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二姐辛锐自1942年1月牺牲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五十多年来我时时思念她。五十多个春秋日暖沧桑，斗转星移，想来，我由“八路军”中一名韶颜稚齿的“小鬼”变成了白发老妪。人到晚年，更加思念过去。那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斗场面；那一曲曲舍生忘死、慷慨捐驱的英雄壮歌；那一个个亲密无间、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那艰苦卓绝、血火交炽的军旅生活，历历在目。而且昼思夜想，变得更加清晰了。人老了，就更加怀念故去的亲人。二姐辛锐对我的亲切教诲，对同志的团结友爱，对工作的刻苦勤奋，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以及她那文静的性格好学的精神，都时时激励着我，催促着我去回味、去咀嚼、去吸吮那甘与苦的汁液，去思念那血与泪的往事。
  二姐生于1918年夏天荷花盛开的季节，因取名叫辛淑荷。名如其人，她自幼文静敦厚，柔嘉端庄，聪慧好学，尤爱美术。受祖父辛铸九书法艺术的熏陶，读小学时就能雕善画，父亲辛葭舟着聘当时著名国画家黄固源先生做她的家庭教师。她十六岁时就在济南举办了个人画展，这在当时重男轻女的社会世俗中，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我记得这时她已从初中退学，在家专攻书画，非常刻苦。每天读书、画画、写字直到很晚才休息。
  1937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侵占京津后，沿津浦铁路南下，继而入侵山东，济南危在旦夕。八月底，我们祖孙三代9口人，随着逃难的人流，离开了济南。举家先到了潍县，因父亲辛葭舟当时在此任平市官钱局局长。住了大约一周时间，旋又与局里四名职员及其家属一起南逃，经临沂、枣庄，到了滕县，住在县城一位姓姚的人家里，他是父亲在朝阳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年底，济南失守，日寇占了充州。举家又逃到城东桑村镇，住在一位开明士绅李幼旭家里。他拥有近百人的自卫团（是抗日，还是看家护院、当时搞不清楚）。春节过后，敌人又进攻桑村，在坦克、战车的隆隆声中，我们又逃到了长城村（这里是李家的佃户村）。此时全家惶惶不可终日，连我这个好玩好动的孩子，也常常在村外小河边呆坐静思，不知下一步将逃到何处？
  在长城村不久，当地有个老地主，看中二姐的才学容貌，当面向父亲为他儿子提亲，父亲很生气，但又不便发作，只好推说兵荒马乱之际，不宜议婚，待社会安定再说。但地主夫妇仍不断前来纠缠，这给父母带来了烦燥和压抑。
  日月如流，转眼到了1938年的春天。祖母、大哥、弟弟、母亲先后回济南去了，父亲把二姐、二哥和我留在身边，这段时间前途渺茫，真是度日如年。
  送走母亲等人，我父女兄弟4人羁留异乡，相依为命。孰料这时当地一个土顽叫申从州，他知道父亲的身世，扬言要架他的票，经李幼旭疏通，暂时免除了祸灾。但这些土匪地痞无法无天，谁知那天会发生什么事？
  正当我们走投无路，有家难归的艰难时刻，八路军进村了，小山庄气氛突变，抗日歌声此起彼伏！原来这是郭洪涛和王彬（后任八路军山东纵队参谋长）率领的中共山东省委机关和八路军四支队的一部分。这支部队前一天在八里沟村遭遇顽军孙鹤龄和秦启荣部的伏击，突围后进驻长城村。这期间，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省委书记郭洪涛、省委统战部长郭子化及统战科长赵笃生（二哥辛曙明在济南中学读书时的历史教员），经常找父亲谈话。那时我年龄小，他们谈话内容我听不懂，只见他们时而严肃穆穆，侃侃而谈，时而海阔天空，笑声朗朗。自此以后，父亲一扫过去郁郁寡欢、沉闷不语的状态，变得精神抖擞，谈笑风生。原来他已选准了方向，下决心参加八路军，抗日救国。他将我们姊妹和二哥三人交给八路军，为了表示他对革命的忠诚，将时处危困中的省委机关和部队的一切费用全部包了下来。
