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建国初期，我国经济落后，百业待举，再加上帝国主义卡脖子、搞封锁，油料供应极为紧张，城市跑的公共汽车不得已背上了大煤气包。看到这种情况，我们搞石油地质的心里特别难受，好象大包就长在自己的脸上，看上去刺眼，想起来耻辱，恨不得两手扒出油来，除去心灵上的痛患。那时，大家只有一个信念：艰难困苦无所惧，一定要把油找出来。然而，华北平原这么大，到哪里去找油呢？真是大海捞针。当时，一些外国专家说“华北无油”。我国著名地质学家谢家荣、李春煜、李四光等教授不信邪，通过精心研究，都认为华北平原可能有油。为了弄清真相，1955年国家决定对燕山以南、太行山以东、大别山以北、渤海以西，面积约40万平方公里的华北地区开展区域性石油普查。从此，我们在华北大地上，跋山涉水，南征北战，西讨东征，跟踪追击，寻找油气，这是一段艰难的历程。
  1956年，我从西北地区调到华北钻探大队32104队任地质技术员，在河北沧县隆起的明化镇，参加钻探了华北地区第一口基准井——华1井。这口井在苏联专家的主持下打了一年多才完钻，虽然没见到半点油花，但我们却第一次直接认识了华北平原的地下情况，并发现和命名了明化镇组新地层。这时，苏联专家因泥浆漏失处理无效，要“放弃钻探”，而我们井队要坚持自己往下打。当时，我和爱人都忙于现场工作，刚刚生下3个月的孩子生了大病。我这个技术员哪能离开井场去照管孩子？不久，这个孩子就夭折了。
  在隆起带找不到石油，我们又挺进坳陷区。于1957年先后在河北馆陶县打了华3井，在河南开封、尉氏打了华2井、华5井，也均未见到油气显示。接着，北上山东临清，打了华4井和华6井，同样没有满意的结果。在此期间，为了收集地质资料，配合钻探打井，上级决定同时开展野外地质调查和海上油苗调查。1957年，我被调到野外队，挺进大别山。
  记得野外调查时，我们腰上别着钉锤，背着背包、罗盘、皮尺，夜以继日地爬山越岭，敲石采样，包里总背着沉甸甸的石头。山里人称我们是“别宝回子”、“要饭化子”。后来熟悉了，说我们是“乍看象毛子（强盗），实际是傻子”。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们仍然一如既往、日复一日地干，整整干了两年时间，足迹遍布大别山、太行山的条条沟、道道梁，采集了大量的标本资料，为指导钻探起到了积极作用。
  就在我们野外调查的时候，东部渤海海面发现漂浮油苗，对其来源众说不一，难以确认。1958年华北普查队和华东勘探处抽调4人，联合组成油苗调查小组，我院（指现在胜利石油管理局地质科学研究院一编者）王素民同志是这个小组中的唯一女性。这次调查从大连出发，沿着海滩，徒步进行。当时正值隆冬，寒风刺骨，白雪皑皑，4个人的手上、脚上起了冻疮。偶尔发现油块要用冻僵的双手反复几次才能采集起来。走到荒凉的地方经常是风餐露宿。到了胶东半岛，已是炎热的夏季，跑一天个个象水里捞出来似的。半年时间，每个人都变得又黑又瘦，可同志们毫无怨言，还风趣地说：“地下的油还没找到，脸上的油先出来了”。有一次，他们在烟台坐海军的船出海调查，越往里风浪越大，4名同志都晕船，呕吐得腰都直不起来，通讯联络用的报话机也使用不了了，与陆上失去联络9个多小时，基地的同志以为发生了意外，开动雷达搜索寻找，闹了一场误会。经过1000多公里的沿海奔波，终于揭开了海上油苗的真相，证实油苗来自渤海湾本身，推测是地下断层在运移过程中浮至海面的。至此，从华1井到华6井，从野外勘探到海上调查，经过3年多的艰苦努力和大胆实践，我们取得了大量资料，开阔了眼界和思路，对地下情况的认识也在不断地加深。
  1960年初，我们的勘探重点由西部转移到东部的济阳坳陷。在山东商河沙河街打了第7口基准井——华7井，在下第三系发现了一套新的地层。即沙河街组，具有良好的生油层和储油层。从而揭示了济阳坳陷有着良好的找油前景，这是当时取得的最令人鼓舞的成果。为了尽快解决出油问题，勘探工作开始缩小包围圈，集中力量搜索东营凹陷。1960年7月，华北石油勘探处主任地质师安培树召集综合研究队队长帅德福以及张启明、我与其他同志一起分析研究，认为东营构造是找油的最有利地区。于是确定了打华8井的部署意见，由32120钻井队负责钻探，并于1961年4月16日喜获工业油流。从而在辽阔的华北平原上，经过5年艰苦奋斗，石油勘探终于取得了重大发现，华北找油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