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听说浙江大学里有一位年轻的理论物理学专家，曾在国外与爱因斯坦一道搞过《相对论》的研究工作。当时我所接触到的物理学界知名人士，多属北方各大学，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又多集中于西南联大，因而对束先生等原在南方从事物理教学的人不够熟悉，只因知道中国留学生能与爱因斯坦一起从事研究工作的是极少的，也就朦胧地知晓束先生是中国物理学界的后起之秀，并无真实的了解。全国解放后的1952年我在山东大学物理系和束星北教授共事，他给我的初步印象是：坦率利落，对物理学上的问题能毫不含糊地谈出自己的意见；同时又觉得他缺乏谦虚有礼的学者风度。当时曾与张亮同志谈及我对束先生的这一印象，张回答说：“有待慢慢地了解，他在物理学方面是深有造诣的。”的确，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时光中，我和束先生多有接触，对他的了解逐渐深入。在“左”的年代里，他命途坎坷，但在学术研究和业务工作上却是很突出的。他学识渊博，思路敏捷，既有雄厚的理论基础，又有联系实际的开拓精神，是一位通过艰苦学习而获得高水平成就的物理学家。
  50年代初期山东大学普通物理教研组的教师阵容，是相当充实的，是紧跟北京大学黄昆、虞福春两同志所领导的教研组而同步前进的。山大普通物理教研组曾用讨论会的方法，来解决普通物理范围的某些问题，以提高全组的教学水平。束先生在讨论会上作了一次有关力学教学的总结性报告，反映良好。其后又请他讲述过几个问题，如表面张力、电磁场，以及光在介质中的传播速度等，在讨论过程中大家提出的问题，常常超出原定的讨论范围，束先生都能从容作答，毫无含糊之处。当涉及到量子力学的应用问题时，他当时认为关于原子的核外问题不是量子力学能够解决的，至于原子核本身的问题，目前仅在试图用量子力学加以解决的阶段，并未完全解决。因为30年代末束先生在浙大物理系与王淦昌先生研究过有关β衰变的问题（其后王淦昌于40年代初提出利用放射性同位素4Be7的K电子俘获、来测量反冲核的单值能量的实验方法，以证明中微子的存在。）由于全国解放不久，高等学校正在恢复阶段，对于粒子物理的若干新发展是了解不足的，当时束先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回答这方面的问题，做出了恰当的陈述。
  束先生与王淦昌先生的友谊，是大家都知道的，是在浙大同事多年建立的。50年代在山大物理系工作的杨有棥同志，常和我谈起王、束两人的交往，“我随王淦昌先生去浙大物理系做助教后才与束先生相遇。每逢讨论物理问题时，束、王两人，是争论的对手，争论着异常认真且毫不留情，但两人的友谊却日益加深。”杨有棥同志特别推崇束先生在业务上的“两手”，即指作为理论物理学者的束先生在实验物理方面也是个很突出的人才。他谈到：“在抗日战争中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束先生亲自动手修好一台发电机，使浙大物理系在偏僻的湄潭小县有了电源。束先生还曾于40年代初搞过有关雷达的实验工作，那时雷达尚属科技尖端之一。”
  束先生来山大物理系以后，开始对气象动力问题发生兴趣。王彬华同志是气象学专家，束先生常与王同志讨论气象科学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而搞起了气象方面的研究工作。束先生依据其雄厚的流体力学基础，钻研了气象动力学，写出了有关气象方面的论文。束先生并非搞空洞的理论问题，他是为了解决天气预报中的具体问题而写文章的。他认为有关气象预报的问题，很大一部分要靠经验来处理，必须拜有经验的人为师，才能发挥理论的作用。在这里可以看出束先生是很重视经验、重视实践的。
  中央气象局在山东大学设立了气象研究室，请束先生负责该室的研究工作。同时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长赵九章同志也来青岛请束先生到北京讲学。那年暑假我去北京开会，束先生对我表示，讲学的内容全系偏微分方程部分，纯为数学，请数学研究所的人讲就可以了，不必由青岛跑来讲学。同时山大气象研究室的工作正须开展，搞点实验上的第一手材料比来北京讲学更重要。所以束先生谢绝了赵九章的继续邀请而返回了山大。
