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一、商惠杂忆
  我于1944年大约11月从渤海二地委所在地匡五（即陵县）出发，带了一批从渤海区党委党校毕业的干部，如范涤新等，由小部队掩护，夜行军经过临邑、德平、商河交界的敌占区、游击区，到了活动在王家集、范家屯一带的商惠县委。我接替赵元明（即丁润生）同志任县委书记兼县部队政委。
  那时地委决定，商惠县的南部开辟一个新县即三边县，因为地处济阳、惠民、商河三县交界，所以叫做三边县。赵元明同志任三边县委书记兼政委，王权五同志任县长兼独立营营长。1945年初春，日寇自知败局已定，但困兽犹斗，像疯狗一样，仍到处咬人。他们改变战法，花样翻新，从济南出动一支“三角部队”，化装成村男村女，夹在逃难群众中，专门到我三角地带，以奇袭、奔袭方式对我军及党政机关和群众袭击。赵元明同志与独立营副营长陈立民同志在商河——惠民公路南边李毛家与敌遭遇，与一个主力连干部、战士的大部分一起英勇牺牲。我在这里对这两位为党的事业，为人民解放献出自己宝贵
  生命的优秀党员、优秀干部，抑制不住深厚的战友之情，对他们表示深切的怀念。
  那时因为三边县的干部、部队，都是不久前由我们商惠县分出去的，他们自然以商惠为依托，像是老家一样。这次李毛家战斗遭到挫折，立即将党政机关、县区部队转移到商惠休整。我们军民上下一起出动，予以慰劳，帮助整顿，总结教训，鼓励士气，补充兵员，很快使干部、战士情绪稳定，化悲恸为力量，继续战斗。那时的友邻县，真是唇齿相依，守望相助，亲密无间。我们老友回忆起来，至今永志不忘。
  商惠县是由商河、乐陵、惠民、阳信四个县的边境合为一个县的，故名商惠。县内根据地有四、五、六、七、八共五个区，还有商河、惠民县城一带的敌占区和游击区。未定行政区划。四区以归化街为中心，本属惠民；五区以温家店为中心，本属阳信；六区以花园为中心，七区以王家集为中心，均属乐陵；八区在殷家巷一带，本来都属商河。这一区划直到日寇投降、解放商河县城以后才改变。改变以后各区都按原有的行政区划，划归原有的县。商河城打开之后，除原有的根据地外，又包括了新解放地区，从此废除了商惠县名，恢复商河县原来的区划和县名。这时商河县辖有城关区、殷巷区、沙河区、龙桑寺区、岳桥区、潘桥区、玉皇庙区、胡集区、白集区，共九个区。
  我初到商惠县时，赵元明（县委书记）、王权五（县长）、张凤伍（县委副书记）同志带了一部分县部队主力到了新划的三边县开辟新地区工作去了。留下的县委，组
  织上任命左栋周为县长、闫华文为组织部长兼各救会主任、张永和为宣传部长，另有县独立营副政委刘天祥和四区（归化区）区委书记张立仁为县委委员。当时组织交给我的任务是要团结、带领县委班子，依靠广大干部和群众，依托根据地，面向敌占区，坚持对敌斗争，加强根据地建设，创造条件，准备反攻。中心工作是根据群众的迫切要求，进一步深入发动基本群众，在此基础上健全农村工、农、青、妇、民兵等群众组织，发展农村基层党组织，巩固民主政权。这仍然是像前不久在二地委贯彻刘少奇对山东分局的指示，根据地的一切要依靠基本群众，发动基本群众，只有以此为中心，才能组织群众、发展党组织、巩固抗日政权，使我军得到巩固和发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抗战。离开了基本群众，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没有基础。道理非常明白，也很深刻，既是从我党的基本理论出发，又是无数实践经验之谈。所以我们当时作为一县的领导，对此是有领会的。是自觉地贯彻执行的。
  记得我到商惠之初，未脱便衣，与北方农民装扮一样，以主要精力和时间与党政民干部在一起研究工作，不断地接触基层、群众，了解情况，制定工作方案。不久待情况大体摸清，与县委商量意见一致，便连续召开全县干部大会、群众工作经验交流会、蹲点村庄干部、群众会和交流推广会议；并在干部群众实践的基础上，写出工作经验与开展工作的计划，在干部大会上宣布、讨论、部署。
  根据当时商惠的农村情况，贫、雇、下中农的主要要
  求是雇工要求增加工资，典当土地要求回赎，高利借贷要求减免，这是三大主要问题。另外也有减租减息与合理负担以及其他纠纷，可以与上述三大问题相结合予以合理解决。在县区委领导下，在县区政权支持下，在县区武装保护下，在群众团体、尤其是农会努力下，一时群众发动起来，形成热潮。农村说理、谈判、示威、请愿、开会，宣传雇工增资，典当回赎、减免高利贷的群众运动如火如荼。基本群众喜气洋洋，扬眉吐气，认为是翻身、解放。群众运动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斗争方式有理、有利、有节，社会同情，又团结抗日，地富不得不服。所以社会稳定，各得其所，对农业生产不但没有破坏，反而更加促进。
  现在可惜我的手头没有保存那时农村调查材料和工作经验的有关资料。回忆起来，党的工作那时比较实事求是，比较适合整个农村社会、广大基本群众的迫切要求，既照顾团结抗战大局，又改善穷苦群众生活，对农村社会矛盾处理得比较妥当。当时北方平原的地主、富农对穷苦农民剥削、压迫，主要表现在以上几个方面。有些例子表明剥削是残酷的，是触目惊心的，如果我们党不站在基本群众一边，以正确政策为导向，去解决这些农村极不合理的经济问题、阶级矛盾，就不能履行党对群众的职责；就不能壮大群众力量和党的力量；如果不照顾抗战，有理有利有节，争取地富共同抗日，也会造成根据地内震动太大，危及大局。所以党在当时的农村政策是正确的。大约经过半年左右，实施的结果，农村面貌大大改观：基本群众犹如获得一次解放，生活改善了，扬眉吐气了，社
  会地位提高了，形成农村社会基本群众的优势，工、农、青、妇、民兵组织增加了新鲜血液，党的新成分不断增加，基层政权领导成分得到了改善，参加我军的新战士和脱产新干部源源不断涌现。总之根据地出现了新气象，为迎接反攻，打开商河城，乃至解放战争中群众前仆后继支援前线，本县发动几次数千人的大参军和土地改革，不能不说是由于这一时期的群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深刻体会到毛泽东所说的，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觉悟了、跟着党走的千百万群众。
  这一时期，对敌斗争仍是工作日程中的首要问题之一。因为除了新近北面的乐陵县城敌伪军，以何叔茂为首上千人被我县部队在运动中追击全歼外，东部阳信县、温家店，东南惠民城、龙桑寺、沙河一线，西南商河城、殷家巷敌伪均驻有重兵；商惠公路仍由敌伪控制，随时都可以从济南得到支援，向我区袭击、扫荡。因此我们必须按党所教导的原理：中国革命（尤其是抗战）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党委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中心工作。我必须分出很大精力来关心县区部队，与部队专职同志一道对重要问题作出决定，有时必须换上军装，与部队干部、战士生活在一起，并指挥战斗。我在反日寇扫荡、攻克商河城和在新开辟地区剿匪、歼灭还乡团的战斗中，比党政群众团体做地方工作的同志牺牲、负伤的机会要多，但我终于侥幸，多次都安然无恙。既有幸运因素，也与我在抗大受过正规系统军事训练，又经历过多年的战争实践有关。
  县部队，辖县区武装，与团平级。直属县的部队原称
