魏廷甫残害贫苦农民的另一个手段，是雇工。魏家每年雇长工、短工都超过40人。此外，还雇着奶妈、做饭的等等。香坊赵的很多贫苦农民在他家扛长工、打短工，还有白帮忙的，吃得是猪狗食，出得是牛马力。而狼心狗肺的恶霸地主魏廷甫，却照旧是欺小凌弱，拿雇工不当人，使他们受尽摧残。长工在他家干活从不让吃好干粮，他在面子里掺上秕子蒙糠，做出的干粮拿不成块，雇工们只有用手捧着吃。当时人们说：“香坊赵的饼子用手捧，吃在嘴里难下咽，吃到肚里心里痛。”就这样的饭食，也不许长工们吃饱，还要一天耙六、七亩地，耙得不好还要挨骂。长工高小三，因身体瘦弱，耪地跟不上趟，晚上吃饭时刚端起饭碗就被夺了去，干了一天累活的高小三，连一口饭也没吃上就被打跑了。
  此外，魏廷甫还利用放高利贷的办法来剥削穷人。他家放的高利贷利息特别重，三年本利平。穷人借上他家的阎王债，就再也还不清了。驴打滚，利滚利，越滚越多，穷人们都说：“借上他家的债就像一条绳子系在脖子上，越勒越紧。”这样的结果，往往只好把房子和地都顶进去，使本来就困顿的日子雪上加霜。贫苦农民魏廷贵，因还不起债，被地主魏廷甫把仅有的三间房子逼了去，一家老小无处安身。
  魏廷甫敲骨吸髓，榨取劳动人民的血汗，积累了万贯家产，修起了香坊赵独一无二的魏家大院。为了保住狗命和家产，他买了三杆大枪，平常有两个专门护院的，天不黑就背着大枪在房上遛跶。一有情况魏廷甫就到德州官府借枪借人，一借就是几十杆，以此恫吓和镇压人民群众。他家喂有四只大黄狗，个头长得象牛犊。穷人走路都绕着他家门。有一年冬天，一个要饭的在他家门口路过，狗少爷见了，使唤出他家的恶狗咬人，尽管要饭的拿着打狗棍奋力挥打，但几条恶狗一起上来疯扑猛咬，一下子便将这个人扑倒在地，幸亏长工们闻听凄惨的叫声跑出来，打走了狗，要饭的才死里逃生，可浑身上下已经没有一点好地方，大腿上被狗扯去了好几块肉，鲜血直流。
  魏廷甫一家任意挥霍榨取的民脂民膏，过着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生活。大鱼大肉吃腻了，每天还要派专人为他到集镇上添置稀罕东西吃。据说，他家一顿饭就要花费几十块银元，连他家喂养的四只大黄狗，都比别人家的人吃得好，真是“富人一席筵，穷人半年粮”。
  1924年，魏廷甫的叔父魏胜文死了。四外八乡的人们都要为他家送席、送箔。搭棚四十间，雇有尼姑、道士、和尚三棚经，还有三十多个吹鼓手，大摆筵席三天，天天都有上百人坐席，宰猪二十多头，板材用得都是松柏木，上面精刻细雕，用三十二个人才能抬得动。仅出殡一项，魏家就花掉一顷多地，折算银元六千多块。按当时的市价折合粮食，可供500人吃一年。
  万恶的旧社会，封建地主过着荒淫无耻、醉生梦死的生活。不但魏廷甫是这样，所有的地主都是害人虫、吸血鬼、酒鬼和色鬼。牌子村地主赵洪甫，曾与几家地主争霸地盘吃官司，逃到山西军阀阎锡山部下混事。他到山西后又找了一个小老婆，生了3个女儿，其中一个叫赵桂芝，长大后领回了家。有一天，赵洪甫的过继儿子赵书训，派长工使小驴把赵桂芝送往桑园（今河北吴桥县），赵书训一同跟了去。路上，赵书训与之眉来眼去，拉拉扯扯。到了桑园，长工亲眼看见他们俩的举动不轨，并没敢言语。过了年，人们就见赵桂芝身怀有孕，不久产下一子，据说赵书训当时就把孩子拤死了，草草埋在院子里。地主“小五宅”多次奸污身边的丫环和一个叫祥云的侍女，地主赵书泉和他的儿媳通奸多年……地主阶级就是这样过着厚颜无耻、荒淫无度的生活，不知道残害了多少无辜女性的幸福、心灵和生命。
  牌子村过去有120来户人家，其中贫下中农57户，中农和富农50户，13户地主共有106口人，占有土地5970亩，每人平均56亩，占总面积的75％，而穷人57户，232口人，占有土地257亩，人均1.1亩，仅占全村总耕地的3％。全村贫下中农给地主扛长工的72人，打短工的208人，妇女给地主打里工的65人，仅牌子一个村，被逼迫妻离子散的就有4户9人，外逃无下落的2户5人，当童养媳的8人，要饭的10户46人，给地主当丫环、侍女的3人，男孩给地主当童工的6人。贫农齐春来一家，祖孙三代受尽了地主的折磨和残害。祖父给地主扛了一辈子活，死在了地主的皮鞭下；祖母因养不起一家老小，含泪带着小女儿改了嫁；父亲13岁就给地主扛活，接连扛了27年，后来同山东章丘县一个来要饭的穷女人结了婚，生下齐春来弟兄3个。因生活艰难只好以讨饭为生，饥寒交迫之下，大哥、三弟都饿死在他乡路旁。母亲生下齐春来的四弟不到一个月，因无力抚养卖给了井庄地主家。