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名叫辛凯旋，现任山东省交通医院院长，工作繁忙，但在繁忙之余，不时想起先祖辛葭舟对我的养育之恩。
  1950年，我三岁父母调青岛工作，我留在济南和祖父母一块生活，直到我去北京读大学才离开他们。所以我的整个童年是在祖父身边度过的。
  祖父对我的疼爱无许多说，但疼爱不等于溺爱，他对我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记得有一次我从工地上拿了一块小木片，准备自制一把木剑。爷爷看到后硬是逼我马上送回去，并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这使我铭刻在心，直到现在。
  1965年，我考入北京中医学院，他很高兴，鼓励我学好本领，为人民服务，做一个白求恩式的大夫，救死扶伤，为增进民族健康贡献力量。在我离家去北京时，从买车票到托运行李都是叫我自己办理。临走那天，他送我到交通厅大门口，我想：这回爷爷该给我派次车了吧。不料他既没派车也没叫公务员帮我一下，而是叫我自己步行去火车站。我在济南读高中时，学校里劳动很多，有时一去就是一个月。别人咋干我就咋干，从不闹特殊。我所在的济南一中离家很远，不论在任何情况下，爷爷从没用汽车接送过我。读高中三年，不管老师还是同学几乎都不知道我爷爷是交通厅厅长。
  祖父时常用革命烈士的事迹对我进行教育。我二姑辛锐、二叔辛曙明，都是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对于他们的牺牲，祖父是极其悲痛的。从我记事起，祖父屋里就挂着二姑和二姑夫（陈明烈士）的大幅照片，二姑的每一件遗物如画卷、画稿、印章、雕刻等，他都精心地珍藏着，从不让我动一下，只是用它来教育我好好学习，努力工作，要象二姑、二叔那样为了人民的幸福和党的革命事业不惜贡献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
  那时祖父工作很忙，常常晚上十点才回家。他患有失眠症，有时我一觉醒来，他还在二姑像前踱来踱去，时而昂首凝视烈士的照片，时而俯身细看二姑的遗作，反反复复直到深夜。记得有一年的中秋节，全家人正围在一起欢欢乐乐地“圆月”，席间，祖父那布满皱纹刻印着战争年代烟尘的脸上现出红晕，语重心长地讲起二姑小时的聪慧，抗日战争中的顽强，直到她的英勇牺牲，愈讲愈激动，情不由己地站起来眼里噙着泪花说：“国旗上也有咱家的两滴血呀！”
  1965年8月，曾祖父辛铸九去世。祖父携我到乐山街曾祖父私邸整理他的遗物。曾祖父不仅擅专文物鉴赏而且性好收藏。当时古字画有几十箱，还有其他珍玩古宝。仅瓷品就存了一地下室。祖父精心整理了一个星期，将各类珍品放在一起，有价值但非珍品的放在另一起。最后将珍品文物如字画等装了两地排车，无偿捐给了省文物部门，其中一件具有国宝价值的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的珍品，亲手交给了郭沫若同志。
  1966年寒假，我回济过春节，时值祖父因病住院，我立即跑到他的病床前。他见到我很高兴。不等我开口，他忍着病痛问我：“成绩怎样？在学校学习生活怎样？”我认真地向他作了汇报，他听了面现笑容，表示满意。我看祖父高兴，就把母亲送我一块“瑞士”手表的事说了出来。当我夸赞瑞士表质量比国产表好时，他不高兴了，严肃地说：“不能认为什么都是外国的好，国产表也很好嘛，应戴国产的”。我自知失言，低下了头。祖父笑了笑：“我们要自力更生，长民族志气，千万不要染上崇洋媚外的怪癖哟”！现在想起这件往事，祖父的爱国赤心仍在感染着我。
  祖父身居领导岗位，但平易近人，作风朴厚，生活节俭，廉洁自律。每当逢年过节，他总是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点钱来送给身边的公务员、花工、传达员等。他一双皮鞋穿十几年，直到病故前还在穿着；他的一件皮袄，从外表看上去还可以，可里面早已成了“百家衣”了；他穿的衬衣，几乎没有一件不是打过补丁的。
  祖父在衣食方面如此“吝啬”，而在学习上却表现了特别的慷慨。他曾自购了几种版本的《资本论》、《马克思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等。每月还订了不少报刊杂志，如《大众日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杂志》等。我清楚地记得：每月发工资后，看到祖父和继祖母算帐，生活费多少，书报费多少，计划得十分周密。生活费常常是扣得很紧很紧的。
  1966年夏天，神州大地一场空前的“浩劫”开始了，一向清廉守纪的祖父，也未幸免“浩劫”带给他的灾难，他很不理解，紧张郁闷，于是又犯了胃出血的“疢疴”。经手术治疗无效，至九月底已近垂危。9月30日，省里送来国庆节游行上“八一”礼堂广场主席台就坐的观礼胸条，他无法抑制心情的激动。10月1日一早，他无论如何也要去参加观礼。当他感到身体实在不允许的时候，便让人把他扶起来，穿好衣服，将观礼条别在胸前，正襟危坐。此时他气喘吁吁，汗流浃背，面色苍白。但他仍坚持坐在那里，眼空蓄泪，一语不发。只是在心灵深处无限感激省委领导对他的信任，无声的言语是：“我没有问题”。第二天，他就溘然长逝了。
  爷爷离我已27个春秋了，他的赤子情，爱国心，严律已，宽待人，克勤克俭教子孙的高尚品德。时时在鞭策着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