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张洪涛同志（我爱人）和我于1942年5月从延安来到山东。洪涛同志任中共济南工委书记，我被派到章历县（现在的历城区）西营区任区长。当时抗日斗争形势非常艰苦，到处是据点。西营区是个偏僻的山区，虽然也有据点，但是敌人鞭长莫及，正是我们建设根据地、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斗争的好地方。我来到西营以后，遵照上级指示，和地方上的同志们一起，首先领导西营人民铲除了伪政权，继而开展了减租减息，斗争了大地主王世友，贫雇农分得了田地，还开展了反封建迷信活动，审理了天主教堂的神父和大姑。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建起了民兵、青抗先、妇救会、儿童团，形成了抗日的根据地。我在西营区工作的三年中，接受市委下达的任务，为了开展济南城里的地下工作，我记得曾四次化装巧进济南城。
  第一次是1943年10月。目的是找到洪涛同志原来在新城兵工厂时的同事，以及他的亲戚、朋友，动员他们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再通过他们开展广泛的地下群众工作。为了便于工作，组织上通过地方上的关系，给我借了一个年龄、长相接近的农村妇女的“良民证”，（日寇统治时期，强发给居民的身份证，便于其控制中国人的活动。）我就照着“良民证”照片上的模样化装，穿上花衣服，蒙上头巾，扎上红腿带。但我是山西人，口音和山东人不一样，如果遇到卡子盘查，一说话就会露出破绽，这是一个大难题。送我进城的王广义同志出了个主意，让我一路不要说话，“良民证”由他带着。就这样，我骑着小毛驴，提着山货，装出新媳妇走亲戚的样子，每逢到卡子，都是王广义拿着“良民证”指着我，说：“她是个哑巴，不会说话。”并主动拿出山货送给他们吃，岗哨见到苹果、山楂，抢着拿，也就放松了检查，我们也就顺利的混过了盘查。
  我进城后的落脚点选在洪涛同志的干妈家。一是因为这个关系最近，不会出问题；二是干妈家住舜井街里的小王府。小王府街地形错综复杂，五股八杈，有四五个出口，好几个死胡同，三四个转圈，万一发生问题，也好逃脱。组织上都为我做了充分的考虑。张、洪两家过去是同院，往来亲近，洪老太太就是洪涛的干妈。洪振英自然就是洪涛的干妹子，她长得风流，家境也很好，嫁给了一个伪警长。我这一身南山打扮，是不能进她家门的。所以，我与王广义同志过了八里洼的卡子分手后，就迅速打扮成普通的城市妇女，雇了一辆人力车，买了一点孝敬干妈的礼物，直奔小王府街干妈家去了。到了洪家，我向干妈和妹妹诉说了与洪涛在西安如何相识、结婚，这次是专程来看望干妈的。但从她们的表情来看，将信将疑，又惊奇又紧张。洪振英的丈夫回到家，更是以异常的目光打量我，露出一副警惕的神情。晚上我和干妈睡在一起。干妈说；“你别胡弄我们了，洪涛本是共产党，你还能不是八路军？”我只得把我们在南山做抗日工作的情况告诉她，也乘机向她介绍了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情况，做些宣传工作。同时也向她讲明利害关系，对我的来意要保守秘密。第二天，干妈把我送到了北园边庄，找到了洪涛的表哥赵洪生。赵是一个贫民，靠贩卖青菜为生。他帮我从黄河北接来了洪涛的妈妈。我们婆媳俩，住在边庄，就开始做地下群众工作。这次，我在边庄待了一个多月，走访赵庄、洛口等十多个村子，联系上了洪涛的工友赵洪滨、赵尔柱，进步工人魏福成，农民刘连生、吴春生，学生王禹惠、王禹录，搬运工人刘鸿烈等十几人。交了好多朋友，打开了在齐南北关、北郊开展工作的路子。
  第二次进城，是1944年4月。目的：一是为向济南打入干部选择落脚点；二是了解北关、北郊群众工作开展情况。我因为有了边庄的“良民证”，便扮成一个近郊贫穷妇女，穿一件普通旗袍，一个小篮，带了点核桃、鸡蛋，而且把大的好的放在上面，以吸引伪军的馋嘴，减少盘查的麻烦。走到卡子跟前，伪军看我“良民证”是边庄的，问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说：“到姐姐家侍侯月子”，并主动拿出吃的给他们，伪军看到了吃的，顺手就拿，也就放我进了城。我顺利地找到了表哥赵洪生，也顺利的找到了上次进城时交上的朋友。听他们介绍，半年来的工作进展很快，很活跃。刘家桥、新城、苇闸、赵庄等几个村已有较好的群众工作基础，赵洪滨还在水上警务段发展了伪警分队长、和一个掩护过我方运输枪枝弹药和干部过境的伪警察。刘家桥的刘鸿烈，聪明能干，会烧菜、会针炙，周围群众常找他看病和帮着料理红白事，很有群众威信，再加上他既卖菜又搞搬运，接触的人多、流动性又大，掩护几个干部没有困难。苇闸王禹惠，思想进步，在工人刘洪滨、刘鸿烈帮助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工作，和她的家人一起联络了同学石金星、王禹录，进步青年王玉清、王禹臣等十多人，经常在一起，以种菜、卖菜为掩护，谈论抗日救国的爱国抱负。我向上级如实汇报了北郊的工作活动情况，为工委派郑修范同志打入刘家桥，进一步开展抗日工作，创造了条件。
  第三次是1944年秋。任务是争取干妈的女儿，做她那个伪警长丈夫的工作，为我军驱逐日寇做些内应工作。
  我化装混进城后，到了干妈家。干妈和振英一见我，立时精神紧张起来。我也予感到情况的不妙。干妈神情紧张声音颤抖的说：“上次，振英的男人就怀疑你了，他盘问了振英很长时间，这次可能要出麻烦！”正说话间，听到振英的男人和几个伪警进家的声音，干妈赶紧把我藏进里屋，振英装出笑脸迎到门口，并撒娇，要文夫陪她去看戏。伪警长经不起她的软磨，只好领她去了戏院。我看到这种情景，觉得绝不能给干妈她们带来麻烦，赶紧离开了干妈家。到边庄，三天后才回到西营。
  最后一次是1945年6月，任务是传达鲁中区党委城工部的指示，通知济南工委副书记蒋方字同志立即由济南市内撤出。当时，蒋方宇同志住在五里牌坊汤秦的家里，因为种种原因，他的工作无法开展起来，他的安全影响到整个组织的安全，因此组织上决定由我去完成这项任务，而且要当天返回。可见这项任务的紧张与严肃。
  当时我生过小孩不久，身体尚未恢复，虽已是初夏，我还不能脱掉棉衣。这次任务紧急，我身为共产党员，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象前几次一样，化好了装，天不亮，骑上毛驴就上路了，凭着老经验顺利通过了大涧沟、八里洼等卡子，到了五里牌坊汤秦的家，向蒋方宇同志转达了上级指示，连碗水也没有喝，急忙离开了汤秦家。我回到西营时，已是过半夜了。中午，看到蒋方宇同志安全的回到了工委驻地，我心情感到分外的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