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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过一段时间的回忆，并有机会和一些老同志座谈，将当年的一些革命活动，分几部分叙述如下：
  一、1938年前后家乡的情况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大举入侵中国，国民党反动派采取不抵抗政策，大片国土沦陷。日军在沦陷区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烧杀抢掠，无所不为。此时，人民自发地组织了各种形式的民众团体，奋起抗日。其中，在我的家乡——商河县韩庙乡朱林村，影响较大的有小红门，刘景良部队的孙老五团和曹五旅。刘景良是国民党的杂牌军。小红门又叫西大团（北大团）。活动地区，西到殷巷、十排甲，东到惠民县归化街一带。他们的成员，以各村的富家大姓为主体，有自己的武器、武装。各村按地亩分派枪支，每30亩地买大枪一支。西大团武装力量二千多人。小红门的头目赵鸾义，经常骑高头大马，带领护从，各村巡视。孙老五是另一支较大的武装力量。他是个土匪，也有千余人，在龙桑寺一带活动。1938年，赵鸾义和孙老五，为争夺地盘打了一次大仗，结果未
  分胜负。
  在1938年，日伪军先后来到乡村。他们到处安据点，筑岗楼，清乡扫荡。这时，八路军也来到此地，在我的家乡邻近活动。人民向往共产党，党的组织在各地先后秘密建立。因为有了党的领导，党的组织逐步发展壮大，抗日活动逐步展开，各种力量开始分化，有的投靠日本当了汉奸，有的成了土匪，有的走上革命道路，成了党领导的人民武装。
  1941年西大团的头目赵鸾义投降日本，成了死心塌地的汉奸。1942年被我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处死在小范家村头。孙老五也被我们消灭。
  在我的家乡，日本鬼子先后安过两次据点。第一次是在1937年秋，日本鬼子带领伪军来到北周家学校（据说，田三秃子也在其中），要建立据点，遭到人民武装力量的伏击，未能站稳脚根，又回到了商河县城。到了1939年6月21日，日本军队来了，在黄家屯安了一个中心据点。同时，在沙河街、龙桑寺、李家集等地也按了一些据点，在这些据点之间，每隔三里路设一个岗楼。从此，鬼子的扫荡日益猖狂。抗日战争进入了一个艰苦的阶段。
  二、1938年后的情况
  （一）党支部的建立
  1939年10月，经孙元清介绍，我和本村石玉佩、刘炳章参加了共产党，并举行了入党仪式。我们村有了党的组织，建立了支部。从此，我们以全新的面貌，投入了抗
  日战争。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发展党的组织，展开了一系列的斗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二）当时的组织状况
  党的组织在我家乡一带的领导人，开始是孙元清，相继是赵立刚（化名张立仁）。随着党组织不断发展。这一带分成几个片，我村这个片由赵曰礼领导。赵曰礼调出后，有我负责，当时，党的组织状况是：朱林村党员石玉佩、刘炳章、刘湘阁三人；店子街张汉英、张汉翟、张笑存三人；小张家苑吉福、苑玉法、张孝任三人；小周家，邓福三、邓庆云二人；胡家营，李尚武、孙凤武二人。共计十三人。
  （三）抗日宣传工作和抗日政权的建立
  建党初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反对投降，惩治死心塌地的汉奸和叛徒。
