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04年3月27日。“哇”，一声婴啼。刘家添人进口，半喜半悲。祖父有点封建，听说儿媳生了个女孩，抱着水烟袋“咕噜咕噜”地抽，阴沉着脸，一声不吭。当儿子把刚问世的小恩兰抱到炕上，他把水烟袋朝桌上一搕：“女孩家不能上炕！”于是小恩兰又被放在干草地上。她一生下来，就和大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刘恩兰之父刘光照，从小被美国传教士收留，送到教会学校——广文大学读书。美国传教士的意图，是想让他也做传教士，没想到刘氏很聪颖，学业出众，毕业后做了潍县天文台台长。传教士非让他搞神学不行，闹“崩”之后，一赌气，刘光照回到安丘县城办了一所男中、一所女中、一所小学，要普及教育，提高中国下层人民的文化水平。刘恩兰的母亲原是个孤儿，也被外国传教士收留，送去读书后当了教师。小恩兰就是生长在这样的环境中。
  小恩兰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她上树摘桃，下河摸鱼，在田野奔跑，和男孩打架，活象个“野小子”。但更多的时间却是跟父母识字。她酷爱学习。
  8岁那年，家中吃西瓜，爷爷给男孩吃瓤，专给她这个“长头发”孙女吃瓜尾巴。她一气，“叭”一声把爪尾巴摔烂在地，并发誓再不吃西瓜。从此以后25年，她真的再没吃过西瓜。
  女孩家一年大一年，多数都要裹脚。小恩兰把脚裹上后，人一走，她一把扯下来仍掉。气得家里人大叫：“甭管这疯丫头，让她的脚疯长，长大找不到婆家！”“不找就不找！”小恩兰才不吃这一套！
  学习上她有股子犟劲！父亲讲课，她搬个小凳子在后面听。小小年纪学物理、几何、英语，怪了，一学就会，一问就懂。父母很惊奇，许多人都很惊奇，说是出了“神星”。10岁时父亲把她送到南京考惠文女中。一考，一下子被录取到高中二年级！一年半，她又高中毕业。接着考进北京协和女大。在这里她认识了不少女伴、名流，其中包括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谢冰心。京都本是繁华之地，女子求学之风日盛。但刘恩兰觉得入女子大学前，还要读两年预科，步伐太慢。凭一股犟劲，又改考南京金陵女大。人各有志，不能勉强。她谢绝老师和同学的挽留，快乐地抱着地球仪踏上了南下的旅程。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金陵女大，一晃4年，她又以优异成绩毕业。
  年方妙龄20，她已执鞭任教，做了金陵女大附中主任。
  1929年。按金陵女大校方规定，教6年书可以出国深造一次。这时学校决定送她到美国克拉克大学攻读。有人让她深造物理，有人让她深造化学，但她谁的话也没听，选择了一个新兴学科，杀入了“自然地理”这个冷门。
  出国时，她囊空如洗，一文不名。校董徐毅送给她一个箱子，一套衣服，她把一张中国地图压在箱子底层，便踏上了异国土地。
  她确实倔犟。在北京读书，她穿一身农村粗布衣，扎个羊角辫，人们侧目，她不管那一套。到了南京，阔小姐更挑哏：“哪来个拾柴的丫头！”她脖子一挺，怒目而视：“不愿看，谁让你看！”她以自己的刻苦与出类拔萃的学习成绩，盖倒了一切，人们都主动亲近这个“土丫头”了。“包子里有肉，不在褶多！”今天她要出国了，有人让她换一身“洋”衣服。她仍然把脖子一挺：“我去求学，学技术，与衣服有何相干！”从美国回来，她还是那样“土”。
  刘恩兰的导师布鲁可斯，曾经做过竺可祯的老师。这位导师热情严格过人。美国电影多，但刘恩兰却难得光顾，她一心扑在学业上。有个叫泰伦的导师常去图书馆，查看谁在读书？他每次都看到刘恩兰。“喏”，他对学生们说：“中国侨民为什么富得快，看刘女士就知道，他们用功！”
