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抗日战争时期，我于1937年秋后至1940年春，曾带领一部分主力军，战斗在乐陵、商河、阳信、惠民、济阳、临邑等县的边境地区，执行开辟鲁北的乐陵县以南地区为抗日根据地的任务。
  情况是这样的：
  1937年7月7日，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疯狂的侵华战争，国民党死守不抵抗主义，望风逃窜。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日寇就侵占了我华北各地，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我八路军奋起响应党的号召，抗战救亡，拯救人民于战火之中。九月间，大战平型关，歼灭敌军王牌板垣师团，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破产了。我当时所在的主力军，于参加平型关大战之后，奉命组成挺进纵队，东进敌后冀鲁边区，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我军是挺进山东的先头部队，很快于十月间到达了冀鲁边区的乐陵县，与津浦支队、三十一支队等部会合。这时，鲁北地区的地下党已建立起地委。乐陵县委和区委也都建立起来了，并建立了好几支抗日武装，如三十一支队等。
  鲁北的商河县，就是十月间沦陷的。由于日寇的侵
  略野心太大，拼命地抢占大城市，控制战略要地，虽侵占了我商河城，但旋又弃城南侵了。
  这时的鲁北，社会秩序异常混乱，国民党的杂牌军和地方势力派尚有几大部分，如：高树勋部、吴化文部、刘景良部，以及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等。他们还有相当强的势力，但抗日消极，反共积极；打着抗日的旗号，扩充自己的势力范围，发国难财。就是在商河县境，顽固派的势力也相当雄厚，盘踞有刘景良部好几个团，如：城南有王星垣团，城东有孙唐臣五旅和八旅张训杰部，城区有阎纯斋部，城东北有十一团李雨田部等。城东还有国民党的书记丁舫亭和刘乐亭等人，拼凑成国民党县政府和县保安团。另外，国民党军的散兵游勇和土匪到处都有，城北还有道会门头子赵鸾义和反动地主武装北大团展新亭等。到1938年，商河城第二次陷入日寇魔掌。在日寇操纵下，汉奸李干臣粉墨登场，当了伪县长，出面拼凑县政府、维持会、伪军大队，到处安据点，配合日寇“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反共反人民。顽固派刘景良也为虎作伥，派兵配合日伪军“扫荡”，妄图吃掉我党、我军，革命斗争异常艰苦。
  在这严峻形势下，我遵照上级指示，带领一部分主力军，去乐陵县以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937年冬，我率部进入乐、商、阳、惠等县边境——即乐陵的郑店、樊家屯、小买虎；商河的绳东、小屯、黄家屯、杨楼、李家集、韩庙；阳信的崔家楼、古佛镇、于王庄；惠民的归化街、巩家、大田家一带。为了便于活动，我带着百余人的侦察队，深
  入敌占区去侦察敌情、了解情况、牵制敌军，这对配合主力军作战和开辟新区工作极为有利。
  1938年秋，我军又继续南进到商（河）、惠（民）、济（阳）等县边境，活动于徒骇河南北两岸。这带地区虽是鲁北的中心地带，但反动势力（各种杂牌军和地方势力派）很强大，四周又都是敌占区，敌、伪据点林立，对人民的威胁甚大。但此时各种抗日组织尚未建立，群众还未发动，我军在这一带开辟工作，阻力很大，困难很多。特别是缺少地方党员干部，离北边根据地又远，只有我军单线活动，工作进展慢。在党的领导下，我军是有高度觉悟的人民子弟兵，有抗战必胜的决心，任何险阻和困难也压不倒我们。我军开赴冀鲁边，战斗到1938年秋，在这短短的一年中，我抗日进步力量就扩大了两万多人。我挺纵便请求一一五师（挺纵属一一五师领导）派得力干部来加强领导。不久，肖华同志奉命带领大批干部来到了边区。肖华同志任司令员兼政委。我这时由挺纵保卫部长改任锄奸部长兼军法处处长，并要我继续开辟南线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工作。
