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1940年春夏之际，冀鲁边区大平原上的抗日游击战争形势很好。这时，各县都开辟了新区，根据地逐步扩大。军区的主力部队，以商河县左、牛、冯为根据地，向惠民、济阳两县边境开辟新区。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政治部主任杨忠同志带领一部分主力部队，三地委书记李广文同志，带领着七小队和工作队，同来商河指导工作。这年，地委青年部长孙清野同志来商河任县委书记，王宗仁同志任县长，我与战友朱克唯同志，一起从阳信县调来工作队，随李广文书记从买虎站出发，直到左、牛、冯一带。
  七小队，是直属地委领导的三、四十人的小游击队。它是一支队员年龄较小，但意志坚强，武器优良，短小精干，机动灵活的小部队。指导员陈士奎年方十六岁，原来是李广文的警卫员，他机智灵敏，勇敢善战，不怕吃苦，经常赤脚行军。队长姓朱，在作战中既胆大心细，又能沉着应战，他们的优良作风，给我的印象很深。1941年春，我回到敌占区，从我村动员丁占清、魏德恒两名青年党员参加了七小队。当年冬，丁、魏两位同志，于买虎站战斗中，在向黄屯据点出动的敌骑兵冲杀时，英勇牺牲。这次战
  斗，是七小队成立以来，第一次遭到的最大挫伤。朱队长可能是在这次战斗中牺牲的，后由韩队长接替了他的职务。后来，可能是在1942年冬五寨子战斗中，韩队长也牺牲了。七小队使用的武器有步、马、匣枪。政治指导员使着一支“波浪宁”手枪。队员中一半是共产党员。这支小部队，自从1940年建立后，一直活动在无棣、阳信、沾化、惠民、庆云、乐陵、商河等县。七小队的游击特点是：经常出没在日寇、顽军统治区的心脏，出其不意地袭击伪顽的区、乡政权，捕捉他的零星人员，镇压其中少数民愤极大的分子，实行除暴安良。这在广大群众中备受拥护，而伪、顽军政人员则是又怕、又恨、又敬。
  我主力部队向惠民进军后，顽军王福成的大部队便窜向东去，我工作队在七小队的掩护下，化整为零，三五人为一小组，逐村进行工作，顽军如有小股出动搔扰，七小队即深入敌、顽占区进行袭击。敌顽统治区的村镇，若逢大集，七小队便化装成农民赶集，随身暗藏短枪，逮捕其民愤大的乡、区零散人员，或摧毁伪顽政权，宣传扩大我党的影响。这些为升官发财的伪顽人员，被七小队的活动吓的闻风丧胆。
  七小队与工作队每到一村，即令村伪政权集合群众，由我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讲“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用锅底灰在墙上写标语口号，走到哪村写到哪村。这是个既不花钱，又能保持久长的好办法。伪顽军虽强迫群众用铁铣铲掉，但在墙壁上仍然留下字迹。这些标语、口
  号，对广大人民起着鼓舞人心的作用，对敌人起着精神震慑作用。坚决抗战，为国为民，大公无私的八路军的光辉形象，在群众的心目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曾在七小队的配合下，到马家店分别开过群众大会，士绅名流座谈会。伪顽军政人员家属会。工作队和七小队的共产党员，对开展新区都有发展党员的任务，发展后，便介绍给区委。
  在当时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形势下，组织象七小队这样精悍灵活的小武装，是非常必要的，是非常有威力的。这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既是一个战斗队，又是一个工作队。”地委总结七小队的经验之后，指示各县都要建立这种形式的小武装。因此，阳信县成立了虎山小队，活动在杨安镇、官道刘敌据点周围；五小队活动在赵半杰敌据点周围；商河县成立了两个小分队，分头活动在龙桑寺据点之南北，我被调到南部八小队任指导员，初任队长邓文祥，班长陈树声。邓文祥调地委学习后，调阳信虎山小队任指导员，1943年农历腊月29日在铁家营战斗中不幸牺牲。陈树声继任了邓的队长职务。南部八小队从开始时三、五人，发展到20余人，分为两个班。我们以宽河为基地，向商河城方向开展工作。夏季，青纱帐起来了，对我游击小组来说，既便于隐蔽埋伏，又便于进退；敌伪都不敢轻易出动，害怕遭遇我军埋伏，是我们开展工作，打击敌伪的好时机。一天下午，我带领八小队突然包围了牛庄堡村伪乡公所，把乡长和两个乡丁堵在房中，村西放了游动哨，监视城里敌人的动向。我在村内，对其训话，教
