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山老坡崖煤矿的沿革及经营〈注〉
  明兆乙
  据老一辈人传说，自清乾隆、嘉庆以来，章丘南部的大块煤田就开始了民间自由开采。从文祖、埠村到北曹范一带，东西长约30华里，南北宽10华里左右的地面上，可以说处处有煤井。其中埠村镇（今埠东村）望族郭旭东开办的山老坡崖煤井，就那时来说资东的财力就算较雄厚的了，然而未投产就已是财尽力竭，只好让渡于人。关于该井的历史沿革及其经营情况，在民间广为流传。
  山老坡崖矿井自开创到结束，共经历了四个阶段。从清宣统二年（1910年）至民国五年（1916）为民营阶段；从民国六年（1917）到十年（1921）为天成公司经营阶段；自1921年至1934年系天源公司经营时期；自1934年到1945年日寇投降乃为协大管理天源公司（简称协大）时期。兹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和当年莅事者的回忆，分述于次。
  民营阶段
  清宣统二年（1910），埠村镇富绅郭旭东出资在山老坡崖择地破土挖井。当井深触到岩层时，石缝里渗出了地下水，只好边汲水边下凿。铁钎伸进水中打炮眼。炮眼凿成，将特制的防水炸药筒塞进炮眼。燃放前，所有工作人员均悬在井的半空，炮响后，再坠地。将轰碎的石块，从水中捞出，提往井面。井越深，难度越大。上面岩缝中渗出的水急雨般地滴在下面，挖井工人头顶牛皮泡在水中凿眼开石。
  好容易将井筒掘至50多尺（1尺合1点8市尺）深的时候，碰上了锤砸不破钎凿不入的“牛角”岩，有时干一班（24小时），半个炮眼也打不出来。工头向东家说明情况，意欲辞工。东家说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当即表示每出一升碴子付给一升铜元，就是后来人们说的一升碴子一升钱。结果七、八个人干一班，从水中捞出的碴子尚不到半碗。工头又向东家辞工，东家说，一升碴子一升钱不行，平升碴子尖升钱行不行？工头无奈，只好咬着牙撑下去。过了一段时期，工人们拼死拼活，总算把井凿透，但在验收时，发现井筒扭曲了，两天就磨坏一根上下用的麻绳。此时，东家已是财尽力竭濒临破产边缘，骑虎难下，进退维谷。郭旭东为使自己已倾注的财力人力不付之东流，便去济南招财东投资。有巨商苏紫良、石宝山（另说石宝三，可能是“山、三讹音）应招，愿投资接办。郭旭东就将未投产的矿井让渡于苏、石二人了。
  天成公司阶段
  苏紫良等接管山老坡崖煤井之后，使用机器开采。将矿厂命名为天成公司。
  当时情况是国民政府提倡振兴实业，修铁路、办工厂、开矿山。其中愿开矿者，可向省政府呈请，经批准，由省厅发给矿照（矿照分两种：一为探照、一为采照）。1904年胶济铁路通车后，洋人与中国官僚巨商合资来山东各地兴办工矿者日益增多。许多前清退出官场的巨僚大员和民国初年的军阀新贵，亦将丰厚的宦囊用于开办工矿企业。
  章丘南部有大片煤田，前来设矿开采者从民国二年（1913）到民国十七年（1928）不下十余家，均系机械开采。1917年，石宝山在原煤矿基础上，领到山老坡崖8平方里的煤矿试探权，以10万元股本正式组成“天成煤矿公司”。于是租官（兵工厂）有机器一部，锅炉一座，文淇起重机一架（专用提水）。自置机器二部，锅炉三座，华盛顿卧式上水机器四部等。共有职工230余人，生产较过去土法功率提高若干倍。
  约在1918年，天成公司又有李绍等人以45万元加入新股，旧股折价为15万元，共计股本60万元，天成公司改组为天源公司。
  天源公司时期
  1918年，天源公司正式领到采矿照20平方里。矿区包括山老坡崖、陈家林（三元村西）、靴筒地（木厂村东南）和苗家林（山老坡崖东北二里许）。公司初聘顾硕巨为经理，未几顾辞职，改聘龚干青为协理。
  此时，山老坡崖煤矿最深直井为一号、二号井，系长方形，用砖砌筑。惟井筒不直，提升颇费力。煤层厚二公尺。距地面70余公尺，井底巷，坑道比较坚固，走向东北，倾斜西北，斜度10度左右。煤层中部夹着一层矸石，厚约2公分。东北部距井下口200公尺处，煤层高起3公尺，未发现断层。民国八年（1919）二月，为水所淹。与此同时，在山老坡崖东北的苗家林，由英国技师名叫宾士设计开凿一圆井，历时三年，下掘330呎，因遇水未透即废。
  为了井下排水，这期间有个水夫把头，他用欺骗手段从外地招来500多名青少年，编成所谓店水夫班，下井人工水，有的用桶提，有的用“撇子头”戽。这些青少年成份复杂，一部分是贫寒子弟，一部分是城市无业游民，一部分是纨绔娇娃，还有一部分则是不愿读书的学生。他们出于争胜好奇谋生就业，轻信招工者的花言巧语，什么某某公司，工作优越，待遇丰厚，实为当代有志青年创业立功、英雄用武之良机。一旦进入煤矿，方知上当受骗悔之晚矣。
  矿方为防止他们逃跑，让他们下井后，不再上来，食宿在炭坑。年小体弱者，死后就填在空炭坑的壁道里，用煤碴一埋了事。而水夫工头则根据死亡人数按合同领取人命钱。
  人在井下，久不见日光，体质再好，也过不了十天半月，就会变得面虚肉肿。因此，每隔一段时间就让水夫们轮流到指定的地方见见阳光，然后关进土屋。凡进土屋者都不准穿衣服，使水夫门赤身肉体无法逃跑。身体稍加恢复，再下井治水。其具体情况，举例如下。
  有一水夫，年龄在十五、六岁，来矿前是私塾学生，因贪玩厌学，被家长逼得无路可走，私自报名应招。下井后地狱般的生活使他无法忍受，他陡生一计，咬破手指，用血将自己的家乡地址和家长姓名写在大煤块上，希图让它“鸿雁传书”，得救于父母。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这带着血字的煤块真的成了传书的鸿雁。事情是这样的：彼时矿方常将大块的煤做样品包装后寄往各地，以广招顾客。该煤块被某地接到后，发现字迹好心人立刻挥笔写信投寄，这个学生水夫终于死里逃生。
  一唐山来的青年水夫，在井下患病，上井后关在土屋里。他想，若再下井，就休想活着上上来。他利用夜间上厕所的机会，赤身潜逃。黎明前跑到西窑头村北，钻进做瓦罐盆子用的大土窑里。他在窑门口听到外面由远及近的脚步声，高声喊道，他是被骗来山老坡崖下井的，好不容易跑在这里，现在还光着腚，大爷大叔如能行好，帮他回到父母身边，日后定当厚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位制陶师傅进窑不看则已，一看吓了一跳，乱蓬蓬的长头发遮着半个炭黑色的瘦面庞，深陷的眼睛象两个小黑洞，裸露的身体皮包骨头。活象人们想象中的阴间小鬼。他回家取来一套破衣服，一包干粮还有为数不多的钱，送给青年水夫，并帮他理发净面。水夫双膝跪地，一头磕下去，说他若知恩不报，当遭五雷轰身，说罢含泪离去。
  一月后，青年水夫的父母赶来面谢，并表示活命之恩没齿不亡。
  还有一件最惨的事，一伙小水夫在土屋“养病”期间，一日水天工头来检查，望着眼前这些瘦骨嶙峋的“张口物”，光吃饭消耗，不能给他创造财富，便决定将他们埋掉。于是说水夫们患的是瘟疫，不治之症，迟早是要死亡的。与其活着受罪，不如早死早脱生。小水夫们一听，吓得魂飞魄散，有的当场断气，有的强支瘦体向水夫头头求饶：“大爷，我还能吃半斤锅饼，病好了还能干活”。“大爷，我一顿还吃两个火烧，养养就能下井”。水夫头说，饭不留人，还是到“安生”的地方去吧！就这样把五、六个（一说七、八个）目能辩色，耳能听音，口能吐言的青少年活活地埋在一个窝子里（此事在埠村。文祖、曹范一带，至今仍在流传——笔者注）。
  在当时，该矿井下排水全靠人力。从迎头（即掘进点）到井下口，水夫一个挨一个一条线似的排列着，把炭坑里的水山下而上你倒给我，我倒给你地倒至井下口的蓄水池里。水不断地流，人不断地戽，水是自然永久的，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稍一停或动作一慢，炭坑就被水淹，淹了炭坑就要停产。因此水夫们再苦再累也不敢少事怠慢，象机器人一样地“转动”着。如果有谁累倒了，狠心的把头便将其踢在一旁立刻换人。累倒者多数被活活埋掉。
  类似的情况时常发生。矿上雇了个姓高的（具体名字不清楚）专埋一时不能戽水的店水夫。埋一个给一个的钱，不埋人他就失了业。因此工人们称姓高的为“活阎王”。他为了挣这丧德的钱，天天提着鞭子跟在把头的屁股后，凶神恶煞般地监视着每个水夫的劳动，他们稍有不慎，皮鞭就会无情的落在身上。本来经不起折腾的小水夫，鞭子一抽就会昏倒在地，这时姓高的这个“活阎王”就有生意可做了。（初访，有些怀疑后经多数目击者述证，始信旧社会无恶不有——笔者）
  民国十年（1921），天源公司聘蔡仁甫为总经理，总公司设在靴筒地煤矿。为了运输，蔡建筑了从公司通明水的轻便铁路。
  民国十三年（1924），石宝山将矿权让渡于丁敬臣。至1928年，靴筒地煤井经营不佳，资本竭蹶，发不出工资，导致工潮发生。是年济南五三惨案爆发，胶济铁路沦于日人之手，使煤炭运输遭到梗阻，遂于九月，宣布停工，人员设备并入山老坡崖。此时，山老坡崖已有房屋163间，生产设备俱全。
  协大管理天源公司时期
  天源煤矿自1928年停产以后，因债务致涉诉讼，遂被法院查封，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二月七日，几经调处，债务双方相互谅解，撤销诉讼，所欠旧债截止民国二十一年（1932）计洋2，094，523.72元，自民国二十二年（1933）一月一日起不计利息。其偿还办法由公司另招新股恢复业务，以每年所得余利按成分配所得偿还。协议既定，遂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三月同协大实业公司订立垫款代办合同。天源煤矿由协大公司接办代管，此后经营红利依照合同按成分配。其合同原文如下：
  立合同人：天源煤矿公司 协大实业公司甲 乙方（以下简称方）会同甲方委托乙方代办采煤工程及售煤营业等任务，并将所垫款项双方议定如次：
  （一）甲方除将委办各煤窑（另附各煤窑分布图）侯原定合同期满再补交外，所有矿区内之采煤工程及运销等业务，定包委托乙方代办。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甲方即将矿权包括所领矿照和一切设备资产交由乙方暂行代管，至本合同期满乃由由乙方归还甲方。
  （二）乙方对于甲方委托代办第一条所开工程营业各项，原负责办理，并愿担任本合同第三、四、五等条所规定一切用款之付。
  （三）乙方所负工程、营业垫款责任，以国币二十万元为限，每年按实垫之款以周息六厘计算。此外如因扩充业务再需款次，仍须由乙方垫用者经双方同意后，应做为借款，以周息一分二厘计算，由盈余项下尽先扣还。
  （四）乙方担任之垫款，专款整理及扩充井上井下各工程，并修整运煤轻便铁路，以便置办关于施工应备各产业之用。
  （五）合同签订后，乙方应另备现款四万元借于甲方做清理旧债之用。此外如其尚存紧急债务，乙方只能再垫付二万元，此款按月利八厘计算。其本利由甲方每年应分公债金内陆续偿还，直到还清为止。
  （六）关于第三、五条垫借款项，甲方应将交付乙方保管之矿照、矿区及代管期内乙方新添之动产全部作为担保品。
  （七）本合同规定一个月内，甲方将矿厂原有一切产业清点造列详明验交乙方接受管理。只能使用不能造价。至合同期满，乙方照原册所列及新置各产照，除残损外，全部交还甲方点收。
  （八）自双方交接之日起，所有以前甲方原负各债务及应付、专付各款项，应同甲方自行清理。倘甲方不能理其债务致发生阻碍乙方工作之处，对于乙方所受损失，甲方愿负赔偿之责任。
  （九）在乙方代管期间所用图章，应书“协大公司管理天源公司煤矿事务所”字样，以示区别，明确责任。
  （10）在代管期内，由甲方代表五人组成天源煤矿委员会，甲、乙双方派监理三人，监查关于预算、决算和审查事宜，其范围以不妨碍业务进行为限。
  （十一）在代管期内，每年结算，如有盈余，除提一成为公债金、一成五为职工奖金及委员会花红（甲方监理在内），其余之数分为十成，甲方得四成五，乙方得五成五。上项公债金应以实数，按以上比例分配。但甲方于本合同第三、五条所付之各项垫款尚未付清以前，不得提取。
  （十二）乙方在代管期间，不得转让，亦不得与人订立有损公司之约。
  （十三）本合同自签订之日起，以十五年为限，即自民国廿三年（1934）三月一日起至民国三十八年（1949）二月二十八日止。
  （十四）本合同期满，如双方同意继续办理，应于期前六个月，用书面相互知照，俾便继定合同。如一方不愿继续，亦应于期满前六个月通知。同时甲方应将乙方垫付之本利拨还。但乙方在代管期内所营业务，如遇有亏损，甲方不负赔偿责任。
  （十五）凡以上所有规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彼此均应遵守。如对以上规定因不明确而发生争执，双方需各派一人会同平允办法解决。倘双方仍不满意，则由双方所派两人另行公举一人公断评定之。
  （十六）本合同共缮四份，由甲乙双方代表及见证人共同签字盖章，甲、乙各执一份，送官厅一份，交见证人一份。
  天源煤矿公司 盖章
  代表人：李晋
  协大实业有限公司 盖章
  代表人：魏致志
  见证人：吴大业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三月一日
  地理和交通
  山老坡崖乃一地名，因埠村郭氏在此挖了一口煤井，该井便因地而名山老坡崖，相沿至今。该矿东去二里是水河村，西去三里是月宫村，南去四里是西窑头村。该井的东西两边各有一条深浅不同的大沟。两沟相交处的北端，恰似一个乌龟头，两口主井、矿产大部设备和公司机构，都设在这个龟头上。两口副井和部分矿工的宿舍，建在东边的沟底。沟的北端靠矿区筑有坚固的土石拱桥，从明水驶来的运煤火车通过桥面进入矿区。桥下是一长约50米的涵洞，从胶济铁路枣园车站经过埠村镇的一条公路穿过涵洞而到达文祖镇，交通比较便利。
  资本和机构
  该公司自与天源公司订立代管合同后，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三月开工。资本为24万元，除垫借4万元为天源公司清理旧债外，所余20万元全部作为开办经费。
  该矿所属总公司设于天津即协大实业公司。设总理、协理各一人。代总理为魏致治，协理为柯文泾。山老坡崖煤矿有职员22人，经理魏子龙，秉承总理之命办理该矿一切事务。下设总务、会计、庶务、工务等部。总务部负责文书、材料和警卫等事项；会计司出纳收支；工务管理井下窑坑、井上机工、铁木工、铁路等事务；其余事项均属庶务管理。
  为便于天源、协大交涉起见，在济南设有天源煤矿办事处。
  井面建筑和设备
  井面建筑有：办公室和职员宿舍42间，绞车房2间，机工房10间，铁匠房5间，铸工房1间，木工房1间，机车房2间，锅炉房六间，仓库8间，工人宿舍45间，职工娱乐室二间。
  机械工当时叫机器匠，分别设了五个车间，有车工车间、钳工车间、翻砂车间、模型车间、维修车间，具体负责人是张九德和王廷森。他俩都是京西（北京西）门头沟人，机械专家。
  井上设备有：单火眼马力80的四节锅炉3部，双火眼马力250的五节锅炉2部，马力80的单火眼三节的锅炉4部，共9部。
  德国产的最大高车一部。据说当时这样的高车全省只有两部，另一部在枣庄中兴煤炭公司。
  卷扬机一部，汽缸14吋，冲程三呎，马力100。
  机工厂一处，八吋旋床2台，五呎旋床1台，钻机一台，刨床1台，马力机1部。
  烟筒一架，口径1.1公尺，高27公尺，系铁板制成。
  轻便铁路由矿区至明水车站，长14。2公里，中间设鹅庄、九号桥两站，为错车之用。轨宽60多公分。因沿途河流较多，构筑桥梁10处，涵洞10个。自九号桥至明水站为天源旧路，长12公里，轨重25磅。从九号桥至矿区则为协大代管后新修，轨重18磅，长2.2公里。有机车三个，炭箱19个，每箱载炭5吨。每个机车可挂5至6个车箱。往返一次需2小时。
  从公司至明水设有电话，长约15公里。电杆购自济南，可与济南直接对话，对于沟通信息、业务经营十分有利。
  矿井及井下设备
  矿井共有四眼，即1、2、3、4号。一号井为方形直井，深95公尺。二号井为圆形直井，深95公尺。三号井为方形直井，深47公尺。四号井亦是方形直井，深38公尺。均系以前旧井，协大开工后，重新整理。三、四两井位于一、二两井东南面的沟底，均设有铁梯，为窑工上下之用。一、二两井仅隔1公尺，二井专做排水之用。
  井下有排水机三部，分别为14呎和10呎，井口大架高10公尺，系美松制成，其罐笼为平衡式并有钢绳导线。上下一次需1分35秒，每罐载煤半吨。
  煤层和煤质
  该矿地层走向为东南西北，东北倾斜约20度，据考察该地有十一层煤，距地面60公尺至70公尺处，所见煤层皆为薄炭，厚度为8公分；再下17公尺，岩层中间共见煤七层，厚约8公分，俗叫小炭；至86公尺深处，始见大炭，厚1.5公尺。当时所采者即此。系烟煤质佳，固定炭分亦多。其煤质成份如下：
  水分：0.44 挥发分：13.50
  固定炭分：76.06 灰分：13.69
  硫磺：0.34 发热量：6490
  开采
  该矿采煤沿用过去“变相房柱法”。因古空太多，且有一部分已回镢开采，其主要大巷均沿煤层向前推进，协大接管后进行了重新整理。上山部分已开采净尽，工程只好着眼于深处。旧东大巷长20公尺，于顶端复开下山一道，长210公尺。旧西大巷长120公尺，于尽头复开下山一道，长达208公尺。根据开采需要，又在下山坑道开片片盘坑道。将煤层刨成15至20公尺之方柱，掘进到相当长度即行回采。彼时片盘坑道已有20余处。
  并下运输
  迎头采下的煤，需要运到井下口才能提升至井面，这就需要坑道运输。东西大巷及其下山各主要坑道，都铺有轻便铁轨，总长约1，230公尺。两下山均置有八呎汽缸的高车。从采煤坑运输到下山大巷，主要靠人力用柳筐拖拉。装车后由高车绞至总大巷，复用人工推至井下口，然后提升到井面。
  井下排水
  过去井下排水全靠人力，协大接管后全部安置了水泵。二号井下有水泵三台，14吋的1台，10吋的两台。一号井下也安有水泵三台，其中华盛顿式14吋汽缸者一台，每分钟排水1.5吨至2吨；华盛顿式外拉杆14吋汽缸者一台，每分钟排水一吨。其下山坑另置水泵3台，均为华盛顿4吋出水，10吋汽缸。每分钟一台排水1.5吨。井底建有大水泵房及蓄水池大泵房，泵房面积为72平方公尺，水池三尺见方，深6公尺。井下排水设备较为完善。
  通风和照明
  坑道内无爆炸瓦斯及有毒气体，故采用自然通风。坑内照明初用食油灯，后改用电石灯。井上面公司人员和里工、把头照明初用电石灯后用电灯（自摩电）。
  煤矿保安
  公司设有矿警所，设队长、副队长、巡长各一人，警士18人，另有火车警士2人，共计23人。
  矿工情况
  全公司除公司人员和矿警外，基本上分为井上工（亦叫里工）和井下工（亦叫外工，群众叫窑化子）。
  凡井下采煤者均属外工，由于其人数不固定，故实行包工制，即所谓包工柜。彼时共有三个包工柜：一柜柜头张世荣，所属矿工均是外地人，其中唐山的较多，二柜柜头是靳化涛和靳化义，三柜柜头是王国连，他们都是当地人，窑工亦多是当地人，其中六庄乡的较多。