  我清楚的记得，父亲为了不给部队添麻烦，也为了我们几人行路方便，自己买了一头骡子，驮着我们简单的行李，随军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大约走了十来天，到达费县的薛庄。我和二姐的脚上都打满了泡，但精神很愉快，抗日打鬼子不当亡国奴，不受欺压，进入革命集体，真是解放了。在这里休息了几天，又继续北上，八月底，到达沂水县岸堤镇，这时，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第二期招生，我们姊妹和二哥三人都进了干校。
  进干校后，二姐分到妇女队，二哥分到政治队，我分到青年队。每天生活学习十分紧张，完全军事化，我们有点象个兵了，只是衣服不整齐，穿什么的都有。我和二姐住在一个小院的前后屋，当时学员中还有几对姐妹，有谢青（黎玉同志的爱人）和她妹妹谢林（以后牺牲了），有邹锐和邹键，还有赵笃生的两个女儿。时间不久，就统统按“大”、“小”称呼，大伙叫二姐“大辛”，叫我“小辛”，于是“大辛”、“小辛”在干校机关，在部队逐渐传扬开，并且一直叫到现在。许多老同志说“改不了，改了就不是你了”。这是革命的情谊，老战友老传统，叫的亲切。
  刻苦学习严于律己
  在干校，我和二姐虽住在一个院里，因为是两个队，生活、学习都单独活动，很少有个别谈话的时间。我生性好动，想姐姐了，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跑去找她。二姐则不同，她严于律己，遵守纪律，并常告诫我：“咱们现在都是革命战士，以后别叫我二姐，也不要常来找我”。二姐的脾性和为人我是知道的，她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我的爱护，我益发敬重她了。大约过了四、五天，我憋不住了，又悄悄去找她，她一见我，立即把我拉到她睡的地铺上，怨而不怒地责怪我：“怎么好几天不来”？我故意的逗她：“你不是说不让我来找你吗”？“小丫头”！屋里人多，不好说话，我拉着她到院里，二姐边说边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这几天你听了几堂课，谁讲的？你记了多少笔记”？我调皮地说：“二姐，这两天我老想找你说说话，连上课都开小差，没心思记笔记。”二姐严肃地对我说：“你真的这样？那可不好，有多少知识需要咱们学，天地太大了，不好好学习怎么进步，将来怎么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抗日？”说着取出她的笔记本放在我手上，我打开一看，啊！二姐真行，百多页的本子写了近三分之二，郭洪涛书记的《目前形势报告》，郭子化的“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抗日”的讲话，记得密密麻麻，大“一”套小“1”，“甲、乙、丙、丁”分条分项记的真详细，而且字迹工整娟秀。当我离开她时，一再叮咛我要刻苦学习，并提出要考我。回到宿舍，打开自己的记录本与二姐相比，我自愧弗如，于是从头细心的整理起来。
  在干校是集体生活，吃饭速度较快，二姐的行动从小就慢，记得母亲说她“常吃不饱”。如今环境大变，集体生活十分紧张，我担心她饿肚子，有一次，我把没吃完的半张煎饼装进口袋里，等到晚上，我悄悄去找她，刚走到她宿舍门口，同屋的女同志就说：“你怎么又来找你姐姐？”我也觉得不好意思，就说：“今天听报告没记全，怕她考我，想借笔记补一补，行吗？”二姐忙笑着递过她的笔记本，并说：“你这样坚持下去，必有进步，天不早了，回去吧。”我暗中拉了她一把，她跟我出了门，我说：“给你”！她一看是煎饼，并未马上接过去，我看出她是饿了，可又很克制自己。她一边送我一边吃了几口，告诉我以后别给她送吃的，这样影响不好，她慢慢会习惯的。
  天冷了，干校学员早操以后都去河里砸开薄冰洗脸。如果猛搓，就不会冻手脸，每次在河里洗脸，我就冲她喊：“使劲搓搓，搓红了不冷，搓呀！”后来那些大姐对我说：“你二姐的冻疮都破了怎么搓？”我猛然醒悟，她脸上早已长了冻疮，我很同情她，但没法子。我若再傻喊，她会掉泪的。我从小就怕她哭，她一哭我就六神无主，是疼是怜还是怨？说不清楚。
  学习结束开始工作。
  同年十月，二姐接到通知，分配她到山东省妇联任秘书。
