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的锨把子工生活
  张玉昆
  1936年春，经人介绍我到利达公司干里工，具体任务就是为顾客过斗量炭，谓之锨把子工，前后干了六年。时光虽然过去近五十个年头，但细细回想，许多往事犹如眼前。
  利达公司煤矿当地人叫大星地炭井，经理是綦智民。该公司于1934年兴办，至1936年正式投产，日出百吨。因销路不畅，炭堆高积如山。
  当时，我们12名锨把子工轮流执班，每天顾客寥寥，工作比较轻松。七·七事变以后，由于战乱交通不便，淄博、枣庄等矿煤炭一时不能畅运，省城济南等地的用煤全靠章丘几处煤矿供应，因此，利达公司顿时走俏，销量大开，业务之繁，日不暇给。每日，时过子夜，公司门口就排满了顾客，挨号“打票”。天破晓，公司门一开，大车小辆就流水般的涌进，真可谓毂击肩摩，联袂成荫。营业开始，人声鼎沸，穿行如梭。
  彼时卖炭，不以斤计，而用斗量。斗系木制，底大口小，每个侧面成梯形，两侧各横安一木柄，过斗时供顾客抬架。每斗容量为120斤，定价2角8分（准备钞），后减价为2角4分。斗分大、中、小三种，容120斤的为大斗即1整斗，容60斤的为中斗即半斗，容30斤的为小斗也叫“1角子。满10斗为1石（读dàn），10石、100石………依次类推。
  过斗开始，顾客按号将票证一联交给检票人，一联自存。检票人坐在约8米高的炭堆之上，高唱：第×号！××人！×石×斗……，到×处量斗！被叫顾客应声到指定处，将票证交给锨把工，号数、姓名、数量核对无误，即开始过斗。两个锨把工为一架，负责一处，整个炭场共6架。
  公司规定：3斗以内者可不“唱斗”，量完向检票人报告一声某号某人多少斗量完即可。4斗以上者必须一斗一唱地报数，比如某人买了5斗，量数时是这样的：两人你一锨我一锨边量边唱，一人先唱“一斗一的唉哎嗨哟！”两人合唱“一唉哎嗨哟，咿呼哎嗨哎嗨哟！”声停锨住斗满，顾客两人架起炭斗便走。到一定地点倒下炭回来时，第二斗已“唱”满，两只斗交替进行，到量完为止。每过一斗唱腔不变，只换计斗的数字，如量第二斗时唱二，量第三斗时唱三……，最后一斗将数字再改成一个“完”字。这时检票人便按号往下排。
  每天从早到晚，整个矿场唱斗声此起彼落，循环往复，幽雅悦耳，既有民歌矿号之风韵，又有里曲乡音之乐趣。一天下来，口干舌噪嗓哑，腿疼腰酸胳膊麻。这样拼着干一天，只挣七、八毛钱，可买10斤高粱，使三、五口之家不致饿肚。
  全矿十几个人的锨把子工，我是个头头。大伙都是穷汉出身，为混碗饭吃才来到一块，亲如兄弟。在劳动中，大家团结一致，互相帮助。几年中，我们利用自己手中的方便，为许多穷苦人帮了不少忙。比如，公司规定，用斗量炭时，不准顾客用手招捂或按，因为这样斗中的炭结实了，盛的就多。我们在工作中是这样执行的，凡用大车或汽车运煤的顾客，我们是坚决遵守公司规定，量斗时不准架斗的靠近，事实上许多顾客也不愿靠近，因为他们大都是财主家的长工或是资本家的佣人。对那些车推、驴驮、肩担的农民，买个三斗两斗的，我们不但让他们招斗、捂斗，还允许从煤中挑出煤矸石，俗说“招一招多一筲，捂一捂一百五”（不招不捂每斗为120斤，一招一捂，每斗可达到150斤，“一百五”即150斤）。因此受到很多贫穷人的热爱。
  我们这样做不是损害了资方利益吗？诚然如此，但当资方人员发现时，我们就说“老远的来买点炭不容易呀！”他们点点头不说什么，就是资东兼经理的綦智民见了也不反对。