  当时，我向首长提出了关于开辟南线工作的建议。我认为，开辟南线新区是非常必要的。在边区的河北部分，已建立了各种抗日组织，群众初步发动起来了，并成为比较巩固的抗日游击根据地。鲁北则正相反，乐陵县以南，尚未打开局面，对抗日工作还无从说起。特别是商、惠南部地区更加复杂，敌、伪顽势力挺强大，社会秩序异常混乱。我建议：对开辟乐陵县以南地区的工作，要加
  强领导力量。着重点要放在商河，商河的局面打开了，北与乐陵及河北部分联成一片，不仅有了可靠的后方，而且又可以向南向东向西进一步发展，对开辟广大新区极为有利。
  后来，首长对南线的工作确实加强了，派出了政治部所属的副部长有：组织部的范阳春，民运部的李青、史甄，宣传部的姜思毅，敌工部的郑副部长；还有军区司令部总务处长王省身等领导同志，带领三十多名干部，组成工作队来到前线，分头进行工作。并不断的派了些干部来，有李逸民、常中方、石权、金龙海、郭云森、王宗仁、龚东明等同志，负责商河地方党政军的建设工作。
  遵照挺纵的指示，我继续在南线担负开辟新区的工作，并把着重点放在商河。商河的各项工作都是领先一步，如成立支队和建立县抗日民主政府，都是在商河建成之后，才在阳、惠、济等县组建。可是，后三县尚未来得及建成，我即奉命调离这一地区。商河抗日支队和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之后，必须随着主力军一起行动，不能独立活动。那时敌情非常险恶，对我主力部队，不仅日寇时刻想吃掉我们，还有那些顽固派杂牌军也时刻想吃掉我们。新建起来的地区小部队和民主政府，就更不屑说了。商河抗日大队刚刚成立起来，敌人马上就包围王权五，抄他的家，杀他的亲属。商河县民主政府刚建立之后，敌人千方百计要扼杀它。就是军、政机关也都跟着主力部队一起行动。如商河县民主政府和抗日支队，随我主力军在商河五寨子一带活动时，李家集等据点便集结了日、伪军
  三百多名，暗暗向我奔袭，妄图一口吃掉我们。其结果，敌人在出动的途中遭我主力军的伏击，落得全部被歼的下场。当我们开到济阳县陈罗村时，日军又把我们包围了，我军与其激战一昼夜，突围出来。第二天拂晓，我们刚进了惠民县的沙窝村时，又被数倍于我并配备有骑兵、大炮和战车的日、伪军团团包围起来，我军与其奋战一昼夜又突围出来。总之，我们走到哪里，敌人就追赶到哪里，敌人妄图消灭我们。虽连续三次向我发起进攻，规模也一次比一次大，但结果都被我军给予粉碎。有人民的军队在，保卫着抗日的民主政府，谁想侵犯它，谁就逃脱不了覆灭的下场。
  当时的具体工作如下：
  （一）首先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活动，逐步打开局面
  宣传部姜思毅同志负责抓宣传工作，民运部的李青、史甄同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除了写标语、印发传单外，还组织宣传队到农村去，深入群众开座谈会，搞军民联欢，进行宣传。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政策；宣传国共合作的伟大意义；宣传平型关大捷，我八路军歼灭板垣师团的伟大胜利；消除恐日病，鼓舞群众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宣传我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开展拥军爱民活动。
  通过宣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参加各种救亡团体，当时有许多青年知识分子，主动报名参军，要求到军政学校学习。商河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军或到工作队来找工作的也不少，抗战救亡的热情很高。左栋周、韩秀清、王都堂
  等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都是这时投身抗战参加革命的。挺纵政治部欢迎他们，通过座谈，他们愿意回本地去做抗日的地下联络工作。符竹庭主任同他们谈了话，欢送他们回地方去工作，希望他们联络更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加抗战，要求他们积极地组织战地动委会，动员更多的人参加各种救亡团体。
