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图书馆

日本侵略者发动“芦沟桥”事变的那个月，就是1937年7月，我正从省立惠民简易乡师毕业。毕业以后，在龙桑寺小学教了一个多月的书，这时侵略者的铁蹄已踏进了商河大地。鉴于国难当头，我们所有教师抛下教业到农村去发动群众起来抗日，组织自卫队。我去了三区王家老庄，发动群众保家抗日。一天，我因有事回家离开了王家老庄，日寇由惠民方向长驱南下，经过王家老庄时将我的衣物被褥书籍一扫而光！我从家回到王家老庄一问，才知道是侵略者所为。从此以后，学校就没人了，教师学生各自回家了。有些有能力外逃的人，就随国民党县政府渡黄河南逃了。象我这样刚离校不久的青年学生该怎么办呢？有些同学看到国破家亡的现实，就去参加抗日队伍了。如李逸民、李益亭、李兴湖等同学已到乐陵参加了抗日救国军。再看，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势力都打着抗日的旗号，四处招兵买马，割据称雄。
  面对这种情况，我便和左栋周一起去殷巷找到了我们高小的老师——八区区长陈清堂，在他的帮助下成立了区“战委会”。陈清堂的两个弟弟和一个侄子都在八路军里工作，我们的“战委会”成立不久，他的侄子陈贤儒便由乐陵那边回来了。他和我同左栋周谈了很多八路军共产党抗日救国，与民众亲如手足的情况。我们听得非常入迷，十分心服。他还带来了一些宣传品，我们看了觉得很解渴，就贴在殷巷街的墙上，作广泛地宣传。不料，这件事很快被伪商河县政府知道了，轰动了商河城，县政府派李竹园来调查此事。之后，陈清堂被县府以防共反共不利及通共之嫌，给撤了职。
  陈清堂被撤职以后，八区又换了安家村的王权五当了区长。他是我的邻村，毕业于县立师范，在我村教过半年书，是我的小学教师。此人为人正派，有强烈的爱国热忱，“芦沟桥事变”前曾在商河、德平做过三任区长和戒烟所所长，很有活动能力。派他来的目的，一是在商河北部加强反共防共，二是调解北大团头子赵鸾义和十一团等杂牌武装间的相互关系。
  这时，挺纵的前线工作队也经常来殷巷一带活动，他们带来了挺纵首长肖华、符竹庭的指示——争取王权五及所属的区武装参加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抗日队伍。前线工作队的匡根山等领导同志一方面亲自做王权五的工作，另一方面又通过我和左栋周在当中做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之后，王权五同意了参加八路军。1938年11月，我到乐陵茨头堡找到了挺纵首长，向他们汇报了这里的情况，政治部主任符竹庭同我详细地交待了接收王权五的步骤，命令我带回了委任状，任命王权五为商河县抗日大队大队长。
  到了1939年2月，符竹庭主任在张北台村召开大会，宣布扩编抗日大队为商河支队。任命王权五为支队长兼任一大队队长；赵超义为副支队长兼二大队队长；李杰臣为特派员。
  商河支队成立的同时，挺纵领导为开辟乐陵以南地区，先后派遣津南支队政治部主任李逸民，第三游击支队政委常中方来商河开辟工作，建党建政。他们来后不久，便在乐陵五区的康家介绍我和左栋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对我们讲：入了党，就要遵守党规党纪，服从组织分配，学习党的文件，按时交纳党费，为党的事业努力奋斗。
  当时，帮助我们地方上工作的除匡根山同志外，还有挺纵政治部民运部长李青、副部长史甄，司令部参谋刘金才等同志。
  下面谈几件具体的事：
  一、建立商河县委
  为了适应抗日工作的需要，于1939年5月在韩庙正式成立了县委会。常中方同志任县委书记，王宗仁、韩秀清、李逸民等为县委委员。县委建立后，经过一段时间发展了一些同学入党，也发展了一些农民入党，同时也提拔了一些干部，为建立区公所、区委会打下了基础。还动员不少教师和开明的人士参加工作。赵杰是个老中医，是孙中山时期的农协会员，倾向共产党。介绍他入党后，他药铺也不开了，积极发展党员，到处宣传抗日救国，热心党的事业，到井上挑水都发展农民入党，他发展的党员都是比较忠实可靠的。
  二、成立抗日民主政府
  1939年7月成立了商河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李逸民，县府秘书徐新三，民政科长平心。政府牌子已打起，工作就更好开展了。名正言顺地开展工作，群众也有所依靠，与敌、伪、顽三方面势力展开了有力有节的斗争。
