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我认识王淦昌先生是在我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工作以后。那时，他是副所长，所里的许多著名的科学家都尊敬地称呼他王老师。我们这些小青年也跟着叫他王老师。其实他在山东大学当教授的时候，我还是个孩子，连小学还没进呢！
  我从山东大学化学系毕业后，36年来一直搞核化学。王老是我们的长辈和领导。他平易近人，只要有机会向他请教，他总是兴致勃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1978年以后，王老作为二机部副部长兼任原子能所所长和学术委员会主任期间，为学术委员会的事情，我常去向王老请示工作。近年来又有幸得到王老在业务上的直接指导，深感受益匪浅。但是，应该说我对王老和他的科学上的贡献知之甚少。真正了解一些王老在科学上的贡献和他为人处事高尚品德的诸多事例，还是在1987年，王老80寿辰时，通过《王淦昌论文选集》（1987年科学出版社），《王淦昌和他的科学贡献》（1987年科学出版社），和为庆贺王老八十寿辰而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十几篇有关王老工作过的各个学科领域的最新进展报告，以及王老亲自在会上作的学术报告，才对王老的科学生涯和高尚品德有了较为深切的认识。王老这样中外闻名的卓越的科学家的科学历程和他在科学上的重大成就、贡献，强烈地吸引着各个科学领域中广大的科学工作者：年长的科学界的老前辈，已经做出了杰出贡献的科学技术上的中年骨干，以及刚刚迈入科学研究园地的年青的科学工作者，大家都怀着十分敬仰的心情，赶到科学会堂来参加活动。要不是王老执意谢绝，祝寿活动的规模还要大得多。由此可见，王老的影响如此之大，号召力如此之强，这在中外科学界都是屈指可数的。
  王淦昌先生生于1907年5月28日，是江苏省常熟县人。1925年考入清华大学，是该校第一届大学生。1929年毕业于清华物理系。在4年学习期间由于勤奋好学，理解问题清晰、准确，曾得到我国近代物理学先驱、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叶企荪教授的特殊关怀和指教。著名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的发现者、近代物理的光驱吴有训教授非常赞赏他对物理实验的特殊爱好和操作能力，当时清华大学学生的淘汰率高达40～50％，而王淦昌先生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并留校任助教。他还在吴有训先生指导下进行《清华园周围氡气的强度及其变化》的科学研究工作。
  1930年王淦昌先生考取了江苏省的官费留学研究生，到德国柏林大学，在杰出的女物理学家迈特内（Lise Mietner）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1933年12月，在柏林大学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放射物理研究室，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关于ThB＋C＋C″的β－能谱》。
  1930年到1934年，王淦昌先生在德国留学的4年期间，正是现代物理学史上的黄金时代。量子力学取得了巨大成功，原子核物理和粒子物理迅猛发展。1929年狄拉克（P.A.M.Dirac）提出空穴理论，预言正电子的存在。1930年泡利（W.Pauli）提出了中微子的假说以解释β－衰变的连续能谱。1932年，查德威克（J.ChadwicK）发现了中子。1933年，费米（E.Feryni）提出了β——衰变理论。1934年，约里奥（J.F.Joliot）和居里（l.Curie）夫妇发现了人工放射性；这一系列进展在德国物理界引起强烈反响。
  1930年，在柏林大学的物理讨论会上主讲人科斯特斯报告了玻特（W.Bothe）和他的学生贝克（H.Becken）1930年做的实验：用放射性钋的α－粒子轰击铍核，发现了很强的贯穿辐射，他们把这种辐射解释为α－辐射。而迈特内早在1922年就对α－辐射与元素衰变的关系进行过研究α的性质也作过一系更的研究。王淦昌先生也是了解的，但是王先生对α－辐射是否具有那么强的贯穿能力所需要的高能量表示怀疑。建议用云雾室来研究这种辐射，但是两次都没有得到导师的同意。后来1932年2月，查德威克用不同的计数器——高压电离室、计数器和云雾室进行实验，证实这种贯穿辐射乃是中性粒子流。因此，发现了中子，获得了1935年度的诺贝尔物理学奖。事后，许多人为约里奥——居里夫妇曾把钋——铍源与测量装置之间放蜡块所致的计数增大解释为α﹣辐身效应与而与科学的最高的荣誉——诺贝尔奖擦身而过深表婉惜。迈特内也不无沮丧地对王淦昌先生说“这是运气问题”。而王淦昌先生回想起来说：“那时，我是小不拉子，人家不理会我的建议和意见”。
  1934年王淦昌先生从德国回国之后应聘到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授。普通物理课程都由王淦昌先生讲授。当时就读于化学系的汪志馨教授等人都听过王先生的课。除了教学工作，王老还负责建立近代物理实验设备。一部分向德国订购，许多简单部件都是王先生带领助教、学生和技工自己动手试制。短期内山东大学的物理系就有了迅速的发展。
