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的新市（四区）区，除包括现在的新市乡、江店乡外，还包括现在二太平乡、唐庙乡的部分村庄。
  新市区是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老区。早在1937年8月，邻近新市区的孙庵完小（今属临邑）就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共产党员李逸民、张彩云老师即在学生中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展了“民先队”的组织，播下了革命火种，济、商、临边界的进步青年，纷纷加入了这个组织。当时在孙庵完小读书的李兴民、刘芸亭（史家寺村）、孙万珍（白家村）、江兰舫（江店村）等人参加了“民先队”，奠定了抗日救国的思想。
  1938年秋，因不堪贾寨据点伪军的敲诈勒索，江兰馨带领“红枪会”农民武装，把以贾延香为首的一班人杀掉9人。这一英勇行动震慑了日伪汉奸，为周围村群众树立了对敌斗争的榜样。
  江兰馨为防止敌人报复，连夜到临邑与东进抗日挺进纵队永兴支队联系。1938年初冬，永兴支队一部经过江店村，进驻了新市大庄，赶跑了张启道的伪团，深入抗日锄奸宣传，极大地鼓舞了新市区人民的抗日信心。
  1938年10月，中共济、商、临联合支部建立，由刘刚平任书记，李兴民任组织委员。1939年2月，史家寺党支部建立，李兴民任书记。这是新市区最早的党支部。支部成员组成了锄奸小组，配合临邑县大队，锄掉了史家寺的地头蛇张继贤父子三人（长子张宗门是伪保长，次子张宗支是土匪）。是年5月，在史家寺村组建中共济阳县四区工作委员会，由李兴民任书记。12月，建立了中共济阳县工作委员会（现称其为西路工委），隶属于中共临邑县委领导，由临邑县委组织部长刘刚平兼任书记。新市区工委遂属西路工委领导。
  抗战初期，党在四区的地下活动，为四区抗日政权和区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41年冬建立了四区区部和区队，首任区长张国权，兼任区队长，区队副姓李。区队只有几支短枪和折枪，战士20人左右。1942年春张厚之（又名精一）接任区队副。张厚之是本区皂李村人，“七·七”事变后，他参加了国民党吴化文的部队。在鲁南一次战役中被我军俘虏，参加了我主力部队，在与日军作战中负伤。伤愈后，回家乡以当书馆为名作地下工作。张任区队副时，区队已发展到3个班。一班长姓刘，二班长王本治，三班长刘献春（升入县大队后牺牲），战士30余人。张厚之于1943年夏去养病，原任区队司务员魏长治代理队副。不久，在渤海二分区一地区队任排长的刘传尧来四区队任队副。区队指导员是阎玉礼。此时区队已发展到5个班，50多名战士。一班长盛其让，二班长刘长广，三班长王本治，四班长张良才，五班长×××。在好人好马上前线的号召下，1944年夏，刘传尧带3个班升入济阳县大队，任四小队队长，刘传尧走后，张厚之病愈，又接任了区队副，区队又发展到3个班。这时区长是赵明东（又名赵刚），兼区队长。两个月后，张厚之调二分区司令部后勤处军工股任指导员，由临邑二区区队副林道荣接任队副。1944年冬，温玉明任区长时，发现林有叛变形迹。林是临邑孙庵乡中店子村人。他从区队支出巨款，以派遣他的侄子赴济南购买军火为名，暗地里却贩运毒品（海洛因之类），从中牟利；还因报私仇，未经领导批准，枪杀本村群众；林的同族兄弟林道同在济南干伪军，林企图拉出区队1个班去投敌。这些情况，由战士王大关暴露出来。1945年初，周子东任区长，开始整林的材料，但未公开声明。