  我们的工作队和宣传队，也向各杂牌军和各地方势力派代表向伪军据点，向伪政权，向道会门和地主武装进行宣传，把上述宣传内容向他们写信、印发传单，争取更多的中国朋友站在抗日一边，不当亡国奴，不受敌人的奴役。经过统战工作，争取了杨楼子乡和六区的聂国钧等地方保安队，打击了顽固派孙唐臣。对那些顽固坚持反动立场的，就坚决打击。
  （二）打胜仗和镇压反革命分子结合起来
  我军进到乐、商、惠、边境，对敌情做了细致的侦察，摸清了敌人内部的矛盾，然后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有计划的一个一个地歼灭之。哪个要顽固到底，破坏抗战，就坚决消灭它。如孙唐臣就是这样的下场，把孙唐臣的五旅旅部和警卫连全部歼灭，生俘孙唐臣。歼灭一个，便扫除了我军向南开展工作的一个障碍。
  当时，我军先后将商河北、西、东面的反动地主武装据点和伪军据点一一掀掉。如：展家集、杨楼、李家集、黄屯、杨家庙、陈家围子、殷家巷、古城、奎台、怀仁、胡集、白集、韩庙、龙桑寺、沙河、郑店、归化街、古佛镇、王家寨、郑路等据点，大多数是我便衣侦察队的同志们搞掉的，并缴
  获大批枪支弹药，捉到了大批俘虏。这一支便衣武装队伍，配合主力军作战异常有力，就象一把利剑插入敌人的心窝里一样，神出鬼没，机动灵活，不断地配合主力军牵制、打击和消灭敌人。我便衣侦察队，都是带着驳壳枪、短枪和手榴弹。他们采取“三不进不打”、“三不离不打”的战术。“三不进”就是不进到敌人村里埋伏好不打，不进到敌人围子里头埋伏好不打，不进到敌人堡垒里面去不打；“三不离”是敌人不离开村庄据点不打，敌人不离开围子，不离开堡垒不打，敌人的手不离开枪不打。我便衣侦察队分十个班，每一个班分四个小组，四个人为一个小组，行动灵活方便，进退迅速，能够展得开，跑得脱。我侦察队不仅端掉了那些反动地主据点和伪军据点，而且也能对付日寇。日寇从安下据点以后，经常三三五五，或七、八个跑出据点来强奸妇女，跑到集上抢东西，抢吃的，这些散鬼子被我侦察队员击毙的共有数百人之多。就是出动“扫荡”的小股敌伪，回转时，都背着抢来的很多东西，行动缓慢，我便衣侦察队在途中埋伏，等到敌人进入伏击口袋里，几排手榴弹丢在敌人堆里，用驳壳枪进行扫射，突然从四面冲上去，打得敌人溃不成军。就这样，粉碎敌伪多次扫荡，以后，小股敌伪便不敢出动了。如殷家巷和李家集等敌伪据点，经常到郑店以北“扫荡”；李家集、杨楼等敌伪据点，经常到樊家屯以北“扫荡”；韩庙、古佛镇等敌伪据点，到崔家楼、杜家店、西河崖、左家等地“扫荡”。我侦察队配合主力军在东小庄附近伏击了“扫荡”回转的敌伪。这次伏击战，仅仅用了短短的三十多分
  钟，就结束了战斗，缴获日造歪把子机枪一挺、步枪一百多支，俘伪军八十余人，击毙伪军六十余人，日寇五十名全部被击毙，我军只有五人受轻伤。打得非常痛快。
  我军攻掉这些据点的战术有三：1、便衣侦察队打入敌伪据点内，与主力军内外结合，如白集、奎台、古城、棘城、展家集、殷家巷、韩庙、古佛镇、沙河、龙桑寺等据点，就是这样攻开的。2、我军化装成伪军和日军（我敌工部会日语同志伪装鬼子），或由我侦察队将日寇军服带进据点后并穿着起来，同我军主力配合。如攻开郑店、白集、郑路等据点时便是这样。3、完全由便衣侦察队运用“三不进”和“三不离”战术，神出鬼没的端掉不少敌伪据点。就是这样，不断地给予敌伪顽以沉重打击。
  对付敌寇的战术还有：夜战、近战、伏击战、麻雀战，连续与敌作战给敌军以有力的打击。如在商、乐、阳、惠等县边境五寨子附近，歼灭了李家集敌据点出动扫荡的鬼子八十余人、伪军二百多人，缴获日造歪把子机枪两挺，小炮三门、步枪二百多支，俘伪军二百多人。我军是事前埋伏好，等到敌人进入我伏击圈内，我军突然冲上去，把敌人打得溃不成军，落花流水，十几分钟就结束了战斗。
  我军为了扩大抗日根据地，向南进到商、惠、济等县边境开辟新区，在徒骇河南北两岸一带活动。
  我军在商、乐、阳、惠等县边境，打击了刘景良所属的十一团李雨田部，和沈鸿烈的海军陆战队，把他们赶到东边和南边。顽固派不敢向西，同北大团有矛盾，我侦察队
  配合当地政府，在1939年9月间歼灭了李雨田的团部，收缴长枪六十五支，短枪十五支，巩固了乐、商、阳、惠等县边境游击根据地。