  外工每班工作12小时（叫小班），里工除机工每班工作8小时外，其余均每日工作10小时，具体情况如下：
  井上工（里工）
  监工 9人 木工 6人
  机工 2人 过斗工 13人
  铁匠 2人 检碴工 6人
  机杂工 6人 运输工 25人
  打工 6人 推罐工 20人
  装车工 8人 开机车工 6人
  翻砂工 1人 过筹工 2人
  杂工 20人 学徒工 9人
  养路工 23人 机车升火工 6人
  伙夫 19人 机帮工 5人
  推炉灰工 19人 灌油工 2人
  铆工 2人 开井工 3人
  打锤工 6人 汕夫工 3人
  拉火工 6人 看厂工 2人
  火车头工 12人 旗夫 5人
  装火车工 12人 油夫 2人
  押车工 5人 鹅庄站水夫 5人
  站长 1人 九号桥站值守 2人
  火车杂工 10人
  共计：296人
  井下工（外工）
  井下杂工 114人 井下油夫 4人
  井下开车 6人 采煤工 379人
  井下石工 63人
  共计：566人
  产销情况
  自接办以来，较长时间忙于复修、整顿，加之矿井为过去旧井，古空较多，直到民国24年（1935）始正式出煤。产量最高日产400吨。
  为增加产量又新辟井筒4口即五号、六号、七号、八号井。所生产之煤，除少量销售当地外，大多数运往济南、青岛。曾有一段时间，大量运往日本的三菱三井公司。
  经理魏子龙
  据水河村老机工徐传堵回忆，他在山老坡崖煤矿干车工历时8年之久，对经理魏子龙有所了解。魏经理兄弟8人行四，人称魏四。他大哥曾任唐山煤矿经理，二哥魏子淳是中英合办的门头沟煤矿经理。魏氏兄弟被华北要人誉为煤矿巨擘。魏四本人曾留学英国，攻研矿业。学成回国，致力于实业。1934年，受协大实业公司委托，到山东章丘山老坡崖经营煤矿。
  魏子龙身为经理，经常深入各个生产单位，尤其是各机械车间和锅炉房。因为这两个地方是全矿煤炭生产的动力机关。锅炉烧不好，会使蒸气不足，影响机器开动。任何机械出现故障，都直接关系到煤炭生产。魏经理对工作十分认真，他一进入车间，耳听眼看，发现问题，亲手处理。一次，我们车间的马达声稍微有点不正常，我们左找右查没有发现问题。恰好，魏四等来到这个车间，刚进门他就大声说机器有毛病！我们都说刚刚检查过了，没有毛病。他三瞅两瞅，摸起扳子照准一个不显眼的螺丝拧了起来。马达再开动时，声音正常了。大家都很佩服。
  锅炉工周华文，东酒坞村人。性倔强，脾气暴，但工作认真，踏实肯干。他烧的锅炉，汽足耐久，受到大家的好评。魏四了解后，特地到锅炉房检查。他逐个看了以后，站在周华文面前说，人人都夸你烧的锅炉好，我看你还不如别人别人烧的锅炉，打开炉门，通红的火焰塞满炉膛，炙的人不敢近前。你烧的锅炉，只是火苗闪闪，仅仅半膛……，不等魏四说完，周华文把除炭的筒锹往魏四的屁股上一拍，说去你娘的，老子不干了，说着背起干粮包就走。两个侍卫上前抓住周华文骂道：小子那里跑！一人一只胳膊把他拧起来，拖着就要走，魏四大喝一声：“放肆！快放开！”两个侍卫莫明其妙，放下周华文，乖乖地站在那儿，魏四拍了拍周华文的肩膀，心平气和地说，周师傅！有话慢慢讲嘛，怎么发火不干？他掏出烟卷递给周华文一只，周华文从腰里拔出烟袋，说我有这个。两人吸了会烟，周华文终于开口了，说魏经理检查工作细心是有了名的，可今天是怎么了。话没说完就又抽起旱烟。魏四诚恳地说他的话还是没说清楚，要大胆的说。周华文猛地起身，拉开炉门，边指着炉火边对魏四说，他烧的火从炉门到炉的后膛，火焰一般平，通膛升热。又指指锅炉门上边的汽度表，说永远保持在最高温度。此时的魏四态度十分严肃，他立刻亲自察看其他锅炉的情况，打开炉门，带着浓烟的火舌吐了出来，他用火钩将炭火钩出，往炉膛望去，后膛发黑，只有大半膛火。又看看汽度表，均不及周表温度高。魏恍然大悟了，他两手后背，沿着炉房观察比较：周华文用的火钩特别长，锅炉门前钩出的硫碴也特别少。别人用的火钩均属一般，而炉里钩出的多数是烧不透的炭焦。魏四握住周华文的手说：“老周呀！我错怪你了，你这一锨拍得好，把我拍的更清醒了”。
  魏四身高体胖，方脸阔额厚嘴唇，粗嗓门。矿工们见了他都有些害怕，好象小媳妇看到严婆婆。不管谁工作上出了毛病，只要被他发现，总免不了受批评，有时还会给他两耳光。
  平时，代魏四督理工作的是两个矿师即何仁民和李子明，还有他的八弟人称魏八，这些人都是矿业专家。何矿师负责井下生产，李矿师分工井面工作，魏八专管机电。
  魏子龙的太太人们都说是英国人，有时来矿，大家都好奇地瞩目观瞧，突胸细腰，颀长苗条，蓝眼睛高鼻梁，金色的鬈发披在肩头。矿工们都叫他“洋摩登”。据说她也是一位实业专家，对魏子龙的事业帮助很大。
  关门停业
  1945年，日寇投降，由于各种原因，协大公司决定停业，人员迁散，矿产做了处理。历时十余年蓬勃蒸腾的山老坡崖煤矿就这样结束了。
  旭华煤矿调查记①（为增强对殖民地型矿山企业的感性认识，1956年夏天，我与现在南京大学任教的罗〓同志冒着酷暑，在天尊院、张庄、东青野等村，调查了日寇经营的旭华煤矿。当时没有整理成文，现在重新整理的这份材料，即是根据当年对在旭华矿劳动的黄凤池、黄庆洲、李应华、巩翰林、王淑忠等同志，以及大把头孙凝刚等人的访问记录和有关文献资料写成的。事隔三十三年重新整理这份调查报告，既是为了加深认识，也是为了纪念为本调查报告提供资料的诸同志。）
  山东大学 景甦
  旭华煤矿是建立在章丘县普集镇南面五、六里地天尊院村附近的一座名为中日合办，实则日本垄断的煤矿。
  普集附近煤矿的开采历史是很早的。至少在1872年之前即为外国人所知。德国人李希霍芬1868一1872年间，曾多次到我国内地搜集调查矿藏资源情报，据他的《旅华日记》记载，“章丘县东50里龙山东南40里之普集”，“矿地所产之煤当时每斤2.5文（合3.12元一吨），采煤之矿工不管伙食每天150文，带管伙食每天75文①
  在旭华煤矿建矿前，天尊院村曾有过中国人自己开办的华兴煤矿，民国七年（1918）华兴煤矿公司因生产不利迁至塘子庄①。
  早在1917年10月，日本垄断资本家三井物产公司的代表犬冢信太郎，即伙同东亚兴业公司的代表冈崎藤吉和他的儿子冈崎忠雄，勾结中国官僚管相坤，向山东省政府提出“合办”煤矿，申请划章丘普集矿区，酝酿建立旭华煤矿。
  但是，山东境内由于1915年日本向袁世凯政府提出灭亡中国的廿一条，要求承袭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因而激起反日群众运动的高涨，而犬冢信太郎曾担任过侵华企业公司满铁矿业部贩卖课的课长，致使管相坤不敢正式出头露面，只是暗中拉拢任北洋军阀政府农商部总长的周自齐（山东单县人），向农商部说情，疏通关节。就在这时，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发生了，犬冢又于这年病死。因此，直到1920年，冈崎忠雄与管相坤才获得山东实业厅批准合办开采普集南面80平方里的煤炭矿业权。随后，即在天尊院村成立了中日合营的“旭华矿业公司”，旭指日本，华指中国。
  1920年5月22日，“旭华矿业公司合办契约正式签订，确定投资额为20万元，中日各半，合办期限三十年。契约经日本驻济南总领事森安三郎见证认可。
  冈崎忠雄在取得合法矿权后，即让日侨青岛商会会长井上源太作代表出面，经营该矿。而合办公司的华资部分虽然用管相坤的名义，实际上周自齐持有股票。
  1928年4月国民党南京政府打着“继续北伐”的旗号，北进山东与旧军阀争夺地盘，日本帝国主义借口保护侨民，派军自青岛登陆，占据胶济全线，企图阻止北伐军进攻济南。随后，济南发生“五三惨案”，日军占领济南，山东各地民众奋起抗议日军暴行。日本资方顾虑山东局势混乱，开采煤矿无利，随让管相坤独自经营。
  1929年（民国十八年）3月，管相坤除保留少部矿权，仍用旭华煤矿公司名义外，又与丁良臣签订租矿合同，将租出部分改名为旭华德记煤矿公司。
  据几年之后的记载，旭华德记公司拥有资本6万元，工人370人，有五节之锅炉6部，12寸汽缸2部，日产煤300一500吨，年产10一12万吨。旭华煤矿公司资本为2.52万元，工人60人，有五节之锅炉3部，三节之锅炉1部，12寸汽缸1部，8寸汽缸2部，日产煤30吨，拥有技术力量与德记相当。两矿区合计面积29平方里。据当时勘探调查：天尊院村一带的煤层一般厚约2.2公尺，系有烟煤，富油性，火力亦足，大块，可供土法冶炼之用。
  须附带说明，1917年8月，日本垄断资本家三菱公司济南办事处主任滨丈夫，与华商李晋，曾提出合办协泰煤矿公司的申请，并经日本驻济南领事见证许可，要求在天尊院村附近划地5499.05亩作为矿区，延至1921年11月才为中国政府批准开采，资金定为中日各半，合办期限三十五年。但一直未予开采，1929年滨丈夫放弃经营权，公司全归李晋接办，后因积欠矿区税款被取消矿权。
  1930年国民党政府颁布了新矿业法，禁止矿区出租，山东省政府要求旭华矿限期收回出租的矿权。1930年5月，丁栋臣获准章丘天尊院、官庄、吴家庄一带矿业权，丁栋臣建官庄煤矿。
  旭华煤矿在天尊院村东，俗称东矿；官庄煤矿在天尊院村西，俗称西矿。
  1931年日本侵略军占领我国东北后，进一步向华北扩张，到处攫取所谓“国防资源”，对小小的旭华煤矿也不放过。当日本外务省得知旭华矿的有关情况后，亚洲局局长谷正之便乘机致函日本的满铁公司理事竹中政一①（函见满铁株式会社《山东矿业》第55册之13，第一号。“满铁”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筒称，或简称满铁公司。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要他动员满铁公司贷款给旭华煤矿。
  满铁公司立刻遵从外务省的指示，于11月即指令其子公司山东矿业公司董事伊东直（日人）进行调查，然后确定从维护日本国“在该地区的既得利益”出发，同意向旭华贷款。1933年山东矿业公司将贷款30万元转给了旭华日方代理人井上源太，从此，日人重新占有旭华矿的合办权。
  1937年日寇发动“七七事变”，12月24日济南沦陷，日本军部对胶济铁路沿线煤矿立即施行军事管制，加紧掠夺沿线经济资源，煤炭被列为重点开发产业。据日本昭和十三年（1938）矾部和夫所撰：《北支那经济大观》统计，1937年胶济铁路沿线年产煤炭为310万吨，而旭华煤矿所产为7万吨，占2.26％。
  1938年5月，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部确定各地煤炭生产均由新建立的“华北开发公司”统制。旭华煤矿、官庄煤矿都直接归华北开发公司所属山东矿业公司统辖。同年10月，山东煤炭产销公司筹备办事处成立，把民营煤矿的生产、销售纳入受日本军部指使的产销体制，从此，旭华煤矿、官庄煤矿都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化企业。
  1939年，山东矿业公司在兴亚院华北联络部的领导下，曾制定过掠夺胶济沿线煤炭的计划，在这个计划里旭华官庄煤矿每年被摊派的具体数额是：
  从这个掠夺计划中可以看出侵略者的要求，每年都在大幅度增加。但是事与愿违，不管侵略者怎样加强压榨措施，直到1944年煤矿停产撤走，所产煤炭从未达到预定限额。据1956年调查得知，八年侵华战争期间，日寇从章丘掠走煤炭总计约170万吨，其中从旭华官庄煤矿掠走：1940年全年约产8万吨；1941年全年约产8万吨；1942年年产最多约为13万吨：1943年又有所降低，全年约产11万吨。所谓计划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梦想。
  1940年11月，山东矿业公司将旭华与官庄两煤矿合并，改称“章丘矿业所”，下设旭华采炭所、官庄采炭所。1941年7月山东矿业公司又出资50万元，将旭华矿的合办权收归自己，成为受日本直接控制的垄断企业，行政领导权全归日本人。当时，章丘矿业所所长是角野弥三郎，副所长吴健飞；旭华采炭所所长是木村伊百藏，总理为宫泽健；官庄采炭所所长是金村正胜，董事长为宫泽帷重。宫泽帷重是山东矿业公司的负责人，他兼任官庄采炭所的董事长，意味着他可以直接操纵官庄煤矿。1942年章丘采炭所又将文祖煤矿合并进来。
  在开采方法上，煤矿没有长远打算，常常滥采。矿脉深处明明明还有很多可采的煤，为了节省工本急着出煤，往往把它堵死，另打容易采的煤眼。
  煤矿不断扩大地盘，侵占了附近村很多可耕土地。1938年前，每亩土地每年偿付地皮钱现洋20元；鬼子来了以后，就是1941年发了一回，按每亩伪币10元发给，10元钱合十斤粮食，实际上是霸占，没有代价。
  煤矿职工分职员、雇员、佣员、里工、外工把头、外工、仆役（勤杂工人）几个等级。职员多为日本人，中国人只有四、五个。雇员、佣员是地位低于职员的工作人员，多数为中国人。他们常依仗日本人的势力贪污下级的酬金和财物，顶着里工的名子领炭领面。里工大都是技术工人，由煤矿直接开支工资。里工负责人称里工把头，它代表公司按电气、木工、机械等部门分别监督外工和大把头承包的采煤工程。外工即矿工，主要是生产煤炭。
  矿工大部分来自附近农村，多是贫苦农民。每年9—12月份是煤炭生产旺季，出炭最多。1939年东矿下井工人约7—800人；西矿下井工人约2—300人。夏季是生产淡季，出炭最少，东矿下井工人约3—400人。1941年前后，煤矿最兴盛时旭华矿全井上下有2000人，官庄矿全井有1000多人。
  煤矿生产实行把头包工，包工制使为生活所累的矿工，加大了劳动强度。工人待遇极低，劳动繁重。“七七事变”后，日寇更是利用我国的廉价劳动力，加紧掠夺煤炭，疯狂推行以人换煤的血腥政策，以华人制华人。
  煤矿包工，是由大把头根据矿井的深度、煤层的厚度、井下的路程远近和人力的耗费（包括凿炭、装车、运炭以及会计、勤杂）等等情况，拟定出每百吨煤所需人力多少，按粮食价格综合估价，然后经过包工头与资方讨价还价，直接与矿方正式签订包工合同。与日本人有勾结并富有把头经验的人。才能当上大把头。大把头到处行贿，“无苗处不下雨”，对他有用的人他都花钱送礼。签合同时一般都须要找连环铺保。因价格经常波动，所以期限一般为三个月或半年改订一次。包工把头要准备工人所需用的劳动工具和休息场所，如筐、锨、席子、住房等等。工具费、行政管理费、办公杂费等，都从承包费中支出。因此包工把头常常挑动工人夺用别个包工柜的工具，与别柜工人打架。动力设备如高车、铁路、井洞木柱、缆绳等等由矿方供给。
  当时东西矿只有一个发电所，设在东矿每天用100到150马力的抽水机从矿内抽水，每抽20个小时休息4小时再继续抽。为了掠夺更多的煤炭，在采煤技术上也有所改进，原来用镐头掘进，后来多用炸药采掘，井下运输最初用人工背至井口，后来减缩距离，一部分装车运输，后来改用电溜子。
  当时合同一般规定每天产量为3—400吨。1942年包一吨煤赚3元钱。合同订好后每天要按合同限量产煤，超过部分每50吨发给奖金20元。一次，孙凝刚包工柜一天生产了750吨煤，合同上签的是300吨，因此获得超产奖金180元。煤矿上的日本人经常接受贿赂，大把头孙凝刚即常向鬼子行贿讨便宜，他也向检炭系行贿，由于行贿，本来出了100吨，他能虚报说出130吨。
  1942年，日本帝国主义为支撑太平洋战争和扩大侵华战争的需要，疯狂掠夺我国的资源财富，在大东亚共存荣口号的掩饰下，煤矿经常叫嚣增产，也发点奖金刺激生产，有一次三天三夜不叫工人休息，日产从500吨提到800吨，但是增产奖金却被大把头克扣了去，工人一点好处也没得着。1943年华北发生旱灾，日寇对矿工的迫害也愈来愈残酷，每天只发二斤橡子面窝窝头，不开工钱，还加大开采定额，至旭华、官庄两矿最高日产量达909吨。工人饿着肚子干活，不堪其苦，常冒着生命危险设法逃跑。为了弥补生产缺额，日寇从济南西面的长清骗来上百名十五、六岁的童工，给他们的工资不到成人的三分之一，生活更苦。一天夜里，20多个童工企图越出电网逃跑，结果全部触电惨死，尸体被填进枯井里去，欠下人民一笔血债。
  每个大把头手下都控制着一些小把头，小把头多是大把头的亲信。小把头负责招集工人，每招满40个人以后，自己就可以不干活，每天拿4元钱的工钱，顶两个半矿工的收入。当时东矿的大把头有周明圣、耿秉忠、蒲××、杨××四个包工柜。
  孙凝刚是西矿出名的大把头。他原是矿工出身，后来当了大把头。手下有三个管帐先生，四个监工（井上两个、井下两个），还有五、六个人随时听他使唤。孙家包工柜有300多号工人。除包采煤外，孙凝刚还雇人在矿上开设饭馆，专卖煎饼、馒头、烧饼、豆腐给工人，开设杂货店和赌博局。工人不到开工资的时候，没有现钱买东西，外面小商小贩进不来，孙凝刚的店铺工人可以赊买，所以东西即使贵些也要从他这里买，月底支工钱时一起还帐；在他的宝局（即赌局）里赌博，赢了钱要十抽一，输了钱可以向他借，没有利息，欠的钱靠下次赌博来还。转来转去，工人累了一个月，一个钱也拿不回家，最后都钻到他的口袋里去了。孙凝刚常说，“不杀穷人不富，对工人就是要狠”。他每天有6—70元的收入，生活腐化，“整天去济南嫖赌”。
  工人上工要先填写履历表。工人下井须提前到井边排队领电石、挨号挂牌，自带矿灯、干粮下井。每到上班时间，监工的就拿着棍棒、鞭子来催，象赶羊一样把工人赶下井去，行动慢点的工人稍一迟缓就遭到打骂，整天象个犯人。监工的睡觉没有一定时间，工人上班后他们在坑里说睡就睡，醒来时看到什么不顺眼，就对工人连打带骂，工人都很恨他们。下井时遇上日本鬼子，不管他是什么人都得向他鞠躬行礼。工人没有什么工作服，井上井下都是自己的一套破烂衣服。工人睡大炕，无论冬夏，炕上都是只有一张席子，二、三十个人挤在一起，睡在一个长长的炕上。工人工作的井下巷道低矮狭窄，阴森黑暗，空气污浊，令人闷热窒息。在井下也受监工监督，监工很厉害，经常打骂工人。
  工人在井下，生命安全毫无保障，除了风井之外，没什么安全设备。由于井下设备不好，冒顶事故不断发生，经常有工人被砸死。因事故被砸死的工人，只有200元的家属抚恤费。矿工在坑道内吃饭，井下没有热水，都是用手捧着喝井底渗出的矾水。根本顾不上卫生和不卫生，上流屙屎溺尿，下流照样饮用。工人在井下拖炭、掘炭，每班必须完成把头规定的限额，否则就要受罚。劳动强度极大，往住光着屁股、赤身裸体，一丝不挂地干活。上窑后，浑身乌黑，很长时间没有浴池，直到被撤销前不久才建了一个澡塘。五十岁的人就折磨得不能干活了，很多人积劳成疾患矽肺病，矿上每天总有几十个病号，有的生病爬不起来了，把头还打着他们去干活；实在不行了，就把他赶出矿去，病号被赶出后，待不了多少时间，就贫病交加死去了，病死后煤矿什么也不给，不管不问。当时有个歌谣说，“进了旭华矿，阎王记了帐”。工人被招来，就等于卖了身。招工把头是一些“人贩子”。
  包工把头按照日本鬼子的指使，任意延长工人劳动时间，千方百计强制工人完成定额，名义上8小时工作制，实际上12小时还多，经常要工人连续工作24小时，叫做“上大班”。
  1940年4月，在山东煤矿产销公司警务课管辖下，建立了由汉奸组成的武装警察：“胶济沿线煤矿警务队”，下设普集大队，简称普集矿警队。普集矿警队分驻官庄、天尊院煤矿，对矿工施行法西斯统治。整个矿区象是一座监狱，为防止工人逃跑，矿区周围分别筑有高高的圩墙和碉堡，墙上架设电网，电压高达2200伏特，周围布满岗哨，夜间探照灯四射，一片阴森恐怖。工人出门都要搜身，检查是否带出雷管、黄药。如被查出便遭毒打，灌辣椒水甚至枪毙。