  县大队，后称独立营，常有数个连，是一县的主力。县里经过多年党政军民精心爱护、经营，尤其是前不久全歼乐陵县逃出的伪军上千人，缴获武器装备甚多，所以装备齐全，很有战斗力。刚刚分出几个连主力到新开辟的三边县，仍保持了原来的兵员、建制，这都是由于当地农民子弟源源不断参军，保证了兵源，及时得到补充。这种部队深深扎根于民间，真正是子弟兵。到日寇投降后，为了应付蒋介石挑起内战，县部队干部、战士数次升级到军分区主力部队，立即参加主力师、主力纵队，参加济南、潍坊、淮海、渡江、浙闽战役，屡立战功。县部队再由各区部队补充，各区部队再由民兵参军补充；部队干部不足，就由地方干部补充。根据地这种兵员补充制度，像割韭菜一样，割了又长，生机不断，是非常合理、有效的，保证了部队的壮大和解放战争的胜利。
  县以下各区都有区中队，都由区委书记兼任指导员，区长兼任区中队队长，另设专职区队副。区队都属县部队指挥，必要时集中，与县部队配合行动；平时独立活动，由区领导。区队由于在当地与群众关系密切，保护群众利益，所以甚得群众爱护，兵员经常得到补充。
  我从新海（今黄骅市）于1942年开始，在三个县经历了县一级建军和作战，所以对根据地建军这一套体制和作法有些实际体会。我觉得这是在党领导下，富国强兵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比较理想的模式。直到现在我人民解放军仍保持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传统，这与旧军队拉夫凑数、脱离群众的本质根本不同，大异其趣。
  因为1942年起，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党必须管党政军民，地方党委书记必须兼同级部队政委，一直到现在仍保持这一优良传统，保证了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所以我军永远是一支为党的政治任务和人民利益而奋斗的武装力量。
  我兼政委时，是在照顾地方全面工作、尤其是群众工作、党的工作、政权工作的同时，分一部分精力兼管部队工作。按我军传统，政治委员在部队各项工作中有决定权；但部队的具体军事行政、党政工作、后勤工作则由专职的副职提任；兼职政委不必具体过问。不过我在商惠，如有以下几种特殊情况，就使我必须全力投入部队工作：一是专职副大队长、副政委到上级（军分区距离一、二百多里）开会、汇报工作；二是部队分散活动，分工领导部队；三是敌人扫荡，这时以对敌斗争为主，并兼战斗任务，我必须在部队；四是与土改、反霸相配合，必须率领部队剿匪，打击还乡团，以掩护群众运动；五是包围、攻克商河县城（前后大约两个月）。在以上五种情况下，我既是指挥员，又是党代表、政治工作人员，又是战斗员，与部队干部、战士在一起完成军事任务。我在商河从1944年至1947年，这种场合不少，仅指挥作战和参加指挥作战，如1944年冬季与1945年春季反扫荡、夏季全面攻势与破袭战、打开商河城和新解放区多次剿匪，就有十几次以上。
  我在商惠另一重要工作活动是全县开展整风运动。这是按中央和上级党委统一部署进行的。由于我们所在的冀鲁边区是平原，形势紧张，战斗频繁，流动分散，所以
  全面整风开始得较晚；迟至1945年春季环境才许可坐下来学习、整风，解决党员思想作风问题。即使这时，全县也只能将县区主要干部集中起来，由部队掩护，经常流动，利用相对集中的条件开展整风运动。办法是先由县委根据上级指示，参照各地经验，商定整风计划，在干部大会上部署。先由我作动员，宣布方针、政策、基本措施、整风纪律，约法三章，大家共同遵守（如对党要忠诚坦白，要改造思想，树立正风，要互相启发帮助，要实事求是，要对事不对人等等）。然后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重点讨论；再由县委带头进行整风学习发言，引起大家学习的兴趣。在领会文件的基础上，各人充分准备，坦白交代，检查思想，由县委带头，大家接着进行；然后分组互相帮助分析，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我因为从1941年在抗大已经接触到中央最初的整风文件，以后在区党委和三分区阅读过22个文件，参加过一些学习，在匡五（陵县）已进行过整风、检查、分析思想与互相评论，所以在商河这次整风从动员、学习、检查、示范和启发大家进入整风，自始至终，我都处于主动，起着指导作用。有的同志思想挖得较深，坦白了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如与地富、政治不清的女子发生关系；还有不团结，个人思想意识有毛病；对敌斗争不坚决、动摇等等），接触到思想痛处，表明整风已经深入，于是就要一再宣布，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大家既要严肃分析，互相批评，又要与人为善，诚恳帮助。所以在整风中，大家态度都很严肃，决无漠不关心，冷嘲热讽
  的现象发生。更没有随便无情批判和处分干部的现象。最后特别强调，要分析发生思想缺点、错误的环境，找出原因，表明改正决心，订出改正措施。几乎人人都经历这种自觉学习、检查、改正的过程。最后进行总结，既指出问题，也鼓励大家继续进步，更好履行党员义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整风时经历思想改造，叫做“脱裤子、割尾巴”，不免有些痛，思想有些紧张。但一旦觉悟了、提高了，好像成为另一个人，思想、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反而真象“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像一个新人，更加振奋；同志们在新的思想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
  这次全县主要县区干部集中整风，费时约一个半月。在频繁战斗、工作紧张条件下，抽出这么多时间来整风，是很不容易的，可见当时对它的重视。回想那时农村环境，农民出身的干部多，大部分是小知识分子或初中文化，社会经历并不复杂，所以干部比较单纯。这次整风，等于理论联系实际的一次思想教育运动，所以全体参加整风的干部提高比较快，进步非常明显。这与解放后有个时期过左批判、滥施法纪、打击干部根本不同；这在当时是普遍的，并非商惠一县如此。所以至今许多经历那次党内整风运动的同志，仍十分怀念当时的方针、政策与整套做法。
  正在全县主要干部集中在部队整风时期，刚刚出狱不久、从天津地下工作岗位撤出的刘格平同志回到华东局，路过我们驻地。刘格平同志是大革命前入团入党的革命老前辈，是冀鲁边区津南、泺北党的创始人，很有威
  望，远近闻名。我在新海时期曾带部队到过他的故乡（盐山堤东）和他的外婆家（新海海堡狼坨子）；并根据上级党指示，通过新海统战关系陈景洲疏通伪集团军司令刘居生打通北平草岚子监狱的关节，营救过他。他因1933年领导当地马颊河堤工罢工斗争，被打断一个手指被捕，本来判为无期徒刑，于1944年因日伪矛盾，提前释放。这位老革命，系回族，斗争非常坚定、英勇，把坐牢视若等闲，出狱后即与党取得联系，在天津继续埋伏下来，开展地下工作。因为他在天津联络各界人士很多，搞得很红，已引起敌人注意，所以党组织为防意外，及时将他撤回根据地。