  1942年，利达公司关门停业，我们这伙锨把子就分手各奔前程了。
  （明兆乙）
  童工生活片断
  靳化兴 口述
  1936年，我十一岁。父亲叫我到山老坡崖煤矿下窑当水夫，干一班挣两毛钱。后来，经理魏子龙指名要我给他放羊，共三只，都是奶羊。放一天也是挣两毛钱。我认为在地面上放羊比在井下当“小龙王”安全，就答应了。从此，我对魏经理接触的多了，因而对他的了解也就比较清楚些。
  魏子龙身高体胖，方脸大口厚嘴唇。他在弟中排行老四，人们都称他四爷，背后叫他魏老四。我给他当羊倌，天天和他打交道。我唤他四爷，他叫我小“模”子。前后共干了两年，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生活怪有意思。
  我家是东王黑村，离山老坡崖二里多地。每天早上，拿着干粮，跑到小羊栏边，牵出三只肥胖的奶羊，在煤矿周围的地头、堰边、山坡、河滩牧放。当它们吃得带劲的时侯，我就把牵绳往羊角上一绾，自己在一旁玩耍。春天，折柳枝拧哨子；夏天捉蚂蚱逮乖子；秋天采野花摘酸枣等，玩得很痛快。如果羊钻进庄稼地，我便用石块把它们赶到草地上去。因为羊吃了庄稼，不但主人看见不让，而且告到魏经理那里，我还要受责罚的。
  傍晚，矿上的汽笛一响，我把羊轰进羊栏就下班回家了。
  第二天早上，我便拿着奶筒开始挤奶，平均每只羊挤2斤，供魏经理享用。
  魏经理喜欢养花、种植蔬菜。有时他叫我把羊拴在草地上，让其自由吃觅，要我给他浇花、捉虫，到菜地里拔草。他种的西红柿很好，又大又红，可惜那时我不知道它的营养价值，不敢进口。
  我记得魏经理身边有4个人为他服务，曹绍禹是他的私人厨师；埠西村的郭月为他跑腿打杂；月宫村有个叫娃子的，专门给他烧澡塘，伺侯他洗澡；我给他放羊挤奶。那时，我们常在一块，背着魏经理对他说三道四。比如某某人今天被魏四批评了，某某被魏四用脚踢了等等，当然也提到他的一些长处。一个叫周华文的锅炉工，工作认真，干的很好。一次魏经理到锅炉房检查，因不了解实际情况，错误地批评了周华文，周不服，与他顶撞起来。魏经理认为周华文顶撞的有理，不但没有怪罪，而且当面承认错误，还给他加了工钱。
  魏经理有个儿子，是个瘫疤，年龄和我差不多，他出门坐轮椅，我俩经常在一块看小火车装煤。有一回，小火车刚进矿，我也正放羊回来，小“瘫疤”移动着轮椅，高声叫着我的名子和他一起看装车。
  火车进矿后，停在一个高台下面，装着炭的罐笼从台上自动一翻，煤炭便装进车箱。我们正看得高兴的时候，小“瘫疤”的轮椅歪斜了，我用力一扶，想帮他把轮椅正一正。不料事与愿违，轮椅顺着斜坡滚到了台下，我害怕了，连蹦带跳的奔过去把他扶起来。我想这回糟了，还不知魏经理怎样整治我呢？一会儿，他走过来，问是咋会事，我抢着把经过说了一遍，他拍去儿子身上的土，说不要紧，以后你们要好好地玩。我这才把悬着的心放下来。
  我村有个叫“于哑吧”的小矿工，年龄和魏经理的儿子不差上下，长相个头也一模一样，活象一对孪生兄弟，魏经理十分喜欢他，要认他为义儿，和他的儿子拜把。于哑吧说什么也不干，他说魏是阔佬，他是穷孩子，不配。魏经理说这不要紧，穷人富人都是人。知情的人都劝于及其父母，要应下这桩美事，而于呢？人小志大，毅然拒绝了。
  两年后，我力气大了，就再去下窑扛炭，为的是比放羊多挣一毛钱。在离开魏子龙时，他怀有感情地对我说，在井下干活，要时时留心，处处注意。还要我有时间常到他那里玩玩。总之，魏子龙经理给我的印象是比较好的。
  （明兆乙）
  矿工生活回忆