  3年以后，克拉克大学会议室，14个戴四方尖高帽，穿宽袖长袍，领上挂黑带，背后镶口袋的有学位的主考官，对刘恩兰进行考试。他们已看过刘恩兰写的四百页论文，立论之正确，逻辑之严密，分析之透彻，着实使他们惊讶。但他们不相信眼前这个穿大襟衣服、留短发的中国姑娘能有这么大的本事。他们紧板面孔，危襟正坐，吹毛求疵，突然袭击，有意为难。但刘恩兰丝毫不惧，伶牙俐齿，对答如流，使他们由衷折服。6个月以后，克拉克大学礼堂，举行极其庄严肃穆的授学位仪式。主持人公布名单，刘恩兰排在第三名。她，穿上了黑袍，戴上了四尖帽，系上了硕士绶带。她满面红光，眼含热泪。她站起来了，中国的女性站起来了，世界自然地理科学领域中出现了中国女硕士。
  人们纷纷和她握手，向她表示祝贺。一个曾经在金陵女大教过她外文的教师，把恩兰的成就视为自己的荣幸，问她需要什么。刘恩兰回答：“什么也不需要。我是学自然地理的，只想在回国时多走几个国家，考察冰川、海峡的地形地貌。”第二天，这位教师送来了路费，还为她找了个旅伴。她们从纽约出发，向北走加拿大，过大西洋到法国，然后经荷兰、英国、至爱尔兰和苏格兰，直抵挪威。
  挪威北部，是冰川形成的峡湾。千万条河流向峡湾倾泻，在太阳照射下如千万条彩虹，异常壮观。
  硕士刘恩兰和伙伴踏冰道，过“冰桥”，议论冰川，记载有关冰川的资料。突然上游冰川裂缝，大祸当头。然而，她们却不知情，依然兴致勃勃。“快跑呀！”一个挪威妇女大声喊叫。听见有人呼喊，她俩撒腿就跑，刚一离开，咔嚓嚓”一阵声响，冰山迎头砸下，幸亏跑得快，才捡了一条命。
  经历了冰川之险。她俩经瑞典，过波兰，到苏联，辗转从哈尔滨回国。
  回到金陵女大，学校没有她学的这一学科，她就创办了地理系，担任第一系主任。地图，地球仪是她的宝物，大地是她研究的对象。她主讲自然地理，并到农村考察，调查土壤、植被，在和农民接触中，交了一批朋友。有时她带领学生到野外考察实习，天当房，地为床，盖着金丝被（稻草）过夜。在日本侵略的炮火声中，学校搬到武汉。为了使在上海的一批学生毕业，她冒着炮火乘车到九龙，转到上海，在英租界里办学。一次在黄浦江边，她正带一些女学生实习，日本人发现后开车来追。她机警地带学生散入芦苇丛。让司机开车把日本人引开，继续带领学生考察。在她的精心辅导下，学生全部如期毕业。
  刘恩兰雄心勃勃，想到英国取得博士学位。一些好友劝阻她：“老大不小的，该考虑个人的事了，身在异乡，知音难寻。”一些外国人吓唬她：“英国人严得很，还没有哪个中国女子拿到这个学位。”刘恩兰没有吭声，没有动摇，毅然第二次出洋，进了牛津大学。
  星转斗移，一晃三载。她潜心研究，写出了《中国农业气象》的论文，其中包括地质、土壤的内容。因为她离不开大地，她对大地有着深深的感情。
  这时，她已进入中年。
  考试开始，她扎实的学问，敏捷的思维，使道道关卡打开了“绿灯”。考试委员会一致同意她获博士学位，但要过一段时间方才授予。刘恩兰留15英镑做手续费，归心似箭，回到祖国。不久，牛津大学宣布她取得博士学位。新星灿灿，世人瞩目，这是中国第一个自然地理女博士。
  1946年，美国一个学术机构来函，邀她出国讲学。为振国威，她应允前往。
  在美国，她一边研究，一边轮流到几所大学讲学。她不仅学识渊博令外国人钦佩，她严格的治学态度，也使每个人赞叹。
  一天，出人意外，华盛顿大学的一些师生争着开课，不见导师到来。人们议论纷纷：“刘先生总不迟到，今天怎么了？”
  与此同时，罗斯福医院的病房里，白衣使者正紧张地忙碌。病床上的患者，头缠绷带。7条管子接在不同部位，有的供血，有的送氧，有的输糖。被抢救者是刘恩兰。她为准时到电台演说争着赶路，被汽车撞了。这一撞非同小可，颈骨断了，两个眼珠脱落。同行人一摸心还跳，立即送到附近医院。医生两手一摊说：“试试看吧，愿上帝能保佑她！”
  她不该死。居然又活下来了。她恢复了知觉，看到身上接的7根管子，突然放声哭了。人们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其实，人们在异地有了病或伤，也是格外想念亲人的。眼前7根管子，使她想起一件往事。幼年时，她大病一场。父亲赶回一看，不得了啦。趁祖父不在，从石山子村给她买来一只鸡熬汤喝。后来又在潍县买了6只鸡补养。7只鸡换了一条人命。7条管子，7只鸡，真是巧合。她由鸡想人，想到祖国的鸡啼，想到幅员辽阔的祖国大地。相思铭骨，难遏难止。两行相思泪，一片游子心。