  矿警队不只镇压煤矿工人，而且还经常骚扰附近村庄，到天尊院、官庄、韩家庄、张庄等村勒索钱物，向各庄要鞋钱、烟钱。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动不动就打人、绑人，借故杀害地方百姓。有一次蒲家包工柜的工人履历表全被鬼子汉奸翻了去。说新来的十几个工人都是“坏人”，是“八路军探子”，把他们逮到矿警队队部，进行了残酷的刑讯逼供，许多人被打得皮开肉绽，浑身没有一点好肉。
  煤矿上设有一个小医院，它对工人看病非常苛刻，且不说卫生条件极差，医生极不人道，有个叫上野的日本大夫，工人治病时一喊疼，他就用带着浓血的药棉，带着病菌的烂药布往工人嘴里塞；有时药布沾在肉上，他一点不顾工人痛苦，连皮带肉硬是一齐往下揭，揭得病人嚎嚎直叫。每天都有矿工死亡，年三十晚上还有死人从井下提上来。矿医院的医生常常向外工把头索贿，把头不送他钱他就在治病时拿工人煞气。上野嗜毒成瘾，针麻啡针的全身肉皮发硬，针不进去便喝安眠药水解瘾，一次喝过了量，送到济南医院住院治疗，才救了过来。
  煤矿工人对日寇的法西斯统治，对把头汉奸的暴行，无不切齿痛恨，常出现自发地反抗行动。把头孙成吉依靠日本人的信赖，在矿上横行霸道，动辄打骂工人，结果在井下被矿工偷偷打死。大把头石载钦，用他的弟弟和两个侄子做小把头，由于凌辱工人，激起大家的仇恨，后来他爷四个全都被工人在井下砸死了。
  许多矿工对付把头的办法是消极怠工，运煤时不装煤，抬着空筐来回走，派上专人瞭望，一看到鬼子来了，就赶忙向抬筐人暗示，抬筐运煤的人即刻装上煤，还装出抬得很累的样子擦汗，鬼子一走，把煤一倒，还是抬着空筐来回打转。农忙时，工人嫌工资低，不出勤，常常通知小把头说“明天不来啦”！急得小把头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催上工，但不涨工钱小把头来请也没用。里工对付日寇的办法是拿取矿上的东西，凡是矿上有的，不管木货、铁器，什么锨头、撅头、铁钗、铁锁，只要用，就用不着到集上去买。家里有人在矿上做工的不用说，没有做工的，邻舍家从矿上拿了来，照样三个钱、两个钱的买来使用。“矿上有啥，老百姓家里有啥”，“没有谁和那些婊子生的一个心”。
  煤矿设立多年，对周围附近村庄也产生了一些影响，村庄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首先，天尊院、张庄、韩家庄等村子，许多农民为了寻求生活出路改变了原来的职业，有的到井上当了里工、外工；有的在村里摆烟果摊、开小酒铺、贩卖青菜等等。过去这一带的人只会打铁，经过几年实际操作，也出现了一些电器工、机械工、测量工、木作工等的技术人员，三个村大约有150名技工，其中有50人在发电所工作，30人是电器安装工，其它方面约70人。煤矿才建立时都是见习生，后来都成了熟练的技术工人。
  其次，一些在矿上工作的外地人员，要搬到矿区附近住，凡是房子稍多的人家总要挤出一间、两间来找客家子租出去。当时，一间屋每月房租一元，合18-20斤粮食。比较普遍。
  在土匪盘踞及苛捐杂税名目繁多的情况下，农民日不聊生。煤井设立后，经济上活便多了，捐项钱都能纳上。张庄村伪保长黄庆标说。“我干了八年保长，没出一条人命”。这一带下关东逃荒的人也比较少。
  煤矿公司在矿上还开设妓院、赌场、大烟馆等毒害矿工的设施，给附近村也带夹了一些极坏的影响。
  从调查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章丘大地上由日本资本家投资的这座旭华煤矿，虽然不是一座大型煤矿，但在二十多年中，它从中日合办到日资独揽，企业的领导权、支配权都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手中。他们的生产目的不是为当地人民，而是为发展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服务，他们把旭华所产的优质煤全部运往日本，支援侵略战争。在企业中劳动的工人，进行生产完全处于资本家及其爪牙的严厉监督之下，完全处于被奴役的地位。劳动者与资本家完全处于尖锐地对立状态。外国资本家滥采滥掘，毫不爱惜这里的富饶资源。这里是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备受外国侵略者凌辱压迫、殖民者残酷榨取形象的缩影。
  马春景和上庄煤矿
  马春城 马学英 马春岱 马振春 口述
  马春景埠村镇大冶村人，回民。1925年，他在宋家上庄建立了永利煤矿公司，其规模和设备在那时章丘煤区来说是比较先进的。
  马春景幼时家贫，七岁丧母，迫于生活，父亲一筐一担带他讨荒去了东北。先在旅顺市，父子俩给一家俄国公司老板当佣人。日俄战争爆发，俄国战败，旅顺为日本占领，俄国人被驱除旅顺，马春景父子失业。他们身处异乡，举目无亲，为了生活，又在广袤富饶的东北大地上到处流浪。磨难受尽痛苦备尝。当他们流闯到海参崴这个地方的时候，不意中与原在旅顺俄国老板邂逅相遇。离散于战乱重逢于他乡，主仆自然有一番互诉衷肠。俄老板得知马氏父子尚未有归宿的时候，毅然将他们收留门下。不久，战争又起，马春景同年老的父亲再度流浪于白山黑水之间。他们既遭受过土匪的磨折，又曾得到过“胡子”的接济。据说这期间，身材魁梧有胆有识的马春景，曾受到一“胡子”头人的赏识，言传身教，受他一身好武艺。他拳脚利落，枪刀娴熟。手使双枪，百步之内，十发九中。约在18岁时，他去胡里溪（离海参崴40华里），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在这里被一家日本煤矿公司老板看中，心甚喜爱，留他进公司干事。
  日老板夫妇年逾半百，只有一独生女儿，名叫小桂子，年方17岁，时在读高中。日老板欲招赘马春景为婿，一时难于启齿，便有意让女儿接近马春景，并教他学日语，情窦初开的少年男女，常在一处，时间久了，一个含情脉脉，一个芳心荡荡。日老板见时机成熟，便让女儿与马春景结婚了。
  自此之后，马春景除努力学习日语外，还刻苦钻研矿物知识和矿业管理。怎奈他秉性聪颍，又有小桂子这个贤内助的调理。很快掌握了英、日、俄三国普通语言，并有关电汽和机械知识。
  几年后，日老板夫妇先后去世，马春景成了该煤矿的主人。经营、管理、交际等，都落在他和妻子小桂子身上。一个管外一个管里，里外结合，使整个公司上下井井有条。
  该矿共有七口井，生产天然焦，销售量很大。除供当地需要外，还远销外国。据马春景生前对弟弟马春山（现居刁镇，年七十六岁）讲：每月向俄政府交500袋面粉作为税银，除各项开支外，自己每天净收入3000元（俄币）。他在海参崴巴巴罗丝街设有五层楼的公馆，人称马家公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红党（指共产党）统一了苏联，白党（指旧俄资产阶级政党）垮台，马春景便有计划地将矿上的重要机械设备运到济南，通过当地回民中的上层人物，作妥善安置，并申请省政府，办理矿照，准备在老家埠村镇大冶村开办煤矿。
  马春景在海参崴开煤矿数年，积蓄到底有多少？除他和他的日本妻子知道外，谁也不清楚。当时人们都称他是马“财神”、百万富翁，这些都不过分。他所在的海参崴（俄国人叫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处日本海西岸，是个国际性的商港，当时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美、日、德、法等，在这里均设有厂矿、商店、金融等企业。马春景在这些国家的银行里都有多少不等的存款。中国人在这里混穷谋生的较多，他们中的不少人遇到失业或遭受不测时，往往慕名去求马春景，马春景总是慷慨解囊，热情接济。
  约在1924年，马春景携眷最后离开海参崴，回到阔别数十载的故乡大冶村。此时的马春景已不是当年的小“叫化”子，而是腰缠万贯的资本巨头了。在世态炎凉、人情浇薄的旧社会，对马春景这个新发迹的暴发户，有的亲之近之，有的冷之远之，有的则妒之恨之。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使马春景的妻子小桂子无法适应，便衔怨回了日本。嗣后马春景又娶了安徽回民望族之女王桂娟，她是大学生，有知识，对马春景创办煤矿企业有很大帮助。
  1925年，马春景领到矿照，在宋上庄开了煤井。设备大部分是从海参崴运来的，缺者由济南、青岛有关厂家配置。该矿区面积为349，273公顷。有竖井三眼，平均深约一百余米。三部高车，九口锅炉，十三台水泵，高耸入云的铁烟筒一架。当立井掘至煤层时，地下水涌出，十三台水泵日夜不停，一直抽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方开始出煤。当时全矿有职员8人，里工56人，外工约80余人。马春景独资经营，日不进分文，工资照发，消费照付。很多人议论，马春景到底有多少钱？即使他自己开着银行，流动款项也有短绌的时侯，可人家治水一年，光出不入，从不闹银荒，真是活财神啊！管帐房的先生们说，咱东家有四箱“老头票”（老头票属什么钞币？不清楚），现在支出的还不到一半。
  正式投产后，使用蒸汽机绞煤，三口井，平均日产百余吨。此时，翟家庄大地主东野兰田与马春景协商包煤收堆，从中牟利。东野兰田共设五个炭堆，销路很广，大车小辆日夜不断。当时有歌谣云：“马春景，井三眼，东长子（东野兰田的乳名）买了一对半，先收堆，后卖炭，掺碴施水把钱赚”。
  马春景出身贫苦，深知穷人生活的难处，凡肩挑驴驮者来矿买煤，只要被他看见，一不开票二不打条，多少收几个铜板，让买者尽力装满载为止。有一年的腊月册日，黑峪村的一老头儿，赶着毛驴来上庄煤井买炭。各堆都封场放假回家过年，看炭场的说东家不在，任谁也不能卖。老头儿无奈只好空空而回。这时，正好马春景信步走来，老头儿就把如何赶曹范集卖柿子得钱顺便买点炭回家过年各炭堆又不卖的经过叙说一遍，马叫老头儿跟他进矿，说他有煤卖给老头儿一点儿，老者十分高兴。到了锅炉房门口的炭堆前，马春景和老者从驴背上架下驮篓，马拿过锨正要装炭时，老者忙从怀里掏出钱包，说先生先别装，我想买一斗（那时卖炭论斗，每斗120斤），不知钱够不？马问老者的毛驴能驮多重？老者说最多200斤。马春景一边往驮篓里装炭，一边叫老者用脚踩踩。老者说，不用踩，这副驮篓装满需要200多斤。马春景硬叫老者踩，老者不忍心。马春景边装边踩，把驮篓装了个冒尖。老者知道钱不够，说先生先收下这些，欠多少我再送来。马春景只收了半斗的钱，说烧完了再来驮。老者含着满眼泪花连声说：“好人哪！好人哪！”。
  上庄煤矿附近有四个自然村，即宋家上庄、李家上庄、甄家上庄和赵家上庄，大多数人家的小孩、老头和老婆，不时到炭场扫煤末，上煤矸石堆上拣煤碴。有的乘人不注意到炭堆上偷点儿，有时被护矿人员碰上，不但将煤没收，还要把盛煤炭的筐篮留下。拣煤者为了要筐篮便去找马春景，马春景不但给他们退回筐篮，而且还给装上炭，笑嘻嘻地说：“以后别来了，再留下筐子，我可不管了”。因此，这一带的贫苦群众没有不说他好的。
  马春景开办的上庄煤矿，越来越兴旺发达，营利愈来愈丰厚。常言说，“树大招风，名高损身，”远近的土匪、盗贼、地痞、流氓，都把贪欲的眼睛对准了他。怎奈马春景武艺在身，手使双枪，又有全副武装的护矿人员，所以轻易不敢动手。1928年，济南发生了“五三”惨案，省政府迁往泰安，山东一时呈现出无政府状态，于是土匪蜂起，兵盗合流。是年秋天，章丘发生了张鸣九暴乱，流窜到莱芜的刘桂堂人称刘黑七的盗匪集团，乘机来犯，先绑架了文祖镇地主马希田，继去上庄煤矿掳走马春景。据当时目击者马春城回忆说：民国十七年（1928）初冬的一个夜晚，天阴的比炭还黑，呜呜的西北风刮得机房的门窗乱响。我正聚精会神地开着大绞车，忽然一阵枪响，飕飕几发子弹打在我眼前的操纵杆上，我赶紧刹住车，爬在机车的绞滚下面。这时外面有人说，“车停了，开车的小子被打死了”。我知道事情不好，便止了汽灯摸着走出机房后门，贴墙根向马春景寝室走去。刚抵门口，就听到“你男人呢？”，“他下井了！”“你不说实话我就崩了你！”“他是到并下去了，我说的是实话。”这显然是土匪和马春景妻子的对话。这时，另一匪徒要王桂娟跟他们走。王桂娟说她和小孩黑灯瞎火不方便，要土匪相中什么拿什么。匪徒们厉声喝道，别他妈的罗嗦，快走！王桂娟又说，等她穿好衣服再走。匪徒说不用穿，披着被子就行。我听到这里就又向井棚走去。正好碰上马春景，我一连声地把事情经过说了说，他急忙问你嫂子呢？我说大概被人带走了。他便拔腿循声赶去。
  马春景找到土匪，将妻子王桂娟换回。他同机工孔少臣被架到莱芜一个山村里，监押起来。匪首问孔少巨马春景有多少钱？孔说这我不清楚，可人家都称他是百万富翁。匪首叫他回矿告诉马春景家属，用60万现洋来赎票，限期两月，至多半年，逾期不赎，就地撕票，那时悔之晚矣。孔少巨顺水推舟，一口应了下来。他回到公司向王桂娟等陈说利害，经理金宗开和矿师孙福森一听，既气又恨，但无可奈何。性情刚正的金宗开说，不管怎样赎人要紧，赶快准备钱。王桂娟不动声色的说，慢着，土匪胃口这么大，即使倾家荡产也难以凑足60万元现洋。金宗开愕然不语，心想，作为一个妻子怎能说出这样的话？就马春景的资产来说，慢说60万，就是100万也能拿得出来。于是斩钉载铁地说，用不着倾家荡产，60万元算我的！王桂娟半讥讽半轻蔑地说，那我就太感谢了，不过这事还得我拿主意。说着把头一仰转身进了内房。金宗开欲要发作，孙矿师拉着他便走了。从此以后，王桂娟照常到公司莅事，衣履整洁，轻妆淡抹，说笑有声，遂把赎马春景之事置诸脑后了。
  马春景在章丘城（今绣惠镇）置有房产，这期间王桂娟常回章丘老家与回族弭某（永利公司矿警队长）多有往还，不时谈家常议生计。弭某系兵痞，自封山头，有武装。为人年轻风流，与地方衙门关系密切，权贵势要对其奉若神明。
  光阴如流，不觉已到岁底，王桂娟对筹款赎马春景一事依然只字不提。土匪得不到回音，对马春景软硬兼施。两个看守暗中对马说，家中如不按时送款赎票，你的性命可就难保了。此时的马春景，自知凶多吉少，但又不甘心这么死去，于是把生的希望寄托在两个看守身上。在一个寒风刺骨的深夜，他对两个看守说，他来此已尽半年，多蒙两位兄弟照看，使他才活下来。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两位如能给他方便，这活命之恩他马某定将厚报。两位看守被他说动，逐渐与他亲密起来。说他们都是济南北园人，为贫所累，不得已误八歧途。自此，三人推心置腹愈谈愈投机。一次马春景断然说道，你我既是知己，咱们就插草为香，结为兄弟，日后相互照应。看守们知道马春景不是等闲之辈，且又有百万之富，于是三人一起逃走了。后来，马春景不食诺言，给每个看守500元现洋，以示酬谢。
  马春景回到大冶，众乡亲喜出望外，特别是金宗开和孙福森。金宗开一见马春景，二话没说，就把他被架以后王桂娟的所作所为，毫无顾忌地捅给了马春景。马春景本是性如烈火疾恶如仇之人，不听则已，一听怒火填胸暴跳如雷，亲友们再三劝慰，他才稍作安静。嗣后，家人一面为其设宴压惊庆贺，一面派人去上庄煤矿告诉王桂娟。王一听犹如晴天霹雳，惊定之后，来不及梳洗换装，便赶往大冶。当她走到房门口时，人们争着与她寒暄。此时马春景在屋里看的清楚，将早已准备好的手枪从腰间拔出，刚举手瞄准，说时迟，那时快，他身边的孙福森伸手托起马春景持枪的右臂，枪响后，子弹穿过门帘贴王桂娟脑顶而过。众人忙将马春景按住，他长叹一声躺在地上。当人们把他唤醒的时候，他已是神智不清，两眼落泪，有话说不出来。众人当即备车将他送往济南医院。此后，马见人就哭，再也不能言语，经治疗无效便与世长辞了。
  1932年，马春景遗属继承了矿产权，但寡妻幼子无力经营，只好将矿场委于董次平代办经营。所出之煤，按百分之十五抽租。限期8年，押款1万元。
  数月后，为治理旧井（此时共有五口井），董次平另集资10万元，经理处设在济南，董事长为殷同君，经理董次平。1933年，因债务讼起，被法院封矿停产。历时8年之久的上庄煤矿就此结束了。
  （明兆乙整理）
  我知道的靴筒地煤矿
  李执祥 口述
  1918年，我村东南的靴筒地，新成立了一家煤炭公司，叫天源公司，开始用机器生产。附近老百姓都感到新奇，纷纷前去观看。
  这年我12岁，父亲托人把我送到井上去干活。全矿共有8口井，分别为一号窑、二号窑……八号窑。有的属旧井。有的系新挖井，旧井已出炭，新井正在建设。主井在东巴漏河和安子沟之间，原是过去用土法开采过的。井筒较宽，井下100公尺处向西开石门，高7尺宽8尺，长130多公尺，凿透一、二两煤层（当地人叫底上行），开左右大巷和上、下山等，计南北长1000余公尺，东西长300公尺。古空很多，大部份被前人采过。七号井深80公尺，属二层煤。我先在主井后去七号井。
  天源公司总经理蔡仁甫，是民国十年（1921）从北京调来的。任职不久，他主持修筑了从矿区到明水长30多里的小铁路。该公司董事开始是石宝山，后换丁敬臣。总矿师是王希范，为人厚道；机工头目是宋希尧，天津人，他脾气好，善于团结职工；车工负责人名叫张连之，河南人，说话和气，没有架子。另外，还有一位英国人，蓝眼睛、黄头发、高鼻梁，他叫巴×××（详细名子记不清了），矿上的人都称他巴爷，他是专家。凡设备安装，机器修理等，矿师们都得向他请示。当时矿上共有九口锅炉，其中两口是双心的，都是在他指导下，运来原料，就地铆焊的。两部高车，十几部床子，出了大毛病，他都亲自动手维修。从矿区通明水的小火车，据说他也参与了设计和施工。
  全公司除了经理和8个矿师以外，人员可分井上工、井下工和巡警队。
  井上工：
  凡在井上面干工的，都是井上工（里工）。其中有拥车工20人。煤提升到井口时，用长钩钩到井口一旁固定的地方，沿着小铁轨道拥到炭堆上。装车工30人，将煤装入火车箱，运到明水等处。当时，井上所出的炭概不外卖，一律运往济南或青岛。锅炉工50人，轮流值班。看炉、运煤、掏炉、运碴，经过一段时间，还需定时刷锅炉，否则，会造成火力不足，影响汽力。机工20人，负责开车、安装、维修等。建筑工30人，木工20人，铁匠6人，杂工30人。靴筒地矿区面积是3方里，有房屋374间，水池、水塔各1个，地窖5个，大井架1个，大烟筒1个。矿公司四周有高而厚的围墙。
  井下工：
  凡在井下面干工的都叫井下工（外工），老百姓叫“窑化”子。那时实行承包制，由承包柜负责。该矿有两个承包柜，以张世荣为首的叫张家柜，共200人，我在张家柜。以李金龙为首的叫李家柜共60人。后来又有一个时家柜。
  柜头组织班子，每班（24小时一班，即中午12点下井，到第二天中午12点上井，这叫大班子）按产煤多少，由矿方将工钱付给柜头，柜头再按劳力情况，分别付给工人报酬。每个整工一班挣5吊2分钱。