  我主力军六连和几个独立大队，在冯家寨和李家集歼灭一队伪军，收缴步枪三十余支、短枪十二支、俘五十余人，俘伪军副队长一名，我主力六连和商河支队二、三大队与侦察班，协同作战，攻开商河东边常庄据点，收缴二十余支步枪，四支短枪，俘伪军三十八人，攻龙桑寺伪据点时，因没有配合好，被敌发现，敌伪跑掉了。
  （三）大力发展地方武装
  商河抗日大队成立之后，阳、惠、济等县抗日独立大队的成立，是从主力军中抽调新参军的战士回到本县做骨干而成立的，成立起来之后，主力军带他们一起活动，使其得到锻炼和提高。
  商河抗日大队和抗日支队的成立经过是这样的：
  商河抗日大队的初建，是经过统战工作争取了王权五，并利用其所掌握的那个保安大队的几十条枪为基础，开始建立起来的。
  我军进入了冀鲁边后，鲁北地委就将争取高树勋所属五旅曹振东部的任务，给了我们。挺纵政治部责成统战部郑副部长抓前线的统战工作，要民运部也协同抓。首先，共同抓争取曹振东和王权五的工作。从此，我保卫部便训练了一批做秘密工作的人员，打入曹部。同时，又派出杨忠同志，到曹部去做争取工作。这时，我们发现了曹部也在拉拢王权五。在当时形势下，何去何从，王权五
  正犹豫不定，杨忠同志便进一步抓紧做王权五的工作：晓以抗日救亡的大义，国共合作的伟大意义，我党的抗日主张，并阐明我党的政策，宣传我军的光荣传统、军纪军风、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指出其今后的出路和前程。但王权五始终犹豫不决，既不参加我军，也未投靠曹振东，便回商河了。
  杨忠和郑副部长来到前线指挥部，并会同工作队，我们一起对争取王权五的工作进行研究。当时，大家一致认为，王权五在商河和德平县很有些社会地位。事变前，他任过德平县奎台区区长，先后任过商河县第七区和第四区区长、县戒烟所副所长等职，现在又了解到商河县国民党要任命他为第八区区长。如果把王权五争取过来，对开展商、德等县的抗日工作会有较大的影响。鉴此，决定迅速把王权五争取过来。
  王权五从曹部回到商河县殷家巷区安家时，就被拉去当上了国民党第八区区长兼任保安团的中队长，掌握了三十多支枪的武装。我统战部和民运部仍然毫不放松从各方面积极做王权五的工作，工作队和统战工作小组，又通过左栋周和韩秀清来做王权五的工作。开始，王权五还有些犹豫。这时我方多次研究分析王权五的心理变化和其周围的情况，决定用军队配合，先争取王权五掌握的那支武装参加我军，王权五的工作就好做了。同时，还要严防敌人的破坏，而且地方势力派也是很复杂的。北大团和道会门头子赵鸾义，用道会门蒙蔽群众，称霸一方，连顽军也怕他。如果争取王权五的工作暴露了，计划
  就会全部落空。因此，军队协同工作队争取王权五这着棋很重要。
  1938年10月至11月初，我带了三个主力连，协同工作队和便衣侦察队，把殷家巷周围包围起来，一边防备反动势力的破坏，一边争取了王权五掌握的那一部分人马，带头鼓动全保安团起来参加了八路军。这样，就把国民党假抗日的保安团，变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真正抗日的人民武装部队，在这部分人枪的基础上，1938年冬成立了商河抗日大队。我挺纵命令，委任王权五为商河抗日大队的大队长，左栋周为大队政治指导员。我指挥部又专门派了参谋刘金才同志，到大队帮助整顿和发展。
  商河抗日大队宣布成立了，影响很大，不少青年自动报名参加，仅一个多月的时间，就扩大了三分之一的新战士。到1939年1月5日，又宣布成立了商河支队，把原来的大队分为一、二两个大队，司令部又委任王权五为支队的支队长兼任一大队队长，赵超义为支队副兼任二大队队长，王工一任政治部主任，李星符任参谋长，李杰臣任特派员。宣布支队成立后，我亲自带领工作队的范阳春、李青、史甄、王省身等领导同志，帮助支队进行建军工作，带着支队同我主力军一起行动，一方面为了锻炼提高他们的战斗力，同时带领他们打仗，把缴获敌人的枪支和得到的俘虏兵给支队加以补充。
  这年四、五月间，通过各方面的统战工作，又争取了杨楼乡和六区聂国钧部等自卫团，把杨楼乡的自卫团编为商河抗日支队第三大队，委任杨献臣为大队长，石贵义
  为大队副；聂国钧部编为支队的特务队。
  商河支队扩大了，为避免目标大，便于活动，就叫一大队同我主力军六连一起，在商河西部商、临边境一带活动，以牵制敌人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支队的二、三大队，就跟随指挥部一起在商、乐、阳、惠、济等县边境地区活动。