是年初夏，临邑二区队5个班与济阳四区队4个班合并，由林道荣带领升级到十二团后，将他软禁了，后在临邑耿刘村处决。日寇投降后，区部驻大庄，此时，四区区队就剩下徐本宽一个看差班了。1946年5月，还乡团包围我区政府未逞。青纱帐起来后，还乡团猖獗，四区区政府向县里要人要枪，县大队派李新义来四区队任区队副，区队又发展到3个班。区长周子东调县、辛健民来任区长兼区队长。区队不断扩充新生力量，动员离队战士归队。是年底，已扩充到一连人，两挺机枪。1947年，李新义带区队部分战士升入县大队，任二连副连长。李走后，陈冠由班长升为区队副，时间不长，陈因犯男女作风错误被撤职。县大队派三连排长卢庆德来任区队副。卢调走后，齐法奎担任区队副，后带区队升级县大队，编入大部队南下。
  区队从组建到全部升级，前后近7年的时间。在打鬼子，战土顽，锄奸、反霸，支援前线中，经过大小战斗几十次，有的指战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为人民的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为缅怀先烈并继承革命前辈的遗志，现根据当时为四区区队指战员的刘传尧、刘长才以及有关同志的回忆、座谈，择其部分事迹，记述如下；如有不当，敬请知情者批评指正。
  未放一枪，俘虏治安军一个班
  1943年7月，四区队驻雷家。中午，岗哨发现一辆牛车拉着10个军人，来到雷家的西南角。哨兵报告后，区队副张厚之派王本治带一个班占了圩墙。经盘问，是大太平战斗被击溃的治安军在逃跑，其中有一个伤兵。向他们讲明政策，未动干戈，他们全部缴了械，共缴获辛已式步枪9支，手榴弹24枚，子弹500多发。经审问知道，这个伤兵名叫张良才，他们一伙都是河北省人，准备回天津。这10个人住了几天之后，只留下张良才和一个姓刘的，其余的都遣发回家。张与刘都是青年学生，经教育后进步很快，刘被调往县大队当了文化教员，张良才留四区队当战士，时间不长，升任班长，后调垛石桥区队任区队副，以后又升级县大队任排长，1945年旧历3月15日，在我军攻打鹊山战斗中牺牲。
  霍楼战斗
  1943年夏天，四区队驻郭家，听说霍楼村西窑上有拦路抢却的匪徒。区长张国权派张良才带领一个班前去剿捕。当到达霍楼伪村长家里时，发现新市的二鬼子有30多人在催款，我区队当即向他们开了枪。敌人被逐出村外，向贺家、王楼遁去。驻在郭家的区部和区队的其他同志，闻枪声也赶来与张良才一个班一齐追了上去。这次战斗打得敌人非常狠狈。区长张国权对伪路团非常生气。为了打击敌人，将伪团副路序秋的父亲路光照抓了起来。路是本区路家村人，他依仗儿子当团副的势力，在村子里作威作福，飞扬跋扈，没人敢惹他。“文昌乡”各村的伪保长听说抓去了伪团副的父亲，都到区上找张区长，表面上是来区部慰问，实际上是来察言阅色，想保释路序秋的父亲。区长提出要伪团赔偿子弹等条件，直到伪团答应了条件，区部才将路序秋的父亲放回。
  一举活捉四匪徙
  1943年初秋，四区队驻李家坊，得悉该村苏传玉是一名匪徒，将他逮捕。经审讯，他供出匪伙，有邰汉升（虎子）、张希贤、王母店一人（姓氏不详），暗藏在大庄东首张希贤家。他们与新市伪军相勾结，伪路团小队长任常荣常来吃喝。这些匪徒绑架了大杨村（今属垛石镇）一名男票，窝藏在张希贤家中，当匪穴被抄时，“票”也趁机跑了。区队移驻段家时，这天上午，王本治带领一班人出差到双柳村去了，只剩下刘俊卿一人看差。他一边帮着炊事员摘韭菜，一边看守差犯苏传玉。他猛一抬头，发现绳子空挂在门槛上，差犯却不见了，刘俊卿急得跺脚。当时，他判定差犯跑到大庄窝棚（匪穴）去了。他独身1人向大庄追去。正跑着，王本治带领4名战士也追了上来。进村后，他们找了一个向导，问明匪巢，6人直奔张希贤家去。