  井下工即窑化子又分大头子、半分（他们是大小负责人）、撅头、筐头、水夫等。我初次下井是在1号窑当筐头。因该井巷道宽，坑道高，人能站立，故不用筐拉，用肩扛。柜头给每人发一口袋，装满为100斤。扛满口袋的叫整份，扛半口袋的叫“半篓子”，扛四分之三的叫“扛三角”。我当时只有12岁，勉强当个“半篓子”。24小时，扛34袋，挣2吊6分钱。扛炭这活很苦，从迎头（撅头工掏炭点）装上炭发在背上，穿过坑道到大巷，从大巷到井下口，一路坑坑洼洼，曲曲折折，上下左右都是石块，不小心撞在上面，碰得破皮伤肉。遇到低矮的地方，直不起身来，只好弯着腰拄拐而行，这叫“加拐腿”。就象“女起解”里粜公道说苏三的那样，三条腿比两条腿容易走路。
  巡井队：
  它的任务是维护矿区和由矿区到明水这条轻便铁路运输等的安全，身披武装。队长是林继仓。
  不论是井上工还是井下工，矿方均发给福利炭。井上工每人每月一筐，一筐约400斤。井下工每人随班带炭，一次约带40斤左右，一个月能带六、七百斤。
  我16岁时，便成了整工，从一号窑调到七号窑。该井煤层厚，日出300筐（每筐500斤），该矿盛时号称日产千吨。19岁时，井下发生事故，我的一条腿被塌下的顶板巨石砸断，柜头派人将我送到家，给了两班的工钱就算完事。父亲四处求医为我治疗，怎奈伤势太重，无济于事。第二年。矿上成立了小医院，从上海来了三位大夫，一位姓陈，一位姓杨，另一位姓李。父亲多次要求，矿方就是不给看。后来多亏了好心的矿师王希范，经他引荐，才让我进院治疗，锯掉“肉腿”换上了假腿，一直到现在。
  我22岁那年，矿方经营不好，近半年的时间，公司没有给工人发工资，大伙实在受不了，就停了工。当地工人大部分回了家，外地工人没办法，自谋职业，维持生活。这时，经理蔡仁甫回了北京。正当大伙走投无路之际，埠村西村的郭恒祥（那时人们知道他是在青岛做工的工人。不知他是共产党员）来木厂探亲，他主动找失业的炭矿工人谈这谈那。说起天源公司不发工资的事来，他十分生气，要工人们选代表上告。工人们说现在的衙门和有钱有势的穿一条裤，穷苦人有冤找谁诉？郭恒祥说只要大伙有决心，他给介绍一个地方准能替工人说公平话。于是郭恒祥把工人成立工会，农民成立农会，商人成立商会的事介绍了一番，又说济南有总工会，它是为工人兄弟办事的。就这样公司的工人在郭恒祥的指导下，建起了“天源公司炭矿工会”，后改名为“章丘县矿业产业工会第三分会”，归县工会直辖。有会员一百六十多名。我虽然是个残废，也参加了工会，大伙很高兴。有人说咱人多力量大，团结起来，为了吃饭，咱卖机器换钱，也能吃个一年两载的。郭恒祥说，卖矿产的事以后再商量，现在要紧的是先派人去济南总工会告状。此时大伙情绪很高，立即选举宋希尧、李金龙、张连之三人为代表，拿着郭恒祥的介绍信，上了济南。几天后，他们回来说，总工会很关心我们，要大家加强团结，耐心等待，一定为咱们解决好工资问题。半月后，大伙心急，每人拿出两吊钱，给代表们凑了点路费，又去了济南总工会。结果，总工会已与天源公司负责人进行了交涉，矿方答应，先发所欠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大约二十天后，王希范代表天源公司将百分之三十的工资，发到了工人手里。
  1928年，公司因债务的题，与公会订立合同三纸，具体内容如下：
  （一）立合同天源公司工人俱乐部（工会）：兹因公司所欠工人俱乐部各工人工资，拟定以两个半月为期，设法料理。商定以七井大绞车一部及铁路全线并“1498”车头两部作为担保。期内工人对于担保品，不得干预。期满后，如公司仍无法办理，由俱乐部工人等将担保品抵押款项，所得押款应预先将数目订明，以一半交付公司，其余一半，留还所欠工资。在期限以内，各工人之伙食，由公司每人每月发给现金6元（不扣工资），遇现钱不足时，可以材料抵拨发给。特立此约各执为据。
  （二）十八年（1929）变卖五寸水泵一座，钢轨若干，机器零件炉条废铁等数千斤，归还工资二千余元，合同未详。
  （三）立合同天源公司第三分会兹议定将所欠工人之工资偿还办法开列于左：
  （1）现订定由矿厂至10号桥路线内钢轨及枕轨，由工会变卖，于卖价内提3500元，还该会工人等所存工资。其余存资，由将来铁路运费内按每吨一毛五分随时提还，至还清为止。
  （2）此项发款，以工票为凭，发款时应将以前所收公司款项结算清楚，在工票内证明。
  （3）十七年（1928）九月二十八日所订合同，在此合同履行期内，不生效力，俟结欠工资还清，即与此合同同时作废。
  （4）公司准于一个月内开工修路，此合同所订以运费提还工人存款办法，履行期间，开工日起，以一年为限，倘到期未能还清，仍查照十七年九月合同办理。
  （5）铁路开运后，倘因故停工至三个月以上时，公司允另外设法筹还欠资，以免久延。
  （6）变卖时，此项铁路乃因料理工会、煤户、地户三项债务。变卖时应由三方共同酌定出卖（十九年五月廿八日）。以上合同均经地方政府及党部备案。
  除变卖之机械外，剩存的机械经过清点尚有：
  双心五节大锅炉 2口
  四节卧炉 8口
  三节卧炉 2口
  三节立炉 1口
  两节立炉 1口
  管子小卧炉（钻机用） 1口
  十二时双缸绞车 1部
  六时单缸绞车 2部
  四时双缸绞车 1部
  六时双缸绞车 1部
  八时双缸纹车 1部
  大洋钻 1架
  手摇洋钻 1架
  九时卧泵（不全） 1台
  八时吊泵（不全） 1台
  三时半吊泵（不全） 1台
  二时吊泵 2台
  一时卧泵（不全） 4台
  十二时单缸风车（不全） 1部
  千斤顶 1个
  老虎钳 1个
  大小发电机（全坏） 3座
  大理石板 1块
  手摇风车 2部
  机车（不全） 5辆
  车皮 21节
  煤罐 38个
  那罐笼 2座
  二米径飞轮 2个
  一米径飞轮 5个
  十二时管 4米
  九时径管 44米
  钢丝绳 5盘
  搬架 1套
  铁匠炉 2座
  花车架 1个
  押车 1个
  道湾子 1个
  磅秤 1个
  这期间，天源公司的全部设备迁到山老坡崖，从矿区通明水的轻便铁路亦随之移去，由天津协大实业公司核算。
  约在1932年，原天源公司机电工程师宋希尧等，又来靴筒地设矿，恢复天源公司，但规模、设备、生产远不如过去。七。七事变后不久，靴筒地煤矿就彻底结束了。
  丁棟臣創办的官庄煤矿①
  王育仁
  官庄煤矿开办于1932年，矿主丁栋巨投资20万元，当年交14万元，系独资经营。矿址在吴官庄附近。该矿区第一层煤俗叫露头煤，相当一部分为前人采尽，井下古空多，开采困难，故决定下掘，开采二层煤，历时半年方透。出煤伊始，产量不大，几经周折，始具规模。
  机构设置
  该矿除经理外，下设总务、会计、工务、出纳、材料、营业、庶务等部。建有护矿队，计15人，有步枪10支。设队长、巡官、巡长各一人。
  矿区设备
  矿区面积占地185公亩。有锅炉房8间，原动机房2间，绞车房和机工房4间，铁匠房2间，木匠房5间，仓库10间，职员宿舍10间，工人宿舍60间，职员浴室2间，工人浴室3间，业报室1间，娱乐室1间。
  锅炉五节的4部，六节双火眼的1部，四节单火眼的2部。一、二号井18时汽缸1部，高车1部。
  矿井
  全矿有主井两口，即一号井和二号井。一号井系长方直井，长3公尺50公分，宽2公尺。井架高约10公尺，井深94公尺。在56公尺深处是第一层煤，但已被前人开采。94公尺深处是第二层煤，煤层厚度为40公分。井下有东西大巷一条，东大巷长约90公尺，西大巷长约150公尺。于此复开下山二道，东下山达470公尺。该井水量大，夏秋尤甚。汲水设备井下有水泵4台，其中12吋汽缸的一台，10吋汽缸的2台，7吋半汽缸的一台。西下山坑道中间设水泵2台，一为10吋汽缸，一为7吋半汽缸。
  井下运煤全是靠人力拉拖，从炭坑拉至井下口，然后用机械提升到井上面。每天产煤百余吨。
  二号井在一号井东北约500公尺处。此井乃1934年夏季所开挖，至1935年底始透，亦是第二层煤，厚度为80公分。大巷呈东西方向，由井下口到大巷东头约50公尺，距大巷西头亦是50余公尺。复于东大巷30公尺处向东北开一号下山路；西大巷50公尺处开二号下山路，与一号井相通。这对通风和拉运实为有利。该井下设备有10吋汽缸水泵一台，一号井下山有60时汽缸的高车一部。日产煤40吨左右。
  生产情况
  该矿正式投产是在1934年。由于井下水大，古空多，生产率低。兹将1934年和1935年的生产情况，按月统计如下：
  职工状况
  全矿有职工42人，平均每人每月工资为27元左右。矿工300多人，每班工作12小时。其中井下窑工系包工，工资不定；机器匠（机工）7人，每班工作8小时。机师月薪36元，其余月薪27元；炉房工9人，每班工作8小时。日薪1元5角；铁木匠12人，每班工作10小时，掌钳工月薪18元，其他为14元；浴室工2人，每班工作10小时。月薪每人10元；绞车工6人，每班工作8小时。月薪每人为20元，汽车夫（司机）7人，每班工作12小时，工资每月少者30元，多者40元；杂工多少不固定，每日工作10小时，工资根据工种计算，最高者为月薪18元，一般为13元，最低者为10元5角。
  官庄煤矿在这个时期的生产、经营情况，大致如上所述。
  綦智民经营的利达煤矿
  綦崇瑄 口述
  大星地煤井位在埠村镇杨家巷村西。因该地有一古陨石（今尚存），当地群众传说它是天上的一位星宿，因触犯天条，被玉帝贬往人间，故人们称这里为大星地。1930年，广饶人张竹铭，领得采煤照来此设矿，划地5166.38公亩为开采区，矿名叫裕通公司。因该矿适在大星地之内，故当地人称裕通公司为大星地炭井。由于井下矿水凶猛排治不利，不几年便停产歇业。
  1933年，商人綦智民持煤采照来章丘埠村镇杨家巷村西周家林设矿，名曰利达公司。该矿与原大星地煤矿相毗为邻，而且綦智民的公司就设在原裕通公司旧址上。因此，人们对利达公司仍称大星地煤井。
  綦智民是利津县人，自幼习商，弱冠后，在济南创办了利达粮站和泺口永利粮站。他善于经营，有干济之才，为商界所推崇。1934年，他的老乡名叫刘全训，于北京大学煤矿系毕业后来济南，与綦智民不期而遇，不免一番热情寒暄和殷切款待。话间，谈起山东煤田采掘问题，綦智民对此很感兴趣。于是刘全训详细介绍了矿区的分布和采掘的现状。其中提到很多矿区煤藏量较丰厚，迄今还无人开采。綦智民本是个矢志创业的人，当下在刘全训的帮助下，去找在省建设厅：和实业厅工作的同学。经查阅有关煤炭矿源资料，了解到济南附近章丘埠村镇酉边一带煤田，尚来正式开采。决心办煤矿的綦智民和刘全训商定后，向省府写了申请报告，经有关部门批准，领出了矿照，规定开采时限为三十年。当年秋后，綦智民和刘全训带领有关人员来到章丘埠村镇，在杨家巷西门外百米处的大陨石附近，买地皮150余市亩，破土建矿。
  开矿需要投资，綦智民去胶东联络了近百人投资入股，每股100元，每人入股多少不限，共500股，计资50，000元，成立了利达煤炭公司。以股份多的綦智民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刘全训为总工程师，设备安装、房屋建筑以及掘井开采等等由他负责。施工开始，先挖一主井（竖井），当挖到五十多米时，地泉突涌，水势凶猛，不能下掘，排水成了主要任务。当时汲水全靠用牛皮制成的软罐，进度很慢。日积成月，累月经年，一幌两载，水不见下，清流依然。不用说要煤，就连煤矸石也见不着。随着光阴的消逝，财政只出不入，50，000元资金付之清流。仅工人每月应得的工资一项就成了无法解决的难题，因此股东们纷纷退股，綦智民无奈，只好四处奔走乞援。又过了一年，钢丝绳，牛皮罐汲水如旧，清山水，哗啦淌，情况依然。总工程师刘全训睹此现状，悲愁交集，后悔莫及。他曾对着綦智民牢骚满腹地说，制不伏地下龙王，干瞅着运来的一切设备无法安装，他是有劲无处用，有才难施展。不久，便退股而去，到北京工程局工作。最后，只剩下綦智民一人支撑着残局。
  这时，群众的流言蜚语纷至沓来：“大星地，真不善，钢丝绳，牛皮罐，光打水，不出炭，蹀蹀躞躞整三年，走了工程师，剩下矿老板，你说可叹不可叹！”有的还说，这些人，不信神，不敬天，触恼了地泉龙王，对他们降灾惩罚，意志坚强的綦智民不为之所动，横下一条心，坚持到底。他在走投无路，借贷无门的情况下，将他在济南的房产契约送到银行作抵押，贷出了部分资金继续支撑下去。他这种矢志不移毁家创业的精神感动了全矿职工。大家献策献计，綦智民虚心采纳。人间自有真情在，有一当地老矿工，根据个人多年的井下操作经验，亲自找綦智民介绍当地井下情况，綦智民根据他的意见，在一号井南边30米处，找到一口旧井筒，当即下人勘察，结果井下无水，原来此井的位置恰好避开了下面的地泉水道。于是安装设备进行开采。只用了半年时间，就挖到了煤层。綦智民喜不自胜，高兴的说，漫道“山重水复疑无路，”讵料“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式投产后，人员大量增加，矿区全面施工，同时组建了新的领导机构。
  当时生产的动力是蒸汽机。设有七节的大锅炉一口，六节的两口，四节的一口，共六口，木井架四个，高达几十米的铁烟囱两个，井上口汽绞车两部（汽缸12吋），井下口汽绞车一部（汽缸8吋）。14吋的水泵两台，10吋的3台，吸水管为4吋。井下建有大水库，能容水千方。由于水泵代替了牛皮罐，汲水速度加快了，于短期内，就完全控制了井下水，使生产顺利而安全地进行。
  在矿房建设方面，计有锅炉房12间，井棚4座，绞车房8间，浴池两个，男女职工宿舍48间，经理办公室3间，帐房2间，仓库10间，厨房3间。重要矿区周围竖有木桩，上面围以铁蒺藜网。
  矿长机构设置
  总务股：董事长、经理、矿长各一人。
  工务室：6人
  帐房：2人
  营业室：3人
  材料股：3人
  机务科：50人
  护矿警：12人
  拥车工：20人
  厨师：3人
  勤杂工：10人
  传达室：4人
  收票室：4人
  锨把子：12人
  木匠房：10人
  铁匠房：3人
  总计：145人
  井下生产，人员（当时称他们为窑化子）由王家和杜家两个包工柜具体承包。共分两班，每班200人左右。具体办法是：承包方每班生产多少煤，资方按数量付款，一班一清算。包工柜和挖煤工之间是雇佣关系，每个工人下一班给多少钱是固定的。当时的工资每人每天平均在七、八角钱之间，相当于10斤粗粮的价值。当时挖煤工的生活是很苦的，当地工人每次上班背着窝窝头或煎饼步行到矿，远者十几里，近者二、三里。外地工人如淄博等地，就地赁民房居住。下井后，一气工作12个小时，饿了，就地吃点干粮填填肚肠，直到干满点方能下班回家。
  大星地煤矿是在193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的，平均日产百吨。煤的质量较好，大烟大火，熔点高，是极好的工业燃料。但是，由于当时工业不发达，群众生活用煤有限，加之附近一带煤井很多，特别是群众合资土法开办的“砟子”（煤的一种，质量很次，只能用来生火炉取暖）井，简直是井架林立，炭堆栉比。土法生产的煤成本低售价便宜，群众乐意购买。因此，使得大星地生产的煤积压如山，难以售出。资方迫于各项开支，只好到处张罗顾主，削价出售。每斗（120斤）原价2角8分，减价为2角4分。即使如此，销量仍不见佳。嗣后又规定：凡购一石（10斗）者，赠送一斗。同时与当地豪绅势要挂钩，让其“押堆”代卖。其方式是先交一部分钱，陆续取煤，年底付清。“押堆”者为谋取利润，煤里掺上煤矸石，再降价出售。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因战祸兵燹，太多数工厂、矿山遭到破坏，城市商店倒闭关门。当地土匪蜂起，致使大星地煤矿一度停产。
  1938年，日寇占领了济南和胶济铁路沿线村镇。他们为了掠夺我国经济资源，强令工厂复工，商店开业，于是燃料又成了急待解决的问题。此时大煤矿如淄博、枣庄等，日寇一时难于控制局面，因之大星地煤矿就成了济南地区煤炭供应的主要来源之一。这样以来，该矿煤炭销路大开，供不应求，煤价亦因之倍增，资方转亏为盈，出现了“红火”局面。此时不仅尝清了外债，而且营利甚丰。綦智民等资方人员于国难日深之际发了财。
  綦智民出身商贾，为人正直。富有创业求实精神。他对劳动人民如矿工有一定的同情心。有的窑工因事故致伤或身亡，他能悉心关照。对遗属妥善安排。贫穷人到矿买煤，他嘱托有关人员允许购者“捂斗”（用斗量炭时，一般装满为止，不准购者招斗，如用手招按，每斗能多装20—30斤）。窑工下班时，允许其随身尽力携带块煤归己。据说年轻力壮者每次能带六十斤左右，作为额外收入。总务股长王友清是有名的中医，擅长针灸。他经常免费为职工及其家属治病祛疾，为附近农民送医上门。
  1941年至1942年，章丘地区兵匪不分，各派反动武装相继而起，各霸一方。如出卖民族的汉奸王云庆、牛其山，名为抗日实则土匪的王连仲、翟毓蔚，还有专以抢劫、绑架为业的民贼等等，他们轮番向大星地煤矿索饷要款，更有甚者化装夤夜进矿架票勒款。这伙走了那伙又至，应接不暇，所营利润，不够“交差”的。如果稍有违抗，劳资两方生命难保。綦智民于无奈之际，忍痛停产，将人员遣散，把矿上的重要设备如机器、道轨、铜瓦、钢丝绳、矿灯等髹漆封好，藏在井下。于1942年正式宣布停工关门。
  （明兆乙整理）
  华盛煤矿如是我聞
  周宪文 口述
  东酒坞村南有一小山，叫青云山，青云山之阳是一大山，名青龙山。小时候到青龙山下拾柴挖菜，看到的是一堆堆小山似的煤矸石和一眼眼曾经出过炭的枯井口。民国二十年（1931），有济南人李华廷第一次使用蒸汽机来这里开矿。干了二年，因矿水大，出炭寥寥，几乎开不出工钱。李华廷为筹措资金四处奔走，由于操劳过度心力交瘁，不久死去。矿权由他的夫人继承。
  女东是位很有教养的小脚女人，精明强干，颇具丈夫气魄。她为了矿业的发展，重用了有开拓能力的年轻机器匠褚纪元（济宁人）。他举止大方，温文尔雅，精通机械，有社会活动能力。他“招贤纳士”，联络股东，成立了华盛煤矿有限公司，简称华盛公司。经过一番整顿，使奄奄一息的煤矿僵而复苏，面貌为之一新。根据生产的需要，新凿井筒一口。该井生产的煤系第十层，略显白色，群众叫白炭。火焰强，性粘，很受用户欢迎。
  那时，我已是青年壮龄，春冬季节用木轮小车推着炭到宁家埠、章丘城和刁家庄（今刁镇）一带去卖。记的有一年，我去刁家庄，有一店家买了我的炭，临走，店主说，炭要是顶烧，价钱贵贱不论，请你再来。
  半月后，我又驾着炭车下了刁家庄，我将炭车打在上次买炭的店家门口，刚抹下袢，老店主就热情地迎出来，一边打着招呼，一边将我让进店里，跑堂的送上茶。店主说：上次那车炭，你是从哪个井上推的？”我回答是“酒坞”村华盛公司的。“好炭！大烟大火，不臭不爆，很顶用。咱拉个主户，以后你尽管往这里送。刁家庄很多店家和铺户都非常需要这样的炭。”店主说着，命家人找来大木杆秤，将炭卸下。我拾掇好车子，准备算帐回程，不料跑堂的已摆好酒菜。盛情难却，我只好受用。当吃饱喝足以后，店主要我收钱。我说，上次那车多少钱，这车还是那些钱，请坐下酒饭钱。店主笑了笑，叫家人架出半圆筐硫碴，说上一车炭一共烧了这么点，从别处买同样一车炭，烧出的硫碴要比这多两倍有余，真是一车顶两车用。因此，说什么也不收我的酒饭钱。就这样，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一直往刁家庄送炭。顾主们对我开玩笑说，“待要把钱赚，多买酒坞炭。”以上说明华盛公司煤质之好。