就这样，父母亲带着唯一的儿子齐春来到牌子村求生，父亲给地主“公子厚”家扛活，母亲给他家当女仆伺候人，不到10岁的齐春来给地主当童工。5年后的一个夏天，齐家租种地主的菜园被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砸光了，齐春来的父亲因此气恼烦闷得病身亡。第二年夏天，齐春来的母亲领着孙子外出要饭，饿死在避雪店（今德州德城区赵虎乡）以南的小路旁。就这样，齐春来一家被万恶的地主阶级残害得家破人亡。香坊赵村贫苦农民魏廷文一家，在1942大旱之年，因地里庄稼颗粒无收，一连几天揭不开锅，卖了仅有的几亩地，用小车推着铺盖，去到明光一路要饭逃难。魏荣训、魏兆祥在家没吃没喝，要饭要不着，借粮借不来，地主仍旧逼租逼债，只好闯关东谋生。
  旧社会在地主的残酷压迫和剥削下，象这样贫苦农民受尽欺凌、困顿至极到走投无路地步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当时民间流传着“吃秕子、喃蒙糠，推起小车下明光”的说法。这正是旧社会袁桥贫苦农民艰难生活的真实写照。
  侵华暴行遍地 抗日烽火四起
  陈剑霞 杜文祥
  1937年7月，日本鬼子继“九·一八”之后，又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9月，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第二集团军沿津浦铁路大举南犯，拟攻山东，锋指德州（即德县），国民党德县县长李树德及其眷属、随从等携细软随溃退大军南逃。自此，德县很快沦陷。
  1938年，日寇侵占了袁桥乡境地。然后，在袁桥乡曹家庵（当时属申家寺二区）建立了一个德县以东较大的鬼子据点，他们纠集了大批地痞流氓、汉奸，作为打手和帮凶，横行霸道，胡作非为。这样兵匪勾结，鱼肉乡里，不知有多少父老乡亲遭受无辜的毒打和枪杀，惨死在日寇的铁蹄下，不知有多少妇婴遭受无情的欺侮和凌辱，受尽折磨和非人的待遇，不知有多少乡民的财产横遭抢劫和破坏，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据史料记载，仅袁桥一个村惨死在日寇及其走狗屠刀下的就有袁德全、范书增、邱文俊、范宪玉、邱玉林等十几人，被打伤致终生残废的有邱书德、邱树林、范宪章的哥哥、袁庆华的祖父、范书材的哥哥等7人。曹家庵的刘福庆、刘金会、刘金海、刘满仓等8人被日寇、汉奸无辜杀戮。1938年1月至1942年8月驻德日伪军在黄河涯、许官屯、曹家庵、南大屯、桥口、簸箕刘、前小屯、任家桥、宋奇屯、留智庙、土桥、边临镇、仙人桥、董屠等地修建据点数十处。1938年4月至1945年8月，日军强征数千人扩建城东北飞机场，袁桥村的袁开芳被逼迫参与了飞机场的修建，终因不勘忍受日伪军的奴役和毒打，乘机逃脱了魔爪，并投奔了抗日武装，跟随大部队打洛口，攻潍县，战上海转战南北，屡建战功。
  抗战时期，德州成为侵华日军华北军南犯山东等地首先践踏的地区，更是侵略者极力争夺和控制的战略据点。日本侵略军所到之处，给中国人民制造的种种灾难是骇人听闻的。据不完全统计，仅袁桥乡被日伪军枪杀的共有500余人，打伤致残的有100余人，被抓、被奴役的有200余人。在此期间，日伪军为达其侵略扩张之目的，修筑大量军事设施，密布宪特网络，豢养大批鹰犬，然而，对袁桥乡人民乃至全中国人民实行残酷的军事镇压、政治压迫、经济掠夺、奴化教育等种种罪行罄竹难书而令人刻骨铭心。
  德州大地是历经革命战火灼烤的热土，在这片热土上，锻炼出无数光照千秋，浩气长存的中华优秀儿女，他们的事迹惊天地，泣鬼神。袁桥乡人民起初的反日斗争大都处于自发与自卫状态，缺乏组织与领导，虽然也给日寇及其帮凶以迎头打击，但终因势单力薄，不能造成灭敌的宏大气势。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方使德州人民真正看到了希望和曙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桥乡人民积极参加德县县大队、德县区队、德州武工队等人民抗日武装，前仆后继，不屈不挠，痛击日伪，反奸除霸，积极配合八路军主力部队作战，广泛发动群众抗日，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1938年冬，在德县义渡口（今属陵县）成立了德县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主要活动于德县二、六、七、八、九区和吴桥县北部、德平县西部地区。1942年底组建抗日德县第二区队，齐朝阳任队长。二区队初建时最大的难题是缺乏武器，此时，侦知牌子庄的林振海专向土匪出租武器祸害人民，遂决定夺取。一日夜间，副队长刘吉祥率队员10人潜入林宅，捉获举刀反抗的林妻，迫其交出手枪8支。归途中又击毙负隅顽抗的日伪特务赵文祥，缴获手枪1支。1943年春，二区队侦知5名伪军欲到白家桥集市抢劫民众财物，遂在公路两侧设伏，将其全部俘获，缴获步枪5支，自行车5辆。