他们在胡同的两端布了两个岗，由王本治等4人手持辛已式步枪，上着刺刀，顶上了子弹，直插巢穴。3名匪徒正吃西瓜，猝不及防，已被4支枪对准了。战士们大喝一声“不许动！”3名匪徒当即吓呆了。邰汉升刚想动，被战士李德功反正把掌打了个晕头转向，立时鼻、口鲜血直流。匪徒那里还敢动，乖乖地束手就擒。走在街上，为了防止伪军出动，王本治大声喊：“乡亲们不要怕，我们是八路军，来捉拿土匪的，楼上的伪军也不要打枪，我们是路虎子的人！”伪据点内的伪军惧怕路虎子，未敢吭气。当6名战士押着3名匪徒回到段家时，群众争相观看，无不拍手称快。回到区队时，在家的战士也将苏传玉逮住了。原来他从墙旮旯道里跑到邻居家藏在囤里，战士们在群众的帮助下，根据匪徒逃跑时留下的痕迹，找到他，把他揪了出来。这一次行动，战士们未放一枪，将一伙匪徒一举活捉，缴获了大枪、折枪、匣枪各1支，4条子弹。此事发生后，群众无不赞美我区队战士的英雄虎胆，在伪军据点跟前捉匪徒传为奇闻。隔了几天，区队移驻姑寺张村时，将苏传玉等4名匪徒一并枪决，为民除了一大害。这伙土匪从啸聚到被消灭，只有一个多月。
  刘传尧上任，首战告捷
  1943年的一天，四区队驻布家村。下午，垛石、新市的伪军联合数十人下乡抢粮要款，顺韩家洼向贾家、布家一带扑来，被四区队的岗哨发现了，报告了区队。刚上任的区队副刘传尧闻讯后带区队出村，借布家村东埃头天然工事布防。敌人逶蛇前进，当进入我伏击圈时，刘传尧喊了声“打！”战士们射出了一排子仇恨的枪弹，为首的伪军当即被击毙。敌人冷不提防被我军打懵了，乱七杂八地纷纷后退。我区队30多人跃出阵地齐声呐喊：“捉活的！”喊杀之声遍野。区队追到张庙子村东，又打了一排子枪，直到敌人远遁，才收兵归来。这次战斗是刘传尧来四区任队副，第一次指挥战斗，即首战告捷。
  锄掉宋法思、盛其哲
  1944年春季的一天，区队由红庙转移到西高村，逮住了两个伪军，审讯时供出了伪村长宋法思。此人是一个勾结伪军、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家伙。自1942年下半年，他当了伪保长后，便和簸箕王家的伪军勾得很紧，为伪军敛粮、要款不遗余力。群众如有交不上粮款的，他就将户主报给伪军，抓到据点受刑。他以出卖乡里取得伪军的信任。1943年春，红庙安上岗楼，宋法思和伪军小队长张朝三拉得更紧。他吃私贪污，打骂群众，对外出逃难的户，他抢掠人家的财物，往岗楼上送，因此群众恨透了他。就在1944年春，区队接到逮捕宋法思的指示，区队副刘传尧向张良才交代了任务，要他率领一个班将宋抓来。抓住后，奉上级指示，就在西高家西北角的路上，将这个家伙枪决了。
  盛其哲是新市盛家人，原是一个无赖之徒。1937年“七·七”事变前他当过地方，承包过牲畜税，以操赌为业。“七·七”事变后，盛继训任伪乡长时，他当过伪乡公所的工友。由于他善于钻营、巴结，1941年爬上了新市乡伪乡长的宝座。盛其哲为虎作伥，甘当伪路团的走狗，横征暴敛，资助敌伪，并且经常给新市伪团送情报。有一次区长张国权住盛家，他向伪团长路兆岩告密，使伪军前来捉拿张区长，亏有伪乡公所盛清森事先得知，将张区长送走，得免于难。伪乡公所豢养着两班的伪自卫团丁，有6支步枪，经过洽商，盛其哲已答应交给我四区队，但他却偷偷交给了伪路团，盛在村内打骂群众，流氓成性，群众极为愤恨。根据他的种种罪行，1944年春天，济阳县长王其元住盛家时，将盛其哲抓起来，交给四区队。经多次审讯，盛的罪恶确证无疑，于当年旧历9月9日，由四区区长赵刚在大朱家村召开群众大会，将盛枪决。
  二攻红庙，迫敌放火撒离