  张振水 口述
  1930年，我13岁。因家贫，父亲托人送我去天尊院煤矿当童工。具体工作就是在井下戽水，名叫水夫。干这活儿，天天泡在又黑又脏的矿水里，一站就是12个钟头。手、脚被水泡得黄肿虚胖。一不小心被石块或碴砾划破肉皮，用脏布条一包依旧站在水里，伤口蝎蛰般的疼痛。即使发了炎也不准歇工。大小把头们象虎狼一般，发现矿工稍有怠慢，非打即骂，大家过着地狱一样的生活。十七岁那年，矿上设立了书棚，说什么叫职工娱乐。有个名叫段明玉的艺人，评书说的很好。他的鼓板一响，书棚里就会坐满了听众（绝大多数是下班后的矿工）。段明玉嗓音宏亮，口齿清楚，表演细腻动人。书中人物，各种各样，他说谁象谁。有时威风凛凛哈哈大笑，英气逼人；有时忸忸怩怩，莺声燕语，勾人魂魄。他的书棚常常是坐无虚席场场暴满。当时我简直听得入了迷，成了段明玉书场上的常客。
  段明玉最拿手的评书是《三侠剑》和《剑侠图》。我常常被书中那些“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好汉和“见义勇为杀富济贫”的英雄行为所打动。每每离开书场回到工棚，辗转反侧，难以入梦。心想：自己若有好汉们那两下子，远走高飞，闯荡江湖，出入绿林，何必在这里当炭鬼子，受窝囊气。转念又想：这行侠仗义的豪杰岂是容易当的？自己也嘲笑起自己来。但又细思：剑客侠士高不可攀，当个说书人还是有希望的。面对听众，借好汉之口，对那些贪官贼子恶霸强盗痛骂一番也是好的。我于是由羡慕抑强扶弱的剑侠武士到立志说评书歌颂英雄豪杰。
  段明玉是个心柔口快的重义之人，我天天听书，时间久了，自然有几分交情。我有时交不出听书费，他照样热情地叫我进书棚，我很受感动。
  一次，我特意找他，直言不讳地表白自己的心愿。他见我有求艺之心，又言词恳切，爽快地提〓免费收我为徒。就这样我正式拜段为师，每天下班后就跟投老师学评书。开始困难很大，个人从小没进过书房门，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口袋，学书只能一句句曰传心记。又加工作劳累，实在有些吃不消。尽管如此，我还是坚持了下来，刻苦学艺。一年后，段老师说我很有成绩。我受到了鼓励，就把平时口里不吃肚里省的几个钱用来买了《剑侠图》、《三侠五义》、《七侠五义》、《东汉演义》、《隋唐演义》、《包龙图》、《梁红玉》、《粉装楼》等评书话本。此时，我已能说些小段了，但没有出场。
  在天尊院期间，还有一件事使我至今难忘：
  1932年春天，矿上发生了一次罢工运动。其原因是资方和工头对工人的剥削压榨，市场物价暴涨，矿工要求提高工资，改善生活，而资方代理人许子泉、吴建飞不但不答应，反而诬矿工的合理要求为闹事，并以开除相威胁。于是激起了矿工的愤怒。经过短时间的酝酿，以矿工孙成宗、张鸿德、李子明、唐兴盛为主，成立了德记炭矿工会，推选孙成宗为工会主席，张鸿德、李子明为副主席。会员发展到二百多人。凡入会者，均发入会“证明书”。约在这年的清明节之前，工会召开了500多人参加的“罢工动员大会”。提出的口号是“提高工资，改善生活”。与会人员精神饱满，气势雄壮。人人手持彩旗，口号声此起彼伏，惊天动地。有的工人愤怒地喊出：“日本侵略者滚出去！”“打倒日本走狗！”罢工坚持了半个多月，迫使矿老板丁仲安（即丁栋臣人称丁二爷）答应了工人代表提出的条件和要求，平均给每个矿工每班增加工资一角。
  1936年，我参加了马耀南的三十六中队，便离开了天尊院煤矿。
  （明兆乙）