  1943年秋，10名化装成民工的二区队队员，潜入城东北日军正在扩建中的飞机场。深夜，队员们解除了守机场的日军岗哨，发动民工协同行动，放火点燃日军贮存木材、军需给养和马骡草料的工棚。火借风势，迅速蔓延，日伪军大乱。队员们掷出几颗手榴弹，乘机撤离。大火直至拂晓方减弱。此次突袭，共烧毁日军工棚74间，木材等物资一批；被强征修建机场的民工则乘混乱之机大部逃出，延缓了日军扩建机场的工程进度。不久，二区队又连续夜袭曹家庵、前小屯、任家桥等日伪军据点，缴获长、短枪17支，军用物资一批。
  八年抗战，袁桥乡人民与德州军民在浴血奋战中，以各种形式反抗日伪的法西斯统治，创造了许多威震敌胆的抗日业绩。正如毛泽东主席所描绘那样，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创举、惊天动地的伟业”。据史料记载：八年抗战，德州军民消灭日军300余人、伪军600余人，缴获各类武器1000多件，同时，在这场战争中，德州军民亦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志士仁人惨死于敌人的屠刀下，为民族独立洒尽一腔热血。但是，抗日战争的胜利，亦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转折点，加速了中国人民解放的进程。
  日、月、年的由来在远古时代，人们不是从事农耕和放牧，而是依靠采集野生果实，捕捉禽兽来充饥。这种种劳动只在白天进行，到了夜晚只好回“营”休息，久而久之，这种明暗交替的自然现象，在人们头脑里便产生了“日”这个时间的基本单位。
  日落西山之后，人们在茫茫的夜晚自然会注意到那高挂在宇宙太空的点点繁星，尤其是明媚洁净的月亮。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月亮外貌不是始终如一的，它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大到圆，而后则从圆到缺乃至完全消失，这样往复循环，无穷无尽。于是人们就以圆圆的满月到下一次满月，或者从看不到月亮到下一次看不到月亮所经历的时期，叫做一个月，这就是“月”的由来。
  人类进入农耕社会后，在经年累月的生产实践中发现，寒来暑往的季节变化与播种和收获的时间大有关系。因播种和收获都有它本身的规律性，如播种造时，农作物当然就长势良好，就能得到比较好的收成，否则收获就会大减，甚至一无所获，因此，了解并掌握这暑往寒来的变化规律，就势在必行了。这样探索的结果就产生了更长的时间单位——年。
  捍卫胜利果实 矢志解放中华
  杜文祥
  1945年8月10日，日本帝国主义通电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请求战胜国受降，中国人民历尽八年的浴血奋战，终于看到了胜利的曙光。然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却不顾全国人民渴望休养生息的意愿，从抗日的大后方下山，扑向硝烟尚未散尽的大地。8月15日，日本作为战败国宣布无条件投降，侵占德州的日伪军理应向八路军缴械。但是，蒋介石为夺取抗战胜利果实，旋即进行了蒋日伪合流，实施了抢占包括德州在内的战略要地的计划。国民党军中将王继祥坐镇德州，任军事指挥，他们勾结伪军、汉奸、武装贯匪，频频袭扰解放区，残害抗日军民，杀戮抢劫，寻衅滋事。