  育伪乡长们，要学习三国时关云长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应该身在敌方心向共产党八路军。同时，交给他们抗日任务：了解敌情，向抗日政府送情报，征收抗日公粮动员妇女做军鞋，掩护抗日工作人员活动。随后，令其召集各村的伪保长来，也布置他们抗日工作。对少数破坏抗战，危害群众利益，罪恶多端，有民愤的汉奸和特务分子，则坚决予以镇压。一天，我们逮捕了一名城里的敌便衣侦探，县委批准我们将其处死，我们便在三天后的夜间，将他活埋在宽河庄的村西。因为我队没有会用刀砍头的人，枪毙又费子弹，便活埋坏人，这是第一次。
  据群众反映，龙桑寺敌据点每逢大集时，早饭后总有两名日本兵，扛着大盖枪出来赶集，他们在集上的人群中转一圈就回去，已成规律。我随七小队在阳信活动时，经常化装成农民，到敌、顽统治区大集上，捕捉伪、顽星散人员。便请求县委书记孙清野批准，带了班长陈书声、战士张××（他二人都是当地人，地理人情非常熟悉），我们化妆成赶集的农民，向集市走去。（钱褡里都暗藏着匣子枪。若把枪插在腰里，取枪时易被敌人发觉，向钱褡取枪容易麻痹敌人。当时袭击小组很讲究取枪迅速，先发制人，才能手到擒来。）在进入集市之前，先派了一个步枪班，埋伏在龙桑寺西南二里之遥的苏家，等听到据点内响起枪声后，立即向据点鸣枪射击三、五发子弹，以迷惑敌人。射击毕，速回集合点。
  我带两名战士从南边进入菜市，群众对我们说：“两个鬼子刚向北去。”我们三人立即从人群中向北追赶。群
  众又对我们说：“鬼子回了据点”，我们很失望，后悔来得晚了。陈书声同志接着说：“咱到破烂市去看看吧！”刚一进市，就看见一名戴大盖帽穿黑色制服的伪警察。便迅速向他靠近。那个伪警察也很警觉，他的匣枪已拉出鞘握在手中，张着机头，大有举枪即发之势，确象一个能应付突然事件发生的行家。但当我三人靠近这伪警察时，他却将枪夹在左腋下，右手离开了枪炳，拿一件妇女买的衣服在看。我把匣枪对准伪警察的胸口，低声命令他“不准动！”他猛抬头看我时，他左腋夹的那支二把匣枪，已被张同志从背后抽走了。我喊了一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之后，转身举枪向西北方敌炮楼砰！砰！打了两枪。紧接着西南方向也响起了急促的密集的枪声。这时，赶集的人顿时大乱，争相夺路奔跑。伪警察看看没有理他，也随着乱纷纷的人群逃命去了。我们三人也趁乱出了龙桑寺大集，胜利地回到集合点。
  从集上跑回来的群众说：“鬼子和汉奸听到枪声，吓得都关上门，窜到炮楼上张望、乱打枪”。从此以后，敌人再也不敢单人到集上耀武扬威了。事后，我们又找龙桑寺的伪乡长，给那个警察所长的护兵传信，要他出来面谢我党的宽大政策，他依照规定的时间，来到指定的地点，我们对他进行了教育，他表示愿意帮助抗日工作。以后，确实给我们做了一些工作，如购买子弹和送情报。
  杨忠主任率部向惠民进军时，军医院设在龙桑寺北的烟墩村。县委书记孙清野同志，命我带八小队护送20余名伤员，越过商惠公路封锁线，到设在烟墩村的临时后