  （四）建立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
  当时，领导机关和前线工作组的工作重点是：首先筹备成立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有了政权，就可以巩固根据地，发展生产，保障供给，补充兵员，支援前线，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在商河开辟工作的总目标，就是尽快成立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可是，最大的困难是干部少，特别是当地的党员干部。无论如何，只要有一个县长的人选，也要立即宣布成立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把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的牌子高高举起来，只有这样，一切抗日工作才好办，抗日的形势才能得到发展。
  1939年7月宣布成立了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由李逸民同志任县长兼任抗日支队政治委员。这样一来，就轰动了全县，人民群众高兴有了自己的政府，振奋了抗日热情，鼓舞了斗志。而敌伪顽却是又恨又怕，处心积虑地想要扼杀它。
  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宣布成立后，工作队的李青、史甄、郑副部长等领导同志，积极动员党外民主人士到抗日民主政府工作。受到了他们的热烈拥护、积极报名到县政府、到战委会来服务。接着，又成立了五个区政府和区
  战委会，当地的党外民主人士，也积极参加到区政府、区战委会来服务。当时，县政府和县战委会、区战委会、科长、部长、副主任和区政府的副区长等，大多数都是党外民主人士来担任职务的。在这种恶劣的形势下，许多党外民主人士积极参加抗日工作，不怕敌人烧杀，其精神是非常可贵的。在很短的时间内，各种抗日的人才多起来了，充实了我们的干部队伍，工作开展得好，我抗日民主政府得到了全县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建立后，随着干部队伍的充实，下设秘书室，许新三任秘书；民政科平心任科长；财政科张梦周任科长。
  接着，又成立了县战委会，由李逸民同志兼主任，韩文山任副主任，左栋周任组织部长兼做党的工作，杨科德任锄奸部长，郑苦农任宣传部长，姚风成任动员分配部长，陈清堂任总务部长。
  （五）建党问题
  ①建党的准备工作。我军一到鲁北，就知道鲁北已建立了地委，也知道乐陵县建立了县府和县委。但是，并不知道其他县是否建立有党的组织。因此，就派代表到山东省委联系，目的是想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因为有了地方党的领导，对开展工作就更好进行。联系之后，才知道商、惠、阳、济等县党的组织还没有建立起来，当务之急，要把党建设好，最重要的是选好领导班子，此刻最大的困难就是缺干部，地方干部缺少，党员干部更难找到。我到挺纵政治部汇报，请求派干部，要求选当地党员干
  部，也要求调一部分老同志到地方加强建党领导。因为建党没有强有力的领导是完不成任务的，如果没有当地党员干部，光从军队调几个同志到地方去，又不熟悉社会情况，在敌情险恶的形势下，加以没有群众基础，立脚都很难，这就更难完成建党任务。为了选好当地的党员干部，花了不少时间。后来，在三十一支队选到李逸民同志，他既是商河县人，又是党员，确定把他调到商河来搞地下建党工作。又确定从津南支队第三游击队调出常中方政委来，到地方与李逸民同志组成一个领导班子，给他们配备了联络通讯员。这样还是不行，人手太少，我又到挺纵党委请示，要求从新参军的战士中，只要是商、阳、惠、济等县的人，也请领导介绍到前线来，由工作队来研究安排。于是，挺纵领导便从军政学校选抽了一批，又从全军各单位选出了一批，共有一百余人，分别介绍他们回本地工作，回商河县的有三十余人，除了王宗仁是党员外，其他都还没有入党，工作队把他们介绍给李逸民和常中方同志去分配。