  1936年9月，应浙江大学竺可桢校长的邀请，王先生与何增禄教授一起，由山东大学转到浙江大学物理系任教。那时，由于王先生学识广博、精深，性格诚恳、活泼，很快赢得了物理系师生们的好感和爱戴。称他贝贝（Baby）教授。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后，浙大一再西迁，1940年到了贵州。在颠沛流离的抗战过程中，教学和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实验工作更不具备条件。王先生仍竭力阅读中外学术刊物。1941年，经过反复思索，写出了一篇《关于探测中微子的建议》，1942年在美国的《物理评论》上刊出。不久，就为阿仑（JS.Allen）等用以验证了中微子的存在。回忆起这段往事时，王先生说：“复杂事物的解决，关键就在于把它简化。普通β衰变末态是三体，而在K－俘获中β﹢衰变末态则是二体，测量起来简单多了。”又说：“那时，我还想了一个提高加速器能量的办法，由于忙于搬迁，就搁下了。真可惜！”
  就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从1940～1946年，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10多篇论文。他曾说：物理学研究不只是理论和实验两个方面，归纳、分析和判断杂志上发表的实验方法、数据和结论也是很重要的。这种工作是给理论工作搭桥的，是推动实验工作前进的。抗战期间，缺乏必要的实验设备，只能做这种搭桥工作。吴有训先生曾说：“王淦昌是个全才，实验与理论都行。”被英国学者李约瑟誉为“东方剑桥”的浙大教授中，王淦昌先生堪称“东方剑桥”中的佼佼者。事实如此，也是曾经听过王先生课的，不少都成了中外闻名的科学家，甚至是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
  1946年，由于吴有训的推荐，对王淦昌先生关于中微子探测的建议授予了范旭东奖金。同年9月被选派往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进行介子的研究。1949年1月王先生回到浙大物理系，讲授《近世物理》、《核物理》和《电磁学》。同时他还排除种种困难，领着两个助教安装了他从美国带回来的、直径为30厘米的大云雾室。
  1950年4月，王淦昌先生应钱三强先生的邀请，到北京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任研究员，参加筹建工作。1951年钱三强先生被任命为所长，王淦昌先生和彭桓武先生被任命为副所长。1952年他主持制定了近代物理所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主要内容关于“原子能和平利用的研究”被列为中国科学院11项重点工作的第一项。王先生具体领导了宇宙线组的工作，和肖健先生一起领导，设计和建造了我国第一个高山（海拔3185米）宇宙线实验室，并立即开展了研究工作，陆续发表了几篇文章。成为我国50年代与国外进行学术交流最多、水平与国际水平相近的物理研究工作。
  1956年9月，王淦昌先生奉调到莫斯科联合原子核研究所任高级研究员，后被选为副所长。50年代正是第一代高能加速器陆续投入运行的时期。1955年张伯伦（O.Chamberlain）和塞格雷（E.Segre）利用美国6.3Gev质子同步加速器发现了反质子和反中子。1956年秋，联合所的10Gev质子同步稳相加速器即将建成。设在日内瓦的欧洲原子核中心的30Gev质子同步加速器正在建设。因此，急需选择一批有可能突破的研究课题，在几年内做出符合该加速器能量优势的成果。王淦昌先生以敏锐的判断力，根据当时面临的各种前沿课题，结合该所加速器的特点，提出了：①寻找新奇粒子——包括各种超子的反粒子；②系统研究高能核作用下各种基本粒子产生的规律。他们选择了放在磁场里就可以进行动量分析的气泡室作为主要探测器。为了争取时间，利用现有条件，建立了24升的丙烷气泡室，而来选用质量更好，但要花费更多时间的氢气泡室。其次是选择了利用π﹣介子引起的核反应系统来研究新奇粒子。在开始积累实验资料时，王先生即根据各种超子的特性提出了选择“有意义”事例的标准。根根这一“标准”画出了〓、〓存在时的可能“图像”。并要求每一位研究组成员在扫描照片时十分注意符合“图像”的事例。终于在1959年3月9日，从4万多张照片中发现了反西格马负超子（〓）事例的图像照片。经过计算与预期的一致，而且是一个十分完整的反超子“产生”事例。1960年3月24日，王淦昌小组正式将有关反西格马负超子发现的论文送交国内的《物理学报》发表。同年，苏联的《实验与理论物理期刊》也发表了这一研究成果。为此，1982年获得了我国自然科学奖（1956—1980）一等奖。成为联合原子核研究所10Gev加速器上所做的，唯一值得称道的重大发现。
  1960年12月24日，王淦昌先生任期届满后离任回国。当时正是国家经济困难时期。他把在联合所节省下来的工资14万（合新币1.4万）卢布全部捐献给国家，以分担国家暂时困难。
  1961年2月根据二机部刘杰部长和钱三强副部长的约请，王淦昌先生到研制原子弹的九院任研究员，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工作，最早的爆轰实验是在河北怀来县燕山长城脚下进行的。一年之内，他们作了上千个实验元件的爆轰实验。1953年王淦昌先生又来到海拔3000多米的青海高原，与其他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一起，突破了一个个的科学技术难关，爆轰波理想，点火成功。1964年9月王淦昌先生来到茫茫的戈壁滩，在聂荣臻元师的领导下，在张蕴珏司令和物理学家程开甲的具体组织下，1964年10月16日15时，准时爆炸了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紧接着进行了氢弹的研制，仅仅用了两年8个月时间（其中还有“文化革命”的干扰）于1967年6月17日爆炸了我国第一颗氢弹。