  她在美国再也呆不下去，没等伤好利索，就踏上了归程。
  第三次出国，又有人邀她在国外定居。她又是单身一人，来去无牵无挂。然而，她毅然回来了。回到祖国怀抱。
  1953年8月。陈赓大将办公室。
  “刘恩兰教授，你喜欢大海吗？”将军问。
  “喜欢。”刘恩兰干脆地回答。
  “你学过地理，懂得海洋。海洋在军事、政治、经济上的重要性你了解。我们想请你为海洋开发、海军建设做点贡献。”
  刘恩兰望着将军海一样深沉期待的眼睛，点了点头。她要认识大海，从宏观上把握，从微观上剖析，从与陆地、天空、大山的联系上去认识。
  她很激动。她坐车来到大海边。
  一望无际的蓝色海面。那汹涌的波涛，展翅于海面的海鸥，阳光照射下的沙滩，沙滩上的贝壳，都叫她心醉，叫她浮想联翩。她早就有了海一样的胸怀。对大海也产生了深厚的情感。
  她对我国海洋的状况了如指掌。1.8万余公里大陆海岸县，470多万平方公里的渤海、黄海、东海和南海，海域地理纬度适中，岛屿众多，资源丰富，广阔的滩涂，优良的港湾。开发条件优越，前途无量。
  面对大海，她想起国家和人民对她海洋一般的关怀与期望——
  刚解放的第二年，周总理三次接见她。让她提出组建中国科学院的意见。
  第三年，组织上派她赴长春，到刚成立不久的东北师大当教授。
  想到这些，她心情尤其难以平静。她在海边发誓：要做海的女儿，把剩余的生命献给祖国的大海。
  她讲究办事效率。她很快离开东北师大，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报到。从此，30年大地，30年海洋。乘长风破万里浪，开始了新的里程。她心里酷爱着大海。她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时，没有带什么让一些人眼热的洋玩意，只带回四块二尺见方的大手帕。有人不屑一顾，她却如获至宝，因为那手帕上印着中国分省地图，印着美丽富饶的海洋。她揣着手帕就像是把祖国揣在心上。以后每到一个地方，她就买一块手帕作为纪念，以至于装满一皮箱。史无前列的文化革命中，造反派把她的手帕搜出来“展览”。偌大一个山东海洋学院的礼堂，对角线拉两条铁丝，还没全部挂满。
  在办公室里，她一见到关于海洋的资料，就精神振奋；在舰艇的甲板上，她一看到蓝色的海面，就心旷神怡。1960年，她的学生贾耕介绍她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5年，黄海海面，白浪滔天。一艘海军快艇颠簸前进。船上坐着60花甲的刘恩兰。她这次出海，身负重任——主持海军下达的一项科研任务。
  出海前，她隐瞒了一个重要情报——她的胃溃疡已相当严重。如今，狂风大作，海浪又在折磨着她，摧残着她。在舱下办公室坐着，一阵难受，胸腔一热，吐出一块热乎乎的东西。她一看，血！她害怕同行人的发觉，匆匆来到甲板上，接着又吐几口，鲜红的血随风入海，溶于浪花之间，飘落几点残红。
  她站在船舷旁，两手紧握栏杆，任海风梳着斑白的头发，拍打衣襟。风暴狂，她不畏惧。挪威、瑞典、德弗尔海峡，她都到过，但相比起来，还是在自己国家的海上踏实。
  她想到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年纪，自己为国家还能作贡献的时光，更多的却是想着我国的海洋。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突然，快艇掉头，向青岛方向驶去。
  刘恩兰急忙赶到舱内，向艇长劈头盖脑问道：“为什么返航？”
  “风浪太大，上级命令……”其实，细心的艇长早就观察到了刘恩兰的举动，为了老教授的身体健康，他私自向领导做了请示。
  刘恩兰火了：“不能回！风浪越大，获得的资料，对军事活动越有用，掉头！继续测试！”
  艇长拗不过她，只好请示领导，将快艇再次驶向浪涛汹涌的海面。当英国伦敦战略问题研究所公布了全世界海军舰艇拥有量和排水量最多的国家是：美国、苏联、英国、中国和法国时，她异常高兴，乐得像新娘子。她为中国海军成为世界海军五强之一而感到由衷的自豪。