  当时敌我斗争形势十分残酷，日军经常大清乡，大扫荡。把清乡中搜捕来的八路军和其家属，以及无辜老百姓，带回黄家屯据点严刑拷打残酷折磨。有的捆绑到据点东边的松树林里，或南门外坟地枣树林中剐鼻、剜眼、枪刺。在敌人的大屠杀面前。革命队伍中的人出现了动荡、分化。有的人动摇退出了革命队伍，有的人甚至投靠敌人当了叛徒，为虎作伥。四区区队副陈金如，在孙家营战斗中，负伤后被捕，经不住敌人的拷打和引诱，变节自首，当了宪兵队长。
  但绝大多数同志，虽备受敌人的痛苦折磨。意志却更加坚强。韩杰、张常运同志被捕后，至死不降，敌人为
  了控制他们，不让他们再去当八路，就把他们的父母都弄到据点做人质。刘汉山同志被鬼子抓到据点，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宁死不屈。黑夜，他趁敌人不备，挣脱绳索，爬越围子墙，跑了出来，又继续同敌人斗争！
  1940年我们村建立了抗日村政权。石玉佩任抗日村长，负责给八路军办事情。为了更有力地同敌人斗争，我们村还有“白皮红心”的伪保长，公开是日本鬼子伪政权，实际上为我们真办事情。伪保长连选了几次，先后由郭连芳、周曰然、王克俊等人担任。他们表面上给鬼子摧粮摧款，实际上是为了掌握鬼子的动态情况。那时，我们以卖杂面、卖豆腐、卖馍馍作为公开身份，石玉佩以卖油条、果子为公开职业，经常出入据点，刺探情报。
  我们抗日政权，在党的领导下，同敌人的屠杀政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对那些投靠敌人，背叛革命，出卖党，出卖同志，同敌人狼狈为奸的叛徒和那些死心塌地出卖祖国和民族利益，凭借敌人力量，为虎作伥，草营人命的汉奸、伪保长等，该惩处的及时予以惩处。
  当时，领导这一斗争的主要是区长，有孙佃清、袁区长、赵立刚（化名张立仁）、孙元清等同志。据我记忆，伪保长贺登举，日本侦探李俊田，当土匪的石玉介，还有店子街的伪保长马春明，吸大烟的张双林及其当了叛徒的儿子张其安，小张家的伪保长张益勤，胡家营的叛徒李竟村，黄家屯的汉奸刘天友等，都被我们处死。处决后，还张贴布告，公布罪行，以儆敌人。同时宣传有功受奖，给多数人留有出路。通过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打击了敌
  人的嚣张气焰，使伪军、伪保长发生了质的变化。很多给鬼子办事的人，开始在八路军中寻找出路，替八路军送情报，办事情。
  （四）挖掘交通沟
  1940年前后，日军三天两头到五寨子、归化街一带扫荡、清乡，烧杀抢掠。他们为了确保据点的安全，征集成千上万的老百姓，围绕岗楼和据点挖围壕。壕宽十米至十五米，深四米至五米，壕壁直上直下，十分陡峭，壕内灌水。在每个交通要道都有吊桥，放下吊桥才能出进鬼子据点。吊桥专有日军把守，防守十分严密。
  八路军为了便于和敌人斗争，包剿鬼子据点，也组织群众挖交通沟。交通沟主要是以道沟为主，把平道挖成深道沟。这样八路军不管白天还是夜间，在交通沟内行军作战，便于荫蔽，便于进退。这些交通沟都是村村相联，逐渐逼近敌堡。
  日军发现这些交通沟对自己威胁很大，便命令百姓白天垫平，我们便在黑夜挖开。挖了垫，垫了挖，敌我双方就这样进行着激烈地斗争。
  （五）挖地道和地洞
  我八路军为了粉碎鬼子的清乡扫荡。在各村挖了许多地洞、地道。在对敌人斗争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我们村的地道、地洞有七处，十二个洞口，长达一里多远，横穿了半个村庄。其中有八个洞口相互沟通，另外两个洞口各与村外相联。有两个洞口没有沟通：一是石玉佩后院天井中挖了一个地窖，地窖中挖有许多洞室，存