  刘格平同志这次从天津带出各色人等一大帮人，约三十多位，穿戴敌占区衣冠，有的戴着礼帽，穿着胶底皮鞋，当时根据地军、民、干部少见多怪，一开始误以为是来了一帮“汉奸”。详细一问，才知底细，令人忍俊不禁。因为我前几年在新海工作时对他已有所闻，所以不以为怪，且有较深一层感情。记得我们正在韩庙一带村庄驻扎、整风，以格平同志为首的几十位敌占区的客人来到，使我们喜出望外，热情地迎了上去。我们根据地的同志见了他们一行的印象非常新奇，他们见了我们想必也很新奇，但双方相互非常热情、敬重。
  我对格平同志一开始的印象很好。他这时大约四十岁左右，已是二十多年党龄的老同志了。他方面大耳，体态丰盈，皮肤白净，一脸福相，气度不凡，根本不象坐了十一年监狱。他的性格温文和善，谦虚厚道，处处尊重对
  方，照顾别人；原来他竟是我想象的曾领导暴动、叱咤风云的当地革命领袖人物，更加感到惊奇。因他带来的一行人中不少是回民，所以我们按照伊斯兰规矩专门宰了羊招待，然后请格平同志参加我们的整风干部会议。遵照他的意见，由于他长年坐狱，尤其对根据地党的生活与整风不熟悉，他愿多听一听，要我们照常开会，然后才应我们之邀，在会上讲话。他讲话时赞扬根据地党的活动生动、实际，特别是赞赏分析思想、治病救人的做法。我们使用惯了“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意识”这些名词，他讲话时总是使用“布尔乔亚思想、意识”这一名词，大概是在过去白区地下党使用惯了，一时改不了口。根据地的干部不懂，我因为过去在书本上接触过，还得作些解释，才使大家明白。格平同志讲话平实、亲切，对党内同志充满了革命感情，使大家感到喜悦、亲切。与他同时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他的侄女刘秀江，那时是从天津中学刚刚入党，跟他一起进入根据地，是一位清秀单纯的姑娘。我们要她谈一谈敌占区的学生状况与学生运动，她作了简短发言，着重介绍了天津学生受压迫、要抗日，不愿在日本铁蹄下做亡国奴的情况，使我们根据地的干部感到很新鲜，有兴趣。与格平同志一起到商惠县的还有一位我在新海工作时就认识的回民救国会老党员李安民同志，这是一位忠厚老实的同志，他没有发言。其他一行人因系非党员，当时党不公开，因此没有参加我们党的干部会议。
  刘格平同志一行，在我们县活动了几天，恋恋不舍地
  离开，经过渤海区党委，到鲁中南华东局去了。记得当时他一行约三十人左右，要经过惠民县汉奸部队刘景良控制的敌占区，因此我们商定，派县独立营副营长钱光同志率一个主力连掩护，昼伏夜行，通过敌人封锁地区，到达渤海，然后回来复命。钱光同志回来告诉我们，说刘格平同志一路表现了一位老革命的本色、传统，给他的马自己不骑，总是照顾身体弱的女同志，遇到敌情非常沉着，无私无畏；他的生活非常简朴，从不挑剔；一路与钱光和其他人经常谈心，诲人不倦，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
  后来听说，刘格平同志在华东局任民运部副部长。日寇投降、商河解放后，他带当时在华东局宣传部任科长的王力到渤海巡视工作，又经过二地委和我们县。这时我们已由农村住进商河县城，可以多做几个菜招待。但格平同志始终保持了回族生活习惯，不吃猪肉，只要炒几个鸡蛋下饭即可。按他的意见，同桌其他同志可吃猪肉，互相尊重，互不妨碍。这次他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正开始土改，逃亡地主组织还乡团小组等反动武装拼命反抗，到处杀害干部、群众，斗争尖锐、残酷，一时农村乌烟瘴气，陷于恐怖，他主张坚决镇压，决不要手软。以后他从基层了解的情况，向渤海区党委作了反映，采取了措施，使局面改观。我于1948年调回渤海区党委时，格平同志已由华东局调任区党委副书记。不久新中国建立，他参加第一届新政协，被选为中央政府委员，兼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党组副书记（主任委员是李维汉，党组书记、副主任委员是乌兰夫），格平同志主持常
  务。也是凑巧，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机关正在组建，中央组织部从山东分局第一批调了七名干部到北京，我是其中之一。我到北京本来已内定到罗荣桓同志主持的最高检察总署，但因到中央民委去看望刘格平和山东老区的同志，不料由格平同志与中央组织部当时主持常务的安子文同志商定，改调我到中央民委，既成事实才通知我改变工作单位。我那时调到北京十分高兴，并不挑捡单位，按老传统服从组织决定。中组部干部一处，边纪忠、庞西元同志向我谈明后，我便上任，开始一段由人事科改为人事室，后改为人事司，均由我负责。据说是因为民族机关各民族干部较多，必须有一位汉族老干部主持人事工作，大家才服气，可以减少矛盾，协调关系。我于1950年1月到任，1955年调到中央统战部，工作性质未变，都是从事干部人事工作。从此一锤定音，使我在民族工作和统战系统干了几十年。这是后话。
  李安民和刘秀江解放初也调到中央民委机关工作。李安民大约于60年代故世。刘秀江一直在我领导的人事室、人事司工作，是一位工作认真、作风正派的同志；1957年调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任妇女联合会主任，不幸竟在“文革”中无端地受到迫害、侮辱、英年被迫害至死，令人十分惋惜。这也是后话。
  二、商河战役
  记得1945年青纱帐初起，正是我军便于展开活动时期。这时，日寇已成强弩之末，我根据地逐步扩大，军民
  更增强了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的信念。不过当时我们对日寇投降预先还毫无所知。我和县独立营副营长钱光和副政委刘天祥，带领县区武装南下，插到商河、惠民公路之间，发动夏季攻势，开展游击活动。我于一个夜间带了一部分队伍接近沙河伪军据点，趁伪军军心动摇之际，在据点周围，用话筒喊话，要他们放下武器，不但不杀，还给出路，当时把这叫做开展政治攻势。夜幕漆黑，敌人不敢放枪，我们也不放枪。记得我的警卫员顾文礼一直在我身边，并沟通部队交通联络。喊话搞了几个钟头，我从这边跑到那边，由于看不清道路，我的脚碰上了村旁的一块石头，左大足趾受了伤，至今还留有脚疾。可是这次一枪未发，等我们撤离后，拂晓前，这个据点的伪军因不知我方虚实，被政治攻势吓咆了；撤出了沙河据点，跑到商河县城集中。县区部队和附近群众情绪更加高涨。此后，我们部队就在公路两旁经常准备伏击商河、惠民之间来往之敌，并且在公路上埋设地雷，造成敌人恐慌。从此，敌人缩在商河、惠民相距六十华里的两个县城，龟伏不动，不敢出来。我县部队全部控制了除惠民、龙桑寺、商河几个县镇据点之外的六十里公路和公路两侧所有乡村，使敌伪十分孤立。
  正在这时，我们不断接到军分区和地委的指令，要准备大批电线杆、电线、粮草，准备迎接苏联红军，准备反攻。那时这项指令只限于在县委、区委干部中传达。我们大家都感到八年抗战，胜利在望，所以异常振奋，日以继夜地工作。不久，八月十五日得到了日寇投降的消息，
  县委由宣传部长张永和同志负责马上用油印，出刊县报号外，加了套色大瓣红字报头，顿时传遍了各个村庄，群众兴高采烈，真是无法形容。那时根据地各村群众，由村政权、工、农、青妇各救会，民兵，自发筹集鞋、袜、猪肉、羊肉，大批慰劳县区部队，真是应接不暇，军民那种鱼水之情，实在令人感动。
  这时，由于我们根据地军民力量强大，汉奸伪军看到日寇这个靠山已经倒台，商河县城的日本鬼子大部分已撤到济南，附近德平、临邑、济阳等县的伪军全部集中到了商河县城。这些伪军都比较有战斗力，大约共有一万人，原来重庆蒋介石当局，为了反共，早就与汉奸伪军暗中勾结，对不少汉奸头目秘密下了委任状，叫做“曲线救国”。实际上是不顾民族大义、敌我不分，利用日寇掩护，专门对付共产党、八路军，早就妄图利用这种投敌汉奸武装进行内战。这时商河伪军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国民党中央军。因他们之间内部已有联系，所以他们公开打出的口号是“欢迎李延年北上”。