  从1943年1月，日寇大扫荡后，我二军分区斗争形势急转直下，环境极其恶劣。日伪军为推行“强化治安”运动，乘我军元气未复之际，3月份，在济、商、临三县边界，挖了4米多宽3米多深的封锁沟，每隔3至5里安设一个岗楼，每个岗楼驻有伪军一个小队或一个班，行人只有在岗楼下才能通行。敌人妄图借此以实现切断我济、商、临根据地互相联系的阴谋。四区红庙地处济、商、临边界，1942年前，就成为我军活动的根据地，村北有一处岗楼，驻有一个班的伪军，归队长张朝三带领。张是簸箕王伪据点坏头目张老五的侄子。此人不但公开向附近村摊派粮款，还豢养着一个土匪小组，夜聚明散，到处拉票，赎票的钱大都归他。附近一带村庄特别是红庙受害最深，一般小康之家都远离他乡避难，走不动的户只好受其蹂躏，交不上粮款的户，便被绳索捆绑拉到岗楼上受刑，直到交上款才能赎回来。该村被弄得鸡犬不宁，生产荒废，群众实在混不下去了。
  1943年夏，大太平一战，我军消灭治安军一个营后，军威大振。我军为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决计拔掉这些岗楼。是年秋的一天下午，四区队配合齐济县大队，从皂李庄出发，拉着土炮去打红庙岗楼。我军布防于红庙村北。入夜开始攻击，天气还热，战士们都赤膊上阵。机枪、步枪响过一阵，便由县大队朱大队副进行喊话，警告伪军要为父母、妻子着想，要留后路，不要当铁杆汉奸。顽固不化的伪军小队长张朝三，不听劝告，死不投降。县大队一面坚守阵地，一面挖暗沟直通碉堡下，当挖到封锁沟边缘时，天也明了，目标暴露在敌人眼下，只得停止作业。是夜，四区队布哨于徐家村西，防备簸箕王家的伪军增援，但一夜敌人未敢动。翌日七点时分，簸箕王的伪军前来接应。敌人来势凶猛，步枪、机枪响成一片。我军早有防备，奋力还击，喊杀声响彻云霄。敌人伤亡惨重，终于被我英勇的县大队二小队和四区队击退。齐济县大队牺牲了4名战士，四区队指导员阎玉礼受伤。我军撤出阵地后，隔了一夜，趁敌人料想不到我军再回军攻击时，由齐济县大队选了数十名精干战士，趁着黄昏，迅速接近伪岗楼。第一道封锁沟已经过去了，当进至第二道封锁沟时，敌人发觉了，把吊桥拽了上去。我战士受阻，只得退出阵地。是夜枪声依然十分激烈，并用土炮轰去岗楼的一角。每逢枪声过后，朱大队副便向敌人逃行政治喊话。这次战斗虽未攻克，却给敌人以极大的震动。隔了一夜，岗楼上的敌人眼看保不住了，便放火烧了岗楼，撤到簸箕王家老巢去了。同时曹嫁子、王书家的岗楼也撤了。两月之后，簸箕王家的伪军张老五也滚到临邑宫家去了。济、商、临边界地区得到解放，老百姓重见天日。
  牛王店攻坚战
  牛王店是介于新市、垛石桥之间，距两地各10里路的小村。日伪为增强新市、垛石两据点之间的联系，切断我军的活动，1944年6月，迫于形势，撤了罗家码头据点，调老汉奸张震来此安设据点。当时只搭了草棚，围着草棚挖了一道深沟。我军乘其立足未稳之际，决定拔掉这个钉子。由四、五区队配合济阳县大队，包围了该据点，历时3天，迫使百余敌人全部缴械投降。
  战斗开始的头天夜里，四区队由刘传尧率领50余名战士进驻据点以西的崔家。县大队进驻了牛王村担任主攻，四区队担任运输弹药、给养、物料、构筑工事等任务。一夜之间，从徒骇河南岸的徐、郭二屯运足了土坯、秫秸等物料。战斗的第一天下午，垛石据点30几个鬼子和一部分伪军出动增援，遭我县大队二、三小队迎头痛击，战士们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激战后，敌遗弃尸体五、六具，我缴获日本三八式步枪5支，我军也伤亡七、八人。战斗的第二天，县大队用“土坦克”攻打牛王据点，四区队战士挖了一条交通沟，直通河堤“土坦克”处。从沟内运砖、坯到河堤上，砌了一道离敌穴约50米远的土墙，这样敌人的一切活动完全处于我军的枪口之下。