  放着许多抗日物资。二是李谓清家也挖了一个地窖，地窖中挖有许多洞室，独为一体。我家挖了一个地窖，在后院的天井中。这些地窖都是挖好后，再用木料、柴草搭盖起来。站在院子里，放眼望去，看不到地窖地道的踪迹。我家地洞口设在屋内的墙橱里，墙橱口与地窖之间有斜坡地道贯通。墙橱口用木材做成，橱底辅设木板，上面放着许多碗筷。一有情况，就可拿掉碗筷，一抽底板，洞口便显露出来了。地窖有两米至三米深，底层又分别与刘金仁、刘焕章、刘炳章、刘金殿、刘湘海五家相联。两地窖之间有地道贯通。地道横截面能容两个人猫着腰通行。在每两个地窖之间的通道上，设有一个只容一个人通过的很小的口。口旁堆满了沙土，人过去后，便用土填堵严实，仍是一个截然不同的地洞。一旦有情况，便可捅开口子上的土堆，爬越过去十分安全。象这样的地洞、地道，在我们村基本上联成了一片。
  在村西头，还有两处地洞，与以上几处互不沟通。一户在王炳南家，一户在王克祥家。他们两家的地洞，都是在院子里挖的。王炳南家的地窖与村外土岭联结。王克祥家的地窖有地道与他家住宅后院相联，后院子是一个无人居住，只放柴草的闲院子，在村子外皮。一旦发现有情况，都可以从这两处地洞较安全的转移出去。
  地洞口都伪装的很好，看上去有的好象地窖，有的好象墙橱，有的好象锅灶，一般不易被敌人发觉。
  地洞口的设置、挖掘和组织，上级要求很严格，要绝对保守秘密。因此，地洞地点，那些地洞相联仅有我一个
  人知道。有些事情我与石玉佩同志研究商量过，他也知道一些情况。我们之间相互分工，基本上是他负责地面上的工作，我负责地下的挖掘。参加的挖地洞的人，都是一些老实可靠的贫穷人。仅仅几个人，面很小，有李谓池、刘风水等三、四个人。地洞口大都设置在我们关系较好的堡垒户家。
  这些地洞、地道的挖掘，都是在夜深人静之后，鬼不知、神下觉的情况下挖掘的。主要工具都是手镐、锨、和木制小推车、土筐。有人在地下刨土，有人在地上运土，刨出的土立刻运到偏僻的地方，不给人们留下一点疑迹。每夜收工后，都要清理工地。这样大的工程，在那样的条件下，都是在深夜，凭借小煤油灯搞成的。现在回想起那些战斗的不眠之夜，心情是多么不平静啊！
  （六）地道帮助了我们
  地洞、地道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就显示了它的威力！在情况十分危急的时刻，帮助了我们，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有一次，我和王炳南在他家挖地洞，就整整挖了一个通宵。黎明，刚要收拾工具，将洞口周围的湿土运到外面去，就听到日军进村了。鲜土往哪儿弄呢？往外运已来不及。正在为难之际，表嫂子（炳南之妻）说：“垫到磨棚里！”我赶忙往磨道里扔，她就平。一看磨道里鲜土很多，会露出马脚的，她立刻端来了几盆水泼上。刚垫完磨道，还没有来得及将洞口的土弄完，鬼子就敲门了。我们立即钻进了地洞，上面有表嫂应酬。我们在下面静静地听
  着，日本兵一进宅，就发现了地窖。指着地窖问：“你的，挖这个干什么的？”表嫂说：“太君，盛菜用的菜窖。”“怎么这么多的鲜土？说假话，通通地杀头！”“太君，小孩子穿的沙土，昨日才拉来的。不信，进去看看。”他们又查了别的地方，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就走了。
  当时的气氛十分紧张。我们在地洞中静听着事态的发展、变化，多亏了表嫂的掩护，总算打发过去了。地洞掩护了我们，人民掩护了我们。