  我们县区部队的任务是阻断商河、惠民之敌的联络，并向县城之敌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人军心，等待主力解决问题。我们的部队，这时开到商河城东数里一带监视敌人。当时我们根据地也很注意统战工作和瓦解敌军工作。这年春节就在花园区（六区）召开过县参议会，选出殷巷区小刘家的老教育家刘世庵（刘光坦）为县参议长，这次会开得热闹非凡，影响很好。这次我们部队到达城郊之后，我与钱光、刘天祥把离县城东关二里的昝魏村一
  位士绅魏明庵请出来，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和我党我军政策，要他带信给城内伪军头子田敬堂。这位士绅是一位老北大学生，曾在鲁中国民党顽军张里元部当过参议，后因不受重用和感到没有前途，弃职归里。此人懂得官场政治，喜欢高谈阔论，有些孤傲，好饮烈酒，有很强的民族意识。我们晓以大义之后，他的确为我们与田敬堂作了多次联络。但由于伪军幻想投靠国民党中央军，所以没有任何归顺我方之意。我们把这一基本情况向军分区作了报告，认为商河之敌除武力解决之外，别无可能。这时我们带领部队多次在城根喊话，要他们不要幻想国民党，并讲明我军对敌军、对俘虏的政策。这类喊话对伪军下层是起作用的，但对伪军上层却没有什么作用。他们在城内东北角上一个高大的了望碉堡上与我们对喊，无非是讲国民党中央军人多势大，并对我方污蔑，还经常以迫击炮向我射击。实际上伪军是很心虚的，他们根本不敢出城，不敢越雷池一步。附带说一句，魏明庵解放后长期任商河县副县长，1979年我在相隔三十多年后，到了商河，又会见了他。
  军民合作 包围敌人
  这时由于中央指示先取中小城市，再取大城市，所以军分区部队从济南附近回师商河，商河就成了二军分区和渤海军区西部的军事重心。军分区部队与附近各县的武装从四周把商河县城紧紧包围起来，军分区司令部设在城关以南，由渤海军区副政委周冠五同志亲临指导；二
  军分区政委曾旭清、司令员龙书金、副司令员赖金池指挥。我县、区部队担任城东一个方面的警戒。在军分区指挥包围商河之敌的过程中，一方面拔去了商河城周围的一些外围碉堡，一方面发动周围的民兵、民工数十万人，在城四周挖掘深壕。壕深约两丈，宽约一丈，围绕县城，联成一圈，人马无法通过，以阻止敌人突围。由于群众在日寇投降、抗战胜利的鼓舞下，情绪十分高涨，都自带干粮自己起伙，日夜挖壕，不到十天，这么大的土方工程全部完成，这也是人民战争的奇迹。这条深壕确实起到了围困敌人、翁中捉鳖的作用。敌人在了望碉堡上对人山人海挖壕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但没有任何办法。敌人有时打迫击炮，群众就集中在夜间挖。眼看深壕快挖成之时，一天下午敌人派了一个营，以猛烈的火力向西试探突围，被我军阻击；由于无法越过深壕，只得败退回城，从此再不敢作突围的尝试。由于敌人众多，备有充足的粮草，深堑高墙，倚城而战，所以这样相持约有一月，我们专等军区主力来攻城，解决战斗。
  主力到达 准备攻城
  那时军区主力在司令员杨国夫同志指挥下，在副司令员袁也烈和参谋长阎捷三同志协助下，首先在胶济沿线和渤海东部横扫敌伪，然后挥师攻打无棣县城伪顽军张子良部，全歼五千余人，攻克县城。在取得这一系列军事胜利下，军区主力挥师西进，到了商河城边。那时渤海八百万群众对我党我军无限爱戴，无限拥护，把杨国夫同
  志称为“杨菩萨”、“我们的杨司令”，拥戴之情，可见一斑。
  杨司令员率领的军区主力，就驻在城关之东我们县部队附近。当时正是日寇投降之后，又攻克无棣。群众对我军攻克无棣，缴获大批武器，其中缴有屋梁一般粗的大炮，到处传闻，喜形于色。当时商河城内包括德平、济阳、临邑逃来之敌有五个部分，共约一万人。其中以原商河田敬堂、李光明两部人最多，又熟悉当地情况，是著名的地头蛇。商河城墙比较坚固，有完整的城堡、堞雉，有较宽的护城河，并设鹿砦；护城河内外都有子母堡，互相联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敌人企图固守，幻想国民党中央军李延年部从津浦路北上，等待解围。当时我曾亲笔写信派魏明庵送给田敬堂等伪军头目，大讲形势，宣传我军，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要他们投降。我们虽然知道伪军投降的可能性很小，但可以扰乱他们的军心，影响他们的决策。我们部队这时更经常到城边喊话，开展政治攻势。其实当时更主要的工作是准备攻城。当时军区参谋处的同志已先到我们县部队与我和钱光、刘天祥三人一起调查敌情，研究攻城办法。我记得一位很有军事经验的老参谋人员，曾设想用火药装在棺材里，挖地道炸开城堡。也具体研究借用大量林秸，用火力掩护，填护城河，以便攻城部队通过。还研究东关子母堡的打法和鹿砦的砍除方法。总之样样都作了调查研究。军分区的参谋处长朱宝成同志后来也到我们部队与我们一同调查研究。朱宝成同志身体魁梧，很有军事经验。那时我们的同志钢笔、手表是不分家的，记得刘天祥看中了老朱的手
  表，开了一个玩笑，请他吃一个西瓜，就把手表拿来，作为友谊的纪念。不料后来朱宝成同志在淮海战役任渤海子弟兵纵队团长时不幸光荣牺牲，是永远值得纪念的。钱光同志解放后不幸得心脏病猝然逝世，直到前几年见到他的爱人李新华托人带信给我，才知道他当时和身后子女的详细情况，我一直对钱光同志寄予深切的怀念。
  由于军区主力军已经到达，顿时攻城进入紧张阶段。军区前线指挥所设在城东群众挖的深壕与城墙之间的一个很小的村落。我在这个指挥所见到了老上级袁也烈和阎捷三同志。袁也烈同志是我军开创时期叶挺铁军独立团的几位营长之一，后来是抗大一分校训练部长；阎捷三同志是抗战初八路军总司令部随营学校的参谋长，是大革命时期参加工作，参加长征的老将。我是在随营学校和抗大与他们二位熟识的，这次在胜利声中的攻城前线见到久别的老领导，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敌人的炮弹和子弹不时在指挥所的掩蔽部上掠过，指挥所内只见军人进进出出，只有两部军用电话，别无他物。指挥所的前后左右，都由连夜挖成的战壕沟通。我们县部队驻在指挥所后边群众挖的深壕边上的昝家。由县、区地方武装和民兵，日夜守护深沟，以防敌人偷袭和突围。我们几个负责人日夜轮班值勤。再向东南约一、二里，就是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即大本营，杨国夫司令员坐镇于此，负责这次战役的总指挥。一天中午，我只带一个警卫员小顾，从军区前线指挥所通过战壕，到了与敌城堡垒相距只有约五十米，也即是与敌人面对面的临时碉堡。这碉堡是在
  连夜挖了战壕之后抢修起来的。当我从枪眼里观察敌方时，只见敌人城堡、护城河、障碍等等就在眼前，甚至可以看到敌人在枪眼里活动的影像。一位守卫的战士告诉我，从枪眼向外看不能久留，因为敌人专门瞄准枪眼，我方已有伤亡。我们对敌人也是等他一在枪眼出现，就瞄准射击。我们的战壕修得较宽，战士可以在其中待命、吃饭，来往可以交通。我从交通壕渐渐走出，经过一段开阔地时，敌人已经发现，于是子弹从我身边嗖嗖而过，我用低姿势跑步，和小顾一起脱离敌人的射击，回到驻地。这时每天日夜都进行外围战，主要是打县城外围的子母堡。城东南一个小村的碉堡最顽强，驻有一百多人，是由李光明部一个最凶恶的营长刘扪子的一个中队长指挥。一天下半夜，我军发起攻击，全歼这个碉堡之敌，早晨就结束了战斗，活捉了进行顽抗的伪中队长。当一批俘虏由战士沿深壕边押解时，我狠狠地教训了这个伪军中队长，让他看看城外的主力、地方部队和民兵，深沟、严阵、人民战争的壮观场面。这个伪军中队长带着疲惫、失望的神色，同另外一些俘虏，被押解在我们面前走过，然后送到后方。