  三、县政府成立不久，即开始组织县武装部队，县的武装部队是由小到大，逐步发展壮大的抗日县政府成立后，先成立了警卫班，班长陈怀治，副班长贺春茗。以后逐步扩大成县大队，大队长李逸民兼任，大队副陈怀治，教导员李厚斋，直到1940年7月发展到六十人左右。县大队的主要任务是打击敌、伪、顽的破坏活动。掩护抗日工作，保护群众的生产、生活，切实爱护群众的利益，有严格的群众纪律。打击投降派、敌伪武装。
  四、主力部队为商河县抗日工作的开展是出了大力，下了本钱的。商河县抗日工作的开展，公开活动主要靠主力部队带着县政府去开展工作，地方上跟着做建党建政发动群众的工作。边区政治部主任符竹庭（番号414）经常带部队来商河县内活动，打击敌、伪、顽军，支持我们的工作。除此外，还经常留下齐丁根营长带两个主力连（七连和五连，又名七小队和五小队）配合我们的工作，在群众中威信很高。商河、济阳边界上有名的陈罗战斗，消灭了好几十个日寇。由于日寇的报复，翌日大批的日、伪军在坦克的掩护下，早晨就赶到沙窝翟家又打了一天，我们的部队坚决抵抗，使敌、伪受到很大损失，我军英勇顽强，爬到日寇的坦克上往里填手榴弹，这是1940年2月（即农历腊月三十日）的事。
  五、区公所和区委会及群众团体建立，同时建立区中队商河的县、区政权和群众团体的建立，都是自力更生、边发展党员、边训练，边培养提拔干部、边配备到县、区工作。根据工作的发展，在八区、九区、二区、三区、四区，惠民城西五区、六区、济阳的仁凤区相继开展工作；随着工作的开展，区公所、区委会、群众团体、区武装（即区中队，10—30多人各个区人数不等）也都逐步建立起来。
  另外设有通信站、联络站，还建立了几个小武工队，七小队、五小队，都很灵活地开展工作打击敌伪军。
  六、1939年冬县委书记常中方同志调走。他虽然在这里工作时间不长，但作了很多工作，培养了不少区、乡干部，他良好的工作作风，给人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后来王宗仁当县委书记，他工作有魄力，会团结同志、联系群众，会做工作。
  1940年7月李逸民县长调离，另有任用。地委决定王宗仁同志担任县长，他在工作中有大胆泼辣的长处。决定我当县委书记，我工作时间不久，没有经验，只有依靠有经验的同志帮助，靠上级党的指示，按政策办事，严守党纪国法，相信和依靠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我勤勤恳恳，不分昼夜的工作，即使家中有事也没影响过工作。如黄家屯的敌伪军包围我村，将我村群众和我父亲韩良田一起带到据点里关了几天，吃饭喝水都很困难，没有水喝就喝自己的尿。1940年家中存的粮食被偷走了，养的一头驴子也被盗走了。1941年夏天我胞弟在反扫荡中被日寇惨杀。记得我村两次被烧房子，把活人锁到房子里烧死，其中有二十来岁的韩风东、四十来岁的韩永和等人。有不少村都有类似的情况。在此情况下也只能及时的安慰群众。日寇的侵略，中国不知有多少平民被惨杀。
  1942年3月（这是我回忆的时间）我们县遭到日寇的铁壁合围，鸿沟岗楼分割封锁，我们县和全国解放区一样，缩小了活动区。干部集中了，地区缩小了。上级决定调走王宗仁县长、王瑞峰秘书等同志，王权五又从部队调回地委，地委又派王权五回到家乡任县长，兼县大队长。派王权五来当县长很好，他有社会关系便于搞统战工作，他可以用他的长处发挥作用。便于打游击，有利开辟新地区，我们就此发展新区工作。
  我自1940年7月任县委书记以来，就兼任县大队的政委，有时随军队活动，多数时间在地方做支部工作。
  七、在1942年我县大队和政府都住在藏、范村一个户家。黄家屯的敌伪估计我们住在那个圈内，但不知在那个村，日寇一个班、伪军一个中队，队长张克功出来扫荡，从这个村边过去的，转了一圈未找到我们。回黄屯时又从这个村边走过去，有一个汉奸的自行车坏了，倒回来在我们的大门口住下，把步枪、歪把子机枪、小炮放在大门两边。敌伪都在坝子上休息，我们估计敌人一定要到院内找工具修车子，我们即抢先，分大门、屋上和小门三路一齐冲，一出大门发现机枪、小炮，扛着就跑。打的敌伪狼狈不堪，我们留下一个班掩护，转移到德平那边去了。过了两道封锁沟，叫伪军放吊桥后打枪，实际是表示他们阻挡。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安全转移，并获得这样大的胜利，这充分说明了军民鱼水情和伪军的关系。为此，我们给伪中队长写信，说明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今天的手榴弹未全部拉线，是给你们留的面子，望今后多联系。
