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县政长官名称历代多有演变。秦代开始于全国推行郡县制时，县政长官称县令或县长，即大县称令，小县称长。汉、晋、隋、唐相沿不变。至宋代，县政长官多以京官充任其事故称“知××县事”，意思是到××县去干知县的事。元代称县尹，但县尹实际上应该说是县的副长官，因为它与达鲁花赤虽然名义上都是一县的长官，由于达鲁花赤一律是由蒙古族人担任，主要权力都在达鲁花赤手中。明、清两代称知县。民国元年知县改称民政长，二年改称县知事，十七年又改称县长。
  据本县旧志记载，济阳自金天会七年（1129）置县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七·七事变”的817年中，共历县政长官198任。其中金代2任，元代7任，明代63任，清代103任，民国（“七·七事变前）23任。总计195人，因其中佟崇勋任过2任（清朝倒数第二任及民国第一任），陆锦燧任过3任（民国第三、五、九任）。
  这些县政长官中，有很多是混迹官场，中饱私囊及庸碌之辈。如清光绪六至九年（1880——1883）周连元一任，即因“误征”留抵银被县民告发革职。光绪三十三至三十四年（1907——
  1908）陶绪泰一任，因“行为不端”被控去职。宣统元年（1909）萧方俊一任，因浮收糟米（于地丁税之外征收的谷物）被控去职。民国十九至二十二年（1930——1933）的县长路大遵更为狼狈，县内有人为他编了一副对联，横批是“路绝人稀”，上联是“大道生财财连银汉三千丈”，下联是“遵古泡制制死黎民百万千”。此为“藏头联”，即横批与上下联的头一个字联在一起是“路大遵”三字，内容是讥讽他搜刮民脂民膏大发其脏财，残酷压榨人民，弄得民不聊生。这些人虽然煊赫骄横一时，但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也有些县政长官尽管受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不会是人民的公仆，但他们或者比较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做了一些好事，或克尽职责励精图治，在任有所作为，人民群众都给予赞颂甚至爱戴他们。如乾隆二十五至三十五年（1760——1770）胡德琳一任，曾不辞跋涉之苦，勘查境内地势，兴修河渠宣泄积涝，以及“提倡风化、振兴文教”，修篡县志等，群众交口赞扬。又如道光二十三至二十四年（1843——1844）杨汝绶一任，旧志称他“秉性柔和，吏事谨慎”。他在济任职期间，时值鸦片战争之后，清廷内外交困，加剧了对人民群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搜刮。上峰对赋税逼索甚急，杨“宁受上宪谴责，不忍压迫邑民”，终任奉行“不扰民”的宗旨。所以他调离济阳县时，“济邑民饯送，脱靴以志去思。”可见尽管是封建官吏，其职能是为封建统治者效劳的，但清官还是受老百姓欢迎的。再如民国十七年（1928）杨光衡一任也是受称道的。杨光衡是国民革命军北伐至山东之后，国民革命政府委派的第一任济阳县长（以前的十余任民国县政长官是属北洋军阀政府的）。莅任以后，改革北洋政府的腐败政治雷厉风行。对发展本县经济文化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修筑道路，架设电话线，扒庙毁神，倡令妇女放脚，大力兴建学校等。任职不到一年行政实效不少，群众惋惜他去职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