  全歼顽敌 庆祝胜利
  我军经过研究，认为攻城不需要挖地道炸城堡，也不需要用黄色炸药，只需用从无棣缴获的大炮。这里要提一句，黄色炸药由战士送到敌人碉堡旁边，让敌人“坐飞机”，把敌人和碉堡炸得粉碎，这一英勇有效的攻城办法，
  后来被人民解放军广泛采用，原来就是由渤海部队在战争中首创的办法。一天早晨，我军用大炮轰了东关城堡，打掉一角，并有一发炮弹落到城里未炸。敌人本来以为我军没有大炮，可以死守，现在看到了这种情景，非常恐慌。我军连续炮轰两天。敌人五个头目：商河的田敬堂、李光明、济阳的白玉亭（回族）等于第二天下午各抗白旗，到了东城城墙喊话，表示要出来会见杨司令，要求投降。当然这时敌人的表示为时已晚。我军由团长李佩恭、政委孙正同志率领军区主力十九团，担任主攻任务，正在这时已打开了东关，冲锋在前的战士已把胜利的红旗插在东关城上。这一夜，敌人乱成一团，我方军民兴高采烈，彻夜不眠。我军战士首先从东门蜂涌进城，由于部队早经政策教育，向所有俘虏宣传缴枪不杀，给以出路，所以敌人纷纷放下了武器。这次我军围城先后约有两月，正式攻城不过一周，我军伤亡不过一百多人，然而却换取了全歼一万敌人、无一漏网的伟大胜利。我是第二天清晨和钱光、刘天祥带县部队从东关进城的。我走过已被摧毁的子母堡，通过护城河上铺的林秸和鹿砦，在横七竖八的敌人尸体堆中，进了城。这时我们的战士由于缴获大量弹药，有的鸣枪为乐，这也是一种欢庆胜利的表示。进城的当天，我们县委即进驻田敬堂的宅院，县部队驻在敌人司令部驻地。我首先和县长左栋周同志到了伪县政府，在路上遇到了地委书记、军分区政委曾旭清同志。他告诉我田敬堂、李光明等五个头目均已俘获看押。田敬堂（绰号田三秃子）已偷偷服鸦片自杀未死。不一会，一
  个担架抬进县府大院，上边蒙着雪白的被单，人们说抬的就是汉奸头子田敬堂。当时还听到这个作恶多端，死守顽抗，投降已晚的家伙的微弱的呻吟之声，这算是敌人失败的最后阶段，汉奸末日的最后一幕。这与我军兴高采烈，鸣枪庆祝的情景，恰好成了鲜明的对照。不一会，接到报告，说田敬堂已经一命呜呼，这是罪有应得，是汉奸的必然下场。
  我回到县委，原来先到这所房子的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辛国治同志正要回到军分区。他在临别时告诉我，部队接到紧急任务，要立即整编北上，到东北去，以防国民党争夺人民的胜利果实。这时我们刚刚进城，有两个小插曲，现在回忆起来也很有意思。县委住的田敬堂私宅，杂物狼籍，其中有一大盒如同中药的东西，丢在垃圾堆中准备清除；后来才知道这是名贵补品银耳，我便请县委秘书韩建成同志煮给大家吃。他煮了一大锅，大家分食，有的同志因不懂药性，吃得太多，一晚心烧得不能睡觉。县委组织部长、各救会主任阎华文同志的通讯员小杨，是个十二、三岁的农村孩子，非常天真可爱，他看到电灯，便从电灯泡点火，总是点不着，然后问我们，惹得我们哈哈大笑。
  县委接到紧急动员参军的指示。在打开商河的胜利形势下，群众革命热情十分高涨。当时我们县委和区级干部开了紧急会议，进行动员，把任务分配下去，在群众中一号召，农村很多青年都纷纷报名参军。这时已经不止一次动员参军，但仍有约二千人报名，群众欢送新战
  士，骑了驴、马，带了红花，送到部队，形成大参军热潮。参军的青年几乎都是雇工、贫农，成份很好，根本没有费多少精力，就完成了任务。当时渤海部队，奉中央的命令，就在商河组成渤海第七师，师长是杨国夫，政委是刘其人，副师长是龙书金，参谋长是阎捷三。商河新参军的战士，就在他们的指挥之下，立即编入战斗行列。由于情况紧急，这些战士还未穿上军装，只带着商河解放缴获的武器，就奉命连夜向山海关开拔。在出发之前，驻在商河城关周围的军区、军分区、附近各县的部队，还有民兵和群众，大约有两、三万人在城关以西的广场，开了一个盛大的庆祝商河解放的大会。其实也是欢送渤海新编的子弟兵七师北上的大会。因为保守军事秘密，没有宣布为欢送大会。这时距商河解放大约只有一个星期，很多俘虏还关在城西一个小学校里，从墙上钻出头来，好奇地看着军民队伍，浩浩荡荡向大会广场集会的壮观情景。在这以后，部队和地方配合，对俘虏进行甄别，县敌工干事李金铎参加了具体工作。结果除少数作恶多端的汉奸骨干、头子之外，其他都按我军俘虏政策予以遣散。庆祝大会是由商河县委、县府主持，作为地方东道主，军区、军分区的负责同志都上了新搭的土台，算是主席团就席的地方，但没有桌凳，都是站着，下边的军民全是席地而坐。我代表全县党政军民致庆祝词，记得我由于异常高兴，所以讲得慷慨激昂，充满革命热情。阎华文同志代表各救会讲话，最后由阎捷三同志讲话。记得大会唱了不少革命歌曲，然后散会。
  镇压汉奸 开展工作
  庆祝大会开过之后，军区、军分区部队离开了商河。商河县委就忙着主要在新解放地区开展工作。开始要县区部队掩护，镇压汉奸、恶霸地主武装的反抗，然后发动基本群众，开展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只是到了1946年中央“五四”指示之后，才大力开展土改运动。这是后话。
  大约是1946年初，我正带着部队在岳桥，掩护开展反霸斗争，接到电话，说是渤海军区行署（驻在惠民）决定将原驻商河的汉奸头子之一李光明及其属下杀人不眨眼的营长刘扪子押到商河，召开群众大会，实行镇压。因为李光明的家就在岳桥东南数里，是新解放区，这一带还有他的爪牙。有一次我们县公安局在这个区镇压了一个民愤很大的汉奸，就是李光明的部属。这个汉奸被押上群众大会，还实行顽抗，表示至死还要忠于李光明。所以我们对这一带新解放区的汉奸残余势力，不可掉以轻心。经过县委决定，把李光明和刘扪子押到岳桥实行镇压，以便打击汉奸残余势力的气焰，支持群众翻身。为了安全不出意外，犯人由县部队押送，并在刑场周围的屋顶和柴草垛上放了警戒，安了机关枪。我们搭了一个土台，召开了群众大会，让两个犯人剃了头，吃了刑饭，然后押赴会场。开始由县公安局长孙鸿信同志宣布李光明、刘扪子的罪状，然后还问犯人有什么话要说。这时李光明认了罪，悔当初不早投降，认为幻想国民党，不认识共产党的力量，误了终身。刘扪子吓得哆哆嗦嗦，说不出话来。然
  后我向群众讲了话，说明两犯作恶太多，罪大恶极，为了支持群众要求，政府决定对两犯正法。群情愤激，一片欢腾。然后由执刑队把两犯押到台左后方荒地上执行枪决。两犯都是地头蛇，封建迷信很重，临死前还向他们家的方向跪着拜了一阵，然后就刑。从此除了田敬堂这一商河大害已服毒身死之外，商河另一大害李光明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等于在商河人民头上搬掉了两块石头，群众运动便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了。
  附：说服魏明庵 劝降商河城
  1944年11月，我从渤海区二地委调到商河任县委书记兼任县大队政委，活动在韩庙、樊家屯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开展对敌斗争。到一九四五年春，敌人士气低落，形势发展很快，对敌斗争也由边区向商河城周围发展。到七、八月份，离城较远的据点已被我们全部除掉，日伪军都集中到商河城，城门防守严密，敌人轻易不敢外出。上级命令我们广泛发动群众，搞好政治宣传，扩大统一战线，迎接全面反攻，消灭日伪，解放商河城。