  苦难的刷锅炉工
  明贵保 口述 明宗斌 执笔
  我名叫明贵保，今年五十八岁。是埠村镇苏家滩村人，现已退休，仍在济南原厂继续工作。
  我童年时期，家里很穷。父亲过早去世，撇下母亲、哥哥和我，孤儿寡母，少地无土，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因生活所迫，哥哥十三岁就跟人去秦皇岛学徒打铁，一年挣不了几个钱。为了吃饭，母亲拖着虚弱的身子，给人家缝洗衣服。在我十三岁那年，离村只有一里多路的一家煤矿，名叫新铸公司（即现在埠村煤矿的西风井）派人来我村招童工。说什么活儿不累，待遇满好，只适合小孩干。具体任务就是用小锤子敲打锅炉帮上的水锈，象闹着玩似的。那时全村象我这么大的孩子，大多数都在上学，即使念不起书只要有口吃的谁也不愿把孩子送到炭井上去。我没和母亲商量就报了名。母亲知道后开始不同意，经我好说歹说，老人家抹着眼泪答应了。
  我跟着招人的包工头（名字记不起了）来到煤矿公司，听工人们一介绍，才知道我干的工作叫刷炉工。所谓刷炉工就是给烧水制造蒸汽的锅炉清除水垢。那时煤矿开采都是用蒸汽机带动，水蒸汽靠锅炉供给，因此，锅炉功能发挥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煤炭的生产效率。
  当我第一次走进锅炉房时，那熊熊的炉火，腾腾的热浪，窒得我喘不过气来。炉工们光着膀子，穿着裤衩，挥汗如雨地工作着。包工头将我领到一锅炉前，说这口锅炉已熄火，现在可以进去干活了。接着把早已准备好的一套工具（一把小锤、一只钢钎、一盏小油灯）递给我，交待了一下干法，就立刻叫我钻进锅炉工作。我闭了闭眼，点着油灯，张目一看，周围都是犬牙般乳白色的硬水锈。正在这时，包工头站在锅炉口前嘱咐我把灯捻捻小一些，能看见干活就行，省下来的油归个人。由于我初次进锅炉，受不了那个闷热，不一会儿又钻了出来。我对工头说，里边太热了，能不能再凉一点？工头不高兴地说，这就是凉透了的锅炉，还有更热的呢？他叫我想想，干不了就趁早回去。
  一位炉工师傅见工头走了，小声对我说，刷锅炉可不是个好活呀！整个炉房并排着九口锅炉，轮流使用。当一口锅炉水锈多了影响容水量时，工头就将开关、阀门打开，把热水放掉，再用冷水冲几遍，降降温，稍变凉，就招廉价的小童工进炉刷洗。一个热量超百度的大铁锅炉，仅靠冷水冲冲是不能够一下子变凉的。再说两边的锅炉仍在燃烧，热浪仍在翻滚，光这些就烤的人受不了，何况再钻进狭窄憋闷而余热未消的炉膛里。老师傅看着我，关心地嘱咐道，在锅炉里憋着气，猛干一阵，就赶快出来透透风。
  我遵照工人师傅的指点，又钻进蒸笼似的锅炉水仓里，把油灯挂好，箍蜷着身子一锤一锤敲了起来。遇到厚的水垢时，就用钢钎一点点地剔去。约一刻钟的时间，我身上的短褂和裤衩被汗浸的象水里捞的一样，湿闷的热气迫得我直喘。我想到工人师傅的话，立刻钻出来，虽是在炉房，也感到十分清爽。
  在这铁板壁缝里干活，一不小心，就会被四周乱碴石似的水垢磕破或烙伤。一口锅炉刷完了，包工头就来检查验收。只要他挑不出毛病就算合格了。他一旦说不行就得立即返工，台格后，工头就发给粮食（工资）和平时节省下的油。洗刷一口锅炉，多少粮食多少油，公司是有一定标准的，可是发到每个小刷炉工手里的却是少得可怜。记的我第一次领的是高粱，每天合二斤多点。一个月仅我自己就节约了四斤油（花生油），而分给我的还不到半斤。由此可知工头克扣、榨取情况之一斑。