  二姐到省妇联后，工作条件变了，生活也相对好一些，她渐渐地胖了。这期间，我利用自由活动时间常跑去看她，两人或并肩散步，或席地而坐说说话，或一起到河边洗衣服，她总是不厌其烦地嘱咐我好好学习，别一天到晚唱呀跳呀，要注意团结同志严格要求自己。大约过了一个月，我调到战地服务团做文艺工作。
  记得有一次二姐来看我了，她笑盈盈地告诉我，她参加了“大众日报”社的成立和“创刊号”的报头设计工作，并说“创刊号”报头上的毛主席木刻像是她精心刻制的，她将自己的全部心血和艺术技能都倾注在领袖的形象上。“创刊号”发出后，受到领导和广大读者的赞扬。由此，大辛能写会画的美名，也为广大指战员所熟知。
  光荣入党
  1938年底，山东纵队指挥部在沂水王庄成立。这时父亲在指挥部供给部工作，部长是马馥堂。他们住王庄南边三华里的葛沟村，我们住在南庄，离王庄八里路。有一次去王庄听形势报告，路上听人议论“大辛入党了，还做了省委组织部长的秘书”，这突如其来的喜讯，使我兴奋异常，想打听个究竟，又不便启齿。记得这时我们已发了军装，我已是真正的女兵了，得知道点“纪律性”。会开完，我离队去看大辛，她依然象往常一样，和颜悦色、沉静斯文。我问她：“你真的入党了？”她神情嫣然，没有直接回答，似有意避开我的问话，反倒问我学习怎样？有什么收获？象在考察我。我有点不高兴地说：“我的问题你还没回答呢。”她给我倒了碗热水，紧偎着我坐下，平静而认真地说：“组织已批准我为中共党员了，不过我从申请入党到组织批准，没告诉父亲，也没告诉你，我总感到自己和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相比，差距还很大”。她端起热水杯放在我手上，继续说：“小妹，我反复想过，一个人入党意味着什么？我认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千百万劳苦大众的解放而献身，他要做到吃苦在前、工作在前、冲锋在前、牺牲在前，总之，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听了大辛这一席话，我似乎觉得自己长大了，这些话我也听别人讲过，可出自二姐之口，分量就不一样了，这是她人生的一大转折。我知道她是个言行一致的人，她会用自己的革命行动实践个人诺言的。
  入党校学习
  1939年初，二姐调党校学习。中共山东分局党校设在王庄南边的夏蔚村，离王庄十一华里，陈明同志任副校长。他是福建龙岩人，原是中学教师，1924年入团，次年转正，后入上海大学。1928年被派往苏联学习，1931年回国，1934年参加长征，1939年奉派来山东工作。他为人诚朴谦逊，知识渊博。他在分局党校与二姐相识相爱，后结成伴侣。1941年日寇大扫荡，在机关遭敌人包围时，不幸壮烈牺牲。
  二姐在党校学习期间，读了不少马列著作，如《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提高了革命理论水平。
  这期间，我曾去党校看她，记得有一次闲谈中她突然问我：“这些领导有人找过你吗？”我很愕然，马上回答：“没有。”她嘱咐我：“不要随便接近人。”我仍不解其意，她见我迷惑的样子又说：“做女人真难哪，尤其在这男人“王国”的革命部队里，随时都会遇到麻烦事，要我处处谨慎，不要离开本部队，去接触外人”。她的话我似懂非懂，反正不接触外单位的人就是。她在告诫我，也在自律着自己。二姐是个很严肃的人，在个人问题上是个慎之又慎的人。
  党校的女同志对我很亲切，每当我去都热情的接待我，关心我的进步，可能是她们年龄比我大，更成熟些吧，总觉得同干校的女同志一比，就是不一样。不过我去党校次数不多，我还不是党员。每次去总有点“刺激”，也不愿多去，只记得每次去党校二姐都送我到村头，直到望不见我的身影才回去。
  病中深情
  1939年6月8日，日寇第一次向我抗日根据地扫荡。部队打了几仗以后，感到机关太庞杂，于是开始整顿。省委决定：工、农、青、妇还有“大众日报”社，组成“沂蒙工作团”，分散作群众工作，组织群众反扫荡。我所在的“战地服务团”仍随军活动，正在反扫荡斗争十分紧张的时刻，我发起虐疾来，开始只是不能行军，十多天后，身体支持不住了，领导决定让我离队去“沂蒙工作团”，留在村里养病。我换上便衣，当天即从夏蔚动身，翻过西山，到达公路时，有点紧张，看看周围没有情况，便快步过了公路，顺山边小道往北走。好不容易走了三、四十里路，到了一个村，叫范峪。找到村公所，记不清谁把我安排在范峪北山一个民兵队长家里。