  方医院去住院。院的负责人是韩建民，同时也是医生。他与我都是孙清野动员出来的阳信地下党员。韩建民原在阳信何家坊街开医院作掩护，因设立在那里的一个从乐陵通往沾化的交通站，出了问题，韩暴露了身份，即被调到军医院工作。我们八小队的任务是：既担负着医院的警卫工作，又要为伤员的吃、喝、拉、尿、睡服务。由于敌人的封锁禁运，医疗器材和药品极为缺乏，常常使我们为抗日而负伤的战士失去宝贵的生命。我记得有一位排长，虽然是负了轻伤，自己也能照顾自己，但因缺少药品，而被细菌夺去了生命。当时，他住在烟墩村后街村长的家中，因天气炎热，所以他睡在通风凉爽的大门洞子里，受了破伤风感染，使伤势加重。眼看着被病痛折磨得挺着脖子，瞪眼直视，慢慢的停止了呼吸。韩医生说：“非破伤风抗毒素，不能治疗此症。我们怀着无限悲痛的心情，把他掩埋在村北一块荒地里。这是因日寇的封锁而夺走了战友的生命，大家都无比激愤，更加愤恨日本帝国主义，誓死杀敌报仇，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去。
  我们小队每天都派出侦察员，监视着龙桑寺敌据点的动静。一天，得到报告，龙桑寺敌伪出动向北“扫荡”。我与韩医生和这个区的区长，共同商议反“扫荡”。我们埋藏了药品，向村南沙河树林中与村北青纱帐中疏散轻伤员。挨家与群众商议掩藏重伤员，叫伪村长（实际上是为我们办事的）出面欢迎敌伪军，暗暗递给翻译官伪币“准备银行”的钞票，躲过了这次“扫荡”。在烟墩住了一个多月，完成了治疗、转移伤员的任务，伤愈者重返前线，
  重伤员转移到老根据地孙家庄（花园后边）一带继续治疗。
  秋收后，青纱帐落了，我们只好依靠抗日沟坚持平原游击战。敌人则以优势的兵力，频繁出动，蚕食分割我抗日根据地，敌我展开了激烈的斗争。由惠民县城通往济南的这条公路，是日寇侵略军在鲁北的一条大动脉。其中，从龙桑寺东至棘城，西至牛庄堡这段公路，经常为我军民所破坏。公路不能行走，电话不能畅通。对敌人的军事重镇——惠民道尹公署，起着战略封锁和军事包围的作用。只要得知敌人有大“扫荡”的消息，和我主力军有重要军事活动时，县委就立即指挥县、区武装并组织广大群众，对龙桑寺据点以东和以西这段公路和电话线路，进行大破坏。在这些活动中，我八小队是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担负着封锁敌据点和保卫群众的任务。夜晚我们在公路上挖成无数一米宽的横沟，把电线杆锯倒。到了白天，敌伪军又强迫公路两旁的群众，填沟平路。这样夜间挖，白天平，成为我军民对敌反复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共产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用锨镢来阻止机械化部队的调动，显示了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思想的巨大威力。侵略军是不甘心失败的，又想出了毒计，派重兵逼迫沿路群众，在公路北侧挖了一条一丈深两丈宽的封锁沟，每隔三、五里留出一条南北通路。路旁修岗楼一座，周围挖有深沟，出入通过吊桥，白天放下来，晚上拉上去。每一座岗楼派一个伪军班驻守，定期轮换。凡通过南北通路的行人，伪军岗哨就严加盘查。自
  从敌人挖成封锁沟后，密集的岗楼，使我方再难破坏公路。分割了我抗日根据地。当时，龙桑寺以南大片村庄，是党的建设与群众基础较好的抗日根据地，至此失掉了与路北老根据地的联系，敌人利用封锁沟在路南地区进行频繁的军事“扫荡”，强迫群众填平抗日沟，逮捕我地方工作人员，形势骤然变化。我县、区、乡三级政府工作人员和县、区武装，只得从路南逐渐转移到路北。路南留下坚持工作的同志转入地下。群众情绪非常低落，抗日家属受到危害。敌人的蚕食政策，使商河县的抗日工作，从1942年下半年起，进入了最艰苦困难的阶段。
  八小队成员，多数家在路南，家庭地域观念较深，大部分留在路南不肯转移，只有我与陈树声同志回到路北老根据地。这时，孙清野书记已调阳信工作，县委书记换了张凤伍，他亲自交给我新的任务，派我到武装交通队任指导员。交通队仅有我与陈树声、夏同志（忘记名字了）三人组成。配匣枪一支和步枪两支，要我们经常活动在夏庄、孔新村一带。向北护送干部与地委联系，直接受张凤伍同志领导。一天，随县大队伏击李家集伪军。夜间，在××村西切断了李家集通往黄家屯的电话线。拂晓前，全连隐蔽在刘家庙村西北角一户农民家。这家的大门朝北，门前有一片宽阔的场院，场院的北边是通往公路的一条东西大道，是伪军查电线后进村的必经之路。房顶的干草（谷草）垛上，设置了隐蔽哨。太阳刚刚升起地平线时，哨兵报告有五、六名伪军，下公路进村。伪军查到电线被破坏，仍按照旧规，靠哪个村近就到哪个村子找