  华盛公司女东主为人善良。每当我们去买炭，她总是说，推小车卖炭，可不容易哟！有时，她会告诉“锨把子工，量斗时，多给我们除上几锨。
  华盛公司上南不远，就是天源公司。据说它的东家是个大军阀，有一千多人干活。其中大多数是从河南招来的，他们被迫在井下当苦工。有了病或者受了伤。资方不给医治。甚至连饭也不给吃。回家不允许，想跑跑不了。有的病患者，在呼吸正常的情况下就被埋掉。东酒坞村的南坡里，就曾埋了不少的河南矿工。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冒着生命危险逃出天源，潜藏在附近老百姓家里，寻机会回老家。华盛公司的女东主，每遇这种情况，往往慷慨解囊，资助其返归故里。
  民国十七年（1928），土匪张鸣九搞得章丘大乱，许多煤炭公司先后关了门。华盛公司的女东主将矿产作了折变，由明水镇炭商魏广议和魏广仁接管开采。女东主与褚纪元离开华盛公司。走前，附近群众念其功德，纷纷登门送行。
  魏氏兄弟接管后，经营不几年，因内外交困又停产歇业。
  （明兆乙整理）
  福盛公司見聞
  李执水 口述
  福盛公司在文祖镇南小青山附近。很早的时候，这里就开了许多小煤窑，那时都是当地民众自由联合开采，有的用滑车（人拧的一种轳辘）提升，有的用转车（人拥车）提升，总之，都是靠人力生产。
  民国以来，外地商家来这里开煤井的逐渐多起来。他们持矿照划地皮设公司。我知道的有掖县人贾子升（又名贾克勤，是张宗昌的至亲），在小青山划了大片矿区，他自己开了福盛煤炭公司。张鸣九占章丘之后，曾一度停产，不久，贾子升将矿井租给当地人高振盛（字际唐）。距福盛公司二里处的宝盛公司，也系贾子升矿区，由李栋臣承租。在小青山一带还有卞山农创办的福康公司。
  1928年，我九岁，在福盛公司当水夫，一班24小时，在坑洞里吃三顿饭，喝凉矿水，啃冷窝头，干粮都是自己从家里带来。因为生活困难，有时吃个煎饼就算上犒劳了。在井下当水夫的都是些年龄不大的孩子，由于天天和黑矿水打交道，浑身上下赤条条一丝不挂，在炭水里活象条条黑泥鳅。出矿井洗去身上的黑炭末，就象条条黄鳝鱼。
  十七岁时，有点力气了，为了多挣几个钱，我当了筐头，在煤洞里拉炭，钻进钻出，人家叫我们“地老鼠”。我们的工头是张希伯。
  该公司有井两口，即一号井和二号井，一号是主井，圆形直筒，深72公尺。在66公尺处即已见煤。基本设备有绞车一部，锅炉四部，其中单火眼三节一部，单火眼四节一部，两节的站炉二部。水泵一台，排水基本上用的是牛皮罐。
  全矿面积计70余公亩，有草房数十间，分别为办公室、锅炉房、绞车房、铁匠房和木工房等。
  该矿地处山区，交通不变，运销困难。所生产之煤，除就地销售外，其余则运至明水转销。当时，煤的零售价每百斤2毛（角），矿工每日工资8毛（相当于400斤煤价），一般为5毛或6毛。常听工头们议论：每个撅头（即掘进）工，每班（24小时）掘煤5，000来斤，筐头每班拉3，000斤左右。撅头工每人每班创造的生产值为10元，而自己取得的报酬是8角；筐头工每人每班创造的生产值为4元上下，而自己所得只是5毛或4毛。
  1936年，我离开福盛煤炭公司，以后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明兆乙整理）
  裕通煤矿工人罢工及处理
  王育仁
  1930年夏，裕通煤矿工人举行了集体罢工。
  裕通煤矿位在文祖镇三元村附近，董事是广饶县人张成勋。当时该矿除公司职员外，分里工和外工。凡在井上面从事体力劳动的，每日工作10小时为里工。在井下挖煤的矿工实行包工柜制，每天工作24小时为外工。据说这种制度是从唐山煤矿学来的。不论里工还是外工，均受矿主和大小把头的剥削和压榨。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生活的痛苦使工人们不能忍受，特别是那些天天处在死亡威胁下的窑工。
  1930年5月6日，性情刚正而富有正义感的公司职员毕衍钲，在当时各地工潮的影响下，几经考虑之后，冒着一切风险，挺身而出，为工人说话，要求矿方提高工人工资，改善职工生活。经理周家坦和黄色工会负责人耿殿臣等，认为毕衍钲有赤色之嫌，便想方设法进行斥责恐吓，毕衍钲毫无惧色，据理力争。周见软的不行，于是来了硬的，指示耿殿臣组织团伙，诬陷毕衍钲散布赤色言论，煽动矿工闹事，公然将其绑架，关在屋里，非法审讯，残酷毒打。部分职员闻讯义愤填膺，闯进经理室严词质问。周家坦无理狡辩，色厉内荏、气急败坏地谩骂职工是通匪造反。职工当即派代表赴章丘县衙控告。
  旧社会，官商勾结，狼狈为奸。县政府派警到裕通公司调查处理。他们不问青红皂白矢口诬妄工人图谋不轨。于是激起职员、矿工的愤怒，他们长时期郁积在胸中的怨恨象火山爆发似的喷了出来，纷纷涌进公司，与县警讲理。此时机务职工率先罢工，接着全矿一切机器停止转动。矿井因罢工各炭坑、巷道均被水淹。许多里工、外工先后进入公司，参加说理斗争。县警怕众怒难犯，生出意外，遂缓和了下来。为首的说他们是奉命办差，既然事关至重。只好就此回命。
  章丘县政府就裕通煤矿工人罢工一案火速电陈于省厅。省厅即令山东第二矿务局局长刘景昆亲自前往相机调处。同时省厅派俞扬恒会同办理。俞抵博山，与矿务局局长刘景昆、工商厅视察员郑鹤年经过一番商讨，弄清事实真相后，于是年5月16日招集裕通公司经理周家坦、淄博矿业工整会代表减华年商讨处理办法。根据调查及双方供词。达成如下五条协议：
  一、复工后，工人必须服从公司支配。
  二、停工期间，里工工资按六成补发。
  三、停工以后，外工（即包工）根据具体情况发给津贴补助。详细事宜由工整会与包工柜头会同办理。
  四、复工前，开除耿殿巨、高庆印、邓万禹、田少俊、李金岭出矿。
  五、今后如有不良工人，由公司负责人将其不良事实报告县政府及工整会，根据情节轻重进行处理。
  此协议一式二份，由工会、公司签发。
  山东省第二矿务局局长刘景昆签字
  山东省拔正俞扬恒 签字
  山东工商厅视察员郑鹤年 签字
  资料来源：《山东矿业报告》
  裕通公司复工不久，因经营不良等原因而停工。
  军阀矿商朱子芹①
  靳化兴 于建伦 口述
  朱子芹字建忠号泮藻，寿光县人。曾任烟台镇守使和直鲁联军第九军军长。张宗昌垮台后，寓居济南林祥街，过着安逸赋闲的生活。还在1926年时，他就来章丘长水村，投资接管了永源煤矿，自此，成了名扬遐迩的大矿商。因靳化兴和朱的一个孙子（嫡、庶不详）朱振民有段莫逆之交，故他对朱在章丘经营煤矿的情况，知之较详。
  接管永源公司
  永源公司地址在文祖镇西南敞口崖村（今长水村）村东的三亩地，当地人习惯上称永源公司为三亩地井。该井最早系何人所创？因无文石记载尚不清楚。据老矿工马运相、杨继功、冯汝泰等介绍，该矿最初是当地人挖的小煤窑。民国六年（1917），即墨人崔荫卿首次来此用蒸汽机开采。生产三行（三层）炭，产量很高，炭积如山，堆堆相连，但销路不畅，以致炭堆生草。因煤中杂有硫磺石易燃，往往引起炭堆自焚，损失严重，导之亏耗。总管（后改称经理）崔荫卿为人潦倒颓唐，沉湎酒色烟雾，不理业务。因之被东家张某辞退，有邵芳庭（即墨人）接任。
  邵芳庭原在济南纬五路德远永公司任职。来章丘永源煤炭公司后，大展宏猷。增置设备，扩大矿区。按天地玄黄，为四口煤井命名，即天字井、地字井、玄字井、黄字井。因“黄”字不吉利旋将“黄”字改为“兴”字，即兴字井。后又按“福禄祯祥”（另说按财、源、茂、盛）新开四口井，即福字井、禄字井、祥字井、盛字井，共八口煤井，日产千吨。
  永源公司的西北紧邻是恒义公司土名杨家林煤井，其创办人是曾在前清做过州、县官的薛大珂，一般称薛大人。两公司矿区毗连，矿工们往往彼此逾界开采，由此发生冲突，致使两公司多次呈讼官府，双方财势相当，各有后台。不过一场官司下来，倒霉的还是两家煤炭公司。
  民国15年（1926）邵芳庭征得资东同意，将永源公司卖于（一说让渡）朱子芹。朱接管后，任马庆禄为总办（经理），将8口煤井上下整顿，增添机械设备，加强管理，分设炭柜（专管煤炭产销）、钱柜（经费收支）、人柜（人事安排）等，诸项工作颇具条理。一年后，又新开两口井，一名来字井，一名斜字井，均是蒸汽提升。至此，永源公司共有10口井，职工近千人。
  新创西北局
  1928年，永源公司兴字并开空，淹死60余人。事故发生前，各坑道矿工根据各种反常异兆，判断有出现透水的可能，于是大伙带着工具，先后走出炭窝、巷道，来到井下口。这时副大头子（大头子即工头或把头，此系宁阳采煤法的称谓）刘玉珂厉声斥道“谁叫你们上窑？谁说要透水？全是胡说八道！要是有了水，我一口口把它喝干。快回去该于啥干啥，有了事我包着”。矿工们刚回到原处，风吼水啸，井下一片黑暗。身在井底口的刘玉珂，听声不好，不顾一班矿工的生命，自己报惊捷足先登上了井，余者全部葬身水底。
  当朱子芹在料理人命案件时，他的七姨太让李华南代其搞的私房井刚“透”亦被水淹。李自惭无颜见资东，于是心灰意冷、厌倦尘寰、上锦屏山当了道士。
  朱子芹为恢复生产，购添了大水泵，新建了砖结构的高烟囱。由于设计安装不合格，结果是大泵不上水，烟囱不冒烟，一时排水成了问题。鉴于上述诸原因，于1930年底，结束经营。翌年初，租天源公司在三元庄西北王黑村东南之矿区三百市亩，限期四年，开办了惠元煤矿公司即西北局煤井。
  该公司共开七口煤井，蒸汽机开采，规模与永源公司堪媲美。朱子芹的侄儿朱秀全为总办，靳尔芹字湘浦（西王黑村人）为经理，专事治井。朱子芹的一个亲戚名桑洪文，任仓库保管。四年经营，产销顺利，未出现事故，获利远在永源公司之上。
  1935年，租期届满，结束合同。恰在这时，吴宇亭在月宫村北长顺地（赵松岩矿区）经营的建业煤炭公司因故停业，急于转让。在靳尔芹等人的撺掇下，朱子芹又将经营设备运到了长顺地，重振建业公司。曾设九口煤井，日产1，200多吨。十五辆大型载重汽车日夜运输，经营非常之好。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局不靖，地面混乱，朱子芹将公司大权交给朱秀全和靳湘浦，自己在济南做起了安乐寓公。
  朱在章丘经营煤矿近十年，发了大财，成了名副其实的百万富翁。他共有七个太太，每人一处公馆（均在济南）。约在1940年，经靳尔芹擘划，由朱子芹出设备，李家平、东野兰田等投资，靳湘浦出地基（上有旧井两口，为靳湘浦等所开）另建新矿。朱同意后，将建业公司的主要机械设备运到新矿一一石岭子炭井，创办了泰和煤炭股份公司。
  1942年，朱子芹又拉日本人投资，成了中日合办的天和公司。此时的朱子芹年近花甲，不再来章丘。代他来往的是朱振民。
  毛驴馱钱
  1940年，朱子芹投资石岭子煤矿后，公司的一切由他的孙子朱振民代办。朱振民在公司任机器匠（机工），他与当地窑工靳化兴很莫逆。靳在他的提携下，由“窑化子”变成机器匠。每当公司结算盈余按股劈红时，朱振民便找靳化兴想法将钱送交济南朱子芹。那时交通不便。汇兑更难。于是他们想到用“毛驴送钱”。具体做法，靳化兴给朱振民准备毛驴，上背鞍鞯，再放一驮篓。将钞票（伪准备币）用牛皮纸包好，放进驮篓，上盖煤炭。局外人看去知道是一个用毛驴驮运的小炭贩。实践证明这个办法是很高明的，从未发生任何问题，保证了运转的安全。
  有时，朱振民去济南，约靳化兴陪同。因此，使靳化兴对朱公馆有了直观的了解。朱子芹的总公馆在三大马路纬一路林祥街东面，庭院幽静，房舍“华中有雅”。朱子芹身材顾长，白净面皮，倜傥潇洒。他妻妾七人，据说他最宠爱四姨太和七姨太。每当朋僚有邀，或赴宴、或看戏跳舞，随身相伴的总是她俩。妻妾多了，日子一久，难免有些顾此失彼，而且他又年近花甲，精力衰退，心有余而力不足，实在有些照顾不过来，房帷之间，勾心斗角，狗撕猫咬，常使他心烦意乱。1942年，日寇在章丘推行第四次强化治安，妄图封锁围困中国共产党所开辟的抗日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的阴谋，鲁中军区和泰安行署派人进驻章丘，领导群众进行对敌斗争。从此，朱子芹对他在章丘的矿业视若有无，不加过问。他曾对朱振民说，公司结算分红，他之所得给就要，不给就算，要朱振民在公司谨言慎行，能存身有饭吃就行了。
  此时的朱振民已弱冠有余，尚未娶妻。一次，他去济南送款，见林祥街国泰饭店门口有一亭亭玉立的妙龄女子，眉清目秀。粉面含春，他顿时意猿心马，十分动情。嗣后，经细心打听，方知此女子姓李名秀英，是国泰饭店的女招待。
  朱振民再次来济，按计划行事。到了国泰饭店门前，招乎“店小二”帮他架下驮篓，将毛驴拴好，便进店要了上等酒菜，打点用饭。一会儿。堂倌端上，他一人自斟自饮起来。此时，有一浓妆淡抹的少女前来敬茶。朱刮目细看，正是上次所见女郎，真是心花怒放，如愿以偿。“先生请用茶！”少女朱唇微启，将一杯香茶轻轻放在朱振民面前。朱振民心慌神乱地连忙站起：“小姐请坐！”就这样两人推怀换盏，吃喝完毕。少女暗想：且看他这乡下佬如何开销。朱振民毕竟是“宦门”之后，见过世面的人，乘着几分酒意慷而慨之地说：“休看俺这卖炭小贩，可对你这女招待不会小气，请随我来！”女子莫明其妙，只好跟他来到店门外。朱振民把驮篓浮头的炭用手一扒，从牛皮纸包里抽出一叠钞票交给女子，小声道：“请小姐代付酒饭钱，所剩归你.略表心意”。女子见这么多的钱、大吃一惊。一时不知所措。朱振民淡然一笑，扬长而去。
  春风秋月，半年的时光过去了，朱振民在与饭店女子的多次接触中，彼此有了详细的了解。一次，李秀英开门见山地问：“朱先生！你是公馆的人，现在干着阔事。我乃一下层贫女，与青楼烟花姐妹无异，天天送往迎来，人前卖笑生活在耻辱之中。得你见爱，我实是三生有幸。你若真心于我，贱女愿终身相托。”朱振民说：“秀英，你这说到哪里去了，我对你是一片赤诚，没有三心二意。李秀英怕他对天盟誓，赶忙用手去捂他的嘴。
  这事被朱子芹发觉后，便找朱振民谈话。开头说了些近几年乡间兵荒马乱，设在章丘的煤炭公司多亏朱振民的操劳，按时结帐。钱多少莫论，能敢冒风险，千方百计把款送到他朱子芹手中，这就难能可贵了，突然话锋一转，提到朱振民和李秀英的事。不免有点动怒：“咱是仕宦之家，簪缨之族，焉能娶一个烟花女子为妻？”朱子芹见朱振民低头不语，又觉得自己出语太重，怕伤了这个“孙儿”，公司的事情不好办，于是转嗔为喜？“振民呀！祖父全是为你好，不过如今毕竞是中华民国世界，讲什么文明自由。只要你有意于她，祖父老迈，风烛残年，且世道混乱，家业调零，自身难保，也管不了这许多了，你慎重自裁吧！”朱振民含泪道：“请爷爷保重，孙儿谨遵祖教。”
  1945年，日寇投降，人民政府接管了天和煤矿。朱振民受了党的教育，提高了觉悟，便将妻子王秀英从济南接到东王黑村，住在一户农民家里。就在这年，她生下了女儿小云。
  三个异人
  朱子芹在章丘经营煤矿期间，因他的身份和地位所及，与地方乡绅势要关系至密，如九区（今埠村、文祖、垛庄）区长李延煜、埠村镇长郭恒章、文祖镇势要高振胜、西王黑要人靳化广等等。他每次来公司视察，峨冠博带盛装礼服，前拥后护。同上述人物相互邀约，酒侣应酬，不免对饮畅谈，丝竹管弦，轻歌曼舞，共乐一番，以增进友谊。此时，有三个常在煤矿性格各异的人，他们与朱子芹的非常关系在群众中广为传。一个是锨把子工靳兆吉。此人出身贫苦，未进塾屋，只字不识。但智力过人，出口成章，善于雄辩。村人涉讼者，大都找他出主意。
  有一次，朱子芹到惠元公司闲住，四人桥子一落，公司人员一起出门恭迎，有的搀扶，有的躬身头前引路。朱子芹头戴黑礼帽，身穿缁锣袍。甚是气派。此时正在矿场的工作人员，均举目足翘望，以观将军风采。唯靳兆吉不屑一顾，独在一旁吸旱烟。有人劝他怎么不看看这位大人物的威仪呢？也有的说，是啊。人家可是当年的老爷、将军、司令哟！靳兆吉两只颇有精神的小眼睛一眨，说你们这些人啊就是少见多怪。老爷、将军、司令不也是人吗？他又没长三头六臂四只眼。大伙说笑一阵就各干各的去了。
  休息时，三五成群地凑在一块闲聊抽烟。突然，耳边一阵嗡嗡作响，接着啪的一声落地，原来是只大屎蜣螂。靳兆吉嘿嘿一笑，便拖秧带把地高声朗道：“黑色纱帽黑须鬓，黑色靴子黑衣衫，莫笑浑身都是黑，常食‘荔枝’和‘香櫞’，请答一物”。“呵！咱们的庄户秀才又出新招了，看谁先猜破！”一位老工人说完，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开动起脑筋来。
  忽然一个小伙子高声道：“是只屎蜣螂对不对？”靳兆吉说：“自古才子出少年，你一猜就着，不过，还不十分贴切。我问你，屎蜣螂群中有大有小，大的叫什么？”“大将军是不是？”小伙子满有把握地反问。“哎，这才全对呢！”靳兆吉对着大伙又道：“刚才你们叫我看什么老爷、司令、将军的，人、物一理，怎赶这大屎蜣螂将军好玩？”
  不料靳兆吉这几句顺口胡诌，很快传遍了公司内外。有个多嘴好事专门将须邀宠的小人，添枝加叶地告诉了朱子芹的侍从。朱一听怒气顿生，立刻传靳兆吉问话。
  侍从来到炭场，找到正在高声唱斗的靳兆吉，说朱将军有请，快去！靳带着满身炭尘去见朱子芹。
  朱问：“你叫什么名子？”靳答：“小人贱姓靳草字兆吉。”“你为甚做诗侮骂我？”“小人斗胆不敢！”“混胀东西，不说实话！”朱子芹说着站起，猛一脚把靳兆吉踢了个仰面朝天。众人欲上前劝拉，只见靳兆吉按地不动，两眼紧盯着朱子芹有板有眼象诵诗一般地大声道：“大名靳兆吉，将军下脚踢，不是野鸡兔，打杀还中吃？”念完樘目张口木然不动。此情此景把朱子芹和在场的人惹了个捧腹大笑。之后，他两人成了知友。
  王黑村有个乳名叫荣子的，生来痴傻，见人就叫爷爷我饥困！奶奶我干渴！因此，人们都叫他“傻叭”荣子。他常在各家煤矿吃住。公司的富老阔少闲暇无事，把荣子引到身边，给糖块、烟卷，拿他取乐开心。
  惠元公司开张后。荣子常去讨吃要喝。晚上睡在炭堆上。一次，失子芹刚进公司，几个工人忙告诉荣子那个人是“将军”爷爷。快去跟他要烟抽。荣子立刻走到朱子芹面前大声喊将军爷爷我抽烟！朱好奇地望着这个披头散发浑身褴褛黑炭模样的人，又见他那副歪头斜腮口呼的爷爷伸手要烟痴态，一时忍俊不禁，开心地笑了起来。顺手抽出一支香烟，递给了荣子，荣子将烟卷的一半放在嘴里，未点燃就鼓着两腮使劲吸了起来。“爷爷！不冒烟！”朱子芹又划着火柴给他点着。
  中午宴后，一差人将桌上的残汤剩菜集中折在荣子随身带的饭具小泥盆（陶器）里，又把壶中的高梁二锅头酒倒了一茶杯递给他。目的是看荣子喝酒出洋相，开心取笑。结果，他酒后大醉，呼爷号奶，在炭堆里打滚。朱子芹将恶作剧的差人狠批一顿，并命所有公司人员不准对荣子嘲谑。让伙房厨司开饭时，只要荣子在，赐他一碗菜三个馍馍。
  二年过去了，惠元公司生意兴隆无出事故。一位当地老人无意中告诉朱子芹，荣子是窑神童子下凡，他住在哪矿，哪矿发财。此后，朱子芹对荣子由关照到敬重。每次临公司，先找荣子，亲自给他点烟倒茶。中午设宴时，将上等酒菜整一份，让荣子一旁自用。
  1935年，惠元公司结束，朱子芹到长顺地另建公司，荣子又跟随而去。事有巧和，物有偶然，朱子芹在长顺地经营的建业公司，一帆风顺，数年中未发生任何伤亡事故，使朱子芹成了万贯之富。迷信鬼神者皆言朱子芹沾了“窑神童子”傻叭荣子的光，谬之极矣。
  在永源公司时期，有一老者，终年长袍马褂，戴着红顶子帽，操口南方语。每天在公司矿场出出进进，沉默寡言，诸事不问。此人姓王名向前，曾是袁世凯部下的粮秣官。朱子芹发迹前，受其领导。他在王的积极推荐下，得到袁世凯的重用，屡屡升迁。