  1969年春，王淦昌先生担任九院副院长。同年接受了地下核爆炸的任务。由于“文化革命”的干扰，工作起来困难很多，几乎完全是靠了王淦昌先生的威望和号召力来开展工作的。1969年9月23日成功地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
  1975年1月，王淦昌先生参加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再次当选为人大常委。同年，作为核武器研究院的现场技术负责人进行了第二次地下核试验。
  除了从事核裂变能利用的研究工作，他还十分关注核聚变能的利用。早在1964年底，他在全国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开会期间，向激光专家王之江了解了激光研究的现状，提出了用高功率激光打靶实现惯性约束核聚变的设想。后来与光学专家王大珩先生共同作为这个新科学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推动着整个工作的发展。使我国在激光聚变物理的研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1978年3月，王淦昌先生当选为第五届人大常委。同年被任命为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在他的全力争取下，建立了用带电粒子进行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室。
  1979年1月，他开始担任《原子核物理》主编。3月24日以中国核能学会理事长的身分率团赴美、加拿大等国访问。1979年10月，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0年3月，当选为中国科协第二次代表大会副主席和常委。1980年11月，他作为核学会理事长应邀参加美国和欧洲的核学会会议。1981年5月，在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
  1982年，他辞去了副部长和所长职务，改任二机部科技委副主任和原子能所名誉所长。潜心致力于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和促进我国核能的和平利用，发展核电事业以解决我国近期的能源问题。
  1983年他被聘为国际期刊《核仪器与方法》（Nuclear In-strument and Method）的编委。1985年4月，在联邦德国驻华使馆，接受了西柏林自由大学授予他的为获学位50年后仍在第一线工作的科学家而设的荣誉证书，以纪念他在柏林大学获博士学位50周岁，同年6月他应邀访问了联邦德国。此外，为了促进中美核科学的交流，在30年代山东大学化学系校友，美国核学会主要负责人汪志馨教授的协助下，成功地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学术交流活动。
  王淦昌先生做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除了参加会议，还不止一次地就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过许多重要的建议，特别是关于核能利用、核科学和高技术方面。
  王淦昌先生十分重视人才的培养。他的学生遍及国内外，差不多培养了三代科学家。他既重实验亦重理论。无论多么复杂的科学问题到了王老这里都可以分析得清晰、明确。不管是用先进的仪器还是简陋的设备，他都是同样地严格、认真，一丝不苟。在科学研究中他特别提倡有“新意”。年轻人凡是有点新思想，总会得到他的赞赏和鼓励。对于自己的学术观点，他喜欢和别人争辩，但从不强加于人。在他看来：学生超过老师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每遇新的科学知识他总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亲自查阅文献，并把一些新的资料及时地介绍给有关的科技人员。因此，不论哪一辈的科学工作者都乐意和王老讨论问题。
  王淦昌先生自己生活非常朴素，却极乐于帮助别人。他的学生病了，他亲自奔走找医生诊治。由于他在基本粒子物理研究中的重大发现和在核武器研制中的卓越贡献，他先后得过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一次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但奖金都献给了国家。原子能所职工子弟中学和幼儿园都接受过王老的馈赠，并以之设立了奖学金。
  王淦昌先生艰苦奋斗了60多个春秋，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无私地奉献给了祖国的科学事业。他是我国杰出的物理学家，是我国实验原子核物理、宇宙射线、基本粒子物理研究和核武器研制工作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他热爱真理、不畏强权，诚挚坦荡、乐于助人，谦虚可亲、平易近人。凡是接触过王老的人，无不敬佩他的高尚品德和精神境界的。仿佛王老身上有股超人的吸引力，是任何行政命令所达不到的。他引导着科学工作者们向前，人们发自内心地尊敬他，爱戴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