全家四口人，队长夫妇，有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还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队长亲切地告诉我：“小同志，你来这里一切放心，从此咱就是一家人，对外你就叫我表哥。”一家人十分关心我，每当我发病时，他们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我，此情此景，我至今难忘。有一天老母亲把我拉到怀里，对我说：“这两天风声紧，为防万一，我把你‘打扮’一下。”她把我的头发剪光，把她孙子带红边的韂鞋给我穿上。这一打扮，我成了一个山村牧童。我笑了，老母亲却说：“可恨的日本鬼子！”根据地的人民多好啊。过了半个多月，队长负伤了，一家不能照顾伤病两个人。领导上决定让我去范峪西山。临走时，老母亲拉着我的手说：“我有难处呀，孩子，你病好了再来看我。”我也动情地说：“大娘，我明白，我一定再来看您”。
  我转移到山腰里一户人家。有一天我又发病，发冷发高烧。恰在这时，二姐翻山越岭来到我身边。我一头扎在她怀里，不知说什么好了。战乱时期姐妹病中团聚，幸福极了！二姐说：“你长病，我听说了，实在是工作太忙，不能来照顾你”。我用力地点点头。她坐在我身边继续说：“为了粉碎日寇的扫荡，分局领导根据党中央关于‘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使山东成为八路军在华北的战略基地’的指示，机关人员分组包几个村，去发动群众，建立政权，训练民兵，支援反扫荡，工作太忙了”。我听着她的讲述，一时忘了病痛，“二姐，我能跟你去吗？”我急不可待地央求。“别傻了，病好了再说。”就这样，她晚上来照顾我，天一亮，她就翻西山回所在村去工作。她对我做了许多规定：不许爬山，更不许淌水，不许吃生冷……。我住的这山是个马蹄形的山坡，树木丛生，泉水顺山势流在黛色的石板上，这里凡山区有的水果，几乎是应有尽有，从夏天的杏桃到秋天的花红果、初冬的柿子、软枣……。“不许吃生冷”的规定，我那能遵守？我憋不住。当她发现我抛的果核时，于是严厉地批评我，当我答应再也不吃水果时，她心里又不是滋味，想给我烧着吃，把桃、梨用纸包好，放在灶阔的草木灰中。她这一“首创”失败了，烧的半生不熟，带着烟呛味，真难入口。我请求她别烧了，我再不吃生冷了。
  虽有房东大娘和二姐的照顾，但我的虐疾仍不见好，由两天发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卫生员十来天送一次药，留下十多粒“奎宁”，药力供不上，控制不住病情，这时我已发了近四十场“皮汗”。
  一次二姐说西山有“集”了，问我想吃什么，我说：“捎点油条回来吧”。傍晚她带回来，我要求用热水泡泡吃。她烧水、泡好油条，我想倒点醋，她一下倒多了，酸溜溜的我连汤吃了个光，顿时热汗涔涔。万没想到，一次出大汗，竟止住了长达四十次的“皮汗”。现在想，可能是虐原虫“疲劳”了，再加上醋的收敛作用，才出此“奇迹”。
  过了约十天，我听说“战地服务团”也到了地方，我要求回团，二姐同意了。第二天要走，我们向房东辞行，二姐赶作了一张画送给房东留念。一家人都说：“真好！把俺这里的山和水都搬到画上了”。房东大爷打量着二姐说：“是位仙姑吧？”大伙全笑了。二姐说：“我是人民子弟兵，你们全家照料我妹妹，她的病好了，我很感激您们，无啥可送，一张画表表心意吧。”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打起背包，把屋内外打扫干净，想悄悄地离开，谁知还是惊醒了房东大娘，她“抱怨”地说：“用不着您打扫，快上路吧”！我们依依不舍地告别了房东一家。
  大病初愈，全身无力，二姐替我背着背包，一路上她千叮咛万嘱咐，让我注意身体。到了西山顶，稍稍休息了一会，继续前行时，二姐说：“你要不注意身体，再犯了病，我可不管你了！”又趁我不注意，悄悄拉过我的胳膊，亲呢地咬了我的肩膀一口。翻过西山，到了二姐工作组驻地独树头村。她组里四、五个同志一起迎上来，说我黄瘦的都变形了。二姐不说话，我知道她心里不好受，还是挂念我。我迅速地离开他们，独自上路了。我走出老远了，听到二姐在后边喊：“注意身体，守纪律，外出工作要向大同志学习！……”