  王为人重义轻利，蔑视功名权势。因长期系身军旅，家事淡漠。一日忽闻妻子失贞，立即回乡，亲手将妻杀死，将唯一未成人的儿子王昌华带回军中。后经反复思考，认为杀妻无证，被人所诬。于是后悔莫及。退伍后无家可归，便寄身朱府。朱离任从事煤矿经营后，将王安置在公司以终晚年。
  王向前在永源公司养老期间，心情悒郁，很少说话。有时开口，当地人听不懂，因此，矿工们都叫他王“蛮子”。有一回，有个年轻矿工想从矿上偷根木头，因木头太重自己发不到肩上。恰在这时，王向前慢步走来。年轻矿工拔腿就跑，王大声喝住，矿工吓的跪地求饶。王笑着把他扶起，亲手将木头发在矿工肩上，指示其快走。
  有个老头夹着一条破布袋，在炭堆背处偷炭。王向前碰见不但不制止，而且替老头挣着布袋口，让他挑块煤往里装。诸类此事屡见不鲜。有人告诉朱子芹，朱告以不准干涉，任其自行。
  王向前在永源公司，为人很好，不论谁见了他都十分恭敬地叫声“王爷”！他总是抱拳回一声“好好好！”有时井下发生事故，甚至开空淹死人，他也是对人说“好好好！”
  永源公司曾养着两只狼犬，见生人就咬。王向前经常用手杖指着狗骂它是狗仗人势，欺负老百姓。
  两件大事
  朱子芹在章丘经营煤矿的十余年间。对当地人民做过两件大事，流传至今，为人称道。
  第一件：1927年，文祖镇遭匪，许多大户被抢掠，妇女被奸污。村民们在韩××的组织下，成立了自卫团。一日，有两个身着便服腰别匣枪的人，在文祖街上游逛。民团发现后认为是土匪的奸细，便将他俩叫到民团部。韩××问过后，令人置酒款待。嗣后对两个人说，近日土匪猖撅，区长有令，凡不明身分的人一律送区公所处置。那两人说，我们是张（宗昌）督军派驻章丘的部队，指挥部设在白泉村。我俩是奉命前来侦察匪情的，放走还是送区请便。态度非常强硬。韩说既如此，为保地方安全，请二位弟兄还是先到区上由区长安置吧。
  几个民团押着两人出村后，根据韩的吩咐将其掀在已停产的煤井里。数日后，驻白泉的张宗昌某部怪罪下来，要文祖镇三天内交出两名侦探兵，否则，全军开进文祖镇搜查。在通知的当日，即有部分军队进村骚扰，掳掠奸淫无所不为。此时韩××及所有男丁青壮，逃往他乡。文祖镇数千百姓遭了兵劫。
  文祖镇权威人士高振胜（以办煤矿扬名）见如此状况，怎么得了。若再拖延几日，文祖百姓无复活矣。于是想到了朱子芹。
  通过朱子芹上下通融，花钱无数（钱当然出在文祖百姓身上），方达成协议：将抛井淹死的两名士兵，棺椁成殓，灵柩运往明水车站。此后逃难在外者才陆续进村，百姓始得安宁，人们皆言此系朱将军的功德。
  第二件：1928年2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北伐。陈调元的第二团某部到达埠村镇时，受到张宗昌驻军的抵抗。张的部队即奉军，群众称他们为北军。在埠村镇驻有两个营。他们凭藉该镇坚固的圩墙，与老百姓混在一起，负隅顽抗。北伐军（百姓称南军）见久攻不下，且伤亡惨重，决定用重炮轰破。据说几个门野炮支在山老坡崖左右，居高临下。如果大炮一吼，整个埠村镇将夷为平地，四千五百多人口将变为灰烬。家在埠村镇的区长李延煜知情后，立刻找来王化堂。王亦是埠村人，当时是李延煜煤矿的经理，与朱子芹过从甚密。因此，李对王说明利害，让他夜间缀圩墙求救于朱子芹。
  朱子芹以其特有的身份，通过他在南、北两军中的故知旧僚，多方斡旋调停，最后以这座古镇及其生灵为念，南军从该镇北门开一条退路，让北军撒出，使占镇及其生灵得免于难。
  北伐军胜利进驻埠村后。地方官衙、百姓不免“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朱子芹解民于悬的功德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1946年夏，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它的军队侵占了天和煤矿，职工迁散，设备遭到严重破坏。朱振民失业，靠微薄的积蓄度日。同年8月、解放军一举歼灭了驻天和煤矿和埠村一带的国民党96军某部，不久敌军又反扑过来，几经反复，仅在天和（石岭子）煤矿就大小三战，开工无望。朱振民一家坐吃山空，无奈回老家寿光县。临走没有盘缠，靳化兴只好卖掉家中不多的口粮，给他一家做路费。
  约在1947年底，靳化兴接到王秀英的亲笔信：大意是他们回老家后生活更加困难。不幸丈夫一病不起，溘然逝世。为请医治疗欠下一笔大债。她决定卖身偿还。关于所借靳之路费一事，说日后一定加倍报答。
  从此，靳化兴再没见到王秀英，我们也不知道朱子芹的结局。
  （明兆乙整理）
  局子井軝聞
  明兆乙
  约在清光绪二十几年，埠村镇西村（今埠西村）的酉皮。有一旧式开采规模较大的煤井，因系官局所办、故名局子井。其资东是济南大官僚陈钦。他在清同治、光绪年间，任天津海关道台。
  据传，光绪二十五年（1899），章丘大饥，北部黄河决口为水所淹，南部连年旱雩成灾，百姓生活无着，乞讨他乡。这年，陈府派专使来章丘南部埠村一带放赈。当时因饥民多，赈粮少，无济于事。放赈专使同地方官衙、豪绅决定用赈款开办煤井，说如此可利民利国。于是由埠西村人王善书领工开办。
  炭井掘透（挖到煤层叫透）之后，用二个四套的马拉长车提升。其大体装置是在井的上口，设有特制的井架，上面安上滑轮。将麻制或皮制的绞绳绕过，马一起步，便可开动。每班套马十二至二个四匹，每匹马有专人驾驭。井深200余尺，马棚长达230多尺。人和马来回运行，不见天日，不论刮风下雨，都能开动。
  彼时、井上的总管外号叫十三胖子（具体姓名不详），全井上下近400余口。生产的煤属第三层，名叫大炭，既能炼焦又可供打铁使用，一班（24小时）出炭300筐（每筐约300斤）左右。
  有一天，在井下操作的工头（那时称大头子）陈家盛（东窑头村）。凭经验感到井下有“开空”的朕兆，于是立刻去找王善书反映情况，王认为这是事关人命的大事，自己决定不了。又去找总管商量，并由陈家盛建议将南大巷封闭，堵住水源，向东北方向另辟大巷，如此，可保无虞。总管暗想：井下一切正常，煤产量日益增加。正是发财的好时机，怎么井下另生“枝节”呢？又一转念，认为王善书是当地人，封闭南大巷是想保住炭源，以备日后另作主张，他个人发财。于是托词请示东家后再作定夺。
  总管到了济南陈府，对陈老太太添枝加叶地说了王善书许多坏话，并诬王存心叵测。老太太信以为真，受权总管，自行办理，总管回来后，立即辞掉王善书，又从河北唐山聘来了新矿师继任。他遵照总管的旨意，继续从南大巷向前采掘。
  陈家盛见王善书被辞退，自己的建议被否决，知道井下离出事不远，回家后，召集窑工们到一块，说局子井不能去了，原因是这样的：局子井的西面和南面，有很多古井，一、二层炭大部份被挖了，很多是空碴。许多古巷道里贮满了水。据他所知，该井南边有一古井，过去采的是二层煤，后来上水淹了炭窝和巷道，这才被迫住了工。局子井的南大巷迎头正好冲着这口古井。一旦打通了，这股水顺流而下（局子井采的是三层煤，比古井深一层），会象灌老鼠窟窿一样地把局子井灌满，井下的人想跑也跑不了。欲要安全，堵南大巷，开北巷，沿下山挖到一定深长度，设法将古井的水引到这里，再洞头挖开南大巷继续向前开采。不如此别想保险。一番话说的窑工们个个点头佩服，都表示不去干了。
  新上任的矿师，见少了一班窑工，遂与总管决定高价招工。金钱的魅力是大的，消息一出，应者如云，其中南曹范村来的最多。
  原在局子井下窑的工人听说现在工价高了，人也多了，每天上下班的人们高高兴兴，没什么危险可言，因此对陈家盛的话产生了怀疑，许多人背着他又去了局子井。陈家盛知道后，每天在窑工上班之前，跑到三里沟头（该沟是通往埠村局子井的咽喉），看见去局子井的窑工就拦住，一边说一边劝他们回家。说什么兄弟爷们，咱千万不可为挣几个钱去送命啊！常言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的听有的不听，个别人还埋怨陈家盛多管闲事。
  另一工头姓于（名子不清楚），家是南曹范村，他的感觉和陈家盛一样，认为井下有透水的可能，回家后不断向有这方而经验的老人请教，其中有一位老私塾先生对他说，大凡事故发生前都有一种朕兆，《易经》上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要千万当心。
  第二天，于某上班前要求妻子给他把头上的辫子梳成两根（清朝时男子都留发辫），并说他下井后万一有个好歹以此好辨认。妻子嗔怒地埋怨丈夫大清晨说些不吉利话。于某仰天叹道，自古以来穷人哪有吉利的事，还是要求妻子把他的发辫分开。妻子无奈只好依从丈夫，梳好头，拿足干粮，站在大门口，目送着丈夫远去的身影。
  就在这天，他和陈家盛都感到井下一切异常，看着撅头工刨下的炭块水渌渌的，因为炭不隔水，于是他俩立刻召集“半分”（窑工的头目）们商量，决定让陈家盛找总管清示。陈上井后还没来得及商量，就听井下呜呜作响，伴之入声喊叫，守井口的不知何因，正当惊慌之际，井下狂风吼叫着从井筒冲出，将井棚的顶盖卷在空中，井面顿时天昏地暗。大风过后，人们从惶恐中见井棚毁坏，井架歪斜，知道井下开了空。大家一时六神无主，陷入一片混乱。
  村上的人听到井上出了事，都纷纷跑来，探问究竟。其中有些人是窑工的家属。一见此状，便大哭大叫，对井上的人磕头乞求救命。人们只是温语安慰，谁也拿不出好主意。此时人愈来愈多，个个惊慌失色。附近的窑工家属，亲戚朋友，扶老携幼陆续赶来。一时时牵衣顿足，哭声震天，有的白发老母，有的年轻妻子，碰头打滚，向井口奔去。井方见情况危急，暗想，井下的已死，井上的再滚下去，那令人更加难以收拾。在此千钧一发之际，井方当机立断，将井架推倒，横盖井口，铺上木板，再复以石土。他们同地方乡里衙局，一面安抚遇难者家属，一面派人飞驰济南府报告东家。
  老太太一听，哎哟一声瘫在椅上，左右救醒后，她忙问死了多少人？回答一百余口。她长叹一声，说我陈门连老带少，亲朋故旧以及家奴院工合起来也不满百，这人命怎好抵得？有人劝道，太太且莫过虑，“命”是不用偿，不过要破费资财的。她双手一拱，阿弥陀佛，但愿如此。且不言陈府使人进省衙勾通打点，再说章丘知县接到局子井开空死人逾百的“警报”，急零零打了一个冷颤，接着汗浃胸背，边看呈文，边垂头暗想，此井乃陈老道台所开，事情发生在自己的管辖之内，干系非轻，不能怠慢。于是即刻整装，带领衙役乘轿前往。
  来到埠村镇，与地方官绅少谈之后，就在前后左右簇拥之下去了埠西村局子井。附近遇难者家属闻讯，扶老携幼纷纷赶来，跪在县官轿前。
  “大老爷！为民作主哇！”
  “大老爷！俺一家大小指望他一人挣饭吃呀！”
  “大老爷！俺两个儿子都死在井下了，可叫俺怎么过哟”（苏家滩村的冯××、冯××兄弟二人同时遇难）！
  哭声喊声凄怆惨怛，令人肠断。县官大人对跪在身边的几位老者搀扶安慰，说什么死生由命，富贵在天，人死不能复生，对于人命之事，本县自有安排，你们先回家等待这时一老妪领着一小女孩，连哭带爬地趋到县大人面前，小女孩哭叫着大老爷俺的爹呢！老妪哭喊着大老爷我的儿哎！县官气急败坏地说罢了罢了！大老爷不是你的爹，也不是你的儿，快回家等着去吧！
  众衙役同地保将哭叫者们支走后，簇拥者县官绕井转了一圈，和井方有关人员当日回了县衙。经一番商议，将初步打算禀报了陈老太太。老太太听罢连口称善，说人命关天，只要不偿命，多破费点银两是应该的，就是倾家荡产甚至把姑娘、奶奶们的针线筐箩磕空了，也是心甘情愿的。最后的判定据说是凭尸村银，每具50两（一说120块银元），能置薄田三亩。
  定案后，井方进行捞尸。从旧历正月十五日开始，至五月端午结束，历时一百多天。其具体办法是先抽水后捞尸。用两张牛皮缝制的软罐，容水千余斤。当尸体撞进水罐提升到井面时，拉罐者便用长钩将尸体再抛入井下，待水抽干，一并打捞。
  两月后，矿水抽干便下人找尸。有的堆在井下口，有的被水撞入堑坑，有的被炭石掩埋。寻尸者冒着腥秽的腐臭，用撅刨钩扒。大多数尸体都已骨肉分离，只剩一具具破衣裹着的骷髅。捞上来的尸体，暂放在一块专辟的三角形地里，用芦席遮盖。日夜有专人看管。白天看守者，有的肩扛鸟枪，专打飞来啄尸的乌鸦，有的手握大铁壶，用开水灌蚂蚁窝，防蚂蚁蚀尸。入夜，有狼、狗等兽前来“侵犯”，看守人员荷枪实弹（土炮），如临大敌。
  彼时，官方通知遇难家属，前来认领尸体。因已腐烂，只好将死者的衣服、鞋袜脱下洗净凉干，仔仔细细地从布色、样式和针线活上一一辨认。唯有南曹范村于某的尸体好认，因为他头上梳的是两条辫子。
  死亡最多的是南曹范村的窑工，仅一条安家胡同就摊了30多名。解放前，东王黑村有一魁星阁，上有一石碑，碑画刻有局子井开空死亡村民十六人（现碑已毁坏）的文字，时间是清光绪×年。
  这期间，局子井周围，方圆二、三里，哭声喊声日夜不断，有耳皆闻。有位姓王的私塾先生曾写过一首诗，至今还在少数人中流传。诗曰：“村前庄后哭声哀，鬼泣狼嗥伴梦来，劝君有男莫下窑，不做活人地下埋”。
  每认领一具尸体，便领银50两（或120银元）。当时，东家用轿车往埠村拉银子，摆在三清观门口，让死者家属，随时领取。
  尸体处理完毕，停尸的三角地主人马上套犁深翻，以驱腐臭。种上的庄稼，青苗已经罩垄了，群犬仍不断来此追逐寻觅，企图猎取腥物。傍晚，成群结队的乌鸦，哇哇地叫着，上下飞旋，给人以恐怖。入夜，时有马虎吼叫，令人毛骨悚然。
  腐臭腥秽的矿水泻入苏家滩村东边一条深沟里。入沟处有一盆地，约十余亩，年年种植小麦。由于腐水的浇灌，小麦获得特大丰收，数年不减，由此，人们称这块地为“麦子湾”。
  局子井开空，死人之多，在章丘煤炭开采史上是空前的。那么究竟死亡多少？其说不一。有的说270人，有的说361人，还有的说大约百来人。有一民谣至今还在许多老年人中流传：
  “局子井，水开花，窑化子淹杀九十仨。东家闻听害了怕，立时叫人细调查。先打水后捞尸，一捞捞了三个月，认尸领银结了案，人命一百一十八。”
  笔者认为民谣中的人命数字是比较可靠的。事情过去百年多了，当地人们每每谈起，仍惧怕形于色，矢口道惨。
  我们所了解的大矿商杨松亭
  于秉科 马学英 口述
  在文祖、埠村一带，凡60岁以上的老矿工，大多数都知道矿商杨松亭。
  杨松亭是山东广饶县人，幼年家贫，十几岁随父经营盐业，来往于青岛、济南之间。民国初年，来章丘文祖经营煤矿。先在三元村西南杨家林裕通煤矿公司任经理。开采第九、十两层煤，稍有发迹，便将家眷安在三元村于秉科家中。约在1928年前后，三元村东的惠丰煤矿公司（1925年为广饶人张成勋所创，矿区面积为560.99公亩），因内部纠纷而停产。善于煤矿经营的杨松亭乘机租下了惠丰公司。他既是资东又是经理，诸权集于一身。经过两年的经营发了大财。回家广置田产。成了名扬乡里的富豪。
  1930年5月，出乎杨松亭预料之外，400余名矿工举行了罢工。当年，曾参加这一斗争的老工人，一回忆起那时的情景，都还记忆犹新，一切历历在目，声声在耳。
  这年3月，汽绞车在一个月内发生了三次故障，其他机械设备也相继出了毛病。查其原因：一是机器老化，器材缺乏，维修技术不加。二是工人情绪低沉，消极怠工，把对资本家的怨恨发泄在机器上。于是造成了停工减产。资方杨松亭不体察矿工的疾苦，采取积极措施恢复生产，而是用克扣工资、延长工时的高压手段来对付矿工。于是矿工们选出代表找杨松亭要工资。杨二话不说，先问工人给他出了多少炭？大伙说，机器坏了怎么出炭？有个窑工问：我们在井下憋了两天一夜，饭吃不上，水喝不到，好歹上了井，公司一分不给，还叫我们活不活？杨松亭阴阳怪气地说什么不管怎么样，只要不出炭，就别想得到分文！大伙听了他这番蛮横之谈，又看到他那副盛气凌人的架势，个个气冲牛斗，恨不能和他拼个你死我活。工人陈启云见双方剑拔弩张，一触即发，怕工人吃亏，就劝大伙作了让步。
  当晚，陈启云找工人代表陈宜和及于凤启等商量如何对付杨松亭的事。陈启云说他有个兄弟名叫苏长庆，在博山煤矿下窑，因参加罢工被反动政府通缉现秘密在家，他对罢工很有经验，咱是否找他给想想办法。经大伙同意，就在苏长庆的帮助下，于是年四月成立了惠丰煤矿工会，陈启云为会长，陈宜和、于风启为副会长，会员300多人。
  工会正式成立后，苏长庆介绍了淄博矿工与资本家斗争的经验，结合当地天源公司罢工的胜利，要求大家团结起来，在工会组织的领导下，步调一致，攥成一个拳头，就一定能够取得斗争的胜利。工人们听了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五、一”节之后，工人们在工会的组织领导下，开始了全矿罢工。一连三天三夜，井上井下矿里矿外没有一个干活的。到处是议论声，牢骚声和口号声，“不发工资，决不复工！”
  杨松亭见状，也顿时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他亲自派人找陈启云谈话，说什么罢工闹事没有好处，不要上坏人的当。大家只要好好干活，他杨某是不会亏待的。陈启云说，这些当“窑化”子的，天天在井洞里爬出爬进，拼着生命干活挣几个钱养家糊口。现在是干了活不给钱，还让矿工在井下饿肚子，当经理的天良何在？大家不是三岁小孩，好人坏人分得清，不会上当。要想大伙干活，条件只有一个：补发工资！杨松事此招不成，便一方面派所谓代表持捏造呈文赴省厅控告；一方面阴使心腹对矿工无理斥责和恫吓谩骂。当时有个叫赵可甲的把头，公开辱骂矿工“闹事！”工人陈宜训据理质问，被赵用竹杆打伤。这下更激起了矿工们的义愤，决心“教训”这个工贼，打击资本家的嚣张气焰。以工会会长陈启云为首，组织了五、六名青年矿工，经一番周密安排，将赵可甲揍了个鼻青眼肿，并警告他以后再干坏事当心自己的狗命。这下不仅惩治了赵可甲，而且起到了打一儆百的作用。
  正在这时，县长冯云河奉省厅旨意，指示县建设局到矿调查处理。杨松亭不免热情招待一番。吃饱喝足，将“肇事”者传到，开始鞠审。通过双方对质，认为控词与事实不符。把头赵可甲行凶被打更是咎由自取。县员为袒庇资方平息工潮，只好从中调停和解，让资方补发工资，职工立即上班。工人代表陈启云认为处理公允，便同大伙商量复工事宜多数工人表示只要杨松亭能补发工资，咱们就马上复工。于是此次罢工就这样和平解决了。事后，资方不但补发了工资，同时，对矿工的生活亦有了相应的改善。平素作威作福的把头，也夹起了他们那走狗的尾巴，嚣张气焰有所收敛。矿工们算是出了一口气。
  杨松亭经过这番打击，自知声名狼藉，威信扫地，决定离开三元地区，到埠村一带另划矿区，开新面。于当年五月，经埠村郭恒坤、翟家庄东野兰田（两人俱是当地富豪、擅营煤井）等人的介绍，认为翟家庄附近的“卧龙岗、胡木田”（当地地名）等地，尚无人领照开采。杨松亭就此向山东省农矿厅具呈申请开办章丘卧龙岗煤矿。至1932年10月，正式批准，矿区面积确定为5，645公亩（合846市亩）。杨领到矿照后，一面在卧龙岗破土动工兴办煤矿公司，一面处理惠丰公司善后。原矿主张竹铭按合同规定届时收回了矿权，将惠丰公司改为裕通公司。
  杨松亭在卧龙岗经营数年，又去翟家庄村北的胡木田新辟井筒，结果未到煤层就遇到地泉，因水大无力排除，只好半途作废。
  七七事变后，杨松亭结束了卧龙岗煤矿，将机械设备暂放翟家庄，全家到大冶村马成勋家中居住。