  挺纵把李逸民同志介绍到前线来，符竹庭主任指示，要我负责李逸民的安全，并要他们白天深入到各村去工作，夜间靠着主力住。乐陵县把我们介绍到五区区委，区委又选好了康家村的康登俊家为李逸民的联络点，李逸民就从这里开始了工作，后来，常中方同志来到前线，便在这里与李逸民接上了关系。
  ②发展党员问题。个人发展党员，不经过党员集体通过，不经过上级党组织批准，个人能不能代表组织，当
  时有争论。一种意见认为，只要本人是正式党员，是组织上派去当代表的，他本人就是代表组织的。个人发展的党员是合法的。因在敌占区发展党员是保守秘密的，发展的党员与党员之间不能发生横的关系，相互之间都不知道是党员。只有支部书记与党员单个发生关系，给党员布置任务，传达党的决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党员也只能单个向支部书记直接汇报工作和反映情况。不能集体开会或集体讨论党员的入党等问题。有的就认为个人不能批准党员，必须经过党组织的集体批准，才能成为正式党员。后来，政治部符竹庭主任作总结时认为，前者在白区工作发展的党员，应该是代表组织。不需要组织上具体批准手续。因为他是组织派出去的代表，是代表组织的。但是本人发展的党员，要绝对为党组织负责，不能有任何其他不正派的做法。发展党员成分问题，要注意发展工农分子，也要到知识分子中去发展。
  当时是在几个县边境上活动，不限制在一个县的范围内发展，可以跳过县界去发展党员，没有建立党组织的地方，要帮助建立党的组织。后来在商、阳、惠、乐等县边境建立了一个三边党的区委，有阳信县的崔楼、姚家、东秘家、张王庄、赵家庙、大刘家、陈家营、古佛镇等村；商河县有黄家、红庙、买虎站、北李家集、张家、唐家营、聂家营等村；惠民县有端家、石皮家、叶田家、朱家、归化街、元家、康家园、李家集等村。
  ③党的组织形式问题。因为刚开始搞地下建党，是组织工委，还是组织地委，还是组织中心县委。究竟哪一
  种组织形式好，也进行了讨论。后来，符主任做了指示，开始叫八路军鲁北工作委员会。以后他又说叫工委也可以，对外就叫工委，对内可以叫商河县委，或商、阳、惠中心县委。确定李逸民同志任工委主任，常中方同志去了以后任副主任兼组织部长。对内叫商河县委，常中方任书记。工作任务主要是建党，做统战工作。人手少，要团结党外民主人士一道工作。形势是发展的，很快人才就会多起来的，要求大家共同努力，并且，还希望前线多打胜仗，就好办了。
  ④组织县委。前线工作队经过考查，准备发展左栋周、韩秀清他们入党。左栋周虽已担任了商河抗日大队的政治指导员，但还不是党员。有了党员，就会加强这支队伍的建设。后来，组织上确定调常中方到地方搞党的建设，工作队就把左栋周、韩秀清介绍给常中方同志，由他去发展他们入党，这对其今后的工作更为有利一些。常中方同志接手工作不久，便介绍左、韩入党。这样，又增加了几个地方党员同志，增加了新的力量。后来，常中方与李逸民同志不断深入到商、阳、惠等县边境农村中，发展了一批工农（雇农）分子入党，党在农村的力量便一步一步增强起来。如：黄家、涝洼韩家、孙胡同、红庙、赵家庙、陈营、孙家、高安二庄、樊屯、信家、张北台、买虎站等村庄，开始有了党的组织。后来我军也打了很多胜仗，形势发展了，常中方同志他们也向四周开展工作。群众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了，我们党、政、军活动在广大群众中，如蛟龙入大海，敌人岂奈我何！
  沙窝战斗结束后，我军在铁家营整军，工作队就讨论商河县委的人选问题，开始选了四个同志：李逸民、常中方、左栋周、王宗仁，再研究又增添了韩秀清同志，有了五位县委委员，工作就更好分配，便把他们报请政治部审批。政治部批示：李逸民同志担任商河县县长兼县战委会主任。县委书记由常中方同志担任，李逸民、王宗仁、左栋周、韩秀清同志为县委委员。王宗仁同志任县委组织部长，韩秀清同志任县委宣传部长兼八区区委书记，左栋周同志任县战委会组织部长并负责战委会党的工作。
  1939年5月1日，在韩庙村韩荣清家召开党的会议，遵照政治部的指示，正式宣布建立商河县委、公布了书记、委员、部长名单。
  接着，成立了三个区委：八区、九区、二区。八区区委书记由韩秀清同志兼任，九区区委书记杨登轩，二区区委书记王兰亭。
  不久，又建立了三区区委和四区区委，三区是郑路，四区是潘桥。
  商河县委建立之后，把党中央紧密地与人民联系起来，领导着全县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