  我把第一次自己用血汉换来的50斤红高粱和半斤花生油交给母亲的时侯，不知她老人家是欢喜还是辛酸，竟把我搂在怀里失声痛哭起来。就这样干了一年，恶劣的环境使我浑身长起了疙瘩，开始在胸膛，后来蔓延到脖子、肚子上、胳膊上，个个大如碗底，疼痛难忍。经大夫一看，说是热毒。这可把母亲疼坏了，她叨念着千悔万恨不该让我小小年纪去干这种人人不愿干的刷炉工。
  经过二年的治疗，我身上的热毒才逐渐消失，至今疮疤犹在。以上是我少年时代的一段生活经历，现在讲出来，不知今天的少年朋友有何感想。
  “窑化子”生活回忆
  靳化仙 口述
  人到“花甲”，耳聋眼瞎。可我今年九十岁了，依然耳聪目明。这不能不说是新社会给我带来的幸福。但是对自己在旧社会那段所谓“窑化子”生活。至今难忘。回想起来，犹如昨日。
  1930年，我到山老坡崖煤矿（先是天源公司后改为协大公司）去下窑，具体工作是在井下装车。我们这个班共有200来人，都是当地人，包工柜头是靳化涛和靳化义。下井后，有的当“撅头”（掘进工），有的当“筐头”（用条筐拖运），有的当水夫（排水），有的装车，有的拥车。井下有房檐高的“大巷道”，地面铺有轻便铁轨，供来回运输大巷两侧，是一条条齐齐整整的坑道，约一人多高。筐头们运煤时不需要扒着身子拉，而是直着腰用公司特制的口袋扛。从迎头（炭坑）扛到大巷，直接倒进铁罐。有时因铁罐少，扛炭的多，就倒在地上。拥车的来了，装车工用大筒锨将炭装入铁罐。
  装车工共两人，我是其中之一。一摸起锨把就是一班（24小时），一锨炭约20余斤。就这样一锨一锨摇个不停。
  当时井下规定，每一班撅头工掏多少炭，筐头工必须扛多少炭，筐头工扛出的炭，必须全部提升到井上面。因此，装车的、拥车的忙忙碌碌，汗流浃背，不敢稍闲。
  与“锨头”打交道同样是苦汉子差使，每除一锨，前腿弓，后腿登，两臂用力，双手使劲。每干3小时左右，小肚子就瘪了，肠子也响了。这时就顺手从干粮包里摸出窝窝或煎饼没冷没热地啃几口，充充饥继续干。
  这样干一班，只挣四吊铜元，相当半斗谷（25斤）钱。我在这里断断续续干了一年，就上长顺地煤井当水夫云了。
  长顺地位在埠村镇和月宫村之间，东家是李家坡和靳尔芹（字湘浦）。我们这个水夫班共有50多人，水夫头是靳兆瑞。
  水夫的任务是在井下排水。那时掘进工采煤用的工具是一种状似锥形的尖头撅，俗叫小撅子。煤层高的就站着刨，稍矮的就坐着刨，再矮的就只能躺着刨了，刨煤的地方叫迎头也叫炭窝，这里一旦有了水，需立即排除。如果水大，就要停产，水小或者一般，那就要边排水边生产。我所在的长顺地井，其底面形状从“迎头”到井的下口呈上斜形，象一个又高又陡的崖头，实际上是地下山。“迎头”在下，井下口在上。迎头有了水，必须排到井下口特设的蓄水池里，俗称“养井子”，然后再用水罐提到井上面。按照自然规律，水是往低处流的。而我们的排水则是从低处引到高处，这在当时汲水设备不发达的情况下，是很困难的。唯一的办法是靠人力，从“迎头”到“养井子”，每隔3至5尺的距离，便用“矸子泥”（一种黄褐色的粘土）沿着路面岩石垒上一个半圆形的小水池。从“迎头”望去，好象拾级而上的一个个燕子窝。每一个“燕子窝”占有一名水夫（资本家为了省钱，水夫多用廉价的童工），每名水夫有一个戽水用的柳罐头，状似柳条帽。这样将炭窝里的水由第一人戽给第二人，第二人戽给第三人，依次到最后把水排到养井子里。人数多少，根据距离远近而定。我开始当水夫的时候，是20人，后增到50人。“迎头”每进三、五尺，就要增设一个“燕了窝”，多一个“燕子窝”就要添一名水夫。