  为加快对县城的政治攻势，做分化瓦解敌人的工作，我们县委决定在适当的时候，派人进城送信，劝田敬堂弃暗投明，立功赎罪，争取和平解放商河城。经过多方考虑，我们选择了昝魏村的魏明庵先生。昝魏村在商河城东，离城二里多路。当时，魏明庵在家经商。他是北京大学毕业的学生，在校期间，接触过进步思想，有爱国心，曾在国民党军内干事多年，见过世面，懂政治、爱交往，是商
  河县少数几位上层人物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在国民党张里元旅做过秘书和教育工作。后因对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内战不满，而抱病回家经商。他在当地士绅中有一定影响；他还和商河城内伪军头目田敬堂早有交往，关系不错，据了解田多次请他出来谋事，均被他以有病为由而谢绝，所以让他进城劝降是最合适的人选。
  我们是这样开始和魏明庵先生接触的。记得正是青纱帐季节，我与钱光、刘天祥同志带部队从中心区来到商河城东的一个村子，离城十几里，托人把魏明庵先生请来。他一见我们是八路军，思想十分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摸不着头脑。我赶忙走上前去同他握手，向他介绍钱光、刘天祥同志和我自己。我开门见山说：“我们是八路军，今天请你来，是和您交朋友。我们中国人都应该热爱祖国，拥护抗日，反对投降；久闻，你有爱国心，因此我们有相同的看法，我们希望你能与我们合作。”我们摆上酒菜，作为客人招待他。他初次见面很拘谨，只是听，不讲话，对我们提的问题只是应付。我同他讲解国际国内形势，讲抗日战争的前途，讲统一战线政策，他不住地点头，不停地吸烟，我发现他抽烟很勤，酒量也大。我们整整谈了一天，晚饭后，才派人把他送回家去。
  过了几天，我又连续请了他两次，还是热情招待，喝酒交谈。他对我们的热情招待表示过意不去。同我们熟了，话也多了。他喜欢高谈阔论，有一定的见解。这两次谈话，我们交换了对全国形势的看法，我谈了国民党消极抗日的政策和表现，他谈了大学毕业后在外干事的经过
  和感受，谈了他对国民党的认识，并介绍了商河城内田敬堂等的一些情况。他感慨地说：“你们共产党的干部，都这么年轻（当时我任县委书记已数年，与他见面时二十五岁），懂得的事情这么多，你们平等待人，没有架子，和气可亲，老百姓都这样拥护你们，共产党了不起。”表示愿意和我们交朋友，一同抗日。
  八月下旬，我们接到中央通知，日军已向我们投降，八年抗战胜利了。全县人民一片欢呼，革命热情十分高涨。这时，商河县周围各县的汉奸、伪军有的已经逃跑，有的还在固守。蒋介石早就想把这些汉奸和伪军收编成国民党军队，给他们的头目个个都下了委任状，要他们守住地盘，迎接国民党军队进入解放区，以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商河县城伪军头子田敬堂，就被蒋介石委任为“鲁北剿共司令”，其他头目如高冠儒、翟子宜等，蒋介石也均有委任。他们高兴得忘乎所以，天天大摆宴席，互相庆贺。
  八月底，渤海军区部分主力部队准备前来解放商河城，消灭田敬堂。上级先让我们组织地方武装围困商河城，防止敌人逃窜。这时我们县部队指挥所搬到了昝魏村魏明庵先生前院的房子里，魏和我们八路军的关系更密切了。我记得部队刚搬去的晚上，他摆了酒席，招待县部队的干部，十分热情。我们军队纪律严明，爱护老百姓，魏明庵先生全家都很佩服我们。
  因为主力部队未到，当时还不能马上攻城，为了防止敌人突围，我们发动群众，动员了十多万民工，仅用大约
  十天时间，围绕商河城挖了一条深二丈、宽一丈五的封锁沟，把商河城紧紧包围起来，城中之敌成了瓮中之鳖，只等主力部队一到，马上攻城。同时，我们还组织县部队和群众，向城内伪军开展政治攻势，成立许多喊话小组，用喊话筒向城内喊话，或通过各种关系传递消息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和我军在全国各大战场的重大胜利。特别是动员了伪军家属喊话，或带信，指名道姓的叫儿子，叫丈夫，叫哥哥，要他们放下武器投降，求得八路军的宽大处理，回家过团圆日子，不要再给蒋介石当炮灰。我们还不断地佯装攻城。由于我们断了敌人与城外的一切联系，城里的特务人员出不来，敌人在外面的情报人员也进不去，加上我们喊话，敌人既不了解外面的情况，也不知道我们到底有多少部队，更不知道我们哪天开始攻城。这时敌人才感到情况不妙，象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
  为了摸清城内情况，争取和平解放商河城，县大队部决定派魏明庵先生进城送信，劝田敬堂放下武器投降。我亲自给田敬堂等写了一封长信，讲了全国抗战形势，说明了我党的方针政策，分析了他们现在的处境，晓以大义，陈以利害，要他们明大局、识大体，只有放下武器投降，才能得到人民宽大处理，顽固到底，只有死路一条。我派人把魏明庵先生请来，直截了当说：“这次请你来，交给你一项任务，请你进商河城给田敬堂送信，劝其投降”。魏明庵先生听了我的话，心里一愣，好长时间没吭声。他不住地吸烟，待了一会儿说：“叶政委，你让我进城送信劝
  降是对我的信任。但是，劝降任务，事关重大，个人安危不说，怕完不成任务，耽误了攻城。”又说：“一是田敬堂思想顽固，不宜说服；二是城内分帮分派，他们不可能全部统一起来；三是城内粮草足备，兵力装备也较强，城内工事坚固，防守严密，他们有可能妄图固守；四是田敬堂心狠手辣，翻脸不认人，不可能受劝，恐怕难以完成任务；请政委考虑。”我们也考虑到魏明庵先生会有这些想法，我对他说：“我们也知道田敬堂等受此一劝，投降的可能性很小。但是劝降不成，可以观察一下城内虚实。了解一下情况，借机宣传一些八路军的政策，我认为，你们有多年的交往，对你不会马上不认人；二、他现在处于兵临城下，四面楚歌，你劝降出于对他的好意；三、他们现在也急切想知道一下城外八路军的态度。”我很有把握地对他说：“你大胆去吧！我断定你安危无妨。”他听后，思想顾虑有些解除，答应进城一试。
  三天后，魏明庵先生从城里回来了，他对我们详细地汇报了进城后的经过。说：“田敬堂对我很热情，并设宴招待了我，我把你的信交给他，他边看边吸烟，脸色不住地变化，但没有发火，在屋里来回走，思想矛盾很大。我把八路军围城的情况做了详细交待，他听后心里惊慌，才明白我们挖封锁沟的意图。我问他给八路军回信吗？田敬堂说，再等等看。”
  过了几天，城外围的几个据点都被我们消灭了，我又写了两封信，请魏明庵先生先后给田敬堂送去。第二次进城后他回来说：“不少伪军官兵已知道我是八路军派来
  送劝降信的，有些和我熟悉的就偷偷打听城外消息，我把八路军的实力和攻城的措施宣传给他们听，并说，商河城危在旦夕，八路军很想争取和平解放。商河城是保不住了，你们打不赢，也跑不了，只有投降。”后来知道，魏明庵先生进城劝降的消息一传开，城里象落了一颗炸弹，上下议论纷纷，有的伪军开始动摇，有的开始准备后路。魏明庵先后还说：“由于天下大雨，城里缺少烧柴，伪军抢夺老百姓的门窗、家具来烧。老百姓叫苦不迭，恨之入骨，盼望八路军赶快攻城，救他们出火坑。”他说：“田敬堂一伙，还是坚持固守，和八路军对抗到底。”还告诉我们：“田敬堂等几个头目，意见不一致，有的想和八路军谈判，但多数坚持固守。一是他们认为多年和八路军作对，杀害了不少群众和干部，就是投降，怕共产党也不会饶了他们；二是有幻想，认为接受了蒋介石的收编，国民党完不了，就不会不管他们。他们天天向济南拍发电报，要求赶快派军队来解围。济南几次派飞机来空投物资和骚扰，也给他们壮了胆子；三是前段主要是围困，打了外围据点，没有消灭他们的主要力量，他们认为城墙高，护城河深，八路军不易攻破，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以为国民党增援部队来了就得救了。”魏明庵先生第三次进城送信回来说：“田敬堂对固守已失去信心，特别是他亲自组织了几次‘敢死队’，每人发给十块现大洋揣在怀里，向城外突围，都全部被我们消灭在封锁沟前，他才觉察到八路军势力强大，从而紧闭大门，等待援兵。”