  为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一场反独裁、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人民战争打响了……。袁桥乡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反蒋救国的斗争。广大群众积极支前参战，组织担架队，护送伤员，出动大批车辆，给子弟兵运送粮食、弹药和急需物品。与此同时，乡、村广大贫苦农民纷纷拿起枪，并组织起来进行围剿土匪，打击还乡团等抗敌斗争，进而，为德州的解放创造了坚实的后方。1946年6月4日，我渤海军区司令部在驻地土桥镇召集了有渤海军区及各分区首长、各参战部队指挥员以及德州城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参加的作战会议。会议决定，向盘踞在德州城的国民党反动武装发起最后的攻击。6月7日零时，德州战役全面打响，经五天五夜的激战，我军民共歼敌6000余人，国民党军中将王继祥被迫在投降书上签字，德州解放了。德州战役的胜利，拔掉了蒋伪合流大举向我解放区进犯的前进据点，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企图打通津浦铁路，扩大反革命内战的罪恶阴谋。德州的解放，把华东、晋南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从而揭开了华东、华北地区自卫战争的新的一幕。
  随着德州的解放，袁桥乡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得以翻身。渤海军区的领导及工作组的同志们深入到袁桥乡的各个村庄，组织和发动农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高潮，他们每到一村一户积极宣传党的政策，揭穿阶级敌人捏造的“听天由命、富贵在天”的陈词滥调，启发贫下中农的阶级觉悟。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各村贫下中农小组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开展了雇工增资、减租减息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党和政府为了总结土地改革的经验，于1945年9月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大纲”中明确规定：“在消灭封建剥削、半封建半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原则下，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这一决定极大地鼓舞了袁桥乡人民，在这期间，各村农民协会纷纷建立。同时，区里建立了联防大队，各乡也相继成立了民兵联防队、民兵模范班、妇救会、儿童团，以保卫土改的胜利果实。在热火朝天的土改运动中，袁桥乡广大贫下中农高举大刀长矛，敲锣打鼓，召开声势浩大的斗争会、诉苦会，斗地主、打恶霸。在乡农会的组织和领导下，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房屋、粮食、衣物及其他生产资料，农民真正当家做主了……。
  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荡涤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贫苦农民诉苦水，挖穷根，扬眉吐气。在万恶的旧社会被愚弄、被奴役、被迫害的劳苦大众，总认为穷人之所以穷就是命穷，生来就是吃糠咽菜、扛活打短工的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袁桥乡人民经过血与火的洗礼特别是在土地改革的大潮下，逐渐认识到，穷并不是命里注定，而是“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不推翻封建统治阶级，不打倒地主、恶霸，穷人永世不得好日子过。思想觉悟的逐步提高，换来了人民大众革命的行动。为解放全中国，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广大青壮年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军参战。