  每当下井，水夫头必须认真点好人数，少一个也不行。记得有一次，有两人没到，水夫头便用两倍的工钱从正在坡里干活的农民中临时雇来补齐，才上了班。
  当水夫很苦，下了井，站在“燕子窝”里，一干就是24个钟头，浑身上下不见于，活象一个个“落汤鸡”。好歹熬下一班来，水夫头从帐房里领出工钱，再逐个发给我们。那时是干一班挣一班的钱，一班一发。愿意干就来，不愿干和水夫头说一声就散，比较自由。
  说实在的，旧社会，老百姓不到万不得一是不去下炭井的。后来家中生活能维持一般了，我就结束了令人提心吊胆生命朝不保夕的“窑化子”生活。
  （明兆乙）
  旧章丘的煤炭工
  叶本正 口述 明兆乙 记录
  章丘中南部地区，地下储有丰富的煤炭。很早的时候，当地人就用土法开采，以供炊煮和取暖。
  开采煤炭，需要一定的劳力，这就给少地无土生活困难的农民拓出一条谋生之路，于是产生了章丘煤炭工人。中华民国初期，由于外地矿商的大量投资，开始了机器采煤，煤炭工人愈来愈多，成了一只庞大的队伍。就本人的亲历、亲见、亲闻，说说旧章丘的煤炭工。
  只要糊住嘴 不当掏炭鬼
  我叫叶本正，今年七十三岁。十一岁的时侯，父亲病故，母亲拉扯着我们兄弟、姐妹四个不成人的孩子，含辛茹苦一跌一爬地在困境中挣扎。不久，哥哥又得了重病，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船破又遇顶头风”。在那世态炎凉人情浇薄的旧社会，象我们这样的人家有谁能看得起？又有谁来怜恤？没办法，我只好跟着人家去下窑。
  开始，是在月宫村北长顺地一家小煤井下窑。该井是用木制滑车提升，自然通风，条件极差。第一次下井，当半份（小工头）的告诉我：下井时，先在井口一旁站好，眼睛盯着井绳，不要往井下看，免得眼晕。系好揽绳（保险绳），两脚先后站进白兰条编制的圆筐里，动作要迅速利落。滑车启动时，左手紧握井绳，右手拿着小木棒，当盛着人的圆筐在井筒中悠荡时，用木棒一撑，悬着的圆筐就会垂荡在井筒中央，不致触壁伤人，一筐只能站三个。一班人到齐后，大头子（把头）便分配任务，镢头工进多少尺；筐头工拉上山多少遭，拉下山多少趟，拉平巷多少筐；架子工打多少木柱使几棚架子等等，分配完毕，即由“半份”们率领进炭洞干活。我在筐头班，具体任务就是把撅头工刨下的炭，用长方形的条筐拉到井下口。条筐也叫拖筐，筐底置有梯形木架，木架底面镶有铁条，两头微翘，拖动时，铁条接触岩石，减少摩擦加强滑动，拉起来省力。拖筐的一头拴有三叉绳袢，拖运时，将三叉袢套在肩上，四肢着地，一步步爬行。若遇上山，从高处往低处拉，省力省时；要是下山，由低而高，就象“乌龟”爬山一样，脚登、手攀、膀拽，累得腿疼腰酸。
  在炭洞里，爬出爬进，一干就是24个钟头，看不到阳光和蓝天，望不见星星和月亮，唯一照明的是每人手中端着的那盏昏惨惨半明不灭的豆油灯，你来我往，灯影婆娑，象鬼火在晃动，似流萤在曼舞，好一幅冥曹地府情景。大伙常说，咱们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活。
  肚子饿了，大伙就凑在一块，啃冷干粮喝凉水，胡乱填饱肚肠，蜷蜷腿，吸袋烟，又回“岗位”，各司其职了。
  好容易熬到“钟点”，钻出窑洞，上得井面来，阳光、蓝天、山林。大地多么可爱。这时每个窑工都会在心中暗祷：窑神爷保佑，我又安全地回家了。