  1940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孙元清、赵曰礼正在我家开会，突然，日军包围了我家的院子。屋上屋下，屋前屋后，都站满了人。这时，我便叫家里人外出应付，屋内开会的同志都有秩序的钻进地洞，隐蔽起来。当时，杨清溪同志没来得及隐蔽，便躲在床底下的茅草堆中。日本兵用刺刀，紧逼着家里人问：“你的，土八路的可有？”家里人拉着孩子摆摆手说：“太君，没有土八路。”他们不信，便在屋里屋外，翻箱倒柜，折腾了半天，也没有见到八路。最后，发现了床底下的茅草堆，疑心有人藏在下面。就端着枪，对着茅草堆叫到：“八路的可有，不出来，开枪啦！”吆喝了半天，也没人出来。日军还是疑心不散，又用刺刀不住地穿刺茅草。地洞中的同志屏住呼吸，心里砰砰地静听着地面上的动静。家里人眼看着就要发生不幸的事件，藏在茅草堆里的杨清溪同志就要被搜查出来。她急中生智的狠狠地将孩子扭了两把，孩子哇地一声哭起来。家里人边打孩子边说：“再叫你哭，再叫你不听话！”边说边拉着孩子走了。他们看看无趣，翻腾了半天，什么也没找到，
  便灰心丧气的走了。
  1943年年底至1944年春之间，有一天的黎明，突然，胡同里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我从睡梦中醒来，发觉有情况，立即叫醒了还在沉睡的阎华文主任和孟庆胜主任。他们是昨天晚上开完会后住下的，睡在我家的西屋里。我睡在邻居刘炳章那儿，两家相距十四、五米。我从刘炳章家过来，叫他们钻进地洞隐藏起来。我们刚进洞，日本兵就进宅了。屋上屋下站满了人，包围了院子。等到敌人里里外外搜查的时候，同志们早已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了。敌人从拂晓到太阳一杆子高（八、九点钟），里里外外搜了一遍，连一个八路影子也没见到。走时还说：“你的，大大的良民！”
  事后，他们问起我：“你是怎么从刘炳章家过来的？怎么没有见到你呢？”我笑着说：“翻墙头过来的”实际上是从地道中过来的。我们村离黄家屯据点三里路，每当敌人到东乡清乡扫荡，八路军就躲在他们的鼻子尖底下，在据点周围活动，反而更安全。一有情况，便钻到地洞里隐蔽起来，在对敌斗争中，地洞起了很大的作用，十分有效地帮助了我们。
  （七）活捉伪区长
  1944年夏，猖狂一时的日本侵略军快完蛋了。人民的武装力量到处出击。为了摆脱被包围被围歼的处境，敌人把分驻在乡下的兵力集中到商河县城，把伪军留在乡下为据点支撑局面，敌我双方的形势已发生了根本变化，我处攻势，敌处守势。
  一天，上级党组织要我去了解黄家屯据点的虚实情况。兵力部署。我假装走亲访友，混进据点。当时，伪区长丁贵香住在我姐家中。那天，我在姐家作了一天客，喝了一天茶，对敌的虚实情况作了全面了解。了解到伪区长丁贵香，伪副区长邸峰辉都在据点，伪区公所机关都驻在路北，伪军驻在路南。这天，日本兵刚撤离据点，兵力十分空虚，是袭击据点的有利时机。
  回来后，我立刻作了汇报。县委书记叶尚志，县长王权五，从其它几个渠道了解的情况，都是一样。便决定夜袭据点，活捉伪区长。
  晚上十一点钟左右，县长王权五，县府秘书左栋周、县独立营副政委钱光、副营长刘天祥、和四区区长孙元清，率领驻在小范家的县武装一百多人，悄悄地摸到据点墙下，在两岗楼之间竖梯爬墙。不一会儿，上去的同志就干掉了岗哨，打开了大门。兵分两路，一路由钱光、刘天祥领着包围路南的伪军，一路由孙元清和我领着包围伪区公所。整个战斗十分顺利，路南未发一枪，全部缴了敌人的枪。捕捉伪区长的同志分成了两个战斗小组，包围了伪区公所。当邸峰辉听到枪声，从梦中醒来的时候，我们的战士已逼进他的床前，用枪点着他的头皮了。邸峰辉乖乖地被拖出来，上了绑绳。出乎意外的是丁贵香，那天晚上因孩子生病回家了。当我八路军追捕到周家时，丁贵香已闻讯潜逃了。