在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热潮中，袁桥乡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和发动全乡人民，积极宣传共产党领导人民翻身得解放的道理，憧景解放全中国，穷苦人民当家做主人的幸福生活，传唱着“八路军来独立营，谁参加来谁光荣，骑着马披着红，你看光荣不光荣”歌谣，掀起了参军支前的高潮。此时，袁桥乡的党员、团员、民兵和青壮年干部带头报名；妻子送丈夫，父母送儿郎，彼此挑战，互相竞赛，呈现了男人参军参战，女人连夜做军鞋，壮年支前抬担架，老年赶车送军粮，个个争当模范的动人景象。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全乡第一次大参军就有500多人，出长期担架夫240多人，临时担架夫数千人；组织运输队30多辆大车，支前长达一年之久。前方打胜仗，后方支前忙，袁桥乡人民积极响应民主政府“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号召，努力发展生产，节衣缩食，开展了劳军、捐款、捐粮、制做军用被服、保障解放大军南下，据调查了解仅袁桥大队，当时就捐款600多元，制做军鞋、军衣不计其数。同时，全乡还积极开展了拥军优属活动，为烈军属代耕、代种、代收，推碾子拉磨，使前方亲人无后顾之忧，英勇杀敌，其中有很多人荣立过战功，有的则光荣负伤致残，仅袁桥乡包庄村当年就有十余名革命烈士，为祖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壮丽的青春。
  德州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被打倒的地主、土豪劣绅、汉奸恶霸，人还在心不死。他们内外勾结，网络国民党残余势力，暗地组织还乡团，企图颠覆新生的革命政权。“人民得到的权力，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27页）面对严峻的形势，袁桥人民在民主政府的领导下，与团匪展开英勇的斗争。各村民兵联防队、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进一步壮大和巩固，人们手持大刀长矛，日夜站岗放哨，形成了灭敌之灾的天罗地网。团匪头子孙长顺残害乡农民协会干部后，藏匿于境内杨庄，在清队中被政府逮捕镇压。暗杀乡妇救会主任和农会干部的张原明，1958年更名改姓混入了土桥窑厂，1970年被政府查获归案判处死刑。土匪头子赵书芳，本乡牌子村人，经常贩运枪枝弹药，与反动军阀互相勾结，残害贫民百姓，罪恶累累，解放后被政府镇压。在反奸除霸、平息反革命暴动中，袁桥乡人民与国民党残余势力，团匪帮伙开展了英勇的斗争，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了胜利果实，捍卫了新生的革命政权。
  三伏
  三伏包括初伏、中伏和末伏。三伏的日期是按节气的日期和干支的日期相配合来决定的。按照农历的规定，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干克纪日法中带“庚”的日子称庚日，如庚午、庚子等）为初伏，也有称为头伏；第四个庚日为中伏，有的也叫二伏；立秋后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有的称为三伏。由于末伏必须在秋后，所以不少地区有“秋后加一伏”的说法。
  从干支纪法中，庚日到下一个庚日之间相隔十天，所以从初伏到中伏的时间固定是十天。但由于有立秋之后的第一个庚日为末伏的规定，所以从中伏到末伏的时间就有十天和二十天两种情况。
  根据古书记载；三伏创始于春秋时代的秦德公二年（公元前676年），流传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六百多年的历史。三伏天恰在小暑和大暑之间，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此外，三伏与农业生产也有密切关系，自古以来就流传着看“头伏萝卜，二伏菜，末伏有雨种荞麦”等经验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