  战斗的第三天上午，我军发起攻击。四区队王本治带领一个班，替换县大队一个班担任正面攻击。战斗打响了，县大队掷弹筒的炮弹连珠似的飞向敌穴爆炸，四区队王本治带领的班也利用居高临下的地势，组织密集的火力网，封锁敌人，打得敌人龟缩在巢穴内不敢吭声，机枪、步枪也变成了哑吧。激战一直到下午，朱大队副到堤上向敌人喊话：“伪军弟兄们！快缴枪，再不投降就不客气了！”起初有一个敌人把枪扔到墙外，接着一个个的把枪扔出来。最后敌人放下吊桥，我军冲了进去。张震以下100余人全部缴了械，乖乖地做了俘虏。此次攻坚战，四区队给县大队以有力配合。战斗结束后，上级从战利品中配备了区队副刘传尧一支匣枪。
  处决“石阎王”，拔掉伪据点
  自1942年区队开始创建，便与四区伪自卫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伪团长路兆岩本是一个地主纨绔子弟，自幼过着挥霍无度、骄奢淫逸的生活。由于他不会营生，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的家业败落下来。1941年夏季，他通过武定道伪道尹刘景尧的门子，自白玉亭之手，接收了原四区伪团张启道的60余支枪，爬上了伪团长的宝座。他大兴土木，在新市村北圩子门外的三皇庙故址，修建了三层大楼。除接收伪张团的人员外，他网罗亲朋死党张玉英（路的同学）、任长荣（路的表兄弟）、石天奎（投敌分子）之流为其爪牙。我们对伪团一面采取军事斗争，一面进行政治攻势。路兆岩慑于我军的威力，虽不敢轻举妄动，但由于他为阶级本质所决定，又不愿投靠我们，于是便表面上对我们应付，暗地里却向日伪献媚取宠，捕杀我抗日军政人员。1643年冬夜，他派石天奎、张玉英带30余名伪军偷袭江店四区交通站，想一举捕获我交通站工作人员。但由于当时站长纪怀亭不在，侯金玉、李庆福已转移，只将在站内的元振汉和一名群众（江清柳）捕去。张、石二人带着伪军又去双柳村捕我站长纪怀亭（纪是双柳村人），得知村内有我驻军，未敢进村，就在村前将我交通员元振汉和江清柳杀害了。
  伪军分队长张玉英带伪军数十人去夏口，途中，在郭家村后捉住我四区队归家探亲的战士刘俊卿，带至伪团部。路兆岩想活埋刘俊卿同志，但因伪官佐意见不统一，刘才幸免。过后，汉奸白玉亭来四区扫荡时，将刘俊卿带往刘营子，后来通过党的营救才得释放。路兆岩阴险狠毒，除对我抗日军政人员出此阴险毒辣的手段外，路及嫡系张玉英、任长荣之流对群众敲诈勒索，无所不用其极，老百姓不堪压榨之苦。四区队遵照上级指示，在区长张国权的领导下，对路团采取分化瓦解，打击坏中之坏的对策，逐步消灭了伪路团。
  我方对伪路团接收的张启道的老班底分队长纪文彬、刘子杰等人采取边打边拉的策略。纪在夏口北门外驻防，对我军的行动不加干扰。区队驻王大褂村逮住了刘子杰，扣留两天，经教育后释放。刘有时换上便衣，夜间来区队联系。1944年春季，刘传尧任区队副时，争取了伪军杨士富作内线，每逢伪军出动抢粮、催款，他就给区队送信。
  1943年春，伪路团在大庄村设了情报站，村村设了情报员，情报员每天向情报站回报我军的行踪。我们向情报员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形势教育，教育他们不要死心塌地地为敌人办事，要留自己的后路；教育他们巧妙应付敌人，如向敌人报假情况等。我地下工作人员也打入敌情报站，充当情报员，了解敌情，随时向我区部回报。对于与人民做对而罪大恶极的死硬分子，我们坚决予以严厉治裁。
  路兆岩当上了四区伪自卫团长之后，当时在群众中流传着一首歌谣：“三皇庙赛北京，路兆岩坐朝廷，刘小姐是正宫，官小舅子刘叔升，张玉英挂元帅，老石（天奎）老任（长荣）是先锋……。”这些家伙为虎作伥，干尽了坏事，被群众恨入骨髓。济阳县委副书记张振国指示，要狠狠打击张玉英、石天奎、江摸子这些坏家伙。