  我回团后约半个月，消息传来“大辛病了。”由于大家都处在流动状态，一时打听不到她得的什么病。心想可能是我传染她虐疾了，我逢人就打听，才知道她得了伤寒。原来，有一次鬼子逼进驻地，队伍转移，一位叫于冠西的小伙子，因患伤寒走不动，二姐把他背在身上，翻山越岭转移到安全地带。不几天，二姐也染上了伤寒，一病不起。后来知道了她在夏蔚南山——荞麦山养病，我立即请假去看她，领导上考虑路远，又有土顽骚扰，尤其是国民党57军的散兵，到处抓人，我们的一位区委书记就是被他们活活钉死的，于是想找同志送我。我说：“不用，夜间行动不会有问题。”领导看我探姐心切，只好答应，让我多加小心，依靠群众，看情况，不必急着回来。
  当晚我一个人上路，简直是急行军般地往前赶。斜月清晖，繁星满天，凉风飕飕，林木婆娑。待到东方发亮时，我已过了纵贯沂蒙山区的公路，又跑了十多里，终于到达二姐养病的荞麦山。她住在半山腰一个“团瓢”里，我一头钻进去，这时，二姐正发高烧，处于半昏迷状态，我悄悄地走到她身边喊，好大一会她才有反映，翻了翻眼皮“你来了？”声音很低，难以听清。当时有个小王同志照顾她，他向我介绍二姐的病情，说高烧快一个月了，一直不退，什么也不能吃。我们说话时二姐睁开眼，我赶紧走过去，他拉住我的手“你怎么才来看我？”底下的话没说就流泪了。我边给他擦泪边说：“正象过去你常说的，战争情况嘛！”
  我看她病的这么重，就住下来，多照顾她几天。我给他换洗衣服梳头。二姐不安地说：“你的脸要离我远一点，伤寒是传染人的”。我说“我不怕，你别管那么多了，养病要紧”。晚上我要睡在他身边，她不愿意，“还是注意点好，你自己搭铺睡吧”，我只好从命。
  第二天，他仍高烧昏睡，我和小王商议，找个大夫来看看。听说夏蔚北山有位中医，小王说：“我去请他。”约有两个小时，大夫来了，切过脉，说二姐患的是热病，并说这病不好医治。我问他要注意什么，他说不要急于吃东西，更不能吃多等等。他处了方，我把二姐托给在附近养病的大梁、小梁姐妹，临时照顾一下。我和小王下山跑了三个村子，找了三家中药铺才凑齐一剂药，那时真难哪。二姐连服三剂后，精神稍好，仍不能进食，只吃一两口米汤。她要我给她洗头，我怕他着凉没答应。
  药吃完了，我又去北山找那位中医，把病情向他介绍后，他查了几本医书，又处了方，并说病人千万不能着凉，不能多吃东西。取药仍是难事，小王跑了两次才抓齐。服药后，她有了饿感，能下床站一站。待药服完，她一次能吃半个鸡蛋，病略好转，她对我说，“你来快十天了，我的病也减轻了，你可以回去了。小王这孩子很懂事，你就放心吧。”
  我真的要走了，他又有点舍不的，挣扎着要下床送我。我赶紧抱住她照她肩膀上轻咬一口，“你怎么了？”“跟你学的。”她嫣然一笑，“调皮丫头”。
  我快步离开这座“团瓢”，走远了，又一步一回头，真有些难舍难分啊。
  过了半个多月，我向沂蒙工作团的同志打听二姐病情，才知道她病不见好又得了痢疾。我又立即赶到荞麦山。她的体质比以前更弱了，我下决心在他身边多住些日子。我先替她打扫卫生，烫洗碗筷。再去请中医，找卫生所的大夫。有一天，她的痔疮犯了，那时没有对症的药，只是用土法洗熏。一周后，病稍好些，她的话也开始多起来。一次我说，“二姐，你人缘真好，好多同志来看您。”“快别说了，女同志麻烦事怎么这么多”。“怎么，你来例假了”？“我不是说这个。”她很不高兴地说：“同志们来看我，是关心我，我很感激，可有些事也让人心烦，唉，不说了。”他无力地翻身睡了。
  两星期后，二姐病情明显好转，他要我扶他出去晒晒太阳。没走几步，他就累了，靠在地堰上。他说：“鬼子扫荡快结束了，部队要集中整顿，群众工作也要加强，我好长时间不工作了真有点着急。”“你体力这么差，怎能工作！”“现在是不行，等病好一好，争取早日工作，你也该回队。”看来二姐在病中考虑党交给的工作，已不是一日了，让人敬重。
  走前，他要我给他洗洗头，这次我答应了。他的头发很长，但很稀，我一洗，呀！竟一缕缕地往下掉，我心里难受极了。我从来不好掉眼泪，这时实在忍不住了，只得草草结束。
  回团不久，“扫荡”结束，部队投入紧张的整训，我们住在一个村子的学校里。有同志告诉我“大辛病好了”，我半信半疑，他病的那么重怎能这么快就好了？再说他病好了怎能不告诉我？可大伙都这么说，是不是她出了不幸。又过了几天，讲的人更多了，我这才放了心。一天，我在课桌上躺着似睡非睡，觉得有一只手轻轻的拍在我头上。猛一抬头，身边没人。刚要起来，一只手从窗外伸进来，揪住了我的头发，“啊，二姐！”我从窗子跳出去，两人抱在一起笑了，笑的那么开心。我细看她，人瘦了穿着军装倒更漂亮了。我立即摘下他的帽子，短短的头发，毛茸茸的，原来她的头发全部掉光了。这天我们俩睡在一起，四张课桌一对并头躺着，天南地北的说了一会话，很快便呼呼入睡了。第二天一早，他就回队了。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没见着她。