  这次战斗，我们取得了很大胜利，活捉了伪区长，缴获了部分枪支弹药，武装了自己，打击了敌人。从此以
  后，猖獗一时的敌伪再也不敢大摇大摆地作威作福了。
  （八）朱林一战
  1945年6月的一天早晨，天刚麻麻亮。刘景良部下王福成的部队，从惠民出发，去支援德平县的曹五旅（伪军）。中途，被我军击散。在返回惠民的路上，窜到我村李谓池家里，想吃了饭以后隐蔽下，夜间再逃窜。被我和石玉佩发现，弄明情况后，由石玉佩向七区区队作了报告。当时，七区区队因执行任务路过本村，在此住宿。我领着村干石本胜、石汝香和本村民兵，将李谓池家的宅子包围起来。七区区队堵了门口，民兵站满了房头。开始，向伪军喊话：“缴枪不杀！”待了一会儿，伪军并不吭气。我们便接连不断地扔了十几颗手榴弹。顿时，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敌人被我们的火力慑服了。挑起白旗，举手投降，乖乖地交出了所有的枪支。整个战斗不到一小时，胜利结束了。
  这次战斗，共缴获敌人的长枪十一支，受到县领导的嘉奖表扬。县领导将缴获的十一支长枪全部奖给了我村民兵，另外奖励马枪一支，以资鼓励。
  三、1943年底被捕
  这年底的一个夜晚，我正在家中睡觉，被“砰”的一声枪响惊醒！我立刻披上衣服，准备下床。这时，忽听到“咚咚”几声跳墙的声音，伪军用枪托边砸我的屋门边喊：“开门！开门！”我刚打开门，立刻觉得有几只手扭住了我。一个粗暴的声喊到：“把他捆起来！”我顿时明白了。
  漆黑的夜里，敌人早已站满了房头，包围了院子。他们跳墙开了我家的角门，如狼似虎的二鬼子剥去了我的衣服，把我悬吊在梁头上，几个打手，将皮绳浸泡在水缸中，轮番抽打，打得我皮开肉绽，他们边打边问道：“你家住过八路吗?”“住过。”“住过多少？”“很多”。“为什么不报告皇军？”“他们都是持枪的人，不让住行吗？你们无缘无故地捆绑良民，反抗行吗？”“八路的枪支弹药放在哪里？”“不知道”。我接着说：“你们问枪弹是假的，敲诈良民，勒索钱财是真的。”后来又打了我一顿，看来他们没有问到什么东西，就把我放下来，解到村西头，捆到路南的一棵柳树上。这时石玉佩迎面赶来，就听到一个伪军指点着说：“那不是石玉佩吗？还不逮住他！”其中牛贩子捅了石玉佩一把，把石玉佩放走了。后来才知道是叛变革命的杨明洲暗送情报，带敌人来的。
  伪军把我带到胡家营，又去抓孙凤武、王吉成。后又把我解到沙河街据点，关在一间小屋子里。
  一天，叛变投敌的陈金如来了。因叛变革命、出卖同志有功，为日军办事卖力，被提升为宪兵队长。他一进屋，便问：“老刘，你们的枪弹放到哪里去了？”我回答说：“没有。要是有的时候，早拿出来了。”陈金如说道：“还是说了吧，不要吃苦头了。”我说：“你们不是要枪，你们要的是洋钱。”陈金如一听此话，二话没说，便悻悻而去了。
  后来，家中人为救我，到处向亲友告借，变卖家产，拼凑了二十多块银元。拜托村中大姓，族中老人，郭连芳、石江峰、王克俊等，拿着钱和四匹布，到了沙河街据点，买
  通了伪军官，将我保举出来。
  出狱后，家庭更加贫困，较为富有的亲友都疏远了，讽刺挖苦的话接踵而来。这些活生生的事实，使我认识到只有跟党走，坚定地走革命道路，才是我唯一的出路，也是天下所有受苦人的出路。于是，我便毅然决然，告别了妻子儿女，离开了家乡按照党指引的方向，踏上了新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