  上窑之后，个个都象从炭里扒出来的一样，除了眼角和牙齿发白之外，浑身上下都是黑的，难怪人们叫下窑的人是“煤黑子”，“炭鬼子”，“窑化子”。规模较大的炭井，还有个洗澡池，大家净身，换换衣裳。一般的小井，大都是在一间土屋或茅棚里，用大铁锅烧点水，倒在一个小池里，胡乱洗洗就算了。就这样带着满身的黑煤末走出井场。路上行人，街头父老，见了我们，有的侧目而视，有的小声议论“这些‘掏炭鬼可真不容易呀”！“更有那爱说俏皮话的嫩妇少男则说什么，“这些地老鼠又来了”。我们听了，心里就象倒了五味瓶子，酸甜苦辣咸，不知是个啥味。由此，人们得出这么两句话：“只要糊住嘴，不当掏炭鬼”。意思是只要有口饭吃，就不要下窑当挖煤工。
  井上是伙友 窑下是寇仇
  旧社会，人们称煤矿为“小人”山场，说什么“干了煤炭行（读háu9），忘了爹和娘”。总之，旧煤矿无“仁义”可言。对此，我有切身体会。1929年，我第一次下窑当筐头，井下规矩不懂。我拉着拖筐跟在别人后面，到了炭坑，将撅头工掏下的煤，用手扒满拖筐就走，谁也不管谁。我想，自己再不能挨号等待了，于是也挤入人群抢着扒炭。结果，别人都拉够遭数了，我还差两筐。完成任务者有的坐着抽烟，有的躺在坑道旁休息。半份告诉我赶快拉，别耽误了上窑。我只好连滚带爬拼命“赶遭”。心越急，手脚越不听使唤，我拉着拖筐，边爬边抹泪。当拉完最后一筐的时侯，大多数人已经上窑了。
  在井下干活，不管是镢头工、筐头工还是架子工、其他工，他们是毫厘必争，锱铢必较，常为一丁点的事情吵的面红耳赤，有时甚至打起架来。记得有一次，筐头工赵××，在拉最后一遭的时侯，实在有些疲劳，又是个下山，便没有到炭窝去拉，从半路黑暗处“柱脚”上抠了一筐，恰好被“半份”碰上，二话没说，按住就打，并高声骂着，×你娘的，叫你偷懒！叫你偷“壁”子（壁子也叫柱脚，按规定柱脚是不准动的）！赵一听打他的正是他的外甥，就大声说：“我是你舅，别打了！”半份说，窑下六亲不认，上窑后再认舅吧！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记的清清楚楚。在一个冬天的夜里，大伙提着灯到工头那里领豆油。有人提出油分的不够数，由此引起了一场大吵大闹，有的不干回了家，有的坐在井口旁不下窑。原来井方有规定，凡下窑者每班4两（每斤16两）油，工头按人数一块领出，然后由他再具体分给每个窑工，这中间工头克扣了一部分，因此窑工分到的汕就显然不够了。最后闹得实在不可开交，由老工人出面调解才告结束。
  旧章丘矿工有多少
  旧章丘的小煤井，多系民间土法开采，所用矿工也大都是当地少吃没穿的农民。民国以前，文祖、曹范一带煤井最多，因之，那里的矿工也就多。听老工人说，当时两地有小煤井一百多眼，平均每眼井按30人（指井下矿工）计，当是3，000之众。
  进入民国时期，埠村、普集一带民营煤井逐渐兴旺起来，特别是埠村一带。仅是埠村镇周围，就有小井60多眼。此时，外地官僚、矿商纷纷持照来章丘投资设矿，用机器开采，当时较大的煤矿有天源公司、裕通公司、旭华公司等等。这些公司的矿工（指井下工）都在千人之上。其中一部分矿工是外地人，多数是当地农民。至“七七”事变前，全县煤矿工人约有15，000多人（指章丘籍井下工）。1938年以后，战乱不息，民不聊生，大部分煤矿先后停产，外地矿工回迁，当地矿工回家务农，少数人去了淄川和新汶等煤矿。
  日月如梭，年华如流，几十年过去了，看今朝，章丘煤矿蒸腾而上。广阔煤海金浪勃涌，正在为祖国的四化大业做着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