  1940年元月，鲁迅艺术学校，战地服务团和一军分区宣传队，合并成立山东军区“鲁迅艺术宣传大队”简称“宣大”。二姐不知从什么地方也来到“宣大”，在美术组工作。这是个小班，只五六个人。有王建楚、张有栋等人。二姐专心致志地投入美术创作，她的艺术才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如她在参军运动中创作的宣传画《老王当兵》张贴后，对提高人民群众参军参战的思想觉悟，起了很好的作用。当时部队极缺地图，给行军打仗造成一定困难。二姐想，地图是部队的眼睛和向导，没有它怎么行？于是他和同志们一起千方百计复制地图，供部队使用，受到部队首长的赞扬。
  二姐不仅会画，而且她的歌也唱得不错。记得队里要排一个反映日本人民反战的短剧，让二姐扮演一位日本妇女，她身穿和服，脚踏木屐，好看极了，演出效果很好。提高了指战员对中日人民共同反对这场侵略战争的认识。剧中的主题歌她唱得太动人了，婉转细腻，扣人心弦。现在我把这首歌的前两句写在下面：
  [=此处为插图=]
  也许是战争时期，抒情歌曲比较少，这支歌引起群众的特别关住。部队、机关很多人哼唱这支歌，更有人模仿着大辛的嗓音和姿势唱，引人发笑，二姐对此而感到欣慰。有人见了她就唱，她便用笑来回敬。
  二姐体力总是不行，部队除夜行军外，一般早上都出操跑步，遇上部队休整，跑的时间更长。一次，在一个树林里跑步，都跑五圈了，我看二姐气喘吁吁，又跑了一圈还不见她离队，其实要下去喊一声“报告”就可以了。我看她实在坚持不住了，就急跑几步到她身边，先把她的背包取下来，然后喊了一声“报告”，就把她推出队列，把背包放在大树后边，让他坐下。他满头大汗，上气不接下气地直喘。我把胸前的毛巾丢给她，立刻归队。她看着大伙不停地跑，自己坐着，很内疚，就掏出本子来，不知是写还是画。她对自己的要求总是很严格的，我反复想过，自从参军后，我多次与二姐相聚又相离，他从没给过我一分钱、一件东西，他对己对我要求都是十分严格的。
  二姐结婚
  1941年春，我们驻在青驼寺村北一个窑场里，有一天吃晚饭时没见到二姐。饭后还不见她回来，于是我逢人就问，有的说不知道，有人笑而不答，弄的我十分尴尬，我干脆去队部问个究竟，见到队长王绍络，他说“大辛有事，你去睡吧。”
  第二天早上，出操回来，有同志告诉我：“大辛结婚了。”我以为她们是开玩笑，真有这事，他肯定会告诉我。当事情属实时，我气不打一处来，心想：这是光明正大的事，为什么还瞒着我？我未加思索，拔腿就去村里找她。跑了好几个地方，才问到她在村西头一个小院里。警卫员问话，我也没听清，什么纪律、礼貌全不顾了，就往里闯。庭院不大，记得是一座北屋。我在门外就看见二姐坐在床上翻书。我一步跳进门，冲着二姐问：“你结婚为什么不告诉我？”她愣了，说不出话，只凝视着我，在一旁看着文件的陈明，马上起身拉我坐下，抱歉的连声说：“我们不对，不该不告诉你。”说着，他把当时所有能吃的东西都拿给我，无非是不多的花生、少量的糖块、干果之类。我那有心思吃，再看二姐，她也是一副内疚的样子，只是低着头不说话。此情此景我又怕了，恐他掉眼泪，我满腔火气熄灭后，反而责怪起自己来。我走到她跟前，摸了一下他低垂的头：“二姐，我走吧！”他用企求的眼神看着我。“谁叫你走？我知道自己错了，你就坐会吧。”她偎着我坐下，把吃的东西一样一样往我手里放。若在平时，看到这些好吃的，我会放开肚子吃个饱。可这时，我干了这么愚蠢的事，还守着姐夫，怎么好意思张口吃，总得找个台阶下，于是笑笑说：“昨天晚上我找不到你了，到处打听，人家都笑我。”她立刻捂住我的嘴，“不说这些了，快吃！”我站起来认真地说：“早饭后我有事，确实得走了。”她闭口不语，似是理解。陈明同志满脸笑容地忙着把吃的东西往我口袋里装。我要走了，二姐仍坐着看我，并未起身。陈明同志把我送到大门口，我象“逃”一样，撒腿就跑。跑出一段路，回头“侦察”，没有情况，这才放慢脚步，边走边想，如果二姐或别人，昨天把这事告诉我，说不定我会傻乎乎的跑了去。领导同志结婚，总有人去祝贺，他们都是“大人”，我要真的去了，我算“那部分？”二姐会不好意思，人家说话也不方便。越想越觉得我干的这事太鲁莽，真傻！回队以后，我把经过向队长讲了，他说了一句“傻丫头”。