  石天奎是一个极坏的分子，1941年前他参加过我主力部队某部，携匣枪逃跑，投靠了伪路团，取得了路兆岩的信任，当上了伪分队长。他自恃对路团有功，飞扬跋扈，无恶不做。1943年冬夜，石天奎受路兆岩指示，带伪军数十人袭击江店四区交通站，捕杀我交通员元振汉及群众江清柳；同年冬的一天下午，石天奎带伪军数十人到江店催款，掳去群众数十人，直到苦主交了款才将人赎回去；平时他敲诈勒索，打骂老百姓，人们叫他“石阎王”。1944年春，四区区队接受了除掉这家伙的任务。大庄集的一天，四区队驻江店。刘传尧派刘长才、王茂杰、张良才三人去执行任务。他们化装成赶集的农民，每人暗藏两支手枪，混入人群中进了街，在窦家店里坐着，观察敌人的动静。不一会，见石天奎大摇大摆地从街西来了。他们摸清了石好到卖布卖线的女人多的地方去发坏，便跟踪上去。石果真蹲在一个摊前，跟一位妇女搭讪着买布。王茂杰首先对准石的后脑勺开了枪，一枪便将石打翻在地。刘长才又补了两枪，石脑浆四溅，当场毙命。然后他33人向空中连呜数枪，在混乱的人群中迅疾走开。及至伪军赶来时，他仨早已按照预约地点，在双柳村的庙前集合后归队了。此举不仅为民除了一害，大长了我军的威风，灭了敌人的气焰，百姓也无不拍手称快。自此新市的伪军对八路军闻名丧胆，不敢在大庄集上横行无忌了。
  1944年夏历5月16日拂晓，四区队配合二分区二大队路有水部包围了新市伪据点。二大队占了大庄西首，四区队进驻盛家。抢打响后，我们派出伪路团的关系人张道范（路的亲戚）、路传芝（路的同族）去劝说伪团投诚。此时伪团长路兆岩已去济南，只有路的六弟路兆岚（号称六团长）和伪参谋长朱荫堂在伪团部内，经说服教育，路兆岚率80余名伪军放下武器投降，从此四区全境解放。我们将伪军大部遣散回家，少数编入部队，不久路兆岚也妥协离开队伍。盘踞三年之久的伪据点拔除了。
  徐班长奋战匪徙
  1946年麦收之际，一天下午，四区交通站长张金玉去碱场送信，得知还乡团匪首刘子杰带40余名匪徒潜入新市村（刘是新市人），晚上9点进入了大庄，到户搜捕我区工作干部。区财政助理张玉升住在贾乃忠家，是晚张到区里去了。匪徒们闯到贾乃忠家，厉声问贾乃忠：“张玉升哪去了？”贾回答说：“不知道！”结果遭到了匪徒的毒打。直打得伤痕缕缕，贾乃忠始终未吐露张的去向。
  敌人搜捕之后，包围了四区区政府，开枪射击。这时区内武力空虚，区队升级以后，只剩下老班长徐本宽带领的一个看差班了，而且多是新战士，一共十几支步枪和80枚手榴弹。恰好这天区指导员江锐锋、区长周子东都到垛石桥开会去了。匪首刘子杰指挥着匪徒边打枪边狂叫，想一举攻下我区政府。但是在徐班长的指挥下，战士们都上了房，利用房上的女墙作掩护，沉着应战。没有武器的，就把院内的砖头、石块运上房。
  色厉内荏的敌人，只是狂喊乱叫“拿活的，要活捉徐本宽！”但是徐本宽毫无惧色，高喊：“有我徐本宽在，就有区部在！”徐班长是一个彪形大汉，时年已50有余，使一支折枪。在他的鼓舞和指挥下，大家抱定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坚决保卫区公所。为了节约子弹，瞄不准敌人不用枪打；敌人靠近了，就扔手榴弹，用砖头砸，终于顶住了敌人。一个匪徒从院子西南角爬上来，被战士用砖头硬砸下去，后继的匪徒还想上，战士们抛出手榴弹在敌人中间开了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村北、村西、村东的枪声连珠似的响了起来。原来这天晚上，大庄西首孙家店内，驻进了县大队赶运物资的一班战士，他们得到消息，立即分成3个小组，从村北、东、西包剿上来。敌人怕受到夹击，便夹着尾巴逃跑了。这次战斗保住了区公所，我方毫无损失。及至江指导员闻讯带赵博士店一个民兵班赶来时，战斗早已结束。