  这时，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带军区主力来到商
  河，经过几天的准备，于9月24日开始总攻，9月26日东城门楼被我军几发炮弹轰坍。有的炮弹落进城未炸，使他们看到，我军竟有如此大的炮弹，吓得到处传播八路军的威力，比炮弹炸开的威力还大，不敢抵抗了。在我军强大的攻势下，田敬堂、高冠儒、李光明一伙见大势已去，于黄昏被迫无奈，举白旗投降，但为时已晚。接着城门被攻破，他们都成了我们的俘虏，人民的罪人。
  魏明庵先生三次送信。虽然未能使田敬堂接受投降，但是，为我军了解了敌人内部一些情况，通过宣传，动摇了敌人的军心，消弱了敌人的斗志，为我军解放商河城、消灭田敬堂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日寇投降后，我们打开商河进入城内之后，我和县长左栋周等同志还经常请魏明庵先生到县委、县府来交谈。他有时也来拜访我们县委、县府的负责同志。那时钱光、刘天祥同志已带县部队升级到军分区主力部队，我和县长左栋周、副书记兼各救会主任闫华文等同志都与魏明庵先生更熟悉了。我们不断地对他做团结工作，常常讲形势和政策，使他对我党有更多更深的了解。建国后，他连任省政协一、二、三届委员，担任过商河县副县长，县中学副校长，县人大常委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等职。粉碎“四人帮”后，我到商河故地重游，曾到昝魏二庄老宅会见过魏明庵先生，他深情地接待了我。我看到他已古稀高龄，但仍订了报纸、书刊，坚持阅读，直到1983年八月逝世前仍关心时事，说明他是在党和人民的帮助下不断进步，使他成为商河县最有影响的一位民主人士而载入史
  册。
  三、土改·剿匪·支前
  我们县委自打开商河城之后，工作十分紧张，任务一个接着一个，但大家齐心协力，干劲冲天。当时的主要任务，是依托老根据地，开展新地区工作。大体上是以东至惠民、西至临邑的120华里公路为界，东北部三个区（划出三个老区给惠民、阳信、乐陵除外）属于老区，西部与南部六、七个区属于新地区。新区过去是敌伪占区，群众受压迫很深，但由于长期受欺骗宣传蒙蔽，对我党我军缺乏了解，并常常表现生疏、隔阂，我们的工作是一片空白，缺乏基础。新区地域又很广大，所以是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重点。
  自打开县城后的1945年秋冬，到1946年春夏，我自然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新区。开始以镇反、反霸、宣传、发动基本群众为工作中心，经常带领一支部队为后盾，调集一批老区干部担任各区主要职务，健全党政军民（即区委、区政府、区中队、农青妇各群众团体）各领导机构，并常在玉皇庙区、岳桥区、白桥区活动，以玉皇庙区为蹲点地区。
  初到新区，原来农村依附敌伪的反动爪牙，惶惶不可终日，暗中进行拉拢、造谣、破坏，威协群众，不让接触我党、政、军、民团体；少数受压迫剥削最深的穷苦群众，暗地接近我们，诉苦、串连；多数群众对敌伪心有余悸，等待、观望。我们先通过镇反，把岳桥的大汉奸李光明及其
  手下罪大恶极的杀人凶手数人公开镇压，开大会大张旗鼓宣传，不啻在群众头上揭去了一些大盖子，煞住了新区反动爪牙的气焰。然后以蹲点村庄为基地，对贫苦群众一个一个地串连、启发、组织、发动，选准斗争对象，多半是敌伪、爪牙，往往也是恶霸地主，开展反霸斗争，开村民大会由群众控诉、说理、批斗。蹲点村工作搞开以后，发动周围村庄群众代表参观、交流，扩大影响。然后在全区召开“万人大会”，把周围群众召集起来，在大会上由反霸翻身的群众和代表（一般是新涌现的积极分子）现身说法，控诉、报告。然后由县区的负责人代表党政军对翻身群众加以鼓励，全力支持，并系统宣布和解释党的政策。我在玉皇庙区所在地便开过这样的“万人大会”，到会群众人山人海，情绪热烈，各村锣鼓喧天，像过节日一样热闹。我穿着军装在万人大会上代表县里党政军讲话，为群众撑腰。那时没有扩音器，我在大会上把嗓子提到最高限度，大声讲解，支持群众，宣讲政策，情绪激昂，至今不忘。这次大会影响所及，各村群众反霸斗争，很快推广开来。这叫做“以点带面”，是我们在根据地领导群众开展工作惯于使用、行之有效的一种工作方法。
  这里我要回忆一段历史插曲，但就我个人来说是终生大事，就是我正在此时以闪电方式结婚，与我的老伴结为百年之好。1946年春季，我正在玉皇庙“万人大会”紧张开会时期，接到城里县委机关给我来电话，说是我的未婚妻秦毅敏同志由一军分区盐山县远道骑马来看我。我在电话机旁像触了电似的，脑中轰得一下，一种内心的兴
  奋、新奇与憧憬之情突然涌了上来。我立即要警卫员备了牲口，说有要事回城。我立即赶到城里，心跳不止。但进入机关（与宿舍在一起）第一次见到爱人时，却在外表装得十分镇静，避免机关同志讥讽县委书记失了风度。那时我已二十七岁，毕竟，我是第一次恋爱，第一次订婚，当然也是第一次结婚，向来羞于接近女性，十分腼腆。但我已经有九年战争风雨、工作实践，又是一县之长，不能不在心理上产生一种难于平衡的矛盾和反差。
  在平原残酷的战争期间，随时准备牺牲，谁也不去考虑个人婚姻问题。不过1942年我在新海时，王均与我同岁，当时任地委宣传部长，他婚姻恋爱问题上思想比我开放，为人豪爽。一天晚上谈完工作后，他突然和我谈起，抗战时期当然可以把婚姻问题放一放，但抗战胜利后恐怕像我们这种年龄也应该考虑解决了。虽然我当时由于腼腆未加可否，但心里一直记着这句话。日本投降、商河城打开后，工作繁忙，个人问题根本顾不上，突然于1945年的冬天，地委副书记何郝炬由区党委回二地委，路过商河，在我们县委委员陪他吃晚饭时，竟不保密，把地委组织部长李援为我介绍认对象的事捅了出来。因为我事先一无所知，不好意思作任何表示。不料李援同志为我介绍的对象秦毅敏同志虽然现在远在盐山，担任县妇救会主任，不过原来就在乐陵、商河、阳信妇救会工作过，与商河现在有的县委同志很熟，他们一致表示很高的热忱，说：“没有错，准行。”这一下子把我的心事搅动起来了。我抓紧机会向他们个别打听对方的详细情况，当然他们
  都愿成人之美，尽说好的。从这些中间人中，有的向我“告密”，把对方写的信交给我看，尤其是“没有错，准行”这个话的条件反射很起作用，促使我下了决心，主动追求她。立即绞尽脑汁，破天荒地写信，说“唐突写第一封给你”。就这样鱼雁往还，在几个月中不知写了多少信，相知已深，决定订婚。所谓订婚在战争条件下并无什么手续、形式，不过是相知与结婚之间的一种短暂的过渡而已。