  这年3月，大辛调姊妹剧团任团长，甄磊（大扫荡中牺牲）任指导员。二姐自编自导了许多节目，如为了打击反动道会门利用封建迷信活动欺压群众，他们演出了“万仙会”，影响不小。后来在一次有八个剧团参加的会演中，姊妹剧团得了第四名。
  最后诀别
  1941年6月，领导决定“宣大”随山东纵队巡视团去胶东视察，时间需要八个月左右。出发当天，我跑了八里路去和二姐告别。到了她的住处，她一个人正在缝被子，我喊了一声，她抬起头，淡淡地说“坐下吧”。二姐素性就是说话轻缓，不好动声色。小时候我常说二姐不会生气，会用眼睛说话。他让我坐，我没坐便跪在她面前的被子上，把去胶东的事告诉他，她打断我的话：“我知道了，你们随谢友法（当时任组织部长、后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部长一起去，这次行军时间长，生活艰苦，你要注意身体。你参加的是巡视团，更要遵守纪律，和‘宣大’单独行动不一样，任务更重了”。我答应着，取过她手中的针线，要替他缝，她执意不肯，我说我会缝。“会缝也不用你”。她笑了笑、继续说：“你快十六岁了，是大人也得算是‘老兵’了，在外要严格要求自己。听说你在朱德青年队（那时还没有团的组织）因学习好得了奖，这次你更要好好学习”。“我向你保证一定听你的话”。我要走了，她起身穿鞋送我，我制止了她。我走到大门口了，她还扶着窗子慈祥的目送着我。
  我那能想到这竟是我姊妹俩终生永别的最后一面。
  壮烈牺牲
  胶东一行，往返整整八个月。1942年春节前，我们辗转来到鲁中泰山区，整个农村萧条凄凉，处处是被烧的房子，黑墙瓦砾断壁残垣，满目是日寇扫荡过后的悲惨景象。
  记得我们赶了一天两夜的路，粒米未进。傍晚来到一个小村子，住下来筹给养。人饿的谁也不想说话，一阵阵的肚子疼，大家躺着默默地等筹粮人回来。这时通讯员对我说：“谢部长让你去一趟”。两腿无力真不想动，只是首长叫再累也得去。
  已是掌灯时分，影影绰绰看见谢部长站在一个院子门口，上身倚在破门框上。见到我急步过来，将我拉上台阶，一句话没说和我并肩走进门内。在一个破影壁前停下来。我很诧异：“找我有什么事？”还没容我多想他用手扶着我的胳膊，语气沉重地说：“辛锐同志在这次扫荡中不幸牺牲了！”我只觉得轰的一下，眼前一片模糊，什么也看不清了。我自语道：“二姐真的牺牲了？”我不信，这不可能！谢部长慢言细语地宽慰我，他说的话，我一会儿听到一会儿听不到，没有完整的印象。我强忍着不让泪水流出来。这时我发现谢部长在擦泪，我顿时清醒了，拉着他的胳膊说：“谢部长别说了，事情已经这样，我能承受，能挺住！”
  天完全黑下来，筹来了给养是谷子，需要马上推碾，两人一组。我和班长林化石一组，他见我沉默不语，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不愿说话，也怕他说话。两人在一盏小油灯下默默地推着，一圈一圈。此时我的脑子也在转，许多往事都转到眼前：小时候我和二姐睡在一起，他在床上摆了纸和资料，我怕睡着了给她弄坏，就用绳子捆住双脚，绳子一端拴在床头上。他看见了，轻轻地替我解开，抚摸着我的脚腕，眼圈红红的。参军以来，当1938年底在战地服务团由两个同志介绍我入党时，小组会和支部大会都通过了，我便开始过组织生活。后来传达了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文件，其中有一般不吸收青年入党的规定。组织上向我说明情况，我想不通就去机关找二姐。她说共产党员应不应当遵守党章？我说当然得遵守。“党章规定需经上级批准，入党手续才算完备”。“既如此那为什么通知我过组织生活？他们做的对不对？”我还想争辩时，她冲着我大声说“入党还有赖的！”于是我想通了，并向组织作了检讨。我去胶东时，她要我严格要求自己。一路上我从未掉队，即使一夜走160里，脚上血泡压血泡，也咬牙坚持不掉队。行军路上谢部长规定每人每天写50个正楷字，他亲自批改。不管行军有多累，我没有一天不写。我做到认真读书，并坚持写日记。当时还想回来向二姐汇报，请她给我批改呢！这一切都不能实现了。推碾一个多小时，林化石同志不断开导我，安慰我，多好的同志啊！谁能料到第二天他因误踏炸药不幸牺牲了。
  我回到鲁中后，许多同志都来安慰我，并讲述二姐牺牲的情况。二姐所在的卫生所所长刘军同志（后任空军医院院长）及曾抬二姐最后转移的韩波同志（现在鞍山），向我详细讲述了二姐牺牲的经过。