  马成勋是当时大冶村大家之一，为人忠诚厚道，从善厌恶，对开井采煤颇有喜爱。在同杨松亭的交往中，知道他是位开矿办井研究煤炭的行家，两人经常促膝杨淡，有时议论彻夜，犹娓娓不倦。
  杨松亭虽出身盐商，但对炭矿业研究很深。比如新开井时。从下面挖出的各种岩石中，就能辨出煤层的厚薄及其质量的优劣。从矿水的色、味中，亦能分析出煤系的去向和形成。曾被当地人誉为“窑神爷”的郭恒坤，每与杨松亭谈矿论井，往往被杨的精辟细理所折服，自叹弗如。
  这期间，杨松亭与马成勋在大冶村东，开井两眼，机器生产，所出之煤，质地优良。该井所处之地名叫马家圈。因地择名称马家圈井。
  抗日战争胜利后，杨松亭携眷回家，后不知所终。
  （明兆乙）
  三德范矿权糾紛案所聞
  张梅玉 口述
  三德范系章丘南部巨村，位于锦屏山北麓。三面岭峦环绕，川壑纵横其间。唯北面是毗连文祖镇的平原，地下藏有丰富的煤炭。
  民国七年（1918）直隶（今河北））玉田县人张思敏伙同周子和、卞山农、张浦南、丁振宾、张荣绶、刘振基、侯墨林联署呈请山东省财政厅，开采章丘三德范煤田，计矿区面积2方里。民国八年二月经北京农商部批准。发给采矿执照，由山东财政厅注册。张思敏等按计划施工。购置机械设备，修建房屋，招收矿工，正式组建了谦德煤炭公司。同年十月，张思敏又具呈申请在原矿区以北扩增矿区606（市）亩3分2厘。经核查，与邻界不清。令张思敏绘制矿区图作批示参考，张未遵办。迨至民国十五年三月，省实业厅接到章丘县矿政局报告：谦德煤矿公司张思敏数年未交矿区税，积欠款达两千余元。拟将该矿区让于张致骞开采，所欠税款由承接者措缴。因原矿区联署呈请者，风流云散，查无下落，故让渡手续难以具立，只好由群众议决。张致骞为取得合法手续，亲自到实业厅交涉（此时，矿业由实业厅管理）。实业厅即派员会同章丘矿政局到现场饬查处理。
  彼时整个厂矿已全部停工，机械散失无存，人员三三两两去留难定，无所适从。一片混乱，满目荒凉。究其原因，煤炭积压，销路不畅，入不敷出，日甚一日。内部分裂，矛盾加剧，致使管理涣散，无章可循。公司内外，生活难以维持，更无力缴纳税银。是时，莱芜、章丘等县，土匪蜂起，绑架勒索，烧杀掳掠。煤矿公司、金融商铺，首当其冲，为祸尤甚。
  张思敏等鉴于时局骚动，经营不佳，亏累不堪，为脱干系，弃矿而去，致使局面一败如是。厅、局特员，因矿主不在，饬查无着。经核区税，三期未缴，积欠款达数千。省厅为严肃矿法，呈请实业部批准，撤销张思敏等在三德范村的矿业权，由张致骞之子张成一依法呈领矿照，继续经营。
  不久，省厅与县矿局又根据新的指示精神，作出如下规定：
  张思敏既两次以上不缴纳矿税，实系违反矿业大法，当撤销其矿业权。所有该矿份股人员皆可分别登记，有权重新呈请领取矿照。关于张致骞债款问题，并未经过法院审理抵押，矿照亦需重新登记呈领。凡呈请在先者，均有获取矿照之优先权。结果，由前联署人卞山农收回矿权，独资开采。至1931年，卞山农拖欠矿区税近千元，几经催缴，实无力完课，乃停止经营。最终矿权落入何人之手不详。此案所闻大致如此，是否正确？有待知情者斧正。（明兆乙）
  惠元和隆元煤炭公司简介①
  李厥祥
  惠元、隆元两煤炭公司所使用矿区，都是承租于天源煤炭公司。其具体合同及内容分别介绍如下：
  民国十九年（1930）十二月，惠元公司主办人朱子芹与天源公司签订了矿区承租合同，天源为甲方，惠元为乙方。
  立合同 天源煤矿公司（甲方） 惠元煤矿公司（乙方）
  兹因乙方承租甲方矿区内之三元庄西北王黑村东南指定地段内，其开采条款有以下十条。
  （一）、甲方允将本矿（指靴筒地）西南计面积六百官亩出租于乙方凿井采煤。
  （二）、年限自本合同成立之日起，以四年为限。合同成立后一个月内必须开工，不得任意停工，天灾事变，不在此限。
  三、乙方预交押租款洋三千元，一年以后陆续扣还，每年扣一千元。
  四、出煤不分块、末均照百分之十抽租。随班随清，不得拖欠。
  五、采煤应用机器，一切建设概由承租者自理。
  六、出煤之日起，矿区税由甲方缴纳，矿产税及一切杂税由乙方负担。甲方交涉及债务须自理。
  七、施工计划由乙方酌量施行，甲方监查井底工程，不准越界采取。倘与邻矿发生纠葛，由乙方负责。
  八、应用地皮、道路，由乙方自购，对外交涉由甲方帮助。
  九、乙方出煤过多需要修筑轻便路时，公司轻便铁道运费，由乙方如数交纳。
  十、本合同缮作二份各执一份为据。
  十九年十二月订
  资料来源：《矿业周报》
  隆元公司当地人称岗子并，开创人是穆逊斋，1932年3月，他与天源公司订立了承租合同，其具文形式和惠元公司合同大体一致，其要点如下：
  1、租王黑庄西北之岗子地（该地处天源矿区之中），面积三百官亩。
  2、租期六年。
  3、押款一千元，一年后每年拟还二百元。
  四、按产煤百分之十抽租。
  五、矿产税及杂税由承租人自理。
  二十一年三月廿六日订
  资料来源：《矿业周报》
  惠元与隆元两煤炭公司东西相距约有2华里，两矿开采时间不同，范围大小有别，但都是机械开采，除公司职员和井上面所用的里工外，凡下“窑”的矿工（外工）都是包工制，人们叫包工柜。每个包工柜人数多少不等，多者几百，少者数十。包工柜的负责人叫柜头，也就是封建把头。他们和资方勾结在一起，对“窑工”进行苛毒的剥削。
  这期间，隆元公司发生了一次透水事故，淹死数十人。多少年来，当地群众常常谈到岗子井开水空的事，而且越传越离奇。其大体说法是这样的：岗子井对外工即“窑工”工作实行的是大班制，每班工作24小时。第一天中午12点上班，到第二天中午12点下班。中间需要在井下吃三顿饭，晚饭、半夜饭、早晨饭。附近有个卖蒸包子的人，每天早晨，按时到井上唱卖。井下“窑工”拼死拼活干一宿来，吃不好喝不好，很想吃几个包子补补身子。就这样每人买一对，由包工头负责，与卖包子人商妥，每天早上送一次，记好数，五天一次清帐。自开始以来，每次算帐每天总是少一对，双方都很纳闷。后来这个卖包子的心生一计，就和把头商量，他想到井下见识见识，顺便把“窑工”所用的包子带下去。其目的双方心里都明白，只是不便道出。把头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心想，这样也好，省的包子查不着数，弄得大伙都不好做人。
  卖包子人挎着包子到了井口，陡然间又改变了主意，说什么自己没下过“窑”有些眼花头晕，还是把包子如数用煤筐送下去算了。于是把头帮他把包子一对一对数好送入井下。窑工们接到包子一数，仍然缺少一对，马上“打号”给井上说包子还是少一对。卖包子的和把头听后，而而相觑，说咱这是一块数好了的怎么又少一对？井下又打号道：不信就下来数数！卖包子的实在捺不住胸中的急火了，那管头晕和眼花，于是登筐下了井。刚落地，未来得及数包子，就听坑道里叽叽作响，霎时凶猛的矿水溢满了大巷和井下口，卖包人和“窑工”一块葬身水中。
  岗子井开空是事实，在淹死的人中有个卖包子的也不错，但传说中的荒诞部分那就不得其解了。比如说每次送下去的包子所少的那一对是被过去死于井中的冤魂偷吃了，什么卖包人刚到井下，井洞中传出一个声音：卖包子的来了！接着就是狂风大作，水淹矿井等等。这当然是个别传说者的迷信和附会。
  惠元公司，经营顺利，获益甚厚，至1934年底，按规定终止了合同。隆元公司，经营期间井下开空，伤亡颇多，事故严重，于1937年抗战开始，未到合同规定年限就停业了。
  ①根据《矿业周报》和采访整理
  建国前共产党在章丘所开办的煤矿
  李欣泉
  1942年，中国共产党为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积极贯彻“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产自救方针，除领导群众搞好粮、棉生产外，还因地制宜地创办些工、矿企业。文祖镇三元村西的于家林、王黑北的石岭子、埠村镇南的石棚沟等煤井，就是我党解放前在章丘经营的煤矿企业。
  1942年，是日寇疯狂推行“强化治安”作垂死挣扎的最后阶段，也是我党军民进行抗日战争的最艰苦时期。这年三月，日寇在章丘推行第四次“强化治安”，对我根据地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大扫荡”。同时，在垛庄、大寨子、袁家洼、南曹范、埠村、文祖等地设了“据点”，敌人妄图以此严密封锁各种物资，将我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围困在山区，待机剿灭。我党为了粉碎敌人阴谋，支援前线，坚特抗战到底，鲁中军区和泰安行署派周美江、赵来宽等同志，来章丘配合当地党、政、军组织，依靠群众，在三元村西开办了于家林煤井。由于实行土法开采，没有机械设备，完全靠人力，只能开采表层露头煤，即矿苗也叫砟子。这种煤熔点低，不起火苗，不能用于工业生产，只可供冬季取暖。为了创收，开展反扫荡斗争，又在文祖、王黑、白泉等地连设七口煤井，产量增多，收入渐丰，用煤换取了一定数量的粮、棉、布匹和少量的军用物资，对抗日战争作出了贡献。
  1944年，泰安行署派张鲁川同志任于家林等煤矿经理兼党支部书记。他同周美江、赵来宽等团结战斗在一起，既领导煤矿生产，又配合地方党组织，深入附近农村，组织群众开展反奸除霸斗争。
  当时，以于家林矿为中心的几处矿井领导人，均是享受“供给制”的脱产干部，井下井上的职工全是当地的农民，实行日工制，干一天可得到十二斤粗粮（玉米、谷子或高粱）的报酬。他们中的少数积极分子，在党支部的教育下，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壮大了煤矿工人队伍中的进步力量。
  这时期，煤产量每日为100余吨，年产3万2千多吨。用之换取的物资除粮、棉、布以外，还能通过关节换到枪支、弹药、机械、骡马以及军用药品，更好地支援了抗日战争。
  1945年9月，侵略成性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历时八年的英勇抗击下，无条件投降了。四亿同胞欢呼雀跃，庆祝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欢呼神州河山的重新完整。这时章丘南部山区包括于家林、文祖、白泉、王黑等煤矿所在地成了在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当家作主的天下。于家林煤矿北面中、口合资经营的“天和煤矿”，被人民政府无偿接管。于家林等煤矿干部、职工和井底井面的生产设备，先后集中到“天和煤矿”。
  天和煤矿原名石岭子煤矿，因位在东王黑与水河两村之间的丘陵之上，故名曰石岭子井。它是在1929年，由当地豪绅世族靳湘浦（西王黑村人）、东野兰田、东野奉之（都是翟家庄人）、李家坡（埠西村人）四人合资创办的。
  当时因资金不足设备不佳，时干时停达十年之久未得成功。至1939年，众资东投靠朱子芹、牛青山、周少鲁，并吸收其入股成为资东。通过他们直接取得了日寇的“援助”，终于将井“凿透”，开始了正式生产。因煤质优良，绝大部分被日寇用为工业煤，少量就地销售。前来购煤者南到莱芜、泰安，北至济阳、齐东、邹平、沾化、利津等地。
  1946年6月，国民党兴师进犯章丘解放区，我方主动转移，石岭煤矿又陷入敌手，他们派李义民和刘介臣任正副经理。生产不到两月，矿井及附近守敌被我军一举全歼。战斗中，井面设备遭敌严重破坏。第二年，泰安专署在埠村村南开办了石棚沟煤井，并代代管石岭煤矿。1948年上半年，谷同淮同志来石岭煤矿，接替了张鲁川同志的经理职务。这期间，济南正处于我军的包围之中，山东的全部解放指日可待。日暮途穷的蒋家军队还在作最后挣扎，不时来章丘骚扰破坏。敌九十六军的一个连队，曾乘隙袭击石岭煤矿。企图进行破坏，结果遭到我护矿人员的迎头痛击。
  1948年7月，为了支援济南战役，石岭子煤矿奉命复建，并要求尽快投产。于是对矿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和充实，接着全商动工复修。至年底，已完成井下井面的基础工程，开始了少量生产。
  恢复后的石岭子煤矿，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工人成了煤矿的主人，劳动实行“三八”制，因之大大调动了职工的积极性。设备不断更新，职工的劳动量逐步减轻，而煤产量却日益上升，使之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煤矿企业，对山东的解放和“三年经济的恢复”，做了一定贡献。
  附：一九四九年接管后的概况
  一、行政组织
  经理 王宝玑
  副经理 谷同淮
  会计股长 王秀峰
  材料股长 董子军 刘子元（副）
  营业股长 王爱仁
  总务股长 杨在升
  二、工会组织
  工会主任 谷同淮
  组织委员 王秀峰 杨在升
  宣传委员 董子军 王爱仁
  劳动委员 王照官 陶振江
  生产委员 刘子元 王爱本
  三、干部、职工情况
  经理 2名
  职员 21名（其中女2）
  工人 279名
  其他 17名
  总计 319名
  四、其他
  矿区面积 35市亩
  建筑面积 913平方米
  主要机器 设备12部
  日寇统治下的旭华煤矿①
  明兆乙
  旭华煤矿公司是日本东亚兴业公司代表冈崎藤吉的儿子冈崎忠雄与中国官僚管相坤合资开办的。“旭”指日本，意为“旭日东升”；“华”乃指中国。该矿前身是以管相乾为首创办的华兴公司。经营数年景况不佳，至1920年，由管相坤勾结日人冈崎忠雄投资合办。是年5月22日，正式订立了旭华公司契约，集资20万元，中日各半，限期30年。所属矿区为天尊院和官庄，达20余方里（一说三十余方里）。
  旭华公司，最初是日本垄断资本家犬冢信太郎提出的。他曾任过满铁理事和满铁矿业部贩卖课课长。1917年犬冢与管相坤联合向地方政府提出了合办申请，矿区是王村区（当时属章丘辖）、普集区和埠村区，总面积为75，667.355亩（《淄博煤矿史》）。这一侵略计划遭到山东人民的强烈反对。管相坤不敢出头露面，便暗中勾结时任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的周自齐，企图得到农商部的批准。酝酿之际，“五四”运动爆发，犬家也于此时病死。直到1920年，才由冈崎忠雄继续与管向坤勾结，最后得到山东实业厅批准，开采章丘普集区天尊院20方里的煤区，成立了旭华矿业公司。这个合办公司的华资是管相坤顶名，实际投资的是周自齐。
  中日合办的旭华公司，大体上可分两个时期，1920年至1937年为中日合办时期；1937年以后为军事占领时期。
  中日合办时期
  在中日合办的个几年中，又分三个阶段：1920年至1927年初，为合办阶段。1927年下半年至1928年，章丘匪患猖撅，特别是巨匪张鸣九为祸更甚，烧杀抢掠无所不为。致使章丘三十多家煤矿公司备受其害，纷纷破产，旭华公司是幸存的一家，但日方董事经理为躲匪乱避居城市。华方董事管相复，经理管相坤，由于罹经匪患，资金短绌，难以经营，乃与当时煤商巨头丁栋臣洽谈，预售煤10万筐于丁，折款3，000元。契约订立后迟不见炭，旋改契约预售煤为60万筐计款12，000元。丁付款后，矿方仍无煤兑现，于是干脆向丁索借，至5万元时，管氏兄弟实无颜启齿，乃将厂矿之一部分及所属设备让归丁商经办。规定所产之煤，管商按百分之十七提成，限期五年。丁接管后，为区别于旧矿，特在“旭华公司”之后加以“德记”二字，即旭华德记公司。嗣后投资20万元，内外整顿，将天尊院和官庄两处煤井合并一处，统称“德记”煤矿公司。
  由于丁氏经营有方，措施得力，管理妥善，开采不到一年，就使产量达到日出300余吨，居章丘十余家煤矿公司之首。
  该矿井有井四口，即元一号井、元二号井、德字一号井、德字二号井。元字井系旭华公司旧井，一号井深50公尺，二号井53公尺，两井相距40公尺。从元二井向北偏45度距离300公尺便是德一井，再北30公尺即德二井。此两井乃德记于1929年冬新开，井筒全用木板装成，谓之装木柜。德一井深99公尺，德二井深108公尺。四口井以德字井为主，元一井为辅，元二井专为提水之用。
  该矿煤层厚煤质优。德字井煤层厚达2.2公尺，倾斜为10度，以煤质而论，当与淄博四层煤即黄石炭相同，煤层内含有青硔（与爆硔略同）、白炭两种，是较好的工业燃料。
  据当时专家考察分析，按煤层厚2.2公尺，倾斜10度，煤比重1.2，开采面积五平方里计算，该矿储煤量为400万吨。该古空面占20％，开采量占70％，实采量则为224万吨，若以日产300吨计，可开采20年。
  不论元字井还是德字井，井下的大巷和坑道，其顶板坚固，地板光滑。大巷呈东南西北方向，高与宽均为2.2公尺，上山、下山及平巷均宽2.5公尺，窑工们来往操作宽阔自由。大巷与各炭洞间的炭柱（俗叫柱脚）南北20公尺，东西18公尺。
  据1930年下半年测计，德一井上山掘进至东七号和酉七号；德二井上山掘进到东五号和西五号。德一井平巷掘进至北二号。因炭窝高一处只用掘进工（撅头工）一人，每班进度约半公尺，采煤量是500吨。元字井系旧井，开采量不大。
  采下的煤，从炭窝运到井下口，完全是由拖运工（筐头）用条筐拉运，每筐80多斤。上山省力，下山费劲，平巷一般。每人每班（24小时）平均拉55筐。
  从井下到井上，用卷扬机和罐笼提升，每罐装煤半吨每上一罐叫一钩，每天开200钩左右。
  井下系自然通风，涌水量每分钟约三分之二吨，排水用的是牛皮罐，每分钟提水一吨，排水量大于涌水量。1932年春，安装了汽泵，汽管三吋，水管四吋，吸水管五吋，汽缸十二吋。泵房设在德二井的东大巷，离大门20公尺，泵房高2.4公尺宽3.2公尺，水窝深27公尺。
  井下窑工实行包工制，当时采煤一筐（重120斤）付540文（合洋7分）。撅头（掘进工）和筐头（拖运工）每班完成55筐为标准。水夫系里工（由矿方直接付工资），因工作较为省力，故童工甚多。井下除机器匠（机工）每班为8小时外其他均系大班（24小时），其具体情况列表如下。
  工种 人数 日工资 每日工作时间 备考
  采掘 70 0.56 24 矿工柜头
  架工 31 0.51 24 即工头不
  筐头 工70 0.60 24 在内
  开车 12 0.55 8
  机器加油 120.35 8
  开泵 12 0.55 8
  烧炉 12 0.50 8
  车夫 4 0.35 8
  修机 12 0.902 8
  木匠 30 0.70 8
  铁匠 5 0.44 12
  小工 80 0.31 12
  总计 350人
  资料来源：《山东矿业报告》
  1932年春，矿上发生了一次规模较大的工人罢工运动，给资方以严重打击。到1933年，丁栋臣所经营的旭华德记煤炭公司终止营业，复由旭华公司继续经营。此时期为旭华德记经营阶段。
  1934年，旭华复业之后，经过清理整顿复修，至1935年一切就绪。彼时，大致情况如下：
  三井两口，即贞一号和贞二号，均系德记经营时期的旧井。贞一号井为通风和下料之用；贞二号井设有十吋蒸汽绞车一部，在原有绞车房后面另建绞车房3间，内置18吋汽绞车一部。