  伪村长敲诈勒索。六名伪军走进场院到了草垛旁时，连长命令：“开门冲”。战士们端着枪，勇猛地冲了出去，杀声冲破了早晨的寂静，大呼“缴枪不杀”。伪军一看来势很猛，不知所措，一枪未发，两手举起枪，投降当俘虏。当时我也不愿在后，与连长一起冲上前去，缴获了一支七九步枪。我们一弹未发，胜利的缴了六支步枪，押着六名俘虏跑步过了公路，到洼埃子村吃早饭。俘虏经过教育后，释放回了李家集。这次巧妙的村内伏击战给1944年在藏、范庄伏击战创造了战术经验。当时这样的战例，在县大队来说是不多的。指挥这次战斗的是一名连长，遗憾的是我忘记了他的名字，只记得他是惠民县人。他与别的连长不同，上级配给他匣枪他不用，却随身背着一支崭新的“湖北造”七九步枪。我与他很要好，常常共同配合工作。他经常讲用这支步枪打死敌人的情况。我看过枪的口径，子弹头下不去枪口，证明这枪很新。他稳重大方，作战勇敢沉着，射击准确，在我的脑海中印象很深。后来，这位连长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他的英雄形象永远留在我脑海中。
  1941年冬，县大队的大队副×××同志，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县委便派我接替大队副工作，教导员是李厚斋（李家集人）。一天，军分区二营住在周庄，令我们县大队住范庄，监视惠民大田家据点一路之敌。清晨，我派出了侦察员，到田家据点侦察，十点左右时，侦察员回来报告，大田家的伪军已经出动，向我军驻区方向“扫荡”。我一面向二营报告，一面加强警戒待命。中午，二营派通讯
  员传达命令：“龙桑寺、黄家屯、棘城、李集、大田家五据点的敌人已出动，向我驻地“扫荡”。县大队可向东北方向行动，迎击大田家之敌。我营向北五寨子方向转移，迎击南来之敌”。这时，二营已与南来的龙桑寺、棘城之敌打响了。我县大队依照营部命令，向东北方向通往归化街的抗日沟隐蔽前进。我带着一个班为前哨，进到归化街村南沟头，发现街里有来来往往的敌人，便命令先头班用手榴弹冲，轰！轰！一阵爆炸声，夹杂着“冲啊！”“杀啊！”的喊声，冲到村子里。因伪军刚进村尚立足未稳，被我军突如其来的行动吓的不知所措，怕死的伪军和汉奸队，便仓惶向东逃窜了。我再听范庄的枪声，逐渐向北五寨子方向延伸。从传来的枪声分析，二营可能向北边阻击边转移。太阳将落时，我大队奉命回到范庄二营驻地，到村北通往五寨子的抗日沟里，打扫二营的战场。在约三华里的抗日沟上下，散布着9位二营战士的尸体，我队与范庄群众共同掩埋了这些烈士的尸体。这次战斗如果仅是南路龙桑寺、棘城之敌，且战且退不致遭受到这样大的损失，而是黄家屯的敌军，用快速的骑兵，占据了通往北去的沟口。当时，这五个据点的敌人，以黄家屯之敌为强。二营一面阻击南来之敌，一面又要与黄屯强敌争夺道口，负背受敌以至有这样大的牺牲。这些抗日救国的烈士们，热血洒在商河的大地上，使我至今记忆犹新，终生难忘。
  这年冬季，在另一次“扫荡”中，七小队在五寨子战斗中遭受到很大损失，韩队长与战委会主任张墨林同志也
  献身在这块土地上。张墨林同志是滨县人，他是从阳信调来商河县工作的。