  1941年11月，日寇出动五万人，在日军侵华总司令畑俊六大将和日第十二军中将司令官土桥的亲自指挥下，对我沂蒙根据地实行所谓“铁臂合围”的大扫荡，并扬言“剿灭共军荡平其根据地”。我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山东分局、省战工会等党政领导机关，多次跳出敌人合围圈。11月30日拂晓，分局和战工会在大青山被围，激战一昼夜，大部分突出重围，但伤亡很大。省战工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陈明同志、国际友人希伯同志及一一五师敌工部副部长王立人同志均不幸牺牲。
  二姐是在大固突围时负伤的，右膝盖上部被子弹打穿，左膝盖也中了子弹，被送军区卫生所，隐蔽在山洞里养伤。此时她忍受着伤痛、休克、缺粮的折磨，但始终不忘对敌斗争。她和护理员小徐（徐兴沛任海军旅顺基地通讯处长）商量在洞周围埋设地雷，以对付日寇。伤痛中她曾问小徐“陈明怎么不来看我？”小徐不忍把真实情况告诉她，一直到她牺牲。她此时已怀孕五个多月了。
  42年1月扫荡结束，伤员集中到火红峪，二姐也来到这里。同志们见面分外亲切，有的同志给二姐换药、擦身、洗衣服。两天后，有一股撤退的敌人发现了他们，遂被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必须立即分散转移。四个同志抬着二姐上北山，刚走到山脚下，枪声大作，接着敌人围了上来，二姐大声喊“放下我快突出去！”同志们哪能忍心丢下她。据韩波同志说，他亲眼看到二姐自己从担架上滚下来，下令“你们快走”！四个人把二姐抬到乱石缝中，他们刚撤，其中两个同志负伤。这时敌人已逼近，鬼子狂叫着“抓活的！抓活的！”一梭子弹射来，二姐胸部、腹部连中两弹，她强忍着剧疼站起来，靠在一块石头上，怒视着敌人。待鬼子上来了，靠近了，二姐用尽全身的力气，拉响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了。这年她才23岁。
  山脚下住着一户姓范的老乡，他和卫生所的同志一起，把二姐安葬在她牺牲的北山角下，这个村子叫火红峪。
  永远怀念您！
  我回到机关，大家都知道二姐牺牲了。很多同志来安慰我，组织上关怀我，不让我参加集体活动，并派两个同志陪着我。第二天，军区政委罗舜初同志找我，他讲了二姐牺牲的经过，并嘱咐我许多话，要我去看望父亲，好好安慰老人。临行，领导上要派人送我，我谢绝了。我见到父亲，他十分镇静。他只问我去胶东的情况，昨天炸药爆炸伤亡几人（伤亡了6个同志）？我们俩人谁都不提二姐和陈明同志牺牲的事，到吃饭时有个同志把饭打来，父亲说咱加个菜吧！问我会作什么菜，我说会炒鸡蛋。其实我不会做，只以为做这菜简单。“你还会做什么？”“会打浆糊。”“打浆糊也不简单，要看作什么用了。”吃饭时两人相互劝，可谁也吃不下。饭后我要走了，他一边送我一边说：“这次扫荡很残酷，我们伤亡了许多人，黎玉、谷牧同志负伤，李竹如同志和朱瑞同志的爱人牺牲了。咱们家牺牲两个”。说着已出村了，我让他回去。他似乎没听见，只管继续走。我们爬上了一个小山坡，分手时总想说些宽慰他的话，可又不知怎么说好。“你不必安慰我，这次扫荡，日本人的凶残，我们许多同志的伤亡，人民群众的损失，广大战士、干部的英勇作战，这些都教育了我”。我怕再说下去会引起他的伤心，就说“你自己多保重，我走吧！”“不！再待一会”。他这话一出口，我的眼泪流了下来。他继续说：“战争和伤亡是联系在一起的，任何胜利都是用血换来的，我们前边的路还很长，我有准备……”话犹未尽，他突然向我挥手：“你走吧！我在机关，你在部队，条件不同，你人还小，多注意吧。”我怕他难过，就头也不回的顺山势走去。待我又爬上一个小山包，回头看时，父亲还站在原地看着我，真想放声大哭一场，可我很快克制了自己。
  自从二姐牺牲后，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肩上的担子重了，从此，我更加好好学习，加倍工作，以报死者。
  岁月匆匆，五十多个春秋过去了，我时刻怀念着二姐。她的言行，对我的教诲，时刻鞭策着我，她为革命英勇牺牲的精神永远激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