  八、我们作伪军工作最有成效的还是建立的有黑红点的好恶簿。好坏分别对待，坚持作好两面乡村政权的工作，由反革命两面派转变为革命两面派，利用民族战争这个最大的特点，争取伪军抗日，做好事。
  1.黑红点好恶簿。经常对伪军宣传：汉奸都是中国人，他们的好坏，我们都有记载。作恶记黑点，作好事记红点，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抗日必胜，日伪必败，到那时算总帐，谁都逃不了。好有好报，恶有恶果。
  2.争取不作恶的汉奸，打击死心塌地作恶多端的汉奸。对教育不改的死心汉奸，公开揭发他的罪恶事实，想尽一切办法消灭他、打击他，再大张旗鼓地宣传，只要你不改恶从善，其下场就是如此。小张家据点王存重是田三秃子的干儿子，是最坏的中队长，他的据点设在我们中心地区。把我们二区毕队副打死悬首示众。其中还有最坏的小队长。我们下决心消灭他，头次在徐太院村埋伏，他未上钩。第二天，又在小唐家埋伏。我们的区长去程家催粮，叫村干去据点报信。刚出太阳，王存重带一个中队来了，在小唐家的埋伏打上了，很快把王存重和最坏的
  那个小队长，还有五个伪军都打死了。伪军仓皇逃回据点，我们追到据点上，见伪军固守待援，就转移了。田三秃子带大批伪军来增援，也未找到我们，只好带着他干儿子王存重的死尸到城里开追悼会去了。
  九、统战工作
  从工作开始我们就遵循统战工作的原则办事，抗日战争是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是全中国各族人民的事情，所有赞成抗日的人都要团结。抗日多一个朋友就少一个敌人。统一战线是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任何人都不能忽视它！韩文山、王权五，过去都给国民党办事的，但他们都是有正义感和爱国思想的人，经过我党一段时间的工作，认识到只有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正的抗日队伍，所以他们决心一下，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在党的团结帮助下，始终表现很好。他们对上层和知识分子，小学教师、学生大量的参加工作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如徐新三、杜武臣、王工一等等一大批人员都是在这时参加革命工作，充实到县、区、乡的领导班子中去的。
  当时的口号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保家卫国，没有国就没有家。当了亡国奴，就是作奴隶，做牛马，没有人身的自由。只有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能振兴中华。
  十、1940年以后，边区年景不大好，又加上敌、伪、顽的横征暴敛和破坏，部队吃饭很成问题。我们就一面打击敌人，一面抓农业生产，主力部队组织了二、三十个骡马驴的运粮队，队长杨有成，天天夜里到商惠公路以南驮
  运粮食，这是当时商河县人民对抗日工作的一大支援。
  我们的一切胜利，都是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和各级党委的具体指导下，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所取得的。同时在抗日战争中深刻地体会到，一时一事都不能脱离群众。每日吃饭、穿衣都要群众供应，袜子、鞋子都是群众供应，自己一间营房都没有，住的是群众的房子，盖的是群众的被子。送信带路、侦察敌情，破坏铁路、公路、电线、挖道沟等，无一不靠群众协助去办。打起仗来也要靠群众掩护。现在回忆起来，那时的工作必须实事求是，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否则就会犯错误，就会失败。
  任何时候想起我们那些艰苦奋斗、英勇奋战、为党为人民而光荣牺牲的同志，就十分怀念他们！
  作者简介：张凤伍，原名韩泰俊，曾用名韩秀清，1912年生。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商河县委宣传部长、县委书记，商惠济三边县委书记等职。1985年1月22日病逝。逝世前系四川省政协常委。