  锅炉房10间，内有六节双眼锅炉1口，五节单眼锅炉6口。五节双眼锅炉3口。之后又置六节双眼锅炉1口，五节双眼锅炉4口，共有锅炉15口。根据需要又建立深水池锅炉房一所。
  压榨空气房4间，内置直径22时力量6公斤的汽缸一部，作将来新辟斜井通风之用。
  房舍219间。从德记接管办公房55间，配房103间，宿舍30间。因不够分配，又新建医院13间，汽车储藏室及汽车工宿舍18间。
  1935年8月，矿井为水所淹，除矿工无一伤亡外，井下设备全埋水底。因设备所限，水患一时难以排除，故于8月24日暂行停工。至12月间，始添置机械开始排水。
  水患后，井下经过清理整修，贞二号井东大巷延长至5百公尺，西大巷3百余公尺。东下山延长至210公尺。设有10时的汽绞车，进行绞运。西下山延长到270公尺，亦置有九吋的汽绞车。东下山顺槽已开有10处，西下山顺槽因水患严重尚无变更。井下运输，东西上山设有高车，东西下山及顺槽均铺12磅铁轨。至于采掘区仍由人工拖运。
  为搞好井下排水，井下泵房安装水泵三台，计18吋汽缸的2台，19吋汽缸的1台。西下山7台，汽缸分别为16吋、12吋、8吋、7。5吋、6吋，东下山水泵6台，其中8吋汽缸的3台，10吋汽缸的2台，6吋汽缸的1台。
  该矿区共分三个煤层群，上层群煤厚1.8公尺，中层群3公尺，下层群3.5公尺，总计厚约8.2公尺，系无烟煤和半烟煤两种。
  职工：有职员42人，月薪共计3.192元，人均月工资76元，年终还发给相当数量的奖金。矿工分里工外工，共有780余人。其中日工资最高者为1.3元，最低者为0.25元，年终也发点奖金。
  公司附设小学和医院各一处，但人数都不多。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旭华煤矿停产，中日资本家先后逃走，全矿职工一时无所适从，有的回了家，有的另谋出路，而大部分仍在公司等待。不久，韩复榘的22师谷良民进入矿区，狂轰烂炸，大肆破坏，将矿上高车锅炉等主要设备毁坏净尽。矿工们纷纷逃离矿区。迨至谷军走后，整个矿区成了一片乱石瓦砾。附近群众将残存的煤炭、毁坏的工具、铁板、钢丝等物哄抢而光。靠矿吃饭的工人为了以后的生计，自动组织起来保井护矿。青年矿工巩毓生联络了黄瑞卿、孙福亭、吴三、孙贯文等十几名工人组织了护矿队，对保卫旭华公司劫后余产方面，起了一定作用。1938年春，章丘沦陷后，这支护矿队，几经出生入死，离开矿区成了后来的抗日矿工游击队，活动在普集、张庄、天尊院、刘家寨、吴家庄、杨官庄一带。
  日本占领时期
  1938年春，日军侵入章丘，占领了普集镇及其南面的火车站。此时原在旭华公司的日本人木村等，随军前来，协同汉奸队进入矿区。从此旭华公司便归在日本人的控管之下。1939年，日本军国主义根据其侵略计划的需要，制订了自1939年至1945年的所谓七年征煤计划，其中对章丘掠取数量如下
  资料来源：《北支那开发株式会社调查局》
  1940年，日本当局为便于对煤矿的管理，将旭华与官庄两矿合并，改名为章丘矿业所，下设旭华采炭所、官庄采炭所等。章丘矿业所所长是角野弥三郎，副所长是吴健飞。旭华采炭所所长是木村伊百藏，总理管泽健。官庄采炭所所长是金村正胜，董事长是宫泽帷重。
  日本当局为了对中国矿工的统治，于1940年建立了“警务队”（矿工叫他们为“矿叉子”）进驻矿区，由山东煤矿产销公司警务课直接领导，在普集、文祖各设一个大队，每个大队约400人。大队下设区队、小队和班，由日本人任大队长，个别丧失民族尊严、摇尾乞怜于日寇的汉奸、走狗任大、区队的副职或小队长、班长。另外大队还附设特务队（也叫“特警队”），专搞特务活动。设巡逻队、刑讯室和地牢，随时对付矿工。
  矿区四面筑有两米多高的围墙，墙顶安设电网。围墙下是鳞次栉比的碉堡，岗哨林立。每到夜晚，探照灯下露出明晃晃的刺刀，一片阴森恐怖，不知多少矿工惨死在这里。
  1942年，日寇在各个侵略战场上处处失利，接连败北，形势吃紧。为支援战争，他们实行以人换煤的政策，强迫矿工延长劳动时间，由过去12小时制改为24小时制。每次上班必须提前三小时去排队领矿灯，挨号挂牌。见鬼子和把头要行礼。每班必须完成定额，否则不但受罚而且不准下班。工作点大都在低矮狭窄阴森黑暗的坑洞里，空气污湿闷。那些认贼作父、背叛民族、天良丧尽的汉奸把头，凶神恶煞般的盯在矿工们的身旁，稍有不慎，非打即骂。有个叫孙成吉的把头，曾认鬼子为干老头。他狗仗人势，横行霸道，矿工们恨透了他。一次，他在赌局输了钱，又遭到妓女们的冷落，一肚子晦气无处发泻，于是喝了酒到井下找矿工出气。他歪戴礼帽，口叼烟卷，提着鞭子在巷道里无事生非，一连打了好几个矿工，大家忍无可忍，于是用撅头把他砸死后，填在“壁子”里，用矿石埋掉。矿方询问矿工，都说不知道。
  这年岁尾，矿方为完成年度产煤计划，把头对矿工们的迫害愈来愈甚。资方藉口完不成挖煤任务，连续几天不叫矿工下班，就地吃饭休息。干粮、水送到井下都变成冷的。吃不好，喝不足，工作又累，许多人积劳成疾。矿上虽有医院，但不给矿工治疗，因此，天天都有死亡出现。当时人们都说“进了旭华矿，阎王记了帐。”
  矿工们不堪其苦，冒着生命危险设法逃跑。日寇为了递补缺额和增加挖煤劳力，责成各地伪政权，以“待遇优厚”的欺骗手段，到处招工。
  1942年，章丘荒歉，饥民载途。不少人为了谋求生存，报名应招，上了日寇的贼船。据受骗死里逃生的明鸿尊生前回忆：“那年我52岁，为了不饿肚子，听了庄长的话，报名干劳工，到了天尊院，谁想叫我们下炭窑。大家不干，鬼子汉奸二话不说，将我们关在一座大工棚里，直到答应下窑才开门放出。我坚持自己年龄大下不了井改干别的活，鬼子将我痛打一顿关进了监牢。”
  从长清县骗来的大多是童工，他们的工资只有成年人的三分之一，生活更苦。一天夜里，二十多个童工企图越墙逃跑，结果全部触电惨死，尸体被扔到枯井里。那时的旭华煤矿，简直是一座人间地狱。
  日本统治下旭华煤矿的管理制度
  旭华煤矿自日本占领后，对采煤生产继续实行“包工柜”制。据说这种制度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那时列强国家为攫掠中国资源的需要而实行的一种近于奴隶制的管理办法，其具体做法如次：
  （1）包工柜设总把头一人，人权财权集于一身。下设班把头、小把头等，这些大大小小的把头，不参加生产，天天提着棍、鞭监督矿工干活。犹如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
  （2）包工柜对矿工有使用和解雇之权。各柜人数不定，多者几百人，少者几十人。当时旭华煤矿公司，有四个包工柜，即孙家柜、周家柜、钱家柜和赵家柜。
  （3）工资关系。包工柜按每班生产数量向资方领取工资，再按人头发给矿工。每个矿工的工资由包工头确定，多少不等。有的柜头在给工人发工资时，采取用实物代替工资的办法，比如：用豆饼、花生饼、橡子面、萝卜等代替小米或玉米，一斤顶一斤。把头们为着自肥，付给的东西往往少斤短两，不够数。再如发给工人的咸菜，大都是以次充优，从中剥削。此外，工头们凡遇婚丧、嫁娶、庆寿、过节等，矿工们都得送礼。这样到领取工资时，往往是扣这扣那，“三下五去二”，所剩无几了。
  （4）“彩礼”制。所谓“彩礼”制就是二十四小时以外，每出一筐（约400斤）煤，给矿工一枚铜元，而一筐煤的价值是36枚，其中35枚就分别进入柜头和大、小把头的腰包了。
  （5）扣留工资。扣留工资是包工柜头防止矿工逃走而采取的一种手段。本来就不多的工资，再经过名目繁多的层层剥皮，所剩寥寥。矿工们的生活实在难以维持，谁也不愿在这里活受罪，逃跑的现象时有发生。资方和包工柜头除了加强看管，还用拖欠（实际扣留）工资的办法予以防范。其实，许多矿工宁愿弃掉为数戋戋的工资，只要有机会也还是逃跑的。矿工一旦逃走，他们被扣留的工资便轻易地为工头们所获取。
  党领导下的地下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特别是1940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章丘南部山区少数村庄，建立了党的基层组织，部分地区建起了党的区、乡政权，领导广大农民群众进行伟大的抗日民族战争。其中章丘六区（胡山一带）由荆维增任区长，张万里任主任的区级政权组织就是较早的一例。它的武装组织区中队经常活动在旭华煤矿附近，打进敌人内部，组织工人展开地下活动。据当年跟随张万里同志参加武装抗日工作的荆义同志回忆：
  1937年，“七七”事变后，廖容标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莱芜、章丘两县交界处的山区一带进行民族抗日战争的宣传和斗争。张万里有志救国便与廖部取得了联系。后经廖司令决定由张万里带领十几名部队战士回乡开展抗日活动。
  在那艰苦的斗争年月，部队经费十分困难。张万里根据上级指示，在群众中开展募捐活动。通过宣传、教育，他结识了当时任旭华煤矿矿警队副队长的孟宪治。两人很谈得来，在抗日救国这个有关民族存亡的大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样在孟宪治的支持下，使我们在矿区职工中顺利地募集到两千多元的救国捐。不久，经孟宪治等矿警人员的精心擘划，给我八路军搞了两桶约60斤的擦枪油及部分子弹。这些物资对当时处于敌人封锁、包围而经济又非常拮据的八路军来说，如获至宝，十分可贵。通过募捐活动，提高了旭华煤矿工人的抗日斗争觉悟，同时该矿也成了我党开展地下斗争的基地之一
  抗日战争时期曾是区中队队员并领导过青年团和民兵工作的孟庆同回顾那时与敌斗争情况时说：
  1939年，胡山区委通知我去卢家台受训，后因病组织上让我回家。病好之后，参加了张万里领导的区中队。活动在胡山、普集一带。1938年，张万里（我和他有亲戚关系）派张发扬（两人都是张家庄，并且两家大门相对）进入旭华煤矿。为便于开展工作，张发扬和矿警副队长结为磕头兄弟，因而当上了矿警队的小队长。他在这里的主要任务就是秘密搜集关于日寇换防、增减兵员、扫荡、武器装备等军事情报，并设法搞些炸药、子弹等军用物资，支援我区中队的抗日斗争。那时矿上有位大个子工人，年纪在三十七、八岁上下，常常秘密到柳子村（区中队驻地）给我们送炸药。这样的事，我亲眼目睹过三次。
  先在井下拥车，后在井上干零活的矿工田书国回忆那时情况：1942年，矿上有个姓柴的工人，我们都叫他老柴。一次他带领我们十来个“零”工，从第十号窑井下仓库，用拧把滑车提上十几箱炸药，每人扛一箱，送到矿区的西门外。之后，又两人合扛一根小铁轨，也是放在这里。这些事情都是在矿警队掩护下背着鬼子干的。开始，我们不明白搞这些东西的用途。后来才知道炸药和钢轨都秘密运往八路军兵工厂了。
  淄博市公安局离休干部周晋凤回忆说：我十二岁跟父亲周文成到章丘旭华煤矿当小水夫，干一班挣三斤煎饼。记得1942年，有位叫杨振环的人，常来我家找父亲谈话。后来知道这人是淄博特区工会主席，他每次从淄博来旭华煤矿找父亲，都了解一些情况，交待一定任务。那时父亲不是党员是矿上的小工头。1943年冬，父亲叫我和周文辉从敌库里秘密搞出了50把钢锉和20张白铁。辗转运到八路军兵工厂。
  曾任淄川果品公司党支部书记的司继崇回忆说：1938年我12岁，去章丘旭华煤矿当童工，在井下用拖筐拉煤。一班24小时，工钱是三斤带砂子的煎饼。那时最令人担心的是，如果有谁被资方怀疑有勾结“八路”之嫌，便立刻遭到鬼子和警特的刑讯、毒打或杀害。为了对付和打击敌人，矿工们往往采取破坏井下水管、制造停电、损毁电缆车等办法，使之造成水淹或塌方事故。每当如此，就要全矿停产，轻则一礼拜，重则半月有余。
  那时，矿工中有一位人称老蔡的人，有机会就给大伙偷偷讲些“八路”军打鬼子、除汉奸的故事。我们听了很受教育。11942年2月的一天，老蔡和我谈了很长时间，终使我明白了抗日救国的道理。第二天，我们每人腰里掖上十几斤炸药，在名为矿警实则地下工作人员的张发扬等人的掩护下，逃出矿区，投奔了区中队。
  日寇统治下的旭华煤矿，妖风惨惨，阴气森森，血迹斑斑，不知多少骨肉同胞在这里丧生。但是，也有无数中华健儿，在这里觉醒，与敌寇做着针锋相对的斗争，最后走上抗日斗争的战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阵营，成了光荣的抗日救国的革命战士。
  我亲历的袁家洼煤矿
  冯汝泰口述
  明兆乙执笔
  我今年81岁，离休在家。21岁时，因生活所迫，到三德范村北（术人家在三德范村）的袁家洼炭井去下窑。该井最初是文祖镇人高振盛所开，后因资金不足，与淄川人王德胜合资经营。王系行伍出身，其部下李栋臣（济南人青帮头子），联合三德范村的单运秀代替了高振盛和王德胜。此时埠村、文祖一带，煤井遍地，炭堆一个挨一个。由于该地交通不便，工业落后，煤用量太少，致使销售甚微，加之经营不善，煤矿处于不景气状况。时干时停进退不得。
  1938年冬，日寇侵占了章丘，李栋臣等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变节投敌，通过关节与日商岗山、谷贺、小山取得联系，经双方议定，李栋臣将矿权拱手让于日本，所谓中、日合办。遂将矿名改为“善芳煤炭公司”，李栋臣在日本人的制约下，当了该公司的经理。
  全矿有主、副井各一口，一部高车，自摩电照明。有矿工200多人，工头（包工柜头）是三德范村人单运湘。公司驻有日、伪军50来名，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伪军，队长是白继珍，副队长是李金玉。他们名为矿警队实则为日本当局豢养的汉奸。
  矿区四面筑有高大的围墙，墙顶设有电网，隔不远就有一个炮楼或岗哨。矿工进出都必须严加盘查与搜身。入夜，日本兵亲自带领汉奸沿矿区巡逻。
  1939年初，井下井上全部换上了电灯。我们钻炭坑的工人也开始用上了矿灯。我就将换矿灯以前使用豆油灯时省下来的半小桶油，托人捎回家。不料被门上的矿警查获，不管三七二十一硬说是偷的，把捎油人扣住，立刻将我绑起来，被李金玉的弟弟李金平（伪警小头目）抽了一百多皮带。我浑身是血，晕过去好几次。当把我送回家时，我已是昏迷不醒。衣裳被鞭子撕成布条，与血肉粘在一起，两个多月不能干活。
  这年，家乡大旱，庄稼几乎是颗粒不归。为了一家人不被饿死，我只好再去袁家洼下窑。一班挣。二斤高粱，糠菜掺的再多也是填不饱肚子，日子实在难熬。旧历十月间，一天傍晚，一青年汉子自称是外地人来此寻亲不遇，要我留宿。那年月兵荒马乱，地面不安，不认识的人是不敢多说话的，更何况留宿过夜。我婉言谢绝，怎奈他说的可怜，我动了恻隐之心，就与他在我那间小东屋里抵足而眠了。约至半夜，我一伸腿，触到了一样又凉又硬的东西，他立即坐了起来，说是小便。我也起身披上棉袄。他机警地望着我，终于开口细谈了，先问我在井上干活累不累，生活怎样，进而说到家庭，说到我无辜被打，后来竟提到我的名子。我吃惊地问他怎么知道的这么详细，他这才亮开身份，说自己是个“八路军”，是专搞敌工的，名叫李一民（原名刘仁轩，现住北京），愿和我交朋友。就这样我俩越说越近乎，一直啦到鸡叫头遍。
  1941年前后，以焦裕亭同志为首的八路军地方武装由秘密变为公开，经常活动于埠村、文祖一带，发动群众和炭矿工人，出钱出力，支援抗日战争。当时三德范村的刘继洲和张万通，与我区政府建立了联系。为便于秘密联络，刘继洲开了一个小酒店，我和包工柜头单运湘将在袁家洼炭矿取得的情报，大多数是从这里发出的。
  约在1942年，日本鬼子的一个小队驻进了善芳公司，伪军的十五中队扎营在三德范，副中队长刘天民经我方反正教育之后，有所觉悟，他对我与单运湘等在善芳公司的活动积极支持。例如我们同矿工密切配合经常从公司“偷取”炸药、导火线等军用物资，先放在村里，然后送往鲁中军区，在这方面，刘天民是给了很多方便的。
  为了打击日寇，我们发动矿工采取怠工冒领的办法，少出炭，多挣几个橡子面窝窝头，具体做法有二：（一）多插眼。资方规定，每班出炭都有具体定额，按筐计数。上炭时，井口设一工头，他掌管一木牌，上面按规格钻着一定数量的“圆眼”，在木牌一端第一个“圆眼”上插着一特制的木棒。每上一筐，木棒依次往前挪动一个圆眼。一班的炭上完了，数数木牌上的木棒插过了多少圆眼。如果从第一插到第十就是出了10筐，插到20就是20筐，依次类推。为骗取日寇，掌牌人每班往往向前多移动几个圆眼。比如某班共出了50筐，掌牌人却把木棒挪到第60个或第70个圆眼上，这样工人就会多领取10筐到20筐的“待遇”。此法后被识破，资方改插眼为发签。我们则针锋相对，这就是其（二）多发签。每出一筐炭，发给一支签，只要有机会就多发几只，总之，掌签者与矿工的基本利害是一致的。
  由于我活动频繁，引起资方注意，怕暴露身份遭敌陷害，我征得领导的同意后，于1942年逃出善芳煤矿，参加了区中队。记得当时的区长是赖建忠，指导员是何振兴。
  1943年春，为了对敌斗争，需要爆破用的炸药和导火线，我亲自找工头单运洲，顺利地搞出了5米多长的导火线一根和一部分炸药。我们用它将汉奸白继珍建在善芳煤矿附近的一处小煤窑炸掉，给了敌伪以沉重的打击。
  同年10月，我所在的区中队，配合鲁中军分区的某部，在善芳煤矿工人的支援下，消灭了驻文祖镇的伪军50余人，狠刹了日伪顽的嚣张气焰。
  1944年，日寇的侵华战争处于全线崩溃，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势如破竹锐不可挡。此时，章丘的日寇为作垂死挣扎，紧缩战线，撤销了垛庄据点，日寇的一个小队并入了袁家洼煤矿。我是三德范村人，在袁家洼下井的矿工百分之八十以上也是三德范人，其中很多人又是我的工友。他们下班回家，我便向他们进行抗日爱国教育，为抗战做贡献。他们积极性很高，窃取敌人物资，支援鲁中抗日部队，已成为每个矿工的自觉行动。有一次，韩书德、于凤解、于同福、于凤亭、于传杰等从矿上搞出4寸无缝钢管30多根，铁板一张，支援了我鲁中兵工厂。
  1945年上半年，我军一举歼灭了驻袁家洼煤矿的日伪军，饱受苦难的矿工得到了解放，日寇经营的善芳公司随着主子的垮台也就狼狈结束了。

[注〕此文根据有关资料和调查整理而成 ①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159页。 ①《山东乡土调查录·章丘县》 ①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七编第二章第六页（庚）。 ②胶济铁路调查报告。 ①函见满铁株式会社《山东矿业》第55册之13，第一号。“满铁”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的筒称，或简称满铁公司。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殖民侵略的机构。 ①本文由李执祥口述，参阅《矿业周报》整理而成（明兆乙） 资料来源《矿业周报》 ①根据《山东矿业报告》和调查整理。 ①根据《山东矿业报告》和调查整理 ①根据县煤炭局所提供部分史料，结合实地采访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