  韩坊围歼“小组子”
  1946年麦收之际，还乡团坏头目刘子杰包围四区部未逞，隔了一夜，窜扰韩坊村。该村农会主任周天良发现后，跑到李坊告诉了刘贯文。刘的儿子刘望阁在县大队工作，刘贯文连夜到垛石桥打电话报告济阳县大队。翌日清晨，四区部得知韩坊村住了小组子，区长周子东带了通讯员徐立安、区干部徐立忠到李坊刘望愚的楼上瞭望（两村相隔土马河），望见韩坊村内确有小组子在活动。区长便通知四区队和张家沙窝联防队前来进剿。适值李坊农会主任刘望喜从垛石桥赶集回来，匪徒有认识他的，将他逮住了，捆在麻袋里从屋顶上顺着梯子往下滚（意即再叫你翻身）。当匪徒们把他推出去枪杀时，行至韩坊、李坊之间的桥上，县大队赶来了。排子枪响后，敌人仓惶逃命。刘望喜趁机跑了，藏在韩坊村内，才幸免于难，县大队在艾家小庄村北，韩家坊东南拉开了战线，开枪射击，四区队与沙窝民兵联防队占了李坊，向东开枪，董家张传英带领的联防队从北来，向南打枪，对小组子形成三面包围的形势。敌人逃出韩坊村，向西北方向双柳村逃去。此次来滋扰的匪徒有40来名。四区队在李坊西北坡里俘获一名匪徒，带回区部。经过审讯，得知他在刘子杰匪部当文书，当天将他送县。
  抓路兴华遇敌
  1946年7月，国民党军三十六师一○六团，侵占济阳城后，城关区指导员路兴华（原名杨文奎，四区西高村人）回家养病，还乡团匪首李玉玺闻讯后包围了他家。路为保全身家性命，向敌人屈膝投降，事后济阳县委指示四区队去抓他。区指导员江锐锋带各救会朱光明、刘俊卿、马元成3名干部和区队一个班，在路兴华家里将他逮住，由四区队押着走了。江指导员等4人由西高村北去，行至蒯王村头时，发现有站岗的，站岗的瞧见他们就跑向村内去了。江指导员他们发觉是小组子，就各占了地势准备迎敌。敌人果然向我方开枪射击，马元成、朱光明各在一个坟头后隐蔽，向敌还击。江指导员和刘俊卿在后面交通沟里作掩护，直至马、朱二同志退下来。因寡不敌众，我方从交通沟里撤走，敌人亦未敢追赶。
  杨兴业赤手夺枪
  1946年夏秋之间，“小组子”猖獗一时，四区队又重新建立起来，有30多名战士，配备了一挺机枪。这年秋季的一天，区部和区队住杨官村，侦知“小组子”李玉玺匪伙住岳店，晚上区队往贾寨转移，快至村时，区长派文教干事马云山先到村内探听消息（马是贾寨人）。据马回报，小组子住在后寨村长张传恩家中。区长命令区队在前，党政干部随后，往前寨行进。进入村中时，有个挎枪的吆喝找二班。区粮库主任杨兴业断定是小组子。因天黑，挎枪人误认为来的是自己人。杨趁机猛扑上去，将枪夺了过来，挎枪人仓惶逃跑。事后得知，这个匪徒名叫陈秉元，是贾寨人。杨兴业是韩家人，父亲杨佐文是木工。1937年“七·七事变”后，家乡沦陷，往来大庄的鬼子，时常下乡抢掠、奸淫。有一次，3名日军到他村骚扰，被杨氏父子当场用利锛砍死一名，那年杨兴业仅19岁。
  为了坚决粉碎地主还乡团的捣乱、破坏，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四区队多次对这些匪徒进行打击和围剿。后来，在县大队和剿匪骑兵排的配合下，实行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的方针，逐渐摧垮了这些团伙。匪首有的潜隐，有的外逃，但都没有逃脱人民的法网。除刘子杰于济南解放前病死外，李玉玺、路序秋、张启道都先后被抓获，于1950年镇反运动中被处决。
  本文根据王本治、魏长治、刘俊卿、徐立忠、王树元、张厚俭、朱光明、张勉之等同志回忆座谈整理。
  1989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