  1942年春节前，县初建敌工站时，我被调任敌工站站长，文书是韩庙村近四十岁的一名同志，通讯员是许庄约30岁年纪的一位同志（他们的名字我都记不清了），那时，我常住在他们家中办公。他二人不脱产，每月给他50斤小米。敌工站的任务，主要是负责摸清大田家、棘城、龙桑寺、黄家屯、李集五据点和龙桑寺东西两个岗楼的情况，如：①敌、伪军的班、排建制，部队番号，武器装备。那时，除李家集无日军外，其他四据点各驻日军一个班，每班12人左右。配有歪把轻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和三八式大盖枪。每个据点驻有伪军一个中队，100人左右，配有一挺或两挺轻机枪。唯独黄屯配战马十余匹。②伪军班以上的军政人员姓名、籍贯。以便分清其是当地人还是外地人，好作争取、瓦解工作。③敌伪兵力的调动和增减变化情况，这点极为重要。如果当天发现敌据点有增减情况，即便一个据点不全面的情况，也要星夜报到花园一带专署设的中心站。中心站的站长是张×儒同志。
  我们是这样搜集情报的：①利用伪乡、村政权来搜集情报。凡设在据点外的伪乡公所，我们都对其晓以大义。要身任伪职，心向祖国，要他们必须与我方建立联系。如龙桑寺刘家集伪乡公所的一名乡长和两名乡丁，就比较好，敌人有“扫荡”的消息，就设法报告我方，并能掩护我工作人员到敌区活动。我就经常住在刘家集东头一家木匠老兄家中，来掌握龙桑寺敌伪变化情况。敌人规定，各
  村伪保长们，每天都要到据点报告情况。我们则针锋相对对伪保长普遍进行抗日教育，并布置其侦察任务，让他们有情况及时向我方报告。对确实忠于抗日的保长和打入伪政权的共产党员，就用伪保长的身份作掩护，搜集情报。我记得龙桑寺管辖下的烟墩村有个伪保长是个50多岁的老头，有时冒着生命危险，给我站送来敌人当天要出动“扫荡”的情报。大仉家村的保长，每次报告黄屯的敌情都很可靠。五寨子保长报告李家集的情况。康家园保长报告大田家的情况。②利用敌人派出的侦探给我方送情报。凡与我方没有建立关系的敌方侦探，一般视为忠于敌人。一旦被我方捉住，经了解确实忠于敌人的，便就地惩罚，杀一做众。因此多数敌侦探为保存自己的生命和家庭安全，都主动找关系与我方建立联系，给我们送情报、或买点子弹。龙桑寺以北半里地的李庄，有一名敌侦探，供给我方情报较多，并能掩护我工作人员。③伪军中的军官，他们最了解敌、伪装备及活动规律、“扫荡”路线。这些关系，大都是县委分别介绍给我，由我个人单线联系。
  敌伪的情况，是从多方面搜集起来，供给我区领导机关和军队指挥员研究敌情、对敌斗争之用。如有大部队夜间进驻我县，便立即向所驻部队报告据点的情况。
  1942年春，惠民大田家据点的敌人，侦察到我从大田家北边崔家楼一带，转移到大田家西南的徐范周一带活动。于是，日寇便命令伪军中队长丁振鹅（他与我是相距五里的邻庄，那时都处在敌占区）到阳信县我的老家，逼
  迫我父亲来到大田据点，鬼子软硬兼施，逼他进入根据地对我诱降。春暖花开的一天，我父亲一人到徐庄找到了我。离别三年之久的父子，一旦见到了面，非常高兴。我父亲说了些抗日军政人员家属在敌、顽占区深受其害的痛苦。父亲的一生，是经历了旧社会的折磨，饱受风霜之苦的善良农民，他勤劳节俭，挑着21口人的一个大家庭的生活重担，苦度寒日。自从1938年亲眼看见八路军形象，才产生了光明的希望。他深深懂得：中国人给日本人干事是汉奸，他们和便衣队（当时的国民党地方兵）都是为了升官发财，勒索老百姓。只有八路军才真心抗日救国打鬼子。干八路虽然不挣钱，老百姓赞成。父亲的简单朴实的信念，反映了当时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农民对共产党、八路军的信赖。因而，我父亲不但没有扯我的腿，相反，却鼓励我说：“你不要挂家，我有办法对付他们。鬼子好糊弄，都是汉奸给他出坏心眼，为的是要钱。丁振鹅如果加害咱家，也得想想他也有一家多口，他会给自己留后路。”我给父亲做了水饺，房东李大爷还送来了酒，赔我父亲边吃边喝边畅谈抗日救国道理。饭后，父亲又一个人回敌人的据点去了。我向县委书记张凤伍同志汇报了这个情况。从此，组织上批准我化名安一志。1943年我被调回阳信县工作，当我回家探亲时，父亲对我说，他曾对丁振鹅说：“孩子当八路死了心，家庭你看着办吧！”丁振鹅只好对鬼子说：“封老头子没找到他的儿子。”
  不久，在青纱帐快长成的时候，我被派往阳信敌、顽统治区做地下工作，离开了商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