  此后不久，她专程去东海调查，写了《东海之行》，提出许多正确意见，引起海洋界的注意。15年之后，她又二次调查，进一步验证这篇文章的科学性。
  她研究军事海洋学，海洋物理、水声，研究海洋与大气的关系……。
  她当选为中国海洋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航海学会常务理事、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科委海洋专业组成员。参加的组织个个离不开大海。她依然孤身一人，没有儿女，可她有学生，那样多，数不清，桃李满天下。一次，在大连召开第一届中国海洋学会学术讨论会时，她看到了满堂有建树、有造就的学生们，喜上眉梢。她想请大家吃点西瓜。吃什么呢？她又想到了8岁时好祖父给女孩瓜尾巴吃，她一赌气20几年没吃西瓜的往事，以及20几年后在山中与学生们第一次吃翻身西瓜的情景，她笑了。今天，更是吃瓜的日子：“对，去买西瓜！”她说完，学生们全笑了——那些头发斑白的男、女系主任、所长、军队干部、科研人员、教师等等，谁不知道老师与西瓜的轶事。
  她拢拢灰白的头发，拿起一块西瓜，咔嚓咬了一口，“来，吃吧，这回，我们都一样了！”学生们听得出弦外之音，笑着，吃着，格外甜。
  1978年，刘恩兰被认命为国家海洋局顾问，有人说，顾问顾问，顾而不问。刘恩兰呢，又顾又问。
  下边的表，是一个老年人3个星期的工作日程：
  1980年12月。
  5日，飞往南京。参加全国海洋工程、海岸带学术讨论会。
  6日，宣读《中国海的特征》。
  12日，会议结束。
  13日，飞至广州。参加航海学会的学术讨论会。提交《航道分航时应注意的事项及国外动向》。
  20日，离广州到珠江口沿岸视察。
  26日，回京。
  在21天时间内，行程万里，提交两篇论文。
  她非常准时。除了1964年被车撞伤住院那一次，从不迟到。她的人体生物钟没因上了年记而出现误差。有一段时间，海洋局办公大楼没建好，她在家工作，旧历三十晚上也都是她的工作时间。尽管在家工作，但上下班也没错过一分钟。
  她非常惜时。不是到外地视察，就是在家作文章。她借助放大镜阅读资料，写文章。放大镜知道她的甘辛。
  她非常注意节俭。她办公用的纸张，从来不用专用稿纸，而是自己装订的活页白纸，有时是把用过的旧纸翻过来再用；她那50年代的订书机跟她几十年了，还在眼役。可是她买书却毫不吝惜金钱。北京外文书店的服务员非常了解她，把所有海洋方面的新书给她留着，刘恩兰一个月去一次，每次回来总是大包小包一大堆。她的书房里一排排整齐的书架摆满了中外书籍，简直成了“海洋书店”。
  在政协全委会议上，她的提案相当多！她呼吁：赶快采取措施，防止海洋污染！我要吃鱼！
  刘恩兰不仅想着海的现在，还想着海的将来，希望更多的人把青春献给大海。
  1946年，她曾把在美国讲学获得的3千美金存入纽约银行。中美关系一解冻，她就向组织提出申请，把它取回献给我国的海洋事业，作为海洋学会的基金。
  一次，中国航海学会组织全国中学生航海夏令营活动，她应邀前往。中学生把她团团围住，让她题字、签名。她给中学生们讲我国海洋发展史、航海事业与海洋学的关系，启发他们热爱色的大海。为了培养孩子们的兴趣，她不顾劝阻，一步步攀上几层楼房高的软梯，带他们到3万吨级的货轮上参观。……
  爱，这个字眼，太美妙。令人心颤。人类不能没有爱。人人都有被别人爱的权利，也有爱别人的权力。但是，我们的主人公却放弃了这个权利。她的履历表“婚否”一栏，永远是空白。
  她，没有“青梅竹马”；
  她，没有儿女情长；
  她，中年独身；
  她，老年无伴。
  然而，她又有爱。
  我对秘书说：“我喜欢大海，等我有一天去见马克思的时候，请把我的骨灰撒进这碧蓝的海里，我永远是海的女儿。”
  （原载《钟山》1982年第5期，有删节，安丘县政协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