  50年代后期，束先生开始步入其坎坷的境地。“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到了变本加厉的迫害，根本上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但在此长达20年的逆境中，束先生依然尽可能地展其所长，做些对人民有益的事。例如在青岛医学院时，他曾修理过医疗器械。若干精密医疗器械，不能发挥其较高的效能，发生了故障也难于修理。在资料缺乏，工作环境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束先生亲自动手把它一一修复了，使青岛医学院附属医院在心电图、脑电图等临床应用方面居于领先地位。事后束先生风趣地对我说：“雕虫小技耳！”
  束先生为什么能在若干应用科学领域中开展工作呢？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自然科学的各部分是相通的。”意思是说，首先要对物理学本身融会贯通，把书本上东西消化了，变为自己的东西，然后才能触类旁通而灵活运用。有的年轻教师问他：“怎么才能把课讲好？”他回答说：“你自己搞懂了，怎么讲也好；搞不懂，怎么讲也不好。”他极端强调基础理论的重要，常常谈到牛顿力学是基础，若不懂牛顿力学就无法学习《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他讲授《相对论》时着重于《狭义相对论》，而在《狭义相对论》的阐述中，他从经典理论过渡到爱因斯坦提出新时空观的各个典型实验出发，说明为什么爱因斯坦名字常与《相对论》连在一起。当然是先有《洛伦兹变换》而后用《相对论》的，但具有新时空观的《相对论》提出后，才使经典力学、电动力学和引力理论统一在新概念体系之中，它是集十九世纪物理学大成的登峰造极之作。束先生常用提问的启发式教学法，有时也给学生出些思考题，通过多方面的思考和锻炼，有助于讲课之不足，他希望学生打下牢固的基础。
  强调打好基础是与束先生自身的学生经历有关。他聪敏过人，同时有奋发图强之心。18岁时他跑到国外，自己奋斗于勤工俭学之途，为了挣取工资以开支学费，有时和铁路工人或码头工人一起参加强体力劳动。他立志要赶上外国人并为中国人争气，留学期间打好了极为深厚的基础，在《相对论》方面写出了论文，受到爱因斯坦的赏识。26岁回国后到浙大工作，在浙大物理系发生过极有影响的作用。束先生的遗著，现正由其浙大时期的同庚好友王淦昌先生主持出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科学带来了春天，束先生领导20多名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国家海洋局第一研究所开展了海洋“内波”的研究，与1954年在山东大学搞气象学研究的情况相似，是以流体力学为基础的一项有关海水密度分布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寻求表面波以下海水的特殊运动规律，例如在密度垂直分布有显著变化的海水层内，就可能发生较大振幅的内波，江河的水流入海洋，在淡水与海水的分界处也常发生内波，内波的研究是国防科学的一部分，对渔业捕捞也是影响颇大的。可是研究工作必须依靠海洋调查所获得的数据是相当复杂，难度相当大的一项研究工作。束先生领导这项研究是虚心的，并且是严格的，有的年轻人要求发表论文，以便积累有利于评定职称的材料，束先生断然拒绝了，他认为正在探索前进的阶段，结果尚未成熟，不应过早地发表。束先生更是严格要求自己，他以带病之身积极准备讲稿，讲课过程中有时需接连多次向咽喉喷射药以减轻气喘的程度。他在1979年写过一首诗，诗的结尾一句是：“愿为四化补余篇”。此一“余篇”并非小篇文章，它好象太平洋那么大。束先生认为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发展中曾有登上月球的壮举，但缺少下海取宝的宏图。内波的研究是向海洋要成果的开始。遗憾的是，束先生不幸于1983年秋病重，接连两次进入医院而未能挽救其生命，和我们永别。束星北先生的病逝，实为我们物理学界的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