  可是在刚刚解放一些县城的条件下，连照片也没有，只得凭中间人口说为凭。不过那时我们都年轻，我27岁，她23岁，况且都受过革命锻炼，侧重注意思想作风，不太强调长像，反正差不到那里，心里老记着熟悉的同志那句话：“准行”，心里也就有底了。不料当我在县委机关东屋由组织部长老闫领我与她见面时，她的美丽和俊雅使我惊讶了半晌。心想，怎么在北方山东乐陵县农村出生这么一位国色天香呢？他穿着农村妇女干部的对襟便服，极端朴素，但举止优雅、大方，毫无俗气。也正如区党委书记王卓如同志告诉我的“她举止大方，性格很像男孩子。”我当时因急着赶回城里，穿了一身便服（那时为了工作需要，县委书记既可穿军服，也可改穿农民一样的便服），连胡须也未刮去。我虽然年轻，五官端正，也有几分矜持，但当天不修边幅，在她的光彩英姿面前总有一点自惭不如之感。组织部长离开之后，一种奇怪的心理状态，驱使我们两人第一次对谈时，好象一对生人，似乎很客气，中间像有一张纸一样隔着，尚未戳破。
  第二天我换上了军装，精神抖擞。傍晚，她到我的北屋，这次深谈，忆及童年的幸福与苦难，似乎返本归真，回到童年的天真无邪，终于把那张无形的纸戳破，打破了第一次见面的自我束缚、清规戒律，青春的热力充分发出，两人终于拥抱，第一次相吻了。
  那时革命队伍结婚手续、仪式极为简单。本来第一次相见，并没有准备结婚；但是因为两地睽违，相隔二百华里，她来一次很不容易，加上地委宣传部长刁一民同志正在县委，他可以代表一级组织。于是我鼓起勇气，打算结婚征求她的意见，她表示“没有意见”。于是我口头向地委同志提出申请，立获同意；又用电话向区党委组织部口头申请，由干部科长朱凝同志接话，立即表示同意，并表示祝贺。于是由县委机关于第二天即1946年4月23日，筹办一个简单的结婚仪式，买了一点花生，由地委、县委同志发言祝贺，然后像平常一样在一起吃了一顿饭，连文字报告也免了，于是终身结缡，大功告成。
  回想起来，那时我的面皮实在太薄，为了怕同志们议论，结婚那天不但什么都未准备，连胡子也未刮。是在结婚之后才刮的；预先也未照像，也是在结婚之后补照的。结婚这几天，我的工作并未停顿，照样开会、办事。结婚之后，我们商量，鉴于二人任务繁重、工作紧张，她应该早日回一分区工作。虽然有的同志出于友谊，挽留她多住几日，但商议已决，终未更改。于是三天后为她准备了一架马车，由我的警卫员顾文礼伴他回去。现在过了49年，明年将届金婚，想起当年我们这一辈人对个人、婚姻
  的思维和举措，恐怕很难为现代人所理解和赞同。自己想想的确当时有点傻劲，但是如果把当时历史背景联系起来想一想，我们的行为方式是合乎逻辑和容易理解的。试问当时有多少同志和群众惨死在血泊之中，眼前又面临蒋介石不仅独吞抗战胜利果实，还要发动内战，新区久受压迫的群众伸着脖子恳求我党我军支援，各地风起云涌发动群众，只争朝夕，哪有那么多闲情逸致沉缅于个人的幸福呢？！
  我们正在开展反霸斗争中，于1946年5月下旬接到通知，到惠民渤海区党委所在地开县以上干部大会，传达中央关于开展土地改革的“5·4”指示。会议传达后讨论了半个月，从民主革命理论到土改意义与具体政策，讨论非常深入；参加者既有原来长期在山东工作的老同志，也有新从华中、新四军北调的各级负责同志，各有见解，讨论热烈，也有争论。我既在山东长期工作，又是南方人，所以对双方观点容易理解。大会讨论时数十位县委书记发言最多，如吕亮屏、李代耕同志等，我也作了长篇发言。区党委书记景晓村、副书记兼行署主任王卓如掌握会议，比较民主，效果较好，是根据地的一次有历史意义的盛会。
  大会之后，回来到各地、县传达大力贯彻，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土改如火如荼开展起来了。在此之前的反霸斗争，看来不过是土改运动的前哨战。土地改革实施初期，我在城西胡集区蹲点，鉴于我党我军影响的优势，农村一时又不了解具体政策，许多富户纷纷出来
  “献地”。其实所谓“富户”，一部分是真正的地主，一般小地主居多；也有富农、富裕中农。献地之后，领导要强调批判、斗争，把地主阶级在农村的政治优势打下去。所以当时既要防止“和平土改”，不经斗争易于走过场，放纵了为非作歹的真正地主，又要防止侵犯中农利益。当时农村像一锅水那样沸沸扬扬，情况复杂。不久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群众也出现了一些过火行为，干部也滋长了一些过左倾向，不少地主跑到济南等国民党占领的城市，与昔日的伪军和现在的旧军队以及逃亡的汉奸、恶霸爪牙结合起来，分散组织武装潜入根据地，杀人放火，实行报复。甚至袭击县、区武装，酿成惨案。这些武装一般的一、二十人一股，也有百多人一股的，昼伏夜动，机动游击，使用我军对付日伪军的一套办法，为害甚烈，群众称这些反动武装为“小组”、“还乡团”。所以在刚解放镇反之后，又要大力剿匪。
  商河、济阳、惠民三县边界从济南出动的“小组”、“还乡团”非常猖獗，渤海军区建立了联防剿匪指挥部，由军区参谋任总指挥，三个县的县政委、书记马效泉、傅科和我任副总指挥，经常相聚配合行动。惠民县委书记马效泉在一次与大股还乡团遭遇战中，在商惠边境马颊河内被击中，不幸牺牲。我与傅科幸免于难。自此更加强了军事行动，因还乡团危害群众，没有群众基础，数月内全部镇压下去。正在此时，康生到了渤海地区，开展“三查三整”，大搞唯成份论，“反对右倾地主富农路线”，“贯彻贫雇农路线”。一方面认为脱产干部中家庭成份富裕的、
  有剥削的都是右倾和地富路线的思想根源和组织基础，大搞唯成分论，把这些干部基本上换下来靠边，到贫下中农中去锻炼。农村不脱产干部也大换班，中农以上的全部换成贫农、雇农、下中农。连区党委书记景晓村等一大批高级干部都批为“右倾机会主义”之后，下了台（经过三十多年，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平反）。康生其人“左”得出奇。所以渤海有一段土改越搞越“左”，越搞越乱，危害不小。直到过了一段，全国土地会议之后，特别是广播任弼时同志《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不准侵犯中农利益，要给地主富农出路，不准打人之后，干部才敢说纠“左”。但“左”的观念成风，根深蒂固，很难彻底纠正过来。
  这时自卫战争前线紧张，支前任务紧急繁忙。商河做了三件事：一是数次动员大参军，先后几千人上了前线；二是县区部队数次升级到主力部队；三是组织数千民工、担架队，支援前线。
  我于1947年初，由于土改、剿匪、参军、支前工作太紧张，不懂休息和保护身体，连续于寒冬受凉，突发高烧，患了大叶肺炎，不得不抬到一百多里以外的军分区医院治疗。以后又有反复，诊断为黑热病。后来得知当时把棺材都准备了，由于军分区政委、地委书记曾旭清同志亲自过问，派人骑马到二百里以外军分区卫生部搞到一点宋庆龄支援解放区极其稀缺宝贵的潘尼西林，我的生命才被抢救过来。否则也就没有以后的经历了。
  这时我已因病离开工作岗位，但在医院得知土改中
  出现不少过火行为。商河也曾出现群众斗争中打死批斗对象的情况。我认为在波澜壮阔的土改运动中，群众由于义愤偶然动手打人是难免的。但干部要掌握，要劝止。我是不主张打人，乃至随意打死人的。但那时在康生一个劲反右倾的气氛下，谁能扭转这类过左行为呢？何况我在医院抢救，生死未卜，更是难于对商河县土改发挥任何作用了。从根据地大量现象看来，土改中发生和存在的问题当中“左”的错误是主要的，对社会安全和生产发展产生不少消极作用，但被军事上的伟大胜利掩盖过去了。
  1947年冬，我身体稍有好转，即调到区党委党校，离开了我战斗、工作过的商河。
  作者简介：叶尚志，曾用名叶光亮、赵隐奇，安徽省宿松县人，1919年9月出生，知识分子家庭，1937年8月参加革命工作，历任商惠县委书记、商河县委书记。解放后，在中央机关和上海从事统战、组织和高等教育工作。现任全国人才研究会副理事长，上海人才研究会名誉会长、多家高等院校兼职教授、名誉教授等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